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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的战斗(评论) ——读法拉奇《愤怒与自豪》 ◎ 张桂华
这注定是一个人的战斗，注定是一场无法获胜的战斗。 一人敌一国，不，岂止一国，而是以一己之力，挑战世界上拥有信徒人数最众的伊斯兰教义，这需要怎样的胆量和勇气？ 她明察时势，懂得政治正确的风向和合宜的取向，也未必不明白这一番义无反顾的激烈抨击猛烈发射所可能招致的全方位反弹，可她全然不顾，赤裸裸跳出来，向“9·11”暴徒，向恐怖主义基地，向阿拉伯国家和伊斯兰教义，向欧洲，向整个世界，声嘶力竭地发出了自己的愤怒的吼叫。 她无所凭藉，也命定孤立无援，她却一反多年的沉默，决绝挺身向前，以自己的一腔热血和真诚，以自己的肉身铸就了一面旗帜，一面迎风狂舞的鲜亮旗帜。
在二十世纪杰出的知识女性中，法拉奇可比于第一流的波伏娃、桑塔格、汉娜·阿仑那而无愧，由于她所从事的职业，且要比她们更大众、更先锋、在国际政治斗争的第一线更活跃——不是文字修辞，而是事实写照。 在此指明性别，若只是为确定她和她们的价值，那几乎毫无意义。何止女性，即使将全部人类做分母，她和她们也是拥有巨量权重的大分子。无分男人女人，法拉奇以及波伏娃、桑塔格、汉娜·阿仑那都是人中之杰，是整个人类值得为之骄傲的伟大的女性。 我在此强调性别，不为其他，只为她的独特的女性立场和女性视角，而这是男人所不可能具备的。我读得愈多，也就愈加真切地感到，唯有女性，才可能不顾一切，悍然采取如此偏激强横的立场；唯有女性，才可能不避风险、敢冒天下大不韪公然对一大宗教文化发出愤怒的谴责；惟有女性，才可能不世故、不社交言辞，永远保持着充沛的激情和天真的坦率，一吐为快、一泻千里地叫喊出自己的愤怒与自豪；也唯有女性，才可能不消沉、不厌世，对人性和世道人情始终拥有一份敏感和尖锐，能在片面中深刻直指事物的中心和本质——有时，这只是皇帝的新衣，可就是没人作如此想，想了，也不敢说，敢说，也不敢如此大胆、坦率、直白和尖刻地叫喊。 如此激越昂扬的檄文，非女性而不能。男人对此不必汗颜或抱愧，我们应做的，只有真诚感谢造物主的公平和完美。
她对伊斯兰教的拒绝，一大原因就是为伊斯兰教对女性的拒绝和排斥。她动情地叙述了巴基斯坦前总理布托的婚恋悲剧，她对阿富汗三个妇女仅仅因为去理发店描眉涂红而被公开处死表示由衷的愤慨。 “仅仅由于你喝酒，仅仅由于你不想蓄胡须，拒绝穿长袍或披披风，仅仅由于你去剧院和电影院，仅仅由于你热爱音乐或唱一支歌，仅仅由于你跳舞或看电视，仅仅由于你穿超短裙或穿得太少，仅仅由于你在海滩和游泳池半裸或全裸晒日光浴，仅仅由于你想在何时、想和谁做爱，或仅仅由于你不信上帝，这就是所有那些奥斯玛·本·拉登们认为有权利杀死你和你孩子的理由吗？感谢上帝，我是一个无神论者。我不想由于这个理由被那些倒行逆施的偏执狂惩罚，这些人只知行额手礼，一天做五次粗声大气的祷告，而对人性的改进毫无助益。” 这些谴责，不全出于女性立场，而是基于更广阔的人道和正义立场，基于人的自由的基本立场。这类细微的尖锐和像针一样犀利的表述是感性的，也是理性的，是包裹着理性的感性，这样的文字，一则比喻、一项设问或一个句子，往往胜过分析文字的千言万语，一切残酷、残忍的荒唐和荒谬暴露无遗。 “我们如何解释那些强加在人们身上的长袍、披风和面纱呢？在这些长袍之下，穆斯林妇女成了没有身体形状的包裹，只能通过一个狭小的网孔来观看世界。我们如何解释以下的事实？在大多数伊斯兰国家，人们不能去学校读书，不能去医院看病，他们没有任何基本的权利，甚至还不如一只骆驼。我们怎样解释那种丑陋的对通奸妻子所施行的用石头砸死或砍头的恶习？（然而这种方法却不针对通奸的丈夫。）我们如何去评判那种对饮酒者处以死刑、对小偷处以残肢的惩罚？第一次偷窃，砍掉左手，第二次偷窃，砍掉右手，第三次偷窃，砍掉双脚。我始终不理解这究竟是为什么。在《古兰经》中也有这种表述，难道不是这样吗？对我来说，它并非显得那么公正，也没有那么友善与和平。对我来说，它也并没有那么理智。” 还是，唯有女人，才会有这样的固执和强横，不管天高地厚，不考虑个人将面临的铺天盖地的攻击和诽谤，直截了当、不带任何掩饰地将真相捅了出来。不过，直斥一个拥有无数信众的宗教戒规和习俗，直指其野蛮和不智，除法拉奇外，真难作第二人想。
她崇尚自由，她当然懂得宗教自由、信仰自由、个人行为自由，只要不妨碍其他人的自由等等自由的精义： “在他们自己的家中，在他们自己的国家，他们可以做他们自己想做的事情。所以，如果在穆斯林国家妇女们是如此愚蠢要去穿长袍或披披风，是如此木呐要去接受身价不如骆驼的事实，是如此痴呆要去与一个想拥有四个妻子的放荡家伙结婚，那纯粹是她们自己的事情，可以说是自作自受。如果她们的男人是如此愚蠢要去拒绝一杯红酒或啤酒，情况也是一样。我绝不会去干涉他们的选择。” 虽不无轻蔑，却说得再清楚不过，自由选择，可各重其重各行其是，但现在的问题是：“仿佛他们要把这些东西强加给我，强加给我的生活，强加给我的国家，仿佛他们想用他们的文化，或他们设想的那种文化来取代我的文化……他们确实在这么做。奥斯玛·本·拉登就说过，整个星球必须变成穆斯林的世界，他将用花言巧语和卑鄙的手段来改变我们的信仰。而这就是他为什么要屠杀我们，并将继续这么干的原因。这一点即使那些支持伊斯兰的超级傻瓜们和犬儒主义者都是不能接受的。所以，可以想象，要是我接受了它会是什么样子。事实上，它会促使我产生一种紧迫感，以扭转局面去杀死他。” 用词的激烈，态度的极端，足够称得上语言暴力。这样嚣张的文字，不消说，“超级傻瓜们和犬儒主义者”写不出，为保持人道、公正和儒雅的姿态，他们不会写也不敢写，不是认知不达而是勇气不逮。不过，不会写、不敢写，并不就证明不该写、不能写——可世上若没有法拉奇？因此，不说内容，仅仅态度，她的嚣张和强横，讲到底也是被这些傻瓜和犬儒们逼出来的。 如果再算上她对“大嘴巴先生”阿拉法特的轻蔑和鄙视，她对意大利总理的教训和指责，她对那位至高无上的教皇的呼吁和申诉，那真是十足嚣张和大胆，这种直白的、坦率的、不加任何掩饰的嚣张，即便出于女性之手，也是有点过分的。可如果忽略过她的嚣张和强横，难道不能从中看到某些真理吗？ 她在做必须过正的矫枉，她在行自己的正义之途。
她反对移民，批评欧洲世界对阿拉伯国家几乎不加限制的移民政策。她担忧，事实上已开始出现，以阿拉伯人为主的大量移民的涌入，会毁坏欧洲古老城市的风情景观，她更担心，阿拉伯人的多妻和多产，长此以往，将使欧洲城市居民的基本成份发生颠倒的变化。 “我没有在麦加搭过帐篷。我没有在那位先知的陵墓前吟唱过我的天父和圣母玛丽亚。没有在他们清真寺的墙上撒过尿，当然，更没有在它们上面拉过屎。当我去他们的国家，（有些国家，我并没有从它们那儿得到任何乐趣），我绝不会忘记我是一个客人，一个外国人。我会在穿着、仪态、举止方面十分注意，尽量不去冒犯他们。尽管那些穿着、仪态举止对我们来说是极其自然的，但对他们来说却绝对不被允许。我用一种应有的尊敬、恭顺的礼貌来对待他们，如果由于无知或疏忽，我做的事情冒犯了他们的某种戒律和迷信，我会向他们道歉，请求原谅。”这不可能不是合理的，最低限度，要求的只是简单的对等。若说她太过强硬和强横，但相对于对方的粗鲁无礼，也不可能不是合理的。 欧洲近几十年新一波移民潮，不仅发生在意大利，也发生在瑞士、法国、比利时、德国、西班牙、英国、荷兰、瑞典、挪威、丹麦、匈牙利、希腊等，发生在整个欧洲。在法拉奇看来，意大利移民所造成的对城市的破坏，“完全超过了体面与容忍的限度。因为就艺术的遗产而论，我们的城市比欧洲其他城市蒙受的损失要大得多。因为意大利离阿尔巴尼亚、波斯尼亚、埃及、利比亚、突尼斯、安哥拉、摩洛哥非常近，那些大批的闯入者正是来自这些国家……一旦登上了我们的海岸，发现这儿是如此好客、如此舒适，他们就不愿意再走了，他们之中至少有25%的人会呆在意大利……他们的生育力太旺盛了。意大利人没有产生更多的人口，这些白痴。几十年来，在西方，他们的出生率一直都，现在也仍然处于最低的水平。相反，我们的‘外国劳工’却一直保持着旺盛的生育力，人口成倍成倍地增长。你能看见，在我们的街道上，至少有一半的穆斯林妇女是怀着孩子的，或者，总有一大帮孩子跟随在她们的身边。昨天，在罗马，就有他们的三个妇女在公共场所分娩。一个在公共汽车里，一个在出租车里，还有一个在大街上。不，这种说法不能令我信服。那些没有对它作认真思考的人与那些傻瓜一样错了，这些傻瓜把这次移民潮与19世纪下半叶和20世纪前25年冲击美国的那次移民潮相比较。现在让我来给你解释为什么他们错了。” 美国幅员辽阔，有着广袤的未开发土地，需要大量劳动力来拓荒、开发与发展。因为美国是个移民国家，文化原本就是个大熔炉，各种文化和宗教都可在其中寻找到恰当位置并组成其中的一部分。这些条件欧洲都不具备，面对汹涌而来的移民，欧洲任何国家都不可能如美国那样加以消化吸收的。即便美国，在二十世纪初也开始实行各种限制以阻挡移民，何况欧洲？ 反对无限制移民，我这里还可提供一个支持性论据，就是美国微生物学家、地理学家凯里特·哈丁（Garrett Hardin）的救生艇伦理学。 哈丁将富裕国家比喻作救生艇，令人绝望的是，世界上三分之二的国家贫穷，只有三分之一国家富裕，富国的救生艇航行在穷人的汪洋大海之中。救生艇上的容量有限，水中的穷人都想上来，艇上的乘客应该怎么办？如果按基督教“照顾每一个兄弟”的理想或马克思“按需分配”的理想，那就得尽可能让水中的人都上来。可这样做的结果，肯定，救生艇沉没，所有人都淹死，彻底的正义意味着彻底的灾难。 为了维护救生艇安全，唯一的办法只能不让任何人上船。假如有谁为此感到内疚，哈丁的办法很简单，你下去，让别人上来。但这样做，是否会改变救生艇伦理学？是否会有利于博爱的推广？不能，刺激起的恰恰是相反的东西。有内疚感的人将他在救生艇上的位置让出，穷人却不会为他的机会而感到内疚，因为他如感到内疚，也就不会爬上来了。原来在艇上的人出于良心不公正地放弃了自己在艇上的位置，这种做法的唯一后果就是，这种良心、内疚的道德感最终将从救生艇上彻底消失。原在艇上的人放弃自己位置让给穷人这一做法的不公正，还在于对其后代不负责任，这个位置原本可以也应该留给他自己的子孙的。 人类世界是一艘只有少数人在其上的救生艇，还是一艘同舟共济的宇宙飞船？这可能是当今仁智互见的“元问题”之一，但不管怎样，法拉奇表达了自己鲜明的态度。 她还反对两种文化的比较，即将两种文化或所有文化齐头并论，各有其长短，无分轩轾。她直率地指出，阿拉伯伊斯兰文化无法与西方文化相比，这不是两种各有千秋可相提并论的文化，而存在着高等和低等的区别，文明和野蛮的分际。 “文化帝国主义”？“文化殖民主义”？“种族优越论”？ 此论久矣，究其实，萨义德所言只是一个世纪前理论的翻版。可自上世纪初开始的世界民族自觉、民族解放运动以来，随着前殖民地民族国家的纷纷独立，随冷战时代的结束，这类基于民族正义的谴责也渐远渐消。在这一大背景下，社会学、尤其是文化人类学的众多研究也自觉不自觉地顺应历史朝向推出了正确的结论，不同的文化自有其不同价值，都具有适应不同社会生活的功能，所有研究的共同潜台词就是：所有文化一律平等，无高低之差，没有粗野雅致之别。 真是这样么？ 当然不是。 无须寻找，我们就用法拉奇书中那远不完全的举证即可明白：开普勒、牛顿、达尔文、巴斯德、爱因斯坦，马达、电报、电灯，照相机、电话、收音机、电视，火车、汽车、飞机、宇宙飞船，心脏、肝脏的移植手术，治疗癌症的方法，揭示遗传基因的奥秘等等，仅就这些而言，哪一项又是伊斯兰文化可比较的呢？那是任一非西方文化都无可比拟的。 文化有高低之分，先进落后之别，这一儿童都能判明的简单事实，多年来却被淹没不彰，这固然与落后国家虚骄的民族自豪感有关，与西方为早年殖民罪恶心中有愧因而大度为怀、故意无视文化差别的扭呢扭曲态度也不无关系。不过，无论当年西方社会学、文化人类学有着怎样的背景指导和政治理由，但我们终还得承认和面对事实，差别总是差别，法拉奇说出的只是一个再简单不过的事实，是对过去反动的今日再反动。 法拉奇反对—— 她的反对，凝聚着正义和勇气，总是指向世上最锋利的主题，挑起滔天巨浪，因此，她的反对，也就从来只是一个人的战斗，一场无望获胜却高歌行进的豪迈的战斗。 她的反对无望获胜，但却在每一个方向、每一个层级上树起了标杆，向所有的人的道德良心和正义勇气发出了愤怒的召唤和自豪的挑战。 有无她的反对，世界将会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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