轮作(译文)

——对一种社会睿智学说的尝试

◎ 基尔克郭尔  著   

京不特  译   

希腊语：

克莱米罗斯 人被一切东西填足。

           被情爱，

卡瑞翁  小麦小圆面包，

克莱米罗斯 声乐艺术，

卡瑞翁 水果馅饼。

克莱米罗斯 被荣誉，

卡瑞翁 糖块，

克莱米罗斯 勇敢，

卡瑞翁 无花果饼。

克莱米罗斯 被荣耀欲，

卡瑞翁 大麦粥，

克莱米罗斯 军队命令，

卡瑞翁 小扁豆汤。

克莱米罗斯是一个突然变富的穷农民；卡瑞翁是他的奴隶。 

德语：

克莱米罗斯 .任何东西到最后都让人厌倦。

　　　　　  厌倦于爱情，

卡瑞翁 小圆面包，

克莱米罗斯 缪斯的艺术

卡瑞翁 以及糖点。

克莱米罗斯 厌倦于荣誉，

卡瑞翁 糕饼，

克莱米罗斯 勇敢

卡瑞翁 以及无花果面包。

克莱米罗斯 厌倦于荣耀，

卡瑞翁 厌倦于炒鸡蛋，

克莱米罗斯 厌倦于命令，

卡瑞翁 厌倦于素菜。

参看阿里斯托芬的《普鲁托斯（Plutus）》从第189起

下。根据德罗伊森的翻译 。

富有经验的人们声称，从一种基本命题出发应当是非常有理智的；我遵从他们的说法并且从“所有人都是无聊乏味的”这句基本命题出发。或者，难道会有什么人会足够无聊乏味到了要来反对我这说法的程度吗？这一基本命题现在在最高的程度上有着那种令人厌恶的力量，那种人们总在“那否定的”之中要求的令人厌恶的力量，——在这里，“那否定的”在根本上是一种运动原则；它不仅仅是令人厌恶的，而且还是无限地令人觉得可怕的，并且，那在身后有着这一基本命题的人，则必定要有着一种无限的航速来作出这一发现。也就是说，如果我的命题是真的，那么，我们只需就自己的情形去考虑，无聊对于人来说是有着多么大的腐蚀败坏作用，——在我们进行这样的考虑时，我们根据自己想要在怎样的程度上减低或者增大自己的动量而进行或多或少的调节；如果我们几乎是不顾对火车头构成危险而要把运动的速度推到最高，那么我们就只需对自己说：无聊是万恶之源。无聊自身是一种如此宁静平稳的东西，但它能够有着这样的一种力量去使得运动进行起来，这真是够奇怪的。无聊所施展出的是一种彻底的魔法作用，只是这作用不是吸引人的作用，而是排拒人的、让人反感的作用。

无聊有着多么大的腐蚀败坏作用，这也是所有人相对于孩子而言都承认的。只要孩子玩得愉快，那么他们总是乖顺的，我们可以在最严格的意义上这样说，因为，如果他们有时甚至在玩耍时都失控，那么，这其实是因为他们开始感到无聊乏味；无聊已经趋近，只是以另一种方式行进罢了。因此，如果我们选择一个保姆，那么我们在本质上总是要看，不仅仅看她是否清醒、忠实和和善，而且我们也有着一种审美上的考虑，她是不是懂得去让孩子们开心，并且，我们会毫不踌躇地辞退一个保姆，如果她不具备这一品质，哪怕她有着所有别的卓越美德。在这里，这一原则是足够明确地得到了认可的，但是，世界上的事情是奇怪的，习惯和无聊在这样一种程度上占据了这样的优势，以至于保姆的情形是唯一审美获得公正对待的情形。如果我们因为妻子无聊乏味而想要离婚、或者如果我们因为一个国王看上去无聊乏味而要求他逊位、或者我们因为一个牧师听上去无聊乏味而要求放逐他、或者我们因为一个部长无聊乏味而要求罢免他、或者因为一个记者是令人觉得可怕地无聊乏味而要求判处他死刑，那么我们的要求肯定是无法被人可接受的。世界向后倒退、邪恶的事物向四周扩展开，这又有什么奇怪的呢，既然无聊在增大而无聊是万恶之源。关于这个，我们可以一直追踪到世界的开始。诸神觉得无聊乏味了，因此他们创造了人。亚当觉得无聊乏味了，因为他只有一个人，因此被造出夏娃。从这一瞬间起，无聊进入了世界，并且，最精确地根据人口增长的尺度而增长。亚当单独地觉得无聊乏味，然后亚当和夏娃结合在一起觉得无聊乏味，然后亚当和夏娃和该隐和亚伯en famille（法语：作为家庭）觉得无聊乏味，然后世界中的人口增长了并且人们en masse（法语：全体地）觉得无聊乏味。为了获得消遣，他们有了造一座塔的想法，这座塔要高到进入云霄之中 。这一想法之无聊乏味正如这塔之高远，并且它是一个可怕的见证，见证无聊是怎样赢得它的优势的。然后他们被分散世界上，正如我们现在去外国旅行，但他们继续无聊乏味。并且，哪些后果是这一无聊所不具备的。人站得高并且跌得深，先是通过夏娃，然后是从巴比伦塔上。在另一方面，那推迟了罗马毁灭的东西是什么，那是panis（面包）和circenses（戏） 。在我们的时代，人们做什么呢？人们在为找到某种消遣的手段而思考吗？恰恰相反，人们在加快毁灭到来的步伐。人们想到去召集一场代表大会 。难道谁还能想象出什么更为无聊乏味的事情吗，不管是对于那些参与者先生们还是对于那些读到和听到他们 的人？人们想要通过节省来改善国家财政 。难道谁还能想象出什么更为无聊乏味的事情吗。人们不是去增大债款，而是去分期偿还。根据我所知的政治形势来看，借一笔一千五百万 的款子对于丹麦来说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为什么没有人这样想。我们偶尔听说这样的事情，一个人是天才并且不还自己借的债，为什么一个国家就不能做同样的事情，只要有着一致的同意？借一笔一千五百万的款子，不是用来分期还债、而是用于公共娱乐。让我们带着欣悦和欢喜来欢庆我们一千年的王国吧。正如现在到处都是小罐子 ，人们可以往里面扔钱，按理应该到处都是碗钵，里面装满了钱。一切都是免费的；人们免费上剧院、免费去找公共妓女，人们免费坐车去鹿苑，人们得到免费葬礼、人们免费得以听人宣读对自己的悼词；我说免费；因为如果人们总是有钱在手上，那么以某种方式一切就是免费的。没有人可以拥有固定财产。只有我应当是例外。我为自己在伦敦银行里固定地每天存进一百国家银行币 ，一方面是因为更少钱无法满足我、一方面因为给出这个主意的人是我，最后因为人们无法知道在一千五百万被用完了之后我会不会又想到新的注意。这一福利状态的结果会是什么？所有伟大的事物都会涌向哥本哈根，那些最伟大的艺术家、演员和舞蹈家们，哥本哈根会成为另一个雅典。结果会是什么？所有富人会在这一都市住下。在他们之中会有波斯的皇帝和英国的国王也来到这里。看，现在我又有另一个主意。去把皇帝的人身当财产占有下来。也许有人会说：在波斯会有暴动，人们拥戴新的皇帝上台，这在从前常常发生，而这样旧的皇帝就跌价了。如果是这样的话，我的主意就是把他卖给土耳其人，这土耳其人肯定会知道去用他来赚钱。另外，还有一种情形看来是我们的政治家们所完全忽略的。丹麦是欧洲的平衡点。再也无法想象出什么比这更幸运的存在了。我从我自己的经验中知道这个。我曾是一个家庭中的平衡点，我能够为所欲为，有问题从来落不到我身上，倒霉的总是别人。哦！我的话语该是涌进了你们的耳朵吧，你们这些身居高位的负责协商管理和统治的人们、你们这些国王的人和人民的人、来自所有阶层的 明白而有理智的公民们！小心注意了！旧的丹麦在走向毁灭，这是致命的，它因为无聊而走向毁灭，这是最最致命的。在古代，那最美丽地颂扬死者的人成为国王 ；在我们的时代，那讲出最好笑话的人应当成为国王，而那为讲出最好的笑话提供了机缘的人应当成为太子。

然而，美丽的感伤热情，你多么使我忘情！我是不是该如此开口去向我的同代人们讲演、去向他们传授我的智慧？不，绝不；因为事实上我的智慧不是zum Gebrauch für Jedermann（德语：让每一个人去使用的），而那最睿智的做法是对睿智律总是保持沉默。因此，我不想要门徒，但是，如果一个人在我临终时站在我床前，那么，我也许在我确定了我的一切正在结束的情况下，在一种慈善的迷狂突发中，会对着他的耳朵低声讲述我的学说；无法确定我这样做到底是不是在给他带来好处。人们谈论很多关于“人是一种社会性的动物”，在根本上人是食肉动物，这是不仅仅能够通过对其牙齿的观察而得以确定的。因此，这关于社会性和社会的所有泛泛之谈，一方面是一种遗传下来的虚伪、一方面是一种精心构思的诡诈。

然而，所有人都是无聊乏味的。这个词本身显示出了一种划分的可能性。这个词：无聊乏味，既能够被用来标示一个让别人觉得乏味的人，也可以被用来标示一个使自己感到无聊的人。那些让别人觉得乏味的人，是市民、是庸众、是人在普遍共性之中的无限队列；那些使自己感到无聊的人，是那些特选者、是高贵者；那么奇怪的是：那些不使得自己觉得无聊乏味的人，一般使得别人无聊乏味，而相反那些使得自己觉得无聊乏味的人，使别人得以娱乐。那些不使得自己觉得无聊乏味的人，一般就是那些以某种方式在世界中忙碌着的人，而恰恰因此这些人就是那些最无聊乏味的人，那些让人无法忍受的人。无疑，这个动物类不是男人的欲求和女人的欲乐的果实。就像所有低级的动物类一样，它的标志是高度的繁殖力并且在那不可思议的之中繁殖。令人无法理解的地方还有：大自然居然需要用九个月的时间来生产这些的本来可以一打一打地被生产出来的生物。那另一类的人，那些卓越的人，是那些使得自己觉得无聊乏味的人。正如前面所提及的，他们一般使得别人愉快，——这“别人”，有时候以某种外在的方式是平民庸众，而在更深刻的意义上则是那些相知同类。他们越是彻底地使自己无聊乏味，他们为那些别人所提供的消遣方式就越有力，在无聊达到其最高点的时候也是如此，因为这时他们要么（被动的定性）死于无聊、要么（主动的定性）因好奇而将自己发射出去。

人们习惯于说：闲散是万恶之首。为了遏止“那恶的”，人们推荐“工作”。然而，我们很容易看出来——不管是从那引发出惊慌的机缘还是从那被推荐的手段看：这整个观点是出自一种非常庸俗的市民家传。在人们不无聊的时候，闲散本身根本不是什么邪恶之源，相反它是一种真正的神圣生活。固然，闲散能够给出让人失去财产等等的机缘；但是那些高贵天性不畏惧这一类事情，而是怕无聊。奥林匹斯山上的诸神不无聊，他们幸福地生活在幸福的闲散之中。一个美丽的女性，如果她既不缝纫、也不纺线、也不烫衣、也不阅读、也不演奏，那么她就是幸福地处在闲散中；因为她不无聊。于是，闲散就是这样远远地不是邪恶之源，以至于更确切地我们可以说它是真正善的东西。无聊是邪恶之源，它才是人们该保持远离的东西。闲散不是“那恶的”，甚至我们可以说，每一个对闲散没有感觉的人因没有这感觉而显示出他还没有将自己提升到那“人的”水准上。在这样一个人的生活里有一种不知疲倦的活动使得他被隔绝在精神的世界之外而将他置于动物的类别中，——这些动物总是本能地不得不处在运动中。有些人有着一种把一切都变成生意的非凡才能，他们的整个生活是生意，他们带着与他们在办公室工作时同样的生意热情去恋爱和结婚、听一个笑话和赞叹一部艺术作品。拉丁谚语otium est pulvinar diaboli（闲散是魔鬼的枕头）说得完全对；但在人不无聊的时候，魔鬼就没有时间把头放在这一枕头上。然而，既然人们相信去工作就是人的定性，那么这一对立就是对的：闲散——工作。我认为“让自己开心”是人的定性，因此我所说的另一种对立至少是同样地正确。

无聊是魔性的泛神论。如果一个人持续不变地处在这样的状态中，那么它就成为“那恶的”，相反，一旦它被取消掉，那么它就成为真正的泛神论；但是它只通过“让自己开心”而被取消，——ergo（拉丁语：所以）人们应当让自己开心。“它通过工作而被取消”，这样的说法泄露出不明确性；因为闲散无疑会被工作取消掉，因为工作是闲散的对立面，而无聊则无法被工作取消，正如我们在这样的事实中看见：那些最忙的劳作者、那些在它们繁忙的营营飞舞中最呼呼不止的昆虫是最无聊乏味的；如果它们不觉得无聊，那么是由于它们对于什么是无聊一无所知，但在这样的情况下无聊并不是被取消了。

无聊一方面是一种直接的天赋，一方面是一种后天获得的直接性。在总体上，英格兰民族是范式的民族。真正天生的懒散是我们很少遇到的，在大自然中是没有的，它属于精神的世界。我们有时候碰上一个旅行中的英格兰人，就像这一天赋的化身，一种沉重的无动于衷的旱獭，其整个语言宝藏构成了一个唯一的单音节字、一个感叹词，——他使用这个词来标示自己的最高的赞叹和最深的无所谓，因为赞叹和无所谓在无聊的统一体中失去了区别。除了英格兰之外，再也没有什么别的民族出产这样的自然奇观；任何一个属于别的民族的人总是会稍稍更活泼一些而不是如此绝对地一付未生先死的样子。我所知的唯一类比就是空洞热情的使徒们，他们也同样地坐在一声感叹上作贯穿生命的旅行，这样的人们，他们到处把热情洋溢当职业、到处在场，不管发生了重要的还是不重要的事情，都叫喊“啊”或者“噢”，因为对于他们而言，“那重要的”和“那不重要的”的差异在那盲目喧嚣的“热情洋溢”的空虚之中失去了区别。那后来的无聊则通常是一种被误解的消遣。那作为“用来针对无聊的手段”的东西能够这样招致无聊，这看起来令人深思的；但是，也只有在它被不正确地运用的情况下，它才会招致无聊。一种歪曲的、在通常的情况下是古怪的消遣在自身之中也有着无聊，以这种方式看，它是通过努力而出现的，并且显现为“那直接的”。正如我们对马进行“死蹒跚病”和“飞蹒跚病”的区分，但把两种类型都称作蹒跚病；我们也可以以这样的方式来为两类无聊做一下区分，而它们却都同属于无聊定性之下。

在一般的情况下，在泛神论中有着一种充实的定性，而“无聊”的情形则反过来，它是建立在空虚之上的，但恰恰正因此，它是一种泛神论的定性。无聊立足于那缠绕遍生存的乌有，它的昏晕是无限的，就像那种向一个无底深渊望下去时的那种晕眩。因此，那种古怪的消遣是建立在无聊之上的，这一点也可以从这里看出来：这消遣发着回响却没有共振、没有回响的声音，恰恰因为在乌有之中甚至没有足够的东西来使得一声回响成为可能。

现在，正如上面所展开论述的，如果无聊是万恶之源，那么又有什么是比设法去克服它更为自然的事情呢？但在这里的情形正如在所有别的地方，我们尤其要进行平静的思考：我们不要被无聊魔性地迷住而以至于在我们想要逃避开它的时候反而沉陷进了它之中。所有无聊着的人们呼叫着变化。对此，我完全同意他们，只是在这里关键是在于要去依照原则行动。

我与那人们普遍所具看法的分歧通过一个词就能够得到足够的表达：轮作。看起来仿佛在这个词中有着一种暧昧双义，而如果我要在这个词中为一种对那普通的方法的命名找到空间，那么我就得说：轮作在于不断地轮换土壤。然而，农民们却不是这样地使用这个表达词。不过我在一时一刻间还是要这样地使用它来谈论这样一种轮作，——这轮作依据于变化之没有边际的无限性，它的广延向度。

这一轮作是粗俗普通的轮作、非艺术性的轮作，并且处在一种幻觉之中。一个人厌烦于生活在农村，他旅行到首都；一个人厌烦于自己的祖国，他旅行到国外；一个人“europamüde（德语：厌倦于欧洲）”，他旅行到美洲，等等，一个人献身于一种关于“从一颗星辰到另一颗星辰的无边旅行”的狂热希望。或者，那运动是另一个方式的，但仍然是广延的。一个人厌烦于以瓷器吃饭，他以银器吃饭；一个人厌烦于以银器吃饭，他以金器吃饭；为了看特洛伊的大火，一个人烧掉半个罗马。这一方法取消自己，并且它是坏的无限。那么，尼禄最终达到了什么呢？没有，还是安东尼凯撒更聪明，他说：“重新从头开始你的生活，是在你的权限之下。再去看那些你以前所做的事物。所谓重新从头开始你的生活，恰恰在于此。”（第七书，2.）

我所建议的这种方法，不是在于去改变土壤，而是作为那真正的轮作——对耕作方法和种子类型的改变。在这里马上有着限制原则，它是世上唯一的拯救原则。一个人越是限制自己，他就越是变得有创造性。一个孤独的终身囚犯是非常有发明力的，一只蜘蛛可以是他的巨大娱乐物。我们想到自己的学生时代，我们进入那样一种年龄，在那时在对那些要教学的人们的选择上没有任何美学考虑，并且因此他们都是非常无聊乏味的人；我们在那时又岂不是有着许多突发异想？这让我们多么快活：抓住了一种苍蝇并把它关在核桃壳下，并且，看哪，它是怎样拖着这核桃壳打着转跑动；这让我们多么开心：在桌上挖了一个洞，把苍蝇关进这个洞里，并且通过一张纸看下去！去听那单调的房檐滴水，难道不是能为我们带来那么大的乐趣吗？什么样的严谨观察者是我们成为不了的，那怕最小的声响和动态也都躲不开我们注意力。在这里是那原则的锋尖，它不是通过广延度而是通过强烈度来寻求抚慰的。

在对耕作方法的改变上，一个人越有创造力越好；但是每一个单个的变化则是在于那介于回忆和忘却间关系的一般规则之内的。正是在这两种急流中，整个生命运动着，因此，以一种正确的方式控制住这两者就是很重要的了。要等到在我们把希望丢弃的时候，只有到了这时候，我们才开始艺术性地生活，只要我们还在希望着，我们就无法限定自己。看一个人带着希望的顺风启航入海，这确实是美丽的，我们可以借这个机会让自己拖在驳船绳上跟着，但是我们自己永远都不应该让这希望进入自己的小船，作为舵手就尤其不可以了；因为它是一个没有信义的船长。因此，希望也是普罗米修斯的可疑礼物之一；作为那些不朽者们先见之明的替代物，他给予人类希望。

忘却——所有人都想要这个；在他们遇上了什么令他们不快的事物时，他们总是说，真羡慕那能够忘却的人。但是“去忘却”是一种艺术，要在事先训练。能够遗忘总是依据于人怎样去记得；但人怎样去记得，又依据于人怎样去体验现实。那带着希望的冲力疾跑的人，他会如此回忆而以至于他没有能力去忘却。因此，Nil admirari（拉丁语：不去为什么东西惊叹）是真正的生活智慧。对一个人来说，每一个生命环节所具的意义都不能超过这样的一个限定：在任何一个瞬间，只要他想要忘记它，他就能够忘记它；而从另一方面看，每一个单个的生命环节对于他必须有着足够大的意义而使他在每一瞬间都能够记得它。记性最好的年龄也是最健忘的年龄，那就是童年时代。一个人诗意地记得越多，他就越容易忘记，因为“诗意地记得”在实际上就只是对于“忘记”的表达。如果我诗意地记得，那么，那被体验的东西就已经有了一种变化，通过这种变化，这被体验到的东西就失去了所有那使人痛苦的成分。为了能够以这样的方式回忆，我们就必须去留意，我们是怎样生活，尤其我们是怎样享受的。如果我们不管三七二十一地一路享受到底，如果我们不断地带走享乐能够提供的最高点，那么我们就会既无法回忆也无法遗忘。也就是说，除了一种我们能够想要去忘记、但现在以一种不自觉的回忆来骚扰的厌腻之外，我们再也没有什么别的东西可回忆了。因此，如果我们觉察到，享乐或者一个生命环节过于强烈地使我们沉迷，那么我们就停下一瞬间并且去回忆一下。再也没有比“过久地沉湎”更好的引起厌倦感的手段了。我们从一开始就对享乐进行控制；并不是每一个决定都使得我们全力以赴，我们带着一定的猜疑去投身，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说这样的成语是谎言，——这成语说鱼和熊掌不可兼得。无疑，警察禁止人们带秘密武器，但再也没有什么武器比“能够回忆”这一艺术更危险的了。这是一种奇特的感受，如果我们在享乐的过程中为了回忆而观察这享乐的话。

如果我们在“去忘却”的艺术和“去回忆”的艺术中以这样的方式完美了我们自己，那么我们就有能力去和整个生存打羽毛球了。

在“去忘切”的力量上我们事实上能够量出一个人的弹力。那无法去忘却的人，他总是达不到很多。是否在什么地方有着一条忘川在潺潺流动，我不知道；但我所知的是，这一艺术是可以得到发展的。然而，这艺术却绝不是在于那单个的表达会消失得无影无踪；因为健忘性并不等同于“能够去忘却”的艺术。我们也很容易看出，通常人们对这一艺术所理解的程度有多么低；因为他们常常只是想要去忘记那不愉快的、而不是那愉快的东西。这就泄露出一种完全的片面性。如果以正确的表达来说，也就是，遗忘是那把被体验了的东西归减为共振板的真正同化过程。因此，大自然之所以是如此伟大，那是因为它忘记了它曾是混沌，但这一想法在任何时候都会冒出来。既然，我们常常只是关联到不愉快的事物而想到遗忘，因此我们常常就把它想象成一种抑制性的狂野力量。但遗忘却相反是一种平静的劳作，并且，它在相对于愉快的事情时应当与在相对于不愉快的事情时有着同样的关系。作为过去的，恰恰是作为过去的，在愉快的事物自身之中也内在地有着一种不愉快，通过这种不愉快它能够唤醒缺憾；这一不愉快通过遗忘而被取消。不愉快的事物有着一种针刺，这谁都承认。这也通过遗忘而被去掉了。然而，如果我们就像那许多在“去忘却”的艺术中作弊的人们那样，把那不愉快的事物全部掸掉，那么我们马上就会看出这会有什么好处。在一个失去警惕的瞬间里，这不愉快的事物就会以“那突然的东西”的所有力量来让人感到惊讶。这对于一个理智头脑中井井有条的安排来说是完全有冲突的。没有什么不幸、没有什么灾难是如此不友善、如此充耳不闻，它不接受丝毫恭维阿谀；甚至冥府的看门狗都接受蜜糖糕，而我们所诱骗的可不仅仅是女孩子们而已。我们努力去说服它并以此来夺去它的敏锐，绝不是想要去忘却它，而是想要通过忘却它而去回忆它。有些回忆具备这样的特性——我们会觉得永恒的遗忘是针对它们的唯一手段，甚至对于这样的回忆，我们也允许自己的这种狡猾，并且，那熟练的人成功于伪造作假。遗忘是我们用来剪除我们不能使用的东西的剪刀，但有必要说明一下：是在记忆的最高度监视之下进行剪除。以这样的方式，遗忘和记忆是同一回事，并且这种艺术性地获得的同一性是我们用来举起整个世界的阿基米德点。我们说，把某件事情写进遗忘之书，这时，我们其实是同时在暗示“它被遗忘”和“它却又被保留”。

“去回忆”和“去忘却”的艺术也会起预防作用，这样我们就不会卡在任何单个的生命关系中，并且它确定我们有一个完美的飘荡飞旋。

这样，我们要警惕友谊。一个朋友是怎样被定义的？一个朋友不是哲学所说的那必然的第二者，而是那多余的第三者。友谊的仪式是哪些？人们相互称你地喝酒、人们打开血脉、将自己的血混同于朋友的血。这一刻在什么时候到来，是难以确定的；但是它以一种谜一样的方式预告自己的到来，人们能够感觉到这个，人们无法再相互向对方称您。在这一感觉在场了之后，看来人们就永远也不会犯像姬尔德•韦斯特伐拉和刽子手相互称你地喝酒时所犯的那种错了。——友谊的确定标志是什么？古代回答说：idem velle, idem nolle ea demum firma amicitia（拉丁语：意愿相同、不愿相同，这时才是坚实的友谊），并且也是极其无聊乏味的。友谊的意义是什么？在主意和行动上的相互协助。因此，两个朋友紧密地联合在一起以求相互对于对方成为一切；并且即使一个人对于另一个人除了能够成为妨碍之外根本不能成为别的什么东西，也是如此。当然，人们能够以金钱相互帮忙、相互帮忙穿大衣脱大衣、相互成为对方的谦卑仆从、在一次真诚的新年祝贺上聚首、同样也聚首于婚礼、生孩子和葬礼。

但是因为我们要远离友谊，并不因此我们就得不与人接触地生活。相反，尽管我们在一个时期里有着同样的运动冲力，但只要我们总是这样地有远远更大的速度来使得我们能够从之中跑出去，那么，这些关系有时候也可以作出一种深刻的转向。人们无疑会认为这样的一种行为将留下不愉快的回忆，会认为这不愉快的成份是在于：一种关系从“对于一个人曾是某物”缩减为“是乌有”。这却是一个误解。就是说，那不愉快的事物是生命之郁闷中的辛辣成分。另外，这同样的关系可以重新以另一种方式来获得意义。我们要小心的是：绝不去卡在什么的地方，并且为了这一目的而总是让“遗忘”在耳朵后面回响。有经验的农民有时休耕，这社会睿智学说同样也推荐这个。一切无疑会再来，但是以另一种方式；那曾经被安排在轮流中的事物继续留在这轮流中，但是在耕作方式上被安排出变动。因此，我们希望非常一贯地在一个更好的世界里遇会我们的老朋友和老相识，但我们并不像人众们那样惧怕这些老朋友老相识会变化得太多以至于我们无法再认出他们；相反我们其实是害怕他们会是完全没有任何改变。甚至最无关紧要的人能够借助于这样一种理智的耕作而赢得的这东西，它是多么不可思议啊。

我们绝不让自己陷入婚姻。结了婚的人们，他们相互许诺永恒的爱情。现在，这是够容易的，但也没有什么巨大的意味；因为，如果一个人和时间的关系终结了，那么这个人和永恒的关系想来也就结束了。因此，如果前面提到的那结婚的人们不是说直到永远，而是说：直到复活节，或者，直到五月的第一天，那么他们所说的话中就还有些意义；因为在这两者中，人们都说出了某物，并且是人们也许能够达成的某物。在婚姻里是怎样的呢？短短一段时间之后，首先是一方感觉到有了问题；然后另一方抱怨起来并且响彻云霄地高喊：不忠，不忠。在一段时间之后，另一方也跑到了同样的点上，这样就达成了一种中性，因为互相的不忠两讫于共同的满足和愉快。然而这却还是太迟了；因为一场离婚是关联着巨大的麻烦的。

既然婚姻的情形是如此，那么，人们以许多方式借助于道德性的支柱来撑住它，这就没有什么奇怪的了。如果一个人要和自己的妻子离婚，那么人们就会喊：他是一个鄙劣的人、一个恶棍等等。多么可笑，对于婚姻，这是怎样的一种间接的攻击啊。要么婚姻在自身之中有着实在性，那么失去了婚姻对于他就是足够的惩罚了；要么它不具备实在性，那么去辱骂他就是没有道理的，因为他比别人更聪明。如果一个人对自己的钱感到无聊乏味并且将它们扔出窗户，那么不会有人说他是一个鄙劣的人；因为，要么钱是有着实在性的并且这样剥夺自己的钱对于他就是足够的惩罚了，要么钱没有实在性，这样他其实就是聪明的。

我们必须总是警惕着，不要轻易去进入任何契约性的生命关系，通过这种关系一个人会成为更多人。因此，友谊已经是危险的了，而婚姻则更不用说了。固然人们说，结了婚的人们成为成为一体；但这是一个昏暗神秘的数字。在人们是更多个的时候，那么人们就失去了自己的自由而不能在自己想要去旅行的时候去订做旅行鞋，就不能无常地漫游。如果一个人有妻子，那是麻烦的，如果一个人有妻子并且也许有孩子，那是艰难的，如果一个人有妻子和孩子，那是无法忍受的。固然，我们有这样的例子，一个女茨冈人一生把自己的丈夫背在肩上，但是，一方面这是一种罕见现象，一方面在长时间里这会让人疲倦——对于那丈夫而言。另外，通过婚姻，一个人就被卷入一种高度致命的习俗上的连续，而习俗就像风雨雷电一样是完全地不可定性的东西。在日本，据我所知，习俗就是这样：男人也躺在分娩床上。为什么这样的时代就不会来到——说不定欧洲到了那一天也会采用外国的习俗。

友谊已经是危险的了，婚姻则更危险；因为，一旦一个人进入了与一个女人的持续性的契约关系，女人就是在毁灭并且继续毁灭着男人。拿一个年轻人打比方，活蹦乱跳英勇得就像一匹阿拉伯马，让他去结婚，他就迷失了。一开始女人是骄傲的，然后她就虚弱，然后她就晕眩，然后他就晕眩，然后整个家庭就晕眩。一个女人的爱只是装模作样和弱不禁风。

因为我们不让自己进入婚姻，并非因此就需要让我们的生活成为没有爱欲的生活。那爱欲的成分也应当有无限性，但那是诗意的无限性，它也可以被限定在一小时或者一个月中。如果两个人相爱并且感觉到他们相互注定了是对方的，那么在这时，重要的就在于要有勇气去中断；因为继续下去的结果只会是失去一切而赢得乌有。这看来是一个悖论，它确实只能作为感情的对象，而无法作为理智的对象。在这个领域里，尤其重要的是能够去使用心境，如果我们能够使用心境，那么我们就能够获取一种对于各种组合的无穷轮换。

我们永远也不要去把一种职责生意招上身。如果一个人去出任公职，那么他就成为了一个真正的“张三李四王某某”、成为了国家体制机器上的一个小齿轮；他停止了自己去成为耕作的主人，并且那理论在这时也帮不上什么大忙。他获得一个头衔，而在这头衔之中有着那“罪”和“那邪恶的”的所有后果。那用来奴役他的法律是同样地无聊乏味，不管提升的速度是快是慢。他再也无法去掉一个头衔，如果实在要去掉它，那么就得借助于一个犯罪行为使他去获得一次公共鞭刑，但即使这样我们也无法确定他的头衔就真的被去掉了，因为通过王室政令，他可以获得赦免并重新得到自己的头衔。

虽然我们要远离各种职责生意，我们却不应当怠惰无所作为，相反我们应当把重心放在所有能够等同于“徒劳无益”的工作上，我们必须从事各类无法获利的艺术创作。从这方面看，我们不应当像在强烈度上那样地在广延度上展开，并且，虽然我们在年龄上变得更大，老古话还是显示出它的正确性：要让孩子愉快是很容易的。

现在，正如我们根据这一社会睿智学说在一定的程度上变换土壤；因为，假如我们想要只和一个人有关地生活，那么轮作就必定很难实践，就好像如果一个农民只有可种一桶种子的地，那么后果就会是他永远无法闲置这土地，而这闲置是那么极端地重要的；同样，我们也必须不断地变换自己；这是真正的秘密。为了这个目的，我们必然地需要能够控制各种心境。在这样一种意义上——“在我们想要让它们出现的时候就能让它们出现”——去控制它们，那是不可能的，但是睿智学说所教的是去利用瞬间。正如一个有经验航海者总是审视水面，并且提前很早就预言出暴风的来临，这样，我们也应当总是在事先看出心境。在我们进入这心境之前，我们必须知道，它是怎样作用于我们自己的以及它可能怎样作用于别人。我们首先是稍稍敲击来引发出纯音调，并且看出一个人潜在地可能会是怎样的人，然后跟上半色调。我们实践得越多，就越是容易使自己确信，在一个人身上常常有着许多我们从不曾想到的可能性。比如说敏感的人，这些人就其自身是一个极其无聊乏味的人，如果他们发起火来的话，那么他们常常是很好玩的。调侃是一种尤其出色的探测工具。

在随意性之中有着全部的秘密。人们以为，“随意”不是什么艺术，然而要以这样一种方式随意——在让自己不迷失于之中的同时也让自己从中获得乐趣，却是一门高深的学问。我们不是在享受直接的东西，而是完全另外的东西——是我们自己随意地置于之中的其它东西。我们看一部戏的中场，读一本书的第三部分。由此我们获得一种完全另外的享受——完全不同于那作者曾善意地设计想象它的读者会得到的享受。我们享受某种彻底偶然的东西，我们在这一立足点上观察整个生存，让它的实在性在之上搁浅。我在这里举出一个例子。有一个人，由于生活中的境况，我不得不听他的闲聊。他不放过任何一个机会随时都会来一段小小的哲学讲演，极端地无聊乏味的讲演。在几乎绝望的时候，我突然发现：在他讲话的时候，他非同寻常地大量出汗。这一排汗现象吸引了我的注意力。我看汗珠是怎样在他的额头上聚集起来，然后聚合为小溪，沿着他的鼻子滑下，终结于一种滴状体悬挂在他的鼻尖上。从这一瞬间起，一切都改变了，我甚至能够从中获得喜悦：去鼓励他去开始他的哲学指教，仅仅只为了观察他额头上和鼻子上的汗。巴格森在一个地方说及一个人，这个人无疑是一个非常和善的人，但是，他有一样东西和他作对：没有什么词可以和他的名字押韵。像这样地去让生命的各种实在性在这样一种随意的趣味之中变得没有区别而无所谓，这是极其有益的。把某种偶然的东西弄成那绝对的，并且使之就其自身成为绝对赞叹的对象；尤其是在性情处在运动中的时候，这样做的效果尤其出色。相对于许多人而言这一方法是一种很好的刺激手段。人们把生活中的一切看成是一种赌注，等等。一个人越是始终如一地知道去坚持随意性，那些组合就越是好玩。一贯性的程度高低总是显示出一个人是艺术家还是外行；因为，在一定的程度上所有人都做同样的事情。一个人用来看现实眼睛必须不断地变化。新柏拉图主义认为：那些在世界上曾不怎么完美的人们在死后根据他们的应得的报应成为完美程度不一的动物；比如说那些曾在较低程度上遵行公民美德的人们（小商贩），成为公民性的动物，比如说蜜蜂。这样的一种生命观，在这里、在这个世界中看所有人被变成动物或者植物（普罗提诺也认为是这样：有些人被变化为植物），这样的生命观给出了一种丰富的轮换之多样性。画家提希白恩尝试了去把每一个人理想化为一个动物。他的方法有着这样的错误：它过于严肃，并且在努力找出一种真正的相似性。

一个人之外的偶然性和这人之内的随意性是相应和的。因此，我们总是要保持对那偶然的睁大双眼，总是expeditus（拉丁语：就绪待发）——如果有什么事物会出现在我们面前的话。那些所谓的社会性喜悦，人们提前了八天或者十天来为之做准备，并没有什么大意义；相反，甚至那最微不足道的事物可以在一个偶然事件中成为娱乐的丰富材料。在这里进入细节是不可能了，没有什么理论能够走到这么远。即使是那最详尽的理论与天才在自己的Ubiquitet（拉丁语：无所不在）中所轻易地发现的东西相比也只是贫乏而已。

《自由写作》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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