置身真实，完整地说话(书评)

—— 读《诗与坦克》

◎ 一  平   

     一

《诗与坦克》这个书名会让你永远记住，它像一方界标，显示一个时代。凡经历过的人，对之都不会陌生，它会让你想到王维林只身拦截坦克车队，想到捷克少女将玫瑰花插上侵略者黑洞洞的枪口。独立笔会编辑这部书，将此作为标题，寓意是清楚的。它提示我们的时代，提示真实，也提示人的精神和道义。

前几年，我在某大学教课，一位汉学教授和我闲谈，说：“现在中国挺自由了。你们诗人写诗，没谁干涉嘛。”“但是别及政治”，我是客人，不想争论。教授常去中国讲学、考古，他的中国和我的中国不一样。黄翔、师涛、廖亦武、杨天水、欧阳小戎等诗人的许多作品并不能发表，郑义的书不能出，万之的剧也不能演，也还有诗人作家在狱中。我在六四写的几首诗，至今也还存在国内某个角落。一个是逃亡的人，一个是被邀请的人，差异悬殊。这位我所尊重的学者，他没意识到，他在中国实享有优待和特权，像许多“老外”，在涌起的楼群之外，他没看到中国的另一面。

的确，中国有了很大的变化。特别是九十年代以后，大开大放，尤其是经济，可谓天地广阔，一日千里，中国俨然进入了“盛世”。毛时代，人们需效忠，如果抵抗，就会是社会公敌。但八九后，个人却大有“自由”，可发财、成名、炒作、下海、鬻官、走私、嫖赌、玩酷，只要不触犯权力，即可“为所欲为” 。就此，世界没哪个国家比中国更“自由”，无信奉亦没规则，一切全靠“胆量”与“本事”。而“胆量”与“本事”的背后却都勾着权力，其无所不在，亦无所不用其极，权力的魔掌操纵着中国这只大赌盘。故此，中国那道不可触犯的界限非常清楚而广泛，处罚也非常严厉。如果连雅虎、古狗都要向当局提供异议罪证、为之过滤信息，可想中国控制的范围与手段。。

中国作家应该检点一下，到底都有哪些是写作的禁区？哪些涉及权力、有碍稳定？圈地、强迁、计生、失业、卖血、污染、腐败、法论功、家庭教会……，如果这些都不能写，土改、镇反、反右、大饥荒、六四也不能提，那么写作被缩小到了什么范围？丧失了什么？半个多世纪，中国人生方方面面哪一点不牵连权力与政治？中国的权力与政治不在一般意义之内，其是中国人特定的生活，贯穿细节和潜意识，人性深陷其中。不错，比30年前中国作家是有了许多自由，但是也别忘记，那些重要的话还是不能说。正视它，然后才可穿越。

近日读师涛纪念六四的诗，他写道：“但暴虐的真相轻易地就将我/击倒。疼痛没有月光的温情/我在充满谎言的铁盒子里/挣扎，我努力说服自己做一名安静的/病人，把一口恶气吞进祖国的心脏。”好诗，会记入历史，但这样的诗是不允许公开于中国的，而作者也依然关在监狱里。廖亦武的《古拉格情歌》、《中国底层访谈录》、《冤狱访谈录》、《证词》，以及正在写的《土改受害者》，它们于中国的意义不下于《古拉格群岛》。但是，它们在中国被禁止。人需要精神，社会需要道义，历史需要记忆，如果这些都被砍伐，文明便将枯竭而死亡。毛摧毁文明的遗祸，人们远未意识到。如果水源都被切断，哪儿还有河流，大地又靠什么灌溉和生长？ 

二

《今天》曾为当代汉语文学开创了一个好开端，这就是独立于权力，坦荡诚实，真实、勇敢而自由地说话，挑战权力的禁忌和压制。但八十年代后，随着作家进入体制、追逐先锋形式，及后来的商业化中，这支传统被淹没了，这是中国文学的不幸。近二十多年来，不是作家、诗人，反倒是记者、学者、思想者更有勇气，更真实，他们的文字更有血色和意义。文学在后极权的“自由”中退化了，也庸俗了。由张艺谋、陈凯歌的《黄土地》、《霸王别姬》到《英雄》、《无极》，可以看到一个时代中国精神的沦落。

现代社会不同于古代，作家需要出版商和市场，而在中国他们也就需要依靠现有体制，体制内的作品也并非都不好，亦有好作家好作品。对于他们不好苛求，他们是我们的同行，他们有他们的困境和无奈，我们尽可以宽容。但着眼整体，汉语文学则有大欠缺，少勇气、少血色、少骨质，如果着眼历史与文明，那就更不幸，它是残缺的，颇有虚假和删节。西乐七个音节，但作曲中有两个不准用，那么欧洲的音乐会怎样？或者京剧《三岔口》没了焦赞，《西游记》中只准有八戒。明此，便知道中国国粹怎么沦落成小品，美女怎么就成了大师。当然，我这里不是说要用两个音节去谱曲，如果那样就更糟糕，我强调的是剧目——汉语文学的完整和不可删割。

不是说《诗与坦克》有多好，但其体现了当代汉语文学的另一趋向，那就是继承人文精神传统，无视权力、禁忌，也不受制于市场，置身真实，诚实而完整地说话，我写我心。中国需要这样一批作家，他们或是个别、异类，但对被删割的当代汉语文学则是很好的弥补，将为汉语显出血色、骨质，并在禁止中为之开拓疆域。廖亦武编辑了《沉沦的圣殿》，他也曾喧嚣，但打入地狱后，他放弃了虚妄，在真实的深处写下了《古拉格情歌》，在倒塌的废墟重新奠放基石，之后他的一系列作品，将汉语植入中国黑暗的大地。它们生长，二十年后必将升出地面，起伏绿意，伸入阳光。

感谢《诗与坦克》将许多散落的文字汇集起来，让我们看到当代汉语文学的另一面，其中有不少优秀之作。比如北村的“上行之歌”、廖亦武的“致一位死刑犯”、汪建辉的“别人”、张郎郎的“家书”、杨天水的“心灵的痕迹”、胡平“为理想承受苦难”、张伯笠“逃亡者”、郑义“神奇的树叶”、郭罗基“梦里依稀慈母泪”、秦耕“把脑袋伸到整个监狱大院”、严正学的“与狼共舞”、还学文“在古拉格与卡拉帕群岛之间”等等。由这些文字，读者可看出一般所说的当今汉语文学欠缺了什么，如果将它们排斥在汉语之外，今天的汉语就失去完整。它们让我们看到，在汉语文学中我们应该坚持什么追寻什么？ 它们的身后和前方给我们展现了什么场景和空间？

三

希尼说：“某种意义上，诗的功能等于零——从来没有一首诗阻止过一辆坦克，但在另一种意义上，它是无限的。” 井蛙把这段话引为她的一首诗的前言，并将该诗的题目命为“诗与坦克”，于是它又转而成了这部文集的书名。诗人写道 “一次次碾过泥土/作为万物的主体你不该陌生”，“爱的日子充满血迹/因此没有丧礼告别生命的终结”。

事情不浪漫，枪口会射击，履带也会碾动。长安街那些扑倒的学生，不就是热爱祖国的花朵吗？坦克，黑暗残酷的力量真实而强大，那千余具扑倒的尸体不是玩笑，1949年以来的历史脸色铁青。“整座监狱的脊梁/更大的门在脊梁上开了/犹如一道用不愈合的伤口/法警丛伤口里流出来/带着手枪、手铐和电棒/ 囚车停在深谷，人肉仓库的外面/ 我反剪双手，沿阶直下/这是每个犯人都梦寐以求的时刻 ”（廖亦武“出庭”）。对此，我们怎么叙说，怎么面对？

我是悲观者，主持世界的是坦克，而不是诗和花束。人类的存在不是要求完美，只能寻求不至于太坏，如何使坏能有制约和改善。坦克就是坦克，永不消逝，重要的是要有诗和鲜花，以至还有空地与缓和，不仅是坦克的阴影，也还有风，有高处的阳光与芳香。我曾想是什么力量让王维林只身阻止坦克车队呢？事前，他并不知道结果。如果没有那张照片，如果坦克径直碾过去？但他还是扬起了手臂。他想什么了呢？仅仅一瞬，其不来于思考。是生命的质量，道义、信念消失了物体和死亡，那就是希尼所说的无限。那一刻，他就是一首生命之诗。我并非浪漫，而是在文明的本质意义上来谈论，是经过坦克履带的轰鸣来见证。犹如我在那个被打碎的夜晚，在枪声和坦克间听到的高昂辽阔的国际歌声。除了物质、除了死亡、除了坦克和黑暗，人类也还有另一向，其是存在的，在生命中，升于高处辉映此界。

刘晓波在《古拉格，不是一个名词》中记：“在我们的生存环境中，想活出尊严，没有本能的拒绝，仅有智慧，哪怕是超凡的智慧，是远远不过的。”“廖秃头有一张石头搬冰冷而坚硬的脸，任警察们抽打也无法使他闭嘴；他有一身空气般的骨头，反铐也锁不住他……；他还有一幅能撕碎海水的嗓子，只要波浪冲不走岩石，这嗓子就能为亡灵们哭泣着嘶叫。”人们一般理解不到，精神产生于生的危机，它的极点在死亡的背后，生命由于绝望而越过死亡，消失（无视）肉体与物质——生被放弃转为无限之精神。佛陀、基督都是由于对此世的绝望，而放弃己生，而为拯救众生之爱。王维林的精神属于那里。所有的宗教、神话都是诗意的，生命在那里展现无限。就此，奥斯威辛之后是精神之光，犹如犹太囚徒祈祷着、吟唱圣歌走入煤气室，那是绝境下，生命唯一的希冀。奥斯威辛之后的诗属于那里，在生命的全体、无限与绝对的意义上的精神企望。统观二战后以色列的复活、犹太人的叙说、以及他们奋发与创造，就会清楚奥斯威辛再创了犹太民族，再创了他们古老的神话——一部活生生的神话，他们由此再次走出埃及。这就是苦难和绝望的意义，承受而穿越。但丁是入地狱、经炼狱，然后上升于群星。读读策兰，凝重、纯净、明澈，苦难成为白金与草叶，闪映天空。威塞尔在《夜》中记述那個拉提琴的小兄弟猶列克，他在死前在死人堆上的演奏“他拉的是貝多芬一協奏曲中的一節。我從未聽過如此純正的 聲音﹐在如此的寂靜之中。”“四周漆黑。我能聽見的只是提琴聲﹐它是猶列克以靈魂之弓拉出來的。他在演奏他的生命。他全部的生命都聚集在琴弦上面──他失 去的希望﹐他燒毀的過去﹐他熄滅的將來。他拉著﹐因為他不會再演奏了。”请问，那乐声是什么呢？是在天上还是地下？我们如何阅读曼施杰塔姆、茨维塔耶娃？海子麦田般灿烂的诗，正和他的绝望和死亡相对应，是死渊之上的光芒。廖亦武也是经过地狱之后，转而记叙大地的黑暗，他抛弃了什么？选择了什么？重要的是：什么是诗？诗起于哪里，指向何处？精神死亡诗才死亡。生于忧患，死于安乐。杀死诗的不是奥斯威辛，而是得意的庸俗，是颁发的“自由”中的斤斤计较。

四 

这部文集的出版还有一个意义，超出其内容本身。这就是它是对权力禁锢的挑战，是七十年代末以来，中国人争取言论自由——包括言论、思想、新闻、出版自由——的继续努力，是之一部分、一个成果。中国当代文化的转折是民主墙的出现。这一面始由上访人申述的苦难之墙，掀开了中国反极权求正义争自由的历史，其中主要内容一项就是要言论自由。如果说胡平的《论言论自由》是之思想的代表，那么人们所发表的各种言论、创办的各种刊物，如《北京之春》、《探索》、《四五论坛》、《今天》等就是行动。虽然魏京生被捕、民主墙被镇压，但其已经蔚然成潮，并进入体制，再而普及全民，最终带来八九运动。独立笔会的成立，其刊物、网络、文库及这部文集的出版，是中国民间持续争取言论自由的集中体现，已自觉而成熟。

人是非常敏感自我保护极强的生物，如果有什么被禁止：你先是恐惧；然后接受，自觉地回避；继而潜意识地回避；再之，被禁对象于你便不再存在；由此，你也就彻底丧失了对其认识与行为的能力。文革后，我们常常惊讶人们讨论的问题如此地简单和幼稚，许多重大突破和“真理”，几乎就是常识。一个民族的眼界、思想、精神、判断能力怎么会退化到如此地步，而且是精英？两千年前，中国人也没这样智力低下。这是中国30年思想、言论禁锢的结果。中国作家的不幸，不仅在于他们的悲惨遭遇，还在他们的心被扼杀，由于麻痹而致死。


人们总是谈中国文化，但要救中国文化首要就是言论自由。文化是人和社会的自然需求，其在长久时间中自然生成，贯穿人与社会的细节，完整、复杂而微妙，它是活的，犹如生命。文化不能设计强求，如同生存，人对之也是逐水草而居，自然选择、汲取、吸收、综合、生成。禁止言论自由，即窒息文化官能，人不能交流、判断、言说，文明就将枯竭死亡。禁止言论自由，其主要危害还不在所禁内容，而是导致民族丧失文明能力。极权制度禁止言论自由，将整套自作的符号强制灌注社会，等于人废置自然食品，靠打激素维生。

作家不是政治家，可以不管政治，可以象牙塔，但不能无视禁止言论，言论自由是作家的生命线，也是文明的保障。如果它不涉及你，却一定涉及你的同行，涉及文明秩序中语言的存在与功能。讲写作的责任、语言的责任，却回避言论自由，等于是没翅膀却奢谈飞翔。作家应该维护语言自由，这不仅是他写作的前提，也是他的职业责任，特别是于中国。经过那么残酷的时代，中国作家应该比任何人都更应懂得言论自由的重要，其关系不仅是写作，甚至是包括作家的人生与生命。上个世纪中国那么多作家，为什么五十年代后几乎就再无作品？老舍、傅雷、吴晗为什么自杀？胡风、艾青、牛汉为什么被送进监狱？毛时代未曾受迫害和批判的作家几乎没有。批《武训传》、《红楼梦研究》，作家们默许；批胡风，他们还是默许；于是反右，作家们不仅不说话，而且助纣为虐，彼此揭发、批判；于是转眼就是文革。历史教育我们，作家从始就要坚持言论自由，毫不动摇，不保障这条生命线，作家的写作和安全就均无保障。

至今，中国还有作家在监狱中，如杨子立、师涛、张林、杨天水、力虹、严正学等等，中国所有的作家，无论体制内外，都有责任关注他们，为他们获得自由尽力。前车之鉴，后事之师。中国几代作家的命运历历在目，唇亡齿寒。保护作家，推进言论自由，对于中国作家不是义务，而是份内之责。 唯有在制度上确立言论自由，中国作家的写作与安全才有保障，他们才能免遭迫害的威胁。老舍、傅雷等大批作家受难的亡魂并没有消散，他们看着我们。

感谢这部书收录了数位狱中作家的文章，也感谢独立笔会特别编辑出版了狱中作家的文集。我想这是对他们最好的声援与肯定。

《自由写作》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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