迷失在1966(长篇小说·下部)

◎ 毛  茛   

三十二

钟文敏神甫和唐毅中神甫被逐出教会后，在外面租房子住了下来。像其他几位神甫一样，他俩已失去了舒适的住宅、财产积蓄和每月的工资，连投亲靠友的门路都没有，遂与居委会的牛鬼蛇神为伍，靠下苦力自谋生路。

两人都四十四五岁，正当壮年。但对搞体力劳动来说却是半途出家，要练就出下苦力的无产者的铜筋铁骨还需经历一番磨难。刘义在工地上碰见他俩的时候，两人已先后锤过道渣，上过载，上砖瓦厂挑过砖，两张脸都晒脱了皮，手和肩上磨起了老茧。

劳动锻炼已使钟文敏神甫在舒适的独身生活中渐渐发福的身体消瘦了一圈。钟文敏神甫虽然管理香蕉林、在农场参加劳动，但一年下来总共也不过几周时间，而且有益身心，不成其为负担，与现在的劳动不可同日而语。他身体结实多了，身上的脂肪转换成能量在汗水中耗竭，肌肉不再松弛，皮肤晒成蟑螂般的红褐色。他像年轻人一样穿着果绿色的圆领汗衫，上松紧的青短裤，下苦力的人穿的草鞋。相比之下，唐毅中神甫的西式短裤和凉皮鞋就显得有点不合潮流。尽管凉皮鞋已经破旧，里面没有套袜子，西式短裤也用一根鸡肠带扎着。他上身穿着件黄卡叽翻领外套，从袖笼接缝处拆卸了衣袖当背心穿，膝盖上套着护膝。

钟文敏神甫虽然在穿着打扮上比唐毅中神甫更入流，但却要阴沉得多。唐毅中神甫古里古怪，戴着一副知识分子的眼镜，皮肤也好像拒绝变成劳动人民那种颜色，再怎么也晒不黑。但他脸上挂着笑容，和周围的下苦力者有玩笑开。钟文敏神甫则一副忧郁的面孔，他和别人保持了一段距离，连话都难得说上一句。

他还惦记着黄秋云。黄秋云被抄家、批斗的时候，他已被看守起来。黄秋云心脏病发作，躺在床上等死这段时间，他和其余几位神甫一块集中关押，接受审查。他获得释放的时候，黄秋云已去世两个多月了。黄秋云虽然是地主出身，但她的死或多或少也是受了教会、特别是受了他的牵连。

有关黄秋云的死，他已从别人那儿听到一些。但他还想了解更多的细节。一般认为黄秋云是因心脏病发作致死。但是钟文敏神甫说她有高血压，可能是高血压导致的中风，本来是有救的。即使是心脏病发作，要是能得到及时抢救，也不致于会送命。

黄秋云在床上躺了一个星期，没有人看护，没得到任何医疗救助，就是一个普通的病人也会被活活拖死。一些在批斗中没有当场毙命的牛鬼蛇神就是这么事后送的命。刘义和刘芹去她房间里的时候，她已神志不清。但钟文敏神甫认为她头脑是清醒的，明白事理。黄秋云是名教徒，一生都奉献给教会。使钟文敏神甫不能释怀的是，她死的时候没接受临终圣礼。

有关“神甫的婊子”的指控，钟文敏神甫也听说了，在审查中曾作为一条罪状要他交代。他温和地加以驳斥，那是毫无根据的胡说八道。“做圣饼的夹子，你是知道的。”钟文敏神甫说，第一次露出笑容。“并不像他们说的那样是残害婴儿的刑具。另外，我也不是什么帝国主义的走狗、特务。那些信件，他们翻译得完全走样了……”

“那是我们学校一名高六六级学生翻译的。”刘义说。“他根本不懂法语、拉丁语。

“他肯定不懂。那都是解放前的信件。它们后来都交给了专案组。”

钟文敏神甫必须根据译件提供的材料交代自己的罪行。他当然不知道谁使用D和Z的代号。专案组的人也让神甫互相检举、揭发。刘义已从一些教徒哪儿知道，主教大人与专案组最合作，揭发教会阴谋，检举、揭发别的神甫立了功。教徒们对他早已失去信任。但钟文敏神甫对此却未置一词。

“我要是特务政府早把我抓起来了。”他说。

这话最有说服力。但钟文敏神甫在专案组面前却不能用它为自己辩护，不能说所有神职人员已接受过各种甄别，该抓的早已抓起来了。钟文敏神甫不可能是潜伏下来的特务，他也没作为特务被抓起来，但他在专案组里却承认、交代了各种被指控的罪行。有档案可以作证。

他没向任何人说起自己的案情。他的话要是被别人听见了就会被理解为有“翻案”嫌疑。但是他却信任刘义。一些人认为是“本质”的东西在这里起了作用。他和刘义对事物的本来面目都发生了兴趣。刘义是个机灵鬼，只消只言片语，便能心领神会。

“我寝室里没有那种东西。”钟文敏神甫说。那种东西是指罪证展中出现的女人的口红和高跟鞋。

刘义点头，表示相信。他一直很关心这事，大着胆子向神甫提了出来。现在他得到答复，心中的疑团顿消。那两件令群众咂舌并有助于他们直观地识破宗教虚伪性的展品不用说是从某个被查抄的世俗的牛鬼蛇神那儿弄来放进那口木箱里去的。这符合他们的作风。是先有打倒而后才有罪证，而不是相反。

两人午饭后，避开别人坐在河边沙滩上。未竣工的大桥水泥桥墩投下阴影和一丝凉爽，浑浊的河水轻轻拍打着河岸。一艘火轮从上游开下来，打靠近这一侧河岸的水面上开过，细语般的拍岸声转眼被席卷沙岸的哗哗浪涛声取代。

钟文敏神甫在刘义面前已没有架子。他圆领汗衫湿透了，松紧短裤也拧得出水。他刚才上河边用搭肩帕洗了脸，脸色油亮泛红。他不像平常那么阴沉，在说出事情真相时甚至有一丝喜悦。但他心里揣着事，开朗不起来，喜悦刚刚爬上眼角眉梢，就像岸边卷起的浪花稍纵即逝。

他留学法国归来就住在教会的院子里，一生大部分时间都消磨在住宅、书斋和教堂的经台上。他在教会办的农场里参加劳动，在院子里种香蕉，用住宅后院出产的葡萄酿酒，他也拉响钟楼上的钟，和黄秋云一块烤制圣饼、浇铸蜡烛，在经台上讲道，主持弥撒，听告解，发圣体，赦免罪人，给婴儿举行洗礼，听取临终者的忏悔。他是教会的人，院子和教堂就是他的家。除了做神甫，他不知道还会做别的什么。他已学会了适应环境，就像仙人掌类植物学会适应干旱的沙漠气候一样。他的生活和教会和宽敞的走廊、安静的书斋、礼拜日的钟声、弥撒中的诵经声风琴声以及香炉里的香烟密不可分。而现在这一切已成为过去。教堂和附近的院落已被街道生产征用，院子里住着房司的职工，不信教的孩子们在走廊上跑来跑去。他从刘义那儿知道，那两棵桂圆树已被砍掉了，院子里的香蕉林无人照看。香蕉树枝繁叶茂，但却很少结果（即使结出一串青蕉，不到成熟就被人割走了），院子里的住户都在各自侵占地盘，种蔬菜。

“它们需要施肥。”钟文敏神甫说到香蕉林的时候，说。“一年或隔年一次，去年该施肥的时候就没施。”

他对香蕉林最有感情。刘义已原谅他在收获时表现出的小气。他是再也回不去了。

钟文敏神甫是农民的儿子，他也曾动过回下游老家去种田的念头。但是他已离开多年，两个老人已经去世，他与乡下亲戚已失去联系，那边的生产队没有他的一份田地。他不能回老家的另一个原因是，他的户籍在这地方，未经允许，他不能擅自迁徙。

从专案组出来，唐毅中神甫打算和他一块租房住。但是两个神甫住在一起容易引起别人注意，对专案组那方也要注意避嫌。因为专案组要查的就是一个披着宗教外衣的反革命组织。他们放出来了，但专案组还存在。钟文敏神甫拒绝了唐毅中神甫的建议，他一个人租房子住下来。刘义不知道他住哪儿，但却知道唐毅中神甫的住址。

刘义接到邀请上那儿去作客。离河不远的小街，几户人家住的一个小院落。房主人在住房一侧用牛毛毡搭了个窝棚，刚好能摆下一张单人床，一张茶几和一把竹椅。炉灶安放在住房屋檐下。公用的茅厕，篾笆折搭的棚子，遮了块破麻布，散发出臭气，与窝棚近在咫尺。那家人住的是房司的房子，但私搭的窝棚却自己收费，唐毅中神甫每月付三元房租费。

“一个教友介绍我来的。”唐毅中神甫说。“并不是人人都肯把房子租给我们这种人。”

他好像很知足，能有个地方遮风避雨就没什么好抱怨的了。他有六百多元积蓄，这是个不小的数目，但抄家时被抄走了，他就不再去想它。他的一块瑞士表也被抄走了，那还是他在法国留学时一个友人赠送他的。在几个神甫中，他的藏书最多，现在也一本没留下来。只有这件事使他摇头叹息，他对书籍的惋惜远胜于积蓄和瑞士手表。

藏书中有宗教书籍，也有文学书籍，有法文原文的，也有中文的。刘义没想到他竟是雨果和巴尔扎克的读者，他还提到一些刘义没听说过的作家如蒙田、圣西门。刘义一时惊讶得说不出话。

“那些书以后再不会有了。”唐毅中神甫说。

他不可能像刘义那样把书埋在地下。刘义想到那些呆在地下瓦坛里的黑暗中呼吸、回忆的书，他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读到它们。他拥有那些书籍，但在他尚未阅读、掌握它们之前，他就没有完全拥有，正如唐毅中神甫失去了他那些书籍却又没有完全失去一样。刘义在兴奋中想到那天晚上他匆忙读到的那句诗句：“小屋似多情意，发着柔光，竟像星辰说些什么知心话？”这是那首诗末尾一句，他多么想知道前面的诗句都是什么。

唐毅中神甫在火炉上烧了一壶开水，沏好茶，两人坐在窝棚门前的小敞坝里。他吃过晚饭后淋了个澡，穿着背心，短裤，摇着把蒲扇驱蚊。房主人家一个七、八岁的女孩在一旁站了会儿，这会儿大人叫她，跑开去了。烤晒了一天的牛毛毡窝棚像刚从锅里端出来的蒸笼般散发出热气。过去几户人家的收音机在播放着革命舞剧《红色娘子军》。蚊蚋声嗡嗡，阳沟和茅厕的气息飘浮在夜晚闷热的空气中。

唐毅中神甫不嗜烟酒，唯一的嗜好是喝茶。“我一向生活简朴，一个人开伙，用不了多少钱。”他端起搁在一张矮凳上的茶盅，吹开浮在上面的茶叶，喝了口茶，说。“我吃得香，睡得好。我只求天主保佑，不要让我生病，不要让我倒下来……”

对现在干的苦力活他能胜任。开始有点不适应，但现在已好多了。他很高兴自己已经受住了生活的考验。

“你还祈祷吗，神甫？”刘义问。

“当然祈祷。”

“你想过，有一天教堂……”

“啊，一切自有主安排。”

刘义很高兴听到他这么回答。没有谁知道今后的事。许多人好像已知道今后的事——今后永远会像现在这样子，就像一滴水像另一滴水一样——但那不是今后的事，而是对今后的想法。绝大多数人的想法。

他俩谈到钟文敏神甫，唐毅中神甫说：“他留恋过去，害怕别人的眼光，我自己多少也有点儿……他很苦恼，这还有别的原因，黄秋云的死是其中一个因素。我和他都是本堂神甫，但不知为什么偏偏选中了他。他的那些信件……我的信件一封也没留下来，早就烧掉了……他们揪住了他，他说了不少违心的话……”

“他检举、揭发……？”

“里面的人谁都写过坦白交代材料、写过别人授意你写的东西。”唐毅中神甫说。“你要是清白的就不会放你出来了。这话你知道就是了。张益生主教搞了个批判天主教、彻底和教会划清界线的声明。是他自己搞的还是专案组的人授意他搞的，我不知道，你听着就是了……专案组叫钟文敏神甫第一个在上面签名。我也签了名，所有的神甫都签了名。那当然是一份叛教声明……”

刘义不明白唐毅中神甫为什么向他说起这事。也许他就是得找人说说，哪怕是刘义这样的早已不再上教堂的年轻的教徒。他既是说钟文敏神甫，也是说自己。他的声音放得很低，弯着腰，目光盯在一点上。刘义看不清他脸上的表情。他声音中有某种东西打动了他。两人一时陷入沉默中。

“可是，你们是违心的。”隔了会儿，刘义说。

“是违心的，可是却签了名。”唐毅中神甫说，“钟文敏神甫在教友中是个威望很高的人。他不能原谅自己。灵魂得不到安宁。”

三十三

那伙下苦力的人中有居委会的牛鬼蛇神，六四年下放的知青，居委会的待业青年和像刘义这样的逍遥派学生。

居委会的牛鬼蛇神不怕暴露自己的身份。实际上他们身上就好像贴着标签，想隐瞒也隐瞒不了。他们容易暴露的原因在于他们生活在群众中；在于他们唯唯诺诺、躲躲闪闪、夹着尾巴做人的习惯与作风；最主要的一点，在于他们人到中年还四方飘泊，没有一份正式工作。

叶军人是刘义认识的最和气的一个牛鬼蛇神。他五十出头，背有点拱，棕黄色的皮肤，稀疏花白的头发，一双眼睛总是那么温和地看人，门牙前突的嘴上挂着笑意。他身体单薄，但长期的磨练已使他能胜任何繁重的体力劳动。刘义从和他一个居委会的年轻人那儿了解到，他是地主成份，解放前办过私塾，一直没结婚。他和他妹住在一起。他妹比他小两岁，也像他一样没结婚。工地上的人都喜欢拿他的名字和独身生活开玩笑，他听了只是笑笑。时间一久，刘义发现他的温和是张保护伞，就像钟文敏神甫的礼貌和客气一样，使他和别人保持一段距离。他会微笑着听你说话，不管你说什么他都表现赞成。但仅此而已。一张无形的盾牌挡在你和他之间。他从不发表意见，你也别想从他那儿打听到任何有价值的东西。

另一名地主叫陈义昌，此人身材矮小，是刘义同学的一个舅舅，也是个单身汉。在工地附近茶厂办的宣传栏上，一位业余画家临摹了一幅《毛主席去安源》。刘义看了说：“夕阳西下，他身着长衫，拿着把油纸伞走在去安源的路上……”刘义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脱口说出这番话，或许只是一时兴起吧。陈义昌在一旁称赞他有文化，他用了“夕阳西下”。事后刘义想起来吓出了一身冷汗。他把朝阳弄成了夕阳（实际上光看画面你也无法弄清是朝阳还是夕阳）。伟大领袖只能迎着初升的太阳阔步前进，怎么能说“夕阳西下”？刘义本意或许想说太阳快下山了，他正急急忙忙地赶路，而忽略了油画的象征意义。他后来想起一直都感到后怕。许多恶攻犯不都是无意中撞上的吗？值得庆幸的是，当时只有陈义昌留意他说了什么。他可能注意到了其中出的可怕的差错，也可能没注意到。他称赞刘义有文化，着重提到“夕阳西下”几个字，提醒了刘义，向在场的另外几个居委会的年轻苦力表明刘义说的没错。

牛鬼蛇神中还有伪保长、乱搞男女关系的坏分子、右派、甚至还有地道的无产者。

此人的遭遇说起来有点像个玩笑。他是专门给锑锅换底的匠人。家传的手艺，补锅，给锑锅换底，整日敲敲打打。在划定成份时，不知怎么回事给他取了个“铁砸”的名称。这样的成份已经很奇怪了，但更奇怪的是“铁砸”在写进档案时不知怎么又变成了“特杂”，再后来干脆就变成了“特务”或者“特嫌”。因为没有人知道“特杂”到底是怎么回事，取名称的人已不在其位。他自己蒙在鼓里，通知他去派出所学习他就去。他认为自己犯了什么不明不白的错误需要接受思想改造。他是一个从旧社会过来的人，结过两次婚，因没有生育领养了一个地主家庭出身的女孩，他虐待那孩子尽人皆知；另外，一个流氓无产者总还有过这样那样的越轨行为吧。他糊里糊涂地接受思想改造。当他明白自己之所以和五类分子一块参加学习完全是因为“特杂”的关系后，他才如梦方醒，要求更改成份。但是没有人替他更改，“特杂”肯定是有来头的，他必须继续学习，接受改造。在大抓阶级斗争新动向的那个时期他又不识时务地提出更改。他的行为被看成具有翻案性质，拒绝改造，顽固不化，一顶五类分子帽子正式给他戴上了。像紧箍咒一般越动越箍得紧。他只好自认倒霉，不再申诉。文化大革命一来，他也像别的牛鬼蛇神那样被揪出来，游街，批斗。他早已不干那劳什子“铁砸”了，干脆丢了几十年家传的手艺，靠下苦力维生。

命运对他就是如此不讲道理。一个没有什么文化的婆娘大笔一挥写下了“特杂”，就此剥夺了他无产者的身份。

林少勋也是名牛鬼蛇神。不过他却是刘义见过的最年轻、最快活的一个牛鬼蛇神。

他二十二、三岁，小学文化程度，出身于一个普通劳动人民家庭。他十六、七岁就开始闹恋爱，对象是居委会主任的外侄女。那女孩的一个叔叔还是派出所所长。林少勋小学毕业在居委会服务，帮居委会主任做家务，挑水，挑煤球，希望能安排他一个正式工作。他在居委会主任家里结识她的外侄女。女孩是同一个居委会的，也只读完小学，因患脑膜炎抽过脊髓，脑筋有点迟钝。林少勋在讲自己的故事时，省去女孩患脑膜炎抽过脊髓这一细节。他说她思想单纯，模样长得不错。他自己模样也长得不错。十六、七岁时就有现在一米六七的身高，白白净净的脸，浓黑的眉毛下一双炯炯有神的眼睛。女孩就是被他的一表人才所吸引，第一次见面就偷偷爱上了他。他不仅有个吸引女人的外表，十六、七岁就已了解男女风情，比一些二十几岁的傻小伙子还要成熟。他不靠书籍、电影了解男女间的爱情，他靠的是自己早熟的天性和周围的环境。他在和女孩交往以前，就受到过街坊一个少妇的引诱，和她有过几次偷情。

他描述的居委会和刘义所了解的居委会真有天壤之别。刘义说什么就不相信居委会会发生这种事。居委会的存在就是为了杜绝这类事情的发生。十六、七岁和女人发生关系无异于天方夜谭。这种事情纵然发生，要躲过群众的眼睛、不受惩罚也是不可能的。

林少勋说他恨居委会，恨居委会的干部，恨自己的父母没出息。但他在和女孩闹恋爱期间，心里还没有恨。居委会主任那时对他还很信任。她是个孤人，没有儿女，领养的一个儿子也是残废。她在居委会群众中口碑不好。但林少勋的殷切和忠诚却感动了她，她答应招工单位一来要人就安排他一个学徒工。

“我一直以为那孩子很老实，没想却是一条盘在身边的毒蛇！”居委会主任后来说。她发现他的险恶用心后态度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转变。这孩子太阴险了，她差点被他的伪装所蒙骗，差点给他安排了一个工作。她还说了许多让林少勋现在想起来都感到气愤、脸红、伤感情的话，像小流氓啦、骗子啦、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啦、不撒泡尿照照自己是什么东西啦、有其父必有其子啦，等等。林少勋的父亲年轻时干过风流勾当是事实，但那是在解放前，那时像开旅馆栈房那样公开开着妓院，他父亲嫖妓（林少勋一个居委会的人说他母亲就是他父亲在妓院里认识的），而他却是恋爱，纯洁的爱情。那时他还没和女孩发生关系。

女孩的父母、居委会主任、甚至派出所所长都出面干与了这事。但女孩本人却像喝了迷魂汤一般执迷不悟。她表面顺从了一段时间，过后又偷着和他约会。当她父母以为风声已过，再不会有什么事了的时候，却发现女孩怀孕了。

孩子已经六个月，不能堕胎了。女孩比他大两、三岁，当时已满过十九岁。她父母和居委会主任立刻替她物色了一户人家嫁了出去。娶她的男人是个三十岁的单身汉，在毛巾厂上班，是那种出身虽好但不好说媳妇的人。

女孩的父母和居委会主任本想告林少勋强奸罪，材料已经写好了，奈何女孩死活不愿签名、不愿出面作证，结果只好以流氓罪把他抓起来。他未满十八岁，判了两年劳教，出狱后在居委会接受管制。他希望有个正式工作的愿望永远化为了泡影。

居委会群众有人认为他很冤枉，有人也认为他道德败坏，罪有应得。持这种观点的多数是家里有大闺女的家庭妇女。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他也起来造走资派的反，控诉居委会主任和派出所的走资派对他的迫害。但他毕竟是被判过刑的人，不能算作无辜受害的群众。有人对他的造反派资格提出质疑，他很快就被踢出了组织。

“居委会是个霸道的地方。”林少勋说。“你要是有个亲戚是居委会主任或别的什么干部，你不愁没有工作；你要是有个叔叔或舅舅是派出所干事（更不用说所长），你日子就更好过了。”

他儿子要是活到现在已经四、五岁了。但可惜却在未满一周岁时死于一场高烧。他那时还在狱中服刑。

她仍然爱着他。不久前他在附近区镇赶集，碰见过她一次。她见他就脸红，目光直直地看着他。他要是要她，她会不顾一切地跟他走。但是他没说一句话，转身走开去了。

他现在又在闹恋爱，对象是茶厂的一名女工。

他俩不是一个居委会的。女孩是茶厂招的季节工，每天乘茶厂接送工人的木船过河。他指给刘义看过，但在坐得满登登的一船女工中，刘义看花了眼，没弄清是谁。

女孩已喜欢上了他。但目前这事还瞒着她家里的人。他俩有过约会，她带了一个朋友一路。他那段经历，她可能已有所耳闻，也可能还一无所知。他没在她面前提及，是因为拿不准她抱什么态度。因此他俩刚开始的爱情还有漫长的路要走。

他有一副男高音歌喉。每天下午五点左右，当茶厂的木船打工地下方的河面上驶过时，他便在河岸上放声歌唱。不管歇没歇稍他都要唱，有时把担子也撂在一边。河岸上响起他嘹亮的歌声：“画眉落在八角笼唉，八角笼门锁重重……”或者：“大理三月好风光，蝴蝶泉边好梳妆……”这样的歌曲他只能唱上一曲，声音虽大，但却不能尽兴。有时他突然唱出几句抒情曲调：“我的青春像小鸟一样不回来，我的青春像小鸟一样不回来……”旋律还在空中回荡，他已收了声，引项高歌：“我们是毛主席的红卫兵，从草原来到天安门，无边的旗海红似火，战斗的歌声响入云……”

叫春鸟。赐给他这绰号的是搭档李易如。此人三十多岁，晒得黑黑的脸上长着麻子，颧骨上有道伤疤，轻轻一撇划向耳垂。他是刘义见过的年龄最大的知青。

李易如还是一名处男，但并非一名禁欲主义者。他和林少勋一块谈论女人，毫不隐讳他的性饥渴。一天中午，几名茶厂女工在离工地不远的河滩上游泳，他一双油亮的贼眼瞅着其中一个身材丰满、穿着红色泳装的女工，说：“水灵灵嫩呵呵的，要是让我搂着睡一觉，我甘愿出一个月的工钱！”

他俩常常拿两个神甫的独身生活开玩笑。对别的牛鬼蛇神，李易如能够理解。一些牛鬼蛇神独身，是因为讨不到老婆。而神甫却自愿独身，年轻时就立誓过独身生活，拒绝讨老婆。人活着为什么？信仰是什么东西？在李易如看来，神甫不啻是牛鬼蛇神中最奇特、最不可理喻的一个品种。

对两人的玩笑，唐毅中神甫以他一向的处世态度一笑置之。钟文敏神甫虽然也脸露笑容，但却笑得勉强。他不喜欢这两个年轻人。两人不仅满口下流话，而且争强好胜，吃不得一点亏。

一天下午天气炎热，一个个汗如雨下。李易如和林少勋脱掉了裤衩，赤条条地在河滩上干活。他俩开了头，另外几个居委会的年轻人也如法炮制，高高兴兴地加入到裸体队伍中。钟文敏神甫见了，说：“一丝不挂，成何体统！”

烈日下的河滩不见人影，更不要说有女人路过了。因此在李易如和林少勋看来，钟文敏神甫是多管闲事，他的指责除了说明自己是个迂夫子或伪君子外毫无意义。

郑班头和他俩一鼻孔出气。他拉班子之初，两人就跟随他左右，什么事都抱成一团。他也认为钟文敏神甫迂腐，都沦落到这种地步了，还要自视清高，这也看不顺眼那也看不顺眼。他毫不隐瞒自己对钟文敏神甫的反感。在船舱里下载是较轻松的活，大伙挨着轮子转。但轮到钟文敏神甫的时候，却派了别的人上船。钟文敏神甫问是怎么回事，郑班头说：“是我派的工，你要干就干！”

装上大鹅卵石的担子用“丢包”的方式一段一段传到坡岸上。距离都是仔细划分好的，把坡度也考虑进去了。每个包口两个人，位子轮流着转。这天林少勋和李易如在上一个包口，接钟文敏神甫和赵右派的担子。包口在最陡的坡段上，相距十四、五步。林少勋接赵右派的担子，他让他多送两步，自己退到划定的包口后面。赵右派是个不得罪人的人，吃得亏打得拢堆，叫他多送两步他就多送两步，好像他没有累得汗流浃背，气喘吁吁，担在肩上的不是一两百斤重的担子。但钟文敏神甫却坚持把担子放在原来的包口上，拒绝承认他俩划定的包口。

两人针对的主要还不是赵右派。因此，当一连几次钟文敏神甫不理不睬，把担子照旧往原来的包口上放时，李易如突然发作，大声喝道：“你他妈的装什么蒜！吃不下这碗饭就给我滚！”

钟文敏神甫放下担子还在喘息，他看着李易如，没作任何分辩，把手中的扁担一摔，说：“好，我不干了！”

他脸色难看地从刘义身边走过，朝河滩走去。大伙都停下来，互相看着，没有谁说话。

几分钟后，钟文敏神甫拿上饭盒，肩上扛着篮子，朝渡口走去。

 三十四

看着钟文敏神甫沿着河滩走开去的身影，刘义想他不会再回来了。他听见李易如在上面说：“一个牛鬼，还想装得有骨气！”

但出乎刘义预料的是，事隔两天，钟文敏神甫又回到工地。刘义在早班渡船上碰见他。头天关饷，他起初以为他是上工地领工钱的，但看看他脚下搁着的篮子和盛午饭的饭盒，就明白是怎么回事了。唐毅中神甫坐在一边，冲着刘义笑了笑。刘义很高兴他能回来。

这得归功于唐毅中神甫。当时大伙都觉得李易如和林少勋做得太过分了，违背了下苦力的人所遵行的公平原则。唐毅中神甫得到一部份人的支持，他出面去找郑班头，表明他要是让钟文敏神甫走，他们就去找甲方，另拉班子。唐毅中神甫平常有说有笑的，但在和郑班头的交涉中几句话就使他软下来了。郑班头表示要钟文敏神甫走不是他的意思，他当时不在工地，是事后听说的。他负责向李易如、林少勋打招呼，保证今后不再发生类似的事。得到承诺后，唐毅中神甫又去做钟文敏神甫的工作。

“他没有必要赌气。”唐毅中神甫对刘义说。“没有必要把担子一撂说我不干了。目前除了这活他没有别的活好干。他首先得考虑生存，得咬紧牙关挺住……”

唐毅中神甫对郑班头说的话并不只是威胁，他完全能够办到。“不过这样一来就好像造了郑班头的反，”唐毅中神甫说。“他不会善罢甘休。我不想把事情弄僵，只要钟文敏神甫回来就行了。”

郑班头原来是搞公安工作的，因在男女问题上犯了错误，被开除公职，劳改过两年。照说他也是一名牛鬼蛇神。但是他在公安队伍里呆过，和一般的牛鬼蛇神不同，就是现在公安局里还有他的朋友。他能够拉班子，持有居委会、街道的介绍信，一般的牛鬼蛇神很难办到这点。他在政治上没犯错误。他只受过行政处分。他隐瞒和否认他在劳改队里呆过两年的事实。公安人员被判刑最后沦落到与牛鬼蛇神为伍，这样的事例绝无仅有。因此他竭力与一般的牛鬼蛇神划清界线。他对待牛鬼蛇神的态度，就好像他是受公安局之托来监管他们的一样。

他鄙视牛鬼蛇神，但又离不开他们。他班子里一半苦力都是由牛鬼蛇神组成。他们听话，服从指挥，不惹事生非，对工钱不刨根问底。他们是些社会渣滓，没人要的人。他替他们找到工作，他们应该感激他。他并没从他们身上榨取本该属于他们的那份工钱。

吴祖兵是刘义一个居委会的年轻人，市民中逍遥派的学生。上次关饷他就发觉郑班头在吃大伙的钱，但奈何拿不出证据。这次他多了个心眼，从一开始就把起了多少载、每载多少吨位、起载的人数仔细记了下来，然后他又去找甲方的验收员，查明他开出的路段、每吨石头的单价，等等。他没事声张，到关饷那天他已心中有数。他让郑班头照工资表发了工资，一声不响地领到他那一份。过后他拿上那份明细账目找到郑班头，不但索回了自己被勒扣下的那份工钱，而且还额外地得到一份。

郑班头不是那种凶恶的、蛮不讲理的人。只要你足够精明，像吴祖兵那样有心眼、有胆量，他不会吃你的钱。但牛鬼蛇神没有一个是精明、有胆量的。他们领到郑班头发给他们的那份工钱已经知足了，没有人去找他。

郑班头替自己辩护说，他吃的是国家的钱，不是苦力们的钱。相反，他带领大伙高高兴兴地赚国家的钱。

他，郑班头，给验收员送烟送酒，让他开票时多开路段，多配几个点工。大伙明白，随着水涨水落，段路不是固定不变的。开多少路段，配多少点工，完全是验收员一人说了算。郑班头这么做，纯粹是为了大伙的利益。他为大伙牟了福利，自己却没多装一分钱腰包，等等。

他和大伙牟的另一项福利是和船上的人勾结起来少装载，也就是说不装够吨位。这福利是双向的，也使船上的人获益。他们装得越少付出的劳力就越少，来回跑的趟数就越多。他们往船舱里灌水，把重量压在船头，验收时多叫几个人站在船舱一侧把吨位标压到和水平面齐平。二十五吨的船有时连二十吨也没装上。船老板和郑班头都很满意。当验收员一走，两人互相敬烟，笑嘻嘻地站在船头嘀咕，你就知道他们这次又揩了国家的油，让国家吃亏了，又分别为自己手下的苦力牟了福利。

一共有两艘船。一艘二十五吨，一艘二十吨。工地上的苦力和二十五吨的关系最好，他们在船上蒸饭，在船舱里午休，和船老板有玩笑开。

刘义发现船上的苦力也在私下计算自己该得的工钱，并且在这只有六个人的小集体里也有牛鬼蛇神的存在。

那人四十多岁，络腮胡，长相英俊。单看外表你看不出是个牛鬼蛇神，还以为是劳动人民的典范，纯朴的无产者。运动员一般的身材，浑身肌肉发达，别人两个人才能抱起的大鹅卵石，他轻轻一抱便抱起来了。他络腮胡总是刮得干干净净，下巴腮帮上留下一片青色的胡茬。平常他不多言语，别人说话时总是安静地坐在一边。他穿一条红裤衩，有时也像别人那样脱掉裤衩一丝不挂。当他蜷缩肢体安静、赤裸地坐在船舱里的舱板上时就像一尊下苦力者的健美的雕像。

船老板各方面都好像是用和他相反的材料塑造出来的：矮肥，丑陋，黄桶腰，橡皮袋一般下坠的肚囊，浑身的赘肉看上去像个圆滚滚的肉球。他不穿裤衩，腰胯上围着块遮羞的毛巾。但坐下来的时候，羞处还是从叉开的两腿间显露出来，像十二三岁的男孩那样细小。他喜欢谈女人，猥亵，不知羞耻，和李易如不相上下。但在钱财上他却是个很精明的人。

午饭后，船老板坐在后舱桅杆一侧的舱甲板上修补渔网。那人从挂在舱蓬上的一个布口袋里取出个小本子，拿在手里翻着朝他走过去。他在他身边蹲下来，咳了声嗽，和他嘀咕了几句，把本子递过去。

船老板背对船舱，盘腿而坐。他调脸看看他，没接他递过去的本子。

两人低声说着话。那人仍旧蹲着，身体的重心移到靠船老板这侧的腿上，手里拿着翻开的本子，要船老板看上面记下的东西。天气炎热，他刚在河里洗了澡，头发湿漉漉的，但光裸的背脊上已挂着汗珠。太阳晒不黑的肌肤，臀部裤衩遮住的部位肤色更浅。船老板什么也没穿，一样赤条条，遮羞布垫在屁股下，肥胖、蜡黄的身体冒着汗。

船舱这头的人都听出两人是为工钱的事。船上发工钱比工地上迟一天，午饭前才发下来。他拿到的工钱和他账目上记的不一样。他去找船老板是下了点决心的，他从河里上来站在前舱擦干身体时往那边乜着眼。他不喜欢那个人或不喜欢自己要做的事。以前也有过这样的事，他都忍了下来。但这个月船老板为集体牟的福利比哪个月都多，他被剋扣的工钱也就格外引人注目。

坐在船舱这头的一名船工撑起身，穿过船舱走过去。他光裸着身体，在他俩旁边一点站下来，叉着两条腿。两人已争执起来，不过仍然压低了声音。那人不知提到了什么事，船老板突然火起，抬高了桑音说：“你是什么东西？国民党的兵痞！我现在不和你说，我们回去找领导！……”

他们不是野班子，是市航司管辖下的工人。航司的领导自然站在船老板一边。他说这话时，怒目圆睁，肥厚、乌紫的嘴唇溅着唾沫，腰胁上的赘肉都抖动起来。一个舱里的人都看到了。使刘义惊讶的是，那人一下就泄了气，像只斗败的公鸡，不说一句话，站起身来走开去。走到船舱另一侧，脸别向一边，往河面上望着，手里攥着那个惹事的记账本。

船老板还在生气，还在骂骂咧咧地说过不停。“你他妈的想造反了，敢来找我算帐！你说我吃了你的钱我就吃了你的钱！”他冲着他的背影，一脸的愤怒。“我不吃别人的钱，专吃你一个人的钱。你不服气，是不是？等国民党反攻大陆那天找我算帐吧！现在还是共产党的天下，你翻不了天。你可以找领导反映，说我吃了你的钱，骂了你是国民党的兵痞！……”

刘义不知道一个国民党的兵痞算不算牛鬼蛇神。但历史不清白、有污点却是人所共知的事实。他的表现与一名牛鬼蛇神无异，胆小怕事，一遇别人揭老底就哑口无言。他徒有一副堂堂男子汉的外表，一句“国民党的兵痞”就像骂一个女人是偷人的婆娘一样，使他顿时威风扫地，连起码的脸面都不能维护。当他万分尴尬地从船老板身边走开去的时候，刘义都替他脸红。

刘义从他身上看到与吴安宁老师如出一辙的东西。所谓透过现象看本质完全可以用在这两个人身上。一种来自骨子里的懦怯。吴安宁老师倘若不是出身剥削阶级家庭，他不至于那样痛哭流涕，当众出丑；同样，这人若不是国民党的兵痞，也不至于如此失态，丢尽脸面，以他超凡的体魄和普通劳动者的作风他完全可以轻而易举地制服那条肥猪。

刘义想到自己也是个胆小怕事的人。吴祖兵去找郑班头的时候曾约过他一块去，他怕惹事生非，找借口推谢了。

他干了二十六天活，拿到一百一十七元工钱，四元五一天，他已经很满足了。没有任何地方能拿到这么多的钱。上砖瓦厂挑一天砖瓦也只能拿到两、三块钱。他不知道郑班头吃了多少，那不关他的事。他甚至认为郑班头真的为大伙牟了福利。

他觉得很累。他起身离开船舱走下跳板时，还感到膝盖酸痛，那儿的筋腱好像受了伤，在膝盖骨内侧，一迈步就隐隐作痛。今天上午轮到他发包，担着一百七八十斤的担子小跑着穿过颤巍巍的跳板，一趟接着一趟，不知跑了多少趟。他现在还累得不行，就像刚刚放下担子那样感到喘不过气。

他穿过沙滩，朝坡岸上走去。工地上大部份苦力吃过午饭都到上边的铁路涵洞午睡去了。刚竣工不久的涵洞，还没铺设铁轨，木板夹出的那段空间宽敞得像大厅，再热的天气里面都凉飕飕、冷浸浸的。一天午睡醒来赵右派发现自己胯裆里湿了一团。李易如对林少勋说把湿纸贴在睡觉人的脚心里能使他遗精，两人便用赵右派作试验，结果验证了这一说法。

刘义没上涵洞去，他爬上河坎，往一侧荒草地上走了一段路，在一棵樟树的树荫下坐下来。

凉风拂面，他安静地坐着，眺望河面，眺望河对岸低矮的瓦房、码头、通往河边的石梯以及岸边停靠的船只。天空没有一丝儿云彩，紫色的山影在烈日下矗立。河对岸什么地方传来敲击船板的声音，咚咚咚，敲一阵，停一会儿，接着再敲。码头一侧的河滩上前几天上载时一台机床滑下跳板砸死了一个人。正午时分，工地上一部份人乘船过去看了，一个年轻的苦力，结婚不到一个星期，脑袋压扁了，用麻袋搭盖着，尸体躺在那儿派人通知他家里的人去了。同一天在河边上还发现了一具尸体，被钢钎捅穿的无名死尸。打捞上来送火葬场火化了。下游河岸边已陆续发现了好几具死尸。

下方河面上出现了一艘打渔船。船上有一男一女，女人划桨，男人蹲在船头收放渔线。船逆水而上，水面平静，女人划几下桨又停下来，让船缓慢前行。她穿着件红汗衫，乌黑的发辫搭在身后，看上去很年轻，男人打着赤膊，浑身晒得油亮。他把坠着鱼饵的线不断从水里收起来。筷头般粗细的麻绳，上面像根须一般坠着一截截挂着鱼饵的尼龙线，他一边收起来一边放进水里，有的下水前重新穿上鱼饵。刘义希望他能有所收获。他已看了一会儿了。打渔船从二十五吨木船后面过来在亮闪闪的河面上掠过长长的一段距离，还没捉到一条鱼。有时可能就白忙活一场，一无所获。但他这么寻思的时候，一条活蹦活跳的黄辣丁被提上船头了。

一艘木船张着风帆贴着岸边驶过来。船上的人收了桨，坐在掌舵的艄公脚踏板下的船板上，两人在玩扑克牌，其余的人在一旁观看。一个在船舱里戽水的船夫把戽斗搁在船帮上站下来往河岸上望。船头激起浪花，发出哗哗的水声，桅杆顶上飘着面三角旗，兜满风的帆千巴万补。刘义目送他超过打渔船，驶过前面桥墩，朝上游驶去。

河对岸大桥一侧的沙滩上隐约传来孩子们的闹嚷声，看得见散布在沙滩上、浅水中的黄褐色的裸体。刘义已过了一个夏天都泡在河滩上的年龄。

他仍旧觉得累。他听见说话声，调头望去，上涵洞午休的人转来了。他看着他们从小路下去，穿过沙滩，才起身跟了上去。

 三十五

刘义在工地上劳动的这段时间，双方的战斗仍在进行。红色兵团阴谋破灭，被支左部队缴了械后，他们撤出市区，分散在江北和下游各厂矿坚持战斗。红色方面军乘胜挺进，相继攻克了各个据点。战火在本市扑灭后，又随着一部分外逃的老保往L市蔓延。

刘义在工地上上班，每天都能听到消息。除牛鬼蛇神外，下苦力的人都偏向于造反派。郑班头也是一有机会就表明自己的造反派观点，好像他劳改两年也是受了谁的迫害似的。船老板是名造反派，加入了红色方面军。他自己吹嘘，前段时间曾参加过街头战斗。不过瞧他一身肥肉，没有人相信他的话。当他说到自己所谓的战斗经历时，刘义不禁哑然失笑。

船老板很以本单位、本系统的“大渡河战斗队”为荣。他们由船工、放筏工、抬洋松的苦力组成。能与抬工队一比高低、在群众中享有同等声誉的，惟有“大渡河战斗队”

“大渡河战斗队”的声誉是逐步建立起来的，不像抬工队那样一举成名。在攻打江北和下游各据点的战斗中，他们担任主攻，群众才对他们刮目相看。他们驾驶火轮撞沉了老保的驳船。他们更擅长于水上作战。在江北河面上打响的那场有五艘火轮和三艘驳船参战的水仗中，红色方面军指挥部头头亲自坐阵指挥，双方互相冲撞，战士们站在船头手持钢钎、长篙打打杀杀。围观的群众站满河岸。

他们也与抬工队联合作战，乘坐木船、火轮在下游河滩上登陆，直扑老保窝点。他们身上一个明显的标志就是穿着救生衣，亮着太阳晒黑的手膀子。他们的战斗力是那么旺盛，一天半天甚至几个小时便攻下一个老保盘踞的厂矿。有时他们几支部队同时登陆，相互呼应，给老保一个措手不及。

他们打死了人就往河里扔。有的顺水冲走了，有的在河滩上被发现。红色兵团战士已失去了斗志。新来的解放军不支持他们。没有解放军的支持谁都不能维持下去。在大渡河战斗队的进攻面前，他们草草抵抗一阵便放下武器。也有不顾死活进行顽强抵抗的，但大势已去，经不起大渡河战斗队一击。

被俘的红色兵团大小头目和骨干分子受到批斗、关押。各厂矿办起了学习班，清算老保的罪行。还有片区学习班、市学习班，搜罗有知名度的老保。有人被通知到学习班学习，就此便音讯杳无，像蒸汽般蒸发掉了。在街上见得到失踪者家属张贴的大字报。但贴出来不久便被撕掉了。偶尔也看得到一个群众围观的寻找失踪者的女人。

造反派群众并不关心失踪的老保和半疯癫的家属。他们关心的是在整个武斗期间老保门对造反派战士和群众所犯下的令人发指的罪行。红色兵团老保枪杀俘虏，用各种法西斯刑法折磨造反派战士，他们强奸妇女，割掉女造反派战士的双乳，剜掉造反派战士的眼睛……

被剜出的眼珠浸泡在富尔马林水里，一男一女两名红色方面军战士站在十字路口一张办公桌上把玻璃瓶抱在胸前或双手平举让群众观看。

“广大的无产阶级革命派战友们！广大的工农兵群众！”身穿白短袖衬衣、留着短发、脸上汗涔涔的女人说。“你们看见的是一只人的眼珠，不是猫或狗的眼珠。它是活活从一个造反派战士的眼眶里剜出来的！他还很年轻，只有二十三岁。他是我的兄弟，也是你们的兄弟。请你们记住他的名字——张卫红，记住这苦难的一幕……他在战场上受伤，被红色兵团俘虏。他们不但没送他去医院医治——我们虽然仇恨老保，但出于革命人道主义精神都把受伤了俘虏送医院治疗——反而用酷刑折磨他，剜掉他的眼珠！广大的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战友们！广大的工农兵群众！什么人才干得出如此伤天害理的暴行！只有法西斯、国民党！他另一只眼睛也被弄瞎了。他再也看不见蓝天和白云，看不见我们这个充满阳光的美丽的世界！再也看不见慈母的脸庞、战友兄弟姐妹们亲切的笑容……但是，他能看见我们战斗，我们胜利！他在注视着我们。他失去双眼的脸膛殷切地朝向我们。他要我们替他报仇！要我们这些还有一双明亮眼睛的造反派战士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毛主席周围，团结在无产阶级司令部周围，彻底打败老保，打败、踏平红色兵团！现在他们中的一部份死硬分子——其中就有剜掉他双眼的凶手——跑到L市去了，和当地的老保勾结在一起，继续为非作歹，迫害造反派战士和革命群众。他在看着我们，所有付出生命和鲜血代价的无产阶级革命派战友们在看着我们……”

在“武装支援L市的无产阶级革命派战友”、“踏平红色联盟”、“血债要用血来偿”的口号声中，女人双手把瓶子举过头顶。

刘义没想到人的眼珠会有这么大。他站在人群中间，强烈的阳光和玻璃瓶上折射的光线令人眼花缭乱。瓶口有个玻璃塞子的医药用瓶。眼珠有黑有白，圆溜溜、滑腻腻的，上面缀着筋筋绺绺像脂网般的东西。它在摇动的水中像水母般地飘浮起来，打了个调，好像看了在场群众一眼，接着坠落下去，俯瞰水晶般发光的瓶底世界。

一男一女从办公桌上下来，手捧瓶子，在人群的簇拥下穿过十字路口朝东侧大街走去。最热心的是孩子们，他们站在围观人群的最里边，这会儿又像一群蝌蚪般前呼后拥地跟上去。

工地放假一天。刘义刚从市中医院出来，医生替他针灸后他感到膝盖的酸痛好多了。他往前走去，捉摸那眼珠是怎么保存下来的。老保们剜掉眼珠不可能放在富尔马林水里保存起来以留着纪念，被忘掉眼珠的造反派战士也不可能自个儿保存下来以便给战友们提供老保的罪证。一种可能是它被剜出来后扔到一边，事后被人捡了起来。不过会扔到一边吗？保存下来真是个奇迹……那会多么痛苦啊，刘义闭上眼睛，想象几根鹰爪般的手指伸向自己的眼球。拿着瓶子的女人或许是那名造反派战士的亲姐姐，或许也是一起的战友，以兄弟相称。她旁边还有伙自己人。想激起群众对老保的仇恨。已经够仇恨了……要是把受害者张卫红本人拿出来展出就更叫群众信服了。

刘义想到他读过的一张大字报。张贴在军分区斜对门的院墙上。以一个母亲的名义写的。那位母亲在卫校读书的女儿被一伙身份不明的人抓走，几天后家里人见到她尸体。她死前受到过非人的折磨，遍体鳞伤，面目全非，乳头也被割去了。她没说她女儿参加的是哪派组织，她控诉的是造反派还是保皇派的罪行。但刘义却相信自己读到的东西真实可信。

大街上贴着有关L市战况报道的大字报，过路群众驻足观看。同一个专区所辖地，这边的战火刚刚扑灭，那边的战火又烧了起来。或者说，这边的火扑灭后发现那边的火烧得正旺。战斗一开始就带有现代化的色彩。红色联盟老保们占领了军工厂、枪械库，他们率先动用了步枪、机关枪……

造反派战士心连心。在L市造反派处于弱势。到处听得到武装支援L市的呼声。人人都关心L市造反派战士和群众的命运。甜食店里那个胖乎乎的女服务员就是武装支援L市的最最热心的支持者。

几天的晚上，刘义在学校门口碰见王名安。后者上附近甜食店吃醪糟粑，他拉刘义一块去。“我不知道为什么喜欢上醪糟粑了。”他高兴地说。“每天晚上我都要偷着溜出来吃上一碗。”

刘义知道王名安喜欢吃醪糟粑已经有段时间了。他喜欢吃的东西不少，像鱼皮花生米啦、什样卷啦、卤肉摊上的卤鸡肠子啦，等等，但对醪糟粑却一往情深。他们驻守民政局办公楼的时候他享受不到这种口福。他甚至担心自己再也吃不上醪糟粑了。一名主动参战的本校初六七级的同学被打死的时候他曾发出这种伤心的感慨。现在他们已从驻守地回到学校的集体宿舍。胜利带给他喜悦之一就是能一个人溜出来吃上一碗醪糟粑。甜食店里胖胖的女服务员已和他很熟了。“煮两碗，多放点糖。”他说。

铺子里没有别的顾客，他俩在进门一侧的桌子上坐下来。女服务员把盛上水的锑瓢搁在灶火上，勾上白糖，大半勺醪糟，用勺口捣碎，在锑瓢里搅匀，开沸后，再把手中的糯米团一小块一小块扯进区。

女服务员三十一二岁，白白净净的脸，白短袖衬衫里挺着对丰满的乳房。她是一名造反派群众。刘义和王名安吃醪糟时，她在一旁说到甜食店过去不远被戮死的那名造反派战士。

王名安朝刘义眨眨眼，他用话把她引到这事上来的。“你听吧，很精彩。”他说。“她喜欢说。她还出面去认过人……”

那是在老保第一次占领期间发生的事。她说起来就像昨天发生的一样。她并不想控诉老保的罪行，而是把亲眼目睹的一桩凶杀案说出来，加以客观报道。那天店铺没关门，照常营业。对此她解释说，她们是集体所有制单位，要做一个才有一个，不比国营店铺可以关门大吉。店里有几个老孃，她们害怕，没敢来上班。她不怕，一个人来了，还把九岁的女儿也叫了来。她丈夫是名造反派战士，就在这一带参加战斗。他们家在教堂前的街道上，相比之下店里可能更安全。她让店铺照常营业，并且还招徕了顾客。

她往外望去，看到的是一个和平的世界，跟她平常看到的没有什么区别。街对面的百货商店关着门，过去不远的学校大门没有人进出。但街上仍有来往行人，附近一些居民也还呆在家里。店铺已开了十几年，她还是姑娘时就在这儿上班。这是她熟悉的天地。她想不会发生什么事的。她心里很平静。街面上变得空荡荡的，已过了两、三个小时。顾客来来去去，她生意不错。就是那时，也还有对夫妇模样的人进店里来买发糕，一个老太婆拄着拐杖提着网兜打门口经过。那男的说红色兵团的人打不过来。她也相信他们打不过来。

不断有红色方面军战士从店铺前经过，朝教堂那头走去。有零星的，也有列队的，见她开着店铺，有人还朝她笑、朝她挥手致意。附近一带的店铺早已关门，她独此一家，似乎显示了某种信心。而她本意则只是让铺子照常营业。一直都有嚷嚷声，时断时续。但那次的嚷嚷声有点不同，他们都听出来了，就像远处的堤坝决堤了一样。那时大约下午三点半钟，铺子里除了她和女儿外，还坐着街坊上一个老头。后者坐在进门这张桌上，朝街面上看着，手里捧着从家里带来的茶盅。她女儿呆在柜台里，一声不响地倾听着，脸色发白，不断拿眼睛看她。她心里一点不慌，嚷嚷声过来了，就是看见红色方面军的人往后撤到这一带，她也一点不慌乱。

她看见伤员，由别人搀扶着，一个头上血淋淋的战士被人背在背上，看见一张张汗湿的面孔，激动，慌乱，闹哄哄的武装人群。她没看见她丈夫，大概在混乱中走过去了。她不相信红色方面军就这么吃了败仗，这么快就败下阵来，红色兵团的人真要打过来了。大队人马后面跟上来的是小股队伍，提着钢钎小跑着打店铺前经过，匆匆忙忙，没有谁看她一眼。中间出现了间隔，像切断的水流，街面上一个人影也没有，接着又有人跑过来。

她听见几个人的脚步声从那头跑过来，噔噔噔噔，就像在田径场上赛跑一样。一个人飞快地从店铺前跑过去，几个人贴着街檐像阵风似的跑过。她后来知道一共是四个人，三个红色兵团战士一个红色方面军战士。可她当时觉得就像一群人在跑动。几只撕咬扭打狂奔的狗，从门口一闪而过，撞击在前方十多米的店铺的板壁上。

她跑到门口去，看见钢钎举起来戮下去。她想她看见杀人了，在光天化日之下，近在咫尺，围成一团，都戴着藤帽、穿着汗湿的背心或工作服。那人靠着板壁倒下去了，还在挣扎，有人补了他一钢钎。她张着嘴，发出啊啊啊的干嚎声。她看见几张脸朝她调过来，看见了拔出来的滴血的钢钎，才知道自己发出声音来了。几张涨红或铁青的兽类的脸，就像有束光线落到上面，刹那间她看得异常真切。她说不出一句话，双手举到嘴边。那几个人气呼呼恶狠狠地瞪着她，从她身边跑开去了。

那人已倒在血泊中一动不动了，嘴里冒着血沫，一双眼睛还朝她看着。

“他是搬运站的工人，我丈夫的一个朋友。”女服务员说。“我们都认识他，才二十四五岁……”

“你女儿和那个老头怎么样？”王民安提示她。

“哈，丫头躲在柜台下，吓得尿裤子了，我找到她时候还缩在那儿直打哆嗦。”女服务员说。“她不敢去看捅死的人。我和老头去看了，他没说一句话，转来照样喝他的茶。”

她一直记得那几张面孔，用她的话说化成灰她都认得。不是桥联队的人，也不是雇佣的农民。胜利后她四处去寻找他们。他们为什么要杀死他？当时他已失去了抵抗能力，那不是战斗而是地地道道的凶杀。红色方面军的人带她走进一个个学习班去认人。但那几个人就像噩梦中出现的幻影，醒过来再也找不着了。

“我们学校请她去作过报告，控诉老保的罪行。”王名安说。“她相信那几个人跑到L市去了。要把他们抓回来替死难烈士报仇，只有上L市去抓。老保还在那儿为非作歹，她想起来就心头不安。她是武装支援L市最热心的群众之一。她把事实上升到理论的高度。她在报告会上说，要是让老保掌了权，劳动人民就会吃二遍苦，受二遍罪……”

L市的造反派战士和群众已被红色联盟撵出市区。王名安说，据目击者讲那种大撤退的群众场面就跟电影《南征北战》里的差不多。目前他们已面临断粮的威胁。红色方面军支援L市行动的第一步就是用武装押送的大驳船给他们运去粮食。

两碗醪糟粑王名安没掏钱。他知道刘义挣了钱，让他掏。“你一月挣了那么多，怎么身上都是些角角钱？”两人从甜食店里出来，王名安说。

 三十六

刘义走进市新华书店。他没有书要买，顺路进去看看。

书店里设有红书台。桌布搭着的台面，搁着石膏像、主席著作、语录。石膏像有大小几种型号，整整齐齐地排列着。后面伫立着两名身穿白涤确凉短袖衬衣的妙龄女郎。

一侧的书架上搁着马恩列斯著作的精装本和简装本。《反杜林论》、《哥达纲领批判》、《国家与革命》、梅林著《马克思传》。也搁着两报一刊社论、文件、中央首长讲话的单行本。

文学类书架上摆放着不足二分之一格的书和小册子。《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鲁迅选集》、《母亲》、《在人间》、《艳阳天》、《李自成》等。都不是新出版的书，库存的底货。书的代表。

墙上挂着出售的版画。毛主席检阅红卫兵，伟大领袖和他亲密战友林副主席身穿军装站在天安门城楼上，马恩列斯毛的半身像，工农兵学习主席著作，英雄人物的画像，样板戏的剧照，盛大欢庆的节日，井冈山会师，去安源的油画翻版……一个带孩子的女人挑了两幅，女服务员按编号从玻璃柜里给她取出来，卷成筒状，用细麻绳系好。女人走到柜台前去付款。

一个四十多岁的机关干部模样的男人在红书台前买了尊半身像，一只手捧在胸前朝门口走去。刘义跟在他后面走出书店大门。他跨上停在门口的一辆自行车，一只手掌龙头，一只手仍然把石膏像捧在胸前，像捧着个婴儿似的小心翼翼地下了人行道的台阶，登走了。

人群熙熙攘攘，穿着夏日的服装。男人穿着圆领汗衫、背心，也有穿府绸衬衣、涤确凉衬衣的。几个下苦力的年轻人打着赤膊从人群里走过。女人穿着胸前有两道褶子的一字领衬衫。白涤确凉、白府绸，也有花布衬衣，青丝裙。女孩头上护着刘海，戴着压发圈，别着发夹，橡筋绳或红头绳扎着长辫子。她们穿青布鞋、塑料凉鞋，偶尔也有穿带袢皮鞋的。男人脚上大多数穿着泡沫塑料凉鞋。

大街上没有机动车辆开过。自行车打着铃铛在人群里穿梭。开过去一辆三轮摩托车。“群专”的巡逻车，上面坐着背着步枪戴着红袖章的群专人员。“群众专政指挥部”设在市图书馆底楼和地下室，由原来的“文攻武卫”改名过来的。群众的专政。被抓进去的小偷、盗贼、流氓、投机倒把者、收听扩散敌台者、有反革命言论者……见面礼便是一顿痛打，无一人能幸免。那里面的口供都是打出来的。有时夜深人静行人会听见地下室里隐约传来的惨叫声。里面也关押着老保的头目和骨干分子。

百货公司柜台前站着购物的人群。刘义从一道门进去，经过卖布料的柜台、卖床单被单的柜台、卖肥皂香皂牙膏牙刷的柜台、卖缝纫机自行车的柜台，兜了一圈，从另一道门出来。卖布料的柜台和卖缝纫机自行车的柜台前站着长队，有戴红袖章的老头维持秩序。新到的粘胶布、化纤面料不收布票或一尺布票购三尺，二尺七宽的门幅，九尺布可套着裁两条裤子。刘义听见一个女人对另一个女人说。新到的上海产蝴蝶牌缝纫机和飞鸽牌自行车吸引来了更多的购买者。十张购物卷购买一部缝纫机，十二张购物卷购买一部自行车。轮子从柜台前站到大门口，再拐过弯，尾部拖到人行道橱窗那头。

有卡轮子的，立刻引发了争吵。从一大早站到现在，一个个都火气很旺。戴红袖章的老头把那人从柜台前拽开去了。一对年轻夫妇开到蝴蝶牌缝纫机的发票，从人群里挤出来，高高兴兴上百货公司的库房去提货。

刘义倒左手走进附近一条小街。这儿开着一家茶馆（破四旧期间曾关闭了一段时间，现在又开张营业了），是倒买倒卖粮票和各种证券的投机倒把者活动的场所。他还没走到茶馆门口，便有人拦住他，问他要买什么。此人四十多岁，鬼鬼祟祟，大热天也穿着中山服，说话时一双眼睛往四周看着。

“粮票。”刘义说。他知道自己很安全。群专只抓投机倒把者，有时市管会的人也抓。

“有全国粮票、省粮票、本市搭伙单……”

“我买搭伙单，多少钱一斤？”

“六角。”

“贵了。”

“你买多少？”

“二十斤。”

又有一名投机倒把者踅了过来。那人碰碰刘义的胳膊，把他领进旁边一条巷道里，避开同行后，问：“你出多少价？”

“四角五。”刘义说。

“五角，”那人说。“你添五分。”

刘义知道市价，搭伙单只值这么多。

“好吧，买给你。”那人说。“我一分钱没赚你的，瞧你还是一个学生哥。”

从巷道里出来一名中年妇女。那人让到一边，等她走过去后，才解开中山服纽扣，从缝在里子上的一个布口袋里掏出一卷票证。他在冒汗，中山服背心里已湿了一团，汗腻腻的头发，身上散发出一股汗馊味儿。

“前段时间他们打得起劲，顾不上我们这些投机倒把者，生意好做。这几天又盯得紧了。”他说，抽出两张十斤的搭伙单递给刘义，一边接过刘义递过去的十元人民币，从裤兜里找补了一元。

搭伙单是刘芹叫他买的。刘义还在吃三十二斤口粮。平常勉强够吃的中学生口粮自从他干上重体力劳动后就不够填饱肚子了。家里缺粮，都买黑市添上。搭伙单只能用作上粮店购米，并搭配粗粮，比全国粮票、省粮票便宜。

还有另一类投机倒把者也聚集到这条小街上。电影院门口和附近一带卖瓜子、花生、茶水的小商小贩，携带着各自的行头，多数是上了点年纪的妇女和半大的孩子。刚才群专和市管会出动的时候，他们像一群惊弓之鸟慌慌张张从大街上躲到这地方来，这会儿看看风头已过，又陆续回到各自的经营点。

刘义在电影院门前碰见几个学校的主义兵。其中一个高六七级的临时充当红色方面军指挥部头头的警卫员，替他背盒子炮。他们此时出来逛街，在一个老妇人的瓜子摊上一人拿了包瓜子，老妇人问他们要钱，那个充当警卫员的说：“跟我们走吧，到市管会给你。”他们几个磕着瓜子笑着走开去了。老妇人在一旁干瞪着眼。

电影院在上映《红灯记》。广告栏上贴着剧中人物的大幅剧照。李玉和身穿铁道制服手举引路红灯气宇轩昂，李铁梅手把长辫身著红装英姿飒爽。本市画家的作品，临摹得有点走样，但革命的气魄勾画出来了。

不是第一次上映《红灯记》。几部样板戏轮流上映以满足群众接受革命传统教育的需要。

刘义在橱窗前碰见雍右派的儿子。穿着件圆领汗衫，往橱窗里瞧着，好像很感兴趣的样子。总是一个人东游西荡，刘义从来没见过他和一个朋友一路。他心里好像揣着什么高兴事，一个人埋头走路时也常常脸露笑容。他调过脸来看见刘义，笑了笑，走开去了。这笑并不意味着打招呼。他没认出刘义，只觉得应该笑一笑。他不想得罪任何人。刘义看着他走开去的背影。他身上可没有气魄这种东西。邋里邋遢的圆领汗衫下是一副瘦弱的身架。

他生存得不好，这不能怪他。刘义突然对他生出一丝同情。他想到守夜人方中亮对他说过的话。

刘义转过拐往前走。街对面就是那幢他和王名安曾经上去过的居民住宅楼。那天下午晚些时候它被红色兵团占领，坚守了两天两夜。刘义又在楼顶上看见了梁丽，和战友们一块扔砖头石块。还是那么漂亮，英姿飒爽，不爱红妆爱武妆。

撤离的居民现在已回到了那幢楼房。楼道上有孩子们跑动的身影，走廊上晾晒着被单衣服。和平也同样降临张家苑一带的废墟和仍在修修补补的破瓦房中。

消防队门前的宣传栏前站着一伙读布告的人。宣传栏不知从何时起变成了张贴布告的地方。新旧布告都有，既有本市的，也有附近县、市的。每天读者不断。

刘义喜欢读布告，就像他喜欢读大字报一样。这种兴趣早在他读中学一年级时就培养起来了。他读过各种各样的布告，记忆中的案例已可汇编成册。布告读过后有种不舒服的感觉，但他还是要读，从不放过一张。不管在哪儿只要看见布告张贴出来，他便会站下来从头读到尾。

布告总是在公审公判和游街示众后张贴出来。有时也在公审公判和游街示众的同时张贴出来。虽然站在公审公判台上和站在刑车上的人胸前挂着牌子，写明了犯什么罪，姓甚名谁，但读布告时你却无法把见过的面孔和上面的姓名联系起来。因此你读到的好像是另外一些人，发生在另外一些地方的事（读外地的布告就更不用说了）。你看见一个五花大绑胸前挂着牌子背心里插着长长的斩标站在刑车档头上的恶攻犯或杀人犯，你却无法在布告上找到他。你注意别的东西去了，可能已漏掉他的姓名和所犯的罪行。他在公审公判会上亮相，向群众展出，就像厨师把烹饪好的菜肴端上餐桌。他或者面如土色、灵魂出窍、浑身瘫软要身边的武警战士或解放军战士押解着才不至倒下；或自知大限已到，难逃一死，反而镇静自如。事后你能回忆起的就是这些情景，回忆起低垂的脑袋，长长的斩标，雄赳赳的解放军或武警战士，以及汽车马达的轰鸣和笼罩在看似热闹的人群上方的岑寂。你也可以跟到郊外的荒滩野地或公路旁边看执法的过程，目睹罪犯脑袋开花，陈尸荒野，某个急需衣穿的无产者当众剥光还是温热的尸体的衣服。你看到和读到的不是同一的东西。布告只管宣判，温和而有条理，体现的是政策和法的精神。

红叉代表一声枪响。可能打红叉在前枪响在后，但读布告的时候，你觉得先响了枪后再打上的红叉。此人已经伏法，不复存在。红叉代表一个结果，然后才送公审公判会场。有时一张布告上有一两个红叉，有时有七八个之多，十多个的也非绝无仅有。红叉的多少似乎并不遵循什么规律。罪行下面有“不杀不足以平民愤”这一条。因此布告好像是在向群众汇报自己的工作，让群众放心，满意。

同一条罪状在不同时期、不同布告上量刑也不一样。强奸罪可能判五年十年，也可能打上一个红叉（强奸未遂罪打上红叉的事也在布告上出现过）。投机倒把罪在五.一节前可能判两三年，在十.一前则可能判五六年。收听扩散敌台罪在本市布告上判七年，而在同一时期县城的布告上则判十年。恶攻罪有判十年、十五年的，也有判无期或打上红叉的。惟有对反革命组织头目量刑标准一致，无一例外地打上一个红叉。

布告会考虑罪犯的家庭出身。在姓名、性别、年龄、民族之后便是家庭出身这一条。不是每个罪犯都公布他的家庭出身，无产阶级家庭出身的罪犯往往就把出身这一条略去了。你读到一个没有家庭出身的罪犯其实也就知道了他的出身。倘若把他的出生公布出来：某某出身于无产阶级家庭，就好像是对无产阶级的不敬似的。对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罪犯布告却很乐意把他的出生公布出来，并且还根据案情作简要、精辟的分析，指出出身和家庭影响与犯罪之间的必然联系。出生可以作为加刑或减刑的筹码。布告给人这样一种印象，好像无产阶级家庭出生的人都不会犯罪似的，犯罪的都是剥削阶级家庭出身或普通劳动人民家庭出身的人。

刘义看见吴安宁老师从一张布告前走开去。穿着和尚领汗衫，蓄着比一般人长的头发，一副颓废相。他从看守所里放出来后，就再没参加组织活动，不再是一名造反派战士。当初他错误地估计了形势，以为又一场反右运动来了（刘义从邓久连表叔那儿听到过类似的言论），他已充分暴露，充当了跳梁小丑、急先锋，面对法的制裁他才不惜名誉扫地也要端正态度。吴安宁老师不懂法，现在他自由了，并未身陷囹圄，但当初那种令他胆颤心惊、将被绳之以法的绝望之感想必还像颗石子似的硌在那儿。法令人难以捉摸，只在布告上露一露脸。形形色色的案例也许能给他指点迷津？

刘义把眼光调过来，读一张几天前贴出的本市布告。上面第一个被打上红叉的是一名杀妻犯。令群众震惊、在本市已家喻户晓的一桩案例。

布告上略去了罪犯的无产阶级出生。此人三十八岁，下游一家工厂的工人，红色兵团的一个小头目，与同组织的某寡妇勾搭成奸，为了达到与该寡妇结婚的目的，遂起杀妻之心。他愚蠢而又恶毒地把一枚揭了盖的手榴弹绑在床头，把拉线拴在卧病在床的妻子的头发上，他妻子一翻身手榴弹便炸响了。事后他伤心地哭泣，妄图制造有人往他家里扔手榴弹的假象。要杀害他这样一个老保自然是某个丧心病狂的红色方面军战士啰。此事发生在红色兵团得势的时期，曾经闹得沸沸扬扬，直到红色方面军当权后他才被抓起来。布告自始至终好像在揭发红色兵团的罪行。

刘义这次能把布告上的名字与罪犯本人联系起来。该犯在刑车上就已灵魂出窍，一脸乌黑，就像放了几天的死尸的颜色。

一张毗邻城市的布告上，一名恶攻犯被判了十五年。刘义自从说了那句“夕阳西下”后，就很留意布告上的恶攻犯。其中年龄最小的十六岁，最大的七十八岁，什么出生都有，但写明的只有剥削阶级出生。本质决定论，所有的布告如出一辙。刘义可以替自己辩护说他是无意的。但布告不会考虑你是有意还是无意，它只会考虑你的出生……“夕阳西下”带有明显的恶攻色彩，该犯因其出生剥削阶级家庭对党和毛主席怀有刻骨的仇恨，反动气焰嚣张，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

事隔多年，刘义仍很庆幸当时听到他说这话的是一名牛鬼蛇神，而不是别的什么具有阶级斗争觉悟的人。

 三十七 

刘义的印象中，军分区抢枪事件就是发生在那个时期。不过时间要往后推迟一点，第一次武装支援L市（几艘武装押送的驳船运去粮食和枪支弹药）之后。天气已经转凉，人们已穿上灰蓝色的服装。

倘若退转去几个月，红色方面军的人说什么也不敢上军分区去抢枪的。那么做无异于虎口拔牙，或者说自投罗网。红色兵团的人倒有可能去抢枪，并且成功地把抢到手的枪支弹药拿出大门，就像现在红色方面军的人所做的那样。

时间变得对红色方面军有利。支左部队进驻该市后，他们所死保的“王、张、赵”已接管本市大权，其中的赵兼任军分区第一政委。内幕不是普通群众能了解的。据说中央文革还为此下达了文件。

在抢枪事件中担任主角的不是本市红色方面军战士。虽然抬工队或大渡河战斗队最有资格担当这一角色，但真正出面的却是从C市来的造反派战士。就像本市老保跑到L市和当地老保联合作战那样，C市的造反派也跑到本市来与本地的造反派协同作战，出面干本地造反派不便干的事。C市造反派是赫赫有名的“威虎团”，一个个都是提刀弄枪的好手。

他们三人一组从军分区大门里出来，穿过几十米街面，进入原市政府大院。刘义从没见过这样的三人组合体，他们个子都好像经过了挑选，一米七以上的身高，身架都很结实，理着小平头，有的戴着帽舌拉得低低的军帽，像军人一样在中山服或军干服的腰上扎着皮带，穿着起脚的球鞋或解放鞋。中间一个背着枪支，三八式步枪和半自动步枪。一边一个紧贴着他。三个人好像融为了一体，某项竞技的三人组合，从大门出来，同样的步伐、节奏，好像踩着舞步一般。他们要想不这么走也不行。三张太阳晒黑的脸，又严肃又悲壮，就好像他们在出生入死，穿越火线，随时都会牺牲生命那样。他们同时也气势汹汹，狂暴，不可阻挡。走在两边的人一个端着上了刺刀的枪，一个手里高举着揭了盖拉环套在小指拇上的手榴弹。这三人一体在舞步的带动下，旋风般地从看得发呆的刘义身边闯过。

围观的群众都站在一边，把道路让出来。街面上没有一个行人，道路畅通无阻。骑自行车的人到了这儿都下了车，推着车贴着人行道走，或站下来加入围观的群众中。群众或默不作声，或窃窃私语，兴奋、激动，都暗暗认为这是自己生平所见的最不可思议的事件之一。

军分区大门两侧站满了人。人墙向街面上延伸，切断街面，划出道弧线，一端接到对面人行道上。就像一个弯曲的瓶颈，瓶口正对着敞开的铁钎子大门。那儿门柱一侧有一名解放军战士站岗。他不放一个老百姓进去，却让“威虎团”的战士自由出入。

刘义没看见放下枪支后往回走的“威虎团”战士。他们有去无回。只出场一次的群众演员。刘义就不能想象他迎面碰上的那个三人组合体还会再来第二次。它已属于那一瞬间的显现。那样的组合和出神入化的临场发挥不可能重复，只能有一次。

新的三人小组每隔几十秒或一两分钟出现一次。从大门外就可以看见他们从长长的通道那头转过拐来。整个军分区大院里见不到一个人影。他们顺着通道快步走来，或一路小跑着过来。两旁女贞夹道，梧桐树在三合土地面上投下荫影。这时他们还松松垮垮的，没有紧挨在一起，有人还拉开了一段距离。但一接近大门，他们便三个人站成一排，并且把刺刀、手榴弹亮出来。只有一个门岗守卫的大门好像是一道需要突破的封锁线，他们要防止那个门岗或别的什么人的突然袭击。门岗当然不会袭击他们，他一动不动，一手持枪目不斜视。门外的群众更不会袭击他们。但他们却进入了角色，三个人紧靠在一起，表情凝重，怒目圆睁，越过大门，以锐不可挡之势进入人群的夹道中。

有的三人小组也扛着弹药箱，扛着冲锋枪、轻重机关枪，L市老保们所拥有的武器，造反派都应该拥有。群众理解这点。群众也理解，他们并非冒着生命危险把枪支弹药从军分区的枪械库里弄出来。再愚蠢的群众也知道，没有默许和暗中支持和幕后协商，任何人或组织都休想从里面哪怕弄出一枪一弹。但群众却装糊涂，愿意相信他们是凭借胆量、勇气和不怕死的精神把武器弄出来的，愿意相信他们完全有必要亮出刺刀、手榴弹，气势汹汹，如临大敌，摧毁任何可能出现的敌对力量。

刘义到达现场，幕布早已拉开。他站下来看了十分钟，戏就收场了。最后上场的是一小群“威虎团”战士，他们扛着枪支弹药匆匆跑过，就像一伙搬运工人，已觉得没有必要组成三人小组了。四、五箱弹药，一挺重机枪，三挺轻机枪，二十来支步枪，也有人手持武器在一边警戒。他们跑过去一会儿了，站在大门外的群众还在朝里面张望。

围观的群众四散开，填满了中间空出的街面。刘义走在人群里，脑子里还在回想迎面闯见的那个三人组合体。紧绷的脸部肌肉，咄咄逼人的目光，像踩着弹簧般跳跃的步伐，那三位一体一次次朝他奔来。他当时没弄明白他们在干什么，忽然来到他面前，身后掀起一阵风，他躲闪及时才没被撞翻在地。本地造反派说什么也没有这种威风。全省闻名的武斗之花，军分区的枪械就应该由他们来抢。

两派使用钢钎、棍棒、石块砖头进行的原始战争已成为历史。L市那方从一开始就动用了步枪、半自动步枪、手榴弹，这会儿又在动用高射机枪、轻重机枪和迫击炮了。那儿传来的消息牵动着每一个造反派战士和群众的心。一封以一个牺牲的造反派战士的女儿的口气写出来的“L市来信”成了街头巷尾群众议论的话题。它以大字报的形式张贴出来，揭露老保们犯下的各种罪行，使读的人落泪。

群众总有可读、可看的东西。他们的好奇心永远需要满足。抢枪事件结束不到十分钟，军分区斜对门离街口不远的人行道上又围起了一群人。

一个女人的歌声从人群里传来，吸引着更多的群众去围观：“春季到来柳枝长，大姑娘窗下绣鸳鸯，突然一阵无情棒，打得那鸳鸯各一方……”

这不是宣传队的街头演出。这样的歌声已很久没有耳闻。听的人互相看看，脸露笑容，朝人群走去。

“夏季到来荷花香，大姑娘一夜梦情郎，”女人的歌声继续唱道。“血肉筑成长城长，我愿做当年的小孟姜……”

歌声清朗，富于感情色彩，唱完一段歌词还唱出过门，发出嬉笑声。刘义站在一棵梧桐树下，踮起脚尖瞥见了女人的脸。她二十五、六岁，矮矮的身材，穿着件花府绸衬衣，扎着短辫子，头上戴着翠绿的压发圈。她已颠三倒四地唱完这首歌，正高兴地笑着。人群已围得水泄不通。几名小观众爬上了梧桐树。

“再唱一首！”有群众说。

女人又唱起来，但仍然是这首“四季歌”。

“唱别的！”

女人坚持唱完第二遍才停下来。歌声在过门中结束。接着，不等邀请，又唱道：“阿哥阿妹情意深，我和阿哥打秋千，秋千荡在晴空里，阿哥啊……”

她唱完这首，又马不停蹄地唱起《洪湖赤卫队》上的歌曲：“洪湖水呀，浪呀浪打浪呀，洪湖两岸是呀是家乡呀……”

“她这儿有问题。”有人说，指指自己的脑袋瓜。

“没问题敢唱这种封资修吗？”

“你说她疯了她还记得这么多歌曲，声音也很好……”

“她在宣传队里呆过……”

“她是L市那边的人。”

“她肯定受了点刺激。”

站在刘义身边的一伙群众已围成小圈子，纷纷议论起来，对女人表示同情。说她来自L市的那个五十多岁的穿青灯草绒上装的男人说，她是个造反派，男人被红色联盟抓去枪杀了，她从此便疯了。那人还说，她有个兄弟和她一路，去找过红色方面军指挥部，指挥部相关负责人替她作了安排。她现在身无分文，无家可归，回不了L市了。目前像她这样从L市流落到本市来的造反派群众不少，都像难民一样收留起来了。

也有人说她就是本地人，家住下游一家厂矿，男人被红色兵团的人打死了。说话的人赌咒发誓说他的消息来源可靠，他本人就是下游一家工厂的工人，她精神失常以前他就见过她。

说她是L市的男人和说她是本地人的男人之间发生了争执，双方都要群众相信自己提供的消息真实可信。不同的消息却有个共同点：女人的丈夫死于老保手中，不管是L市的老保还是本市的老保都应该对此负责。

群众不可能相信她抑或就是个普通的疯子（有人就这么提示了一下，立刻遭到驳斥），更不可能想像她的丈夫可能死在红色方面军的学习班里或大渡河战斗队的钢钎下，假如他是下游厂矿里的一名普通老保的话。

她唱起了一首革命歌曲，就像街头宣传队的演出那样边唱边跳：“北京的金山上光芒照四方，毛主席就是那金色的太阳，多么温暖，多么慈祥，把咱农奴的心儿照亮……”

刘义走开去，听见她又唱道：“春季到来柳枝长，大姑娘窗前绣鸳鸯，突然一阵无情棒，打得那鸳鸯各一方……”

刘义在晚饭桌上说到这事，不知为什么他说那女人长得很漂亮。

“不对，她一点也不漂亮！”刘琼在一边说。

“你看见了？”刘义涨红了脸。

“我没看见怎么知道她长得怎样。”

“你也看见军分区抢枪了？”

刘琼当然看见了。刘义在早说到此事时，她没开腔。她和女同学一路，就站在军分区大门一侧，不但看见，而且还从头至尾数清一共抢了七百四十几条枪。

刘琼任何时候都有数数的习惯，哪怕一群麻雀飞过，她都要数出一共有多少只。

 三十八

刘义仍在工地上劳动。九月中旬发大水的时候，洪水淹没了上游鹅卵石滩，工地停了一段时间工。

工地上不断有人离开，也不断有新人加入。重新开工后，甲方换了验收员。此人拒绝收礼，照章办事，用皮尺丈量路段，不配一个点工，并且严格检查船的载重量——对起上岸来的每担鹅卵石过磅。结果再也拿不到头两个月那么多工钱了。一些年轻力壮的苦力嫌钱少不干了，上附近的工地去抬石头，留下的大多数都是老弱病残和牛鬼蛇神。

那人是唐毅中神甫介绍来的，四十多岁，一米七五以上的身高，理着小平头。他穿着中山服。蓝卡琪中山服几乎还是簇新的，干活时他脱下来，用废报纸裹好放进网兜里。他穿着蓝色春秋衫的身影看上去很瘦弱，肩胛骨突出，背也有点拱。但骨骼粗大，仍然显得结实有力。他戴着块上海牌手表。工地上除了郑班头外没有一个戴表的人。他是刘义见过的最沉默寡言的人。一些牛鬼蛇神也沉默寡言，赵右派、“特杂”你就难得听到他们说上一句话，面带笑容的叶军人也是一个难得说上一句话的人。但那人的沉默寡言却有一点不同。他喜欢一个人安静地呆着，休息时他都一个人走开去坐在沙滩上。他一双眼睛平静地看人，好像没有什么事能令他吃惊、令他发窘一样。刘义还发觉他是一个仪表堂堂的男人。

刘义第一次见面就觉得他有点面熟，但记不起自己在哪儿见过了。实际上，他从没见过他。那人身上总有什么东西吸引着他。刘义琢磨他可能是一名牛鬼蛇神。这样的年龄没有正式工作，与下苦力的人为伍，这是最明显不过的标志。他不可能是那种既不属于专政对象又丢了正式工作在居委会混日子的人，如象曾明君那种人。他更不可能是落难的走资派，因为这后一种人虽然被打倒靠边站了，但仍呆在单位上领生活费，等待落实政策甚至东山再起。他们中有的就已进入革委筹的三结合领导班子，成为百分之九十五以内的无产阶级当权派，重新回到领导岗位上。百分之五以内的人也呆在五七干校或某个农场里。沦落江湖的只能是这样那样的牛鬼蛇神。

他不像一些牛鬼蛇神那样一辈子过着单身汉的生活。他是一个有家室的人，不像叶军人或陈义昌那种因种种原因讨不上老婆的人。他有老婆孩子，或者说曾经有过。他曾经有过生活，有过爱情。一个有过生活、有过爱情的人你看得出来。至少刘义认为自己看得出来。他即使现在落魄了，受到命运无情的打击，落到与牛鬼蛇神和下苦力的人为伍的地步，他身上仍然具有某种与众不同的东西。

他只干了一个月，关了饷后，就离开了工地。

刘义记不得曾经见过他的笑容。他好像电影镜头中出现的一个人物，与周围的人处于不同的时空中。除了两个神甫，他不和任何人接触。他和两个神甫之间似乎有种默契，即使不通过语言交流也能互相理解。刘义想到他可能是个教友，甚至可能是某个从外地流落到本市的神甫。不过这后一种想法立刻就牵涉到户籍、粮食关系和别的一些把人像植物一样固定在一个地方的东西，而且也与刘义的先入之见不合拍。

他离开工地后，唐毅中神甫才向刘义谈到他是什么人。而在此之前，他和钟文敏神甫都认为完全有必要替他保密。因为这事说来话长，并且令人难以置信。

刘义觉得他面熟，是因为他在一个孩子的脸上见到过相似的面部特征。他也听到工地上有人叫他“秦大哥”。但听到唐毅中神甫说他就是秦睡龙的父亲后，他的第一个反应还是觉得这不可能，纯粹是天方夜谭。

“秦睡龙说他爸爸已经死了。”这是他想到的第一句话。

“这是他妈对他说的。”唐毅中神甫说。“她说他死了的时候，他正在狱中服刑。”

刘义仍然觉得难以置信，摇着脑袋。“这么说他刚从里面放出来？”

“他六五年上半年就刑满释放了。”唐毅中神甫说。

“你是说他出来两年多了，就住在本市什么地方？”

“是的。”

“他家里人知道吗？”

“知道。”唐毅中神甫说。“不过他并不受欢迎……”

“不让他回去？他们不是一家人？”

“他们夫妻已离婚。”

“可他是秦睡龙的父亲。秦睡龙肯定不知道这事。”刘义说。“他要是知道他爸爸还活着会多么高兴！”

他和唐毅中神甫坐在河边沙滩上。过去不远的地方呆着工地上的人。他们在等船下载。谈话只开了个头。二十五吨船满载鹅卵石从上游驶下来了。

下班后吃过晚饭，刘义又找到唐毅中神甫租住的小屋去。

他叫秦志诚，官僚子弟，黄埔出生，唐毅中神甫说，国民党军队里的文职军官，镇反时被判了几年刑。出狱后，他在市物资局下属的一个部门找到一份工作。那时搞建设需要人才。他工作能力强，很快在单位站住了脚跟。他的问题已交待清楚，照说不会有什么事了。但不知为什么，五八年他又被逮捕，以历史反革命的罪名判了七年。

那时他的小儿子秦睡龙只有三、四岁。他大的两个女是他第一次入狱前生的，那时也还没有成年。一个老人跟他们住在一起。他们一家是在他被捕后搬到院子里来的。张卓玉在他被捕后就和他离了婚。她对别人都说他死了。了解内情的人都知道他还在狱中服刑，但也可能认为他已死在狱中。总之让别人知道得越少越好。

张卓玉在提出离婚时写给他的信中说，她会把几个孩子带好，并且照顾好老人。她是说话算数的。她没有正式工作，便靠替人理发谋生。她每天提着个人造革提包走街串巷。她挑选的都是偏街小巷和一个个院落。她不走近处走远处，临河的小街和东、南城区那一带的各个角落都留下了她的脚迹。时间一久，她便有了较为固定的路线。她自己的头发用烫发夹烫成卷发，当然只烫额头前的刘海部位，只那么一点点不很引人注目。她当时三十多岁，穿的都是解放前留下来经过改装的怪模怪样的衣服。她需要一点依托。烫发和这种怪模怪样的衣服似乎是她从事这项工作的某种外部支撑。孩子们替她取了个“太太”的绰号（那一带的人对她的生世也可能有所了解），她一出现便嚷嚷：“太太来了！”她听了只是笑笑。谁细看了都认为她配得上太太这称呼。

她收费低廉，成人一角二，小孩一角，服务上门，因此很受欢迎。她替婴儿剃胎毛，替瘫痪在床的老人理发。她的服务对象多是老人和孩子。有时一个院子就够她忙上半天。谁该理发了，谁还要等几天再去，她心里有数。需要理发的人总能及时等到她。她风雨无阻，从未错过时间，让理发店把钱赚去。

她这样干了几年，让一家人度过了困难年。后来有一天她在下一道溜滑的石梯时摔断了腿，医好后留下了残疾，行动不便，她不再出门理发了，在家里替人洗衣服。

秦志诚出狱前，派出所通知她去，问她愿不愿意让他落户。她表示不愿意，态度坚决。“我们是离了婚的。”她说。

她离婚不能说就划清了界线。她本人因其出生和所背反属的名份在居委会接受管制（能让她外出理发可谓格外开恩）。不过她和她现在这个家庭拒绝接纳他却是事实。

 秦志诚把从劳改队迁出的户籍落户到他一个叔伯兄弟家里。他出狱了，但却失去了工作，而且在劳改队里度过困难年，拖出了一身病。唐毅中神甫见到他的时候都认不出来了。他在他兄弟家里住了半年，养好了病。后来就搬出去落脚在北城区教堂教友们住的院子里。

还在他兄弟家里的时候，他就提出想见家人一面。张卓玉接到信后，一个人去了。两人在堂屋里见的面，互相打量着对方默默地流下了眼泪。夫妻一场如今已恍若隔世。她呆了不到半个小时，把要说的话说完便起身离去。

她从他那儿得到保证，他不上那边院子里露面。她让他明白，他现在已不属于他们那个家庭的一员，他对家人来说完全是个陌生、多余的人。她同意让子女和他见面，条件是如果他们自己愿意的话。

他大女儿已经结婚，有个要求进步的丈夫。二女儿已参加工作，在思想上和家庭划清了界线，搬进了单位单身宿舍。两人都表示不想见他。小儿子秦睡龙也不想见他。实际上他们没让他知道。 

结果在张卓玉的安排下，让他和自己的老娘见了一面。老人眼睛半瞎，脑筋也有点糊涂了。她是秦志诚父亲的第一任太太，和他生了两个儿子。一个跟随父亲去了台湾，一个留了下来。她和秦志诚见面时还以为见到的是从台湾回来的她时刻心念的大儿子呢。这事自然避开了秦睡龙，没让他知道。

秦志诚身体复原后，一度靠下苦力维生。他到砂石厂筛过砂，上过载，抬过石头。他在居委会仍然属于监管对象，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也像所有牛鬼蛇神那样受到批斗，隔离审查，反革命罪行上又多出一条国民党特务的罪状。他的两个女儿不认他看来是有先见之明。她俩毅然决然地拒绝把自己的命运和这样一个五类分子绑在一块。她俩当初不认他是为了和他划清界线，还没想到他像后来那样自甘堕落。

他开始酗酒，抽高级香烟，和一个品行不端的女人搅在一起。那女人是个寡妇，两个儿子都是小偷，要不是出生无产阶级早就戴上坏分子帽子了。这事已引起居委会的注意，但一时还没抓住他的把柄。是否真有其事唐毅中神甫也不能十分肯定。他的自甘堕落还在于他想通过别的途径挣钱，而不是通过正当合法的劳动。他已忘了自己的身份，丢掉了自我克制，这牛鬼蛇神赖以生存的最重要的品质。

唐毅中神甫年轻时就是他朋友，也是主持他婚礼的神甫。他找他谈过一次话。他介绍他到工地劳动就是为了拉他一把，希望他能走上一条自新之路。但没想到他干了一个月就甩包袱了。

原来是这样。刘义想到自己看人的眼光多么不可靠。他身上并不具备他赋予他的某种诗意的东西。没有诗意，没有超乎现实的东西。刘义完全看走了样。现在他甩掉苦力活不干，想必又重操旧业。唐毅中神甫没说那是什么，但刘义的猜测八九不离十。

刘义想到他见过的投机倒把者。秦志诚不可能在本地活动。他可能是那种搞长途贩运，不在本地露面的投机倒把者。

刘义替秦睡龙感到惋惜，也许不让他认这样一个父亲是明智之举。然而唐毅中神甫却不这么看，当话题转到这上面来时，他问：“你说他儿子想见他？”

回答是肯定的。刘义想到秦睡龙在市文化宫门前对他说的话。

“他最牵挂的就是这个儿子。”唐毅中神甫说。“当时张卓玉说，他也像他两个姐姐那样不想见他。”

“她是为他着想。”

“不过见不见他父亲他自己有权决定。”

“哦，学校里的事你不懂，神甫。”

“为了升学吧？可现在又升什么学呢？”

刘义一时无言以对。小学现在又开学了，但说到升学和今后的前途，却天知道是怎么回事。秦睡龙见不见他父亲意义已与先前大不一样，他已没有什么前途可以影响。

唐毅中神甫显然另有考虑，沉默良久，他说：“我去找张卓玉谈谈。我对那孩子还有点印象，胖胖的，像他爸爸……”

刘义不知道唐毅中神甫是怎样说服她的。张卓玉同意让他们父子见面。

秦睡龙为了见到爸爸什么都不追究。他天生就具备一种别的孩子所不具备的领悟能力，他甚至不觉得吃惊，好像他一直就在等待这一天的到来。见面安排在秦志诚的叔伯兄弟、即秦睡龙的四叔家里。秦睡龙一个人去的。他穿着件簇新的蓝卡琪学生服，上理发店理了发。转来，他很得意地对刘义说：“我去见我爸爸了！”

“你爸爸不是死了吗？”

“那是我妈哄我的。”秦睡龙说。“我就知道他没死。”

他看上去很快活，蓝卡琪学生服衬托着一张容光焕发的脸。他向刘义谈到他爸爸，一个很了不起的人，跟他心目中的爸爸一模一样。他送了他一本笔记本、一支钢笔、一双球鞋。

秦睡龙对他爸爸一点不陌生，好像他刚离开不久，出了次远门旅行归来，中间的空白被他一笔勾销了。他没问他爸爸干什么工作，这么多年他都去了哪儿，为什么到现在才让他和他见面。他已模模糊糊地知道一些。他什么都不用问。该他知道的他爸爸会告诉他。现在他回来了，回到他身边，他感到心满意足。他需要一个爸爸，全然不顾别人都对他说些什么。他理解并接受一切，凭的是一双内在的眼睛。这双眼睛自他三、四岁时他爸爸离开他的那一刻起就在记忆的深处凝望着。

以后有过几次见面。他爸爸带他去了山上公园和河对岸的白塔寺。星期天，秦睡龙一早出去，晚上回家，中午父子俩上餐馆吃饭。

秦志诚不像刘义想象的那样搞贩运粮票、证卷的投机倒把，他搞的是倒卖药材和别的国家统购统销物资的投机倒把。他生意做得不小。和儿子见面后，他可能也想洗手不干了。但他早已上了黑名单，受到监控，要想收手为时已晚。十一月中旬，市工代会成立期间，他再次遭到逮捕，以投机倒把罪判了八年。

父子俩短暂的蜜月就这么划上了一个句号。

三十九

那天下午秦睡龙放学回家，听到他爸爸被捕的消息，书包还背在背上，就伏在走廊上的立柱上哭了起来。

张卓玉不在家。把消息告诉他的是贺玉珍。她站在家门口，见了秦睡龙，招手叫他过去。她把这消息好像当作喜讯那样告诉他。“你爸爸被捕了。”她劈头说道，然后直勾勾地朝他看，在他脸上和眼睛里寻找这消息带来的惨重的打击。她怕他不相信，没听进去，又重复了一遍，说有人亲眼看见他爸爸在北城教堂附近的小街上被逮捕，戴上手铐，被公安人员押走。

她看见他脸色陡然间变得像纸一般苍白，身体像触了电一般震颤，眼光直愣愣地说不出一句话。他转身往回走，想回到家里，但刚走了几步就伏在立柱上哭了起来。

贺玉珍在一旁冷眼看着，当时走廊上还有另外一些人，张惠放学回来落在后面一点，也站下来在一旁观看，没有谁说话，直到张友仙走过来拍着秦睡龙的肩膀把还在伤心的他带到张三姑婆家里去。

贺玉珍当时并不知道秦睡龙的爸爸为什么事被捕的，反正他已进过两次监狱，监狱的大门总是为他这种人敞开。她并不知道他搞投机倒把，却知道他有钱。这钱来路不正，但总归是钱。他给秦睡龙置新衣服，每次秦睡龙从他那儿转来都带着东西，而且高高兴兴的。她看了总觉得不舒服。好像秦睡龙去见的不是一个劳改释放犯爸爸，而是什么有钱的大干部似的。自从她自己家里接连出了两桩令人不高兴的事后，她就见不得一张高兴的脸，哪怕这是一张孩子的脸。

曾少华的死也许还不能说是一桩令人不高兴的事。他在家里以一名造反派战士自居，仇恨自己的父母，像一匹在厩里尥蹶子的马驹把他们那个家闹得鸡犬不宁，连院子里的牛鬼蛇神都在暗中看笑话。造反造到自己父母头上来了，他这是作孽。他们母子情份已尽。平心而论，他的死使家里甩掉了包袱，没有什么好惋惜的。而且他还是作为一名造反派烈士死去的，家里得到一笔抚恤金，各单位送的幛——丝绸、呢料、涤确凉、华达呢等，几年也穿不完。但是曾明君的出走，却无论如何也不是一件令人高兴的事。他当初上山打游击的时候，她还看得到一线希望。那时红色兵团有部队支持，还有可能打胜仗。而现在大势已去，曾明君逃到了L市。他在信中虽然仍然很有信心，说他会战斗到底，要彻底胜利后凯旋而归。但从现在的形势看来，这无异于痴人说梦。他出去容易回来难。未来难以预料，这是最让她牵肠挂肚的一件事。

她现在已不再是一名红色兵团战士，已不再坚持老保的观点了，但她仍然可以监督和抑制牛鬼蛇神，对任何对牛鬼蛇神有利的东西加以限制，哪怕是种象征性的迹象也不容许发生。她在黄秋云家门口开辟出一片空地，种上蔬菜和几棵向日葵，表明她对黄秋云那间屋子（它修复后她又用一把挂锁锁起来）和延伸的这块菜地的永久性占领。蔬菜长势良好，与她自家门前那块菜地隔着厨房前的臭水坑相望。向日葵却长到深秋时节才开花结籽，而且花朵总是朝向秦家。当第一朵黄灿烂的花朵绽开笑脸朝向秦家的时候，他们家里就有了高兴的事。这向日葵花难道不是无产阶级的花？

黄秋云家与秦家之间尚隔着两户人家，向日葵花只是斜斜的朝着那个方向。但在她眼里，花朵的朝向却有明确的目标。她决心把她改造过来，朝向自己无产阶级的家。纠偏工作每早进行，它拧它们的脸，把它们弄弯腰。她女儿见了问：“妈，你在干啥？”她说：“我要它们听话，朝向它们应该朝向的地方。”

向日葵花朝向秦家背向她家还给她家带来晦气。有人想打已属于她家的黄秋云房子的主意。那是居委会一个造反派头头，他找上门来，说他一个亲戚结婚，需要房子，要她把黄秋云那间屋子让出来。她当然不愿让出来。双方发生了激烈的争吵。造反派头头把房司的人也搬来了。但是她却以曾明君在房司上班期间已把房子过户、曾少华死后她用抚恤金交了一笔房租为由挫败了对方的阴谋。对方是造反派头头，红色方面军的走卒，也引起她强烈的愤慨。她拿出一名女老保的泼辣劲，表示那人想要进那间房子的门，只能踏着她的尸体进去。她儿子牺牲，男人下落不明，她也不想活了。谁敢欺负他们“孤儿寡母”，她就和他拼命，她会拿把菜刀守在门口，谁想来尽管来吧。

她没忘记她的无产阶级出身。只有对牛鬼蛇神你才能叫他们把房子或别的什么东西让出来，无产阶级却不吃这一套。她赢得了这场斗争的胜利，不过也伤了元气，有两天没去街道生产上班。

向日葵花却似乎比那个造反派头头还要难弄。她头天把它们纠正过来了，但第二天早晨醒来一看，它们又朝向秦家，四朵向日葵花齐刷刷地朝着秦家微笑。院子里的人都看到了她的矫正工作。她像对付几个倔强的孩子那样，拧它们，骂它们，把其中一个的脑袋扭了下来。她终于想到一个彻底制服它们的办法：她找来几根竹竿，把幸存的几朵向日葵花面朝自家门口绑在竹竿上。

那几棵向日葵都没结籽。但就在它们俯首帖耳后不久，就传来了秦家那个劳改释放犯被捕的消息。

张友仙把秦睡龙从她面前带走，在她看来不是一个中立的举动。张友仙脸上的表情就好像她把那孩子从她的恶意迫害中解救出去一样。惺惺惜惺惺，她可怜那狗崽子。她，贺玉珍觉得很是扫兴。地主婆张友仙表面老实，骨子里却不服管教，反动透顶，一向暗中和她较劲。两天前，还公开和她干了一仗。照这样下去，她真要翻天了。

她居然有脸说她要嫁给那个姓敖的中医老头。

“你以为你自己还是二十多岁的大姑娘？”她，贺玉珍冷笑着说。“你五十六岁了并不像你自己说的五十三岁，你是哪年出生的我清楚。”

“我五十六岁还是五十三岁都与你无关。”张友仙说。

“你不是修女吗，怎么想到要嫁人了？”

“我是要嫁人了。”张友仙说。“而且我也不是什么修女。我已接受政府的改造，早已是个世俗之人。”

“五十六岁的老姑娘才想到要嫁男人！”她，贺玉珍啐了口唾沫，说。她恨张友仙的嬉皮笑脸和承认自己要嫁男人的厚颜无耻，气得脸都涨红了。

“没有哪条政策规定说我不能嫁人。”张友仙反唇相讥。“我嫁男人，光明正大……”

“人家不会要你这种地主婆！”

“你这么有把握，想必是他亲口告诉你的。”张友仙说。

正是吃午饭的时候，院子里的群众都到走廊上来观战，有的大人小孩还端着饭碗。战斗是由贺玉珍的风言风语和含沙射影挑起的。起因是她怀疑张友仙在敖老头面前说了她的坏话，使敖老头拒绝给她看病。敖老头这老家伙也不是个东西，平常和她有招呼打，但那天她觉得人不舒服，要他替她诊诊脉，开副药吃，他却冷冰冰地找借口回绝了。

敖老头已满过七十岁，在街道诊所上班。从诊所退出来后，在家里替人看病。他是一名天主教徒。有人说他和张友仙的事，是吴神甫从中撮合，原因是念及张友仙生活窘迫，无依无靠；也有人说敖老头女人去世前卧病在床期间张友仙受雇照看她，两人已有交往。总之敖老头开始在院子里进出，在张友仙的小屋子里一呆就是几个钟头，引得院子里的人议论纷纷。据说敖老头已开口要张友仙嫁给他。自从他女人去世后，他就在物色一个老伴。他儿女已分出去住，他一个人有房子，有积蓄，还有替人看病的收入。张友仙嫁给他，吃穿不愁，今后再不用去市场卖葱子蒜苗了。敖老头需要一个照顾他的女人，张友仙也需要一个归宿。但张友仙却觉得不能接受。“我这把年纪嫁人，别让人笑掉大牙了！”她说。“再说，我觉得他是在可怜我。”

不过在和贺玉珍开仗的时候，她又把这事承认下来了。这当然说的是气话。

在刘义家里这事也引起了议论。刘芹说张友仙五十多岁了，第一次结婚，要是这事成为事实就是她见过的最奇特的一桩婚姻。她认为张友仙不该答应，换了她来，她是说什么也不会答应的。而邹兴容却说刘芹幼稚，什么也不懂，张友仙应该答应下来。

张友仙把秦睡龙带开后，贺玉珍没有吵闹。她实在找不出一个可以吵闹的理由。她在走廊上站了会儿，也起身朝张三姑婆家里走去。

秦睡龙已停止了哭泣，但脸上还挂着眼泪。他还在不出声地抽泣，往胸膛里倒吸着气。这消息难于消化，它需要时间。但这会儿他总算安静下来了。他书包搁在一边，接过张三姑婆替他兑的一碗炒面，坐在床前踏板上低着头用汤匙舀着慢慢吃起来。

刘义对他泪水未干就端着碗吃炒面暗暗感到惊奇。他还不懂得不管秦睡龙那孩子做什么事，都与他吞下去的消息无关。那消息呼啸而来，击穿了他，又不声不响地播种下来了。

张三姑婆称他是个苦命的孩子。她看着他眼圈儿都红了。一天前他还高高兴兴地替她跑腿，拿着她的户口簿上邮局去帮她取汇款。他可能是出于礼貌不便拒绝吃炒面的。张友仙在一旁安慰他。刘义没注意她都说了些什么话，没注意她是否说了他爸爸是个好人，出了这样的事她很替他惋惜。很可能张友仙压根儿就没说这话。但贺玉珍却说她说了。她走过来的时候，张友仙刚好住了口，但她还是听到她说了那句替秦志诚涂脂抹粉的反动话。

贺玉珍走过来很可能就是为了要听到点什么的。

她向居委会、派出所揭发了这事，当晚张友仙就受到批斗。没有问讯在场的人。在这里，态度又是最主要的。

四十

小学开学后，需要代课老师，邹兴容便推荐刘芹到学校去代课，教四年级两个班的语文。

旧的教材因为有太多封资修的东西不能用，新的无产阶级的教材又还没有编写出来，市文教革委会（革委筹）领导小组便自编了一套教材作为过渡时期使用。里面有主席语录、《长征》诗词（以前中学课本上的）、样板戏的台词、中央文件摘要、新编的革命故事等等，一条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红线把一篇篇经过精心挑选的课文串联起来。

刘琼和张惠已不再做火柴盒。学校第二次复课闹革命之后，刘琼就呆在家里做饭，张惠读小学六年级。十一月份，刘义已不再去工地上班。他断断续续干了几个月的活，把工钱都交给了家里。

邹兴容总觉得钱不够用。这是因为她年轻时过惯了剥削生活。那时刘义的爸爸每月寄一百大洋回家。一块大洋就够一个穷人一个月的生活费，她从不觉得缺钱花。解放后，她当上了人民教师，是那所民办小学的创业者之一，每月工资只有八元。她每月拿八元的工资拿了好几年，后来才像爬台阶一样一步一步升到现在的三十四元。她常常以骄傲的口气提到她每月拿八元的工资，称自己是“老八块”。钱虽少得可怜，但却是她靠自己的劳动挣来的钱，标志着她走上了一条脱离剥削生活的自新之路。

她的另一个值得骄傲和欣慰的地方是：历次运动她从未犯过错误。一些出生好或像她一样剥削阶级出身的老师在反右和四清运动中栽了筋斗，而她却走过来了，站稳了脚跟。她没因自己没站稳立场而殃及家庭和子女。她注意思想改造，不该说的话她决不会说。她的生活就是一个漫长的思想改造过程。她在自己身后筑起了一道堤坝，把过去的剥削生活拦在了堤坝的那头。剥削生活与她对刘义的爸爸和她从十七岁到二十六岁这段经历的记忆紧密相关，她的任务便是遗忘，斩除，改造。她与过去划清界线，也与自己的一部份划清界线。过去的生活充满罪恶，像腐烂的尸体散发出毒气，她要把它彻底埋葬，就像她让那张底片化为灰烬一样。

但是堤坝也有漏水的时候。她爱花钱，不知节俭，这无论如何也不能说是新社会劳动人民的习惯或品德吧？

她让刘芹管伙食，每月关饷给自己留下九元零用钱。她总觉得这点钱不够花。她穿著很俭朴，一件衣服要穿上几年，内衣都是打了补丁的，袜子补了又补，鞋也总是一双布鞋或一双带绊的猪皮皮鞋。她的钱都花在请朋友、老师吃饭上了。她请她们下馆子，也请她们上家里做客。困难年过后有段时期，每逢家里打牙祭，炖猪蹄子啦、炖肥肠啦、红烧排骨啦，饭桌上都总是坐着一两个客人。这常常使刘芹很生气。她可不像邹兴容那么好客，因为这不仅花钱还要靠计划供应，客人吃掉了他们本来就十分有限的那一份。

邹兴容背着刘芹借债。借了债需要还，两人常常为了债务发生争吵。刘芹工作不固定，收入时高时低，她往往不得不从伙食费里挪出钱来替她还债。每次都说这是最后一次了，但要不了多久又会有第二次。

她曾经花掉了一大笔钱。照刘芹算来，那笔他们爸爸留下来的钱要是省吃俭用的话足可以让她把几个子女供到大学毕业。但邹兴容却在短短两三年中全花光了。她说她靠每月八元的工资养家糊口是完全不确切的。

邹兴容自己从来不提那笔钱。因为那是从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她不是守财奴，花掉那笔钱她反而觉得一身轻松。她请居委会干部吃喝，借钱给他们用。他们知道她手头有那笔钱，都开口向她借。亲戚朋友也向她开口，她总是有求必应。

她对花掉那笔钱一点不后悔。那是剥削来的钱，由于人民政府开恩没像对地主减租退押那样没收她的财产，它才留了下来。她用它搞好了干部和群众的关系。有些事刘芹不懂。刘芹那时只有七、八岁。她一个解放前过惯了剥削生活的女人，带着几个孩子活了下来是件容易的事吗？

刘芹却认为她夸大事实，事情没像她说的那么严重。那笔钱既然政府没有没收，就说明是自己的钱。你可以花掉它，也可以存起来。钱在自己手里你不答应别人拿不去。而且，刘芹还认为，那笔钱要是没胡乱花掉，她也不至于结二次婚，有第二个反革命丈夫。

“结一次婚还是二次婚，这是各人的命运，我没什么好抱怨的。”邹兴容说。“我觉得遗憾的只是你们在档案里要填上他。他当时没对我说实话，隐瞒了自己的历史……”

对那笔钱的作用，她和刘芹的看法不一样。她认为新社会应该靠自己的劳动生活，应该相信和依靠组织，而不应该把希望寄托在那样一笔不义之财上。刘芹生长在新社会，对金钱的看法却那么狭隘，还不如她这个从旧社会过来的人。金钱解决不了问题，解决不了个人前途，作用有限。那笔钱并不像刘芹以为的那样既可以使他免遭第二次婚姻的打击又可以供几个子女上大学。要真是这么简单倒好了，她一定不会乱花一分钱。可即便如此，它也用不过六0年。因为你不可能饿着肚子，得了浮肿病，又死死抱着那笔钱不放。可见人算不如天算。现在看来没有一个子女能上大学了。“你要是能继续升学，考上大学，我再艰苦也要供你。”她对刘芹说。“你没读成书并不完全是我的错。”

她暗暗认为花掉那笔钱就意味着和过去的生活划清界限，一刀两断。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思想改造的一部份。只有花掉它你才有个新开端，你才有资格成为一名无产者。

对她现在喜欢花钱，四处举债，她却拿不出一条像样的理由。“我有时觉得不花一点钱，心里就很难受。”她说

刘芹觉得这就像酒鬼或赌徒那样上了瘾，已无可救药，她爱虚荣，喜欢结交酒肉朋友，这都是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恶习。刘芹真希望能有什么令人畏惧的政策法规制定出来，使她像接受世界观的改造那样接受金钱观的改造，学会洁身自好，有节制、不超支地花钱。

刘义记得，母亲和刘芹之间发生的最激烈的一次争吵是为了一笔冤枉债，以及后来怎样偿还它的方式方法。

邹兴容找亲戚朋友借钱，找学生家长借钱，找刘芹的同事、朋友借钱，也找放高利贷的借钱。但那笔钱不是她自己借来花的，而是她出面从高利贷者手里替学校韦老师借的。韦老师瘦高个儿，身坯像衣架一般单薄，肤色黑黑的脸上长着雀斑，后脑勺上古里古怪地扎着一对小辫子。刘芹一向就不喜欢她，认为她这人虚假，只喜欢花别人的钱，自己从不掏腰包，坐在饭桌上也不知道客气。她儿子结婚需要一百块钱，她来找邹兴容要她替她想想办法。邹兴容没钱借给她，只有一种可能能借到这笔钱，那就是高利贷。韦老师答应借高利贷的印子钱。

邹兴容带她上放高利贷的老太婆家里去。那多半在偏街小巷的某个阴暗角落里。老太婆的钱只借给信得过的人，每月一分的利息。她答应借给韦老师，但要邹兴容作担保。邹兴容作了担保，立了借据，韦老师拿到她急需的钱。

以后每到关饷的日子，韦老师便给邹兴容十元，让她交给老太婆。这是那一百元本金的利息，届时交还本金就行。这事本来应该没什么问题。但十个月后，韦老师却不再付利息，也不交还本金。她对邹兴容说，她每月给十元，一共给了十个月，已经把那笔钱如数还清了。

邹兴容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韦老师脑筋是不是出了问题？她付的明明是利息，不是本金，她应该清楚她带她去借的是印子钱。

“我不管是什么钱，反正我已还清了。”韦老师说。“一百块钱，一分不少。”

“可是我们当初说好了的，一分的利息……”

“那是高利贷。”

“你以为我们借的是什么钱？”

“高利贷吧。”韦老师说。“你让我去借的，我很后悔。”

“可也是你自己自愿的。”

“我真不该让你带我去借那种钱。我一时糊涂，真的，作为一名人民教师，我不该借那种钱……你得承认，高利贷是剥削。”

“可是，你当时急需用钱，你拿到手的时候还高高兴兴的……”

“我高兴吗？我借高利贷，受人剥削还高兴？”

“你不借已经借了。”

“那又怎样？”韦老师说。“我不想受人剥削。”

“可是我替你作了担保……”

“我劝你也别理睬那个老妖婆。”

“那怎么行呢，借了钱就应该还。”

“可不是指高利贷。”

“你不还就得我替你还。”邹兴容仍然想晓之以理。但不可理喻的韦老师却态度坚决，表示谁爱还谁就去还吧，她决不再还一分钱。她当时糊涂现在已经醒悟，她很想知道，邹兴容老师是怎样结识这种人的。

邹兴容万万没料到帮朋友的忙竟然落得这样的结局。韦老师的脑筋并没出问题。她抵制高利贷，从一开始就没打算接受高利贷的剥削。一百块钱可不是个小数目，相当于一个民办教师三个月的工资了。

邹兴容过了几天才向刘芹说起这事。不消说，刘芹愤怒到了极点。但，她冷静下来后，还是觉得不能找领导，不能把事情捅开。韦老师早就料到了这点。

“看你都结交些什么朋友吧。”她对邹兴容说。“为了一百块钱，脸面、良心都不要了！”

刘芹虽然万分不情愿，但和邹兴容商量后，还是决定由自己想办法还这笔钱。

要想一次拿到这么一笔钱，只有通过搭会的途径。邹兴容对此并不陌生。可以说，她每月拿八块工资的时候她就开始搭会了。她搭过各种各样的会。她当过撑头人，也接受过别人的邀请。这次由她出面，找十个人搭了个会。老师人数不够，她又找了两个学生家长，每人每月出资十元，按抓阄决定先后顺序。她是撑头人，不必参加抓阄，可以第一个拿到这笔钱。

关饷前一天，她就把两个学生家长的钱收过手，说好关饷这天拿到钱就去还那笔高利贷。那天是星期六，刘芹下午没上班，等着她还了钱转来。她知道她两点多钟就能拿到那笔钱，去高利贷老太婆那儿也不过个把钟头，她最迟四点就应该回家。可刘芹左等右等，打过六点了还不见她回来。她开始焦急起来，后悔自己没陪她一块去。

家里吃过晚饭已到掌灯时分邹兴容才回来。她已在外面吃过晚饭，手里拎着的塑料网兜里装着从商店里买来的东西：刘义、刘琼、张惠一人一件春秋衫，刘芹一双北京布鞋、一双尼龙袜，刘义一双解放鞋。

“钱还了吗？”刘芹问，感到事情不妙。

不，她暂时还没还。她去了老太婆家，给了她十元利息，把韦老师那笔借款转到自己头上，她打算以后慢慢还。老太婆鼓励她这做。她在老太婆面前没说韦老师赖账她替她还，对她不必这么说。她已把钱掏出来了。但老太婆却说她这段时间手头资金很活动，她需要这笔钱的话，她只收她八厘的利息。她不知怎么就答应下来了。

从老太婆家里出来，她上商店去买东西。她碰见一个朋友，和她一块上餐馆吃了饭。

“啊，啊，你怎么能这样做！”刘芹不等她说完，便嚷叫起来。“借高利贷花钱！啊，气死我了！……”

“我自己知道怎么还！”邹兴容说。“不用你操心！”

“你知道什么！你欠的账还不够吗？啊，我们今后的日子怎么过！……”

刘芹像一枚炮仗爆炸开来。伤心的战斗持续了半个小时，引来了院子里一部分群众围观。

争吵最后以眼泪收场。邹兴容明白做错了事，债必须立即偿还。但她除了买东西，下馆子，还借给了朋友十元钱，就是把本月的生活费添进去，也不够还债了。她答应刘芹去借，在一天之内凑足那笔钱。

星期天她一早出门，到晚上还没回家。钱不好借。刘芹觉得自己把她逼得太急了。天黑后下起雨来，刘芹等到八点半钟还不见她转来，便打着把破油纸伞带着草帽出去接她。她在街口碰见她，低着头匆匆走来。已经淋湿透了。但钱借到了手。

第二天吃晚饭前，她去老太婆家里还了那笔债。

 四十一

刘芹去学校代课以前，邹兴容就生病了。她请病假呆在家里，刘芹实际上是去顶替她的位置。

学校领导收到一封匿名检举信，说邹兴容老师在讲课中还在使用过去的旧教材，向学生灌输封资修的东西。说她留恋过去的剥削生活，追求和向往资产阶级生活方式。信中提到她借高利贷，热衷于搭会，并把别的老师也拉下水，等等。

学校领导小组找她去谈过话。说她使用旧教材，向学生灌输封资修的东西纯属无中生有，只消向学生调查便可得到证实。至于说她留恋过去的剥削生活，更是恶意中伤，把她这多年的思想改造所取得的成果一笔勾销了。她承认自己借过高利贷，搭过会，但那已是过去的事，特别是搭会，上面明文禁止后她就再没搭过了。她替自己作了辩护。领导没有急于处理这事，把它放到一边搁置起来。

匿名信很可能是韦老师写的。她对邹兴容感到不满，她认为邹兴容本来可以在亲戚朋友处替她借到那一百元，而却带她去借高利贷；而且邹兴容向几个老师谈到这事，有损她的名声。邹兴容和刘芹都怀疑匿名信是出自韦老师之手。刘芹甚至建议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也如法炮制一封匿名信。但邹兴容从来就不是一个耍阴谋诡计的人，她没采纳刘芹的建议，整人害人与她为人处世的信条格格不入。她不能理解韦老师怎么能在极不光彩地赖账之后还对她怀恨在心，写出那样一封企图把她置于死地的匿名信。

那几天她都感到紧张，刘义注意到她脸色发白，走路时握紧了拳头。她虽然替自己作了辩护，但事情还没了结，她被推到了被告席上，法官尚未作出判决。事情搁在那儿，就像一笔未偿还的债那样，令她心里不安。她怀疑自己是否真的在什么地方出了差错。第一条指控是最具危险性、可以上纲上线的。她没使用旧教材，但由于习惯，在教新教材时偶尔提及也不是不可能的事。而且，她私下里还认为旧教材比新教材好，她是否向别人说起过这事？既然抱有这种看法她就不能十分肯定自己没有无意中说漏嘴。现实与想象她有时都快分不清了。她为此焦虑不安。不久她就生病了。或者说她需要生病，病就跑来解救了她，使她退居在家，免于面对那封匿名信的凶险恶意站在讲台上。

她在床上躺了一个星期，医生没查出什么病。她人变得消瘦了，左乳上那颗“石子”逐渐长大起来。那已有好几个月了，她发现它的时候只有绿豆般大小，长在肋骨上，摸起来像颗小石子，一点不痛。她去找医生，吃了几副消肿化瘀的中药，小石子似乎变小了一点，软化了一点，但还在那儿，摸着仍然硌手。

它逐渐长大，形成一个肿块，里面好像放了一枚鸽蛋，凸突处皮肤发亮，筋络清楚可见。她人也开始不舒服，头晕，恶心，发低烧，四肢乏力。中医诊断为乳痈，开的仍然是消肿化瘀的处方。肿块长到一定程度便自行破裂，流出血水，并伴有溃疡。

医生说这是把毒追出来了，就像脓疮破裂就意味着治愈，他，中医老头治愈过不少乳痈，他给她外敷药，溃疡处用纱布贴起来。

邹兴容相信医生的话。她很可能一直就相信自己得的是乳痈而不是乳腺癌。她甚至没想到上医院检查，确诊。她不再去学校上课，关百分之七十的工资。刘芹用刘义打工挣的钱替她偿还了部分债务，她手头有零花钱，但自从得上病后，她呆在家里的时候多了，花钱的乐趣似乎也失去了。

她牵挂着刘芹的婚事。她有个朋友住在Ｚ市，六五年到家里作过客。刘义他们叫她李孃。一个说起话来絮絮滔滔的大块头女人，她丈夫是刘义爸爸的部下，也像刘义的爸爸一样在镇反时被人民政府镇压。她和邹兴容已多年没有通讯往来，可突然一下却找上门来了。李孃不像邹兴容那样有文化，她只读过几天书，但却精明能干，六一、二年她就开始做生意，搞投机倒把。她来找邹兴容，也是她有笔生意要到本市来做，顺路找来的。

投机倒把对邹兴容来说是件不可想象的事。还有一件不可想象的事是，李孃还留着几十两黄金。她把它埋在房间的地下，目前这房子已属于房司，由别人住着，但黄金还是属于她，只有她一个人知道埋藏的地点，她相信总有一天她会把它挖掘出来。

李孃有两个儿子。小儿子初中毕业后六×年下乡当了知青，大儿子在铁道部门工作，二十六、七岁了还没安家。李孃上次到家里做客，一眼就看中了刘芹。她已和邹兴容说好，等她儿子耍探亲假，就让他和刘芹见面。

文革开始后把这事给拖下来了。邹兴容现在又想起了这事，她给李孃写了封信，立刻便收到她的回信。邮戳上的日期表明两封信是同一天发出的，李孃还没收到信就已发出了这封信。她说她儿子周定国已经回家，她隔两天就带他过来相亲。邹兴容认为这事太巧了，是个好兆头，说明刘芹和周定国有缘份。

随信还寄来了一张相片。周定国参加工作不久照的，看上去很年轻，他抱着膝盖坐在一块大石头上，背景是耸立的山峰和架在两山之间的一座桥梁。邹兴容说有点像他爸爸，他小时候她见过他，一个很可爱的孩子，现在已长得认不出来了。

“铁道部门工资拿得高。”邹兴容说。“你们结婚后，你就可以以照顾家属的名义，在那儿找到一份工作。”

“还没见面就说到结婚了。”

“你们的事成得了，我有预感。”邹兴容说。

“铁道部门没有适合女孩子干的工作。”

“你错了，它是个大单位，里面什么工种都有。”

“可是我不是已经有工作了吗？”

“嗨！代课算什么工作，要你就要你，不要你就叫你走。”

“可是我还是喜欢在本地工作。”

“本地有工作给你做吗？”邹兴容说。“你出学校已经好几年了，至今还在打零八天，没有一份正式工作。我一直替你担心的就是这个。”

“我不在乎打零八天。”刘芹说。

“到时候再说吧。”邹兴容说。“或许也可以想到其他的解决办法。”

邹兴容和刘芹那两天都谈论着这事。刘芹并不反对见面。她在邹兴容的督促下，已不是第一次和对象见面了。她已先后见过一个商店服务员，一个厂矿工人，一个科室人员。邹兴容看中了那个厂矿工人。他比刘芹大八岁，人很老实，对他们这个家庭有同情心，答应和刘芹结婚后就提供帮助。但刘芹却嫌他只有小学文化，长相也很粗俗。她看上的是那名科室人员。那人长得白白净净，中专毕业，在外地工作，每隔一天便给刘芹写一封信。他在信中表达了对刘芹的爱慕，憧憬着两人共同生活的美好未来。但“双十条”下达后，来信突然中断了。这是一个强调贯彻阶级路线、对地富和地富子女十分不利的文件。刘芹没怪他，她把他写给她的信退了回去，也要回自己写给他的信。

邹兴容不喜欢那个科室人员，觉得他油嘴滑舌的，不可靠。他从未说过要帮助他们这个家庭。邹兴容在替刘芹选择对象上，把人品、文化的尺度放得很宽，但却很看重对方对家庭是否具有同情心。凡是具有同情心的都能得到她的好感。李孃第一次见面就发觉他们这个家庭日子过得很窘迫，她对此深表同情。她对邹兴容说她手头有钱，只要刘芹和周定国结婚，两家人联姻，她就会在经济上提出帮助。

惟有在这事上邹兴容又回到了老路上，忘了自己作为一名自食其力的劳动者的尊严，把家庭利益放在了第一位。

从相片上看不出周定国只有一米六四的身高（看起来和刘芹差不多高矮），也看不出他长着两条骑兵似的罗圈腿，他本人比相片上的人老了好几岁，看上去快满三十岁了。而且脸上还比相片上的人多出了两条伤疤，一道在额头上，一道在上嘴唇上。

李孃解释说他是在工作中受的伤，爆炸发生时他扑上去救一名同志，他为此还受到领导的表彰。两道伤疤都不很明显，不是吗？并不影响他的外表。比外表更重要的是他有一颗诚实、善良的心，懂得体贴人，对母亲也最尽孝道。李孃不顾周定国的窘困努力把他推荐给刘芹母女俩。邹兴容已接受下来，认为外表确实并不重要。但刘芹却不这么看，她甚至怀疑他是因为别的原因受的伤。

刘芹的怀疑得到周定国本人的证实。两天后的晚上，他俩在邹兴容的安排下一块去看了场《红灯记》。从电影院里出来，周定国谈到因为自己的出身，他在运动初期追查一个所谓的反革命组织时受到审查、关押，脸上的伤疤就是那个时候留下来的。他一支胳膊也被打断了。

“你母亲为什么那样说呢？”刘芹问。他俩已从大街上走进灯光昏暗的小街，对刚看过的电影都没说一句话。

“这种事能在第一次见面说吗？”

“这并不是件你应该感到羞耻的事。”

“可也不是什么光彩的事，说出来别人能理解吗？”

“为什么不能？你完全没有必要为自己受到不公正的对待而觉得丢脸。”

“哦，你这么说我很高兴。”周定国看了一眼走在身边的刘芹，说。

“李孃把你塑造成一个英雄，我就知道是在吹牛。”刘芹笑道。“即使你真的救了什么人领导也不会表扬你。”

“有时我真希望我还没参加工作，没在那个单位上班。”周定国说。

“没想到调一个单位？”

“能往哪儿调呢？除了特殊情况，一个人一辈子就只有这么一个单位，不管你喜欢还是不喜欢。”

“可我现在还削尖脑袋想找个单位呢。”

“你在教书。”

“是代课。”

“我有时倒宁肯自己是个打零八天的。”周定国说。

“你知道，这是我妈的意思。”两人默默地走了段路后，他接着说。“我只是想让她高兴。我是抱着应付的目的来的，但见了面却不同了，你已经看出来。不过我仍然知道这事成不了。我比你大七、八岁，而且……我指各方面，你应该找个比我更好的。”

“你一直这么小看自己吗？”刘芹问。

“我这人，唉！……”周定国一声叹息，摇了摇头。

“我妈希望这事能成。”

“我妈也希望如此。”

两人说着笑了起来。周定国说：“但我很高兴认识你。”

他俩高高兴兴地回到家里，一改几天来的沉闷与尴尬。一场样板戏的作用真不小。李孃认为事情已有了眉目，她要刘芹把婚事定下来。但出乎她意料，刘芹以周定国工作流动性大、常年离家在外为由回绝了。

“定国的工作性质她事前不是不知道，他俩结了婚她可以随单位走嘛。”李孃临走时对邹兴容说。“她是瞧不起定国。你这个女，她太骄傲，大人的话她听不进……定国也不是找不到对象。他这次回家就有人替他介绍，对方还是商业局一名会计。可我希望看到我们这两个家庭能联姻……”

邹兴容责备刘芹把她几十年的老朋友给得罪了。

“你以为李孃有钱，会帮助我们？”刘芹等母亲怒火平息下来后，说。

“我们是几十年的朋友，我们现在困难，她帮助我有什么稀罕？”邹兴容说。“我有钱的时候也帮助过别人。”

“可她并不像她说的那么有钱。”刘芹说。

“她在做生意。”

“你以为生意就这么好做？她不过是搞一点小本经营，倒卖粮票、布料……她上次来带了批布料都没完全脱手。”

“可她对我说她很有门路。”

“你赞成搞投机倒把？”

邹兴容一时语塞。但接着说：“她有几十两金子。”

刘芹哈哈笑了起来。“你也有过金子，妈，可都到哪儿去了？你怎么相信她还有黄金！纵然有，她什么时候能掘出来呢？”

“你懂什么！”邹兴容说。

“她上次来给了你多少钱？十元，这次给了你十五元。”刘芹说。“他们住旅馆，只在家里吃饭。我不是说给少了。他们是客人，你几十年的朋友，即使一分钱不给也应该受到热情接待。你懂我的意思。我们不用依靠任何人。”

 四十二

邹兴容似乎被刘芹说服了。这么多年的苦日子都过出来了，应该依靠自己，不能依靠别人。她不是常常以自己是一名自食其力的劳动者而自豪吗？刘芹的说服工作还诉诸于她的自我改造，一个在思想上和自己过去的剥削生活划清界线的人，不应该那么看重金钱。

邹兴容忠于自我改造，自觉地进行“兴无灭资”，在灵魂深处闹革命。但当问题涉及到个人生活的另一方面，尤其是涉及到刘芹的婚姻，涉及到一个富于同情心的、表示愿意帮助家庭的人的时候，她又会昏了头，又会不顾一切的要刘芹答应下来。

此人是医药公司一名干部，年纪已经不小了。他参加工作多年，手头有笔积蓄，他选择对象的标准就是要女方家庭困难，年轻，漂亮。他在街上见到刘芹，托院子里一个亲戚来说亲。

他接近一米八的身高，不过脑袋尖溜溜的与身坯完全不成比例，剃成小平头后安置在瘦如衣架的肩膀和细如磨芯的颈脖上产生一种滑稽的效果，看上去就像一名动画片上的人物。而且，说话罗罗唆唆，拖泥带水，就像在会上作报告那样。刘芹和他见了一面，就不想再见到他了。但邹兴容却认为不能以貌取人，她和他谈过话后，认为他不很顺眼的外表下很可能跳动着一颗诚实、善良的心。尤其难能可贵是，他主动表示不在乎刘芹的出身。邹兴容要刘芹不要匆忙作出决定，接触了解一段时间再说。但刘芹似乎已铁了心，作出的决定不可能有丝毫改变。她俩因意见不合顶撞起来。

“你这是鬼迷心窍！你要我和他好，还不如把我卖了！”刘芹感到邹兴容妄图对她施加的压力，完全失去了冷静的头脑。“要是有人出得起价，你真会这么做，眼睛也不眨一下！”

有女儿这样污蔑自己母亲的吗？邹兴容气得浑身发抖，说不出一句话。而在此之前，她却滔滔不绝，占据主动，好像非要刘芹回心转意答应下来不可。过后她找自己同父异母的妹妹、刘义他们的三孃诉苦去了。刘义从外面转来，看见刘芹一个人坐在床头上流泪。

刘琼和张惠站在门口走廊上。每逢家里发生争吵，她俩都一声不响地呆在一边。刘琼看上去就像没事一样。她赞成姐姐的观点，不过她也从来不指责母亲。“她俩吵得很厉害。”她对刘义说。“我不晓得妈看上了他哪点。”

她向刘义描绘了那人，觉得他很滑稽，像动画片上的一个滑稽人物就是她用的一个比喻。“妈说，他不在乎刘芹的出身。”她说。“姐姐说这真该感谢他——她当然是在讽刺，不在乎出身的就该是这样的人？”

刘琼比刘义想象的更有头脑。她在替刘芹打抱不平，好像站在另一个高度看待家庭的争吵。快到吃晚饭的时候了，走廊上弥漫着柴火的烟味。张惠没说一句话，穿着件对襟旧棉袄，倚在门框上呆呆地望着院坝里枯黄的香蕉林。她显然还在回味刚才那场争吵。就像火炉挪开后散发出的热气还滞留在空气里那样，争吵留下来的声音画面萦绕不散。刘琼说完那番话也沉默了。两人都没想到上厨房去做晚饭。每逢家里发生争吵晚饭总是很迟才上桌。

刘芹不需要别人安慰，她一会儿就会好起来。她总是伤心不了多久。这会儿她又伤心又生气，不出声地流泪。他们听见她擤鼻涕，往地上啐唾沫。

刘琼的同学来找她，穿过香蕉林走过来。就是和刘琼一块在街头漫步、刘义尾随她俩走到市文化宫大门前的那一个。刘义已知道她叫叶诗珍。穿着件色彩鲜艳的中西式棉袄，手抄在裤兜里，老远就露出笑容，迈着碎步走过来。　　

她来约刘琼去看宣传队演出。Ｃ市“造反到底”宣传队，海报已贴出来了。这是首场演出，她有两张欢送票。

“大姐怎么啦？”她往房间里探了探脑袋，小声问。

“她刚和妈吵了架。”刘琼冷静地说。

“你还没吃晚饭？”

“我可以转来吃。”

女同学又往房间里看了一眼，看见别人伤心落泪，她脸上的笑容也收敛起来。刘芹已擦干眼泪，脸调向一边。刘义觉得很窘，转身走进厨房里去。

刘琼和女同学一块出去后不久，刘芹也从房间里出来，气冲冲地没说一句话，穿过香蕉林出去了。

晚上十点多钟，刘琼看了演出转来，吃过热在锅里的冷饭，刘芹还没转来。邹兴容已洗了脚，躺在被窝里，她问刘琼：“你姐姐上哪儿去了？”

“我怎么知道。”刘琼说。

外面天冷，刮着风。她穿着薄薄的棉袄，回家吃过饭，已感到浑身暖和。演出也令人高兴，她早已把吵架的事抛到九霄云外。但当邹兴容提出第二个问题“刘芹出去时说过什么话，她却回答说：“她说这日子没法过了。”

她比刘芹先走，不可能听见她说了什么话。“日子没法过了”出自她的杜撰。她事前并没想到它，在邹兴容问话的瞬间脱口而出。她语气听上去高高兴兴的。她还不知道什么叫厌倦。刘芹可能已经厌倦了。她替她说了这话。

她收拾好桌上的碗筷，上厨房去了。刘义隔着板壁听见她摸黑擦火柴，点亮搁在灶头上的灯。她刚才出来时把它吹熄了。厨房里没安电灯。三家人公用的，不好算电费，各人都用油灯。她在油灯摇曳的灯光下，在锅里洗了碗，涮了锅，把水舀来倒在门口檐坎外，然后从水缸里舀水，烧洗脚水。

邹兴容听到那话，没说什么，沉默了一会儿她从被窝里坐起身来，把棉袄披在身上。

院子那头有人上厕所，拿着灯，在风中手罩在灯花上顺着走廊过来。刘义听脚步声知道是王孃和她丈夫。家住转拐上，家里有大大小小六个孩子，一家八口人挤在一间屋子里，一张床睡四个人。夫妻俩总是选择这个时候上厕所。孩子们已经睡下去了，一天的忙碌和喧闹之后，厕所似乎成了两人可以清静享用的空间。他俩需要这样一个空间，在里面安安静静地呆上半个小时。

刘琼加了把刨花木屑，把水烧热。她进来把碗放进碗橱，然后又去厨房端来洗脚水烫脚。

“演出好看吗？”邹兴容问。她自己是从不看演出的。

“比本地宣传队演得好。”

“有些什么节目？”

“啊，还不是那些，歌曲啦，独唱啦，男女二重唱啦，样板戏片断啦……”

刘琼捞起裤管，把木盆里的水弄得哗哗响，一边小声哼起演出节目中的歌曲：“咱们的解放军哟，手中哟握着冲锋枪哟……”

只哼了两句就打住了。唱歌不是她的特长，也不是这个很难听到歌声的家庭其他成员的特长。

“都十点半了，她还没转来。”邹兴容说。

“她可能上街碰上朋友了。”刘琼停下脚来，说。

“再怎么也该转来了。”邹兴容说。“院门闩了吗？”

“没闩，还有人……”

正说着，有人掀开院门进来。不是刘芹。打过十点，近来的人都要问一声，刘琼应道：还有人。院门没闩，顺着黑黢黢的走廊过来的脚步声消失在转拐处。

“你姐姐真的那么说？”邹兴容问，兜了一圈又回到这上面来了。

刘琼看着她没说话。她双脚已烫得通红，浸泡在热水里舒舒服服地享受着余温。

“她说的是气头上的话，她是在抱怨我们这个家庭的生活。”邹兴容说，叹了口气。“可是，要是让别人听见，就不会这么理解了……”

她压低了声音。刘琼明白她没说出口的意思。她知道别人会怎么理解。别人准会那么理解的，不管你真正指的是什么。“这日子没法过了”，看你怎么辩解吧！她朝邹兴容看着，点了点头。她好像真的相信刘芹说了这样一句话，不过幸好是对家里人说的，没有外人在场。这个外人她立刻就会想到检举张友仙的贺玉珍。

“我是为了她好，可是她却说我鬼迷心窍。”邹兴容说。“幸好我还是她亲生母亲，不是什么后娘。她可以抱怨，我又找谁抱怨呢？我为她操心还操得少吗？她总是气我。她应该懂道理，趁现在年轻，找个好对象……”

“可那人并不好。”刘琼说。

“你跟她一样，只看重外表。”

“他根本不是刘芹喜欢的那种人。”

“她喜欢哪种人？他是公司职工，国家干部，家里没有别的经济负担，在单位上很受领导信任……”

“还不在乎刘芹的出身。”刘琼说。

“条件好，她看得上的，人家也许就要看这个。”邹兴容看看她，说。

“可他看上去太滑稽了！”

“你三孃也说他和刘芹不般配。”沉默片刻，邹兴容叹了口气，说。

“姐姐再过两年结婚也不迟。”

“再过两年家里就有两个大姑娘了。”

“我一辈子不会结婚！”刘琼说。“我已经看够了。”

“你现在什么也不懂。”

刘琼揩了脚，趿着布鞋，把水端出去倒了，把洗脚盆搁在走廊上，进来带上了门。王孃夫妇从厕所里出来，打门口经过。院子里已经静下来了，香蕉林枯黄的叶片在寒风中瑟瑟作响。

“都十一点了。”邹兴容说，数着张三姑婆家里的挂钟响了十一下。

“她不会有事的。”刘琼说。

“她会去哪儿呢？在朋友家里呆不了这么久。”

“她或许就在哪个朋友家里住下来了。”

“刘芹从没在外面过过夜，再晚她都会回来。”

“她今晚可能就不会回来了。”刘琼说，已走到她和刘芹睡的床前坐下来。“我知道她有个朋友，是她在糖果厂认识的。”

“你上她家去看看。”

“这么晚了叫我去？”

“你去看她在不在那儿。”

“那地方怪吓人的，一条深巷子……”

“叫刘义陪你去。”

“刘义已经睡了。”刘琼说。“再说，我也不想和他一块去。”

“你没良心。”邹兴容说。“换了刘芹……”

“嘿，这关良心什么事。”刘琼说，打了个呵欠。她的瞌睡说来就来，倒下铺就能入睡。“我知道她没事。我想睡了。我明天打早上她那个朋友家里去找她。”

四十三

那个朋友三十多岁，是糖果厂一名行管人员，丈夫在一所中学教书，六六年畏罪自杀后，她便带着一个女儿过日子。

刘芹果然在她家里。她看上去已经很高兴了。但她对刘琼说，她现在还不想回家，她还要住几天。她朋友也留她。她想过几天清静的日子。学校已经放假，她也不用去上课。

“她就这么恨我？”邹兴容说。“就这么恨这个家？这个家已使她厌烦了，老是吵架，老是一分钱都要算着用，老是逼着她找对象，她没有正式工作也是受了这个家庭的影响……她受尽委屈，可以向朋友诉苦，控诉自己的母亲，是我让她过上这种生活的，她厌烦透了。她为什么没投胎在一个干部家庭里，而投生在我们这样一个家庭？她想叫她朋友替她出主意。可是她能替她出什么主意呢？只能怪她命不好，她躲得了我，还躲得了自己生成的苦命？……”

邹兴容这番话是在家里当着刘义、刘琼的面说的。她还没糊涂到拿到院子里的群众中去说。她嘴里这么唠唠叨叨，但知道刘芹在朋友家里，她却放心了。

刘义和刘琼送母亲上医院看急诊，就是在刘芹不在家的那天晚上。

刘义梦见自己穿过离家不远的“牌坊院”。像每个居委会的孩子一样，他熟悉附近一带大大小小的院落。牌坊院通往一片开阔的低洼地。一片片菜地，中间流淌着一条小溪。刘义看见的是它改建成公园的人工湖以前的样子。小溪来源于山涧，途经一个涵洞。刘义蹚水穿过涵洞，来到溪畔的少年宫阅览室。小学六年级他经常上这地方来。一座庙宇，对面就是广场。他碰见小学的班主任，她因为他读的什么书说他“本质不好”。他想到这话是秦睡龙的班主任对秦睡龙说的。一个颧骨下有道疤痕的劳动人民家庭出身的女同学冲他说：“你第一个爸爸‘敲沙罐’，第二个爸爸劳改！”刘义想到有这样一个女同学，小学六年级时经常对他说这话。他不明白她为什么这样恨他。在梦中，她尖酸刻薄，凶恶得像一个小母夜叉，恨不得让话语像匕首般刺进他胸膛。他想到自己小学生活和中学生活多么阴暗，有种压抑的感觉，胸口上像压着块石头。他快醒过来了。接着，他又发觉自己在奔跑，后面有人在追赶他。他不小心惹了大祸。他跑得飞快。追赶他的好像是一伙人。但一会儿又变成了看守山林的那个老头。几天前，他、秦睡龙、还有院子里一个男孩上山砍钓鱼竿。地点在丫缺口附近，秦睡龙看中的那片斑竹林。他们刚砍下第一根斑竹，秦睡龙和那个男孩就被看守山林的老头捉住，他跑掉了。但在梦中，老头却追赶他，放过了秦睡龙和那个男孩。

有人在摇他，他听见刘琼的声音在耳畔说：“哥哥，你醒醒……”

他猛然清醒。手拿砍刀的老头受了惊吓，消失得无影无踪。

“妈不好了。”刘琼说。

屋里已亮着灯。刘义翻身坐了起来。刘琼把撩开的帐门挂到帐钩上，说：“她心头作难，胸口也在流血……”

刘义往大床上看看。邹兴容已坐起身，身披棉袄，低垂着脑袋。她在小声呻吟。张惠也醒过来了，隔着帐子坐在她脚档头的被窝里。

“我们送她去医院看急诊。”刘琼说。“我去看看有没有记账单。”

她打开衣柜，在抽屉里翻找。记账单用完了。她好像有点慌乱地调过脸来看看。“我们用现金，过后再报账。”她说，把刘芹放在一个金丝绒钱包里的伙食费都掏了出来，一共九元四角，她站在饭桌前点了数，费用足够了。

她帮邹兴容穿好衣服，扣上棉衣纽扣。邹兴容没说话，已不再呻吟了，但脸色却白得像纸，额头上冒着冷汗。她想喝水。刘琼倒了半杯温开水递给她，看着她喘着气颤抖着慢慢喝下去，把杯子接过手。

 大约凌晨四点钟，四周寂静无声。从热被窝里起来，她浑身打颤，哆哆嗦嗦。她不想说话，但心里却很明白。她要上医院，她自己要去，他俩的作用只在于护送她，使支撑她整个心身的去医院的意念成为现实。她伸手去扣鞋绊，手不住地打战。刘琼替她扣上了。她让刘琼替她梳了头。

刘义扶着她一只胳膊，穿过黑黝黝的走廊。刘琼让张惠睡下，熄了灯，带上房门跟上来。她手里拿着火柴盒，绕开柱子走，擦燃火柴照路。

她在前面打开院门。来到街上，她扶着母亲的另一边胳膊。“我一个人就行了。”她对刘义说。但刘义没松手。母亲身体的重心仍在他这一边。她已不再哆嗦，但喘息着，发出轻微的呻吟声，脚步不稳。

街面上冷清清的，刮着风，低矮的瓦房沉睡着静悄悄地匍匐在夜的幽暗中，街口的路灯照亮了一堵砖墙和坑坑洼洼的路面。自来水站前的青石板湿漉漉的，木箱框着的水龙头下橡皮管还在滴着水。他们转过街角往左朝前走去，风吹得牵在街面上的横标啪啪作响。

在教堂大门前邹兴容停下来，歇上一口气。刘义和刘琼搀扶着她。隔着院墙望得见耸立的钟楼和失掉十字架的教堂的尖顶。街道阒寂无人，过去不远路灯昏黄的光晕把一幅啪啪作响的横标上的字迹透视出来：“热烈庆祝我市三代会的成立！”一条已经过时的标语。

他们站了两分钟，又往前走。邹兴容已喘过气来，她始终低垂着头，打不伸腰。进了医院大门，刘琼扶着她，把捏在手里的钱交给刘义，让他去挂号。

刘义朝院坝左手挂号处走去。一排几间平房，档头上一间亮着灯。他敲了敲关上的窗门，里面没有动静。他又敲第二次，里面终于应了一声。值班的女服务员醒过来了，挪动藤椅，睡意矇眬地打了个呵欠，伸手把窗孔上的木板推开。

“我挂急诊。”刘义说，弯腰从窗孔看见女服务员那张并不年轻的、睡眼惺忪的脸，因为被叫醒过来觉得不痛快，又一个呵欠袭来，用手掩着嘴。

“有病历吗？”

“没有病历。”

“三角钱病历卡费，两角挂号费。”

刘义递了钱过去，女服务员在病历卡上填写了有关的条款，然后问：“挂哪个科？”

“内科。”刘义说，他有点拿不准，向女服务员说明了病情。

“就挂内科。”女服务员说。

刘义拿上病历卡和挂号单朝门诊部走去。内科急诊室在二楼。他和刘琼搀扶着母亲登上楼梯。

楼梯口左侧走廊上亮着灯。急诊室在走廊尽头倒数第二间。刘义敲开门，值班的是个中年医生，瘦高个儿，穿着白大褂，脖子上挂着听诊器，他接过病历卡和挂号单，看看在桌子一端落座的病人，让刘义、刘琼在外面等候。

刘义在一张长椅上坐下来，刘琼隔着走道坐在他对面。两人都没说话。走道那头的急诊室里安安静静的，听不见说话声。刘琼坐下来时理了理额头上的头发，她走热了，脸蛋发烫，脸上毫无倦意。她身子靠在椅背上，脸调向走道斜上方那盏灯。刘义仍感到心脏在跳动。回形走廊转拐过去那头一扇门吱嘎一声打开，接着传来脚步声，没走几步又掀开另一扇门，一切又静下来了。

刘义也朝那盏灯看着。长长的走廊上就亮着这盏灯，四十瓦的灯泡从天花板上吊下来，昏黄的、蒙上灰尘的光晕。他看着它，倾听着急诊室里的动静，在长椅上坐直了身体。“主啊，保佑我们吧。”他心里一个声音说道。“保佑我们、保佑母亲平安……”

他已好久没有祷告了。进中学前，他在弥撒中祷告。此刻他就置身在弥撒中。他没想到它，这声音不请自来，就像呻吟从病痛中冒出来一样。“主啊，保佑我们吧……”这声音不断说道，像教堂里的诵经声在幽暗的穹隆间回响。

刘琼仍旧安静地坐着，依在椅背上，身体微微侧向一边，架着两条腿。她把视线从走道斜上方那盏灯调开，投向尽头上那扇窗口。玻璃窗后面黑黝黝的远处亮着一星灯光。

急诊室的门打开了，送出一道亮光，身穿白大褂的医生站立在门口的亮光中脸向走廊这头。刘义坐着没动，刘琼跳起身来快步朝他走去。

医生把一张单子交在她手里，交待了几句，转身进里面去了。她朝敞开的门里看了看，接着她调过脸来，招呼刘义过去。

“医生说不会有事。他替她换纱布，我去看看。”她对刘义说，把处方递给他。“你去药房拿药。有针药，止痛的，跟着就打一针。”

刘义下楼来，在底楼走廊长椅上碰见一个看急诊的年轻人，二十岁左右，一脸煞白，一只手捂着后腰，弯腰弓背，坐在长椅上呻吟。见了刘义，他抬了抬眼睛。

药房的窗口开着，但隔壁划价处的窗口敲了半天才敲开。又是睡意矇眬的、不耐烦的声音。年轻的女服务员。刘义担心带的钱不够，但在算盘上噼噼啪啪拨弄一阵之后，算下来一共五元二角五分钱。

他递上发票、处方笺，他手肘趴在药房窗孔外的麻石台板上看着女服务员用塑料小勺在旋转的圆盘药架上取药时，心里已不再那么害怕了。那声音已逐渐平息下来，不像刚才那样令他灵魂震颤了。他从胸膛里舒了口气，一颗悬着的心逐渐趋于平静。

他拿了药转来，看见那个年轻人还坐在长椅上呻吟。他是一个人上医院来的。“要我帮忙吗？”刘义问。

年轻人捂着腰，摇了摇头。下苦力的青年，肤色黧黑，穿着四个兜的军干服。他看着刘义，覷着眼睛说：“我看内科急诊，我自己能行。”

“来吧，我扶你上去。”刘义说。

年轻人看看他，从长椅上撑起身来。刘义扶着他一只胳膊，他弯着身子，另一只手压在后腰上。肾绞痛。几个月前发作过一次，打一针杜冷丁就好了。

要是在白天，在别人的眼光下，刘义会觉得尴尬。但在这凌晨四、五点钟，在那场惊骇之后，他却心情坦然地搀扶着这位肾绞痛青年登上楼梯，穿过走道，径直走进急诊室。

邹兴容已换好纱布，坐在医生一侧的凳子上朝他调过脸来。她还没打针吃药，脸上仍然毫无血色，但接受了医生的诊断后，她已感觉好多了。她撑起身来，给新来的病人让座。

注射室在一楼。从里面打了针出来，邹兴容由刘琼搀扶着走出医院大门。她病痛已经消失，胸口的血已止住了。但医生要她隔两天上医院检查。“他怀疑我得的不是中医说的乳痈。”

街上仍见不到一个行人。他们默默地走了段路，邹兴容说：“要是我死了你们怎么办？”

“你不会死，妈。”刘琼说。

“我刚才真以为自己快死了。”她说。

“哦，我知道会没事的。”刘琼说。

“我想到他，你们爸爸。”隔了会儿，她说。“虽然我知道我不该这样想……”

他们走到教堂大门前路灯照不到的阴影中，站下来了。刘琼朝刘义看了一眼。邹兴容说到他们爸爸的语气就像说到一个幽灵、一个鬼魅，她在头脑清醒的时候不会想到或提到他。但这会儿她却说：“他好像就在我身边……”

她在梦中见到了他，他们往前迈步，她接着说，就在她病痛醒来前的那一刻，她清清楚楚地看到和感觉到他，他就在她身边，她心里没有伤心的感觉，就像以前的某个时刻……她声音微弱，打颤，脸罩在阴影中模糊不清。刘琼、刘义担心她还会说什么。她却沉默了，不再吱声。

四十四

刘芹和母亲一道去医院作了检查。医生诊断为乳腺癌，建议她去省城医学院附属医院接受手术治疗。

医生只把诊断的结果告诉了刘芹，但不久邹兴容还是知道了。她对此持否定的态度。医生有不少误诊的时候，她手头就有现成的例子。她有个朋友不久前被诊断为直肠癌，也叫她去省城动手术，结果却是普通的粘膜炎症，吃了几个疗程的中药就治好了。这样的例子她还可以举出好几个。她相信自己得的是乳痈，不是乳腺癌。给她看病的中医老师也支持她的看法。

刘芹为此暗暗流泪。但邹兴容的反应与一般人不同。她没受自己或许患的可能是癌症这种可能性的困扰，好像她知道医生会这么说，思想上已有所准备。她要真像医生说的那样得了乳腺癌、需要手术治疗，家里就会花掉一大笔超过他们负担的钱。手术费和住院费少说也要五、六百元，按公家报销百分之七十的规定，摊到私人头上的份额也有一百六、七十元，相当于五个月的工资。还有车旅费和其他费用也不是个小数目。她没有一身像样的衣服，去省城就医总不能穿着缀了补丁的内衣内裤吧？因此置衣服也会花掉一笔钱。另外，她还需要护理。最理想的护理员便是刘芹，没有她陪伴她那儿也不会去。但刘芹是代课老师，请假就意味着丢掉饭碗。

刘芹背着她去找了学校领导，得到的答复是，学校拿不出钱，自己先垫着，回来再报账。这与刘芹的想法刚好相反。刘芹的想法——也是目前唯一可行的办法——由学校先垫着钱，私人摊的百分之三十以后在工资中扣除。

学校的回答等于是不让人治病。刘芹提出折衷的方法：学校先预支一部份钱，相当于公家应支付的百分之七十，其余的自己想办法，也遭拒绝。刘芹和学校领导吵了起来，含着眼泪气冲冲地离开办公室。

邹兴容虽然得的不是乳腺癌，不必上省城去动手术，但听到这消息还是发了番感慨。“我在那所学校干了一、二十年，办校之初只有我们几个老老师，每月拿八元工资，工作兢兢业业，没叫过一声苦。”她说。“可现在累出病了，却说没钱医了，这难道是对待革命同志的态度？”

“革命同志”当然是她自封的。实际上，学校领导从来没把她当“革命同志”看待过。她自己也清楚这点。她需要的是关心。她生病后，没有人上家里来探望过一次。任何一个普通的老师，都有权得到这样的探望。哪怕是走过场，是虚伪的应付，她心里也会得到一丝安慰，领导没有忘记她。那笔钱就是拿给她她也不会接受，她偿还不起。可是一开口就拒绝了，这却完全是另一回事。她就知道学校一名老师（革命同志）得了心脏病，由学校领导出面安排他去省城医学院附属医院做了手术，一切费用都是由学校垫付的。学校垫付不起还有城区公社。

学校领导还是原来的领导。陈清媛校长靠边站了一段时间，现在又以革命干部的身份进入三结合的领导班子，担任一把手。她出生无产阶级家庭，老共青团员，一向就对邹兴容这样的剥削阶级出生的老师另眼相看。经历了群众运动的冲击，她的观点仍然没有丝毫改变。观点不是削弱而是加强了。她的原则性已变为一种私人的反感。

庆幸的是，邹兴容得的不是乳腺癌，不必去省城动手术。发牢骚也不是她一惯的作风。事实是，她很快就把这事忘掉了。现在她不用上班，不用再和领导打交道，她感到很满足。

她关百分之七十的工资和享受报销百分之七十的医疗待遇是她辛苦挣来的，不是谁的赏赐。她有权生病，任何领导都不能拒绝。回忆中，刘义觉得母亲从来没有这么高兴过。好像她终于等来了这一天。她变得很温和，脸上常常露出笑容。

她需要营养，照医生私下的说法，她想吃什么都让她吃。这是对绝症病人说的话。对她拒绝动手术，坚信自己得的是乳痈而不是乳腺癌，医生觉得不可理解。她再拖下去就会耽误最后治疗的机会。但服用中药后，她的病情有所好转，或者说稳定下来了。她的精神也振作起来，胸口上缠着绷带，照样四处走动。

刘芹把供给她的营养伙食像制度一样建立起来。中午、晚上每餐两道菜，礼拜天吃计划供应的肉食，这是刘芹掌管伙食以来经久不变的老规矩。她通过努力才做到了这点。院子里有的人家往往就只有一道咸菜和一碗青菜萝卜之类的小菜上桌。要让饭桌上每餐都有两道菜并不是件容易的事。热天以苋菜、空心菜、豇豆、南瓜为主，都挑便利的买，冬季总是白菜、萝卜、油菜。豆制品需要计划，不可能随时吃到。饭桌上有时也要添一盘泡菜或她自己做的腌菜。计划供应的肉食外有时也有炖骨头汤、剔骨肉上桌。新的伙食制添上了一道荤菜，多半在晚餐，有时也是个煎荷包蛋或一小碗蒸蛋。荤菜有香肠、卤肉，计划外的东西；也有炒猪肝、丸子汤，计划内挪出来的东西。刘义他们靠礼拜天打牙祭吃掉每月供应的一斤或半斤肉食，邹兴容却把自己的供应像半斤食用油计划着吃一个月那样化整为零地分散在餐桌上。不过这当然要添上点黑市。她总觉得一个人动筷子有点难为情，总要夹到张惠、刘琼的饭碗里。刘芹见了总要加以制止。“这是你一个人吃的，妈。”她扳着脸说。“要全家吃，我办不到。”

刘义懂得这个道理。但面对那一小盘香肠、核桃肉或卤猪耳朵，仍然感到眼馋。他尽可能不去看它，觉得这跟六0年饿肚子一样难受。

刘芹得从伙食费里挪钱出来替邹兴容还债。邹兴容自从生病后就再没借债了，但欠的旧债还需偿还。哪笔债快到期了，那笔债还有段时间，刘芹心中有数。她把一切安排得有条不紊。但春节前一位债主急需用钱却打乱了她的计划，还了债后，剩下的钱连买计划供应的年货都不够了。她不让邹兴容去借钱。结果，年饭桌上只有豌豆炖猪蹄子上桌，佐以咸菜、蔬菜，就像一顿普通的牙祭。由于没欠新的债，一家人吃得高高兴兴的。

刘芹的计划精得到家了，把角角钱分分钱也算在内。她自己是从不乱花一分钱的，哪怕是为了她的生日。那天刘琼从菜市上买回来一只鸭子，二元四角五分钱。因不在计划之内，她不由分说叫她拿回去按原价卖掉了。刘琼为此几天没和她说话。

刘琼负责照料母亲，替她捡药、熬药，替她擦身、敷药、用高锰酸钾清洗溃疡处，换下来的带血的绷带也由她洗净晾干，以便下次再用。她干这一切不声不响，周到尽责，从不抱怨，一名专业护士也不会比她干得更好。

刘琼最讨厌的是找陈清媛校长拿记账单。以前刘芹在学校代课时由她拿，新学期开始，刘芹去了另一所学校代课，便由刘琼代替她，有时张惠也去跑腿。陈清媛校长既是校领导又兼任工会主席，负责管理教师的医疗费用。每次她只给刘琼两张记账单。一张记账单捡一次药，只有几角钱的药费。刘琼不得不隔几天又去拿一次。

记账单除了上药铺捡药外没有其他用途，陈清媛校长为什么不能一次多拿几张，免得她白跑路？刘琼这么想，但还没向陈清媛校长提出来。农历三月末尾的一个星期六下午，她替母亲洗澡，要刘义替她跑腿，拿记账单。刘义可以试一试，看能不能一次多拿几张。

刘义走出院门，来到小街上。天气已经转晴，太阳暖烘烘地照耀着，一半街面罩在瓦背投下的阴影中。他在街口附近碰见梁丽，穿着白衬衫青丝裙和一个女同学一路。自从在市文化宫对门人民旅馆大楼的围攻战和后来的张家苑住宅楼争夺战中见过她以后，刘义再没见过她。还是那么漂亮，引人注目。她可能已离开学校、组织。现在是红色方面军掌权，红色兵团已宣告解散，她可能也像他一样成了普通老百姓。

她朝刘义看了一眼。普通、漂亮的女孩。一个重返人间的魔女。刘义已不再对她着迷。刘义很难想象她曾经和战友们一块坚守大楼，浴血奋战，曾经躲在窗口后面用石头砖块袭击攻楼的主义兵。她激起他的想象，头上仿佛罩着一轮光环，在梦中呼喊着“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奋不顾身地跳下大楼。此时，她回到了普通、和平的环境中，走在这条小街上，和女同学说笑着，转过街口去了。

刘义走到前面岔路口，倒右手往前走，在医院后门院墙下碰见雍姓女右派的儿子。一个人贴着墙根走过来，低着头，面带微笑。院墙后面是医院的停尸房，散发出一股浓浓的药水味，行人都避开它贴着另一侧的街檐走。雍右派的儿子却毫不在乎，贴着墙根走。

刘义经过一所公立小学大门，经过一家卖糖果、水果的铺店，狭窄的石板铺的街道曲里拐弯，两旁是住家户、院落、院墙。低矮的瓦房，板壁木柱歪歪斜斜，晾晒着衣服、被单，孩子们在街面上跑动，打二连，弹玻璃珠。刘义小学的同学不少家住这一带，城市贫民出生，多数连中学都考不上。他碰见一个现已在毛巾厂上班的女同学，两人没打招呼就走过去了。他走下一道斜坡，经过一家粉厂的后门，转拐来到民办小学、也叫匡正街小学大门口。

陈清媛校长不在学校办公室。刘义从石梯上下来，横穿小街，上斜对面的教师宿舍去找她。一座小院落，一楼一底砖木结构的房子，以前一户有钱人家的住宅，现在住着陈清媛校长一家和另外几名单身老师。进门有个门厅，陈清媛校长不在家，刘义在门厅里一张凳子上坐下来等她。

说陈清媛校长不在家的是她十岁的小女儿，凸额头，凹眼睛，胖胖的脸蛋，像个越南小姑娘。她和她哥哥在门厅一侧的天井里踢毽子。

四方形天井里长着一棵柳树，一棵桂花树，两棵矮枇杷树。半人高的女贞树篱，青石板铺的甬道，中间有口石鱼缸。除了两个在树篱一侧的三合土地面上踢毽子的孩子外，房子里没有别的人。刘义透过缀满绿叶的柳枝看见二楼走廊上黑漆的栏杆和雕花的一角窗棂。

一名老师进来找陈清媛校长，听说不在又折转去了。越南小姑娘一五一十地替他哥哥数着数。刘义坐在门厅里想到有一次他找陈清媛校长借钱。他替母亲捎一张向工会借钱的条子，在斜坡档头右手学校伙食房门口碰见陈清媛校长。大约六一、二年的事，他还在读小学五年级，伙食房还在蒸盅盅饭。陈清媛校长用网兜提着盅盅饭出来，刘义跟着她走下斜坡。她没接他递过去的条子，乜了他一眼，说：“邹老师上次借的五块钱都没还，又叫你来借钱了！”她语气生硬，一副很不高兴的样子。刘义碰了钉子，哑口无言，在半道上就站下来了。

刘义不知道母亲借那笔钱作什么用。那段时间她喜欢找工会借钱，把工会看成一个可以依靠的能五块、十块借到钱的组织。

他在门厅里等了半个小时，陈清媛校长和她丈夫一块回来了。

她丈夫是城建局一名科室干部，穿着白衬衫，络腮胡刮得干干净净的。他不认识刘义，没看他一眼，径直走过去了。但陈清媛校长认识他。刘义从凳子上站起身来。

“什么事？”陈清媛校长站下来，觑着眼看他。她穿着白涤确凉衬衣，灰下装，带绊的皮鞋，护着短发，圆滚滚的身材，走热了，掏出手巾擦了擦脸。脸色红润但并不漂亮的脸，窄额头，颧骨高耸，总是觑着眼睛看人。进门时还高高兴兴的，这会儿冷冰冰的毫无表情。

“我来拿记账单。”刘义说，往旁边看了一眼。她小女儿站在门厅一侧的天井里往里面瞧着。

“上次你妹拿的就用完了？”

“用完了。”

陈清媛校长的语气好像不相信那两张记账单这么快就用完了，她觑着的眼睛变为斜视，流露出猜疑和不信任。

刘义提出这次多拿几张记账单。就像通常情况下那样他在想象中夸大了事实，他请求的好像不是多拿几张记账单这么简单的事，而是别的重要得多的事情，还没开口就预感到会遭拒绝，笨嘴笨舌，想好的话都忘了，涨红了脸。

“不行。”陈清媛校长果断地说道。“一次拿两张，用完再拿。”

“可是一张只捡一次药，管不了两天……”

“嫌麻烦就别来找我。”陈清媛校长沉下脸来，说。“就她一个人的药费用得多！”

抛下这话陈清媛校长转身走开去。刘义看着她肥硕的背影穿过门厅，迈过一道门槛，踏上回形走廊。她小女儿跑过去跟上她，和她一块登上天井右手拐角上的楼梯。

刘义等了五分钟，小姑娘一只手扶着楼梯扶手跑下来，把两张记账单交到他手里。

陈清媛校长是五八年调到这所学校接替打成右派的老校长的职务的，大多数老师都不喜欢她。刘义在回家的路上想到那句“就她一个人的药费用得多”，想到她那张说一不二的领导的脸——上面的表情生来就是为了拒绝的，想到母亲邹兴容十年来几乎每天都得和这张脸打交道，想到她现在生病在家难怪这样高兴、这样心满意足了。

家里，刘琼已替母亲洗过澡。她卷起衣袖在檐坎上把半浴盆高锰酸钾染红的漂着肥皂泡沫的水倒掉，舀水涮洗干净。“拿到几张？”她问，把手中的海绵挤干。

“两张。”刘义说。

“我就知道她不会多拿。”刘琼说。“死心眼，她不嫌麻烦，反正到时候我找她拿就是了。”

 四十五

四月上旬，刘义又找到活干，在河对岸给粮站建筑工地抬石头。又是一拨下苦力的野班子，成员大多数是居委会的待业青年。

不过只干了半个多月工地就因资金短缺停工了。

刘义在工地上碰见同学邹正洪。第一次“复课闹革命”距今已一年有余。邹正洪在家里帮两个妹糊过火柴盒，上砂石厂筛过砂石，挖过土方，锤过道渣。他个头长高了，正置发育期，嗓音变粗了，喉结突出，晒得黑黑的脸，原本冷漠的小眼睛闪耀着一丝压抑的青春的光彩。但说话仍带着学生腔，穿著打扮还是一副学生模样。

他和刘义谈到今后的前途。逍遥派成员，既不属于居委会的待业青年，也不属于在校学生；还在吃三十二斤口粮，但决无继续升学的希望。一切都被悬搁起来了。一切都在等待中。一切都是被动的，听候安排，不存在选择，没有人知道今后的事。

学校通知“复课闹革命”，两人都没去。实际上，学校现在只有红色方面军主义兵战士。他们也没有复课闹革命。他们知道今后的事——在校园里接受训练，随时准备奔赴L市战场。

四月下旬，地、市革命委员会正式宣布成立。进一步确立了“王、张、赵”的领导地位。盛大的游行，集会，群众的节日。群众是造反派群众。革委会也是造反派的革委会。正如那位红色方面军指挥部头头在医院里探望伤员时所保证的那样，新生的红色政权里没有老保的席位。造反派战士曾少华曾听到了这话，没有谁比他更希望看到造反派政权的诞生了，但遗憾的是他已不能亲眼目睹。

刘义所在中学由于充当了造反急先锋，分到了地、市革委会常委的席位。市革委会常委是高六七级四班一名姓曹的学生，他还兼任学校革委会的主任，校长。但他这个校长却没有领导学生上过一天课，手下也没有教导主任、班主任、教研小组和科任老师。他带领的是以初六六、六七级两个年级为主的主义兵学生武装支援L市的后备队队员。他上任之初，便给自己配备了一个班的警卫，并且公开自己和一个漂亮的女主义兵的恋爱关系。

与被打倒的前校长魁梧身材相比，他个儿不算高大，身高不足一米六五，但头总是抬得高高的。十九岁就当上中学校长，他丝毫不觉得恐慌。他很可能是这所中学自上世纪中期建校以来最年轻的一任校长。

风头正健的王名安也想代表初六六级几个班在校革委会里争到一个席位，结果未能如愿以偿。初中部的席位被一名六八级的扎着一对长辫子的能说会道的女生争去了。王名安只被委任以学校武装支援L市战斗队的副队长。战斗队实行排的编制，因此他也是一名副排长。

他们已不像驻守民政局办公楼的那个时期用钢钎、棍棒武装自己了，他们现已配备了三八式步枪、中正式步枪。红色方面军指挥部派退役军人来指导他们训练。他们上打靶场实弹射击，进行一对一的拼刺刀训练、徒手格斗训练。他们每日枪不离身。一天在寝室里，一个同学端着中正式步枪对着另一个叫夏长辉的同学的脑袋，开玩笑说：“看老子毙了你！”在场的人都看见他扣动了扳机，听见撞针撞击的声响。大伙和他本人都认为枪膛里没有子弹，可是当他拉下枪栓，却吃惊地发现一颗子弹退了出来。子弹尾部已被撞针撞击出了一个凹痕，却奇迹般地没有打响。两人当时脸都吓白了，半天说不出一句话。倘若情况相反，奇迹没有发生，夏长辉同学很可能就是这批武装支援L市第一名牺牲的战士。

学校驻扎着一伙C市“威虎团”的人。他们四月初再次来到本市，作为应邀嘉宾出席地、市革委会成立大会，并再次为本地造反派出力，抢了军分区和人武部的枪支弹药。他们每人都有短家伙，配备了冲锋枪和机关枪。在校革委会成立前两天，他们与学校主义兵发生冲突，一名“威虎团”战士用机枪对着教学大楼射出一梭子子弹。王名安当时在场，不少人都站在一边观看。那名战士站在操场上，劈开两腿，衬衣敞开，亮出健壮的胸脯，机枪端在手上朝教学大楼一阵猛射，扫得二楼的玻璃窗纷纷碎落四溅。

与学校毗邻的公园茶馆那段时间成了“威虎团”战士经常光顾的地方。他们坐下来喝茶，短家伙就摆在茶桌上。茶馆里异常热闹，三教九流的人都有。天气晴朗的日子，一到下午茶厅里和外面的露天石桌上便座无虚席。“威虎团”的人坐的那几张桌子总是众人注目的焦点，尤其是他们的头头绰号叫周老虎的在场的时候。

此人二十七、八岁，转业军人，穿褪色的军干装或红背心，中等结实的个儿，理着小平头，面目冷峻，剑眉下眼光射人。据说他在C市已欠下了几十条人命。他手使双枪，百发百中。他喝茶的时候，上了膛的两把枪一边一把搁在茶桌上。他喜欢坐两根立柱间靠近葡萄架的那张桌，面朝外面露天茶座而坐。同桌的都是“威虎团”的铁哥儿们。

王名安那段时间也是茶馆里的常客。他虽然说不上是他一名崇拜者，但每逢周老虎在场，他和几个学校主义兵总是坐在相距不远的一张茶桌上，因此对下面发生的事情看得一清二楚。

事情的起因是为了争一把竹椅。肇事者是一名城建兵团战士。此人二十六、七岁，矮小的个儿，瘦削的脸颊上长着颗黑痣，父亲是有名的讲评书的艺人，他本人也讲过几天评书，《吕四娘刺雍正》。王名安去听过。 他可能不认识周老虎，或者虽闻其名但却自恃在场的有不少城建兵团战士，强龙压不过地头蛇，没把周老虎那伙人放在眼里。那伙人中有人上厕所去了，空出一把椅子，他走过去想拿走。周老虎手下一个人说：“有人的，×妈，你想干啥？”并用脚踩着竹椅下面的圈脚。他要是识趣点，趁机走开，还不会发生什么事。但是他却不识趣，抓起竹椅就走，嘴里还说：“你们坐得我就坐不得？”

他具有评书中武侠英雄不畏强人的气魄，但却不具备武侠英雄超凡的功夫。他立刻便被揍了个鼻青脸肿。他的城建兵团战友们眼睁睁地在一旁看着没有一个上去帮忙。他被揍急了，转身就往茶馆外跑。

周老虎坐在那儿，一言未发。他看着他跑开去，跑过石栏杆的拐角，跑上湖边的走道。一排梧桐树的树干把他的身影挡住了，他的身影在一棵棵树干间闪过。周老虎安坐不动，脸色略显苍白，目光紧随着他。坐在外侧的人已把位置给他让了出来。他看着他跑过墙角，跑上水泥板铺设的栈道。这个时候他已毫无遮掩地暴露在所有在座者的视线中，穿着白衬衫，摆动着双臂，还回过头来看了一眼。栈道转过拐后顺着墙根过去，迎面来了几个人，他从他们身边跑过。那几个人站下来，回头去看他，又调过脸来往茶馆这边望。他快跑到尽头上了，再跑几步他就会从视线中消失，逃之夭夭。但说时迟那时快，只见周老虎拿过摆在桌上的短家伙，顺手就是一枪。他甩动的手臂突然一下便垂了下去，他打了个趔趄，险些摔倒，用右手捂着受伤的部位跑过墙角去了。

在场的人对如此神奇的枪法无不感到惊异不置。枪响过后静了刹那间，接着议论、感叹之声便嗡地一下响了起来。一张张脸都朝向那张茶桌，有人站起身来，绰号叫阿庆嫂的冲茶的女人也手拎水壶呆立在茶桌间。

王名安和他身边的几个主义兵从一开始就知道他会动手，惩罚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讲评书的家伙，但却没想到惩罚如此带有戏剧性，如此吊他们的胃口。当瞧见栈道上迎面过来几个人时，他们心都提到嗓子眼上了。倘若出现意外情况，他们会多么失望啊。但是周老虎没让他们失望，他让他继续往前跑，与那几个人错开，相距七、八十米远，一枪命中。他没想要他的命，这么远的距离，他想射中什么部位就能射中什么部位，甚至没瞄准一下，抬手就射，如此绝活实在神乎其神！

王名安和他身边的几个主义兵那一刻都把他当成了英雄。他们满怀钦佩地看着他把枪放回桌上，端起盖碗茶杯喝了口茶。在众人面前露了一手，他也觉得风光，脸露微笑，任身边的伙伴谈笑风生（据后来的小道消息说，此人死得很惨，在关押中被剜去了双眼，那是一、两年后造反派失势、清理阶级队伍期间发生的事）。

王名安向刘义谈到这事时还兴奋不已。他们武装支援Ｌ市前两天的一个晚上，他和刘义坐在茶厅外紧靠石栏杆的一张石桌上。

刘义这段时间喜欢上了钓鱼。他和秦睡龙一块去河对岸的蓄水田里钓鲫鱼，也一个人上河滩上钓黄辣丁，还去二三十里外的水库垂钓。这会儿他紧挨栏杆而坐，手里拽着根十磅的尼龙线钓人工湖里喂养的鱼。鲤鱼或巴掌宽的肥鲫鱼，现在无人看管，人人都可以钓。一些居委会的闲散人员一段时间就靠这个挣钱，钓着鱼就拿到市场上去卖。

“你还记得教高中毕业班政治的朱耀宗老师吗？”王名安看刘义带了一下钓线，没钓着鱼，问。

刘义当然记得，一个夸夸其谈的家伙，戴着副度数很深的近视眼镜，凸出的金鱼眼，鲢鱼嘴，工农出身，政治上的红人，在“忆苦思甜”大会上发言总是声嘶力竭、唾沫四溅。他参加了思想兵，和他们的唐敏之班主任是思想兵的两员干将，臭名昭著的铁杆老保，比唐敏之班主任更遭人痛恨。红色兵团垮台后，他东躲西藏了一段时间，有人说他去了L市，实际上他回湖南老家去了。一个星期前，他以为风声已过，又回到本市。王名安说，他刚一露面就被抓起来了，把他当成从L市跑回来的铁杆老保，揍得他口鼻流血，脾脏也给打破了。他在医院里躺了几天，前天晚上一命呜呼。

“这是学校死的第三个老师了。”王名安说。

第一个是畏罪自杀的体育老师，剥削阶级出生，替地主父亲翻案。第二个也是剥削阶级出生的女老师，教物理的，四清中已被挂起来，脑溢血发作死于批斗中。前两个是牛鬼蛇神，死于阶级斗争；这后一个是老保，死于路线斗争。

还死了个误入“虎穴”的外校学生。

“你也听说了？”王名安说。“就是我们那伙人干的。二中的学生，脑筋有点问题……本来并没想要他的命。”

现在学校的牛鬼蛇神又被管起来了。叫他们反复学习主席著作、语录，继续写检查交待。不是牛鬼蛇神的老师也参加政治学习。站错队的检查交待自己的错误、罪行，接受群众帮助。新任校长和他的助手们负责这一工作。所有的老师现在都灰溜溜的，除了学习和上街买菜外，都呆在教师宿舍里。

教高六六级语文的俞儒文老师养起鸡来了。俞老师没住教师宿舍，住在学校附近的街上，和老伴分了居，一个人住。一个六十多岁的老头，鼻梁上架着副老光眼镜，蓄着山羊胡子，瘦瘦的身材，精神矍铄，言谈举止怪异。刘义印象深刻的一件事是，二年级农忙假期间他跟随他们班级下乡劳动，在麦地里装婴儿啼哭。他割着麦子便躲到一边去，当啼哭声传来，大伙还真以为有个婴儿丢在麦地里了。学校批判“三家村”时，一个女同学还以此写过一张大字报，说他装疯卖傻，拒绝走和工农群众相结合的道路。他一个人的大字报最多，但却没被打成牛鬼蛇神。因此他才能优哉游哉地养鸡。他不养本地鸡，养的都是小种的“来航鸡”，白羽毛，姜黄色脚杆的那种。他一次养两、三只。他替它们洗脚爪子，梳理羽毛，像小孩一样照料它们，把它们收拾得干净洁白。他把它们关在鸽笼里喂养，几只分别关在鸽笼里的大红冠子的白母鸡成了他家门口一大景观。生了蛋他自己不吃，都送给邻居的小孩吃。或许他以此贿赂群众吧，使他们不至于反对他。

“给他戴顶对现实不满的帽子一点不过分。”王名安笑道。“他钻了空子，养鸽子、花草属于资产阶级，但却没有哪条政策规定他不准养鸡。”

王名安他们也在校园里养了一群鸭子，已长到一斤多重一个，在换毛了。这群受保护的小动物满校园窜，嘎嘎叫着跑进教室，跑进职工食堂、教师宿舍，四处拉屎、撒野，无人敢动一根毫毛。他们去L市时，打算留下两个人照看鸭群，等他们凯旋之日在庆功宴上享用。

王名安对武装支援L市谈得不多，但这并非因为缺乏热情。他们等待了这么久，前两次武装支援L市收效甚微，出现了反复，这是规模最大、也是最后的一次。借新生的革命委员会的东风一举歼灭L市的老保。他平静的外表下跳动着一颗主义兵战士炽热的心。不过他已经想到要回来吃鸭子了，可见丝毫也没有作出牺牲的准备。他们是学生，可能不会让他们上前线冲锋陷阵。他向刘义透露一种类似初恋的感情在困扰着他，对象是校宣传队一个初六七级的女生。她也是校革委会里一名高六七级的男生追求的对象。王名安可能是单相思，他还没向她挑明恋爱关系。他担心他去L市后，那个高六七级的男生加强攻势，情况会变得对他不利。

学生谈恋爱在学校里是件不可想象的事。即使有也是十分隐秘，偷偷摸摸的。一旦发现就会被写入操行鉴定。而现在却公开化了，还觉得是件可以炫耀的事。王名安说，校革委会里除了一名书呆子型的高六六级的男生外，都在谈恋爱，都已成双成对，多数情况还是女生主动。

王名安和那个女生的情况也有点类似，至少刚开始那阵是如此。他在校门口站岗，她主动上来答话，他当时还不怎么理睬她。他身穿草绿色战士服，扎着皮带，腰上挂着把带枪套的短家伙，端着冲锋枪，样子很是威风。校革委会刚刚成立，他是为新生红色政权站岗。那一天，“王、张、赵”中的赵和红色方面军指挥部的头头一行人上校园视察。

王名安觉得枪支武器能使一个人威风起来，他感到遗憾的是刘义没有目睹他当时的风采，也没有一部照相机摄下那个值得纪念的镜头。他同样遗憾刘义不能一睹他现在那把左轮手枪和那支中正式步枪。两支枪已登记在册，他可以带上它们满校园转，晚上睡觉时一支搁在床头，一支搁在枕下，但他却不能把它们带出校园一步。上面已有明文规定。王名安还觉得遗憾的是，他在替他爸爸复仇的时候不能带上它们。

王名安的爸爸是市商业局属下一家食品加工厂的职工，一个没参加组织的普通群众，从不惹事生非的老好人，但在单位上却受到一个小头目的欺负。那个小头目还是一名反戈的老保，竟然对他爸爸动了手。王名安得知此事后，带了几个战斗队的同学，找上门去，把那个老保头头狠狠教训了一顿，保证下次再也不敢了。这可以说是战斗队成立以来的第一次战斗。他要是带着枪，效果肯定会更好。“你懂我的意思，”他对刚刚钓上来一条鲫鱼的刘义说。“并不是要一枪把他给崩了……”

刘义当然懂，“群专”抓人的时候就是背着枪上门。

 四十六

刘义、刘琼陪母亲去下游七星镇就医的这天早上，正好碰上武装支援L市的船队出发。

他们从城门洞出来，走下石梯，便看见河坎上站满了人。售票的女服务员对刘义说，去七星镇的渡船晚点一个小时，等武装支援L市的船队起航后再开。

他们买了票，在售票处一侧的大黄桷树下站下来。两江汇合处，以前举办划龙舟的地方。船队停泊在左手江岸码头一线，红旗飘扬，锣鼓声阵阵，高音喇叭播放着革命歌曲。两艘打头阵的小火轮已经起航，挂着彩旗，鸣响了汽笛，离开前方码头，斜斜朝江心驶去。

船队由火轮、货轮、拖驳、客轮组成。市航运公司长途、短途大大小小的船只都派上了用场。指挥部设在一艘开L市的客轮上，它停靠在长途客运码头，上下甲板上都站着武装人员。“大渡河战斗队”的人，步枪或五六式半自动步枪挂在肩上。船头堆放着麻袋，架着一挺机关枪。总指挥，军分区第一政委、地革委主任、“王、张、赵”中的赵身着军装，伫立在上层甲板上，身边围着一小群随行人员、随军医务人员、女护士。他依着栏杆向下方趸船上送行的各级革委会同志挥手，朝江岸上的群众挥手。一小群武装人员从码头上下来，穿过人群，跑步越过趸船跳板，上了指挥舰后面一条船。

两艘小火轮已调过头来，顺江而下，船头上也架着机枪，站在船舷后面的武装人员把枪端在怀里，向指挥舰致意。前方码头上的船只启动了，拉响了汽笛。一时间汽笛长鸣，船只一艘接一艘驶离江岸，缓缓驶向江心。

一艘小客轮启动时柴油机发生了故障，前面的船已驶离码头，中间空出一个空档。指挥舰上的高音喇叭喊道：“十四号，十四号，怎么回事？快跟上！”岸上的群众都听见了呼叫声，还听到了“他妈的，冯二娃！”这后一句话虽然说得小声，在第二遍呼叫后压低嗓音咕哝，但透过扩音器还是被清楚地听到了。兄弟伙之间的玩笑话。十四号终于发动起来，跟了上去。

一艘驳船运载粮食，上面搭盖着帆布。船甲板上站满了人，一张张面孔朝向江岸。风掀起一艘小客轮船舱上的帆布，舱里也坐满了人。

“这次麻联站（红色联盟）完蛋了！”刘义他们身边一名群众说。“多少人马、枪炮……”

“不下一个团的人。”另一名群众说。

“还有坐汽车去的，也出发了。”

“在什么地方？”

“不是在广场就是在北门老汽车站，听说天亮前就出发了。”

“走陆路从N县那方绕道，远得多。”

“那边走的有几个学校的学生娃，还有东山矿区的、城建兵团的……”

“这次老保彻底完蛋了，叫他们再也翻不了身！”

“这次有革委会，以地、市革委会的名义……”

一个穿中山服的中年群众说这跟剿匪差不多，对他们不要客气。另一位群众说，不单是L市，还有附近的N县、H县也属清剿范围，那儿麻联站的势力很猖獗。

指挥舰启动了，拉响了汽笛，徐徐驶离趸船。总指挥，地革委主任站在甲板上，朝岸上挥手。

刘义在剧院门口相隔几步远的地方见到过此人。春节前一次慰问演出，他身穿齐脚踝的军大衣在几名随行人员的陪同下登上剧院门前的石台阶。身材不高，脸色蜡黄，颧骨下的脸颊下陷，一口烟熏黑的镶了金牙的牙齿。不了解他身份的人满以为他只是一名普通的机关干部。操心过度的干瘦的老头，看上去比五十多岁的实际年龄苍老许多。他身上唯一有活力的是那双粗黑眉毛下的眼睛，目光有神但并非像普通人那么良善。此刻，他身穿军装站立在上层甲板上，挥一阵手，双手把着栏杆朝岸上望。客轮逆水驶向江心，调过船头，他绕到这边甲板上来，继续手把栏杆面向河岸，再一次挥手。岸上有锣鼓相送，有各级领导和群众送行，指挥舰上飘着红旗，挂着三角彩旗，有小火轮护航，一路上歌声、乐曲声不断……

连驳船在内，船队一共二十七艘船只。一艘或两艘一排，隔开一段距离，在河面上牵成一线。前面的进入两江汇合后的河道、驶过前方河岸上矗立着伟大领袖身着军装挥手致意的巨幅画像的转弯处了，后面的才刚刚驶离码头。船队在转弯处前的河道上拉响了汽笛，向画像致敬或接受检阅。指挥舰已驶上主河道，两艘小火轮护航，船上的高音喇叭播放着：“大海航行靠舵手，万物生长靠太阳，雨露滋润禾苗壮，干革命靠的毛泽东思想……”

这歌声逐渐远去。目送最后一艘船只驶上两江汇合后的开阔河面，码头上的人群陆续离开。

群众中也有替自己家人送行的。刘义往下走时，听见一个孩子问：“妈妈，爸爸什么时候回来？”刘义没听见妈妈怎么回答。他们三人逆着闹哄哄的人群走，来到河滩上，登上开七星镇的渡船。

船上的人也在谈论刚刚起航的船队。一些下游厂矿的群众专程赶来观看盛大的起航仪式，他们没有失望，这会儿正高高兴兴地往回走。沿途都看得见河岸上散去的看热闹的群众，他们沿着公路走，有的还呆在河边凸出的岩石或草坪上。航线恢复后，空旷的江面上又出现了来往船只。

刘义、刘琼陪母亲去七星镇找一名中医老师看病。一位朋友推荐的。七星镇的中医老师专治各种疑难疾病，用中草药和祖传秘方治好了不少大医院确诊的不治之症。邹兴容拒绝去省城动手术，但却不拒绝寻访中医老师，从不放弃这种机会。

船停靠码头，他们顺着之字形石梯小路爬上公路。在七星镇下船的人不多，上了公路后都走到前面去了。他们在路边草地上坐下来歇气。渡船离开码头，驶向斜对岸厂矿区。早晨出门的时候还是一个阴天，这会儿云开雾散，太阳高照，有点晒人了。邹兴容把面衣脱了，搭在手臂上，身穿淡灰色的府绸衬衣。爬上河坎，她已累得气喘吁吁，额头上渗出汗珠。她得了感冒，河风一吹又觉得头晕起来。但从城里来到乡下，她还是觉得高兴。

比起刚才的热闹场面来，她显然更喜欢这地方的清静。在观看船队起航时，她没说一句话，脸色苍白，就像观看一场她不感兴趣的演出那样，索然无味，全然不受周围气氛的感染。此时她站在路边草坪上舒畅地呼吸着，往河对岸的厂房、下游开阔的罩着层薄雾的河面上眺望，脸上不自觉地挂着笑。

渡船停靠斜对岸厂矿区码头，趸船后面乘客爬上河坎。一艘木筏顺河而下。河坎下的回水沱里圈着一片浮木。一艘打渔船在浮木边的静水里下钓。河坎上凉风吹拂，小鸟在树枝上鸣叫。他们离开草坪，往前走，她说：“我好久没到这儿来过了，上次路过这儿，还是大炼钢铁的时候……”

“十年前，”刘琼接过话茬，说。“我知道那是五八年，大炼钢铁，放卫星……”

“我们那时经常下乡劳动，走和工农群众相结合的道路。”邹兴容淡然一笑。“这是思想改造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她脸上的表情就像一个病人在回忆自己健康、快乐的时光，随即她咳了几声嗽。

“我记得那次你们去邱场劳动，你还差点回不来了呢。”刘义说。

“那是六０年的事。”邹兴容说。

“邱场在什么地方？”刘琼问。

“过河去二十多里路，观音岩上面。”刘义说。

他们一伙老师在生产队参加劳动，中午吃打过淀粉的苕渣做成的窝窝头。那天她人不舒服，硬着头皮去接受劳动锻炼，那样的食物难以下咽。劳动了一天下来，她虚弱得路都走不动了。后来她在一户农民家里讨到一碗米汤喝，才有力气走下一两路长的观音岩。“要不是喝了那碗米汤，我说什么也走不下观音岩。”邹兴容说。

“那不可能是六０年的事。”刘义说。“六０年你不可能在农民家里讨到一口米汤喝。”

“说得对。可能稍迟一点，”邹兴容说。“生产队田地下户以后……噢，一碗救命的米汤，好心肠的农民。”

“还有一次，大水封渡，你们劳动了转来从铁路桥过河，差点出了事。”刘义说。

“你还记得这事？”邹兴容说。

刘义当然记得。火车在桥头辗死人（死伤十二个）的现场就在他们一伙老师身后一二十米远的地方。刘义听到消息，担心母亲出了事。她要是有个三长两短我们怎么办？他赶到河边上去的时候一路这么想。这念头他一直牢记在心。

码头距七星镇三里路，他们一路说着慢慢往前走。

邹兴容的伤口在加深加宽，走路时垂着左臂，怕牵动胸部的神经。不久前，她觉得溃疡处发痒，刘琼打开绷带后发现长了蛆。比米粒还小的亮晶晶的蛆虫在腐肉里蠕动，刘琼用镊子一一把它们夹出来，用高锰酸钾清洗干净。她以前几天换一次绷带，出了这事后改为隔天换一次了。

邹兴容脸上没有血色，五官轮廓突出，皮肤变得薄薄的，泛着光泽，嘴唇上出现萎缩的皱纹，眼圈上有层黑晕，但眼神清澈、平静。胸口上的溃疡好像在吸取她的精血。她人逐渐消瘦，头上已长出白发。她能安安静静地接受换绷带，清洗伤口，但却不能接受别人替她洗澡这一事实。她不能一个人洗澡，不能一个人面对自己越来越瘦弱的身体，这常常使她感到恼火。她对自己无能为力，把火气发到刘琼身上。刘琼替她洗澡是件费力不讨好的事。至于头上的白发，她可以一个人对付，对着镜子一根根拔掉。

她年轻时是名篮球运动员，只有一米六的身高，投篮却投得相当准。现在她开始做年轻时的梦，说到年轻时的事。一天刘芹从三孃保存的一本影集里找出几张她年轻时的相片，她拿在手里看了许久。相片已经发黄，其中一张是教会女子中学篮球队的合影，她是队长，身穿短袖运动衫，护着齐耳的短发，与别的队员手挽手站在第一排正中。另一张她一头烫发，身穿旗袍，怀里抱着个胖胖的婴儿脸露幸福的微笑。这婴儿是刘芹。她一连几天都想着这事，想到她读教会女子中学的快乐时光。她那时又年轻又漂亮，成天快快活活。那时也有生活，也有青春，有属于个人的值得珍惜的东西，并非一无是处。记忆在褪色的相片后面探出笑脸。有一张相片剪掉了一半，只剩下她一个人的半身像，穿着驼绒大衣，仍然脸露笑容。她凝眸良久，由此想开去，想到人年轻就意味着能吃苦，承受得起打击和磨难。她二十六、七岁时和以后的一段时期，什么都承受了，什么都经受过了。她有自己不为人知的一面，并非像表面看上去那样糊里糊涂，请朋友、居委会干部吃吃喝喝。她默默地独自承受一切。她现在却不再具有这种承受能力。现在要是让她像牛鬼蛇神一样接受批斗、挂牌子游街、没完没了地写检查交待，她可能就会因承受不起而自杀，就像在四清中他们学校地主出生的何老师那样用一根绳子上吊（她把家人支开，当发现她尸体的时候上面已爬满蛆虫）。“不过也很难说。”她说。“或许我也能活下去，既然我年轻时都那么过来了。”

生病似乎给了她时间和权利去想过去的事。她常常在门口走廊上一张马夹椅上一坐就是几个小时，脸上丝毫没有病人的困倦和抑郁。她在想往事，想思想改造，想灵魂，想教真人假——她从来就相信是这样。她是一名天主教徒，却十多年没进教堂望弥撒了。教师的职务和思想改造不允许她上教堂。想到思想改造她仍然感到紧张。它同时使她想到学校，想到政治学习，想到批斗会、民主生活会，想到阶级路线，想到群众雪亮的眼睛，想到陈清媛校长那张不友善的脸。刘义在回忆中觉得，母亲的思想改造从来都是在紧张或抽筋的状态中进行的。现在她已快走完全程，像攀上悬崖峭壁回首望去，来路令她胆颤心惊。她半躺在马夹椅上，突然一下坐直了身体，浑身僵硬，面无血色，直愣愣地睁着眼，就是想到了思想改造。她想到灵魂的时候则身体松弛，脸上露出温和的笑容。这时她已从现实的迷雾当中走出来，挣脱一切束缚插上想象的翅膀在自由的天空翱翔。一次刘义看见她流泪了。她是很少流泪的。

她仍然不谈刘义他们的爸爸、她的第一个反革命丈夫……

路上没有一辆汽车开过，扬起灰尘。三里路，他们走走停停，用了将近半个小时。

在镇口附近一家小药店里，邹兴容叫刘义替她买了两包解热止痛散。

古老的街巷在公路下方。公路两侧是新修的铺面，集市贸易的地方，一侧有座民办中学的篮球场。寒场天，行人稀少。他们来到一处卖凉水的摊子前，邹兴容打算买一杯凉水吞药。守摊子的是个四十岁左右、留着短发、整整洁洁的女人，她问明邹兴容买凉水做什么后，说：“这怎么行，你等一下，我去给你倒开水。”

她把凳子抬出来让邹兴容坐。“我一会儿就转来。”她说，拿上瓷盅朝公路转拐那头走去。

摊子上摆着八个玻璃杯，大小两种型号，糖精兑的加了色的凉开水，用方块玻璃片盖着。脚架一侧搁着个毛巾搭着的铁皮桶。在市里这会当作投机倒把受到打击，割资本主义尾巴。从搁在案板上一个罐头盒里可以看出她还没买几个钱。

她从那头茶馆里打了半盅开水回来，和一个熟人打了招呼，高高兴兴的，脸上挂着笑。

邹兴容吃了药，也让刘琼喝了水。她把剩下的水泼掉，和瓷盅一块递过去两角钱。

“我不能收你的钱。”守摊子的女人说。

“就当买了你的凉水吧，”邹兴容说。“不用找补了。”

“这钱我不能收。”守摊子的女人态度坚决。“谁都有出门在外遇到不方便的时候……”

她让邹兴容把钱收回去。

“从城里来走亲戚的？”她问，神色温和。

“不，来找赵老师的。”

“看病的赵老头？就在下面不远。”她说。“从那条巷子下去，一问就知道了。”

“一个好人，对人那么热心。”他们走下那条弯弯曲曲的巷道，邹兴容说。“就像你们河对门的二孃，真正的劳动人民。”

“可她明明是摆凉水摊的投机倒把者。”刘琼笑道。

邹兴容没理睬她。这件小事使她很受感动，觉得单是碰上这样一个好心肠的女人也不虚此一行。

下方巷道口上，一个在家门口洗衣服的妇女告诉他们赵医生的住址。顺着石板铺的小街过去倒左手走上几步就到了。

赵医生是个七十多岁、身穿对襟衫、长着花白山羊胡的干瘦的老头。在他那间地板上摆放着各种中草药袋、梁上也吊着各种中草药的光线清幽的吊脚楼里，他们还碰见一个看病的女人。此人四十五、六岁，骨瘦如柴，两眼凹陷，头发稀稀疏疏，顶上的头皮都快露出来了。她对邹兴容说，她得上了好几种病：胃溃疡，偏头痛，肾炎，风湿病等。她以前是个健康正常的人，但自从两年前她丈夫死后，她就得上了病，变成现在这样子。她丈夫是镇中学校长、党委书记，六六年十二月的一天晚上，从小河那头的公路桥上跳河自尽。

从开在篾笆折上的一扇四方形窗口望出去，看得见那座架在山谷间的石拱桥，一端被岩石挡住。小河在桥拱下的乱石间奔涌流淌，哗哗的流水声隐约耳闻。下方摆渡的木船靠了岸，乘客从小路爬上河坎。女人说到丈夫的死眼圈儿红了。“医生还诊断我得了肺癌。”她说。“我只是咳嗽、咯血……我真要得了什么癌，也是气出来的。”

她的病是治不好了，拖一天算一天，她说。她觉得活着没有什么意思。刘义不知道她的话是真是假。没有一个病人会相信自己的病治不好，至少邹兴容就从来没有相信过。她这么唠唠叨叨地说上一阵，突然住了口，拿上赵医生替她捡好的中草药，付了费，拎起搁在一边的竹篾菜篮，走出吊脚楼去了。

邹兴容在凳子上坐下来，捞起袖口，脸露笑容，把右手腕搁到条桌上一个布垫上。两根瘦瘦的指甲长长的手指头像鸟喙般伸向她的脉搏。

 四十七

刘义没想到自己这么快又见到了王名安。与他们出发相隔两周的一个晚上，他在卫校附近街口上一个姓郑的同学家门口碰见他。

王名安和几个战斗队的同学坐在郑同学家门口喝茶。晚上九点多钟，天气炎热，光线昏暗，街檐上这儿那儿坐着喝茶聊天的人。刘义没注意到他们，他走过去了才听见有人喊他。

“我以为你还在L市。”刘义认出王名安，看看在座的几位主义兵同学，说。

“回来两天了。”王名安说。“你一个人上哪儿去？”

“出来走走。”

“到郊外去散步吗？”

打街口过去不远就是郊区了，王名安喊住刘义的时候，他正往那头走去。到郊外漫步，夜晚独自一人穿街走巷，这在刘义是家常便饭。他或者往前走到火车站再折回来，或者往前倒右手绕着公路走一大圈，从另一个方向进城。他有几条夜晚漫游的路线，往西郊方向走只是其中的一条。

王名安和另外两名战斗队的队员抽着烟。刘义第一眼就注意到了昏暗中几个燃烧的烟头。去L市那天就发烟给他们了，三角钱一包的朝阳桥牌香烟，以后每天都发给他们，或他们自己上后勤部去领。他们享受普通战士的待遇。在随时都有生命危险的地方，没有必要再遵守以前的学生守则，甚至觉得嘴上叼着支烟才像一名真正的战士。王名安叫刘义也抽一支。刘义接过手，坐下来，他把烟头递过去让他接上火。

“还要去吗？”刘义抽了口，问。他没像他们希望看到的那样被烟呛着，他在工地上就抽过别人散给他的烟。

“不去了。”

“战斗还没结束。”

“对我们来说已经结束了。”一个战斗队的同学卖着关子说。

自己偷着跑回来了？这念头在刘义的脑子里闪过，他面带微笑，旋即加以否定，毕竟，人家是立场坚定的主义兵、红色方面军战士。

“我们翻车了。”王名安说，把快烧着手指头的烟蒂从嘴上拿开，弹向街面。

“翻车？在什么地方？”

“换防的路上。”

“你们几个都没受伤。”

“我们几个运气好，”王名安说。“有几个同学还躺在医院里……”

他说出那几个受伤的同学的姓名，其中一个还是重伤。运气好的这几个同学只是擦破了一点皮，或虚惊了一场，都笑哈哈的。主人嘴里叼着烟，拎着温水瓶给茶盅升开水，他左边额角上贴着块纱布。另一个同学手掌上缠着绷带，露出几个手指头。

开车的是个年轻人，运输三十四队的造反派战士。因为要通过红色联盟控制的地区，半夜动的身。四辆带篷的解放牌汽车，互相拉开了一段距离，他们在最后一辆车上。碎石铺的公路，坑坑洼洼的颠簸得很厉害。昏昏月光，没开灯行驶，有的地方打着手电照路，但速度仍然很快。王名安和另外两个同学坐在车厢后挡板上。他说他有种预感，感到今晚会出事。他没想到翻车，想到的是被红色联盟的炮火打中。红色联盟在坡头架设高射机枪，封锁公路，红色方面军的车辆在那一带被打翻过好几辆。多数在白天，夜晚开灯行驶也有被打翻的。王名安一有了预感，便挤到中间去，倚着车厢板壁坐下来，枪抱在怀里。他就这么迷迷糊糊地睡过去了。一个车厢里的人都在打盹。没有人知道车是怎么翻下去的，等惊醒过来，车已翻在坎下了。

坎不算高，垂直高度大约四、五米，在一座小桥前的弯道上，下临一条小河。汽车直直地开下去，撞击在泥石滩上，车身倒向一边。

王名安第一个从车厢里爬出来。他发现自己没受伤。他爬出来后，有人才打亮手电。车厢里已乱成一团。在此之前有一两分钟的时间鸦雀无声，死一般的寂静。

在王名安之后，坐在驾驶室里的城建兵团某副连长也爬了出来。他被碎玻璃划伤，血流满面。他爬出来后，踉踉跄跄走了几步，叉开腿站下来。接着，他双膝弯曲，头歪向一边，身体旋转了将近一百八十度，昏倒在地。

谁受伤谁没受伤隔了会儿才弄清楚。没受伤的都从车厢里爬了出来。汽车歪倒在河沟里，车厢已经进水。被抢救出来的伤员躺在一边泥石滩上，呻吟着。一个撞击时摔到河沟对面的城建兵团战士这时爬了起来，蹒跚着蹚水过河，抢还提在手里，但一上岸便载倒在地。有人对天鸣枪，发出求救信号。

前面的人发现他们没跟上，开着车折回来，一路搜寻到出事地点已过了半个小时。救护工作进行得很顺利。幸运的是他们已越过红色联盟控制的区域。在派车来接他们以前，他们都呆在离桥不远的一家茶店子的院坝里。

只有一名医务人员，对伤员作了简单的急救处理，止住了血，缠上绷带。受伤的有他们这批学生也有城建兵团战士。一个同学摔断了肋骨，一个胳膊骨折，一个腿和腰部受伤，还有脑震荡昏迷不醒的，伤着内脏咯血的。一名城建兵团战士在撞击的瞬间因枪走火子弹打穿腹部，当时都没有人听见枪响。另一名城建兵团战士，步枪的枪端从他的右腮下穿进去，从左边脸颊穿出来。把枪筒拔出来非常吃力，准星像鱼钩上的倒刺不容易退出来，试了几次，终于一狠心拔出来了，痛得他昏死过去。

“幸好手榴弹没爆炸。”一个同学说。“我们每个人身上都有手榴弹……”

王名安进一步解释说，那是一种自制的、完全缺乏安全系数的手榴弹，它没在撞击时爆炸真是个奇迹。外形像地瓜弹，薄薄的塑料外壳，拉掉引线可能在零秒之内爆炸，也就是说还没来得及出手就把自己给炸了（战场上已发生过这样的事）。所幸的是，他们只是挂在身上，还没机会在战场上使用。

“没参加战斗？”刘义问。

“没参加。”

“那你们干什么呢？”

“驻守阵地吧。”

“呆在战壕里？”

“不，”

王名安不愿承认他们呆在帐篷里，像在夏令营里一样几乎没有一点危险。他们干的事就是派人站岗。两人一岗，一天二十四小时轮流着转，在交接时立正，敬礼，说出自编的口令：“为人民服务！”几天后又改为“纪念白求恩！”这两篇著作加上《愚公移山》唐敏之班主任都曾要求他们背诵。他们驻守的山头附近有一所麻风院。据说战斗打响后，麻风病人都跑出来了。他们心目中四处乱跑的麻风病人才是头号敌人。一天王名安和另外两名同学在坡头上巡逻，从小路上来了二男一女，农民打扮，探头探脑，形迹可疑，立刻引起他们的警觉。他们终于碰上麻风病人了。他们发出吆喝，不让那二男一女靠近。那二男一女瞧见枪口对准他们，听见拉动枪栓的声音，吓得调头就跑。“当时就有种参加战斗的感觉。”王名安说。“肾上腺素已调节到了那种水平。他们要是不听警告继续往前走，我们真的会开枪。”

真正的战斗在离他们驻守地两、三公里的地方进行。他们听得见枪炮声，分得清三八式步枪、中正式步枪、五六式半自动步枪、冲锋枪和轻重机枪的射击声。有时枪声响成一片，像爆炒豆似的，噼噼叭叭，达达达达，夹杂着炮弹的爆炸声，有时也响起零星的枪声。红色联盟的人使用迫击炮、高射机枪，还使用一种先进武器“青蛙炮”。这种炮弹落地后跳起来一两公尺爆炸，杀伤力是普通炸弹的几倍。

王名安和另外几名战斗队的同学都见过被打死的人，见过被炸弹炸得残缺不全的尸体，还见过枪杀俘虏。那是在红色方面军吃了败仗、死了不少人，然后成功地进行一次反击之后。王名安他们一行四人上团部去，在离团部（设在一所大队小学里）不远的地方，看见一队人牵成线顺着小路走下坡坳。七、八名红色方面军战士，五名红色联盟俘虏。俘虏中有人受了伤，垂着胳膊或瘸着腿，红色方面军战士枪端在手上。王名安他们在另一条路上，隔开一段距离，看见他们走下坡去，身影背衬着灰暗的天空。他们站下来，几分钟后听见下方山洼里传来一阵枪声，隔会儿又响了一枪。过后便只看见红色方面军的人背着枪从那条路上转来。

王名安他们没到现场去加以印证，好像有什么力量阻止他们这么做。后来他们在团部碰见那伙执行任务的人，枪已放在一边，看上去与其他人无异。

“枪杀俘虏不是我们开的头。”王名安说。

“这太残忍了，我说什么也不会干这种事。”一个同学说。

“要是命令你这么干呢？”坐在他旁边的一个同学说。

“我照样不会干。”

“要是你的战友在你身边活活被打死，你替他报仇，你也不会干吗？”那个同学说。

说他不会干的同学笑了笑，不再吱声。

“接到命令我会干的，手不会抖。”那个同学说。

但下达到茶店子的命令却是叫他们全体回城，他们就此失去了参加战斗的机会，那个表示敢于枪杀俘虏的同学也失去了接到那样一道命令的可能性。

“我们总算什么都看到了。”王名安说。“不参加战斗也好。说不定你不是死在战场上，而是像卫校那名女卫生兵那样正端着饭盒吃饭什么的就被不知从哪儿飞来的一颗子弹撂倒了。”

“我们要是不转来，也会叫我们攻打榆林寨的。”

“不会叫我们上。”

“叫市民中的学生上了。”

“他们本来就是一伙亡命徒，自己要上。”

“就像一首战歌上讲的：‘上战场想一想……哈哈，老子今天就死在战场上了！’”王名安插进来说，言毕，哈哈笑了几声。

 “市民中不像我们学校那样出过地、市革委会常委。”另一个同学接着说。“死人多的地方不会叫我们去。”

他们谈到榆林寨，谈到另一处战斗同样激烈的回流湾。这两处地方都位于L市的南大门外厂矿区。战略要地。双方都投入大量兵力，战斗反复进行。激烈、残酷的拉锯战。逃亡的红色兵团老保与所有外地的保皇派组成两个铁杆连队投入战斗。

有时双方隔得很近，互相在战壕里、在断垣残壁下说话都听得清。那场广为流传的两个无名氏之间的生死决斗就发生在榆林寨的一处战场上。王名安说，一个呆在战壕里的下江北某厂矿的红色方面军战士听到对面楼房里传来本单位一个红色兵团老保的说话声，他把他喊答应了，确信对方就是他要找的人。他俩以前是朋友，同一批进厂的学徒工，都有了老婆孩子，现在一个参加红色方面军，一个参加红色兵团，成了不共戴天的敌人。他，呆在战壕里的这个红色方面军战士到L市来的目的好像就是为了找到呆在楼房里的那个亡命在外的红色兵团老保。冤家路窄，让他俩在这地方碰上了。他向他挑战，用能够想得到的脏话辱骂他，揭他的老底。“有种的你就给我出来！”他用在场的人都听得到的声音说。“一个对一个，就你和我！”对方接受了挑战，提着枪从楼房里走了出来，他也爬上战壕，把枪端在手里。两人似乎都等待着这一刻。在夜晚朦胧的光线中互相对看了一眼，便开枪射击。相距只有二、三十米远，两人同时倒地，并且都射中了对方的心脏。

刘义觉得难以置信，它有太多的戏剧色彩。另一个同学接着讲的发生在同一个战场上的事他却认为真实可信。一个市民中的学生呆在战壕里，战斗停顿的间歇，他处于一种兴奋状态中。他十七岁，初六六级的，自己要求上战场，呆在他身边的都是城建兵团战士。不知是出于模仿电影里的英雄人物还是为了闹着好玩，他突然一下站起身，半截身子露在外面，高声呼喊道：“同志们冲啊！”一颗子弹要了他的命，他脑袋被打开花，一只手臂还举在半空中。

“那样的活靶子没有人会放过的，何乐而不为？”王名安说。“砰！送他上西天。”

“运死人的车子快来了。”大伙沉默的一会儿，一个同学说。

“什么运死人的车子？”刘义问。

“从L市运尸体回来的车子。”王名安说。

刘义朝街道两侧看看，听见远处公路上传来汽车的马达声。从火车站方向过来的，在前面就转了弯，驶向另一条公路。

“还有一会儿。”一个同学说。

“运到哪儿？”

“卫校，用药水保起来。”

“每天晚上十一点左右，很准时，一辆带篷的解放牌汽车……”主人说。

“有多久了？”

“一个多星期了。我们还没转来就在运。听说池子都泡满了。”

“你们去看过吗？”

“还没去看，谢绝参观。”

“能想法进去的。”一个同学说。

“哦，尽是死人，看着恶心。”

“我想我是不会害怕的。”王名安咬清每一个字说。“我不会害怕这种有机物转化成无机物过程中的特殊形态。”

他们都在等待那辆带篷的解放牌汽车出现。它从江北轮渡过河（轮渡专门为它开一班），绕着市郊公路走，在前面的岔路口拐弯，朝卫校这边驶来。刚好十一点正，有人说，它来了。刘义已听见马达声，他朝那个方向调过脸去，瞧见新修的铁路大桥引桥和宽阔的像面墙壁的水泥桥墩，一个行人的身影斜着投射在水泥壁上，在马达声中长高长大，然后倏然而逝。带篷的解放牌汽车出现在他们的视线中，载着七、八具或十多具尸体驶过来，在水泥桥墩前转了弯，驶进前方的街口去了。

 四十八

背着三八式步枪、戴着红袖章的门岗看了单位革委会出具的介绍信后，替他们一行人放了行。“对直进去，倒左手。”他说

单位派来的人手持介绍信，领着王名安的五孃、他母亲的妹走进卫校大门。王名安的两个表妹、还有他姨爹那边的亲戚也来了，一共十个人。王名安和刘义落在后面一点，穿过阳光照耀的、静悄悄的水泥院坝。倒左手，穿过两幢楼房之间的走道，来到一座四方形的院落。高大的白果树、柳树，蝉在枝头上鸣叫，泥地上有汽车辗出的车辙。篮球架后面一间办公室门口站着个工作人员模样的人，从他身后传来说话声，几张面孔隔着玻璃窗往外张望。

见来了人，那人叼着烟走下台阶。他四十多岁，理着小平头，一张颧骨高耸的缺乏表情的脸，穿着半统靴，拴着防水的橡皮围腰，亮出结实的手膀子。他接过介绍信看起来，猛抽了一口烟，拿掉嘴上唾沫沾湿的烟头扔到一边。

办公室里出来七、八个人，由同样装束的工作人员领着，穿过长长的走廊，朝拐角上的教室走去。一个三十多岁、短发、身穿短袖衬衣的妇女还没走到教室门口就哭起来了。一声突如其来的呜咽，伤心而悲戚，早就憋在心里，突然间爆发出来。一个年纪比她大的妇女紧靠着她，攫住她的手臂。他们在教室门口呆了会儿，往里张望着，开门进去了。从这边办公室里又出来一名工作人员和一个抱着团白缎子的中年男人。

那人看了介绍信，拿在手里，耳朵上夹着单位上的人递过去的朝阳牌香烟，转身朝办公室走去。从后面看出他围腰下只穿着短裤，右腿小腿肚上静脉曲张，爬着蚯蚓般鼓突的青筋。他们跟在他后面走进办公室。紧里边的办公桌上坐着人，抬起脸来朝他们看着。

那人径直朝里面走去，和坐在办公桌前的人交谈了几句，转来从进门右手一张桌上拿起个墨绿色的公文夹，打开，托在手上，翻找起来。他一连翻过了七、八页，中指头上下移动着，没找到他要找的名字。又翻过一页，指头停下来。“这儿有个彭定雄——”他说，抬起眼睛。

“彭定亮。”王名安的五孃说，咬清了“亮”字。她也像那个半路上哭起来的妇女一样护着短发，穿着白短袖衬衫。她年龄比那个妇女大，头上已长出白发，皱纹爬上了眼角，一张没有血色的绷得紧紧的脸，哭过的红肿的眼睛。刚才那个妇女的哭泣又使泪水充盈起来。

那人放下手中的公文夹，从桌上又拿起一个，翻找起来。

“都编了号？”单位上的人问。

“都编了号。”那人说，停下来看了看。“姓名，年龄，单位都有。他，什么时候……”

“我们才接到通知。”

“这并不能说明他人才到这儿。我们负责我们的工作，发通知是另一个部门的事。”

“有漏了编号的吗？”单位上的人问。

“有过这种情况。”那人说。“有漏了编号的，有编号和人对不上号的……出现这种情况，只好叫家属挨个去认。”

“一共有多少号了？”

“二百六十多号，不算昨天运来的那批……”

他谈到他们的工作，其负荷量已远远超出他们原先的估计，即使新加了几名临时工，加上学校的几名牛鬼蛇神，也应付不过来，忙得晕头转向。这完全可以想象，每晚都有新来的，得把它们从车上卸下来，用担架抬进教室放好。它们有的已过了一两天，没条件作需要的护理，都开始有气味了。照着名单验收是件十分费力的事。名单往往混淆不清，翻来复去的也难对上号。甚至出现过把一车名单弄丢的事。还要给它们重新编号，把它们抬上抬下，领着家属认人，替它们注射，保养它们，看护它们，给它们裹身，等等。

不是人人都喜欢这工作。它需要专业知识，幸亏有学校那几名老师。一声涩笑，没称呼他们为牛鬼蛇神。

“这儿，彭定亮，一百二十四号，城建的……”他说，从公文夹里抽出张单子，递到单位的人手里，他看后再递给王名安的五孃。

“就是他——”

“运来好几天了，重新登记过的。”

“可我们才接到通知。”

“昨天才有人来认领头一批运来的。”他从王名安五孃手里接过还回去的单子，说。“也是才接到通知。”

“没有坏吗？”

“有药水保着不会坏。”他说。“你好运气好，那两天池子刚腾出来……”

“你们这儿用什么布？”单位上的人问。

“白府绸。”

“我们打算用白缎子……”

“用什么都可以。我们这儿只提供普通的白布……白缎子裹一个五块钱。”

“能打个电话吗？”

“那儿。”他朝紧里边的办公桌摆摆头。

单位上的人过去打电话，他走到右手墙下，从一排木钉上取下一双橡皮手套。他们一块往外走时，他又带上了公文夹。

“这边走。”他在门口走廊上说。

他们朝一边走去，在前面转过拐。刘义和王名安打相反方向顺着走廊往前走。走廊尽头上站着个穿水红色衬衣的十五、六岁的女孩，刚才那伙人中的一个。她面朝院坝站在石台阶边缘哭泣，很伤心的样子，他俩走过也没看一眼。石阶下有一小摊呕吐物，她出声地呜咽，擤鼻涕。从教室里也传来哭泣声，不止一个人在哭，听见脚步声，抬起泪汪汪的眼睛。

刘义和王名安踏上对面那幢楼的走廊。两幢楼房的交接处还有一条横向的走道。两头空荡荡的，一眼望得到转拐处，立着砖柱，转砌的护拦。走廊上光线昏暗，他俩走到左侧那间教室的窗口前，隔着玻璃窗往里张望。

教室里摆放着尸体。一张张课桌拼凑起来靠几面墙壁摆了一圈，中间也摆了几排。尸体一个接一个地摆放在上面，头对脚或者头对着头，穿着裤衩或腰以下搭盖着一截白布。手臂交叉搁在腹部或垂放在身体两侧，也有肢体扭曲无法弄直的。一二十具尸体，都经过了清洗，收拾，有的看上去完整无损，有的缺腿少胳膊或只剩下半截身子。纱布缠着的脑袋、肚皮。战地包扎，上面残留着乌黑的血迹。所有的尸体都肿胀、乌紫，注射、涂抹了防腐剂，暮吞吞的乌黑的皮囊，有的地方表皮脱落露出皮下组织。肿胀、乌黑的脑袋、面孔，侵蚀了五官轮廓。有的下巴光光的，有的长出了胡茬。尸体的脚拇指上套着块金属牌子，有的也套在手腕上。

刘义觉得自己瞥见了一张熟悉的面孔。在街上见过，二十岁左右的年轻人，家住匡正街小学附近，在河对岸一家五金加工厂上班。但看第二眼又不能确定了。熟悉的特征隐匿不见，所有的面孔都极其相似。躺在靠墙那排桌子的正中，缺了一截胳膊，肘关节以下的部位不见了。不像别的尸体那样乌黑，略呈灰白色，同样肿胀，像充了气一般挺着胸脯。

中间靠近窗口这排档头上的一具尸体格外引人注目。一米八以上的大汉，宽阔的肩膀越过了桌子的边缘，搭着块遮羞布，肚皮肿大，浑身乌黑，斑斑驳驳。头部中弹，枪眼在额头上，像烙铁穿过木头那样留下一个乌黑的小孔。后脑勺被掀掉了一大块，填上了药棉花，垫着厚厚一层纱布，头朝后坐，面孔微微后仰。它大张着嘴，露出乌黑的牙龈和灰白的牙齿，眼球鼓出，像玻璃珠一般发亮，幽冥中仿佛生出种鬼魅般凶恶的视线。

“闻到气味了吗？”王名安小声问道。

“没闻到。”刘义说。事实上，他闻到了，药水味中夹杂着一股异味，若有若无，死尸的气味。

“我在前线见过死人……”王名安同样压低声音说。

几扇玻璃窗紧闭着，打碎的地方用纸贴了起来。里面见不到一只苍蝇。几处地方堆放着冰块，摄氏三十度的高温，但却感觉到一股凉悠悠、冷飕飕的气息。

从那头过来了几个人，听到脚步声已快到面前了。窗口上突然多出几张活人的面孔。一丝阳间的气息。卫校的学生，或设法混进来的年轻人，一声不响地贴着玻璃窗往里张望。其中一个女孩手捂着嘴鼻站在一边。她跟随他们一伙往另一头走去时，也一直这么捂着，靠走廊外侧走。

穿水红色衬衣的女孩还在那儿哭泣，脸调向一边。隔壁教室左手进门的地方，那伙人围着两张拼凑起来的桌子，几张抬起来的脸，泪水未干的眼睛，那个女人还在呜呜咽咽。刘义瞥见撕成条的白缎子、肿胀发黑的肢体。一个工作人员把它托住，另一个用白缎子从脑袋开始缠裹起来。

一连几间教室都摆放着尸体，静悄悄的，门窗紧闭。空气里弥漫着药水味儿。城市的噪音被隔绝在远处的院墙之外，寂静笼罩着这外国传教士留下的古老建筑、宽阔的立着青砖柱的蝉鸣声悠扬的走廊。

刘义发觉王名安没跟在身边，听见后面传来有人呕吐的声音。王名安是不会呕吐的。可是他调过脸去，看见呕吐的人正是他。立在砖柱一侧，身子探到护栏外，砖柱挡住了他的脸。刘义嗅到空气里那股若有若无的气味，也感到翻胃，喉头一阵阵发紧。

王名安跟上来，发青的脸上勉强挤出一丝笑容，没说一句话。

在转拐过去一间开着门的教室里，两名医务人员模样的人正站在紧里边一张桌前给头天晚上运到的尸体做防腐处理，涂抹了一面，把尸体翻转过来。四十多五十岁的人，穿着白大褂，戴着口罩。卫校的老师，具有专业知识的牛鬼蛇神。另一张桌前，一名戴眼镜的瘦高个儿把注射器的针头插进尸体的肚脐眼里，推进针剂，神情淡漠地抬起头来看了一眼。

他俩前后只耽搁了七、八分钟，急急忙忙赶到后面的防腐池时，寻找彭定亮的工作才刚开始进行。

院坝后面一间宽敞的砖木结构平房，两口池子位于进门左手方，戴上橡皮手套的工作人员手拿一根不锈钢叉杆站在第一口池子高出地面的水泥围台上，看上去比站在平地高大。围着橡皮防水围腰，乍看就像屠宰场的工人，或更像一名水产公司的工作人员，在水池里打捞海鲜、鱼类之类的水产。围台一侧站着王名安的五孃、跟随她左右的妇女、一个五十多岁的穿和尚领汗衫的男人和单位上的人。其余的人呆在敞开的大门口，或往池子那边看着，或别开脸往外望。

池子上方吊着盏灯，但光线主要还是来自后墙上开的窗口。池子里泡的都是裸尸，不锈钢叉不时打捞上来半截水淋淋、灰褐色或青紫色的躯体。工作人员在围台上来回走动，把尸体翻转或钩拽起来。它们比教室里的尸体颜色更浅，保存得更好，好像经过挑选的品种，不见缺腿少胳膊的，但同样的肿胀，面目狰狞。王名安的五孃把一池的面孔都看过了，还没看见彭定亮的面孔。他们看面孔，也看脚拇指或手腕上套的金属牌，没有一百二十四号。

他们又来到下一口池子。又是一番打捞，翻翻拨拨，尸体像一截截木头被拖拽出水面，它们重重叠叠地挤在一块。超负荷发挥功效。富尔马林水已快漫到围台边缘。发绿的一池水，泛着鳞波，水面上支楞着一截手臂。一具尸体上半截身子露出水面，它被确认不是一百二十四号后，又被沉入水中。王名安的五孃好像不堪重负，她快支撑不住了，脸白得像纸，眼睛里含着眼泪。年长的女人攫住她手臂，在一旁架着她，目光也像她一样往池子里瞄着。

一百二十四号终于浮出水面。它被拖拽起来，平躺在一侧的围台上。王名安的五孃看上去虚弱不堪，浑身好像没有一点力气，可是当尸体拖起来，在围台上摆直后，她却尖叫了一声“定亮——”猛然挣脱开攥住她的手，扑了上去。

她很快被拽开了，听到那声“定亮——”王名安十三岁的小表妹伏在门框上哭了起来，十六岁的大表妹则一声呜咽，嚎哭着跑过去，伏倒在爸爸的尸体上。她也很快被拽开了。母女俩放声大哭。

特殊的形态，相隔阴阳两界，对亲人的哀恸无动于衷。刘义发现王名安的眼睛也湿润了，站在别人后面看着那具水淋淋光裸乌紫的尸体。它浑身肿胀，瞪着眼，张着乌黑的嘴，胸口上开了个窟窿，肿胀的肚皮和生殖器官。它曾经是王名安的姨爹，城建兵团的一名副排长，一周前胸部中弹牺牲在榆林寨的战场上。

寂静中传来汽车的马达声。刘义和王名安跟在单位上的人后面走了出来。汽车还在那头院坝里，单位上的人小跑过去，在前面拐弯处把一辆解放牌汽车领过来。

汽车停在大门外的草坪上，从车厢和驾驶室里下来六、七个人。有人手上抱着卷成筒状的白缎子。单位上的同事、战友，一名革委会的头头也赶来了。

四十九

停尸场上处处体现了节俭。搭盖尸体没用整张被单，一张医院病床上用过的被单分成了若干张，小到只能遮羞的地步；人手配备不够，造成了混乱与耽延；统一配备的裹尸布只是普通的白布，等等。而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却是，追悼会与出殡的气派与铺张。

灵堂设在单位礼堂里。治丧委员会主席由一把手担任。烈士的遗体从头到脚用白缎子裹起来，搭盖着雪白的被单，覆盖着一面红旗，是党员的则覆盖着一面党旗，遗像悬挂在白色的帷幔上，挽联上写着“革命烈士永垂不朽”，落款都是各单位头面人物，甚至地、市革命委员会。无数的花圈、挽联，无数的幛——青呢、华大呢、毛毕叽、涤确凉、丝绸、床单，等等。百货公司柜台上有卖的就有人送来。一个大单位的灵堂里往往挂着二、三百幅幛。

吊唁的络绎不绝，亲戚朋友、造反派群众、战友、各单位代表。庄严，肃穆，在遗像前三鞠躬。也有长跪不起的。那是本单位未被三结合的走资派和红色兵团的大小头目。这仪式在厂矿特别盛行。一个个都上了绑，胸前挂着牌子，在红色方面军战士的看守下，在烈士的遗体前跪成一排。

悲痛欲绝的烈士家属往往把仇恨发泄到他们身上。刘义在某单位看见一个烈士刚成年的儿子动手揍本单位一名走资派、原党委书记。他开始还有点犹豫，对方已五十多岁，比他牺牲的父亲的年龄还大，而且绳捆索绑，毫无还手之力。但他经不起别人的撺掇，突然扑上去一顿拳打脚踢，一边还嚎哭着，咬牙切齿，脸红筋胀，好像走资派就是杀害他父亲的凶手。

每天都有出殡。有时一天不止一、两起，甚至两支出殡队伍在街头相遇也时有发生。无一例外的都要游几大街，下游厂矿区、乃至几十里外的县区的也要把队伍拉进城。

刘义站在市文化宫院墙前的人行道台阶上，看着送殡的队列越过街口缓缓开过来。

走在前面的是一辆解放牌汽车，以步行的速度开过来，车头上扎着朵大白花。烈士的遗像镶嵌在相框里，由一个十六、七岁的女孩端在胸前。相框上扎着朵小白花，向两侧披下青纱带。炭精画像，出自某个业余画家之手，上面的人大约四十岁左右，理着小平头，清瘦的脸，穿着扣上封领扣的军干服。一张放大的多少有点走样的工作证或别的什么证件上的免冠半身像，表情严肃，郁郁寡欢。女孩穿着白府绸衬衣，手臂上戴着青纱，护着刘海，扎着一对短辫子。她也像相片上的人一样瘦弱、严肃，意识到自己所扮演的角色，紧绷着一张下巴颏尖尖的菜色的脸，目不斜视。

车厢里放着烈士的灵柩，搁着几个花圈，两侧站着戴青纱的男女。

汽车缓缓驶过后，跟着上来的是语录牌、花圈队。语录牌上写着：“人总是要死的，但死的意义有所不同……”、“无数先烈为了人民的利益在我们前面英勇牺牲……”以及无处不在的：“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是哀悼还是鼓舞？好像他还会遇到什么需要加以克服的困难似的。

花圈三个一排，由本单位的青年男女扛着。一百多个花圈，各单位送的盛开的哀悼之花，一簇簇五彩绽放的小花朵，黑字写在白纸黄纸条幅上的挽联，锡箔拼贴的奠字，在乐曲声中整整齐齐地过去了。紧随其后的是各单位送的幛，或扛着幛的队列。青呢、华达呢、毛毕叽、涤确凉、丝绸……像幡一般挑挂起来，或一张张搭在两人抬着的长竹竿上。二、三十幅飘动的幡（名贵的料子），七、八副搭满布料（其间距要让人数得出来）的长竹竿，令围观的群众叹观止矣。

乐队上来了，奏着雄壮的《国际歌》。有长号、小号、喇叭、长笛、木笛、手风琴、鼓等。队员穿着白衬衫，青下装。一支临时组建的出现在各出殡行列中的乐队。其中有刘义所在那所中学宣传队的几名乐手，吹木笛的还是他们班上一名同学。奏完“英特纳雄纳尔就一定要实现”，刚好走到小街口上，鼓手干净利落地在最后一个音符上收了手，乐器从嘴唇上拿下来，喘上一口气，甩干小号、喇叭里的唾液，抹抹额头上的汗珠。接着，指挥棒一挥，又奏起了语录歌：“无数先烈为了人民的利益在我们前面英勇牺牲……”结尾的重复句像咏叹调一般反复出现：“牺牲了，牺牲了，牺牲了……”

乐队后面跟上来的是应邀列席的嘉宾、代表。地、市革委会代表，解放军代表，单位革委会主任和全体委员，兄弟单位革委会代表，一个个佩戴青纱、白花，表情庄重、严肃。地、市革委会代表只出现在隆重的送殡队列中，死者的身份特殊或有英雄业绩，此番出面的是地革委常委、红色方面军指挥部头头。烈士的家属走在后面。烈士的遗孀，一个三十七八岁哭肿了眼睛的相貌平平的女人，由两个年轻的女人相伴。烈士的一对儿女，身穿白衬衫十岁的男孩和同样身穿白衬衫的十三四岁的女孩佩戴青纱尾随其后。还有烈士的亲属和生前好友。他们过去了，跟着上来的是本单位和各兄弟单位送殡的群众队列，戴着青纱、白花，四人一排，一支浩浩荡荡望不到尽头的送殡大军。

“牺牲了，牺牲了，牺牲了……”已走到市文化宫大门口的乐队还在反复奏着这首曲子。

群众已从讣告和街头传闻中了解到烈士为何许人，怎样牺牲的。此人当过兵，副排长专业，时任东山矿区保卫科副科长，最忠诚的造反派战士，在武装支援L市的战斗中任连长。他骁勇善战，总是身先士卒，死得也很壮烈。一天晚上，他带领一个班的战士去摸哨，中了红色联盟的埋伏。他们摸黑越过战线，爬上一个坡头，在坡顶的平坝上一束探照灯的光柱突然射向他们，喊话筒里传来一个声音：“你们被包围了，缴枪不杀！”他，忠诚的无产阶级革命派战士、红色方面军二营四连连长的字典里决没有投降二字，牺牲自己生命的决定是在瞬间作出的，或者根本就没作出任何决定，而是出于本能的冲动，即“正义的冲动”。他喝叫随行的战士卧倒，自己则端着冲锋枪面对探照灯一阵猛扫，并且高喊：“无产阶级革命派……”只喊到这儿，便中弹倒地，身上的弹孔像蜂窝眼一般密集。

每一场出殡都好像是对红色联盟罪行的控诉。他虽然中弹牺牲，身上开了不少窟窿，但毕竟得到的是一具完尸。而不久前牺牲的一位烈士的遗体却仅剩一截胸腔和掏空的肚腹。下葬前举行了控诉红色联盟罪行的惨烈的游行。死者在战斗中被俘，红色联盟的暴徒用酷刑折磨他，剁掉四肢，砍掉脑袋，开膛剖腹。这截残剩的躯体搁在一张木板上，由战友们抬着游街，就连见过各种残忍场面的群众也觉得骇人听闻，惨不忍睹。

此时此刻，出殡的场面和气派却使群众迷惑，看花了眼。新生的红色政权不会忘记他们，人民不会忘记他们。所有的烈士都作因公死亡处理，地、市革委为他们修建陵墓，向家属发放抚恤金，安排子女的工作，未成年的子女由单位抚养到十八岁。

出殡的游行在山脚下结束。群众四散开，幛收了起来，花圈随灵车去了新建的烈士陵园。

山背面一处松林覆盖的山丘，离后山转山公路只有几步路。九月初的一天下午，刘义独自一人踏上这条公路。

寂静的山林，树木在阳光下投下凉爽的阴影。打两山之间的岔路口过去，经过一片柑橘林、路旁几间生产队的茅舍，顺着碎石铺的路面往前走，转过一道弯，一旁的低洼地里长着片桃树林，公园的苗圃也辟在这片洼地里。公路与山丘之间隔着块长满水藻的小池塘，堰坎上已踏出条通烈士陵园的路。

没有纪念碑之类的东西，连路标也没有。许多人并不知道这儿有座烈士陵园。一切都是匆匆建造起来的（两年后当造反派失势后它就不复存在）。堰坎那头长着几棵香樟树，往右走有条三合土通道。通道上有的地方已经塌陷，通往陵墓的石阶歪歪倒倒，罅牙裂缝。泥土石头垒的陵墓，在松林里上下排列成行。

坟头上立着墓碑。涂上红漆的碑文。刘义站下来，一块墓碑上的碑文跳入眼帘：“唐文华烈士，一九四六年——一九六八年”牺牲时年仅二十二岁。下一块墓碑：“刘平烈士之墓，一九四三年——一九六八年”二十五岁。

上下都是墓穴，朝两侧延伸。刘义顺着墓前走道往右走。泥地上长着青苔，有人在上面留下了脚印。一个男人和一个女儿的脚印，也可能是一个男人和一个孩子的脚印，一大一小的两双球鞋的齿痕新鲜、清晰，过了潮湿、裸露的地面逐渐消失不见。青草遮盖了泥土的赭红色，蕨草卷曲的芽茎从墓碑后探出头，一处坟头上撒着纸花，一处墓前留下烧过纸钱的灰烬（烧纸钱是禁止的）。刘义缓步向前，嗅着松林的气息，读着一块块墓碑。“赵××烈士之墓……”、“张××烈士之墓……”、“陈××烈士之墓……”有生于四几年的，也有生于三几年、二几年的。最大的五十四岁，生于一九一四年，最小的十七岁，生于一九五一年。市民中的学生，也许就是高呼“同志们冲啊”的那个，郑卫红，用的不是父母给他取的名字。

刘义站下来，抬头看上面几排墓穴，它们在寂静中朝他俯视着，某个墓穴里也许就葬着卫校教室里那个面目可憎的大汉，葬着他误认为在河对岸五金加工厂上班的那位青年工人。所有死者生于不同的年代，但却死于同一时期，六八年的六、七月份，而且死于同一地点。这点墓碑上没有记载。

他们出发时高高兴兴的，在乐曲声和汽笛声中站立在船甲板上。他们完全知道自己参加的不是一次沿江旅游。那个在码头上问他妈妈爸爸什么时候回来的孩子，很可能等到的不是活着回来的爸爸。他们献出了生命。他们用牺牲换来了红色方面军和新生红色政权的胜利。红色联盟已被彻底打垮，逃亡到L市的红色兵团老保（活着的）已被捉拿归案——有的送殡队列中演奏《蝶恋花》，“突报人间曾伏虎，泪飞顿作倾盆雨”，还有什么好遗憾的呢？他们的英灵含笑于九泉之下——他们安安静静地躺在烈士陵园里。他们生前默默无闻，多数是普通的工人，做梦都想不到会得到这样的荣誉。

埋葬的只是一半死者。红色兵团要是取得胜利，他们也会修建自己的烈士陵园，也会向孤儿寡母发放抚恤金……

高处松林覆盖，挺立着一根根细长的树干，松树梢在风中轻轻摇曳，一只鸟儿在枝头上婉转啼叫，隐约听得到下方滩头上的流水声。刘义已来到墓穴的尽头上，两个坡头之间的坳口处。

他顺着一条小路在乱石间穿行，穿过一片松树林，来到一片边缘上长着荆棘丛、芭茅草的抹斜的草地上，找地方坐下来。

他安静地坐着，眺望下方的河流，眺望远处河道转弯处像屏风般矗立的青紫的山峰、种上庄稼的竹荫中点缀着农舍的坝子、阳光下白色的沙滩、亮闪闪的像贴着锡箔纸一般耀眼的河面。沙石滩边上用大鹅卵石垒了道堤坎，下方河湾处隔着湾静水，两根一排的杨松把堤坎和这边河岸连接起来。纤夫们的走道。刘义看见拖着一艘木船的几个纤夫从河坎下去，踏上缆绳固定的浮木。静水湾外面是一处回水沱，他们身体打得笔直，纤绳松松地牵着船走，但踏上堤坎腰就弯下去了，越往前弯得越厉害。一共六个纤夫，绷紧了纤绳和肩搭绊，亮出光裸的背脊，身子前倾，几乎四肢触地。没有上河风，船帆收起来，前领江叉手叉脚地站在船头用竹篙撑船。深褐色的油亮的肌肤，穿着条红裤衩，打斜了身体，好一会儿才把竹篙抽起来重新插入水中。喊号子的声音像叹息般隔着一片空旷传来。船几乎看不见走动。但刘义把眼睛调开，隔会儿再回过头去看，还是发现往前移过了一段距离。堤坎前还有艘小船。两个拉纤的纤夫。船已过了滩头，纤夫可以喘口气，打直身体往前走了。

河对岸沙石滩上有伙孩子在玩耍。对岸厂矿区的孩子，两个女孩五个男孩。沙石滩靠近河岸的地方有片狭长的水洼。大水天留下来的。他们在水边打水漂，捡石头，互相追逐，嬉闹。两个女孩一个穿白衬衣，一个穿枣红衬衣，她俩离开男孩，穿过宽阔的砂石滩朝河道这边走过来。两人拉开了一点距离，边走边弯下腰去捡石头，快走到河边上时站下来了，枣红衬衣赶上白衬衣，两人并排站立在沙石滩上，看着一张木筏顺流而下，筏上的人来回扳着桡。

刘义再看看那几个纤夫，他们已把船拉过滩头，从堤坎上走上了沙石滩。汗流浃背，气喘吁吁，太阳晒黑的肌肤，矫健的身影，他目送他们牵成一线往前走，越过前方弧形的沙坝，消失在远处河湾里。

五十 

刘义的记忆中，母亲邹兴容是那年九月间去的乡下舅舅家。

那也是她出生的老家，在河的上游，离城三十五里路，有两条路可走。一条坐木船溯河而上，到石板溪再走上七、八里山路；一条从渡口过河，顺着石板路走，途经三道牌坊、区镇。这后一条路也是刘义的爸爸当年骑着马走过的路。当年渡口上还只有木船摆渡，一艘过河船载着他和那匹枣红马过了河。刘义去乡下舅舅家的时候还不知道这事，他是到了那儿之后才听母亲说起的。

邹兴容的病情在不断加重。她吃中药，也上医院看门诊，打杜冷丁止痛。她仍然不相信自己得的是癌症，但已感到病情在恶化。她睡不好觉，心情烦躁，容易激动。一些过去的事情像梦魇般地缠绕着她，一些她本来以为已经遗忘、被删除的记忆又恢复过来，带着使她感到吃惊的力量。她与现实拉开了距离，越来越多地生活在病痛、回忆与幻想中，她自己真实的天地中。

她梦见刘义的爸爸，醒过来还想到他，活灵活现，就像他一直没离开她，没发生后来这些事一样。她醒来意识到这些事已经发生，心里也没有失落的感觉。她梦到和想到她年轻时的生活，他俩共同度过的那九年时光。以前她在子女们面前说的与现在说的可不一样。以前她说她年轻时追求她的人不少，有的后来还走到了领导岗位上，入了党。她那时年轻幼稚，贪图虚荣，没接受他们的追求，却接受了刘义爸爸的追求，她想起来都后悔，等等。而现在，这都成了以前的旧话，她不再说这种后悔的话。

她可以自我改造，和过去的一切划清界线，重新做人，回到人民的怀抱。她也确实是这么做的。她靠自己的工资养家糊口，作为一名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她每次运动没犯错误，站稳了立场；她工作兢兢业业，任劳任怨；她不再留恋并且用批判的眼光看待过去的剥削生活。她不计较别人怎样对待她，不计较陈清媛校长对她的看法。她未能使陈清媛校长满意。未能使领导满意你的努力还有什么用呢？在思想改造期间她还没向自己提出这样的问题。她以为自己错了，或错在自己身上，她对自己产生怀疑，认为自己做得还不够，害怕成为一名落伍者，被时代所抛弃。她看看四周，大家都在作最大的努力。妻子和丈夫划清界线，儿女和父母划清界线，朋友同事之间划清界线，自己与自己划清界线，都积极向组织靠拢，得到认可，跟上时代的步伐。落伍者是不能被群众容忍的。就像一场大合唱，人人都按乐谱发出自己的声音。

她交上了一份答卷。可是谁是阅卷的人呢？还是这句话，你要是没得到领导的赏识、认可，你的努力还有什么用呢？她的努力没有得到承认，她的答卷被扔到了一边。领导的眼睛盯上的是别的东西。她不可能成为一个新人。而且，她也不能真正做到“脱胎换骨”。有人称自己做到了这点。可实际上还和原来一个样子，同样的斤斤计较、患得患失，同样喜欢算计人、打小报告、不与人为善。这样的人她并没少见。

脱胎换骨，重新做人，就是说变成一个完全不是你自己的人。她努了力，却做不到这点。她改变不了自己，就像改变不了自己的命运一样。这是明摆着的，她改变不了自己嫁了个反革命丈夫、和他生活了九年、给他生了三个孩子这一事实，改变不了自己是反属、孩子们是出身剥削阶级的“可以教育好的子女”这一事实。

水冻于冰但仍然是水。她还是她自己，一个普通的知识妇女，命运多舛，历尽艰辛，承受了别人难以承受的打击，几乎迷失了自己的本性。她与之打交道的东西是铁板一块。她面对命运，已不再存有幻想。过去的事并没被遗忘，它又被重新回忆起来了，以崭新的面貌出现。她发觉自己身上起了变化。肉体在迅速衰退，精神却在崛起。她既害怕又很激动。她渴望看到事情的真相，看到她以前连想也不敢想的东西。她活在自己的记忆中、内心中，没有任何人再能干涉她丝毫。

她后悔自己把那张底片烧毁了。它对她并不仅仅是张底片。她当时要是把它藏在什么地方，或者听了刘芹的话，交给她保管，很可能就保存下来了。但她却因为胆怯把它烧毁了。她是出于胆怯而不是出于觉悟，就像一些烧掉自己的藏书、日记和手稿的人一样。她很清楚，那不是一张普通的底片，从他们家里把它搜出来无异于从一户地主家里把一本“变天账”搜出来一样，阶级斗争新动向，后果将不堪设想。

邹兴容身上的变化从她对待外调人员的态度上也可窥见一斑。那是两个从河南来的专案组人员，向她调查刘义爸爸的一个亲属。那人以前和他们关系密切。外调人员先找到学校，再找上家门。要是以前，邹兴容准会被吓得心神不宁，凡是牵涉到那段历史的事都使她害怕，神经过敏。但这一次面对两个外调人员她却显得很平静，丝毫也不躲躲闪闪，他们想知道什么她就告诉他们什么，而且暗地里还为被调查对象开脱。

这么久的事政府和组织还没忘记，还想弄清楚。他们要的是原封不动的东西（档案上的东西）。可是没有原封不动的东西，有的只是记忆，它已不再是原来的样子。她说到刘义他们爸爸时用的已不再是原来的语气。他从她记忆的深处慢慢活了过来。一个从废墟中爬出的苍白的幽灵，她对他吹了口气便魔术般地恢复了生机。现在她不再害怕想到或说到他。她意识到自己剩下的时间不多了。

她在床上躺了一个星期，体力恢复后就想到了这次乡下之行。病魔已向她敲响了警钟，她今后将卧床不起，她要趁现在走得动的时候，回老家去看看。

她兄弟，刘义他们的舅舅很高兴她去。他们兄妹几人，只有这个幺兄弟还在乡下务农，守着家里那座老房子。听到消息，他放下农活赶到城里来了。他建议邹兴容坐滑杆，约好天日他安排滑杆来接她。但滑杆使邹兴容想到剥削生活，她表示她还没虚弱到不能自己走路的程度，她坚持步行走那三十五里路。

刘义、刘琼陪她去乡下，星期四一早动身。他们过了河，顺着河边走，经过茶厂、刘义他们干活的工地、未竣工的铁路大桥，踏上去区镇的石板路。晴朗的天气，路面干爽。河面上升起灰蒙蒙的雾气，太阳罩在一层薄雾中看上去像一轮圆月，看得见河上隐隐綽绰的船只和岸边像剪影般出现的纤夫们的身影。邹兴容穿着双垫了鞋垫的解放鞋。他们都穿着解放鞋。换洗绷带、药物和刘芹替他们准备的一包糖果饼干装在一个挎包里，由刘琼挂在肩上。路顺河滩蜿蜒，穿过菜地、桂圆林。他们走得很慢，一路说着话，离开城市去乡下做客都感到高兴。

邹兴容说她读教会女子中学的时候，每星期都要在这条路上来回走一趟。她读住堂，每周回家一次。星期六下午上完最后一堂课走，星期天下午返校。她不是一个人，和一个姓欧的女同学一路。那女同学家住镇上，邹兴容不走区镇过，打第三道牌坊那儿插小路，因此她俩总是在那儿分手或碰头。她俩那时只有十五、六岁，蹦蹦跳跳的不知疲倦，三十五里路只要两个小时就走完了。

那时她父亲、刘义他们的外公还在世。他去世的时候她只有十六岁，在教会女儿中学还有一年毕业。她母亲死得更早，死于产褥热，刚生下不久的婴儿也随她去了，那时她只有两、三岁。她父亲后来再婚，生下两个兄弟一个妹。他们的外婆现在住在乡下，住在乡下的还有她的大孃、刘义他们的大姑婆。刘义他们的幺舅已经结婚，有两个孩子。

她父亲是个勤劳、朴实的农民。他们家土改时定的成份是上中农，有自己的田地和瓦房。她父亲开过糖房和酿酒作坊，在那一带有点名气，他要不死，活到土改，定的成份很可能就是富农或地主了。他是在腊月间一天晚上在镇上和朋友聚会喝醉了酒转来掉进水田里冻出了肺炎死去的。因他的早死，她后家成份才保住了一个上中农，没被划入剥削者的行列。

她父亲喜欢结交朋友。当时的乡长、后来被镇压的吴天栋就是他的一个朋友。邹兴容自己最好的朋友则是那个和她一快读教会女子中学的欧姓的女同学。两人的父亲也是好朋友。她家里后来把她许配给了区镇附近的一户有钱人家。她比邹兴容迟一年结婚，她前后二家定的成份都是地主。减租退押时她来找过邹兴容，摸黑进的城，与她先前的样子已判若两人。她借了一百大洋给她，后来就再没见过她的面，听说已经死了……

邹兴容感到庆幸的是她当时没带着几个孩子回乡下安家。要是那样的话，他们一家人可能就活不到今天了。

他们已走了五、六里路，在桂圆林里坐下来小憩后，离开河岸缓缓爬上一道坡。刘义、刘琼没说话，课文里刘文学的故事已告诉他们农村的阶级斗争往往比城市里更激烈，为了生产队的几个海椒地主分子王文学掐死了具有阶级斗争觉悟的十二岁的男孩刘文学，自己也搭上一条老命。

这样的话邹兴容在家里是不会说的。实际上，她也只说了一半，说到她朋友的死时，她微笑着说她当时幸好没听别人的建议带着几个孩子回老家。后来活不到今天的话是刘义在回忆中替她补上的。他相信那就是她想说而没说出口的话。

一路上他们走走停停，在路边太阳晒得干爽的草地上、牌坊一侧一户农家的屋檐下坐下来歇气。岩壁上、牌坊的立柱上、小水库的堤坝上、大队小学的土墙上石灰书写的标语口号随处可见。有过期的字迹模糊的，也有新写上去的。“清理阶级队伍是党中央和毛主席的重大战略决策！”写在一堵石壁上。近期的标语。“阶级斗争一抓就灵！”“路线是个纲，纲举目张！”分别写在一堵院墙和一座瓦房的屋档头上。字迹清晰的、不会过时的标语。

城里也在搞清理阶级队伍，针对的对象是混进革命队伍里的阶级异己分子，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牛鬼蛇神。

前段时间大街上出现过“打倒小爬虫，横扫变色龙，彻底粉碎右倾翻案风”的标语口号，还召开了万人大会，刘义已记不清针对的是什么人了。

他们到达区镇十一点，在路上走了将近四个小时。

舅舅到镇上来接他们。他们在镇口附近一户奉教人家里喝茶歇气。舅舅是生产队会计，在镇中学读的初中，能写会算，干农活也是把好手，太阳晒得黑黑的脸，中山服左上兜上别着支钢笔。那户人家有个八十多岁的老奶奶，和他们搭了两句话，便坐在角落上一张旧藤椅里点头点脑地打起盹来。

从小镇到舅舅家五里路。石板路、田埂小路顺着山丘蜿蜒，他们和两个到镇上送了公粮挑着空箩筐往回走的生产队农民一路说着话，不知不觉就到了。转过一处长着柑橘树的坡头，隔着一片山冲，远远地望见座落在坡脚下的瓦房，竹荫中探出一角灰白的墙壁，上方飘着淡淡的柴草的青烟。

 五十一

那个礼拜六下午，刘义一个人在山弯里一块蓄水田里钓鱼。他从城里带来的两磅的尼龙线，在斑竹林里砍的一根竹节用烟火烤直的颠头闪巍巍的钓鱼竿。四四方方的长着灯心草的蓄水田，他钓了约一个小时了还没有鱼儿咬钓，笆篓还没下水。

刘义以前也在这块田里钓过鱼。那已是六、七年前的事。那时他还在读小学，困难年刚过，到乡下做客。田地下户后迎来的第一个丰收年，他在乡下呆了整整一个月。在田里、堰塘里钓鱼，在溪沟里捉螃蟹，和大姑婆一块上地头摘豇豆、挖红薯，用一头有个篓子的长竹竿摘吊在树枝上的葵瓜。大雨过后的早晨他上敞坝那头小路边的梨树下去拾掉在地上的梨，草地湿漉漉的，一旁的溪涧淌着水，又甜又脆的黄皮梨，一个早晨他能拾上半提兜。现在是梨子成熟的季节，但可惜那棵老梨树一年前在重新划定自留地时被割资本主义尾巴砍掉了。

刘义喜欢大姑婆，她是奉教人，一辈子没结婚，六十七、八岁了人还很硬朗，操家理务，在地头干活。她擅长打谜语，常常把刘义难住。她还记得刘义的爸爸。刘义喜欢她的一个原因是，她在说到他爸爸时就像说到一个普通的人，没把他当反革命看待，丝毫没有别人那种遮遮掩掩、吞吞吐吐的语气。她头脑里只有天主，没有阶级斗争觉悟。

下午四点多钟，刘义不时往对面大路上望。走过了一个牵着牛的农民，一个背上背着孩子的生产队妇女。刘芹要是抄近路，就有可能从这条路上经过。但她也有可能从小镇那边的路上过来。周六下午她没有课，把张惠在张三姑婆家安顿好，吃过午饭从城里动身，这个时候也该到了。想到这点，刘义便收起钓竿，提上笆篓，打一旁的小路爬上坎去。

刘芹已经到了会儿了，洗了脸，穿着花府绸长袖衬衣，高高兴兴地坐在堂屋里和母亲、外婆说话。

舅舅、舅娘出工去了。大姑婆和刘琼一块到坡上自留地里摘了半夹背豇豆，捎带回来一捆捋干净豆叶的毛角豆茎杆，这会儿坐在堂屋门前剥青豆。舅舅的两个孩子一边一个隔着门槛倚在门框上，好奇地朝刘芹看着。

刘芹在镇上碰见一个人。她并不认识他。他主动上前和她搭话。此人五十多岁，瘦高个儿，穿着件中山服，一边嘴角有点歪斜，模样像乡村教师。姓邹，称他从小就认识邹兴容，知道刘芹是她女儿，他还对刘芹说他见过她爸爸。

大姑婆在一旁说她知道这个人是谁，不是什么老师，是一个奉教人，家住镇上，说起来还是邹家的一个远房亲戚。他见过刘义他们的爸爸，没错，也从小就认识邹兴容。谈话就从这儿开始，直到夜幕降临，舅舅舅娘收工后扛着锄头回家，对面山岗隐没在夜色中，堂屋里点上煤油灯。

要是在城里邹兴容是不会这样说到刘义他们的爸爸的，只有在乡下，在舅舅家的堂屋里、走廊上才能这样说到他，说到他们年轻时的那段经历。刘正泽，这遭符咒诅咒的名字，这么多年她就不敢在别人面前提到它……

*  *  *  *  *  *  *

她第一次听到这名字的时候十七岁，还有两个月就从教会女子中学毕业。他在篮球场上认识了她。那个赛季她们几乎每天都有球赛，他总是每场必到，坐在第一排球队座位一侧显眼的位置上。那时广场还没开辟出来，还是一片跑马场和训练新兵的郊区操场。球赛都在行署、当地驻军或学校的球场上举行。她从第一天起就注意到了他，在当地驻军的球场上，他身穿一身淡灰色的西装和一些年轻的军官们坐在一起。

两天后，球队的教练正式把他介绍给她。刘正泽，还提到他的少校头衔。他是到本市来考察工作的。他对她说，他本人也是一名篮球运动员，每到一个地方都喜欢观看当地的球赛。他对她的球艺说了不少恭维话。她发觉他是个很会说恭维话的男人。他送她回学校，在学校大门口和她分手。

当时她身边总有人围着她转，有女朋友，也有男朋友。但他总有办法接近她，她想拒绝也办不到。他已和教练交上朋友，很快和球队的人熟悉起来，赢得了她身边女友的好感。他总有机会出现在她身边，在球场上，在赛前赛后，在回学校的路上，或由别人出面组织的一次有她和女友们参加的野餐中。他送她的礼物，不很贵重，她难以拒绝。他给她和女友送电影票、首场演出的戏票。他带她上驻军的训马场看骑术表演，还和她去了本市最好的一家餐馆。这是第一次，她和一个男人一块去了餐馆，违反了校规，受到在女中当学监的她的三孃、也是她监护人的训斥

她已从他那儿了解到他是农民的儿子。老家在本省北部山区，当地的一个大家族，十个兄弟姐妹，他排行老七，哥哥兄弟都在外面做事。他有个叔叔去国外留学，后来参加了北伐，成了共产党。他兄弟七人中，也有两个是共产党，年轻时就离家出走，与家庭断绝了来往。他本人靠半工半读上了师范学院，后来又上了黄埔军校。他向她承认，他来本市的目的，一来是职务在身，二来也是为了与朋友替他物色的对象见面。他没看上女方，但却看上了她。他第一眼看到她就喜欢上了她，一见钟情，她就是他梦寐以求的新娘。

然而她还在犹豫不决。她当时还有别的追求者。她感觉到他真正喜欢她，他和别的男人不一样，和他在一起她有一种从未有过的感觉。但她对自己并不很了解。她留恋无忧无虑的少女生活，还不想这么快就结婚。事情来得有点突然。他不让她有喘息的机会，在爱情的进军中他也拿出了军人的作风，使她觉得有点缓不过气来。

他处处迎合她，讨她的欢心。一次他因工作关系去了Ｌ市，她当天便收到他一封电报。他在Ｌ市只呆了两天，却好像呆了两个月或更长时间，见到她的快活劲都使她感动。她对他说她三孃要她嫁一个奉教人，那个礼拜天早晨她便在教堂里碰见他。他也来望弥撒，一声不响地走过来坐在她身边。从教堂里出来，她把他介绍给她三孃。这是他和她的监护人第一次见面。他对她三孃说，他父母都是天主教徒，他本人小时候也信教，受过洗礼，完了神功，他是后来外出求学才没机会上教堂的。三孃对他的话半信半疑。

他终于向她求婚。她既没回绝他也没答应他。她需要时间冷静想一想。她不辞而别，怀着一颗慌乱的心一个人回到乡下。

他得到消息，第二天一早便赶去了。他找当地驻军借了匹马，从渡口乘木船过河，到区镇三十里路步行需要两个小时，他骑着马四、五十分钟就到了。那条路上和小镇上的人还从来没见过骑马的人，艄公也是第一次替一匹马摆渡。他把马拴在区公所的院坝里，步行走完那剩下的五里路。

“我没想到他会找到这儿来。”邹兴容说，脸露微笑，下意识地往门外山冲那边的大路上看了一眼。“见了他我就躲起来了。

那是六月间的事。当时的情景大姑婆回忆起来仍历历在目。豆子已经剥完了，她坐着没动，苍老瘦黄的脸上挂着笑容。还有谁比在乡下度过一生的老姑娘的记忆更牢靠呢？她朝坎下调过脸去，眯细着眼，仿佛看见他跟在那孩子后面从对面坡脚石壁下那口浸水井旁边顺着石板路走过来。那时坎下路旁还有个牛滚荡，家里那条老牯牛浸泡在水面泛着一层残渣、牛虻苍蝇肆虐的臭水中，喷着鼻息，露出一对硕大弯曲的犄角。他穿着白衬衫，一条浅色的下装，脚下穿着双马靴。那孩子领着他走过牛滚荡，在坎下碾坊旁边站了下来。

“我从厨房里出来，站在这儿的洗衣台旁边。”大姑婆说。“兴容已向我说起过他，我一眼就猜到他是谁。我当时还不老，对男人的直觉告诉我，兴容这次选对人了。兴全、你们的大舅当时也在场，站在一边呆呆地看着。他很有礼貌地和我搭话。知道兴容在这儿他放心了。他给了那孩子一块大洋，那孩子高兴得脸都红了……”

“他在这儿吃的午饭，呆到下午五点多钟才走。”外婆说。“兴容和他一块回去的。”

“我隔了一天才走。”邹兴容说。“他骑马，和他一块走让他把我揽在怀里那太可笑了。”

大姑婆也证实她没和他一块走。大舅，他当时还在读小学四年级，和他一块去了镇上，让他带上他骑了一段路的马。“

他身材高大，结结实实，长相也周正，是个男子汉，大姑婆说，看得出来他很喜欢兴容。

那次乡下之行无形中就把事情定下来了。但照三孃、她的监护人的意见，他还必须证明自己是个奉教人。于是他开着吉普车赶回老家去，找当地的本堂神甫出具了一张证明书。

邹兴容毕业后不久，他俩就在北门教堂举行了婚礼。主持婚礼的是吴裕堂神甫（他后来调到别的教区去了）。邹兴容当时十七岁，刘正泽二十六岁。两人交换了结婚戒指。从今以后，或好或坏，或贫或富，或病或健，相守至死。

婚后，她跟随他去了重庆、成都、宁夏、北京等地。

她在重庆怀上他们的大哥，在宁夏生的，只活了一年零四个月。那时还没有铁路，旅途上都是坐汽车，一路颠颠簸簸，到宁夏还坐了几天滑杆。后来去北平，现在的北京，才坐上火车的。他在北平呆的时间最久，她则不习惯北方的生活，呆了一年就回老家了。那时她已有了刘芹。

他在宁夏带领一团人。那时他的薪饷并不高。有的团长靠虚报士兵名额吃“空饷”敛财，他却从不搞这一套。有一次上级派人下来调查，事先没露风声，把士兵结合起来当场清点人数。其他各团都查出大量虚报的士兵的名额，惟有他带的团没查出一个，他没吃一个“空饷”。

他调北平后增加了薪水，已晋升为上校。邹兴容回老家后，他每月按时寄钱回家，十天半月寄上家书一封，一有机会便回家探亲。这时他们又有了刘义。她是个不关心政治的女人，不知道此时国民党大势已去，正在节节败退。北平和平解放前夕，他回到重庆。邹兴容也带着两个孩子去重庆住了段时间。

刘芹那时已有记忆。她记得他们住在一幢有花园的小楼房里，出门有勤务兵护送。她很少见到爸爸的面，他总是很晚才回家。她记得一天晚上她醒过来，迷迷糊糊地看见他和母亲站在床头，他把手放在她额头上。她生病了。张副官用吉普车送她和母亲去医院。他们回老家，也是张副官送他们上船。船上拥挤不堪，他一手抱着她一手抱着刘义登上甲板。刘芹坚持说她记得清这些事。她很可能听母亲说的，过后当成自己的记忆了。“但我却记不得爸爸了。”她说。“我只有个印象，他长得很高大。”

说到这儿邹兴容又表示后悔烧了那张底片。她曾经想忘掉他，忘掉他俩共同生活的那段经历。可他和那段经历并非那么容易忘掉。她摆脱不了自己的记忆，就像她摆脱不了个人简历和档案记载那样。无论在她自己还是在别人眼里他和那段经历都是她存在的一部分。一俟明白了真相，她反而敢于去正视了，并让记忆得以复苏。

底片上的他身穿国民党的军服，头戴有国民党党徽的军帽。她是否因为这个才烧掉它？她希望保存的是一张普通的相片。不过即使他身著普通老百姓的服装，她恐怕也未必敢保存下来。因此问题的关键既在于那身制服，也在于他真实的不可隐瞒的身份。

重庆解放时他本来可以坐飞机去台湾的，但他却牵挂着她，牵挂着两个孩子，急急忙忙赶回老家来了。他想接他们一起走，但后来因种种原因没走成，他留下来了，东躲西藏了一短时间，最后在附近一座县城被捕。

五十二 

他被关在宪政街的老看守所里，允许家属探视。一段时间，还允许家人给他送饭，送换洗衣服和日用品。

“我对他说，有什么问题你都交待了吧。”邹兴容说。“他看着我没说话。我们之间隔着道铁窗，我现在还记得他看着我的眼神……”

“他在里面呆了多久？”刘芹问。

“半年左右。”

“你带我们去过吗？”

“去过两三次。”

“我一点也记不得了。”

“你那时只有四、五岁，刘义两岁多，我怀着刘琼。”邹兴容说。“最后一次是在他临刑前一两周……”

“那时就知道判决了吗？”刘芹说。“那时也像现在这样——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吗？”

“也是这样。”邹兴容说。“见面那天还不知道判决。很可能他把问题交待了，允许他和家人见上一面。这次没有隔着铁窗，在一间小屋子里，有狱吏在一旁监视。他戴着脚镣，没戴手铐……我记不起我们都说了些什么话。他是个明白人，知道自己不能活着出去了……”

“你还记得那个日期吗？”

“确切的日期记不清了，在四、五月间……”

大姑婆说是在一个礼拜天。因为那几天她呆在城里，那天早晨她去教堂望了弥撒。

那一批一共十九个人。那时把犯人押赴刑场还没用汽车，走着去的。从宪政街看守所里出来游几大街，再去公审公判会场。一个个都上了绑，背心里插着斩标，由全副武装的解放军战士押解着。

邹兴容当时没在围观者的队列里，她怀着刘琼，已经大出怀了。

大姑婆在，和六姑婆一道站在大十字口附近的人群中。群众夹道观看，一些积极分子高呼着口号。

他走在第五个上。没有多大变化，显得瘦了些，剃光了头，没刮脸，胡子拉茬的。双手反背在身后，眼睛四下里看着，死到临头仍面不改色。“他是在找兴容，”大姑婆说。“想最后看上一眼。”

“刑场设在什么地方？”刘芹问。

“现在的广场，进去的左手方。”邹兴容说。“那时那儿还是郊区操场坝。”

“我好像有点印象。”刘芹说。

“我带你和刘义去了，坐黄包车……”

“我记不起黄包车了。”

“刘义认出他来了，说：‘那是我爸爸！’哭起来了。你躲在我身后，死死拽着我的衣服。”

刘芹说她多少记得一点。刘义却一点也记不起来了。他脑子里想到现在的广场，那地点早已开辟成篮球场。

他仰面躺在那儿，个子仍然显得高大，这就是刘义能一眼认出他的原因。斩标已取下来了，手臂仍捆在身后，头侧向一边，倒在血泊中。子弹从后脑勺打进去，从左前额上穿出来。进去的地方揭开了一点头盖骨，左前额上留下一个蚕豆般大小的乌黑的弹孔，面部完好无损。他还睁着眼睛，尸体已经冰凉。她蹲下身去，替他合上双眼。

“聂志承也是那批枪毙的。”沉默一会儿，大姑婆说。

“他在上一批。”邹兴容说。

“就在那批。”大姑婆说。“我只看过一次。游街时我见到他，走在一个‘一贯道’后面。”

“他是谁？”刘芹问。

“聂校长，”大姑婆说。“原来教会中学的校长。”

“妈读的那所？”

“我们是女中，他是另一所中学的校长。”邹兴容说。“也是教会办的。”

“说他和洋人勾结，是潜伏下来的特务。”大姑婆说，摇了摇头。

“一年前我在街上碰见他妻子，”邹兴容说。“头发都花白了，她只比我大几岁。”

“她大儿子大概已参加工作了。”大姑婆说。

“听说在一家厂矿子弟校教书。”

“他有二儿一女……”

“他小的那个女还是刘芹的同学。”

“我的同学？”

“聂永梅——”

“初中的同学。”刘芹说。“对，她说你教过她，但……”

外婆上厨房做晚饭去了。刘琼帮她烧火，传来柴草的毕剥声，弥漫开来一股蕨草和杉树枝的火烟味。有关爸爸的事，刘琼不想听，或者说没表现出多大兴趣。他们说话时，她默默地坐在一边，没插一句嘴。这和她在学校、在周围群众中听到的东西多么不同啊。这样的话只有在自己人之间才敢说。对此她不是没有感触。爸爸死的时候，她还在母亲的肚子里。当邹兴容在尸首旁蹲下身去的时候，感到一阵钻心的疼痛，差点站不起身来了。她在她肚子里蹬腿，受了惊吓，不到一周就生下来了。她从没见过他。她填家庭成份都跟着母亲填教员，而不像刘义那样填伪官吏。她从没有想过他是什么人，他们说的好像不是她而是别的什么人的爸爸。她对那个素未谋面的、与她在人世间交错而过的罪孽深重的幽灵并不同情。不过她却不能拒绝承认他是她爸爸。她最怕别人提到他。

刚才外婆在厨房里说水缸里没水了，她看看刘义，刘义坐着没动，正听得津津有味。她便起身上厨房去，担上水桶上对面坡脚下那口浸水井里挑水。刘义坐在堂屋门前的走廊上，一边听着爸爸的故事，一边看着她蹲在井边的青石板上一瓢瓢往水桶里舀水，看着她闪巍巍地担着一挑水顺着石板路走过来，登上门前石阶，不望谁一眼从走廊上经过。她已满过十七岁，青春妙龄，却缺乏自我意识，多数时间沉默不语，安安静静，躲在自个儿的内心世界里，有时也出语显示出头脑的机敏。穿着刘芹穿的那种花府绸衬衣，同样的质地，花色略有不同。她俩一块上百货公司买的布料，一块找居委会的张裁缝裁好，她自己在百货公司出租的缝纫机上缝制的。她一连担了两挑水，这会儿坐在灶前烧火，和外婆说着话。大姑婆也端上筲箕走进厨房。

生产队还没收工，舅舅的两个孩子上附近房子里玩耍去了。太阳已接近山巅，蝉在树枝上鸣叫，坡脚一带已罩在阴影中。一抹夕照的金黄落在坡顶上，把青杠林照得通亮。

当时，他们一个亲戚出面收的尸，埋在山上的乱坟堆里。邹兴容生下刘琼后去看过一次，在溪涧一侧的一棵槐树下，石头和泥土草草垒起的一座坟茔。后来新修公园，出了告示通知家属迁坟。她没去迁坟，因为那对她已没有什么意义。她不知道迁往什么地方，也不可能像别人那样清明给他上坟。因此，她至今也不知道他尸骸在何处。

刘芹问通知迁坟是什么时候的事。

“五八年。”邹兴容说。

“你那时的确不可能替他迁坟。”刘芹说。“你甚至没让我们知道在什么地方。”

“我当时只想把他忘掉。”邹兴容说。“他在我心中已不是原来那个人了，我一点不了解他了，他对人民犯下了罪行……”

“要说什么罪行的话那也是时代造成的。”刘芹说。“战争年代，不比现在和平时期……”

“当时，人人都要求进步，”邹兴容说。“我一心一意只想把他忘记。”

“可是，你并没忘记，是吧？别人也不会让你忘记。”刘芹说。

“哦，由他们去吧，事情就是这样。”邹兴容说。“一人做事一人当，他已为此付出了代价。”

“我们的生活也从此打上了烙印。”

“你是说阶级成份？”

“我不是说这个。”刘芹说。“你知道我对自己的出身从不抱怨。我并不觉得生而成为黑五类子女是种耻辱。”

“你是这样。”

“我很高兴你今天把什么都说出来了。”

“有什么好高兴的呢？”

“你还爱着我们爸爸，自始至终你都爱着他，在这件事上他是不是反革命并不重要。”

邹兴容看看她，稍稍有点吃惊的样子，沉默了。坡顶一带的夕照已经消逝。远处响起生产队收工的哨声。

“我们不会拿到外面去说。”隔了会儿，刘芹说。“我们自己说说并不妨碍谁。”

她俩不再说话。两张脸逐渐隐没在黄昏的阴影中，脸上的表情好像铭刻上去的一般，母亲那张苍老的脸。事隔多年，刘义仍记得在舅舅家堂屋门前的这场谈话。他回忆起来仍激动不已。记得什么比经历了什么更重要。就像蜂蜜与花粉的关系，复述的记忆已不仅仅是重复与再现，它按自己的方式把一切转换成词语。

五十三

  首犯刘玉花，女，现年三十一岁，汉族，家庭成份小商，高中文化程度，被捕前系本市文卫系统职工。该犯一贯思想反动，仇恨新社会，仇恨党和人民。在我遭受三年自然灾害期间，曾有过不满现实的言论，受到组织处分。但该犯没吸取教训，继续与人民为敌，四处散播反动言论，恶毒地攻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六七年五月，该犯伙同王××、张××，网罗一批臭味相同的社会闲散人员，成立了×××××。该犯任主席，王××、张××任副主席。他们利令智昏，丧心病狂，妄图颠覆我无产阶级专政，矛头直接指向中央文革和伟大领袖毛主席，缴获的材料中有大量污蔑、诽谤中央领导人的言论。该犯被捕后仍不思悔改，态度顽抗，反动气焰十分嚣张，不杀不足以平民愤尔。

她自知大限已到，当她从死牢里被提出来时，她高呼反动口号。她立刻便被扑倒在地，几个男人对付她，撕烂了她的嘴，打掉了她的牙齿。她满嘴鲜血淋漓，他们不得不给她清洗干净。她的发音器官再也发不出声音。但为了以防万一，他们还是用一条粗白布捋住了她的嘴，从肿胀的嘴唇间捋进去，在后颈上扎紧，打上死结。她站在刑车上群众看见的就是这个样子。插着长长的斩标，绳捆索绑，由两名解放军战士押解着。

她的尸体在郊外刑场上躺了一天一夜。没结婚的大姑娘，被人剥光了衣服，遭受了玷污。

刘义站在路边的人群中，鞭炮声把他惊醒过来。近在眼前的鞭炮声，噼噼叭叭地爆了阵。一枚红色的炮仗掉到地上隔了会儿才炸开，“砰”地一声，犹如一声枪响。

刘芹那天也去参加了公审公判大会。学校通知了她和另一名姓杨的女老师。两人都是代课老师，共同之点都是出生剥削阶级家庭。刘芹在糖果厂上班的时候，也和别的出生剥削阶级家庭的子女一块被通知去参加公审公判大会。刘芹不知道这是单纯的受教育，还是有别的什么深奥的含义。公审公判会场上有大量普通群众。有时号召单位全体职工参加，有时也派出像他们这种代表，集合在本系统的队伍里进场。

那天刘义站在军分区的院墙下，等着刑车开过来。群众夹道观看，提前半小时就把街面空出来了。到处有维持秩序的人，开过去两辆三轮摩托车，上面坐着带红袖章的“人保”人员。空下来的街面上仍有孩子在跑动，有的孩子爬到了梧桐树上。街斜对面大众旅馆二、三楼窗口上，歇宿的旅客纷纷探出脑袋和上半截身子。刘义身边站着伙下苦力的人，穿着春秋衫或汗渍斑斑的中山服，手里拿着抬扛抬索，大概赶往某个工地，碰上这种事半道上停下来了。

鞭炮响过之后，车队没有出现。按事先的安排，鞭炮将提前几分钟燃放，在硝烟还未散尽之际，接替它迎来车队的将是欢天喜地的锣鼓声。但事情却脱了节，鞭炮响过之后，锣鼓敲打起来了，却不见车队出现。原因是第一辆车爬上码头后在弯道前面突然熄了火。

各单位群众已在指定地点等待了两个多小时。由革委会一把手亲自挂帅，组织了锣鼓队、具有地方特色的秧歌队、跳忠字舞的队伍。人人手里拿着三角彩旗和红宝书。标语口号早在几天前就上了街。欢迎仪式在河对岸一公里外便揭开了序幕。一路过来，鞭炮齐鸣，锣鼓声阵阵，夹道群众载歌载舞，高呼口号。码头上方公路交汇处声浪和人群攒动的浪潮翻滚，随着车队缓缓涌向码头，在轮渡前打住。一共八辆车子，一辆接一辆驶上渡船，拉响了汽笛，渡船驶离码头。此刻对岸欢迎的队伍已四散开，人群聚集在码头和上方公路上，等着从轮渡上过河。河这边的群众仍然翘首以待。刘义和一伙居委会群众站在公路转拐处临河一侧的一处垃圾堆上，一边是市粮食系统的欢迎队伍。粮食局的科室人员、粮店和面粉加工厂的职工，敲打着锣鼓，一队青年女工身著色彩鲜艳的对襟子舞装，腰上扎着红黄二色的长丝带，脸上搽红，等待车队出现便扭秧歌舞。还有手拿红宝书，身穿普通服装，跳忠字舞的队伍。公路对面一家单位大门外抹斜的三合土坪台上站着一群幼儿园的孩子，穿着节日的服装，手拿三角旗，脸上打得红彤彤的，由两名年轻的女老师带领着。

一位身穿一字领白衬衫，脸蛋胖胖长着一对金鱼眼的女老师领着他们唱歌，她带头唱道：“金色的芒果唉，闪耀着红太阳的光芒唉……”

孩子们咿咿呀呀的童音紧跟上去，他们接受过训练，跟着女老师接着往下唱：“毛主席，您老人家，永远和我们心连心哟喂……”

女老师具有表演家的气质。与其说她领着孩子们唱，还不如说她一个人在独唱。她面对孩子们，不时调过脸来往公路转拐那头望上一眼，像乐对指挥似的挥舞着手，知道群众都在看着她，兴奋得涨红了脸，不顾童声部已乱了阵脚，孩子们已接不上气，以更加响亮的独唱的声音唱下去：“手捧着金色的芒果哟，遥望着中南海的灯光哟……”

摩托车开过去不久，第一辆刑车从前面街口上转过拐来。群众屏息以待，一张张脸调向那个方向，维持治安的面朝街面贴着人墙站下来。解放牌汽车越过上方一幅横标缓缓驶过来，首先扑入眼帘的人头上方长长的斩标。上面用黑漆书写了一行字：“反革命集团首犯刘玉花”，刘玉花几个字打上了红叉，已接近头顶，遮掩了一半。她抬着头，短发披在脑后，嘴唇用带血的绷带捋着。乍一看就像嘴上堵着什么东西，近了才看清是捋着条布带。她和那个集团的事早已闹得沸沸扬扬，尽人皆知，但人们看到的却是一个中等身材的普通女子，身穿浅灰色的衬衣，双手反剪在身后，由两名身著草绿色军装的解放军战士押解着，两只大手一边一只压着她的肩头。但她的头还是倔强地抬了起来。群众第一次看见用布带捋着嘴的死囚，而且还是女流之辈。以前见过的死囚不是低头搭脑就是已经灵魂出窍。她抬着头，嘴上捋着布带。布带捋得紧紧的，嘴唇肿胀破裂，受到挤压的上半截脸颊变了形，因此你很难看清她真正的模样。她眼角和鼻梁上也挂了彩。她遭受了殴打，嘴被堵起来了。但你仍能感到她平静的外表和翻着眼珠的眼光下骚动不安的灵魂的挣扎。她就这样走向刑场。

群众中没有谁说话，闹闹嚷嚷的大街突然间静得只听见汽车的马达声。

“它来了！”有人嚷道。一张张脸都朝左手弯道上调过去。熄火的解放牌汽车发动起来了，缓缓驶过来，出现在公路转拐处。刚才还懒洋洋的锣鼓声立刻精神为之一振欢快地响了起来。举起了三角旗、红宝书。人群高呼口号。“毛主席万岁！”“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女工们跳起了忠字舞、秧歌舞。风头正健的女老师唱起了“金色的芒果唉，闪耀着红太阳的光芒唉……”她已全然不顾孩子们了，放开嗓子唱起来，好像在为翩翩起舞的女工们伴唱，与锣鼓、口号声一比高低。她已调转身来，面向车队，眼睛里含着眼泪。群众欢呼，不少人眼睛里也含着眼泪。

车上那张苍老的马脸却平静而庄重。地革委主任、军分区第一政委、“王、张、赵”中的赵，身著簇新的军装，头戴帽檐上红星闪闪的军帽。站在武装支援L市的指挥舰的甲板上他也是这副行头，那时他面带微笑朝岸上的群众和送行的战友们挥手。此时此刻他却绷紧了脸上每一块肌肉，手捧珍贵的礼物，严肃而庄重。他上省城去迎接它，双手从同样庄重的上级一把手手中接过手，不知道几百里路一路过来他是否就这样端端正正地捧着。他苍老瘦黄的脸上已镀上层油亮的色彩，颧骨上升起两团红晕，额头上已渗出了汗珠。他小心翼翼地捧在胸前，就像捧着一个有生命的东西，不敢有丝毫闪失。

珍贵的礼物只是个塑料或蜡制的复制品，搁在一个垫了层绛红色金丝绒的托盘似的盒子里，椭圆形，蕉黄色，大小如鸭梨，这地方的群众从未见过。

一边站立着一名解放军战士。经过挑选的，五官端端正正，身材高矮适中，同样的严肃、庄重，身穿簇新的军装，怀里端着冲锋枪。车厢两侧分别站立着四名解放军战士，手里握着上了刺刀的步枪。

是复制品，不是他亲手抚摸过的那个芒果，没有闪现出一丝光芒，有的群众暗暗感到失望。但他们丝毫没有表露出来。一切有领导替他们安排，见到复制品同样应该感到幸福。有人热泪盈眶，有人表情木讷。刘义身边一个男孩问一个三十多岁模样像他爸爸的男人：“它是真的吗？”男人回答说：“是照原来的样子仿制的。”“一模一样吗？”“当然一模一样。”“芒果是什么东西？”“一种热带水果。”两人小声嘀咕，那孩子还想问什么，但他爸爸制止了他。两人不再说话。

刘义身边那伙下苦力的人默默地看着，仰起太阳晒黑的脸。他们都身强力壮，抬工队的人，没准参加过攻打人民旅馆大楼和保卫张家苑的战斗，参加过武装支援L市。如今战斗的硝烟已经散尽，红色方面军取得了彻底胜利，进入革委会的人毕竟不多，他们属于那种没有个人野心的造反派群众，于是重操旧业，重新拿起了抬扛、抬索。其中一个身穿红色春秋衫、身姿矫健的苦力说：“为啥不给她戴上口罩呢？”他笑着调过脸来。青铜色的油亮的脸，塌鼻梁，几乎像个非洲人，露出一口洁白的牙齿。没有人懂他的意思。没有人理睬他。

××××党的两个副主席和骨干分子在第二辆刑车上。当中站立着王××，剃了光头，绳捆索绑，胸前挂着块牌子，由两名解放军战士押解着，反革命集团主犯，被捕前系本市邮电局职工，二十九岁（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另一名主犯张××站在车厢一侧，同样的光头、牌子，同样绳捆索绑由两名解放军战士押解着，被捕前系本市体委职工，二十六岁（判无期徒刑）。他是个俊小伙子，表情镇静，倔强地抬起头。但由于没有斩标的遮挡，手放在他脑袋上，抬起来又被按了下去。站在车厢这一侧的还有两名骨干分子（分别判处十五年和十年徒刑）。

第三、四辆刑车上是刑事犯，强奸犯、流氓犯、抢劫犯、投机倒把犯、破坏军婚犯、还有一名鸡奸犯。刘义瞧见曾明君站在第四辆刑车上，罪名是“枪杀俘虏”。这样的犯人一共有两个，从Ｌ市抓回来的铁杆老保，作恶多端，罪行昭著。一年不见曾明君老了许多，刘义都快认不出他来了，光溜溜的脑袋，童年时代留下的一道疤痕，低眉垂眼，颧骨高耸，脸上的肌肉塌陷。这就是他的凯旋（他被判五年有期徒刑）。

第二辆解放牌汽车车头上立着伟大领袖的画像。车厢两侧站立着地、市革委会代表、解放军代表。身穿华达呢中山服或草绿色军装的三十岁至六十岁之间的男人，也有革委会里的学生代表。刘义他们学校一名高六七级的学生、地革委常委，也在其列。还有二中一名个头高大、一脸青春痘的学生，市革委常委。几百里路他们不可能一路站着过来，车厢里放了供休息用的凳子。此时他们分立车厢两侧，手把车厢档板，一个个表情凝重。

各大单位革委会也派出了代表，分乘后面几辆解放牌汽车，与地、市革委代表隔着一辆宣传车、一辆大客车。大客车上坐着一些老干部、妇女代表和一群脸蛋抹得像红苹果的男孩和女孩。身著白衬衫的红小兵宣传队队员，在交接仪式上，当首长双手接过搁在绛红色金丝绒布上的金芒果时，便手拿红宝书在一旁翩跹起舞。这会儿窗门大开，一张张苹果脸笑嘻嘻地探出窗外。在这支严肃、庄重的队伍中，他们天真的笑脸格外灿烂、醒目。

宣传车上插着一面面红旗，高音喇叭播放着女老师演唱的“芒果颂”。它开过来的时候女高音正唱到“见到了芒果想亲人，亲人就是毛主席……”歌声婉转、抒情，透过扩音器响彻河岸，比女老师快了一节。女老师已是第二遍演唱这支歌，她立刻跟了上去。

大客车、宣传车、一辆辆解放牌汽车开过去了，速度之缓慢旌旗不飘，尘土不扬。女老师的歌已唱完，跑过去抓住一个企图溜开去的男孩。锣鼓声静下来了，秧歌舞停止了扭摆，跳忠字舞的收起了红宝书。打码头那方过来的人群使道路拥挤不堪。

号称十万人的欢迎队伍。车队一路过去，游完几大街后，将把金芒果放置在灯火通明的行署礼堂的台子上，由两名持枪的解放军战士护卫，通宵达旦地供群众瞻仰。

五十四

从乡下回来后，邹兴容的病情加重了，伤口疼痛剧烈，打一针止痛针也管不了多久。她的医疗费在不断增加，去学校拿记账单或凭票报销药费都是件劳神费力的事，因此她能忍就忍，实在忍不住了才打杜冷丁止痛。她虽然没有卧床不起，但已脚不出户，多数时间都呆在床上或躺在门口那把马夹椅上。

她睡眠不好，每晚只在下半夜能睡上几个小时。刘义不记得她服用过安眠药，即使眼睁睁地躺在床上彻夜不眠她也拒不服用。她有一串小念珠，张三姑婆送她的，她总是随身携带着，晚上失眠便掐着念珠念玫瑰经。自从那次乡下之行谈到刘义他们爸爸后，她就感到内心平静。她总算了却了一桩心事，做了件她有生之年最值得去做的事。现在她胸中有数，已不再把它挂在嘴上。

另一件值得高兴的事是刘芹有了男朋友。不是通过别人介绍，而是他们自己认识的。目前她还没见过那个年轻人，刘芹本人也没向她谈起这事。她是听刘琼说的。刘琼一天晚上和同学一路在一条小街上碰见他俩。邹兴容了解刘芹的作风，不是确定了恋爱关系她决不会晚上和男人一块转街。刘琼有点耍贫嘴，提到那个年轻人时，她说：“他外表长得不错，但我不知道他肚子里是不是装着一包草。”

关键在于内在的东西。男人就应该有男子汉的样子。她当初选中刘义他们的爸爸，就因为他是一个男子汉。按当时的观点，他本来可以挑选一个条件更好的姑娘，但他却从感情出发，选中她这个几乎一无所有的乡下女孩。要注重感情，不要过多地计较女方的家庭条件。既挑选女方的人才，又挑选工作单位、家庭出身，这样的男人没出息。现在的男人都变得缺乏个性了。有的甚至让组织、单位领导来决定自己对婚恋对象的选择，女方人品不在考虑之列，只要出身剥削阶级家庭便毫无列外地被排除在外。这个世界真是搞颠倒了。平心而论，刘芹不是嫁不出去。她有主见，知道该怎么办。许多各方面远不如她的家庭出身不好的姑娘都嫁出去了，那她还担心什么呢？她应该由她去，自己的路自己走。要是她能再活上五、六年就好了，五、六年能看到许多东西，那时张惠已长大成人。一个母亲并不只是为自己活着。或许她知道自己剩下的时间不多了，在她撒手归天以前希望看到刘芹结婚，把这个家撑起来？或许是吧，但也不尽然。

有些事天主会做出奇妙的安排。譬如说张友仙吧，她和那个敖老头的事闹得沸沸扬扬，大伙议论纷纷，莫衷一是。支持张友仙嫁人的一派人说，敖老头脾气随和，有钱，身体也硬朗，张友仙嫁给他就有了一个依靠，下半辈子吃穿不愁；反对的人则认为张友仙修女出身，供奉天主，大半辈子都这么过了，现在五十多岁了却为了生活去嫁人有悖常理。张三姑婆和刘芹都持这种看法。邹兴容虽然口头上支持前一派，但心里还是暗暗赞成后一派的观点。张友仙本人呢？她在敖老头死乞白赖的追求下已有点招架不住，她不是坚守而是逐渐丢弃阵地，不再说敖老头要她嫁给他是在可怜她了。她的天平已朝婚嫁一方倾斜。然而就在这个时候天主插手了，已准备做新郎的敖老头突然中风，瘫痪在床。他家人请张友仙去照看他，跟着吃伙食，每月工资二十元。一场闹剧就这么完满地收了场。

张友仙现在不用做小生意了，敖老头给了她一个工作的机会。她尽心尽力照顾他，得到他儿女们的赞赏。据说敖老头还没死心，还在叨念着与他失之交臂、他未能如愿以偿的这场婚姻，要张友仙答应等他病一好就嫁给他。七十多岁了，说话已口齿不清，淌着清口水，还有那样的精神，真是难为他了。天主明鉴，张友仙需要的是他提供的那份工作，而不是嫁人。她现在还是现管分子，仍然每星期三下午去派出所学习，一个月交一次思想汇报。

全市人民迎接芒果的这天下午，张友仙把敖老头安顿好，三点多钟回院子里来了。邹兴容坐在门口的马夹椅上，看着她穿过走廊，走进拐角上她那间小屋（她新近找人开了道门，不用再从别人家里进出了）。平常她早出晚归，白天很难见得到人。

院子里的群众都上街去了，剩下来的都是老人、婴孩和牛鬼蛇神。牛鬼蛇神是没有资格迎接芒果的，遇上人民群众大喜大庆的日子他们只有老老实实、规规矩矩地呆在家里。贺玉珍那婆娘今天也呆在家里，坐在走廊上衲鞋底。她这几天请病假或单位没开工，她这段时间呆在家里的时候多。她往麻绳上打蜡，在头发上擦针，麻绳衲过鞋底的声音清晰可闻。贺玉珍一向以无产阶级自居，自以为有责任抑制和监督牛鬼蛇神。那次因为秦睡龙爸爸被捕的事，她向居委会、派出所检举了张友仙，使张友仙挨了场批斗。现在她男人曾明君被判了刑，她还算是无产阶级吗？贺玉珍可以争辩说，曾明君是在两派斗争中犯的错误，他是在路线斗争而不是阶级斗争中栽的筋斗。毛主席说，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由此可见两派都是无产阶级，冲突是在内部发生的，没有真正的好坏之分。曾明君所犯错误的性质属于人民内部矛盾而不属于敌我矛盾。责任在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幕后策划挑起武斗的那一小撮野心家、阴谋家身上。曾明君拥护党中央，拥护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积极投身于这场伟大的运动中。他默默无闻，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使他迎来了自己一生中最辉煌的时期，他参与破四旧立四新，在家里办起了红书台，早请示晚汇报，揭发教会的阴谋，批斗走资派，群众有目共睹。他犯了错误，栽了筋斗，但立场没出问题。他杀个人才判五年刑就充分说明了这点。他可能是执行命令，也可能没接到命令就开了枪，究竟是怎么回事没法弄清楚。林副统帅说，好人打（杀）坏人活该，好人打（杀）好人误会。好人与坏人就那么容易分清吗？曾明君出了差错，他是误会了，错把自己的阶级兄弟当坏人一家伙干掉了。他的阶级立场并没出问题。不过，他毕竟被人民政府、新生红色政权判了刑吧？纵然立场没出问题，不属于“地富反右”，至少也该属于“坏”吧？“坏”的范围包括很宽，并不单指乱搞男女关系。不管怎么说，自从曾明君被判刑后，贺玉珍那婆娘就变得灰溜溜的了，再也没有先前那种无产阶级的战斗性。

太阳暖烘烘的小阳秋天气。半小时前邹兴容让刘琼替她洗了澡，换上干净的内衣，懒洋洋地坐在门口的马夹椅上。她的伤口用高锰酸钾清洗过了，敷上膏药，换上干净的纱布。刘琼做事很细心，用镊子仔细剔除里面的腐肉，她一点不觉得恶心，不在乎它是否散发出腐臭味儿。她自己则尽可能不去注意它，就像她不再去注意自己越来越憔悴的脸、越来越多的白发一样。她知道那个窟窿在一点点地吞噬她的生命，用疼痛折磨她。疼痛已发展到整个胸腔、肺部甚至大脑神经。但今天却是个例外，风平浪静的难得的好日子，肋骨那儿一根筋在毕毕地跳动着。

吃过午饭后，刘琼也上街去看迎芒果，但出去不久又转来了，说群众都等候在那儿，不知道芒果什么时候到。她烧水替母亲洗澡。她去井里打水洗换下来的衣服时，桶绳断了，打水桶掉到了井里。秦睡龙下去替她捡上来的。他张开手脚把着滑溜溜的石头砌的井壁、踩着一个个下脚窝下到井里，捡到打水桶爬上来，还把断绳结上，替刘琼打满一桶水。这孩子喜欢帮忙，助人为乐。但自从他爸爸被捕后就好像变了个人，难得在他那张胖胖的脸上见到一丝笑容。爸爸的被捕伤透了他的心，创伤不会因时间的推移而减弱，就像埋在地下的茎块它会发芽生长。学校老师反映他变坏了，原来听话的孩子变得调皮捣蛋。那个老师什么也不懂，她不是在秦睡龙还很规矩的时候就说过他“本质不好”吗？要从那样一位老师身上得到一点关爱就像从公山羊身上挤奶一样困难。现在他已读完小学六年级，像张惠一样属于七０级的初中生。比他们早一年毕业的六九级的学生刚刚进校报到，他们七０级的学生还要在校门外等上一阵子。

刘琼在厨房前的洗衣台上把衣服和绷带洗干净，在门前菜地边搁在两根木桩上的竹竿上晾好，这会儿呆在屋里读一本上海裁减书，坐在饭桌前用米打尺和铅笔在牛皮纸上比比划划。刘琼对裁剪发生了兴趣，书是刘芹上新华书店替她买的。她已学会了在缝纫机上打裤子、女式衬衣。百货公司有按钟点出租的缝纫机，在营业部后面的库房里，一小时租金一角。

张惠在秦睡龙家门口和他下翻翻棋。院子里的香蕉树今年夏天被房司派来的人砍光了，说是要在院坝里修建房子，但却迟迟没见动工。砍掉香蕉林的院子光秃秃的给人一种陌生感，一眼就望得到对面的砖墙和神甫那边院子里房屋的屋脊。各家的菜地还在，院子里杂草丛生。从邹兴容坐的地方看得到张惠和秦睡龙，而在有香蕉林的时候是看不见的。两人一个背靠砖墙一个背对院坝，棋盘摆在一张矮桌上。张惠是个安静的孩子，不喜欢热闹的场面，对芒果好像没有兴趣。两个孩子身上有某种东西吸引了她，邹兴容往那边看了一眼，突然悟到他俩有个共同之点，那就是两人的爸爸都在狱中服刑。有多少劳改的人，就有多少这样的家庭。不能简单地用劳改犯和劳改犯的家属一言蔽之。张惠爸爸的情况有些不同，已经很久没有他的消息了。她也像张玉卓那样，为了孩子和他离了婚。张惠从来没有问起过他，好像她明白是怎么回事。她两岁多失去父亲，现在她十三岁……

邹兴容由张惠的爸爸、她的第二个丈夫想到彭志清。他已来看过她两次。来看过她的还有河对岸生产队刘义他们的二孃、她的一个远房表妹。她嫁给了一个朴实的农民，给他生了五个孩子，而且都是坐在一张竹椅上生下来的。一个朴实的家庭。“她来看我，”邹兴容想到。“背着我偷偷地抹眼泪……”

学校的老师却没有一个来看她。谢老师、刘老师、曾老师，这些平常关系还算过得去的也没有一个来。不久前谢老师在街上碰见刘芹，问到她邹兴容的病情，说她好久就想来看她，但一直抽不出时间。刘老师也对刘芹说过这样的话。这当然是假话，要是某位领导或丈夫是什么干部的老师生病了，她们早就抽出时间去看望了，跑还跑不赢呢。从某种角度讲，她们都是些好老师，工作兢兢业业，每月拿八元的工资就在那所学校里任教，没有一句怨言。但她们也总是看领导的眼色行事，没有一句怨言也不是出自内心，骨子里斤斤计较，心胸狭隘。她们看问题运用阶级分析观点，时刻提醒自己站稳阶级立场，领导不喜欢的事她们不做，领导不喜欢的人她们背过身去。她们来没来看她也好像是某种检验似的，领导知道得一清二楚。仔细想来，她并不怪罪她们，她们的阶级觉悟和阶级观点都是很实用的，眼睛盯着眼前的一点利益，生怕失去一点已到手的利益。　　

学校领导没有一个来看望她，连一句问候的话都没有。好像学校给了她记账单，替她报销百分之七十的医药费就很对得起她了。陈清媛校长没来看她，或许是因为她觉得自己每次只给两张记账单太小气了，怕她提起这事使她当面难堪？或许，她可能担心她会利用她的来访提出申请补助？可是怎么会呢，领导光临，她怎么会拿这样的小事来为难她？她邹兴容不是一个不顾脸面的人，陈清媛校长应该知道这点。说她会为了那样一些小事难堪也未免太小看她了。她缺乏的是对一个革命同志的关心。她一次也没登门看望，表达的还不仅仅是漠不关心。在陈清媛这类领导的眼里，反属已类同于那五类人了，要是有第六类人的话，她是会很乐意把邹兴容老师划进去的。

邹兴容想着这事，听见远处大街上传来鞭炮声、锣鼓声和隐隐约约的欢呼声，听上去就跟欢呼最高指示下达一样。芒果到了。她现在再不用手拿三角旗站在欢呼的队列里和同志们一块呼口号了，再不用做自己不喜欢的事却要装着喜欢的样子了。疾病和面对死亡给了她这种权利。感谢天主，现在她还能思考，还没糊里糊涂的失去思维能力。见不到芒果她不会感到遗憾，那不就是种热带水果吗？这么隆重的仪式为了什么呢？就为了迎接一个水果，很可能还是一个仿制品……她隔着院坝看看那两个孩子。两人停下来，竖着耳朵听。她猜张惠还想下棋，秦睡龙想出去看芒果，结果他说服了她，和她一块上街去了。棋盘还摆在那儿，打算看了回来接着再下。

贺玉珍还坐在走廊上衲鞋底，好像她以拒绝去看芒果表示对人民政府和新生红色政权的抗议似的。但秦睡龙和张惠出去后，外面的锣鼓声、欢呼声越来越响，她开始有点坐不住了，在竹椅上挪动身体，头侧向一边。她从来就是个不甘寂寞的女人，她会出去看芒果的，不会错过这历史性的时刻，邹兴容想到。果然，就像一个磁力越来越大的磁场，她终于被吸走了，拿着曾明君衲了一半的鞋底跑了出去。

这当儿，张友仙从她那间屋子里走了出来，像聋子一般对外面的喧闹声充耳不闻。她脸含笑意，手里拿着纸笔，径直走过来，和坐在马夹椅上的邹兴容打招呼。

她来找刘义替她写思想汇报。

“刘义出去了。”邹兴容说。

“刘琼呢，她替我写一样。”张友仙说。

刘琼已替她写过几次思想汇报。但这会儿她从屋里出来，说：“等会儿吧，我去看了转来再替你写。”

她已迫不及待，边说边迈下檐坎，穿过院坝，朝大门小跑而去。

“她去看啥呢？”张友仙看着跑开去的刘琼，问。她打小街一路过来，避开了大街上的人群。

“芒果，”邹兴容说。“他老人家赠送给工人阶级——工宣队的礼物。”

五十五 

十一月初，刘义和几个逍遥派同学一块去县砂石厂筛砂石。县城离城三十多里路，工地位于河的上游，从县城街上过河去走上七、八里路。

工宣队已进驻学校。通知六六、六七、六八三个年级的学生回校复课闹革命，但响应者寥寥。逍遥派学生这两年已在各自谋生，打零工，挑抬下力，或在家里糊火柴盒、拣猪鬃，等等。一个女同学和一个男同学已经结婚。另一名男同学死于白血病。刘义、邹正洪和王名安那伙主义兵参加了葬礼。有消息说，将来的分配会搞两个面向，即面向农村，面向工厂。也就是说不会有人再升学了。王名安那伙主义兵因对革命立下了汗马功劳，将被现在掌权的他们那派革委会安排去工厂，而站错了队的思想兵和完全没有作出贡献的逍遥派将被安排去农村。在那个同学的葬礼上，那伙主义兵中有人不无得意地透露了这一内部消息，在场的逍遥派同学听着没说话。刘义不知道这消息是否可靠。目前王名安那伙主义兵已安排到离城几十里外一家军工厂劳动。

他们在居委会弄的介绍信，隐瞒了自己的学生身份，自带铺盖卷，在农民家里搭铺，吃伙食团。邹正洪已是第二次来县砂石厂筛砂，一切由他出面安排。

伙食团的会计以前是匡正街的老师，地主出身，四清中被清退出校，在这偏僻的地方找到一份零工。赵老师四十五、六岁，单身未婚，一张冷冰冰郁郁寡欢的脸，整日价好像沉浸在梦幻中。她装着不认识刘义，或许她真的也记不起他了。

工地上还有个地主出生的比赵老师年纪还要大的女人，带着两个儿子筛砂石。女人矮小的个儿，精瘦黧黑，花白的头发在后脑勺上绾了个发髻，穿着肩上缀了一大块补丁的灰布对襟衫。两个儿子，一个二十岁左右，一个十五、六岁，脸都晒成了蟑螂色。这是刘义见过的两个最沉默寡言的年轻人。二十岁左右的那个长着张瘦长的脸，瞪着双下眼皮上露出眼白的眼睛看人。这一家人的三角架靠近刘义他们。大儿子摇筛子，女人和小儿子在坑里刨砂石，一撮箕一撮箕地端上架。女人喜欢唠叨，不怕把自家底细抖搂出来。她的地主出身就是她自个儿说出来的，作此披露时还面带笑容，看上去很温和。她说她一直没有正式工作，丈夫死后，她就带着两个孩子，靠四处打零工维生。大儿子十二、三岁，她就带着他跑了一个个工地，锤道渣啦、挖土方啦、挑砖、检炭渣啦，凡是干得下的活她母子俩都干，她还收过荒，替人看守过工地。小儿子到年龄也加入进来。两个孩子都很听话，大儿子二十一岁，既不抽烟也不喝酒。她唯一觉得遗憾的是，两个孩子都没读什么书，都只有初小四年级文化。

每天这一家人最早到工地，傍晚最后一个收工。歇稍时一个工地上的人都坐下来了，他们那蓬筛子还在摇动。女人换下了大儿子，自个儿上砂石，慢慢摇动筛子。寂静中，只听见摇动砂石哗哗的响声，隔会儿听见“哗”地一声响，筛好的砂石荡进砂石堆里去了。

船来了，大伙合在一起上载。各蓬筛子前放一个盛上河沙的撮箕，船工每挑一担砂石便往撮箕里丢一块鹅卵石，然后当面清点，以鹅卵石的多少计算各人应得工钱的份额。女人老老实实按规矩办事，而别人却偷偷地往撮箕里丢鹅卵石。因此不管她和两个儿子怎样努力，算下来的工钱却并不比别人多。女人明知这事，但却佯装不见，未置一词，而且坚持不往撮箕里扔鹅卵石。

工地上有不少居委会的青少年。因不久前河边甘蔗地里发生了一起强奸案，居委会的女孩都离开了工地，剩下的都是男孩子们。他们住集体工棚，一间生产队的旧房子的木板楼上。六六级一班一个同学和他们住在一起。一天晚饭后在伙食团前的敞坝里，他对刘义他们说，他们晚上公开干那种事儿，在昏黄的灯光下，互相帮忙，要不了几下就完事了。那个同学像发现了新大陆一般兴奋异常，刘义他们听着没说话。

刘义在县砂石厂干了半个多月，一个朋友帮助他和邹正洪进了市航运公司，也就是大名鼎鼎的“大渡河战斗队”所在的那个单位。

那个朋友替他和邹正洪搞到一张居委会介绍信，证明他俩是居委会的待业青年。正规的介绍信，用的还是两人的真名。市航司这次招的是放筏学徒工，干得好的可能留下来，可能放筏子沿长江漂流。

朋友叫谭昌义，二十一岁，中等个儿，长着双爆鼓眼，衣服喜欢像披风那样披在肩上，说话做事颇有派头。刘义在河对岸工地上认识的居委会青年。他对刘义说他的志向是当一名将军。他看不起武斗，认为那不是真正军人干的事。他盼望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只要有帝国主义、苏修社会帝国主义和台湾国民党的存在战争就不可避免；只要有战争就会有人从普通士兵升为将军。这在他看来就像一加一等于二那样清楚。他认为刘义能正确理解他。

谭昌义在第一批招工时就进了航司，现在是航司抬工队一名合同工。报道那天，在航司的会议室里，他拍着刘义的肩膀，和他走到一边，说：“我已从侧面了解到你的一些家庭情况，等会儿填表的时候你打算怎样填你的家庭出身？”

刘义回答说就照他一向填的那样填“伪官吏”。

“这么填肯定不会要你。”谭昌义说。“这儿所有的人都是劳动人民出身。”

刘义没想到这点，他老老实实填出身肯定不会要他。

“——填工人。”谭昌义说。

“万一查出来……”刘义犹豫不决。

“太老实了成不了气候。”谭昌义说。“又不是入团入党，谁来查你？”

“我或许可以照我母亲的成份填教员。”刘义说。

谭昌义拧着眉头，掂量了一番。“这不是个好成份，填贫民。”

刘义填上贫民，结果被录取了。邹正洪也被录取了，他早就学会了隐瞒自己的出身。

对刘义来说，这是第一次，他谎报了成份，对家庭出身表现出不恭。不过，贫民却救了他，使他顺利过关。

新招的学徒工除居委会的待业青年外，还有职工家属和像刘义他们这种隐瞒了身份的学生，年龄大的二十七、八岁，年龄小的十五、六岁。一被录取便集中起来学习，整顿思想。大渡河战斗队的头头之一，航司革委会一把手，给他们作当前形势的报告，揭露、批判保皇派兄弟的罪行，颂扬大渡河战斗队的丰功伟绩。

大渡河战斗的光荣还在于它有人出任地革委常委。此人筏工出生，刚过而立之年，人挺帅气。他上航司会议室来露了次面，身穿海军蓝呢大衣，有随行人员陪同。

公司革委还为他们这批新工人召开了一次批斗会。对象是航司红色兵团头目和几名牛鬼蛇神。红色兵团头目不到三十岁，铁杆老保，从L市抓回来的。指控他的各项罪名中有道德败坏、奸淫妇女一条。批斗会上他始终低垂着脑袋，支楞着一对发红的大耳朵。

公司二把手周某主持批斗会和政治学习。他四十出头，筏工出生，矮壮的个儿，颧骨高耸的青水脸，一口焦黄的牙齿，说话声音洪亮。在公司领导中他以立场坚定著称，对老保恨之入骨。一天晚上在二楼一间会议室里，他召集各小组的记录员开会，发表讲话以前，他架着腿坐在进门一侧靠墙的地方，在一个笔记本上写写划划。下面小街上一伙孩子在玩耍，在窗口下跑来跑去，吵吵嚷嚷，显然影响了周某的注意力。他停下来，倾听了片刻。接着，他插上钢笔，手里攥着笔记本，脚步噔噔地穿过房间，猛然一下掀开窗板，上半身探进窗外的黑暗中大声喝道：“哪些狗×的老保在那儿闹！！”

他明明知道是一群孩子，却要用“老保”这个词。一切可恶的东西都是老保。陡然升起的一股无名火，非老保不能表达其愤怒。他身子探了出去，声音大得半条街都听得见。“狗×的老保”尤其响亮，突然高上去，咬牙切齿，一声怒吼。那伙孩子正好跑到窗下，不啻头顶上响起一声炸雷，顿时鸦雀无声。

他砰地一声把窗板关转去，返身穿过房间，不看谁一眼在凳子上重新落坐，打开笔记本，抽出钢笔。那伙受惊的“老保”在黑暗中四散开。

与会者面面相觑，惊讶之余似乎也很欣赏他这一手（此人在造反派失势后因在武装支援L市期间虐待俘虏被判刑五年）。

思想整顿结束后，他们便带上行李、铺盖卷，搭乘客船去下游三、四十里一处工地。

木材顺河漂流，大水天在回水沱里把它们收集起来，水一退便搁在河滩上。他们干的工作便是用撬杠把搁在河滩上的原木一根根掀下河，由老师傅领队，分成班组，按出勤日计算工资，每天一元二角八分。

工地有伙食团，有常住职工宿舍。他们这批新来的年轻人住在两间铺了层楼板的大房间里，睡通铺。刘义很快发觉，这批伙伴与他在别的工地上遇到的伙伴迥然有别。居委会的待业人员，里面什么人都有。第一天晚上，一个小个儿青年上了厕所转来，刚一掀门，搁在门上方的小半盆尿水便泼到他头上。几个人闹着玩扒掉一个伙伴的裤衩。一个小青年半夜从被窝里跳起身来，因同睡一张铺的伙伴对他做了什么事格格地傻笑。一个二十多岁、长着一脸雀斑的青年来公司前就与人结了怨，星期六下午坐客轮回城时，刚上码头就被人扔了一石头，正中眉心，顿时鲜血长流。他捂着伤口跑进离码头不远的航司办公室。结果却没查出谁扔的石头。他也很快调离了小青年集中的“造漂组”，到搬运组抬洋松去了。

撬下河的原木漂浮在河边的围栏里，由放筏工把它们扎成筏放走。放筏工三人一组从城里乘船下来，背着行囊，带着救身衣，扛着扎筏用的纤绳。扎好一张筏子大约需要一周左右时间。由挑选出来的小工用竹钩把一根根浮木钩过去。小工手脚麻利，手拿一根一头有铁钩的长竹竿在浮木上跳来跳去，像踩着大琴键一般，浮木在他脚下起起落落。岸上的人常常停下来观看。有时原木旋转个不停，他踩上去没法站稳，掉进冰冷的河水里，这便引来一阵幸灾乐祸的笑声。

放筏工人中有个揭帽右派。此人已人到中年，瘦高个儿，以前是剧院的一名编导，现在和别的放筏工已看不出什么区别了。留着小平头，蓝卡其中山服翻过来穿，饱经风霜的下苦力者的脸，说他是右派、剧院编导，刘义都有点不相信。他现在已是一名前领江。起程那天早晨下着蒙蒙细雨，刘义站在河岸上，看着木筏撑离河岸，他身披塑料雨披身手熟练地和伙伴们一块扳着桡，木筏斜斜地漂向河心，向下游雨雾迷蒙的河湾漂去。

原木都掀下河后，他们又换了个工地。这次离城二十里路，在一处小镇附近的河滩上，住宿在农民的茅草房里。

来工地前，休假两天。母亲坐在门口的马夹椅上见了他脸露笑容。刘义还记得她坐在冬日的淡淡阳光中，这笑容在她见到他的那一瞬间在脸上绽开。但没想到这却是他最后一次见到她了。

十二月二十二日这天下午，大约三点钟，公司派人来通知他回家。

那人三十多岁，穿件灰卡琪棉短大衣，从河坎上走下来，找到带队的师傅。刘义在另一个组，看见老师傅向他招手，拿着撬杠走了过去。

“你妹找到单位上，要你立刻回家。”那人问清他的姓名后，说。

“什么时候的事？”

“上午十点左右。”

“没说什么事吗？”

“你母亲去世了。”

五十六 

邹兴容死于二十二号凌晨五点左右。她睡刘义那张小床。六点半钟，刘芹起床做早饭的时候，发现那张床上有种异样的寂静。当时刘芹还没想到她已经去世了。头天晚上七点多钟她还吃了半小碗蛋炒饭。张惠喂她慢慢吃下去，她眼睛总是落在她身上，当时并不觉得有什么异常。她还问到刘义什么时候回来。几天的危险期已过，刘芹估计她又要拖一段时间，有两次都认为她快不行了，但她又挺了过来。刘芹当时并没意识到那寂静意味着死亡。她是撩开帐子才发现她已经死去的。

她睡觉时穿着那件薄薄的对襟花棉袄，上半截身子露在铺盖外面，在灯光的阴影中半睁着眼。刘芹喊了声“妈”，没人应。她已嗅到了死亡的气息，床上已没有一丝温热。她又接连喊了两声，弯下腰去摸了摸她的手腕，脉搏已停止跳动，手已冰凉。她替她合上眼睛，叫醒刘琼、张惠。

刘义回忆起来，母亲死前一段时间，一到晚上嘴里总是发出“啧啧”声。她躺在黑暗中，眼睛闭上或紧盯着上方，不停地砸动舌头，好像有什么东西噬咬着她的脑髓，“啧啧啧啧”，也好像惊叹、嫌恶、不堪忍受。这比呻吟声听上去更让人发怵。她一动不动，事实上她已不能翻动身体了。“啧啧啧啧”刚一静下，又响起来了。一连几小时，她不能说话，也听不见外界的声音。刘义记不清这是他去航司之前还是之后的事。她后来安静下来了，但那啧啧声已耗尽了她的精力。

她得的是乳腺癌，而不像她自己坚持认为的那样是乳痈。她的死只是迟早的问题。然而尽管如此，还是使人感到突然，家里一点准备都没有。在最初的伤痛之后，刘芹想到应该通知哪些人。她一步也不能离开。她让刘琼充当跑腿的角色。上课的时间快到了，刘琼首先应该去她代课的学校替她请假。

院邻中张友仙第一个过来帮忙。她和刘芹一块，替邹兴容擦洗干净，换上干净的衣服。张友仙第一次看到她胸口上的窟窿，说她能忍耐这么久已经是个奇迹了。她替她清洗干净，填上药棉花，用干净的绷带包扎起来。没准备寿衣，内衣外面给她穿上她最好的一件灰卡琪外套。她四肢已经僵硬，穿衣服很困难，张友仙托起她的上半身，一边替她穿衣服，一边像哄小孩似的和她说着话。“兴容，你学校老师看你来了，快把衣服穿上，噢，就这样，很好，你是个爱好的人，去见天主的时候应该穿得整整洁洁的，来，这只手，我来帮你……”

她躺到了屋子中间一扇拆卸下来的门板上，枯萎的头发梳理过了，头下垫着个用棉花、旧被单做的薄枕头。张友仙说她死得很好，还像生前的样子。凹陷的脸颊，眼窝上罩着层黑晕，眼帘没完全合上，露出一线眼白，嘴唇也微微开启。一切痛苦结束后的死的宁静。当一张洁白的被单搭上去之后，张友仙在胸前划了个十字，说：“我们这种人怎么不死呢。”

张惠上铺子里买回来一截青卡琪布，刘芹在张友仙的指点下替她做了双寿鞋，剩下的布做成佩戴的青纱。

刘琼去学校请了假转来，刘芹又叫她去航司通知刘义。刘琼一个上午都在跑腿，她去了航司，又去通知邹兴容学校的领导，接着又去木材加工厂通知彭字清叔叔。但后者不在单位上班，因工作关系几天前就上附近县城一家加工厂去了。

刘芹找到居委会一个年轻木匠做棺材。他是邹兴容的学生，听说是给自己以前的班主任做棺材，表示乐意帮忙，不收费。家里有现成的材料，一扇搁置不用的门板和几张旧木板。吃过午饭，年轻的周木匠带着徒弟一块来了，进屋去看了遗体，在门前院坝里摆开场地，动手做起来。

学校领导没有露面。刘琼通知陈清媛校长的时候，她只是“嗯”了一声，表示知道了，随即转身走进民小那间庙宇殿堂作的办公室。她表达的意思已经很清楚。她没来吊唁，寄托对一个革命同志的哀思，甚至也觉得没有必要给这个革命同志送去一个花圈或一匹幛。刘琼通知她的时候，办公室里还有别的老师，谢老师、刘老师也场，都把脸调开去，没人和她说话，也没人来吊唁。

刘芹叫人去通知乡下的舅舅。她把一切安排就绪，已是下午两点多钟。这时年轻的周木匠已带着徒弟在院坝里动手改棺材板了，木料不够，她上张三姑婆那儿找来两张旧床上拆下来的木板。见还没人送一个花圈来，她又亲自上花圈铺去订做了一个，拿回来放置在家门口右侧的窗台前。中间一个锡箔纸剪贴的“奠”字，挽联上写着“邹兴容母亲大人逝世享年四十四岁”。

邓久连表叔过来看了，赶了五元人亲钱。他现在已是那所诊所的所长。院子里的邻居、亲戚，有赶五元人亲钱的，也有凑份子的。

刘芹的男朋友没有露面。

六姑婆过来了，和刘芹一块站在房间进门的地方，她在胸前划了个十字，对刘芹说：“你没叫人通知神甫？”

“通知神甫干什么？”刘芹说。“临终圣礼？现在说这个已经迟了。”

“你们应该早两天通知，看在老教友面上，神甫不会拒绝。”

“哪个神甫？”刘芹问。

“唐毅中神甫吧。”六姑婆说。她提到某个老教友，她去世之前，唐毅中神甫替她办了临终告解。

“神甫可能是作为朋友去探望她。”刘芹说。“他现在敢搞这个？”

“对信得过的老教友他敢。”六姑婆说。

“妈没想举行临终圣礼，她已十多年没上教堂望弥散了。”刘芹说。

“她没上教堂望弥撒是有原因的。”六姑婆说。“离开学校——她死前这段时间——她又皈依天主，心中又有了信仰。”

“她一直都信。”刘芹说。“她心中获得了安宁……”

两人沉默了一会儿，六姑婆说：“你可以让神甫替她做台弥撒。”

“教堂都不存在了还做弥撒？”

“不一定只有在教堂里才能做弥撒嘛。”六姑婆说，似乎也有点拿不准替亡灵做弥撒是否可以在教堂以外的别的什么地方做，想了想，补充道：“只要天主能听见他的声音……”

“神甫替别人做过弥撒吗？”刘芹问。

“嗨！怎么没做过。”六姑婆眨着眼睛说。“我不敢说几个神甫都替别人做过弥撒，但唐毅中神甫肯定替别人做过……当然，必须是信得过的老教友，他不是谁都答应的。”

她对此不能十分肯定，可以说是她自己想当然，一副神秘兮兮的样子。要是在别的什么时候刘芹会笑起来，但这个时候她没有笑。她听见她说：“可怜的人，她总算再没痛苦了。”

她看着她长大的，或者说两人一块长大的。她虽是她六孃，但年龄却相差无几。沉默片刻，刘芹又听见她说：“兴容这辈子很苦，幼年丧母，两个丈夫，一个镇压，一个劳改，一个女人家拖着四个孩子……”

她眼圈儿红红的，含着眼泪，在胸前划了个十字。

“她不是一个可怜的人。”刘芹说。

“没有比她更可怜的了。”六姑婆说。

“她有过幸福的时候。”

“她幸福？”

“不错，她和我们爸爸一块生活的时候。”

“你们爸爸？他是个反革命……”

六姑婆说，往四下里看看，没有外人在场，说到“反革命”她压低了声音。

“可他也是她丈夫，他俩在教堂里举行的婚礼。”刘芹说。

“他毁了她的一生，”六姑婆说。“也毁了你们。”

“可是我们妈并不后悔嫁给他。”

“她不后悔？”

“她不后悔。”

“她对我们可不是这么说的。”

“她是怎么对你们说的我不知道。”刘芹说。“要是你们听到什么，那可不是她的心里话。”

“你真是你爸爸的好女儿！”六姑婆说。“兴容亲口对你说她不后悔？”

“是的，她亲口对我们说的。”刘芹说。“在舅舅家做客的时候……她嫁给他，和他一块生活了九年，生下了我们，她并不否认自己的生活，她到死都还爱着他。”

六姑婆不说话了，吃惊地看看白被单下的遗体。静悄悄的，她保持了沉默。死亡会带走许多秘密，但她却把这秘密留下来了。她不否认自己的个人生活。她不后悔，她有过幸福，它像一束阳光骤然照亮了她暗淡无光的生活。她还是她熟悉的那个兴容吗？那个兴容是不可能有幸福的。

刘芹说完这话沉默了，她微微涨红了脸，一时把丧母之痛也抛到了一边。

“这话你可千万别拿到外面去说。”隔了会儿，六姑婆说。她眼光仍然落在遗体上，似乎相信了刘芹说的话，语气里流露出长辈的关心。

刘芹想说母亲的生活并不像一些人认为的那样没有一点价值。她有灵魂，有痛苦。此刻，她看着遗体，说：“她很苦，这是真的。”

“她是自己不想活了。”六姑婆说。

“不，她一直想活下去。”刘芹说，“她从没放弃希望。她才四十四岁。我去定做花圈的时候，看见写出来的‘享年四十四岁，’才想到她死得多么年轻。”

刘芹说着哽咽起来。“她从没向谁诉苦……”

“她知道自己得的是癌症。”六姑婆说。

“她不相信，她一直认为自己得的是乳痈。”

“你听她说，”六姑婆说。“事实上，她心里明白。”

“但她很固执。”

“去省城动手术要钱，她对我说过这话。”六姑婆说。“她拖着一家人，学校卡她……”

“他们现在还没来一个人。”刘芹说。

“那个觑觑眼校长不是个好东西。”六姑婆说。“兴容是学校的老职工，再怎么说花圈也该送一个。”

沉默了一分钟，六姑婆问：“抚恤金怎么说？”

“现在还不知道。”刘芹说。“大概一个供养人口发一个月的工资。”

“你也算供养人口吗？”

“我可能不算。”刘芹说。“十八岁以下的。”

“那刘义也不能算，他满过十八岁了。”

“他可能也不算。”刘芹说。“不过他还是学生，到时候我会去找上级领导——城区公社。”

刘芹回过头来看见刘义，他穿过院坝径直走过来。此时大约五点半钟。

刘义回忆，看见母亲的脸，他没有流泪。一切都解脱了，他只感到死亡带来的宁静。

他是后来看见她换下来的那件薄薄的绛红底色的花棉袄，眼泪才止不住夺眶而出。

五十七

王名安、邹正洪（他和刘义一块从工地上赶回来）和另外几个同学参加了葬礼，守了一晚上灵。

一盏百瓦的灯泡吊在走廊上方。天黑后，木匠把工作场地移到了走廊上。他们坐在走廊的另一侧，升了个火炉。刘芹、刘琼她们呆在里面房间里。刘琼最好的两个朋友叶诗珍和苏容也来了，但没呆多久，十点以前刘琼送她俩出去。

刘琼、张惠第二天还有许多事要做，打过十一点就上张三姑婆那边去睡了。刘芹和他们一块守灵，上厨房去做了夜宵。

王名安谈到武装支援L市，谈到前线的见闻，翻车，卫校的尸体，盛大的出殡仪式，等等。说到老保他语气里已没有仇恨。他说到的是过去的事，过去的老保，过去的造反派。他感觉到时间的流逝就像化学反应改变分子结构那样了改变了原来的生活节奏和秩序。老保存在的时候，他们主义兵有事可做，充满了战斗的激情，而现在随着红色兵团和红色联盟的先后覆灭，他们反而有种失落感，觉得无所事事了。他们没有多少胜利的喜悦。和老保们算账，清理阶级队伍，已不再是他们份内的事。

他们那伙主义兵同学已离开那家兵工厂，回到学校。学校现在是工宣队掌权，一位四十多岁、矮小个儿、能说会道的女人取代了年轻的校长的位置。他这个校长没当几天，校革委会现在得听令于工宣队。一些老师又出来工作了。不是上课，而是协助工宣队干事务性的工作。俞儒文老师还在养他的鸡，新近增加了品种，一种和来航鸡一般大小的小黑种母鸡，并且拿到学校操场上放养。学校的牛鬼蛇神仍然每天扫地、打扫厕所，走资派去了五七干校。

对主义兵的未来王名安仍满怀信心。他们前途之索已套牢在现今掌权的革命委员会那架马车上，因此还是那句老话，在分配上搞两个面向，他们主义兵将会分配去工厂。

棺材在晚上十一点多钟便赶制出来了。刘芹付工钱，对方坚决不收。师徒俩已尽了力，但看着做出来棺材却没有人说话。翌日清晨入的殓。刘芹把那串小念珠放在她身边。铁钉钉牢了棺材盖，咚咚的敲击声打破了四周的寂静。

刘芹事前已找居委会一个搬运工借了辆架车。棺材由王名安、邹正洪几个同学捧出院门，放到架车上。花圈和抬杠、抬索也放了上去。寒冷、干燥的早晨，瓦背上方已露出灰蓝的天色和薄薄的鱼鳞状的云层。守了一夜灵，一个个都僵手僵脚的，嘴里出着哈气。

棺材不重，一个人都拉得走。他们走石板溪那条路，出了城，顺着河边公路往前走，到石板溪赶轮渡过河。张惠和秦睡龙跟了去，过了河在岔路口把棺材卸下来后，他俩拉着架车从原路返回。

她葬在舅舅家瓦房对面的山坡上，那天傍晚刘义他们呆在走廊上瞧见那抹夕阳照耀的青杠林旁边。邹家的祖坟山。黄褐色泥土和石块垒起的一座新坟。她静静地躺在黑暗中。坟头上搁着花圈，风在树林里低语，荒草摇曳，青杠林金黄的叶片簌簌抖动，随风飘落。

他们和生产队掘墓穴的农民一道在舅舅家堂屋前的走廊上吃的午饭。转来，走区镇那条石板路回城，登上码头，穿过匡正街小学一侧的街巷时，天已擦黑，街灯已亮。刘琼在张友仙的协助下已准备好简单的丧宴。

刘义的记忆中，那个最高指示下达仅相隔几天。他和邹正洪已回到工地。

“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来一个动员，广大农村的同志应欢迎他们去。”收工后，他俩顺着河边大路往小镇漫步，公社广播站的高音喇叭在刚刚降临的夜幕中一遍遍地反复播送着。

没说到工厂去接受工人阶级的再教育，只字没提两个面向。

往回走的路上，邹正洪问：“你打算怎么办？”

“不知道。”刘义说。

“我们现在是航司的工人，”邹正洪说。“航司并不知道我们是学生。”

“会查出来的。”刘义说。“一个都跑不脱。”

那批招进来的学徒工中一共有七个学生，听到消息后，一个个都沉默不语。“放不成筏子了。”一个二中高六八级的学生手枕着头架着腿躺在地铺上说。“哪怕让我放一次筏再走也好！”

当然不会让他放一次筏再走。几天后，他们七个都接到通知回单位报到，在工地上就结算了工钱，带上行李、铺盖卷。

航司革委会赠送他们每人一盏马灯、一套毛选。

刘义回到家里四点左右。刘琼一个人在家，在饭桌上裁剪一件蓝布罩衫。“张三姑婆的，”她说。“她让我学手艺。”

桌上摆着裁剪书、划粉、市尺，她手里拿着把廉价的裁剪刀，脖子上搭着软尺，刚刚把衣服的前片剪下来。刘芹下午没上课，上城区公社领抚恤金去了。

听到广播，她们就知道他会回来。刘琼和他都属于下乡对象，她想知道他有什么打算。

刘琼把话题引到她最好的朋友叶诗珍身上，她已报了名，第一批走。

“你呢，也打算走？”

“我不打算走。”刘琼说。她提到她朋友，好像就是为了说出自己的决定。见刘义没开腔，从温水瓶里倒水喝，她接着说：“叶诗珍参加了主义兵，还是个小头头，想起带头作用；她觉得无聊，想换换空气，也是其中的原因。我另一个同学苏容也打算走。”

“你知道你们学校走什么地方吗？”

“高平县，老山区，听说你们学校也有名额。”

“第一批什么时候走？”

“大概一周后。”

两人沉默了一会儿，刘琼说：“王名安到家里来找过你。”

“什么时候？”

“昨天下午。”

刘义想到王名安肯定非常失望，他真想听听他现在对两个面向还有什么话说。

“他可能来动员你和他一起走。”

“噢，我还不能肯定他自己想不想走呢。”刘义说。

“叶诗珍也来动员我和她一块走。”刘琼说。“两个好朋友落户在一块，她觉得这很理想。她不打算跟集体走，她打算去她母亲老家插队，在下游四、五十里的乡镇附近，她有个舅舅在那儿当生产队长，大队支书也是亲戚。她说她能替我弄到一张落户证。”

“你改变主意后可以上那儿落户。”

“我不会改变主意。”刘琼说。她放下裁剪刀，拿起尺子核对前片的尺寸。尺寸准确无误，她把它叠起来，放在凳子上，拿过剩下的布料，调了个头，在桌面上铺平，用尺子擀伸展。她穿着件自己缝制的白底子现蓝花的中西式罩衫，里面套着母亲那件薄棉袄，白里透红的肤色，橡筋绳扎着对短辫子。

“我不会改变主意。”她重复了一遍，没抬起头。“第一，我不喜欢农村，你看看舅舅生产队就知道当农民是怎么回事，谁喜欢去建设谁就去建设好了，我只想呆在城里；第二，这是主要的，像我们这种家庭的人，下去容易，出来难。”

刘义不得不承认她想得很周到，她是经过认真考虑的，他自己还没想到这点。

“会动员的。”他说。

“怎么动员？”

“现在还不知道。”

“我不怕。”刘琼说。“再怎么动员我都不会去。”

刘义却不敢这么说。来一个动员，不是说来玩的。他现在还没作出任何打算，走着瞧吧，事情往往由不得你自己。

“呆在居委会干什么呢？”他说，一想到居委会，他再坚定的决心都会动摇。

“呆在居委会总比呆在生产队强。”刘琼说。

“不会安排你工作。”

“我可以打零工。”

“零工也不会要你。”

“我还可以在家里搞缝纫。”

“会割资本主义尾巴。”

“照你这么说就完了，非得去当农民不可了。”刘琼说。“我看问题可没有你这么悲观。”

刘义在短暂的沉默中想到从东门码头那方一路过来看见的不容乐观的标语口号。“农村是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大有作为！”“一辈子扎根农村！”“为社会主义新农村贡献青春！”“走和工农群众相结合的道路是检验一个青年是否革命的试金石！”“坚决响应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号召！”等等。

“组织游行了？”他问。

“最高指示下达有不游行的？”刘琼说。“各机关单位的人，学校主义兵没参加。”

刘芹回来了，见了刘义，说：“我就知道会把你们给下了。”

“我报名上山下乡。”刘义开玩笑说。

“你们自己拿主意。”刘芹说。“不管你们作出什么决定我都支持。”

刘义把工资交到她手里。刘芹只领到两个供养人口的抚恤金。“照说你还是学生，应该算一个。”她对刘义说。“但他们说什么也只承认两个，说这是学校的意见。”

按邹兴容生前一月工资三十四元计算，刘芹领到六十八元抚恤金。

五十八 

王名安他们那伙主义兵一个个都很失望。他们没参加游行，学校工宣队和革委会也无法把队伍组织起来开上街。最高指示下达后，他们一整天都呆在寝室里，心里有种上当受骗的感觉。据王名安说，就像兜头挨了一闷棒，打晕过去了。

事实是，两个面向纯粹是他们自己头脑里一厢情愿的产物，地、市革委并没作出任何承诺，他们完全因自个儿的想象而心怀不满，大失所望。

一部分同学还是去报了名，第一批走。但王名安却不想走。两年多的革命已使他变得坚强、有主见，什么风雨他没经历过呢？“我不会走，”他对刘义说。“别人要走尽管走好了，我决不会走。”

他开始觉得武装支援L市之前那几个参军走了的同学很聪明。他当时要是努力，也有可能去当兵的。他也觉得那几个在翻车事件中受了轻伤、现在却上医院弄到伤残证明企图争取免于上山下乡的同学很聪明。他自己的情况却使他不能办理病残、特困或其他免于下乡的项目，他只有凭自己清醒的头脑和决心硬顶下去。

尤其使他觉得不满的是，他觉得是学校要他走。当初学校推荐的升学名单中没有他一份，现在却要他下乡去当农民，他是不会轻易就范的。

他劝刘义也不要走，还以他独特的越来越右倾的观点做刘义的思想工作。他对刘义说，当初升学的时候要看出身，推荐名单上没有你一份；入团、参加红卫兵也要看出身，你纵有满腔的革命热情也只能当一名逍遥派，是这样吧？而现在却不看出身，来者不拒，单从这点也可以看出问题来。他要刘义把稳形势，多一个心眼，一旦作出错误的决定，后悔就来不及了。从来就是有好事就会有关卡；有关卡就会看成份、出身。现在这事没设关卡，大门敞开，可转来的时候情况就会不一样了。这和刘琼的看法如出一辙。他提到“转来”，可问题的关键是还不知道那是何年何月。为何要到下乡去苦苦煎熬？一个人有多少青春年华？“一辈子扎根农村”的不负责任的口号令人寒心。前车之鉴是六四年下放的那批知青，他认识几个，他们现在上不沾天下不沾地，处境悲惨。

王名安以右倾机会主义的观点对待最高指示，他说：“对这个指示我有自己的看法。”他这么说当然知道刘义不会检举他。

像王名安这样有头脑的人在学校主义兵中不止一个。校革委会中就有人带头不走。此人是高六六级一班的学生，革委会中唯一的单身男性，身边聚集了一批态度顽固的跨年级的男生，把学校隔壁公园茶馆和山上公园茶馆作为他们躲避动员、交流经验的基地。王名安拉刘义去过两次。他们再不是以前那样的忠心耿耿的主义兵，考虑的是个人利益。刘义在这伙人中见到了曾经在教堂前站在架车上揭露教会阴谋的那个高六七级的学生，还是那么引人注目，口若悬河，不过说的内容已与先前大不相同。

动员由工宣队、学校老师联手进行。唱主角的是工宣队，几个挑选出来的老师充当配角，给他们带路或在一旁敲边鼓。联合了居委会和学生家长单位。第一、二批自愿报名的一走，便声势浩大地展开，挨家挨户上门，家长办学习班，停发工资，什么时候思想通了、子女愿意下户口了什么时候走人。这一招最绝，使动员工作成效倍增。

发生了游街示众的事、在十字街头示众或被工宣队打耳光的事。刘琼被工宣队一个大老粗打了一耳光。“我不怕动员。”她说到做到，不管受到怎样的威胁，她始终不松口。

工宣队把刘芹找去。刘芹表明态度，她支持两个弟妹下乡，相应号召，他们去不去是他们的事，她只是他们的姐姐，不是家长，她替他们作不了主。工宣队这次还算讲道理，没让她参加学习班。

刘芹背后却支持他们不要去。她与工宣队周旋。刘琼被抓去关了一个晚上，她出面把她领回来，她对工宣队说她会做她的思想工作，让她自己去下户口。结果她却让刘琼去了已下乡的叶诗珍生产队躲了起来。

刘义却没经受住动员。就像其他任何事情那样，想象又走到了前头，风还没到自己就先折腰。事实上，动员之剑还没落到他头上，他就已缴械投降，报名下乡。

回想起来，刘义当时已满过十八岁，可就像永远长不大的孩子那样，不知道选择为何物。也许存在某种称作宿命或在劫难逃的东西。对那样一个彬彬有礼的年代，你能说什么呢？

明摆着的是，家里有两个动员对象，不走一个工宣队不会善罢甘休，走掉一个也许还能保住另一个。在刘义看来不走比走更困难，他作出了比较不那么困难的走的选择，完全是因为神经质的胆小怕事，而不像后来刘芹称赞他的那样是为了减轻刘琼身上的压力、使她能留下来而作出的自我牺牲。

王名安得知这一消息后起初表示吃惊，然后又以惋惜的语气说：“你頂不住了，很可惜，我们又少了一个人。听说邹正洪也打算走。这不能怪你们，你们始终就是逍遥派嘛。要是能让愿意走的人走，不愿意走的留下来就好了！”

王名安的父亲已参加了学习班。他有个姐姐也属于上山下乡对象。他本人已被抓进派出所去关了一夜。他还不肯轻易认输。他还会顶上一段时间。

刘义跟集体走，他和邹正洪那天上午约好一块去学校报名。

报名的地点设在四合院通操场走道一侧的办公室里，里面有几个别的年级的学生，他们被工宣队启用的班主任唐敏之坐在一张办公桌后面。

吴安宁老师打操场那方的过道上走过来。还是那样一副落魄相，身穿褪色的蓝卡琪棉短大衣，头发蓬乱，提着菜篮上街买菜。他没被工宣队启用。

校宣传队副队长、高六七级的朱某从办公室里出来，走到门口站下来了。他在样板戏汇演中扮演郭建光的角色而名声远扬，身著军装，头戴军帽，一身郭建光的打扮，身边还带着个同样身著军装的宣传队的女生。他已办完手续，手里拿着唐敏之开出的介绍信，借此机会对一些仍然赖着不走的革委会成员表示自己的不满。“响应主席号召没有价钱讲，”他说。“我们说走就走，不像有些人，口头上说一套，实际行动又是另一套。瞧他们怎么带的头，他们的积极性到哪儿去了？革命没革到自己头上的时候他们口号喊得比谁都响亮！”

神采奕奕的帅小伙子，说完哈哈笑了几声，和女友一块走开去了。

唐敏之班主任隔着办公桌和几个初六七级的学生说话。他理了发，脸刮得干干净净的，穿着件深蓝色的对襟棉袄，手肘搁在桌面上，笑容满面。一边放着钢笔、印章和一沓介绍信。

刘义、邹正洪没招呼他。他看了他俩一眼，继续和那几个学生说话。“你们可以先去看看，坐车三个多小时就到了，时间还来得及。有的同学就是先去看了转来办的手续。”

三个男生一个女生，进校时还是孩子，现在已是少男少女。对六七级这批学生，刘义很少注意，没有一个面熟的。身穿花格子线呢罩衫的女生是个已发育成熟的漂亮的女孩，表情有点呆板，与身边一个矮个儿男生小声交谈着。他们显然都是经过一番激烈的思想斗争才走进这间办公室的，但却在具体的大队、生产队的落实上拿不定主意，犹豫不决，顾虑重重。

刘义、邹正洪走过去看墙上贴的地图。毛笔勾画的一张草图，标明了县、区、公社的位置。从石板溪过河，到昌州县六十二公里，昌州县到罗隆区十六公里，罗隆区到阳平坝公社十公里，到沙湾公社八公里。地点都用红圈标画，罗隆分别伸出两根黑色的丫枝，呈45度角把阳平、沙湾两个樱桃般大小的红圈连接起来。陌生的名字。一辈子扎根。

邹正洪说他去过昌州县。他爸爸在兴平硫磺厂劳改的时候，他去过一次，途经昌州县城。

介绍公社、大队、生产队的资料粘贴在一根齐眉高的绳索上。刘义想到当初大字报就是这么粘贴的。批判“三家村”和资产阶级教育路线的大字报，用绳索在操场上牵成串。大字报的海洋。一切都是打那时开始的。“看一个青年是不是革命的，就看他对大字报的态度。”态度个个都端正，写了又写，墙上很快贴不下了，便粘贴到牵在操场上的绳索上。

资料介绍了各生产队人口、产量、土地面积、社员分配情况，等等。第一二批落户在沙湾公社，把好的生产队都挑光了。他们这批走阳平公社，也可以走沙湾公社。刘义一边读着油印的文字，一边听着唐敏之班主任继续对那几个犹豫不决的报名者作解释。他担当这一角色可谓细心周到。乘车去作一番实地考察转来再办手续在刘义看来是件不可思议的事，那需要有冷静的头脑和商人的眼光。他宁可闭上眼睛，糊里糊涂地挑选一个。他选中了阳平湾大队青杠林生产队。

邹正洪赞成他的挑选，两人落户在同一个生产队。

那三男一女走到一边商量去了，他俩在办公桌前站下来。没有多余的问询，解释。唐敏之班主任装着不认识他俩，对自己的学生决心走和工农群众相结合的道路也没有一句勉励的话。不过没问姓名、班级就把介绍信开出来了。铅印的介绍信，抬头引用了语录，戳上了公章。

兹有我校初六六级（四班）学生刘义响应毛主席的号召自愿落户到昌州县罗隆区阳平坝公社阳平湾大队青杠林生产队，希望有关单位给予支持，此致敬礼，一九六九年一月二十四日。

“到派出所下了户口再交转来，由学校统一办理粮食关系。”唐敏之班主任不看着谁，说。

“东西上哪儿领？”邹正洪仔细看过介绍信后，问。上面自然没像串联证上那样有家庭出生那一项，不过档案会转到公社去的。

唐敏之班主任打开办公桌抽屉，一人递了张大红的光荣证给他俩。“凭这个上百货公司领。”

他俩户口簿都抄在身上，从学校出来，两人一块去了西城派出所。

派出所的同志很支持。在天井右上角户籍科办公室里，他俩很顺利地从一个三十多岁身穿便服的女民警手里办理了户籍迁移手续。刘义看见户口簿上常驻人口自个儿的那页上戳上了一个“注销”的蓝色棱形印章。

“我们现在不再是这座城市的居民了。”走到街上，邹正洪说。

“但还不是农民。”刘义说。

“不后悔吗？”

“没什么好后悔的。”

“我一点没有即将开始一种新生活的感觉。”邹正洪说。

“算什么新生活呢。”刘义说。

“你注意到咱们的班主任了吗？他好像不认识我们。”隔了会儿，邹正洪说。

刘义说：“这完全可以理解。”他想到的是唐敏之班主任在民政局办公楼后院出的那次洋相，他不再认他的学生完全在情理之中。

邹正洪好像猜到了刘义的想法，干笑了两声，说：“还有针对他的那些大字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