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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与塑像 (长篇小说·中) ◎ 叶公明
第二部 保留区之行与罗旺的塑像
二十一 星期六下午三点，郑岩和胡德一道去采访雕塑家罗旺。 罗旺的工作早就引起郑岩的兴趣。每当他路过东方红广场，他都要对帐篷驻足观望。由铁管、缆索和粗尼龙绳支撑的形体，篷面经烈日暴晒，风雨侵蚀，积尘覆盖，已呈石灰岩表层的灰黑色。它经历了季节和时间的变化，似乎在这地方扎下了根，成为周遭景物的一部分。在车水马龙，人来人往的广场上，白天它悄然耸立；夜晚，当四周安静下来后，从它里面隐约传来凿石的叮当声。 塑像将在市庆节那天举行揭幕典礼，距今还有一个多月。这是本市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如果不说是头等大事的话。届时塑像将以崭新的面貌出现在欢庆的市民面前。报纸、电台已为此作了广泛宣传、报道。但随着市庆节的临近，新闻媒体又进一步升温。必须让它深入人心，引起全体市民的高度重视。 路上，胡德谈到雕塑家罗旺。胡德早在三十年前就认识他。那时胡德由报社下放到一所中学教书，罗旺也由艺术家协会成员、协会最年轻的理事降格到同一所中学教美术。 罗旺属于党第一批培养起来的艺术家。小八路出身，当过儿童团团长，在战火中已表现出艺术的天赋。他用木炭画的素描，用粘土捏的一个个战士的小偶像受到同志和首长的赞赏，成为早期革命艺术的收藏品。解放后，他作为根子最正、最有发展前途的青年艺术家，被送往莫斯科艺术学院深造。学成回国后，他满腔热情地投身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时代洪流中，成为佼佼者。他是塑像的设计和塑造者之一。报上经常提到他。他雕塑的作品最早竖立在城市广场上，曾风靡一时，被一些青年艺术家竞相模仿。如果说他有过什么昌盛时期的话，那时就是。但是盛名都是短暂的，他还没有达到他名誉的巅峰，就因为一尊有问题的塑像和一次在大鸣大放中的民主生活会上为维护自己的艺术主张所作的不合时宜的发言，被划为右派。众人瞩目的艺术明星自此黯然无光。 但罗旺毕竟是小八路出身，根正苗直，在文艺界，有不少老资格的保护人（周昕本人就是他早期雕塑作品的收藏者）。他在学院没呆多久就摘了帽，通过上层活动调回美院去了。以后一段时间，他没有大作问世，闭门思过，搞搞理论研究，或为纪念日、群众文体活动搞一些毫无风格的宣传品、纪念品。
然而作为一名艺术家，罗旺的厄运却是注定了的。他在文革初期受到批判，被打成艺术界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沉默了整整十年。这期间，他妻子和他离了婚，儿女和他划清界限。他一双雕塑家的手在干校抄起了锄头、镢头。 七八年，他恢复了名誉，给了他一个美院副院长的职务。他一反过去所走的现实主义道路，开始宣扬、研究现代派艺术。他率领一个代表团出国，这次走的不是莫斯科，而是西欧各国。外出考察使他大开眼界。第一次面对罗丹、摩尔等艺术大师的作品，其心灵的震撼可想而知。回国后，他开始在自己周围聚集一批人马，开设研究所，讲座，计划出版刊物。他很快发现，他的名气大起来了，但他的作品却不再被人理解。不被主管的文艺的官员，甚至也不被自己的同行所理解。那些审查他作品的宣传部官员中就有他以前的弟子、曾经模仿过他的艺术家。他们因为是内行，对他甚至比外行官员更厉害。他开设的研究所、讲座被一纸公文断送，刊物发行了一期就不得不停刊，他本人也受到报纸不点名的批判。 他想到周昕，去信要求给他一次机会。据传，周昕召见了他，在场的还有其他几位权威人物，周昕的老战友、老上级、党的意识形态主管人也露了面。谈话内容不祥。曾经一度出现过转机，但很快又毁在他自己手里。他发表抨击官僚主义的言论，鼓吹艺术自由、脱离党的领导的自由化思想，撰文谈到艺术家独立的人格、尊严，等等。一些自由派人士为他捧场叫好，这就使他越陷越深，给了他对手以各种口实。他们不让他的文章见诸报刊，不准他的作品进入展览馆。一个友好团体邀请他去东南亚展出自己的作品，也遭拒绝。他以自杀相威胁，服下整整一瓶安眠药，但被及时抢救过来了。这使他丢尽了脸。他变成一名愤世嫉俗的艺术家。他的牢骚、他的不合时宜的言论没有人听。他被孤立起来了。除了在美院讲学、搞一些试验性的研究外，他不再在艺术家的圈子里露面。 “既然如此，这样一个重要任务为何还要交给他呢？”听完胡德断断续续的讲述，郑岩问。 “当初上报的候选艺术家名单上他是排在末尾的一个。负责申报的宣传部官员本来只想跟他开个玩笑，没料老领导人却在他的名字上画了红圈。”胡德说，“大家惊讶之余不免猜测，其所以如此，或许是因为被损坏的塑像出自罗旺之手。那是他最负盛名时期的作品。领导们有些神经过敏，他们需要一模一样的东西。” “他们同样可以找别的人。”郑岩说。 “只有信得过的匠人，没有信得过的艺术家。”胡德说，“在这事上他们需要的是艺术家。同样的塑像在保留区还有一尊。那儿的人以自己塑像保存的完好无损为荣。这给我们这儿的人思想上造成了压力。据传，在决定人选时常委会上有过争论，当天晚上，塑像给年迈的领导人托梦说‘我要罗日王’。年迈的领导人醒来想到，‘罗日王’原来就是‘罗旺’。他还记得这个用粘土捏偶像的小八路。他把周昕的老上级、主管意识形态工作的冯某找去，冯某不反对启用罗旺，既然塑像给老领导人托了梦。罗旺虽有不轨言行，但他有过一段光荣的历史，他的青春年华都献给了塑像的雕塑。年老的领导们有种怀旧心理。他们甚至相信他能重新焕发青春，使塑像以最完美的姿态出现，重放异彩。” “你相信吗？”郑岩问。 “相信什么？” “塑像——” “会塑起来的，毫无疑问。”胡德说，“目前看来，罗旺的工作干得不错。一切为塑像工程开绿灯，他要什么有什么，甚至他所有的怪癖也得到满足。对主管文艺的官员来说，他已属于塑像的一部份，他是作为一个没有观点的人才来使用的。” “这或许给了他一个东山再起的机会。”郑岩笑道。 “这就得看他是否接受改造，放弃自己的某些主张，在艺术观点上是否变得更通融了。”胡德说。
二十二 郑岩和胡德在广场西侧车站下车，步行穿过广场的开阔地。 创业者博物馆前站着等待参观的长蛇阵。队列中有本市市民，外地游客，中小学学生团体。一个港澳旅游团由手执三角旗的导游带队登上馆前石阶。 博物馆在动*乱发生后关闭了一段时间，后来又重新开放。一部份以前只接待有关团体或持特别介绍信的展览室也对公众开放了。那里面其实也没有什么特殊的东西。一些发黄的照片、信函、手迹、生锈的枪械、英雄人物使用过的器皿，某位领导人穿过的破大衣、破鞋，等等。一份具有历史意义的文件摆放在显著的位置，新公布的某次历史事件的保密档案引起参观者的注目。参观者也注意到了某位历史人物因地位上升而新添上去的展品，某位历史人物因地位下降而撤掉的展品。这些对虔诚者来说很有意义的东西对有识之士却无意义可言。郑岩感兴趣的东西是放置在博物馆后院的被损坏的塑像。但那道门有警卫把守，谢绝参观。 在绳网前，胡德出示了记者证。帐篷高耸如山，他们站立在阴影中，里面的凿石声隐约可闻。年轻的武警战士把证件递还给胡德，双脚并拢行了个举手礼，随即打开身后一道固定在绳网上的栅栏门。 胡德在前，撩开一道厚重的毡帘，进入一个铺满碎石、灯光照耀的空间。塑像蓦然间出现在面前，怪异，高耸，像摄影棚里的巨型道具。郑岩站下来仰视，循声望去，最上面一层的脚手架上蹲着个穿工作服的男人，在一锤锤地敲打着。胡德和一个在电炉前烧开水的老头搭话。上面的男人停下手中的活，往下张望。 一分钟后，脚手架上的男人从塑像背面的一道梯子上下来了。 他大约五十七八岁，矮壮的身材，工作服敞开穿着，露出里面汗湿的、邋里邋遢的衬衣。他对胡德不予理睬。一张喜怒无常的艺术家的脸兀地出现他们中间，粗线条的五官因表情的乖戾变得生动起来。不知什么事惹恼了他，瞪着暴鼓眼，脑门上冒着汗珠，下巴上的胡须也抖动起来。他沾满粉末的大手扔掉从工作服兜里掏出的空烟盒，往地上啐了口痰，扯着沙哑的喉咙往帐篷毡帘门外喊道：“王斌——” 刚才检查证件的武警战士应声走了进来，以立正的姿式站定。雕塑家掏出张五十元面额的人民币，递给他：“去买包烟。” 王斌接过手，转身走出帐篷，跑步去执行任务。他没问什么牌子的烟，可见已不是第一次了。 胡德掏出烟盒，递了支红塔山给罗旺。罗旺点上火，看了一眼站在一边的郑岩。胡德介绍道：“我的助手……” “你这次想编造点什么？”罗旺说，“上午，电视台的人来过，我把他们轰走了。” “上面明确规定，在塑像完工以前禁止摄像。”胡德说，抬头往上望望，“不过大家都关心你的工作，经宣传部点头，采访你本人还是允许的。你就接受过二台‘社会广角’栏目那个巧言令色的女记者的专访嘛。” “这要看我高兴不高兴。”罗旺说。 “你很上镜，天生的演员，谈起你的工作、艺术头头是道。”胡德微笑着说道，“你已经是个新闻人物，不必否认这点。现在东方市市民谁不知道雕塑家罗旺？昨天在宣传部，我和黎部长谈到你的工作，到目前为止，他很满意……” 罗旺不以为然地瞅着胡德。后者一提到宣传部，他脸色便沉了下来。“记者都是宣传部的走狗，派你来的啰？” “哪里，我只是来看看你的工作进展情况。”胡德说，“不作正式采访。当然，如你允许的话，也会有文章见报。” 武警战士王斌撩开毡帘门进来了。帐篷四周是开阔地，最近的烟摊也在街角上才有。他是一路跑着去的，却脸不红，气不喘。他以立正的姿势站定，把一包剑牌香烟和找补的零钱交给罗旺，不望谁一眼，又转身走出帐篷。 烧开水的老头截断电源，把一小锑锅开水倒进温水瓶里，倒掉茶盅喝淡的茶水，重新沏了茶。老头一张清瘦的脸，戴副眼镜，衬衫外套件夹克衫。 郑岩对眼前的空间作了番扫描。这被摄像机镜头所忽略的空间，摆着矮桌、凳子，炊具，搁着台收录机，几盒古典音乐磁带。塑料布遮断的角落上铺了棕垫、草席，两张简易的床，草席半卷起来搭盖在被盖上。一根尼龙绳上晾着衬衫、内衣内裤。 郑岩朝矮桌走去，拿起搁在磁带旁边的一卷配有图片的卷宗翻起来。 这是有关塑像的历史资料。塑像高九米二八，灰白色，淡褐色的大理石基座。像身由整块石料塑成。郑岩以为是大理石，但资料上说，是人工合成的高科技产品，外观与大理石无异，质地像大理石一般坚硬、耐久，但又更好雕塑。 基座四周刻有浮雕，一部东方市的创业史。老基座经过改造，这工作由某部工程兵负责。资料上有说明。郑岩想，这可能与暗门有关。新嵌入了大理石。罗旺负责雕塑工作，对原作进行修改，由工农兵学商代替原来的工农兵，加入改革开放部分，使之符合现代潮流。草稿由宣传部、艺术家协会联合组成的“塑像工程处”审定。这是唯一允许施展想象的一个天地。塑像本身却不容有半点想象。它已尽善尽美，各部位的尺寸具有数学般的精确性。草图上标明得很清楚。必须绝对忠实于原型，复制原型，不能出现丝毫误差。 塑像主体部分已基本塑成，头部还是块刚成形的石胚，颈部与下颏已雕凿出来，五官的轮廓仍隐匿其中。 胡德从郑岩手里拿过卷宗，对着塑像审视起来。他核对塑像与图片间相应的部位，皱起眉头，眯细着眼，视线在两者间来回移动。然后，他把卷宗拿在手里，朝塑像的一侧走去，换个角度，继续观察。他踩着碎石消失到塑像后面去了。十分钟后，他才从另一侧绕出来。 他把卷宗放下，没说一句话，从矮桌上拿起卷尺，朝塑像走去。 他弯腰钻过最下面一层脚手架，吃力地攀着铁管爬向塑像基座。他在一个地方卡住了，接着又往上爬。他到达基座站下来，抬头仰望，然后蹲下身，拉开卷尺丈量塑像的脚，丈量脚长和脚背高。他的身躯在巨大的塑像脚下显得十分渺小。 罗旺抽着烟，冷眼瞧着他。胡德收起卷尺，从原路返回，回到地面，拍打着身上的灰，走到矮桌前查看卷宗上的数据。 “脚长超过1.5厘米，”他俯身在矮桌上，用手指头指画着，“脚背高出0.5厘米……” “已经有人量过了。”罗旺说，“你没量准确。” “但我肯定存在误差。”胡德说，抬起身来。 “为什么不量量其他部分？”罗旺讥讽道，“你可以爬得更高些，还会发现别的问题。” “我已发现问题了。”胡德态度坚决。 “这是你份内的事吗？” “我有责任……” 罗旺涨红了脸，怒视胡德，说：“你他妈的是臭记者，还是工程处派来的间谍？” “监督可能来自工程处，也可能来自任何一个人。”胡德冷静地说，“我有责任提醒你，这是一个严肃的政治任务。别忘了你的誓言。” “誓言？” “接手这工作时你是宣过誓的。” “我宣过誓？” “你还能否认？”胡德说，瞪了罗旺一眼，“我们看重你的工作。你可以努力做得更精确一些。我的意见也可以说是以组织名义提出来的。” 罗旺注意地看看他，然后扔掉烟头，双手抱着手臂，转过身去望着塑像，说：“会有一个委员会来验收的。我对他们负责。现在，我用不着一个势利小人来对我指手画脚。” “你火气很旺。”处于优势的胡德大度地笑了笑，“我们目标是一致的，别对我发火。” 他走到一个塑料桶前去洗手，拧开水龙头，随后掏出手巾擦脸上的汗污。帐篷里静了会儿，只听见广场上传来的人声和汽车的喇叭声。 空气里有股被烤晒的篷布散发的桐油味儿。阳光给篷布着了层亮色，正对太阳的地方亮度更大，几乎半透明。天空没有一丝儿云翳。人声和喇叭声突然间变得更响亮。它们远远地被隔离在外。帐篷隔绝的这一小块空间身处闹市，但却远离尘嚣，像殿堂、庙宇般不容外界侵扰。 罗旺眼睛没离开塑像，说：“多么荣耀，伟大，渴望着不朽，永世长存。它的面孔还没塑成。那会是一副什么样的面孔啊！我感觉就像胎儿急切地希望钻出娘胎，它渴望着五官成形……” “我们已经有一副了。”胡德说，“你的任务就是一丝不差地复制它。” “不可能有一模一样的东西。” “我们要的就是这个。” “‘我们’指谁？” “全体市民吧。” “他们才不需要呢！”罗旺说，“问问他们，他们恐怕连这个也不需要！” 罗旺语气里流露出的恶毒讽刺的快意使胡德一时语塞。罗旺说完神经质地笑了起来。胡德点上支烟，默默地看着他。 罗旺收住笑，往地上啐唾沫。胡德说：“对你会有什么想法我们从来不抱过高的希望，我们需要的是你的工作……” “那还用说。”罗旺笑道，“你别多管闲事，咱们井水不犯河水。我干我的工作，你做你的文章。” “艰巨的工作。”沉默片刻，郑岩望望塑像，冲着罗旺说，“都是你一人完成？” “工程处派了几个年轻人协助我，他们的活已经干完了。”罗旺侧过身来，说。 “像岩石般坚实。”郑岩仰视着，“被毁坏的那个，我从图片上见过。” “它并没被毁坏。” “为何要重塑一个？” “有人玷污了它。” “我有点不明白，”郑岩故作惊讶地说，“对现代技术来说……” “这不是一般的技术问题。”胡德插话道，“它被玷污了……这污秽洗刷不掉。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对上司的解释，郑岩微微一笑。 “暴徒是别有用心的。”胡德接着说，“他们有预谋，有组织，背后有只黑手……” “并没有什么暴徒，”罗旺打断他，“只有正当表达自己愿望的群众。” “你说什么？” “我说得很清楚——并没有什么暴徒。”罗旺一字一板地说。 胡德的脸陡然变色，仿佛被人揭了老底。他机械地转过身去看坐在一边矮凳上的老头。后者抽着烟，默不作声地注视着。 “你害怕了？怕群众？”罗旺冷笑道。“我看见你望他的眼神。他比你我都更清楚。他的女儿就是在广场上——离塑像几十米的地方——被开枪打死的。” “我想我应该报告这事。”胡德说，脸色由苍白变为通红。 “你想堕落为告密者？”罗旺说，朝他走过去，冷不防一下卡住他的脖子，狞笑道：“我只消这么一下就能解决掉你。” 胡德挣扎着，充血的脸红得像猪肝，眼球鼓了出来。这一切发生得太突然了。郑岩愣在一边，丝毫没想到去解救自己的上司。他或许真的会被卡死。但就在这时，罗旺说：“我不想弄脏自己的手。”他放了胡德，就势一推，胡德跌坐在地。 记者胡德一手撑地，一手摸着卡红的脖子，震惊，困惑，瞪着双眼，喘了会儿气，随后缓慢站起身来。 郑岩回想刚才那一幕，对罗旺的力量暗暗感到惊异。他只用了一只手，卡着胡德就像卡着一只小狗。他手臂伸直，眼睛凝视着。作为一名艺术家，即使在盛怒之下，他想必也观察到了一个生命的绝望的挣扎。胡德的脚尖踮了起来，他企图扳开脖子上那只铁钳般的手，随后双臂垂了下来，慌乱地挥动着，眼睛里充满恐惧。他受到暴力袭击，处于一种不受法律保护的境地。他的名望、地位刹那间都失去了意义。他蒙受了巨大的羞辱，下意识地希望得到外来力量的救助，朝郑岩这边转动着眼珠。 从险境中解脱出来的胡德余悸未消，被呛住了，咳嗽不止。 “你的油腔滑调到哪里去了？”罗旺看着他，语气鄙薄地说，“你是个卑鄙的小人，胡德。我们认识很久了。我读过你写的那些可耻的、毫无心肝的报道……” “那不是我一个人写的。”胡德嗫嚅道。 “为了个人向上爬，你不惜昧着良心。” “我身在其位……” “老实说，是谁使用暴力，向手无寸铁的群众、青年学生开枪？” “政府——” 他眼睛看着罗旺，罗旺也看着他。胡德似乎变得虚弱了，失去了支撑。他在背叛自己。沉默了一分钟，罗旺问：“你想去报告，还是想看见塑像按期完工？” “想看见塑像按期完工。” “那就记住闭上你的嘴。” 罗旺说，朝老头看看。后者一支烟还没抽完，默默地坐着，对眼前发生的一切显得无动于衷。胡德逐渐平静下来，脸上有种如梦初醒的表情。 “我以为你刚才真会掐死我呢。”他对罗旺说。 罗旺注视着他。“你很爱惜自己的生命？” “谁都爱惜。” “可是你谈到那些无辜的受害者……” “别再说了。” “说到爱惜……不是每一个人。” “我并不是一个卑鄙的小人。”胡德说，“我们以前一块在中学教书的时候，我是吗？” 令郑岩费解的是，胡德的语气相当恳切，畏缩，他对自己丧失了信心，连音调也降低了几度。他湿润的眼睛望着罗旺，几乎带着一种温情。 “你那时不是。”罗旺说。 “你听说后来发生的事，我所受的迫害吗？” “我听说了，你受过迫害。”罗旺说。“我一直在注意你，你的每一篇文章我都读了，我看着你怎样一步步向上爬。” “我取得成功，重新站起来了。” “为了说出真相吗？”罗旺说。“你没有，哪怕在拨乱反正时期，你也没说真话。你写的那些报道，即使口是心非，也不能原谅。你刚才还扬言要揭发一个不幸的老人，因为他女儿的死，你认为他不配呆在塑像身边。” “我很后悔自己说了这话。”胡德说。 “那么你真的不会去揭发啰？”罗旺说，朝郑岩挤了挤眼睛，他似乎一开始就认定郑岩会站在他们一边。 “我发誓不会。”胡德说。“你收回你刚才说的话。” “你何必在乎我的看法呢？” “你收不收回？”胡德几乎快流下眼泪了。剧情发展到这一步，他已身不由己，完全失去了自持。 “好，我收回。”罗旺说。“你准是中了什么邪了。” 他注视着胡德，摇了摇头，转身朝脚手架走去。
二十三 有几天时间，胡德都灰溜溜的，像丢了魂儿似的晃晃悠悠。郑岩写好报道，他只过过目，签上名，没表现出丝毫兴趣。他拒绝出席一个会议，把自己关在办公室里，除了和小圈子里的几个朋友见见面，他避开所有的人。郑岩从他身上似乎看到了另一个胡德。他卸下了盔甲，露出真身，自我怜悯。 “有人在我背后指指戳戳，你听到什么了吗？”他对郑岩说。“我那天是有点失态，竟然屈服于一个酒鬼（他工作时间也酗酒）、一个神经不太正常的家伙。我被卡昏过去了，突然间伤了元气。我记不起自己都说了些什么话了……” 胡德坐在办公桌后面，一只手支着额头，从眉毛下抬起眼睛。多疑、警觉的目光。他以为单位上的人都知道他丢丑的事了，他的对手会加以利用。 他紧紧瞅着郑岩，想从他脸上看出事情的真相。“要是你栽了筋斗，谁会可怜你呢？”胡德手指压着额头，眼望郑岩说。“不是我树敌太多，而是人心险恶。我早已招人忌恨。我知道有人巴不得我倒霉，好把我打翻在地，踏上一只脚，永世不得翻身。这是文革的语言，可是却道出了真相。我们并没改变多少。一群学坏了的下流胚，没有人讲良心。” “被欺压、被侮辱的日子对人也不是没有一点好处。”片刻后，胡德没改变姿势，眼神变得温和一些，继续说道。“我那时完全是另一个人，渴望着公正，分得清善恶，同情弱者……我现在是被卷进去了，身不由己。和魔鬼打交道，出卖与收买的可能性就始终存在。很少几个人明白这点。不知不觉中你就变了，很愉快的转变。你对命运心怀感激。人人都希望如此，没什么好抱怨的。你不能瞻前顾后，你必须勇往直前，紧跟形势，不断进取，向上爬，力争做一名强者。没有多少时间留给你关心自己的灵魂——我们什么事都关心，就是不关心这个，我们是一群头脑清醒的无神论者。” 郑岩所熟悉的那个胡德又披挂上阵了。他的对手们在加紧活动，企图从他手里夺走采访“保留区”的任务。胡德闻讯后立刻行动起来，抛开挫折留下的阴影，雄赳赳地投入战斗。 他找主编（郑岩到报社还没见过他的尊容），跑宣传部，谒见市委书记处的官员，走上层，也走群众路线，大造声势。他得知有人写他的匿名信，造谣中伤，他也发动小圈子里的人如法炮制，以牙还牙。报社的人都目睹了一场派别间的明争暗斗、有违精神文明的精彩表演。终于，他救起了险球，把任务从对手手中夺了回来。 采访小组成员分别来自报社和社科院。胡德任组长，社科院政治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王韬任副组长，下属成员包括胡德的两名助手，一名政工处官员（对立派安插进来的人），一名资深记者和一名摄影记者，社科研一名搞理论研究的副研究员和两名实习的研究生。名单上报市人事局、公安部审批。由公安部外事处办理进入“保留区”的入境证。 后勤部门为“保留区”之行专门向一家服装厂订制了服装。小组成员每人一套中山服。胡德的中山服是蓝华达呢的面料，王韬的中山服是薄型青呢，其余的分别为蓝涤卡、灰涤卡蓝卡其、灰卡其。衬衣、鞋袜都配了套，每人还发给一枚像章。 临行前的准备工作还包括听宣传部派来的人作形势报告，重温“保留区”的政策法令、规章制度，习惯用语及思维模式。一些事听起来虽有稀奇古怪、恍若隔世之感，但采访小组不是去作穿越时间隧道的科幻旅游，而是在同一时空下作实地考察、研究。对上了年纪的人来说重温，对年轻人来说是新事物。对看到的东西不要忙着下结论，要有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不要以为自己增长了知识，比别人高明、正确。为什么不少群众喜欢“保留区”？有种说法是，经济看开发区，政治看“保留区”。大家去研究，也是去取经。你们会发现有些东西还是值得我们学习、借鉴的。等等。小组成员从报社招待所会议厅出来时，一个个神态严肃，面无华色，仿佛接受了心理医师的催眠。 作为正副组长，胡德和王韬还出席了一个不公开的理论研讨会。 出发前一天，郑岩走访了几位朋友。他先去了王明江的办公室。 “有人留恋那地方，犯罪率低，人们都规规矩矩，胸怀理想。”王明江坐在办公桌后面的靠背椅上，点上支烟，说。“十多年过去了，它几乎没有什么变化。那边的人有种可笑的自豪感，认为自己才是正宗的继承人。他们对我们这边的看法，就像嫡系对庶出的看法一样。不能不承认这有一定的道理。我们使用的是同一部宪法，人家真正坚持了四项基本原则和既定方针，我们干的事情却不那么名正言顺。这边的人讲安定团结，那边的人不必讲。那边的人声称动*乱不可能在他们的管辖区内发生。这也是真的。在对‘暴徒’实施镇压这点上，双方的意见完全一致。动*乱期间，那边的人组织了反示威游行，所有的共产党员和基干民兵都发了枪。两边领导人的热线电话不断。据说，武装*镇压就是那边的人首先提出来的；危机高峰期间，我们这边的领导人曾有过坐直升飞机逃到那边去的打算。” “我总有点不相信这一切是真的。”郑岩说，“时间对他们难道不起作用？” “政策的威力大于时间的威力。”王明江微笑道。“每个东方市市民都懂得这点。时间可以使猿猴变成人，政策可以使人变成猿猴或其他什么鬼东西——这话是我最近在一本书上读到的，我很喜欢，略微作了点修改。” “政策可以使时间凝固，也可以使时间大踏步地前进。”王明江在烟灰缸里灭掉烟头，接着说。“‘开发区’那边就比我们这边快了将近十年。去那边就跟去国外一样，看得你眼花缭乱。去‘开发区’也跟去‘保留区’一样得有公安部的签证，普通人去不了。据说，那边已在搞国企破产、兼并，公开拍卖国有中小型企业，大批工人下岗——在资本主义国家就叫失业。社会风气败坏，贪污腐化之风盛行，有人拥有私车、别墅，有人却在生存线上挣扎。医疗和教育改革使穷人看不起病、子女读不起书。社会不公使许多人加入了上访的行列。当然，这都是前进中出现的负面现象，就跟我们常说的一个指头与十个指头相比一样。谁是受益者我不太清楚，但受害者是普通工人这点却毫无疑问。” “在‘保留区’那边他们的处境会更好些？”郑岩说。 “未必其然。只能说生活稳定一些。同样穷，甚至更穷。”王明江说。“对那边的事我们其实并不陌生。只是换了个名称，时间过了十多年。那边的老百姓至今还在想着如何把生活在美国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劳动人民从水深火热中解放出来，就跟金正日手下的人民一样。他们至今不知道硅谷、电脑、信息高速公路……与现代资本主义科技有关的东西他们一概拒绝知道。” 郑岩露出了笑脸，从沙发上站起身来。 “还有什么比这样的愚民更可怕的呢？”王明江从办公桌后面说，然后看看郑岩那身装束，含笑补充道：“我们有时也会搞混淆。就像一对孪生弟兄，有时出现在你面前的是这个，有时又是那个。但一个比较明显的区别是：这边的人穿西装、休闲服，那边的人穿军干装、中山服，最近又在流行唐装。” 王明江办公桌上摆着下期《新天地》杂志校样。临走，郑岩问他有没有吴钢的作品。王明江说：“排在再下一期。还需要找人修改。你放心，人家兑了现，我决不食言。” 从《新天地》杂志社出来，十点一刻。秋日的阳光照耀着大街上熙熙攘攘的人流，人行道树荫下摆设了一个个出售小百货、图书杂志的地摊，摆着卖烤羊肉串、烤洋芋、什样卷的摊子。一些乡下男女向行人兜售发票。音像商店里传来流行女歌星情意绵绵的歌声。郑岩买了串烤羊肉，边吃边顺着人行道走了一段路，然后搭乘公交车去第四十七区。 刘自明一人在家。距上次拜访已相隔一个多月。电视机已修理好，毁坏的沙发已焕然一新。 “我孃孃喜欢提到那地方。”谈到‘保留区’刘自明说。“那边的物价稳定，米一角四分一斤，肉七角一斤，鸡蛋五六角一十，蔬菜几分钱一斤。这是事实。我孃孃当时的工资五六十元，每月还有剩余，现在五六百的退休工资还不够用。但我孃孃说的又和那些居委会老大娘说的不一样。那边吃供应粮，每月半斤或一斤肉，四两或半斤食用油，不知那时是怎么过的；那边没有彩电、电冰箱、洗衣机、VCD，电话也是极少数人才有，因为提出的口号是自力更生，一切要靠自己发明；那边没有流动人口，农民（公社社员）都规规矩矩呆在生产队种地，没有舞厅、卡拉OK、没有卖淫嫖娼……她大半生都是在那边过的。人人都活得战战兢兢，生怕说错一句话就被抓起来。她经常梦到那边发生的事。那边的人会不会卷土重来，用武力占领这边？个体出租车上摇来摆去的小偶像是不是那边的人制造，输送过来的？为什么又开始唱那边的歌、演那边的戏了？动*乱后展开的宣传战中，她整日坐在电视机前，常常会说‘这是那边派来的人’，或‘这是那边说的话’、‘瞧这张马脸，我在那边见过’。她坚持认为那边派了军队过来……” “她这种说法有一定的道理。”郑岩说。 “现在不少人在留恋那地方了。”刘自明说，“挂小偶像就是个证明。” “宣传工作搞得很巧妙——个人是不会制作那种小偶像的。” “我孃孃很怕它。凡是挂着它的车，她就不坐。” “你最近工作进展怎样？” “按部就班吧。” “没找你麻烦？” 刘自明左眼角上有团青紫的瘀肿，右边腮帮也像患牙肿痛般微微肿胀。“你指这个？”他说，“在里面被打的。” “我去要回我的稿件。”沉默了一会儿，刘自明说。“有关七.五的资料肯定要不回来了。但我有部写文革的长篇手稿，我想要回来……我先去了城区派出所，那儿的人说不该他们管他们也没听说过这事。于是，我找到局里。一位戴眼镜的中年警官接待了我。他说我运气好，他们根据上级指示开设了这间接待普通来访者的办公室，我是第四名来访者，平常是进不了这道门的。他问我有什么事。我说我来要回我的稿件，我把那天发生的事对他说了。他耐心听完，摇了摇头，说：‘砸烂电机、割坏沙发，不可能的事，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我说我知道自己在说什么。‘你看了他们的证件？’‘没看。’‘为什么没看？’‘他们不让看。’‘那你怎么能肯定他们是我们的人，不是伪装警察的犯罪分子？’‘他们没有抢劫财物，只拿走了稿件。我认识其中的一个人。’我说出那人的名字，他属于局里一个特殊部门，动*乱期间经常以便衣身份出现在人群里。我认识他，因为他碰巧是我小学的同学。警官拿起话筒，通了一两分钟话，然后说：‘他们一会儿来人，你等一等，不过你肯定搞错了。’但一分钟后，他又说：‘你清楚为什么事找你，你为什么那样做呢？’他并不需要我回答，说完，低头看报去了。大约一刻钟后，一辆警车载来了两人。警车停在大楼外，两人身着警服走了进来。接待我的警官问我认不认识这两人。我说认识。他问那两人认不认识我。他俩说第一次看见，不认识。我指出其中一个矮胖子警察就是砸坏电视机的那个人。‘我砸坏了你的电视机？’被指控的警察看看同伙，再看看办公桌后面的警官，说，‘他在说什么？这是什么地方？他竟敢跑到这儿来撒野！’他眼睛乜着我，皮笑肉不笑的，说完，挥手就是一拳。他的同伙也一块动了手。门外走廊上不断有人走过，但没人加以制止。有人站下来看看，又走开去了。接待我的警官一直坐在一边，冷眼观看着。” “你自己送上门去的，他们事后说起来肯定乐坏了。”郑岩笑道。 “这算不了什么。”刘自明说，“伤得并不重。给点颜色瞧瞧吧。他们不能阻止我的工作。稿件要不回来，我可以重新写。我不会放弃。我也不会放弃收集七.五当事人的资料，我又收集到了一些，在着手诉诸文字。
二十四 郑岩上理发店理了发，遵照胡德的指示剪成小平头。他簇新的蓝卡其中山服扣上了封领扣，左上兜别着钢笔，兜盖上别着像章，从街上走过引人注目。习惯那边的装束，这也是组长给组员下达的指示。 下午四点钟，郑岩朝吴钢家里走去。上午他路过吴钢的书店，那儿的雇员说老板这两天没来上班。郑岩在书店里买了本A.丹图写的《萨特》，此时这本小册子还揣在中山服的右下兜里。 在街口靠自行车道一侧，一位身体光裸、穿着条红裤衩的小青年抓住一个骑自行车的女人。后者从车上下来，双手紧把着龙头。小青年抓住自行车的后座使劲往后拖。郑岩看出这是一个疯子。只见他突然丢开自行车的后座，面对怒气冲冲的女人，双手握拳摆出一个骑马桩。然后右腿成弓步，左腿往后劈，做出一个少林武功的动作。女人看得傻了眼。一名警察提着电警棍朝他跑过去。 郑岩往前走，回过头去看见那名警察已成功地驱逐了那个疯子。这时，有人招呼他。他调过脸来，看见是吴娟。 “我哥哥上医院去了。”吴娟说。 “他病了？”郑岩问，见到吴娟很高兴。 “姑妈住院，我们轮换着照看她。” 郑岩问她姑妈得了什么病。吴娟说医院还没查出来。几天前的下午，她突然觉得不舒服，放下正在做的晚饭，在床上躺了下来。她就此再也爬不起来了。这是从来没有过的事。她姑妈几十年来除了伤风感冒外没生过一次病。医生对病情不能确诊，叫住院观察。 谈话间，郑岩已跟她一块穿过街道，倒左手街口，朝医院走去。 吴娟仍亲热地称呼郑岩郑哥哥。她今天穿着身淡灰色的西装，化了淡妆，笑吟吟的，脸上的皱纹也熨平了。 她对郑岩讲，她刚去附近的公园约会了转来。她和那人认识不几天。这是征婚广告给她征得的最后一名候选人。她迟了两个多月才给他回信。 “他是普通工人，看上去还老实。”吴娟说，给了一个要饭的老太婆五角钱。“离过婚，有个女儿。我总觉得离过婚的人，不管男女，或多或少总有点问题。” 吴娟已降低标准，从原来坚守的防线上退下来。但现实却太令人失望了。“要不是想满足我姑妈的心愿，我压根儿就不想结婚。” 关键的一点是，她是奉教人，天主教徒，对方却是个不懂信仰为何物的俗人，不会尊重她的信仰。她和郑岩转过街角，她兴致勃勃地谈起她的教会来了。 “林振钟主教已七十高龄，是法国传教士培养起来的最早一批神职人员，留学过法国。”吴娟说，“他在文*革中以‘里通国外’、‘帝国主义的走狗、间谍’等罪名受过迫害，吃过苦。文*革后，他曾担任过神学院院长。他关心人民的疾苦，布道中不宣传党和政府的政策法令；周年纪念日，他为亡灵举办弥撒……” “他这个主教可能当不长。”郑岩说。 “有天主在他身边他谁也不怕。”吴娟说。“他受到教友们的爱戴，广大教友支持他。上个礼拜天，我们驱走了一名神甫。他背弃了天主，向主管宗教的部门打小报告。” “政府的暗探？”郑岩说。 “不错，我们有证据。”吴娟说。“他神学院毕业，曾是主教的得意门生。但在教会这几年，他逐渐腐化堕落，就像政府的官员那样，用公款买摩托车，出入舞场。他出卖了自己的灵魂，以为会有人给他撑腰，有恃无恐。但主教还是决定开除他出教会。宗教事务局反对，但主教还是坚持自己的主张。宗教事务局立刻采取了报复行动，抓走了另一名神甫（理由是他在布道中有违反安定团结的言论）。我们正在争取他获释。” 吴娟又掏出五角钱，递给人行道上一个拦路乞讨的小女孩，然后接着说：“我还加入了一个宗教团体，目前还不是公开的。我们自筹经费，在临时借用的场地秘密聚会，祈祷，布道。我们正在扩大自己的影响，吸收新教友。下一步，我们打算去农村发展信徒。” “地下教会，你可要当心。”郑岩说。 “我不怕。” “被抓进去怎么办？” “我有思想准备。” 又一名持不同观点者，郑岩想，宗教和党的无神论是水火不相容的。吴娟谈到自己的信仰有种自豪感。普通党员却没有这种自豪感，除非他既是党员又是局长、处长等官员。 郑岩换了话题，说到明天将开始的“保留区”之行。 “去‘保留区’？”吴娟脸上掠过一丝惊奇，上下打量了郑岩一眼，“怪不得你打扮得这么怪模怪样的。” “你了解什么呢？” “我们以前就是在那地方度过的。” “还记得什么吗？” “不太清楚了。”吴娟说。“我离开那儿的时候还没中学毕业，除了知道不能乱说话、规规矩矩过日子外，什么事都不懂。宗教信仰是不允许的，学校里没有一个信教的孩子（教堂都关了门），大家都是接班人。我们属于‘可以教育好的子女’，这名称倒是一辈子都记得。我们的日子过得并不快活，父亲的死……” “我已听说了。” “我现在只在梦中还记得起一些事。”吴娟说，瞥了一眼围在人行道上的一伙观看一对夫妻吵架的人。“我梦见我们住的那条小街，院落，那儿离码头不远，附近有堵老城墙……” “记不记得街名？” 吴娟摇了摇头，露出困惑的表情。“照理我该记得。”她说，“可我却记不得了。真的我已忘掉了许多东西。” “你没和你哥哥谈过？” “我们从不谈那时的事。”吴娟说。“我后来通过文学作品了解到一些。可是我不太相信那就是我们曾经生活过的地方，那些事就是发生在我们身边的事。我们身边什么事也没有发生，糊里糊涂的，脑筋不太清醒，好人与坏人也不是分得很清………” “现在也不是分得很清的。”郑岩说，“你看看那些主旋律宣传的英雄人物。” “我不信这套。”吴娟说，“天主教徒比他们更诚实。” 两人穿过街道，走进第四人民医院住院部门厅。 内科二楼十四号病房里，吴钢正在进门左手第二张病床前给病人喂食。病人头枕得高高的，每吞下一口流体食物，都要停下来喘会儿气。她虚弱不堪，连想表示礼节地笑一下都很困难。 吴娟接过碗和汤匙，郑岩和吴钢来到走廊上，倚栏而立，点上烟。 “我们以前住的那条街叫慈善路，后来在文革中改名为红卫路。”吴钢说。 “几号？” “门牌号数记不清了，个位数是4，74还是84记不清了。一个小院落，住着七八家人，天井里有棵无花果树，石头搭的洗衣台，爬满常青藤的墙……” 吴钢离开“保留区”时已作为插队知青在乡下呆了两年。“我很少去想那时的事。”他朝郑岩调过胡子拉碴的变瘦了的脸。“现在我是去不了那地方了。要是有机会的话，那条小街，那个院落，母亲去世的那间屋子，我倒真想去看看！” 吴娟从病房里出来，望望下方庭院走道上抬过的一副担架，对郑岩说：“我托你办件事，你别问为什么。你去我们那儿看看，要是碰见张婆婆——要是她还活着的话——就对她说，我信教了。” 说完，她转身走进病房。
二十五 早上九点，在报社大门外，考察团一行人分别登上两辆桑塔纳和一辆面包车。送行的有宣传部官员，一位副主编及有关人士。记者拍了照。 到“保留区”哨卡有一两小时路程。这边的车辆不能进入“保留区”。到达哨卡，他们将换乘当地提供的交通工具。 在桑塔纳车上，年轻的助理记者彭军带着本杂志坐前座司机一侧，郑岩和胡德坐在后座上。胡德膝盖上搁着个黑色公文包。他显然一夜没睡好觉，眼球充血，眼睛四周有圈黑晕，眼囊比平常更见松弛。他穿着合符他身份的深蓝华达呢中山服，里面衬了件桌布色衬衣，剪断的头发两鬓染霜。这身装束使他显得苍老，不过却也有种名人的风度。由于重任在肩，他表情沉着，自信。上车后没说一句话，两眼默默地注视着窗外。 车过市郊，彭军打起盹来。胡德咳了声嗽，打破沉默。他双手揽着公文包，望望窗外单调的景色，说：“我给你讲个故事。这不是小说书上虚构的故事。这故事中的人物都是我过去所熟悉的。不知为什么，昨晚我躺在床上想起了它。平常我是不会想起它的。我以为已遗忘了的东西没想却那么逼真地浮现出来。我还从来没讲给别人听过。你想听吗？”
胡德的故事 H是一所中学的语文老师，妻子在同一所中学教生物，有一儿一女，男孩九岁，女孩七岁。正如每个处单位的人都有一个死对头一样，H也有一个死对头。此人是同一个教研室的黄正刚老师。一个业务水平差，却擅长于溜须拍马、看领导眼色行事的家伙。当上教研室主任后，他以为比他能力强的老师都在暗中觊觎这个职务。而办公室里的老师数H能力最强，黄正刚的矛头自然便对准了他，打他的小报告，工作上给他制造麻烦，挑拨离间他和别的老师的关系，等等。H是下放人员，处处都让着姓黄的几分。小不忍则大乱，这是H所奉行的格言。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两人参加了不同的组织。黄正刚站到“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的旗帜下，H则参加了“毛泽东主义红卫兵”。 黄正刚有个男孩，比H家的男孩大一岁。两个孩子经常伙在一起玩耍。学校停课闹革命，在孩子们看来是件大好事。他们都耍野了。一天，两人为了好玩，抠掉了一张大字报上的字。大字报抄录的是江青同志的讲话。 两人被叫到指挥部。黄家的孩子在大人的教唆下，把责任推到男孩身上，咬定男孩带的头。两人都挨了一顿竹条子，男孩被关了一夜，写了悔过书才放出来。因其年幼，未追究责任。打那以后，H便禁止他和黄家的孩子一块玩耍。 这事虽然化险为夷，没酿成灾祸，但却使H虚惊了一场。其时，他所参加的那派组织正在受压。形势反反复复，变幻莫测。看见两个头头被绳捆索绑押上囚车的那个凄惨的下午，H感到他们这派完蛋了。他和妻子谈到反戈。他妻子是同一个组织成员，立场比他坚定。她对H说“你怕什么？你不过是一般群众，再抓也抓不到你头上。”她相信老保的得势只是暂时的，造反派的末日还远远没有到来。 他妻子上厨房去做饭，H也跟进厨房。他妻子一边淘米一边说：“我不替你担心，出了事你会第一个跑开，谁也别想抓住你。我对孩子倒有点担心了，你知道他问我什么吗？”她压低了声音，“他问我江青是不是毛的老婆。我问他听谁说的，他整死不开腔。他这几天又在伙着黄家那孩子耍了，你要好好管教管教他。” 在孩子面前，H是绝对的权威。但他也溺爱孩子。男孩生于五八年，在幼儿期度过三年饥荒年。尖尖的一张脸，瘦得像个猴儿。H责骂他，心里也觉得不能全怪他。他对他关心太少。以前，因忙于教学，现在因投身革命。对孩子，他自觉有愧。他没责罚他。为了使他有个约束，他叫他每天抄两小时字。他给他准备了一块小黑板，让他在上面练笔。一段时间，男孩有了收敛，对写写画画发生了兴趣，不再伙着黄家的孩子玩了。 那天下午，H站在操场边一棵老槐树下和一位对立派的女老师谈话。红卫兵小将们上街辩论、贴大字报去了。安静的校园里阳光普照。男孩蹲在教学楼前的三合土地上写写画画。女孩在下操场上滚铁环，绕着篮球场一遍遍地滚。铁环上的小铁箍发出悦耳的响声，她头上散了一半的红府绸蝴蝶结一起一落地飘动。 H和女老师摆谈着，习习微风送来阵阵扑鼻的槐花香，开败的槐花在风中坠落。女老师是教政治的，早已暗暗钟情于他。这是一场旷日持久的柏拉图式的恋情。两人虽然参加了不同的组织，但仍然心心相印，互通情报。这个阳光明媚的宁静的下午，这扑鼻的槐花的芬芳，都使他俩有点陶醉了。 男孩写画了一阵，站起身来，呆呆地对着下操场望了会儿，然后绕过教学楼墙角，往厕所那头走去。H看见他贴着墙根走，快到大楼尽头时，站下来，弯着腰，朝一旁的花圃里窜了几步，像小狗扑向看中的目标，捉到一只蝴蝶或蜻蜓之类的昆虫，拿在手里观赏起来。 H和女老师的谈话又进行了十分钟。时间大约四点半。女老师回宿舍去了。H在槐树下站了片刻，点上支烟，穿过操场往厕所走去。 隔壁公园冷冷清清，再也听不到往日茶园里的嘈杂声、棋子落在棋盘上的拍达声。路上，H没碰见人。他走进厕所，朝尿槽那头走去。然后，边扣纽扣，边往外走。此时H心里没有任何预感。他心情愉快，内部消息使他看到了一线曙光。他是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和厄运迎面相遇的。 厕所有两排背靠背的木板隔开的茅坑。窗口开在进门右手墙上，这一侧光线较暗。那五个粉笔写的字赫然出现在一个茅坑幽暗的左壁上。“打倒”两字写得很大，“毛泽东”几个字提了行，惊叹号加在一边，像支斜插的蘸水笔。H没来得及细想，惊魂未定，已蹲在茅坑里用手擦拭起来。啊，这孩子！H心中充满怒气与惊恐。门外响起了脚步声。他停下来，倾听，昂起了头。是去隔壁女厕所的脚步声。 木刺扎进了他的手，他缩回来，看了看食指下被刺破的地方，木刺还扎在里面。手掌上擦了层粉笔灰，但毛糙的板壁上字迹仍清晰可见。H身上没带废纸，手巾也搁在换下来的裤子兜里去了。他得找点废纸蘸上水擦。他刚一这么寻思，又听到脚步声。这次是上男厕所来的。他离开得非常及时，在门口和他以前教过的一个学生擦肩而过。 H对直往前走，右手抄在裤兜里，放慢了脚步。走到教学楼尽头上，他回头望去，那个学生出来了，走完一段土墙，倒右手转过墙角。他没发现它！ 下操场上女孩没滚铁环了，不知去了什么地方。斜对面的四合院门口站着两个红卫兵小将。H转过墙角，走到一张新贴的大字报前。他趁两个小将不注意的当口，正要动手撕大字报，但突然发现上面是江青同志的讲话……怎么又是这婆娘！H举起的手立刻垂了下来。他在大字报前站了一分钟，然后顺着墙壁过去，倒右手，来到教学楼和礼堂间的空地上。举目一望，到尽头都不见一片纸屑。刚才他和女老师站在槐树下谈心的时候，两名牛鬼蛇神打扫过了。 他踅回来，快步走进教学楼。 第一间教室里什么也没找着。他从一扇门进去，打另一扇门出来，再一头钻尽另一间教室，匆匆一瞥，又闪身进入下一间。他风风火火一连跑了几间。好像经过大扫除似的，除了一个硬纸盒和废纸篓里的甘蔗皮外，他一无所获。他已走到尽头上了，又兀地跑回去，奔上楼梯。这儿有垃圾！他在楼道转拐处拾起一张当天的战报，揉成一团捏在手里，几步跨下楼梯，打楼梯一侧的出口奔出大楼。 他顺着墙走，听到那头有说话声。两个上厕所的女生，从教学楼档头上转过拐来。H放慢脚步跟在她俩后面。他已出汗了，心跳个不停。两个女生慢腾腾的步子引起他的憎恶。两人高高兴兴地摆谈着什么，发出格格的傻笑声。其中一个穿草绿色下装白衬衣的已发育成熟，H紧盯着她扭动的臀部和水蛇腰。她大概感觉到他的目光，回头望了一眼。一张笑嘻嘻的与苗条背影不相称的娃娃脸。终于，两人朝右手女厕所去了，H几步越过剩下的距离，跨进男厕所大门。 他没立刻奔向左手那个茅坑。他往右走，手放在裤腰上，佯装上厕所，扫视一个个茅坑，似乎想找个干净、合意的。他走到尽头上，再从一根砖柱后面绕到这侧来，迅速进入那个臭烘烘狭窄的空间。 H刚才一门心思注意前面两个女生，丝毫没想到往后望上一眼。当他从教学楼里出来时，两个高六七级的思想兵正打操场上转过拐来。H进入厕所，他俩已走到土墙档头上。他绕厕所一周，他俩已一前一后走了进来。 倘若H头脑冷静一点，急中生智，解开裤子不动声色地蹲下去，也许什么事也不会发生。这在当时确为上策，需要敏捷的应变能力。然而H却乱了方寸，慌了神，一心只想擦掉那该死的字迹。命运在关键时刻出卖了他。H后来常常回想起这倒霉的一刻，回想同一时期别的一些倒霉的、栽了筋斗的人。在这些人身上偶然性起了决定作用。偶然性改变了历史，轻而易举地毁掉一个人。因为偶然性，某人把“致敬”说成了“默哀”，把石膏像说成了“罗汉”，某人撕下报纸当手纸用，报纸上恰好有伟大领袖的传真照。学校一位红卫兵头目把“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鬼使神差地写成了“战不胜的毛泽东思想”，就因一字之差，那位小将栽了筋斗…… 听见脚步声，H不但没住手，采取必要的应急措施，反而更加狂热地擦拭起来。他心里只有一个念头：擦掉它！也许，他想等来人走过来时，他已把字迹擦掉。只要字迹擦掉了，他虽有行迹可疑之嫌，但总可以找借口搪塞过去吧？然而，他错误地估计了形势。当两个思想兵走过来，一边一个站在他身后时，毛糙的板壁上擦花的字迹还依稀可见。 只那么一二十秒。两人把什么都看清楚了。H调头望了一眼，继续擦那该死的字迹。他甚至往纸上吐了口唾沫去擦。两个思想兵站在一旁观看着，对他的执着暗暗感到惊奇，一时忘了制止他。H终于把字迹擦掉了，再也看不出蛛丝马迹。他蹲在原地，眼睛没离开板壁说：“这不是我写的，不是我写的，请相信我，我只是把它擦掉。是我写的我就不会擦掉了。你们刚才看见我进来的。”“我们什么也没看见！”两个思想兵说。“我们看见你销毁罪证。不是你写的你为什么要擦掉它？为什么不保护好现场，向指挥部报告？你写了，可你害怕了，心虚了……” 他俩上前去揪他。H的手臂挥舞起来，打着了一个思想兵的鼻子，顿时鼻血长流。他被拦腰箍住。他挣扎着，用脚踢，用手倒拐顶，好像他一旦挣脱开就会有个安全的地点供他躲藏似的。他一经意识到普天之下没有这样一个庇护所，便放弃了挣扎。他听见自己在呜咽、哭泣。这时厕所里已进来了好些人。 H被关在一间空屋子里。经过临时审讯，他对自己的罪行供认不讳。在公安局来接人以前，允许他和家人见了一面。 他倚坐在角落上，男孩呜咽着，说：“那是黄彤写的，爸爸。” “不是你，孩子？”H有气无力地说。 “是黄彤！”男孩说。“我下午去上厕所，看见他从里面出来，转过墙角，他手里拿着粉笔。我敢肯定是他，可以对笔迹。” “现在说已经晚了，爸爸以为是你写的。”H说，把男孩揽在怀里。 “他们会把你怎样？”男孩抬脸看着他脸上的伤，问。 “你以后要听你妈的话，照看好你妹妹。”H说，“爸爸做了件蠢事……” 他妻子不服，拉着男孩去见指挥部的头头。十分钟后，黄正刚和他女人满脸杀气地冲了进来。H和他老婆、孩子串通，妄图嫁祸于人，太卑鄙了，坏蛋，反革命分子！两口儿义愤填膺，在一伙尾随而来的思想兵的支持下对他大打出手。 “我好后悔啊！”H低声嚷嚷。他在拳脚下辗转呻吟，悔恨噬咬着他的心。那一刻他成了世界上最后悔的人。 天黑前，他被押上一辆囚车，带走了。 故事讲完，沉默良久，胡德说：“他因‘恶攻’罪被判了刑，在劳改队里——伐木场、煤窑、硫磺厂——呆了十年。七八年获平反，恢复以前的职务。他入狱后，妻子带着两个孩子改了嫁。现在，孩子们已长大成人，安了家，偶尔给他写封信表示问候。” 郑岩在沉默中握住搁在公文包上的苍老的手。 “哦，别这样。”胡德眼睛里闪着泪花，以温情的口吻说。“都是过去的事了。我只是偶尔想起来还有点心酸。就因为干了那么一件蠢事……我一点不责怪我妻子，那时，杀、关、管（现杀、现关、现管）家属的日子有多难受！她是为了孩子。她好歹把孩子拉扯大了。” “发生在我身上的事并不是孤立的。”胡德又说。“我最近读到一份资料，文*革中单是因‘恶攻’罪被判刑（不少人被判了死刑）的全国就有七万多起。这还是官方公布的数字。我们那时就像一群奔跑在火线上的人，随时都会中弹倒下，有的人就此再也爬不起来了。” “有人认为文*革是个无法辩解的行为。文化*大*革命确实坑害了不少人。公布的材料上说，有一亿人受到不同程度的牵连，国家经济损失八千多亿，整个国民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另一个胡德接着说道：“他晚年犯了错误。但最初的目的是为了反修防修，反和平演变。现在又有种说法是为了反官僚主义，反党内走资派。了解真相，作出总结，还需要时间。一切应以大局为重。我们不能抱着个人恩怨不放。一位著名作家（此人在狱中呆了十多年）说过一句名言：母亲错打了孩子，孩子难道应该怨恨母亲吗？说得多好哇！” “是啊，”郑岩插话道，“也只有党这样的母亲才抚育得出这样好的孩子！” 胡德没理会郑岩的讥讽，激动起来，像宣誓般地说：“我感谢党对我的信任。我受过迫害，吃过苦，可革命的意志永不衰退！” 郑岩把手拿开了。 柏油路的尽头上出现了“保留区”的哨卡、岗亭和向两侧延伸的望不到尽头的铁丝网。
二十六 下午两点半，郑岩睡了午觉起来，下楼在小卖部买了包春城牌香烟，一个人走出市委招待所大门。 胡德和副组长王韬、两名社科院的学者午饭后应招去了市委宣传部。连续几天采访后，胡德决定给考察团其余成员放半天假，自由安排个人活动。 郑岩走到街口，倒右手踏上一条叫光明路的街道。一楼一底的砖木结构的房子，下面一层开着店铺。招牌醒目地显示出经营性质属于国营或集体。街檐下摆着农民的菜担，一个小小的临街集市。闹闹嚷嚷的人声，自行车的铃铛声。屋檐下沥青抹过的木头电桩在阳光下像炭柱般闪亮。郑岩信步走去。从那边过来的人一眼就能看出过去与现在、新与旧的区别。过去的东西以现在的形式出现。郑岩一路观看着，有种似曾相识感。事实上，打进入“保留区”（这边人自称老区，老市，称那边为新市）的那一刻起，这种似曾相识感便油然而生。这街道，这人群，这声音，这气息，都是他所熟悉、铭刻在记忆中的。记忆的重现或者说复苏使他惊奇不已。他强烈地预见到前面不远处有所学校校址存在（他们外出采访都走另一条路线，往往有车接送），他走上前去果然见到了“保留区”第六中学大门。 郑岩读中学期间，学校在贯彻阶级路线，学生被分为三等，即工农子弟，一般劳动人民子弟和剥削阶级子弟。这种划分也是后来文*革中的红五类和黑五类划分的雏形。现在“保留区”的学校也在贯彻阶级路线。他们采访了本市重点中学第二中。用校长兼党委书记的话说，阶级路线是阶级斗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体现无产阶级专政的重要方针政策。老区和那边的学校有许多相似的地方。有同样的少先队队歌，同样的团章，培养的是同样的接班人。“不同的是，我们没有高考的压力。”校长兼党委书记说。“我们搞选拔推荐，就像七二年搞的选拔推荐那样，现在是由学校作出推荐。每年有百分之五、六的品学兼优的学生直接推荐进大学，他们无一例外的都是团员，工农子弟。其余的学生毕业后走和工农群众相结合的道路，去农村锻炼两至三年，成为合格的接班人后，再由贫下中农推荐上大学或去工厂。我们的优良传统没有丢，我们上山下乡的革命化的道路没有丢。人民公社的存在，保障了上山下乡运动的延续性。” 郑岩往左插上一条小街。石板铺的路面，一侧是单位的砖墙，一侧是低矮的住家户。屋檐下老人们坐在竹椅上喝茶、聊天。衣袖卷得高高妇女们在石头搭的洗衣台上洗衣服，哗哗地倒水，两人合扭一床被单。孩子们蹲在檐坎下用木棍挑起肥皂水从石板缝里浸泡出的红曲蟮。砖墙尽头一侧一户住家前两个衣著整洁躺在马夹椅上小憩的老人引起郑岩的注意。年逾古稀的老夫老妻，郑岩微笑着走开去脑子里仍闪现着两张仰面朝天、两眼昏花、形如骷髅但心满意足的脸。 曲里拐弯的幽深的巷道，随处可瞥见几级通往下方庭院的石梯，一道石拱门，一座有廊柱和雕花窗棂、石鱼缸和花坛的院落。那边过来的一个拍摄三十年代生活影片的摄制组曾以此作为外景拍下这段百年不变的街景。 郑岩穿过街巷，倒过拐，来到一条叫东风路的大街。 还在街巷里大街上的喧哗声就传了进来。郑岩踏上人行道就站下来了，发现眼前是随考察团走过的街道。他从一条新的路线过来，好像进入了一条陌生的大街。城市广场位于街的中段。郑岩站在人行道上，远远地望见耸立在广场口的金色的塑像。 给塑像涂上金粉的工程近期竣工。靠广场一侧的街面是清一色二楼一底的建筑，广场口一带地势开阔。塑像背衬轻盈如烟的蓝天，在阳光下辉煌壮丽如一尊直立的大佛。考察团到达的第二天下午，在政府官员的陪同下向塑像敬献了花圈。一位官员向胡德打听新市那边塑像的情况，不无自豪地说道：“这才是它的真身！” 那边不重新塑像，这边就不会给塑像涂上金粉。这就是政治，郑岩想。他往前走，塑像变换着角度进入他的视线。他从它的侧面走到正面，隔着街面观看一些在塑像基座下拍照留影的群众。人民的父亲、母亲，它浑身发出金光，脸上的表情多么庄严、慈祥！ 就在考察团给塑像敬献花圈的同一天，一个朝鲜代表团也献上了花圈。大街上随处可见欢迎朝鲜代表团的标语口号。“朝鲜人民在金正日同志的领导下取得了伟大的成果！”“老区人民与朝鲜人民心连心！”“老区人民与朝鲜人民坚定不移地走社会主义道路！”“为了共产主义理想，甘愿牺牲几代人！”“金正日同志永远正确！” 开阔的水泥路面上驶过公共汽车、电车、红旗牌小轿车、吉普车。稀稀落落的车流，与那边相比相距十年。开过去两辆武装巡逻的三轮摩托车。 人们都穿深色服装。男人穿中山装、军干装，女人穿一字领两用衫。乍一看，几乎没什么区别。但稍加观察也会注意到各种不同的审美标志。干部或官员的中山服是华达呢、青呢做的，普通群众穿的是卡叽、卡其、涤卡、化纤。有的干部或官员穿着唐装，不过都是坐在小车里的。有地位有身份的妇女穿的两用衫质地较高级，做工也较考究。人群中偶尔也出现那边过来的休闲装，出现一两个烫发的女人。但绝大多数女人不是剪成齐耳根的短发就是扎着长短辫子。进城的乡下妇女后脑勺上绾着发髻。看不见一张化过妆的脸。色彩的装点来自女孩头上的发夹和压发圈，来自翻领处的一小块三角形空间。郑岩来到一处街口，看见几个戴红袖章执勤的居委会老头，他们以治安员的身份出现，脸上的表情和望人的眼神很像当年剪小裤管的风化监督员。 郑岩路过一家舞厅，门口也有戴红袖章的人执勤。舞厅设在二楼，门窗大开，从里面传来电影《洪湖赤卫队》的插曲。“保留区”有舞厅，这是郑岩没料到的，考察团的每一个成员也没料到。那天在市文化宫舞厅带领他们参观的一位官员说：“五十年代我们就有过舞厅。我们的舞厅是集体活动场所，由团组织和工会组织撑头，是健康上进的，与你们那边的楼楼抱抱不能同日而语。我们允许舞厅存在，但决不允许卡拉OK存在！” 人群中一个四十多岁、身着褪色灰卡其军干装的卖艺人横着笛子吹奏“北京的金山”。郑岩站下来听了会儿又往前走，身后又传来“北京有个金太阳”的乐曲声。卖艺人吹奏出来没有那种欢快、激昂的革命气魄。突然，郑岩站下来了。街对面一些妇女、孩子在跑动，扛着木架、木板，拎着塑料桶和竹篮往一个方向跑。一个女孩跑下人行道，撞着一个骑自行车的男人摔倒在地，竹篮里的玻璃杯撒了出来。她哭泣着，喊叫前面一个穿青灯芯绒上装跑得飞快的男孩。后者回头望了一眼，不顾一切地跑开去了。一些动作迟缓的妇女纷纷往附近的商店里躲。就像敌军仓皇逃窜，我军开进丢弃的阵地一样。原来摆凉水摊、小吃摊的场地上堂而皇之地出现了一小伙身穿蓝制服的工商行管所官员。为首的是个大腹便便、满脸横肉的中年男人。郑岩不由得心里一惊，他认识此人。他怎么跑到这地方来了？那年代一切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小商小贩最凶恶的克星。但他突然又意识到此人已死了多时了。 随行人员中一个四肢瘦长的年轻官员跑上前去，一把抓住摔倒后爬起来的女孩，扼住她的手腕往回拽。女孩哭叫着，还想回去检没摔坏的杯子。与此同时，另外几名官员也从商店里揪出两个躲藏的妇女。 郑岩再看看为首的那个中年官员。再次确认是他认识的那个人。他得肝癌去世，单位出了讣告。算起来此人该六十多岁了，可看上去却只有四十多岁，跟二十年前一模一样。不可能是遗传基因的复制品或长相相似的人，右边腮帮上的黑痣无论如何只能属于他本人。这鬼魂，恶棍，逮着了活生生的人！ 这地方惟有卖冰糕是允许的。但必须持有居委会的介绍信。郑岩穿过街道，掏五分钱从一个男孩手里买了点冰糕。与十多年前卖冰糕的小贩不同地方是，这孩子胸前佩戴了一个红色证章，上门有“为人民服务”的字样和三位数的号码。男孩似乎被眼前发生的事刺激得兴奋起来，一个劲地叫卖着他推销的国营产品：“白糖冰糕！白糖冰糕！”大伙在一旁默默地观望。政府官员在执行任务，这就说明了一切。 几名得胜的官员在鬼魂的指挥下押着三个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俘虏插小街往工商行管所去了。这段小小的插曲一过，熙熙攘攘的人群又在大街上流动起来。
二十七 郑岩在一处专栏前站下来。上面张贴的以宣传部和公安部名义颁布的最新法令前已有一小群聚精会神的读者。郑岩观赏一旁的漫画。画面上一小撮貌似文*革宣传画上的牛鬼蛇神在铁拳下哀嚎丧命。铁拳由解放军战士、工人阶级、革命干部三位一体组成。另一幅漫画上，一位巨人般的解放军战士用刺刀挑起一个惊惶失措象征阶级敌人的魍魉鬼魅。二十多年前出现过的老画，但郑岩看看下方的题词，竟然写着：“坚决镇压反*革命*暴乱！”为七.五平*暴而作。 郑岩穿过路口，脑子里仍然想着那两幅漫画。二十多年前他曾作为一名红卫兵站在那样的漫画前，二十多年后的今天他又见到同一构思的画像。两幅画面在他头脑里交替、重叠。有一瞬间，郑岩觉得什么变化都没发生。支配一切的不是理性而是原始的欲望与仇恨。二十多年前是如此，现在也是如此。他觉得自己并没走多远，随时可能会被一只黑手拽回到过去。 郑岩从一幅巨大的宣传画下走到一家电影院门口。影示牌上写着上映《红灯记》《闪闪红星》。一侧的橱窗里陈列着近期上映的影片的剧照：《草原英雄小姐妹》《红色娘子军》《海港》等。影片都经过了改编，新的演员班子，新的服装道具。就像那边改编、改拍革命传统剧那样。近期还上映新拍的《艳阳天》《金光大道》，朝鲜影片《卖花姑娘续集》。 影院也上映经过挑选的那边的参考片。地点设在影院大门一侧的放映厅。郑岩在橱窗里见到了《焦裕绿》《开国大典》《淮海战役》《少年毛泽东的故事》等影片的剧照。前苏联影片《这里的黎明静悄悄》和前罗马尼亚影片《夜袭》、《突击队》也列入参考片之列。正是四点十分那场《焦裕绿》进场的时候，放映厅前站着一些神情寡欢的年轻人。 郑岩往前走过一家百货公司。买自行车的人排着长队。队列里的人手持政府发的购物卷。五张购物卷买一辆自行车。郑岩记得文*革时期买部自行车要十多二十张购物卷。有人在鬼鬼祟祟地做黑市交易。柜台上负责开票，拿到票据的人高高兴兴地去库房提货。有戴红袖章的老头子老太婆维持秩序。 缝纫机、洗衣机也需要购物卷。家电柜台上摆着十四英寸和十九英寸的红旗牌黑白电视机。据服务员介绍，这是本地自产的，从图纸设计到每一个零部件都出自自己的科技人员之手。为生产出第一台社会主义的黑白电视机，市委领导亲自挂帅，成立了由共产党员科技工作者组成的攻关小组。当地新闻媒体曾以“我们不靠西方技术，也能拥有自己的‘红旗’”为题作过专题报道。 照女服务员说来，好像这边的科技工作者本着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精神把电视机重新发明了一遍似的。“报纸上就是这么说的。”女服务员很肯定地说。 一台十四英寸黑白电视机售价四百八十五元，相当于本地一个普通工人一年的工资，而且需要十张购物卷。本地的科技工作者还准备发明社会主义的彩色电视机、录像机、影碟机、BP机、大哥大。 采访中当地的一位官员说，世界银行曾提出为“保留区”贷款引进彩电和冰箱的生产线，但被“保留区”的领导拒绝了。他们的口号是，决不要资本主义的一分资本和一分技术。对他们的固执连老领导人都感到吃惊。老领导人的意思是，利用西方的资本、技术，加以改造，变成自己的。“保留区”的领导更坚持社会主义的原则。 无所不能的社会主义科技工作者曾经发明了红苕卫星，包谷卫星，亩产十二万斤小麦，土法炼钢，小球藻，鸡血疗法，曾经论证一个成年人靠每月十九斤口粮就可以获取足够的热能和营养，曾经科学地预言毛领袖能活一百四十六岁…… 距百货公司一箭之地的新华书店里设有红书台，摆着一尊尊毛领袖的石膏像，陈列着各种版本、装帧的毛著，马列著作。文学类书架上摆着已开禁的革命书籍《青春之歌》《红岩》《林海雪原》《创业史》《红旗谱》《烈火金钢》《苦菜花》《新儿女英雄传》等。郑岩想，它们本来就很革命，真正体现了《文艺纲要》精神，文*革中把它们打成毒草真是发疯了。那边的新华书店早已在出售这类红书，并通过学校和团组织向学生们推荐。 因为这边没有对右派的平反，没有文*革后的一系列平反昭雪，所以也就没有那边的伤痕文学，知青小说。那边出了名的作家这边没人知道。这边的作家仍在对反右、文*革大唱赞歌。那边的书籍和所发生的变化，对普通老百姓来说就像美国的硅谷、电脑一样是根本不存在的。郑岩浏览书架上的书目，不禁感叹政策的无限威力。 宣传周期间，毛领袖的石膏像免费赠送。当郑岩走过红书台时，女服务员递了尊给他。但郑岩拒绝了。 该死的偶像，郑岩走出书店想道，当初算命先生（权威的医学专家）预言你将健康地活到一百四十六岁，全体人民听到这一喜讯不知是喜是忧。有人替你装神弄鬼，糊弄苍生百姓。然而你毕竟也是肉体凡胎，拗不过上帝。上帝让你在八十一二岁的低龄夭折。你领导得那么出色，就连憎恶你的人听到你的死讯也不敢有丝毫欣喜的表示。
二十八 早上七点半，考察团一行人刚在招待所食堂吃过早饭，旅馆部的服务员便来通知郑岩接电话。“保留区”早已和外界中断了一切通讯联系。电话是从本地打来的。郑岩表示怀疑，他在本地没有熟人、朋友，谁会打电话给他？但服务员肯定地说是打给他的电话。 郑岩跟随服务员来到底楼客厅的电话机前，他拿起搁在一边的话筒，里面嗡嗡地响了会儿，一个女人的声音说：“喂，是郑岩同志吗？” “你是谁？” “刘玉贞，”女人的声音说，“黄杰的妻子。” 电话不清楚，她又重复了一遍，声音沙哑、仓促。有一刹那间，郑岩忘了黄杰是谁了。 “你还记得我吗？” “记得。” 对方叹了口气，似乎放心了。“你怎么到这儿来了？”郑岩问。 “一言难尽。”女人说，“你愿意和我见一面吗？” “什么时候？” “中午一点。” “那时恐怕不行。” “你什么时候有空？” “六点以后。” “那就七点吧。” “行，什么地方？” “人民公园茶园附近的凉亭里。” 说完，把电话挂断了。 胡德上楼去拿公文包，听说是怎么回事后，说：“这婆娘自作自受。” “她出什么事了？” “她会告诉你的。” 对郑岩接受她的约见，胡德没表示异议。他在楼道上和郑岩开玩笑说“她是抱着目的的，你可要站稳立场，小心中她的美人计。” 上午，按本地官员的安排，考察团采访了一个劳模和一个模范居委会。 一辆大客车把考察团全体成员接到位于郊区的劳模所在农机厂。劳模四十五六岁，普通工人，共产党员。在厂办室里接受了采访。他显然已不是第一次面对记者提问了。对劳模记者只有捧场的一份，他很清楚这点，不管是这边还是那边的记者。 这边的劳模与那边的劳模不同的地方是，他很强调自己的出身，三代工人，血统纯正，祖辈受尽资本家的压迫剥削。他读主席著作，在著作中去寻找答案，就像在文*革时期一样，说话语录不离口。他处处表明自己具有鲜明的阶级立场，大讲新形势下的阶级斗争。作为劳模和一名共产党员，他认为自己有必要对那边的反*革命*暴*乱表态。他把话题引到这上面，满怀责任感与义愤地说：“我们不能容许这种事发生。我是党员，也是一名基干民兵。要是我在那边，我会要求组织发枪给我，对反*革命*分子，我决不手软！……” 郑岩想到黄杰。这样的表态黄杰也会做，而且做得肯定更好。毕竟黄杰亲自上了战场，在与暴徒的搏斗中光荣负伤。但是，他的妻子刘玉贞怎么啦？郑岩猜不出是什么原因使她到了这边。 十点零几分，大客车把考察团送到模范居委会。 红卫居委会因其对居民的道德净化和对五类分子的监管得力而受到政府部门的表彰。居委会主任，一个相当精悍的中年妇女在门口挂有居委会招牌的办事处接待了考察团。 “阶级斗争任何时候都不能丢，这是一条真理。”面对摄像机的镜头，女主任说。“我们十年前如此，十年后也如此。讲阶级斗争，天下太平，人民安居乐业，坏人不敢乱说乱动，兴风作浪。反之，就会出乱子，实践已证明了这点。你们已尝到了苦果。现在你们也在谈反*革命分子的阴谋一旦得呈劳动人民又会吃二遍苦、受二遍罪了。你们忽视了基层的作用。作为基层组织，我们肩负着改造人的灵魂的重任。反社会主义的、落后的、不健康的东西客观存在着，具体体现在五类人身上。五类分子不是比以前少了，而是比以前多了。我们对此毫不奇怪。我们把刑事犯罪也纳入五类分子之列。有多少就改造多少吧。我们有党和政府撑腰，走群众路线，把党的政策法令交到群众手里，让群众自己管自己。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居委会在改造人的灵魂这点上，起到了监狱起不到的作用。” 根据事先的安排，居委会破例在午饭前召开一个群众斗争会。通知下达给各小组长，十点半钟，会议室——一间以前作过公共食堂的大房子——里已挤满了人。 被批斗的对象在主席台前站成一排。考察团成员原定安排坐主席台席位，但胡德提出和群众一道，坐前排位子。会议由居委会副主任主持。一位形象相当猥琐的矮子。郑岩对此人很反感，他使他想起了文*革时期他们居委会的那个造反派主任。 全体起立唱国际歌、语录歌。 矮子翻开红宝书宣读了两段语录。一模一样的红宝书，语录也是引用得最多的那两段。“革命不是请客吃饭……”“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它就不倒……” 一共十一名罪犯。副主任一一例举他们的罪状：老地富，老右派，给台湾写投靠信件的罪犯，写反标犯，贩卖淫秽书籍、相片犯，辱骂攻击领导人犯，破坏他人婚姻犯，投机倒把犯，教唆犯，盗窃犯，流氓犯。 不少犯人都是在狱中服了刑再交居委会管制的。 流氓犯二十七八岁，已在狱中服刑五年，是名同性恋者。 胡德对书写反标犯有种特殊的兴趣。那是个三十多岁，长相斯文的年轻人。会后，胡德和他有过一场简短的对话。居委会正副主任在场，胡德问他：“你写的是什么反标？” 罪犯看看正副主任，得到默许后，回答说：“‘打倒四人帮’。” “什么时候的事？” “十多年前。” “你当时多大？” “十八岁。” “你还写了什么？” “‘揪出四人帮的黑后台’。” “噢，这在那边也是不允许的。”胡德笑道。 “判了他十年。”副主任说，“刑满释放后交居委会管制。” “还有种犯人我们不当敌人对待。”女主任说。“就是企图跑到那边去被抓回来的人。毕竟这不是偷越国境，投敌叛国，我们只是加强管制教育，限制其行动。以前这种人不少，有的还成功了，现在，偷渡的人开始变少了。那边也有怀恋我们这边的人，开发区搞实验的那套铺开后，怀恋我们的人会更多。我们随时准备欢迎自己的阶级兄弟。” 一位三十来岁的寡妇是这次具有表演性质的批斗会的重点批斗对象。十一名罪犯下去后，再把她押上场。寡妇长得身材丰满，细皮嫩肉，即使披头散发、穿着土里土气的蓝布衫也风韵犹存。据群众揭发和本人交待，寡妇前后和三个男人（一个鳏夫两个有妇之夫）发生不正当的关系，勾引了五个年轻小伙子。其中一个是在戴上坏分子帽子交群众监管后勾引的，被院邻当场抓获。 文*革中这是司空见惯的事，群众特别是妇女群众总是很强调自己的纯洁性，对偷人的女人恨之入骨。上台去批斗寡妇的都是妇女积极分子。她们声色俱厉，一条一款地数落寡妇的罪行。一个相貌丑陋的女人面对面啐了寡妇一口唾沫，愤怒地说：“不要脸的东西！你比解放前的妓女还要坏。解放前的妓女没受过党的教育，是旧社会使她们走上卖淫的道路。她们是我们的阶级姐妹。而她——”丑女人面对群众，手指寡妇说：“一个不收钱的妓女，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却自甘堕落。她给我们全体无产阶级妇女丢脸！” 郑岩由此想到黄杰不贞的妻子。她既是被遣送的，也就属于监管对象，此时不知在哪个居委会接受改造。他在东方市碰见她几次，她都躲避他，是什么事使她主动约他见面？郑岩从新华书店里出来，走了段路，看看时间，五点二十。他不打算回招待所吃晚饭。他转过街口，去了附近小街一家餐馆。 他身上没带粮票。餐馆不卖议价饭。郑岩到了柜台前又折转来，在一位过路人的指点下，上新华书店一侧的巷道里去，花五角钱从一个黑市投机者手里买了一斤票证。 餐馆里的饭菜很便宜。一盘炒猪肝三角，莴苣炒肉丝三角，小菜一角，四两饭八分，一共七角八分钱。 郑岩在靠窗一张饭桌上坐下来，用手巾擦了擦筷子，赶走了几只苍蝇。餐馆里只有寥寥几位顾客。一位脸庞清瘦、长着一个蒜头鼻的男服务员上了菜后，在柜台前站下来和女服务员聊天。 刚说了几句话，两人都停下来，往门口望。男服务员一只手支在柜台上，斜着身体，两脚交叉站立着。 进来了一个衣衫褴褛的男人和一个孩子。男人四十多五十岁，戴顶破草帽，穿双轮胎底凉鞋，破烂的中山装敞开着，露出瘦骨棱棱的胸脯。倘若再添一根讨口棍的话，活脱就像当年收租院群雕组里展出的旧社会的农民了。骨碌碌的眼光，沾满污垢的皮包骨头的脸，油腻肮脏的头发成绺地从帽沿下披散而下，浑身散发出兽类的味儿。男孩十来岁，打双光脚，拿着个讨饭的破碗。两人刚刚进门站下来，还没来得及往第一张桌上走去，年轻的男服务员已闪身奔了过去。 郑岩惊奇于他反应的迅速。动作只能以秒钟计算。突然间的爆发力，就像从柜台前弹射出去的一样。 “滚出去！地主分子——”年轻的男服务员一声断喝，揪着衣衫褴褛的男人，车他转了个身，推着他往外走。 “俺不是地主，俺是贫下中农！”男人揭下破草帽，往一边乜着眼，扭过喉结突出的瘦颈脖。“俺有生产队、大队的证明！” 年轻的男服务员不由分说地把他往外推。他双手顶着他的腰，脸别到一边以躲避他身后掀起的气浪，一鼓作气地把他推出门外，推下街檐。 男孩见状自个儿溜出去了，溜到衣衫褴褛的男人身边。两人站在街面上，男人还在面朝餐馆喃喃诉说他不是地主，是贫下中农。 年轻男服务员已走回柜台前，用一张毛巾擦手。红晕爬上了他失血的脸颊，他喘息已定，笑嘻嘻地对女服务员说：“我这一手如何？这种人像苍蝇，不给他戴上顶地主帽子，休想把他轰走。” 郑岩邻桌一位穿青呢制服的中年男人显然欣赏服务员的行动。他已吃过饭，站起身来，掏手巾擦擦嘴说：“这种贫下中农，简直是给社会主义抹黑！” 两名服务员看看他，没接茬。男服务员采取行动时显然并没想到自己是在维护社会主义的尊严。他站在柜台前，表情木讷地看看走开去的穿青呢制服的男人，再看看那边遭社会主义诅咒的一老一小。后者还站在原地，往这边张望着。 “有的地方遭了灾，生产队、大队出证明让当地农民出来讨饭。”坐在柜台一侧饭桌上一个穿蓝卡其中山装的男人说。 “我不同情这种人。”女服务员说。“别瞧他们装得一副可怜兮兮的样子，什么坏事都干得出来。上前天枪毙犯人，公安刚一转身，一个农民就把人家衣服裤子全剥光了。” “你去看了枪毙犯人？”男服务员点上支烟，问。 “我同学约我去看的。”女服务员说。“恶心死了。” “我看了游街。”男服务员说。“三十多岁的小伙子，在刑车上面不改色。听说还没结婚，白白净净的像个书生，可是却成立什么反革命组织……” “枪口抵着他的后脑勺打的。”女服务员说。“叫他跪他不跪，干警在他后脚窝上踢了一脚，他才跪下去。我以为枪声很响，其实就那么砰地一声。脑浆溅到十几米外的一个女人的脸上。那女人拿手巾擦了又擦，胃里的东西全吐出来了。” “上次我去看枪毙一个老头，几天吃不下饭。”男服务员说，啐了口唾沫。 “一个七十二岁的老反动。” “就是他。” “我以后再不去看枪毙犯人了。”女人务员说，“太恶心了。” 一张桌上的顾客吃过饭离开。男服务员走过去收拾碗筷。女服务员坐在柜台后手撑着下巴往大门外望。那一老一小已灰溜溜地走开去了。当女服务员的眼光朝郑岩坐的桌上调过来时，他向她打听慈善路。女服务员手仍撑在下巴上，说：“没听说这名字。” “红卫路呢？” 女服务员摇摇头，眼睛往上翻了翻，说：“大概在西城区一带。” 从餐馆里出来六点二十五，郑岩缓步朝人们公园走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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