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的道德批判和权益诉求 (随笔)

◎ 李  劼    

中国人老是重复历史的一个重要原因，通常在于没有从中获得应有的长进。尽管1989年依然是个激动人心的话题，但人们谈论了十八年依然停留于道德批判。中国人似乎总是满足于找到一个人人唾骂的对象，从袁世凯骂到汪精卫，从四人帮骂到邓小平，然后心满意足地继续做奴才，继续做奴隶，或者继续在弱者面前做流氓，继续在权力宽松的时候搞运动。从造反运动到大跃进运动，再从学生运动到股票运动。中国人的历史，在这一场场的运动当中，不断地重复，不断地轮回，至今不疲。 

无庸置疑，道德批判是1989年那场运动最为醒目的一个标记，醒目到了成也道德批判、败也道德批判的地步。就群众运动而言，道德批判确实最具号召力，最容易收到波澜壮阔的效果。假如学生仅止于悼念胡耀邦，那么追悼大会一开完，学生运动就结束。学运之所以能够在悼念完胡耀邦之后继续推进，是因为提出了反腐败反官倒的口号，是因为将对胡耀邦的悼念，转化为对权力寻租的道德批判。 

且不说这样的道德批判含有多少均平富的内容，含有多少打倒走资派的文革记忆，且不说这样的道德批判后来为什么没能上升为寻求公平竞争的具体诉求，而始终停留在对不公平的抽象控诉上；需要在此指出的是，当由此而兴的学生运动进入实质性阶段的时候，这样的道德批判没有进一步转为切切实实的权益诉求。 

被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那样的孔儒教条毒害了几千年的中国人，每每在掀起一场场群众运动的时候，高举道德旗帜，不提具体的利益要求。这种言义不言利的运动，最后又总是以你死我活的方式收场。对当政者的道德批判，最终有意无意地指向一句你下去、我上来的潜台词。过去叫做帝王将相宁有种乎？或者叫做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后来叫做，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中国的二十世纪是个打倒的世纪。唯一的例外是袁世凯和平解决了清王朝。中国人然后陷入不停的打倒之中。从打倒帝国主义，到打倒国民党反动派。再从打倒地富反坏右，转而打倒走资派。 

应该说，1989年的学生运动兴起之后，学生多多少少意识到这种打倒传统的陈腐性。他们十分警惕地拒绝提出打倒共产党、打倒邓小平那样的口号。直到高层权力斗争悍然入侵学运，学运才出现了将矛头指向邓小平的诸如打倒现代慈禧之类的标语。那样的戏剧性除了权力附庸者们的从中渔利，学生本身也还没有学会如何将一场群众运动引向名符其实的民主政治。其原因除了一些学生领袖互相比赛激进和道德标高以获取运动的领导地位，更在于学生还不知道什么叫做民主政治。以人权为基点的民主政治，并不是孔孟式的德治，而是以等价交换为原则的现代商业文明。这样的原则除了互利，还有平等。因为交换一旦实现，平等也就在其中了。所谓的民主政治，其实是利益交换的政治，是平等对话的政治。那样的平等既是自己争得的，也是政府不得不赐予的。民主政治不是江湖暴动，而是一门讨价还价的生意艺术。 

假如反腐败反官倒的道德批判具有什么民主意味的话，那么其意味不是在于均平富，而是在于谋求机会均等，而是在于实现公平竞争。民主并非是人民当家作主的假大空承诺，而是必须被诉诸具体的利益诉求、被诉诸切实可行的政治操作，才能被兑现的平等对话。民主政治很难从你死我活的斗争中产生。因为民主政治的真正涵义不是谁该死谁该活，而是你活我也活，而是经由谈判、协商，经由讨价还价，经由互相让步，最后抵达彼此互利。不管道德批判如何的理直气壮，民主政治最忌讳的恰好就是没有具体利益诉求的道德批判。因为仅止于道德批判，无法进入政治操作。传统的道德批判也就因为没有这种民主政治的操作性，最后无一例外地变成了造反有理，革命无罪，从而陷入了没完没了的王朝更迭的历史轮回。就民主政治的真实涵义和操作方式而言，造反绝对无理，革命绝对有罪。这是几千年来无数志士仁人用鲜血换来的历史教训。 

应该承认，1989年的中共政府，并没有拒绝谈判，并没有拒绝对话。但是，一些学生领袖在谈判和对话中，却没能提出切实可行的权益诉求。因为他们不知道他们到底要什么。把诉求仅仅停留在要求改善学校伙食那样的指标上，似乎不够崇高。而把诉求归结为要民主要自由，又实在过于空洞。学生谈判代表在谈判桌上其实是失语的，不知所措的。于是，最后在电视屏幕上吸引全国乃至全世界观众眼球的，不过是个别学生领袖所作的绝食英雄秀。须知，那样的谈判场面，不仅在共产主义世界里是破天荒的，即便在中国几千年专制历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那是个中国人从专制政治走向民主政治的千载难逢的历史时机，遗憾的只是谈判的双方，对此全都没有做好足够的心理准备。当年宋教仁在国会里所作的民主政治努力，因为孙中山的拂袖而去，因为袁世凯的断然行刺，半途而废。当民主政治在1989年再一次走到中国人面前的时候，又由于中国人的文化心理状态和黑白思维方式依然停留于传统的造反有理和道德批判，由于最高当政者依然以阶级斗争眼光敌视学运，再度失之交臂。 

1989年因道德批判而起的群众运动，并非是真的没有任何利益诉求可言。无论是学生，是知识分子了，还是广大民众，全都有着各自的诉求。然而，学生不懂得如何提诉。虽然情有可原，但学生领袖应该有所反省。较难原谅的是知识精英的装聋作哑。面对一场浩浩荡荡的学生运动，知识精英非常可耻地扮演了看客。他们只知道观望高层的权力斗争，根本不作独立思考，更遑论产生什么自由思想，更遑论以其应有的自由思想站到学生前面，去努力达成和开创和平对话的民主政治局面。 

最为悲惨的是在这场运动中作出了实际担当的底层民众。比起广大学生，他们承担了更大的牺牲。比起知识精英，他们显示了空前的勇气和无私的善良。他们有着非常具体的利益诉求，但他们既不想说到学生前面去，也因为话语权的丧失而无以诉说。底层民众在1989年是双重意义上的弱势群体。他们既是改革开放中获利最小、受害最大的弱势群体，又是在与政府的对峙中表现最勇敢却最没有发言权的弱势群体。他们当中曾经有人向天安门城楼上的暴君挂像发泄过愤恨，但马上被学生、而不是被警察，扭送公安局“法办”。某些学生领袖以保持学运的纯洁性为籍口，向无私无畏地支持他们的底层民众显示了他们在当时享有的革命特权。沉浸在一夜之间成为世界级政治明星狂喜中的学生领袖，非但没有替底层民众申诉权益的意识，而且还下意识地把自己当作了毛泽东式的救世主。他们通过抢占道德制高点的方式，获得话语权和领导权，然后再享受一把由我说了算的快感。他们会认同打倒邓小平那样的呼喊，竟然不懂得向毛像泄恨具有缓解把矛头指向邓小平的作用。他们在黑白思维和专制心态上，与他们所对峙的专制当局，并没有太大的区别。 

同样的心态，也体现在赵紫阳及其幕僚们身上。不知是被幕僚们的新权威主义弄昏了头，还是整个身心陷于官场权谋难以自拔，赵紫阳自始至终没有承认他与邓小平之间的权争事实，没有公开他之所以借学生运动向邓小平最后摊牌的真相。他与邓小平的分岐并非在于他想要政治改革而邓小平不愿跨出那一步，而是在于他听信了幕僚们的出谋划策贸然闯关，最后因为闯关失败而导致其权位岌岌可危。在学生运动最初提出反腐败反官倒的时候，赵紫阳曾经因为其子女的官倒行为和邓小平一样成为被不指名批评的对象。支持学生的工人们甚至曾经举出毛像上街，以表示他们对物价飞涨的不满情绪。面对这种道德批判，赵紫阳并非无动于衷。赵紫阳的精明在于，他并不是向民众坦承自己的失误和在官倒面前表示一下大公无私，而是十分巧妙地将学生运动的道德批判所指，引向邓小平。 

1989年的中国，赵紫阳因为其总书记的高位，是最具有主动权和选择权的历史人物，并且有着进退两可的选择。在没有群众运动的情形下，赵紫阳确实只能屈居于邓小平之下。但由于最让邓小平害怕的群众运动的兴起，赵紫阳既可以振臂一呼，扮演一次中国的叶里钦(如是，应该是后来的叶里钦成了俄国的赵紫阳)，也可以退而求其次，在学生和邓小平之间做周恩来式的斡旋，为学生为民众求得实际的权益，为邓小平寻找妥协的时机和退让的台阶。但无论是作出进还是退的选择，前提却只有一个：放弃一己私利，为学生为民众挺身而出，承担历史所赋予的责任。再退一万步讲，就算是与邓小平争个高低，其素质上的前提也在于看谁更敢于作出担当。从某种意义上说，谁敢担当，谁就可能成为赢家。 

然而，赵紫阳既不敢进，也不肯退，而是想借力打力地借助学生运动挽救自己可能丧失的权位。当赵紫阳发现自己的失位无可挽回时，他一面公开说出邓小平握有最后的决策权，一面跑到广场上向学生扮演可怜的失败者。也即是说，赵紫阳一面激怒邓小平，一面激怒学生和民众，使本来尚有希望走向和解的双方，不得不共同走向你死我活，走向一方喊出打倒，一方决定开枪。在整个权争过程中，赵紫阳的幕僚们更是兴风作浪地根据赵紫阳在权争中的忽得忽失，混在学生当中此起彼伏。最后，在学生绝食的紧要关头，因为赵紫阳失势的无可挽回，他们使用移花接木之术，把学生运动转变为拥赵倒邓运动，从而把斗争矛头指向了被他们称之为当代慈禧的邓小平。 

1989年，在急需提出利益诉求的当口，学生代表没有提诉，知识精英没有提诉，底层民众没有提诉。结果，那个诉求的空白，无形中被赵紫阳的权力要求所填补。也就是说，假如当年的学生运动曾经有过什么诉求的话，那么在客观上出现的却不是民众的权利诉求，而是来自赵紫阳及其幕僚们的权力诉求。假如说，在这样的权力诉求背后还有什么诉求，那么就是从赵紫阳到其幕僚们不动声色的私人盘算。他们全都算得极其精明，极其准确。在枪声大作的当口，在学生和民众纷纷倒地的当口，他们纷纷全身而退，完好无损。除了赵紫阳被软禁，除了个别人承担坐牢，其他人一个个逍遥海外。 

事过之后，本来由学生运动扮演的道德批判角色，被赵紫阳及其幕僚们给替代了。他们成了道德的象征，成了比倒在血泊里的学生和民众更加令人瞩目的受害者。虽然赵紫阳的拒不认错体现了一个共产党人的良心，但对邓小平作出的这种道德批判再出色，再感人，也仅止于道义力量而已，不再具有任何实质性的历史内容。当历史的机遇在赵紫阳的脚底下悄然溜走之后，剩下的唯有那个对邓小平的永恒谴责。因为不管以后会不会出现、或者说到底有没有那纸开枪的命令，邓小平已经用接见屠城军队的方式担当了罪责。 

倘若说，历史是诡异的，那么首先是因为权术是善变的，更是因为心术是可怕的。1989年的鲜明对比在于，学生过于单纯，除了一些学生领袖因为成了领袖而变得老于世故之外。更为单纯的当然是底层的广大民众，是拉着平板车，摆着小地摊，无私无畏、无欲无求地支持学生的平头百姓。相比之下，中国的知识分子是世故的。当然，更为世故的是赵紫阳及其幕僚们的所作所为。群众运动一旦被权力斗争所左右，那么就越单纯越悲惨。倘若说，中国人应该从中学会什么，那就是学会将来再也不被权力斗争所左右，学会将来一有机会，就提出自己的权益诉求，而不再停留在理直气壮的道德批判上。 

民主政治不是打倒和推翻，不是置对方于死地，而是让专制者懂得，权利是不可剥夺的，权力却是必须受到监督和制约的。无论是对中国的执政者、还是对中国的民众而言，民主政治都是一个逐步习得的过程。执政者应该知道的是，向手无寸铁的民众开枪，不仅要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而且还要受到应有的法律审判。而学生和民众理当学会的是，道德批判不能替代权益诉求。道德批判既不能成为任何意义上的武器，也不能像当年的国共双方那样诉诸武器的批判。在民主政治的游戏规则里，道德批判其实是权益诉求的一种特殊方式。或者说，道德批判是权益诉求的一个开场白。紧接在道德批判之后出现的，是实实在在的权益诉求。无论什么样的权益诉求，都会使民主政治获得可行性和可操作性。民主政治不是让统治者为民作主，也不是用道德去感化对方为民众作主，而是民众就是自己的主人，民众就应该与执政者站在同一地平线上。民主政治说到底，无非就是利益的谈判。所谓的道德批判，其实不过是利益谈判当中的筹码之一。真君子言利，伪君子说义。历史上执义而起的造反，骨子里想要的都是整个江山。唯有言利的对话，才是不以江山为赌注、而以权益为聚焦点、以讨价还价为特征的平等协商。中国人能不能学会民主政治，在于能不能学会讨价还价式的谈判。倘若说，道德是为人的底线，那么权益则是民主社会的基石。要把中国从一个权力社会转变成一个权利社会，权益意识的觉醒，是必不可少的文化心理前提。 

谨以此文，再祭十八年前的六四惨案。 


2007年6月24日写于纽约寓所

《自由写作》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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