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与文学(演讲稿)

——2007年第七届欧华作协年会专题演讲

◎ 颜敏如   

大约在我们来到布拉格的两个礼拜前，副会长朱文辉先生嘱我在会中谈谈自己的，也或许是较少人有的写作经验。他所给的题目是“新闻题材与文学创作的互动”。接到消息时，第一个感觉是，惊讶于朱副会长怎么会要我谈这个题目，第二个感觉是，很谢谢朱先生注意到这个在书写上，把新闻和文学结合的较特殊情况。

新闻与文学写作的不同

新闻写作和文学写作，乍看之下，互为矛盾。新闻书写讲求精、简、准，在最短的时间内，以最少的字数，写出最多的讯息：讲求时效、客观、理性、正确反映现况；记者必须保持冷静，与事件本身保持距离，严禁在事件上充当编剧、导演(这在台湾特别兴盛，路透社也有)，而误导群众、影响舆论，甚至左右政策。也因此，在新闻领域里，从文字进入内容时，必须十分小心，读者必须判断所读到消息的可信度。文学则是主观、感性的，是情感先行、营造气氛、如真似幻。文学要求作者有感同身受的能力，必须先感动自己，写出来的才能感动别人；必须能将读者带入一个事件本身，让读者有如亲身经历。所以，在文学领域，以文字进入内容是伟大的，也是读者所需要的、所期待的。新闻与文学在处理同一事件时，其角度、重点往往大相径庭。以战争为例，记者报导事情发生的原因、过程与结果（死亡数字似乎也很重要）。文学虽然也免不了对这些有所指涉，更重要的是处理事件期间与之后的家破人亡、颠沛流离、心灵创伤以及对后世的正面与负面影响。

粗略来看，新闻是理性、客观，文学是感性而主观的。

记者的类别

记者有两种，一种是“背包记者”，去到现场，直接接触、观察并做客观反映。依媒体性质的不同，有时摄影记者与文字记者同行（平面媒体），有些也录制声音（收音机）或实况转播影像（电视）。这些人往往生活颠倒，三餐不定，有时在枪林弹雨里穿梭，有时必须与尸体为伍。采访暴动时，有经验的，知道何时避开危险。这种现场或背包记者，容易被绑架或招来杀身之祸。

3月份以来闹得风风雨雨的BBC记者Allan Johnston被巴勒斯坦民兵绑架勒索的事件，算是较受到关注的一例。瑞士德语区一名周刊记者在哥伦比亚和政府军同行，目的是扫荡毒品贩子的制造基地。他们所要去的“加工厂”得到密报，人员逃走，军队只能焚烧炼制古柯碱的器具。有时他们必须走一整天，不吃、不喝、不休息，却毫无所获。另外有一组文字和摄影记者，他们已有了塔里班的“行为手册”，想更进一步从塔里班内部报导，却在在喀布尔南方沙漠地带遭塔里班绑架，证件、手表、现金、摄影器材全被收刮，被命下跪，双手反绑，差点被处死。

背包记者的现场采访，往往可以经验到与一般主流报导不同的真实层面。有个例子：丹麦漫画事件所引发穆斯林激烈抗议时，有个荷兰记者在巴基斯坦参加“打倒西方”的示威，他混在群众里，一个激动的穆斯林不小心踩到他的脚时，却立刻说sorry、sorry。试想，在一个反西方的游行队伍，不但允许西方人参加，更向西方人道歉！我们可以问的是，这些人到底是真反西方，还是被征召去抗争？有时候，群众真正的心态，必须在现场才能清楚知道。

另一种是“书桌记者”。他们搜集资料、分析、研判并加以评论。两者相依共存，缺一不可。“书桌记者”根据“背包记者”的资料，做成档案，充实评论；也可依自己的判断，请“背包记者”在现场加以证实。瑞士的新苏黎世日报就有如此的配套；驻外记者的现场报导刊登在头版时，在同一天的国际版内，就有和头条新闻有关的评论员做分析；如此一来，读者便可以对该事件有更清楚的认识。而持久性的新闻题材，由于要处理的事件范围庞大复杂，更需要增加历史学家或国际有关单位、机构的信息，才能掌握得了，才能避免见树不见林的尴尬与错误。 

我如何面对两种对立的书写形态却又融合为一

由于我本身对时事有极大的兴趣，不得不去留意每天发生在各地的事情，尽可能让自己暴露在新闻领域里；另一方面又对文学无法忘情、不能割舍。或许就在这两种力量相互撞击拉扯，却又紧紧被捆绑在我内心的结果，就产生了这种难以定位的写作体裁；既不是时评，也不是感怀，更与游记无关。虽然是散文、小说形式的呈现，读者却又可以立刻察觉内容是新闻事件的延伸。

拿新闻题材以文学手法来写，往往会被认为是报导文学。报导文学里的人、事、物都必须是真实的，是种对事件的特定撷取，作者也有其特定的立场；也就是，如果写作者判定某件事情是对是错，他下笔的方向就会依照判断去寻找支持的理由或论据。比方，对台湾草虾养殖造成地层下陷，以及拆船业者苛刻工作人员做出批判；或表扬某个外籍神职人员数十年默默为地方做出贡献，所写就的，较感性而诉诸人心的文字。报导文学应该就是法文里的reportage（深入报导），或是瑞士德语报纸里的Hintergrund（背景）。

可是文学创作就真假难分了。我不是写报导文学，而是以新闻做为文学的题材。我常常在别人问“你写些什么？”的时候，不知道自己是谁。因为，只要一提出“以文学手法处理新闻事件”，提问者立刻想成是报导文学，在这种情况下，我真是百口莫辩。

文学必须创造人物、对话，注意到结构、布局、语言，也就是气氛营造。作者所要呈现的“调性”，有如作曲者，究竟要以G小调还是F大调写曲子，究竟是以Andante（缓慢）、Allegro（活泼），还是以Prestissimo（快速）来表现主题与变奏，下笔前心理上都必须事先有底。文学是虚拟造假、是去芜存菁（除非有意描述桌旁地上的垃圾桶，否则通常只写花瓶里的花或看花的心境。是把不需要的枝节去掉，专注在所要呈现的事物上，甚至加以美化。其实“美化”也不一定正确，以文学的另一种形式 – 电影而言，有些编剧、导演不再拘泥于传统的表现手法。比如严肃的送葬队伍，通常导演会要求拉长镜头，取景白云或飞鸟，再配以忧伤的意乐。然而也可以有故意制造的“境外”笑料：在送葬队伍旁就有两个人赶着猪，猪只不听使唤地在队伍里乱窜。送葬人一脸忧戚，观众却让猪只逗笑不已）。写作者一定有他的立场以及要达成的目标。文学写作可以轻易地煽动读者的情绪、操纵读者的观点。以这个角度来看，透过我的书写方法来看新闻事件的本身，是危险的。

我的写作方法

前面提过：在文学领域，从文字进入内容是伟大的；在新闻领域，从文字进入内容却必须格外小心。我的挑战是，如何保持文字的伟大，避免文字的陷阱。所以，除了运用上述文学写作的方法之外，我必须尊重讯息本身，不能造假，即使新闻评论的内容和我的意见相左，也必须据实呈现；当然我也可以选择不呈现，因为我既非为写新闻，亦非写评论，然而只要是选择后的呈现，都不可造假。在一种看似自由，却有所限制的情况下要达成既定的目标，我只能在技术层面下手。

现在就以曾经写过的一篇《我爱宾拉登》为例。我让一位在吉达国际机场咖啡厅等机的阿拉伯女人代替作者说话。读者虽“读到”这女人的话语，却可“听”到和这女人对话的另一方，可是这“另一方”的话语却不呈现在读者眼前。我以这种半对话、半独白的形态交代宾拉登的生平、圣战的意义、美国与阿拉伯的关系、阿拉伯的社会现况等等。另一篇“这个台湾女人要什么？”是对于拉法叶舰弊案关系人汪传浦的书写。我曾和采访汪传浦的记者见面，得知采访的来龙去脉之后，以记者做为第一人称的叙述者说明：冷战结束法国军工体系因产量减少而危及该产业生存与员工工作不保的困境，也就在这一情况下，台湾得以突破“中共不赞同欧洲国家军售台湾”的封锁，和法国有了拉法叶舰的交易，却牵扯出高达5亿美元不法佣金以及人员被谋害事件；并带出汪传浦以哀兵姿态否认涉案的经过。另一个例子是对本世纪初英国狂牛症的探讨。我以伦敦的pub为背景，让不同的动物开口说话，其中有：“第一届欧洲动物联合大会决定，基于人类不将我们视为可与他们相互依存的生命体看待，而把我们当成他们经济发展上可以任意支配的工具，我们誓为动物格而战。”动物们在海牙郊区林子里开会后公布宣言，并且以“四月三十一日欧盟各国国会大楼，在格林威治时间零时六十三分半同时起火燃烧，火势一发不可收拾。由于事出夜半，延误救火时机，等到大火被灭，国会大厦均已焦黑倾圮。”做为报复。另外，我还曾以四组人物对话的方式反映瑞士社会情况。这四组对话穿插出现，中间不做任何解释性的衔接，全篇只有引号里的话语。第一组人谈了五句，接着是第四组人的三句话，再来可能是第二组人的六句…我必须做到，不论对话如何被打断或不连贯，读者都不致于混淆四组，并且能快速连接正确的主题内容。

下笔前的准备工作

我不是新闻记者，所以看新闻事件的角度可能和一般记者有所不同，总认为，许多难分难解的议题必须以文化做为着手探讨的切入点。举例而言，我想了解以色列和阿拉伯国家的恩怨，查到的资料都只提到过去半个世纪的各场战争，很令我失望，我需要引起战争的深层原因。不明白内在的纠结，再多的表面猜测，甚至加诸所谓的阴谋论也都无济于事。我要的是失火的原因，而非火上加油。所以，念头一转，改以犹太与伊斯兰为目标后，一个崭新的世界突然出现眼前，我自己甚至被这番新局面震慑住了！一个事件的发生必定有远因、近因，过程以及后续的影响，这么一长线拉下来，可能经过了数十年，甚至数百年，所以我在看待某个事件时，要求自己尽量将其中的演变都包含在内，这是艰巨而庞大的工作，也是应该持续努力的方向。

虽然我不是记者，为了求真或印证，有时会争取机会去到事件的现场。媒体的特派员当然可以利用工作单位的资源，包括旅费，及讯息提供，也有摄影师同行。我一个人出访，就必须自行处理所有的细节。比如去阿富汗之前，在没有咨询、商量对象的情况下，我必须知道如何申请签证、找航线、安排食宿、当地的交通、预算、和谁见面、见面时谈什么、如何应付突发事件等等，更多时候是要“看着办”的，而金钱的花费也不是个小数目。到了当地，看到美国的纪录片拍摄队伍，他们有一箱箱的设备，有四轮传动吉普车队，我却是独自一人，正愁着应该怎么去到喀布尔北部的山谷！碰到必须记录的人、事、物，就要忙着找出纸笔或照相机、录音机等等的，把原本两个人的工作集于一身，常有缓不济急的感慨。所以我一直想买件有几个大口袋的背心，以便能够迅速拿取这些配备。另外一件可怕的事，当然是被挟持当人质的危险。我虽是双重国籍，哪个国家愿意为我这么个小人物付出大代价，是完全不需要有任何寄望的。不过被挟持的可能性当然相当小，因为我再怎么看，都不会是“万恶不赦”的美国人。另外，女人单独行动当然比男人有更多的限制，这也是自己必须克服的难处。

我的工作比记者还忙。一般记者获得所要的讯息之后，就可以放心、放松了。我的情况不同，除了要获得讯息外，还必须发挥写作者的敏感度，因为透过细微的观察与倾听，往往可以在小枝节上有大发现。有新发现之后加以思索，又会有新问题产生，又必须想尽办法去找答案，这是个可怕的恶性循环。我在特拉维夫参加的一个记者会便是个例子。Gaydamayer原是住俄国的犹太人，他在去年夏天以色列和黎巴嫩战争中，曾免费提供大批帐篷及饮食，非常受到一般基层民众欢迎，他也不断强调自己的这一个特点。在记者招待会结束，其它人陆续走出会场时，我特别留下来观察。他跟少数人谈话和在台上面对较多人时的神情并没有明显改变。而双手插入裤袋、不动如山，一种冷眼旁观的傲慢态度，以及身旁有三名随从的派势，令人不得不怀疑他是俄国经济小寡头。后来得知，他是法国追缉的经济犯，却在以色列宣布参选耶路撒冷市长。

新闻与文学的共同点

一开始我谈到，新闻写作与文学创作相互矛盾。其实不论新闻事件或我这样的写作方式，有一个共同点，都必须建立在诚实的基础上。我听过一位瑞士老记者对过去和现在新闻呈现的比较，他说，以前考虑的是，读者“应该”知道什么，现在是考虑读者“喜欢”知道什么。投其所好的结果，不诚实的新闻太多了，我正好有两、三个小例子：在索马里，Reuters的记者是当地人，他的报导夸大不实，自编死亡人数，敌方的战斗直升机被打下来，他也跟着欢呼叫好。去年的以黎战争，通讯社的新闻照片里，常在废墟前放个完整的、有鲜艳色彩的米老鼠填充玩偶，刻意以巨大的反差对比，来突显以色列的残忍。而教宗去年9月演讲引言的风暴，我偶而看到两篇攻击教宗的文章，写了电邮询问作者（一在英国，一在巴勒斯坦）是否读过演讲全文后才下笔，却得不到回音。

我的诚实是在于写作前阅读大量的资料，下笔时，在敏感的议题上避开带情绪的字眼。在写作期间，心理不断有个声音推翻、反驳自己，其实是种想象中的沙盘演练。常问自己的是，如果读者对某一点提出攻击时，必须如何响应。我在某一篇文章里表达的立场与看法，有可能因时间推移而有所改变，因为题材是当今的、是时时在变化的。另种情况是，为求文章结构与布局的完整，必须把另一角度的看法放在另一篇文章里来谈。所以看了有关某个议题的某一篇文章而把我定位的人，可能因没有机会读到同一议题的另一面看法，而对我有所误解。这种情形较让人难以想象，有个例子可以解释：

犹太裔英国资深纪录片导演Alan Rosenthal，论及史蒂芬．史匹柏的“慕尼黑”时，批评该片有许多夸张的情节与人物，并且美化在慕尼黑奥运杀害以色列选手的巴勒斯坦人，但肯定史匹柏较早的，纳粹集体屠杀犹太人的“辛德勒的名单”。这样的判断很容易看出，Alan Rosenthal完全袒护以色列的立场，而史匹柏则是愿意牺牲一些小节，提出一个更大的道德与正义的命题。我想说的是，太早、太草率地给一个人定位是不公平且危险的。

爱因斯坦所说的“以自己的困惑去困惑别人”，比直接得到答案更加宝贵，因这保障了一种共同脑力激荡的美好。现在我刚好有个困惑，如果各位有兴趣，请帮我想想：在电影领域的历史剧情片叫docu-drama，文学界也不乏以历史事件做为书写题材的。然而像我这样的，不以历史事件，而以时事融合文学的书写体裁，应该如何称呼才适当？给各位提供一个切入点：当我个人对某些时事产生了一种难以解释的情感时，也就是我下笔写的时候了。

《自由写作》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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