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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圆心(评论) ◎ 阿 钟
一 1995年，我心怀惶悚从圆明园到了东坝河，成为后来被称为画家村的东坝河村首批村民。进入东坝河的第二天，我就和饶松青相遇了，也就是说，我们实际上是遭遇了，我至今仍记得那条我们遭遇时的乡村小道，阳光炙人，我的诗和他的画发生了碰撞。那时候的我们，应对世界的技艺是稚拙的，但我们却很难进入对方。我们的世界互相关闭。
(世界的圆心，饶松青画) 掐指一算，时过境迁已经十三年，当饶松青的艺术已成为一个重要事实，我突然醒悟，我与饶松青之间内在的一致，恰使我们无法相认。 至今我仍能听见他东坝河画室沉重色块里的厮杀声，文弱的外表掩藏不住他内在的激烈。在我们交谈的时候，他时常是羞怯的，但这并不影响我们对他另一面的认识：残忍的撕裂才能看见的真实，这种真实令人难以应对。
(世界的圆心2，饶松青画) 最难忘的一页也最易被翻过去。后来我陆陆续续看到他后期的一些作品，我看见了什么？我看见了不可知，对艺术真谛的觉知，以及这种觉知的不可说。此时的饶松青变得健谈，但他无法谈他的画，他的画的精神性；而他无法谈的东西却在他的画里表现得这么充分，以至我觉得言说之无力，甚至无聊。 一切评说皆无意义。当某个时刻你被一件作品所震慑，你会说什么？你能说什么？找一堆词藻进行堆砌，与作品本身又有何干？！十三年来，面对饶松青的作品，我渐趋于无语，却使我们达到真正的相互认知。 在我的诗集《拷问灵魂》封面上，是松青10年前为我画的一幅肖像。我们的世界互相开放，并达致奇妙的统一。
二
(老同志，饶松青画) 1995年夏，东坝河，可以说，这里也是一个起点，冷酷而荒凉，雕塑家周瞻弘最先在这里阵亡，而饶松青最后突围而出。若干年后，饶松青作品中人的气息渐渐浓重，温暖的基调开始漫延，当这种爱意使我们的生活变得肤浅，却同时也给我们带来了某种警示，艺术的乌托邦只是外在于生活的另一片飞地。我们进入了一个需要我们用悖离的姿态对应的时代，东坝河在我们的下意识中既然被夸大，我们怀念它的贫乏、荒凉以及冷漠现实中的理想主义，因而更加凸显的人性光辉。而饶松青绘画中的寒意依然令人心颤，令我们无法回首；然而，那个起点却不可或遇。 而我们的时代性是什么？人成为人的图腾，人就是世界的圆心，人就是万物的法则。饶松青的绘画涉及到了一个我们也许永远都绕不开的现代性批判：人的傲慢与自大是否必然孕育更为剧烈的报复？ 而人与人的叠加真的便能抵达天庭？这是人的梦想，人梦想的对宇宙的无休止的拓荒，但悲剧却同时发生：人类梦想的内在天庭也许永远无法企及……
三
(一个人的戏剧，饶松青画) 对大自然的赞颂其实是我们渴望对内在疆域的拓展。饶松青画面上的广袤视野似乎是他作品的一个最重要主题。然而这种可见性却隐藏着一种不可见的劝告，这需要我们具备另一双眼睛去感知。以作品画面所传递的信息为媒介进入作者的内在天地，这是对一部作品或一个艺术家最惯常的读法。然而我读到了什么？某种意义上说，饶松青的作品依然逃脱不了宿命论的观点，宏大的主题无非也是对儿时梦想的永恒模仿。饶松青曾经对我提到过他儿时的梦境，高高的城墙上悬挂的人头，以及那种血腥味，已经被一种温馨的灰调所掩盖？然而这一切又怎能掩盖得了！人性的屡屡获胜，依然改变不了荒漠般的非人性结局。难道饶松青对失败已有所料？他的《漂浮》画面效果震慑人心，当血腥的隐喻归于虚幻，生活中的喜气洋洋使我们丧失警惕，而事实却无不呈现着本质的真相，那么世界就是在渴求失败的冲动中趋于和谐，而欣欣向荣？ 谁也不会获胜！这就是现实的逻辑与真相。饶松青的灰调中透露的些许温情，传递给我们另一种信息：在这个五彩缤纷的世界上，虚幻的乐观主义开始褪色，荒凉、冷漠也许是这个地球生物的可能归宿。悲夫。
2008-01-07—2-10
自言自语(随笔) ——独自的旅行者 ◎ 饶松青
如果这个世界说话的人太多，聆听的人太少，那么我选择自言自语。这样我可以不用隐藏也不必修饰。因为惟有自己能给予自己最大限度的宽容。艺术的潮流也许与我有关，也许与我无关。因为它无处不在，隐匿于我的日常生活中已无可查询。世界上能讲明白的道理很多，但我只接受符合我趣味的东西，因为本能的喜好，并非通过理性思考才可以决定。这也使我的艺术创作，首先以自我满足作为原则，能否触动别人，那取决于我们是否同类。我以微观的方式来把握自己的情感变化。因为它无须过于庞杂的理论支持而更靠近人性。尽管我们拥有同样的世界，但个体的差异却如此丰富。许多人习惯谈论大的历史，以及大背景下趋同的境遇。事实上在最糟糕的时代也有人辉煌，最幸运的时代也有人没落。笼统的谈论历史反而会使它抽象，局部探询个体的境遇，反而会使它具体。因为历史终归是人的历史，它是由无数个人遭遇连缀而成的整体。 事实上，我个人认为历史的转折取决于个人动机的变化，而这个抠动扳机的人是无数个人动机偶然达成一致的结果。这也使我时常感到历史必然性中荒诞的一面。因此我们经常在不可返回的历史面前提出很多假设，因为任何一种假设发生，历史可能改写。 当代艺术对技术层面的变革过于依赖，这是科学精神对艺术指导的延续。我们以征服者的姿态占据各种可能的传播与感知领域。在这场竞争角逐中唯一遗忘的是静下心来体察自身，不断修整和弥补人性的缺失。似乎每个艺术家都认为自己的创造能给予社会一个奇迹，事实上社会是人类共生所产生的结果，它是所有个人动机达到相对平衡的一种形态。好的艺术是以个人的立场相互制衡而不是失衡。因此从不存在某种绝对优势的思潮，那不过是维持平衡所随机选择的结果。 我曾到朋友王音家做客。谈到他所敬佩的前辈艺术家颜文梁。我理解他的谈话意图，这里他撇开了颜文梁先生艺术创作中技术性层面的问题，直入问题的核心——颜先生在怎样的环境下坚持怎样的艺术。这使我们对艺术的评价直接上升到对人格的评价。同时也使我想到另一文学大家沈从文先生，很显然他们都不属于1949年后中国文化主流中的一份子，但他们以艺术家自主性原则去监守自己的文化立场。在他们身上我虽然没有看到大潮流的激情，却更深层次的感受到他们人性的光辉。 我看过一部电影《雾中的风景》如果那棵在雾中若隐若现的树，暗示着人生假定的目标，那么它是存在而不确定的。但在我内心中的风景，杂乱无章的表象下，隐藏着某种秩序。生命的旅程没有绝对的目标，惟有隐约可寻的方向，这里没有结果，唯一能告诉你的是我正在路上。 2008．2．1
《自由写作》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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