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扑火(回忆录) ◎ 沈 默
天不知已黑了多久，有一阵小雨似下非下的迎面拂了过来，刚从灯光眩眼的特别审讯室出来跨进黑幕中的我，竟忍不住打了个寒颤。 六月天，在这阴气沉沉的上海市第一看守所内竟凉似深秋！ 激烈的驳辩、争论、讥讽、针砭、以攻为守、旁征博引、抽茧剥丝、缄默无言……审讯和反审讯中那一幕幕生死攸关的酷烈交锋，那种有如老鼠闯进猫窝里的悲壮场景还在令我热血沸腾，但我的心却已跌至冰点。我忽然想到了因我第一次坐牢而病情加重的妻子，年仅及笄的女儿，年迈的老母亲和正躺在病榻上的老岳母。当我踏出这一步后，一家人将立刻失去经济上的支柱，在一钱逼死英雄汉和物价飞涨的上海滩，她们该如何去支撑一个没有丈夫、父亲和儿子的残破的家？更不用说什么和亲人从此咫尺天涯，生死两茫茫了。 三辆黑头车缓缓向我驶来，轻微柔和的引擎声给这神秘的夜增添了一份令人窒息的气氛。我忽然想起了莎士比亚的一段诗：“黑夜啊，黑夜！有多少罪恶在你的掩护下，悄悄地进行……” 蓦一回首，我忽然看到刚才还在对我拍桌摔凳，激烈交锋的市政保副处长望着我的眼神。我永远也忘不了这位脸庞宽大，身材短壮，周身随时透露出一股精明强悍气息的年轻审讯官的古怪神情。是惋惜？是同情？是遗憾？是失望？还是怀有一种失去了对手的轻松抑或落寞的感觉？ 第二辆黑头车稳稳地停在我面前。车门一开，车后座的两名便衣密探中走下了一个三十岁不到的年轻人，他身材瘦削，灵活干练，看上去十分脸熟，可能是因为长期执行过跟踪、监视我的任务，和我打过若干次照面，在我的潜意识中留下了一定的印象。 “我姓王，是来接你的。”它边说边快步上前，以一种准逮捕的方式，十分熟练地挟着我的臂膀向车上走去，好象担心我会如蜘蛛侠一样随时随地的在众目睽睽下凌空而去，消失在夜上海的万家灯火之中。 “放开手，我自己走！”我大声喝斥着，挣脱了他的手臂。专门喜欢在鸡蛋里挑骨头的老毛病又出来了：“你们给我签的是监视居住，可不是什么逮捕证！”为了不被人看上去像是个被押上刑场的囚犯或绑匪手中任人宰割的肉票，我尽可能的快步向黑头车走去，把姓王的小子撂在身后。 当然，此时此刻为了争这一口气而稍微得到些心理平衡的我，绝不会想到接踵而来的可悲而荒唐的经历：那种国家机器对一个小人物身心极其残忍的折磨，差一点让我无法活着走出牢房。 人总是因信仰而觉得自己伟大非凡，但实质上在天地万物间渺小得如同蝼蚁，在巨大的国家绞肉机中更弱如游丝。人永远无法预知自己的命运，人类第六感官之退化使人获知预警的能力更远远落后于其它动物，有时即便隐隐感到了巨大的危险就在前面，却还是给自我安慰的惯性拖着向前走，无法停住迈向悬崖的脚步。 于是，我同古往今来背着信仰十字架一直向前走的先哲们一样，毫不犹豫地自己跨上了挂有黑色窗幔，没有警笛和顶灯的警车，像一只飞蛾般扑向颤抖的烛火。是义无反顾？是求仁得仁？是无可选择？还是一时冲动？我说不上来。我只知道这颤抖的烛火，这一丝光明和热量，这种不惜为信仰而从容赴死的魔咒，这种爱神与死神的二重唱的诱惑力实在是太强大、太强大了。 飞蛾与蝴蝶，虽属同纲、同科、同目，貌相近却习相太远。在常人的眼中，蝴蝶是翩翩公子，是美的化身，是消遥游于天地万物间的情种。故历来就有梁祝化蝶的凄美传说以及庄周梦蝶、蝶梦庄周之类的物我两忘的自在境界。我承认，我至今无法彻底解读这位二千七百多年前的智叟，但我想庄子在他的等身著作中已明明白白地告诉我们：他是一只蝴蝶抑或鲲鹏，他不愿意化作一只蛾子，更不用说以一种无可选择的悲壮方式从容的蹈火了。而我却只是一只飞蛾，我不是什么蝴蝶，所以我不可能化作庄周去游戏人生或梦逥蝴蝶去遨游天地了。我只能扑向既定的目标，让我的翅膀被烈火烧炙、烤焦、分解、一片片掉落于烛泪之中，在痛苦中寻觅真理之光。 更为不幸的是：偏偏大多数中国民运人士同样选择了作为一只丑陋灯蛾的悲壮权利。在他们一次次扑向烈焰的刹那之间，他们所思、所痛、所爱、所恨、所望、所求的又是什么？他们用这种近乎自残、自虐、自杀的行为去冲击中共专制的罗网，这种常人所无法理解的扑火之举又会在中国民主运动的当代史上留下何等壮烈的轨迹呢？嫦娥奔月是美丽的，夸父追日是悲惨的，如果不以成败论英雄的话，对这些中国民运人士，今人如何评说？后人又如何评说？这一段真实的历史，虽然早就淹没在“改革开放总设计师”所掀起的“一切向钱看”的经济大潮中去了。 在我的思绪万千中，车走了很久。对于一个生于斯，长于斯的上海人来说，无法认知经过的街道为何，简直是一种耻辱，但黑色的窗幔阻挡了我的视线和影响了我对周围建筑物的判断，挟拥着我的两位政保科探员更是以一种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强硬精神牢牢地看守着他们的猎物，绝不让煮熟的鸭子有从餐桌上飞走的丝毫可能。 我原本就作好了再次坐牢的思想准备。当在第一看守所的秘密审讯室里，疲惫不堪的审讯员们最后向我宣布了对我立即执行“监视居住”后，我还有些不解，不知如何对我“监视”？我又将“居住”何处？记得以前王若望先生曾向我历数他老人家受到监视居住“优待”的情况：他老人家住在高安路上一幢公寓式的小楼房内，楼房有三、四层高，王老住二楼，同层对门还有一户邻居，平时各不相扰。可市政保处对王若望实行监视居住后，王家门外走道上便二十四小时有便衣员警值班，两个人一班，八小时一换岗。这些人在走道上抽烟、喝茶、看报、吃便当、听收音机、大声咳嗽、擤鼻涕或聊天……对上下楼梯和对门进出的邻居们视若无睹，就差没有拉开桌子打麻将了。王先生和他的太太羊子不准出门且不必说，就连亲人上门探视他也一一遭到拒绝。唯一可以允许出入的就是为王家烧菜做饭的佣人，想必是市公安局局长朱达人暂时还不希望王家人全部变成木乃伊的缘故。当然菜篮子拎进去之前还是要经过严格的检查，生怕鱼肚子里夹带了里通外国的密件，臭豆腐中会私藏什么炸药。至于电话当然是被窃听的，邮箱也牢牢的攥在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之中，可谓百密不疏到连一只苍蝇都飞不进王家。 谈到这段经历王老实在不胜唏嘘，说象这种监视居住还不如吃牢饭来得爽快，因为有些邻居不知王老又身陷囹圄，还以为他老人家又去游山玩水或寻医访药去了。可象这种监视居住一发生，邻居们求王老墨宝的人气指数急遽下降。连王老亲自出面去邻里借支毫笔，邻居们也必定先从门上的窥视镜孔中左看右看半天，直到确认王老身后并无便衣员警盯梢才敢开门。“这段日子真是前所未有的黑暗！”这位德高望重，却被自己所热爱的共产党视为精神污染总代表的老布尔什维克对我如是说。 车拐向了一所大院子，显然早就有人在那里守株。大铁门打开了，黑头车一辆辆威风凛凛的开进去直至院深不知处。下车后我才诧异的发现：不知什么时候起前面开道的、后面殿后的黑头车竟增加到四、五辆之多。这样兴师动众的押送一个手无寸铁的民运份子来“监视居住”是不是太夸张和浪费了一些？但用不了多久这谜底就有了揭晓：原来这一切调兵遣将大布口袋阵都是上海市公安局局长朱达人的杰作，朱局长在运用斩首行动和大兵团进行震撼教育方面向来是不计成本的——在王若望先生楼道内上演的闹剧便是个极好的例证。 坐在我左手边的政保探员一跳下车立即向最后边的那辆黑头警车奔去，他在摇下的车窗边象鸡啄米一样不时的点头，显然在接受某位上峰的指令，而姓王的年轻警员则带着我在一批更年轻便衣的簇拥下向一座很大的平房走去。 路灯很昏暗，房子入口处的吸顶灯也暗淡无光，似乎永远处于一种电力不足，半死不活的状态。我放眼四顾，见这批平房很大，约有二、三十间房间却全都空空的无人居住，我们的脚步在空屋中引起了一阵踏沓的回声。走进去一段路后，突然一行人自动的停在一间房外，显得训练有素。当王警员将我带进这间约二、三十平方米，有窗户向外的房间时，我着实吃了一惊，因为我竟看到在屋内迎候的一个瘦骨仃年轻人，穿了件褪了色的过时的旧军装，显出一付傻头傻脑，发育不良和永远吃不饱的模样，两眼光光的定睛看着我，脸上毫无表情。当时我第一个感觉就是我被放逐到了一个与世隔绝的，周围人都智力不正常或精神不正常的病院中来。当我再看到偌大一个房间，仅在房中央放了一张单人床，那卧床是涂着白漆的铁皮床，活象是医院里用的病床，还挂着病床所常用的白色旧蚊帐时，我就更吃惊了，因为我在床上的草席和一条薄被子上清清楚楚的看到印有“上海公安局康复医院”几个红字。 我想起了精神正常的上海民运人士王妙根就是在自砍左手四指抗议警方施暴后，被警方变本加厉的将他投入到上海市公安局安康医院并与外界彻底隔绝的。安康医院是一间长期羁押杀人、伤人的精神病患者，甚至粗暴地剥夺了家属探视病人这样一种基本人权的所谓精神病院，其性质其实同提篮桥上海市监狱医院差不多。（注） 我后来才逐渐明白：安康医院其实是上海市公安系统内部专为员警大爷们治疗的医院，康复医院的名字与安康医院如此之接近，前面又都冠有“上海公安局”这块金字招牌，竟使我第一时间误以为自己也被投入了与外界彻底隔绝的市公安局精神病院，至于那个在房间中间候着的傻头傻脑的乡下人，则一定是一个因杀人或伤人而被长期关押的精神病患者无疑。 我心神不定的坐在床上，忽然想起了著名的日本悬疑电影《追捕》，其中男主角渡秋东人为了洗刷犯罪集团强加在他身上的罪名而假装成精神病患者。他冒着巨大的风险住进了精神病院，去苦苦寻找一名重要的证人横洛井二。他忍受着院内护士把他当作重病人而对他的捆绑、殴打，他把假装服下的药再用挖喉的方式全部吐了出来。这位传奇式的亡命英雄最后终于找到了证人，也查清了犯罪集团制造的，试图控制人的意志并能令人致幻、致疯的迷药Ax的人体试验过程，使案情大白于天下。 今天难道我也要象渡秋一样在与外界隔绝的，壁垒森严的精神病院里去寻觅、去打听或从蛛丝马迹中去追踪王妙根的下落吗？但这可不是什么日本精神病院，一旦踏入上海公安局的安康医院，就连渡秋君恐怕都将无功而返。 当然后来的事实证明了我的狐疑和紧张是多余的，小王公事公办地介绍说：为了执行对我的监视居住，让我好好休息不受任何人的打扰，他们已经把病房中的其它病床全部拆走，只留下了一张我个人的睡床。为了对我的安全负责，市公安局领导特地向市委申派了一支武警小队，约有一个排的兵力，要他们脱去军装，换成便衣，免得引起医院里其它人的注意。这些武警将分成两班，有一个排长率领，一班岗哨设在窗外，一班岗哨就在我的床边执勤，两个小时一换班，二十四小时通宵执勤。我如有什么要求可以提出找小王，他就同其它的武警们一起住在隔壁房间内，随叫随到。“我是照顾你生活的，万一我不在，你可以提出找陈警官。”他的话使我想起了那位在最后一辆黑头车车窗边，不停地作出鸡啄米姿态的脸色黝黑的政保探员。 小王特地向我说明：武警们只负责警戒，其它的事情是一概不管的。我除了内急可以在隔壁的小厕所内，在兵大爷们行注目礼下任意发泄外，平时如得不到政保警员的同意，我绝对不可以离开房间半步。 “这些小武警年纪很轻，又没有文化，他们什么都不懂。如果你硬要不服从看守，迈出房门内的警戒线半步，就别怪他们不客气了！”王警员最后用强调的语气对我再三警告，并也要求我别向小武警们透露任何案情：“再怎么问你，你也不要说，就说这是最高机密就可以了。” 听了这些话我实在是有些啼笑皆非，真亏得局座身边智囊团哪位高参，给朱达人提了这么一条釜底抽薪的妙计：找没有文化、“什么也不懂”的乡下大兵来看管有文化、“懂得太多”的民运份子，真是“秀才遇到兵，有理讲不清”。其实市公安局里有的是闲人，但同情民运份子的也不少，现在派这些乡下兵来看管我，其目的同调外地部队进北京城开枪一样，是最明显不过的事。对方没有文化，只知道服从命令，你这个因“反革命宣传煽动罪”而被判过五年有期徒刑的人，这次即使再鼓动如簧之舌，说得馅饼从天上掉下来也是枉然。 难怪这些人看起来象精神病人，我想，但毕竟于私底下松了一大口气：只要不和疯子们关在一起，管他二楞子、三楞子的，只要是人，是有理性、有良知的人，总还有计可施。我的“反革命宣传煽动”瘾又蠢蠢欲动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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