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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的“红色记忆”(散文) ◎ 行 者
那是1968年夏天，全国“文革”正热火的夏天，我还小，至今给我留下了很深的“红色记忆”。 一天，在家门口，看见舅舅正往大门口两边的白墙上写大红字，是一竖联，左侧：毛主席万岁；右侧：共产党万岁。 舅舅先用铅笔划上字格，然后用红的油漆填上，一笔一划的仿宋体，一边一竖条，红字白墙，很醒目，象是招牌。 墙高，舅舅站在板凳上吃力地描，额头冒着汗，喘着粗气。周围一群人在瞅，咳，写得好呀，有人议论，我顿时也兴奋——早该想到呀，尽管家里已挂了毛主席画像，写有大大小小的“忠”字，还贴满了十几条“语录”，可外面没有……这样上墙的大红字醒目，来往的人都能看见，一目了然。这样大红字的表白太及时，太重要了，对于出身不好的舅舅，这是明明白白，昼夜不息的“忠心”表达，人人路过都能看到，就象看到舅舅心中刻上的“革命”摆在大门口了，红红的耀眼，这样也让惶惶不安的舅娘多少松口气了。 舅娘家出身也不好，前不久她农村的家里出了大事，他父亲，我该叫亲家公莫名地被无端杀害，惨不忍述。如今，亲家婆和家里人命悬一线，还生死未卜呢：当时广西大规模武斗刚过，中央的“七三布告”刚下来不久，两派武斗将近平息，“联指”派即将掌权。农村是“联指”的天下，革命正酣。一天，亲家公一早就被“贫下中农”和民兵们叫去了，到大队部后，就被扣押，有人说：“专政是群众的专政”，他就被专政了。 解放前，亲家公曾当过中学校长，后来因为人公正，他曾被各村乡绅推荐当过乡长（只当了八个月，就因“解放”而卸任），那时候，家家的田都是私田，不受外人管。交粮赋税时国民政府的“田赋管理处“需他出面，都是苦口婆心地催各户农家，而大多事是尽义务，无报酬。那时因子女多，家庭拮据，他还送大女儿（就是舅娘）和大儿子进城里帮亲戚家做事，结果大儿子吃不了苦跑回乡下，留舅娘一人在城里。 近来，各个公社和大队相继都成立了“贫下中农特别法庭”，这是文革的又一大新生事物，在砸烂了公、检、法后，就能更深入地展开斗争了。那天，亲家公被通知到大队部，二话没说就是被“特别法庭”扣下了；“文革”即将开始那年，他就被随叫随到去干苦力或是被批判斗争，家里人也习惯了。天黑了还没回，亲家婆就去寻找。她到大队部才知道被关了起来，她看见亲家公已被捆绑在房内柱子上，还有舅娘的小堂弟和另外一人，也同样被捆在一旁，持枪的民兵严肃地对她说：关起来了，“专政”了，“群众专政”，你要么就给他送饭吧。 见此情景，亲家婆惶惑不安地赶回家，她马上要去送饭，大弟说他送，亲家婆不放心，怕大弟自投罗网，一家人心绪如麻，手足无措，最后还是亲家婆匆匆赶去了。当晚一家人围坐着，想到或是又要开批判斗争会吧，可过去无数次的批判会后都让人回家的，一晚上全家人惶恐不安。 屋里也不安宁，门窗已被人贴上了封条了，晚上贴封条早上拆开，把一家人封在屋里，白天放出来出工“改造”，这也是“文革”的新生事物。公社大队里每一户“黑五类”的家常常这样被贴条封着，白天黑夜常有民兵巡视，随时点名，有急事出门要请示报告。他们已经记不清被封过多少次了，只要喇叭一喊抓“阶级斗争”就会来封门窗，有时白天也封，呆在笼子般的屋里，家里人也都习惯了。在村子里，他们要让着所有的人，弟妹很小就明白了自己的社会地位和阶级等级，在外面陪人笑脸，不顶嘴，受白眼，受屈辱，白天除了上工外，集日也不想再走亲戚了，出村要被批准，还要检查，规定了时间要赶回来，回来了要汇报，亲戚也怕来往了，外面不过也是个大笼子罢了。 第二天，大弟弟说他想见父亲，执意要去送饭，到大队部见父亲等仍被绑在柱子上，一夜被蚊虫叮咬后，身上红点肿块遍布，已是疲惫不堪。吃饭时俩人不准接近，不准相互说话，大弟弟伤心不已和父亲泪眼相望，眼巴巴地看着父亲泪流满面，端住碗，无奈一口一口地往下咽，泪水滴滴到碗里……临别时，有预感的父亲含泪小声哭诉道：“你们以后要好好吃，好好做……”大弟不住点头，一步一徘徊。 一家人心急如焚，亲家婆心跳不止，说怎么办，我们都在家等死呀，大弟安慰母亲说，这次批判斗争会也许可能开得久些，开过了两天他们就会回来，何况，我们现在无处可逃啊，晚上贴封条前要检查，早上开封后也要点数，如果我跑了，你们就要遭殃。现在外面到处都是“群众专政”，“清理阶级队伍”，熟人见了要告发，路上有关卡，车上要盘查，到哪儿都要生产队的介绍信，城里要报临时户口，插翅难飞啊。他有点把握地告诉母亲和弟妹，“七三布告”上好象没有说要杀人，我再去看看吧——前一阵其他的公社大队已有人被枪杀，一家人已是惊弓之鸟，心惊胆颤地过一天算一天了。 可怜十七岁的小堂弟也被绑在那屋里，听人说他前一阵进城参加过什么“反革命造反派组织”，即另一派“4。22”，其实，他只是进城了一趟，如今，浑身是口也难辩清了。还有一位被捆的也是“黑五类”。 正是酷暑，亲家公他们被关已两天了，仍被捆绑，汗臭灰土一身，大弟和两家送饭的人想送点蚊烟去，不准。几家人送饭时碰面也不敢多答话，都惶恐不安地无声相对…… 第三天中午，日头高照，三人被拉出门，一直拖到村头外一块空地五花大绑地重新捆起来，周围都是气势汹汹的“贫下中农特别法庭”的人，今天他们要行使特别权力了，宣判“反革命分子”，他们坚信枪杆子就是“革命路线”，也是“革命权威”，是最革命的，最有力的不容置疑的绝对权威。 嘈杂声中有人在恫呵，有人作势拉枪栓——几支民兵用的步枪，还有几支自造的鸟铳，文革让鸟铳又有了“特别”的新用途，也是新事物，革命不断地叫人练刀枪，如今正是，要用来对付人，要用鸟枪试一试了……父亲，堂弟和那个乡亲三人无力地颤抖着，他们不敢相信光天化日之下的枪杀，只是沙哑无声地哭泣。 墙上有标语口号：斩尽杀绝黑四类，永保江山万代红！ 亲家婆更不敢相信，她蹒跚跟着一路苦苦哀求，磕头如捣蒜，她原想亲家公和侄儿能“大批判”后回家，哪怕做牛做马，苦苦一世，可雄赳纠的贫下中农和民兵们正在专政，正准备初试他们“特别法庭”的新权力，谁会听求饶？何况“贫下中农特别法庭”刚成立，总要做点事的。他们叫着：“再跟着，连你一起嘣了！搞死你不就是碾死一只臭虫一样简单……”他们轻蔑、冷笑、置之不理——这是体现无产阶级的觉悟和立场，对“阶级敌人”是不能讲仁慈的，他们本来就不配活，现在是“群众专政”的天下，以后还要“继续革命”，要“斩草除根”，不久，红旗就会到处插遍，到处飘扬，最后都是红彤彤的世界，只剩下一种人，“革命”的人了。 其实，当时已有“贫下中农特别法庭”的人提出干脆将大弟弟都弄来杀了，以防止以后阶级敌人复辟，只是在旁的一大队干部插言说：“你们都弄来杀，我以后不负责的咯……”文革前，大弟弟较随和，和他有过些往来。也许他认为一家杀一个已经够了，要看看革命斗争大方向；也许他已看过“七三布告”，思忖是否杀人太多怕以后难理清；杀太多了时也许他有了点良心发现？或是其它一些的不可知，大弟弟命悬一线之时，冥冥中竟活了下来。 亲家公眼看侄儿要和自己一道命赴黄泉，他痛心疾首，万般悔恨，过去当几个月的乡长不仅要他的命，如今还搭上了小儿……他为侄儿讨饶，向往日里的乡里乡亲乞求，哭诉让自己粉身碎骨吧，泣请留下孩子：自己当乡长时这孩子还没出生，他才十七岁呀，还是个孩子呀，孩子不懂事，求求各位了。一边哭一边哀求……亲家公那时已语无伦次了。有人大骂道：“呸，不杀了你们这些反革命分子，难道还等你们以后反攻倒算来杀我们？……这是你死我活的斗争”。在阶级斗争之前讲什么乡里乡亲，不要大是大非了？我们是“特别法庭”，今天就是审判，不必多言，有人喝道。 烈日之下，已有数十位“残渣余孽”和“黑五类”分子规规矩矩地立在一旁，一个个惊恐万分，这不叫“杀鸡儆猴”，这该叫“陪审”吧，让他们来作陪衬，特别触及灵魂。在几支长短不一的步枪和鸟铳枪前，还有什么比这显得更特别，更庄严的审判。陪审人的惊恐也证明了法庭的威力，目的就在于吓倒和压垮，不用什么理由。被捆来的三人觫觫发抖，涕泪痛哭，他们苦苦哀求，这样的哀求当然是没用的。小堂弟的声音已哑，摇摇晃晃的倒伏于地，二天多的捆绑后都站不住了。周围有人亢奋地奔跑来，远远地来看“阶级敌人”，他们可不是来看公正，只为看“特别”的审判，寻觅鼓噪，痛快，这是有看杀人如看热闹传统的国度，这也是文革给予“革命群众”的“权利”。 喧动之际，有人代表“贫下中农特别法庭”斩钉截铁地审判了，宣判死刑，立即执行。一切都在股掌之中，象喊冲锋号，象是捍卫法庭权威，郑重其事而毫不留情：亲家公等三人随着喊叫的口令，随着几声沉闷枪响，随着铁弹沙石喷出，顿时哀嚎、惨痛、挣扎地倒下了……烟火弥漫处，他们在泥土中翻滚……有的鸟铳枪没响，有的因手颤打歪了——毕竟不是打鸟，打鸟也不会这么近，眼前是活人——没打死，又装药弹，补射——又是一阵哀嚎、挣扎、翻滚，分不清烟、尘、人、土——又补射……直至他们不再挣扎，横竖不一倒在旷野，烟火弥漫，直至他们不再抽搐，没了动静……他们成了鲜红的泥土、鲜红的草介，无声无息了……(每个人都被鸟铳枪击数枪——一枪打在亲家公嘴巴上，一枪打在胸前，一枪打在腰……亲家公全身血泥，小堂弟死后指甲内尽是泥沙。)……呜呼哀哉，怎样的虐杀！ ——“贫下中农特别法庭”在红太阳照耀下执行了一次真正的“特别审判”。 最后，命令各家收尸，也让陪刑场吓得仍在哆嗦的“黑五类”分子一块收拾，亲家婆和子女们赶紧从家里腾出一口旧木箱，跌跌撞撞地奔来装殓，三家来人都不敢细看，太惨，血肉模糊，衣体难分。也不敢出声，不敢哭泣，只有让泪水流，流到亲人的尸身上，只是在默默装殓尸体，托起黑红的尸体……难解开那捆绑的绳索，难将那衣裤拼凑；身体已满布弹孔，木箱小，更难将那尸体安放；家里人的手在痉挛，脚也麻木，只求快快装殓，逃离恐怖之地——周围的火枪仍在冒烟，“特别法庭”正在一次“成功”审判后的自诩中——鲜血泥土处，亲家婆等几家人无声地哀恸，只想尽快离开，草草埋掉…… 那几天，舅娘在城里，她还一无所知，她正在城里的学校教唱《太阳最红，毛主席最亲》，那支歌曲旋律优美，真挚感人，是顿挫抑扬的大写意；“功绩比天高，恩情似海深”，一个思想，一个声音，在文革中不断地歌唱着领袖对人民比天高比海深的深情厚意，还带领着“心连心”的人民“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 半个月后城里有人去了趟农村，舅娘才听到这晴天的霹雳。悲怆的舅娘不敢回农村奔丧，那里仍在“继续革命”，家也被抄了；白天在单位她也不能哭，因为父亲是被“镇压”的，被镇压的人都被叫做“现行“或”历史“的“反革命”；不能让别人知道，她还需强撑笑脸——舅娘在学校里除了教唱歌还要跳“忠字舞”，跳这个舞也是要怀着无限崇敬、无限热爱的心情，要动作整齐，姿势优美，还要由衷深情反复地咏唱，歌颂阳光雨露不能有差错……下班了，她抑郁回家，关了门，在家里抽泣，不敢痛哭，眼睛会留下泪痕，晚上还要去开会学习，讨论伟大的“革命路线”，要汇报思想，还要精神饱满地表态，不但要“紧跟”路线，还要继续向前。 在家里哭会被听到，那就会被别人议论，随后一条街都会知道，将会被指指戳戳的抬不起头。她连外婆都瞒着……心力交瘁之下，泪水只好往肚子里咽。 ——那不是打猎，是真实的不忍直面的戕杀。后来，有人说那时候是“火红的年代”，说是火红的“革命”时代，还说革命就是“阶级斗争”，就是“暴力革命”，就是要死人的；随后又有人说是“阳光灿烂的日子”，灿烂得那几天他们可以在军营大院里幸福地胡思乱想，打牌、跳水、谈小恋爱；最后还有人说是“激情燃烧的岁月”，在那些边打仗边调情的充满“激情”的“革命军人”眼里，打死别人和别人死去又算得了什么呢，只要成就一名将军，哪儿还管他什么“万骨枯”呢？在中国，就是这样。 舅娘一家人寝食不安，战战兢兢地苦熬了八年后，“四人帮”倒了，文革停止了，“群众专政”取消了，不算“黑五类”，门窗也不来封了，“阶级斗争”不斗了。又过了二年开始“落实政策”了，亲家爹他们的死终于有听说了，说那是过去了的“群众运动”，是“浩劫”，难免死人；有人说：“要向前看”，现在改革开放了。在农村，因为他们不是干部，没有单位，没有“组织”（他们只是农民，农民算另一种“人民”），更无任何人来关注此事，没有下文。枪杀时不需要理由，现在对死者也不讲理由。被抄家夺去的金戒指不知去向，最后，近十八克大的金戒指仅折算九元钱，亲家婆也没去领。在冤死的生命面前，这九元钱又该算什么呢？亲家公等三人悲惨地去了，至今没有一个说法，什么“政策”也没落在他们头上，留下亲家婆在世上踽踽而行，时间能让人忘记么，此时，她更苦痛了，心里常流着血一般的眼泪。 当年杀人的组织者只向“组织上”写了一下经过，就不了了之了，照样当干部，又去其它地方当干部了——他不是人，他也是“组织”。（据内部资料统计：
仅“文革”武斗期间，在中央“七，三”布告之前后，短短两月在广西各地被残杀死去的群众就达十万多；在那些日子里，一些人受辱，一些人自杀，一些人被杀，一些人杀别人，这都是“革命”的日常事务。） 后来，一位有权势的老人说对过去的事“宜粗不宜细”，当然，逐渐淡漠遗忘，又来一段“革命路程”是最理想的“春天的故事”了；后来，没人再提无辜者，没人再提屠戮，无声无息地好象什么事情都没发生，粗得一笔仿佛就勾消了，又有人领路“走向新时代”了。 是啊，在冷漠的中国，在“领袖”、“思想”，“新时代”和“国家”面前，平民老百姓的冤死又算什么呢，一幕幕的悲剧后来不是照样发生了，只是平添一座座坟茔而已——千万座坟茔是百姓；在健忘的中国，只有“领袖”，“国家”，“主义”，还有空洞的“人民”是被常常歌颂的。几十年来，老百姓被悬吊在“领袖”、“主义”、“思想”、“国家”等红彤彤的路线上运动着，不断地为之歌唱，为之舞蹈，还山呼万岁；谁曾想到领袖越“伟大”越“英明”时，老百姓就越是劫难当头，还要不断地付出生命代价了。 舅舅的这个家也都是有“原罪”的，过去雇了二个帮手，就算是“资本家”，也是“革命”的对象了：铺面和房子先被“公私合营”后，就说“社会主义改造”了；后来的“运动”一个接着一个，还是要不断地被“改造”，只是口号不同了，标语不同了，没完没了了；舅舅耳闻目睹的“运动”多了，生死离别也见多了，“运动”一来就提心吊胆，象瓮中之鳖呀，也不知哪天会轮到自己头上。 那天，舅舅在门口小心翼翼地写，如果不是墙壁窄他真想多写几个万岁到墙上，以乞保平安。写好后，他松了口气，反复仔细地观察，他认定那红油漆一时不会褪色，心才放下；舅娘站在一旁端盆、递笔、调油漆，前前后后不停地收拾，她一直不敢抬头多看，因为那油漆就象是血，也是鲜红鲜红的。 红红的字：毛主席万岁，共产党万岁，很醒目地落在大门口了。 没过几天，隔壁几家的大门和墙上也都刷上了油漆大字，也写上了“伟大”和“万岁”了，那些字也是鲜红鲜红的…… 1968年文革，七月流火，生死两茫茫，给我留下“红色记忆”。
2007-5
《自由写作》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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