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死的杂草(文论)

——少年使节千千石米盖尔

◎ 依  茕   

“彼得三次不认主”的故事出自《圣经·路加福音第22章54－62》他们拿住耶稣，把他带到大祭司的宅里。彼得远远地跟着。他们在院子里生了火，一同坐着；彼得也坐在他们中间，有一个使女看见彼得坐在火光里，就定睛看他，说：“这个人素来也是同那个人一伙的”。彼得却不承认，说：“女子，我不认得他。”过了不多的时候，又有一个人看见他，说：“你也是他们一党的”。彼得说：“你这个人！我不是。”约过了一个小时，又有一个人极力说：“他实在是同那个人一伙的，因为他也是加利利人。”彼得说：“你这个人！我不晓得你说的是什么。”正说话之间，鸡就叫了。主转过身来看彼得。彼得便想起主对他说过的话：“今日鸡叫已先。你要三次不认我。”他就出去痛哭。

一、天主教传入日本

“日本是东洋的一个海岛，位于大陆或蛮子海岸一千五百英里的海上。这个岛面积很大，居民面目清秀、体格健壮、举止文明、崇拜偶像。他们的黄金产量极其丰富。这个岛还盛产珍珠”。

马可·波罗在《游记》中介绍的日本，可能是西方人有关日本最早的传说。但是此后的250年，还没有一个欧洲人踏上过日本列岛。对于中世纪的欧洲人来说，日本、中国乃至整个东方，都是遥远而神秘的未知世界。

欧洲人与日本人的相遇极具戏剧色彩和象征意义。1543年一艘葡萄牙商船被台风吹到日本九州的种子岛。据南浦文之的《铁炮记》记载，种子岛的居民在一天的清晨突然发现海岸中有一艘大船，船上的人长着他们从未见过的金发蓝眼，礼仪举止古怪，叽里咕噜的语言不通，吃饭不用筷子而用手抓。幸亏船上有一位明朝的中国商人，通过汉字笔谈，方知船上是所谓“南蛮”葡萄牙人。这次历史性的会面的直接效果是火枪的传入日本。

十六世纪中叶的日本正处于战国时代，各地大名（即封建诸侯）为争夺霸权相互作战，火枪这种热兵器受到战国大名的热烈欢迎，火枪迅速普及并导致传统作战方式的重大变革。

火枪传入日本仅仅数年，天主教传入日本。众所周知，传教士成为开拓“新世界”的先遣队。自从东方航线发现之后，葡萄牙就采取了“为了胡椒和灵魂的拯救”的政策，积极东进。

将天主教传入日本的是葡萄牙传教士沙忽略，他甚至进入京都。当时日本的政治权力结构为天皇－足利幕府－大名，然而皇室徒具虚名，足利幕府的将军毫无威望。正是这次京都之行，使得沙忽略放弃对日本皇室的幻想，转而面向称霸一方的地方大名。

出于实利主义等等理由，日本出现被称为“切支丹大名”的虔诚的天主教徒的大名，最著名的有大友宗麟、有马晴信、大村纯忠。至织田信长统一全国时，为天主教的最盛期发展到37万教徒，占当时全国总人口的2％。

二、教会的少年教育与天正遣欧少年使节团

沙忽略很早就意识到系统的学校教育对培养传教士的作用。他希冀通过少儿宗教启蒙教育从小灌输教义，摆脱与生俱来的环境造成的不良影响，能够有助于少年成人后成为更加纯正的教徒或修士。不久，日本的简易神学校大量出现，不仅在九州的大村领地和有马领地，甚至出现在京都地区，至耶稣会巡察师范礼安离开日本时全日本神学校达二百多所。仅岛原一地，1563年在神学校接受教育的儿童达数百人。

其实，早在沙忽略抵达日本后不久，便开始尝试少年宗教教育的计划，将日本少年送到海外耶稣会学校，让他们在那里学习葡萄牙语和正统的基督神学理论，然后重返日本。由三大“切支丹大名”派出的，由范礼安率领的天正遣欧少年使节团正是继承了沙忽略的努力。

四少年教名为伊东满所（Ito Mansho）与千千石米盖尔（Chiziwa Migeru）为正使，原马尔蒂诺（Hara Maruchino)与中浦朱利安（Nakaura Jurian)。1582年（天正十年)从长崎港出航时都不过十二、三岁的弱冠少年。

根据《日本使节对话录》记载，范礼安组织少年使节团的目的为一：“有必要在精神与世俗领域拯救日本”。二：“三大名以当地天主基督王侯大名的名义，请求教皇以及陛下的庇护”，扩大日本传教事业。三：向教会和欧洲人展示耶稣会在日本传教的成果。四：希冀少年们领略教会的赫赫权威与光荣，亲眼见证基督教文化带来的都市的繁荣与富强，培养具有基督精神与继承日本本土文化精华的日本人圣职者。

为了实现上述目的，使节团在澳门、科钦和果阿等地停留期间，少年们接受了突击培训，其科目包括拉丁语、葡萄牙语、日本文学、音乐、世界地理以及各国政治、经济、民情民俗的学习，自然科学中的天体测仪、海图、指南针的使用方法。

三、东方少年风靡欧洲

少年使节团从长崎港出航后，经过印度洋，绕过好望角，经过两年艰辛的航程，抵达里斯本，随后少年们身着金丝的日本裙服，佩戴日本刀，觐见了掌握世界霸权的葡萄牙国王兼西班牙国王，国王为他们举行华丽的盛典。翌年抵达目的地罗马。少年们的到来使得教皇格里高利十三世极为高兴，为此教皇赐予耶稣会在日本传教的特权，并在二十年间每年给予4000央鲁扎多的活动经费。

2月21日，四少年中的中浦不巧得了重病，（另外一种说法是，依据《圣经》里“东方三博士”故事，最高盛典只能派三少年参加)，三少年在军乐队和骑兵队的护送下，穿过欢呼的罗马街道，在围观的罗马市民和三百鸣炮声中进入圣彼得教堂，在全体大主教的列席中，少年们向满头银发的教皇递交了九州三位大名的信简，并向教皇致意，进行“吻足仪式”。教皇拥抱和抚摸了三少年，并授予少年罗马公民权，并列入贵族。慈祥而年迈的教皇与东方少年的戏剧性会见，使在场的目击者无不感恩流涕。在此后的两个多月中，少年们又参加了新教皇的加冕典礼，参观了各地的教堂、神学校和新式印刷工厂。少年使节团所到之处，受到欧洲诸侯的礼遇，腼腆的少年们参加了贵族的舞会，紧张地向坦胸露乳的贵妇们鞠躬邀舞。东方少年们陶醉于文艺复兴绚烂时期的西方先进的文化。

同时东方少年深厚的学识和高贵的举止，翩翩的风度，展示的日本独特的美，使得西方人第一次证实了传说中的东方岛屿的实际存在，不仅并非为“野蛮人”，而且为文明和有秩序国度。

少年使节团于1590年回到长崎，历时八年半，全部航程达五万余里。

当时欧洲有九十种报刊记载了使节团的访问。而在日本，由于幕府的禁教令和二百七十余年余年的锁国政策，人们对少年使节团风靡欧洲的事迹几乎一无所知。

直到1859年为缔结日英友好通商条约来日本的英国特派使向日本方面提及四少年的伟绩时，德川幕府尚不详知四少年为何方人物。1872年岩仓具视使节团途径威尼斯，威尼斯人对和式裙服、武士月代发髻的日本人似乎并没有感到特别的惊奇，威尼斯人像见到久别重逢的的老朋友一样给予岩仓使节团以热情的欢迎。有人拿出了图书馆珍藏的的刊登“天正遣欧使节团四少年”报纸给岩仓看，岩仓第一次看到了比自己早近三百年的日欧交流史上四少年的华姿英采。

四、天主徒少年米盖尔眼中的毁佛黑烟

1590年四少年使节团满载欧洲宝物和最新印刷机器扬帆归国，而此时的日本已非昨日。

使节团离开长崎不到半年，就发生了本能寺之变，保护天主教的织田信长自杀。使节团回国之前的三年，派遣使节的大村纯忠、大有宗麟先后去世，丰臣秀吉惧于耶稣会的领土欲望和对佛教、神道的破坏，下达传教士驱逐令。尽管使节团回国后还为丰臣秀吉演奏过西洋音乐，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他们的命运有所改变。

四少年均为有马领地（今长崎县北有马町)神学校的同班同学，三大“切支丹大名”的贵族后裔。后来伊东满所病死于长崎耶稣会学院，原马尔蒂诺病死于澳门，中浦朱利安殉教于长崎刑场，四少年中只有千千石米盖尔活到了六十四岁，他的一生最令人思考。

1582年长崎港出航时，一位老妇人不顾大名的世俗权威和神父的神学理论，直到最后一刻仍在拼死阻挡，她就是米盖尔的母亲。母亲早年丧夫，尔后长子阵亡，只她不能让她唯一的独子海上冒死。

米盖尔11岁受洗于葡萄牙教父，正式成为天主徒，进入有马的神学校。

此时，三大名出于对教会的忠诚，大村纯忠不仅将自己所属领地的港口长崎奉献给教会，还强迫不愿信教的佛教徒一律迁走，在军旗上绣上十字架的徽记，在率军出征的途中，他血祭摩利支天神社，将领地内的寺院与神社全部改为教堂，甚至在传统的盂兰盆节之际烧毁了自己祖先的牌位。大友宗麟甚至准备在他的属地内实行葡萄牙的法律和政治制度，令领地内所有居民改教。

有马晴信捣毁领地内四十余所佛教寺庙。据《耶稣会1582年日本年报》记载，佛教徒们隐藏在天然的山洞里的佛像、佛典、佛具也被天主徒们发现，神学校的“少年生徒”们赶来从山洞中取出喜怒哀乐各种表情的佛像和其它一切“恶魔的道具”，归于灰烬，“少年生徒”们拖着小佛像满村嘲弄和惩罚异教徒，强迫佛教徒在佛像上面吐痰、大小便，以此行为坚定对天主的信仰。同年冬天，司祭馆由于炊事用的木柴匮乏，以木制佛像当炊用木柴。

“少年生徒” 在捣毁寺社的狂潮中成为急先锋，确实耐人寻味。

1998年在当地考古研究中，发现古城日野江城筑城用的石阶全是佛像与佛塔，考古学家推测出筑城的人们上上下下践踏佛像与佛塔的鲜明光景，可见有马领地为一个不允许他教并存的小独裁国。

同一时期，日本最早的神学校之一的有马神学校就在日野江城城下设立。四少年就是在这里被挑选，从这里出发的。少年们在学院内学习敬仰天主，学习日本传统文化时候，窗外正在迫害佛教徒，燃烧着烧毁佛像的黑浓烟。

五、“豹变”的人生：

从天主徒米盖尔到佛教徒清左卫门

回到日本后已成长为俊杰青年的四人同时正式加入耶稣会。与米盖尔被选为使节团正使时一样，他的母亲采取了坚决反对的态度。然而这回出于米盖尔个人意志。

出人意料的是十年后米盖尔从耶稣会退会，并背信了天主教。

学者们习惯于从米盖尔的老师、日本人修士不干哉法比尔的著书中探寻米盖尔退会和弃教的动机。因为老师也在数年后突然背信天主教，并吐露了自己改教的动机为不满耶稣会的傲慢无理和内部倾扎，同时宗教本应超越世俗权力，而教会却与权力组织沆瀣一气。也有学者认为米盖尔并未理解拉丁文的基督教义，称米盖尔式的几度改教、并混杂神佛信仰者为“日本式的基督徒”。

总之，关于米盖尔改教的历史资料所存近无，笔者无法了解他的心情和缘由。但是这一年中耶稣会选拔的十七名赴澳门进修的优秀青年名单中没有米盖尔的名字。

改教后的千千石米盖尔改名为千千石清左卫门，成为佛教徒，取妻生子，并投靠了早已放弃天主信仰的堂兄大村纯忠的儿子大村喜前，成为大村的家臣，领取高额俸禄，并成为镇压天主徒的马前卒，日语用“豹变”一词显示他的人生历程。

清左卫门向大村喜前进言，“鄙人曾受到令尊的恩惠，因此不敢直谏，而今令尊已经过世，鄙人无所忌讳了。鄙人自幼接受天主基督的教育，并到过罗马，了解天主教表面善意，其实为蛊惑人心的邪法邪宗，最终试图夺我日本国领土。”此番话正暗合大村喜前的心意。因为大村藩不过是个小藩，大村喜前邀请清左卫门来的目的正为彻底扫清父亲纯忠的天主教影响，恢复神佛的地位，巩固和扩张自己的新体制。以背教者作榜样，可谓“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正是喜前的谋略。甚至有史料记载喜前派遣清左卫门抵达吕宋岛（今菲律宾)刺探布教活动情报，历数天主教的“诸恶之罪”。当时人们流言“禁教之大敌为喜前，背后谋者为清左卫门”。

然而，大村喜前在领地内颁布禁教令不久，二人之间发生矛盾，好几次清左卫门险些被喜前追杀。不得已，他只好躲到另一位堂兄有马的领地内藏身。有马为清左卫门的故乡，“少小离家老大还”的他此日已非昔日意气风发少年使节米盖尔，而既为天主教所不屑的背教者，又为世俗藩政迫害的清左卫门了，结果，回到故乡的清左卫门更加悲惨。因为此时有马领地正为天主教的繁盛期，新建的教堂内传来阵阵钟声。“不死的杂草，由于神正义的审判，他得生”，有马的家臣救了清左卫门一命并这样禀告藩主。几乎就在同时，清左卫门的三位同学伊东、原、中浦在长崎一同荣升为大司祭。

不久由于“冈本大八事件”，晴信的领地被没收，转到他的儿子直纯手中，这位儿子劝已经被流放的父亲切腹自杀，但是晴信不愿违背教义自尽，结果被砍头。直纯甚至命人杀害了两位同为天主徒的异母弟弟，彻底血腥清除天主教徒。 已弃教的清左卫门遭到直纯的大肃清，不得已，只好逃到长崎，以后清左卫门人生的大半在长崎度过。

刚刚逃到长崎的时候，被称为“小罗马”的长崎仍处于天主教最盛末期，到大村领地传教而遭清左卫门唾弃的多米可尼教会正举行盛大的弥撒仪式，被称为“日本最雄伟最美丽的”圣·保罗教会正为祝福日，家家户户屋檐挂上十字架的灯笼。此时，伊东已经去世，原正住在长崎，埋头翻译天主教典，并成为耶稣会的代言人。长崎之日，于清左卫门而言，如芒在背。“一个异教徒，一个背教者住在长崎”，到清左卫门离开长崎之前，史料这样记载。

六、幕府全面禁教与殉教

不久，德川幕府颁布全国禁教令，并设立奖励告密者措施，长崎所有的教会被烧毁，所有不肯改教者被处以割耳、挖眼、火烧、水烹的极刑。天主教黄金期对佛教徒的惩罚，被加倍以更加残忍的手段回报在对付天主教徒身上。

四少年里中浦朱利安身体最多病，学业也落人之后，连罗马教皇也没有见着，而就是他在大血腥清洗中抱定殉教的决心留在日本。他给罗马的信中说“圣都罗马，教皇陛下，诸位大司教，回想起我在欧洲旅行的日子里承蒙各位的恩顾和慈爱，我的愉悦之情寸言不能表达。迫害，只不是每时每刻给我的一点儿休养”。1632年年末，正在传教的中浦被落入幕府捕快手掌。第二年十月，与其他七名天主徒一起被押往长崎的刑场。幕府知道对付不怕死天主徒如果使用火刑与斩首，反而显示天主徒的英勇壮烈，会激起更多的教徒殉教，幕府采用了数年研究的新成果－“穴吊法”，将受刑者全身粽子一样绑起来倒吊，头朝充满臭气的污秽的洞穴，让受刑者的鲜血一点点从脑门流出耳朵，慢慢受尽折磨和拷问而死。三天三夜之后，中浦留下“我就是到过罗马的中浦神父，主啊，我终于见证了您的荣光”落下最后一口气。

然而1637年的岛原·天草天主徒起义，以及起义被干干净净地镇压二十年后的1657年大村北部地区又发现了六百多名隐藏的天主徒，四百多人被斩首，二百多人被流放。天主徒的壮烈殉教使得幕府统治者极为震惊，多次提高告密者的悬赏金额，以后，幕府通过全国性寺请制度、檀家制度、宗门改役、宗门人别帐制度，使得寺庙和神社成为幕府思想监视的工具。采取“所属领地的人必须属于宗教”、“五人相互监视小组”等的严密组织化的高压手段，强化“踏绘”制度（让民众践踏印有耶稣和圣母玛利亚、十字架的踏板、铜板，不肯践踏者为潜藏的天主徒，处以极刑)。强化神社的参拜，并使得寺庙和神社各种祭奠制度化，节日化。

幕府统治者对于天主徒死后的世界也不放过，幕府制定严密的『长墓改觉』记录，凡坟墓非日本传统的佛塔，而为长方形的横卧的天主教徒的坟墓全部被挖掘、捣毁，尸骨抛入海中，并严令全国不能实行土葬，只能实行火葬政策。

对于日本宗教史上的两度毁教黑烟，宗教研究者海老泽有道指出：“无疑，最鲜明地反映出日本武士出自洁癖的信仰观”。

七、佛教徒清左卫门回归天主徒米盖尔，

并成为天草四郎之父

1637年岛原·天草爆发天主徒起义，幕府以十二万大军彻底镇压了三万七千人起义军。岛原·天草起义军的精神领袖为美少年天草四郎。四郎本名益田时贞，亲父益田甚兵好次为“切支丹大名”小西行长的家臣，四郎后被过继给天草甚兵卫当养子。四郎在民众中宣传“天地本同根，万物为一体，众生无尊卑贵贱”，被教民视为“天童基督再生”。原城陷落后，受伤的四郎同母亲和姐妹被斩首示众。四郎临行刑前对教民说：“笼城的兄弟姐妹们，我们将在来世基督世界里共生”。

然而屠城八个月之后，耶稣会收到来自葡萄牙商船的一份报告，内容为：“有马的天主教徒无法忍耐暴政推选一名十八岁的青年为反乱领袖。民众传说该青年为当年赴罗马的四日本少年中千千石米盖尔的贵公子。他率领反乱军坚守城塞”。

此时早于起义的四年前即1633年清左卫门已撒手人寰。

近年考古发现了清左卫门夫妻的坟墓，墓石铭文如下：“宽永九年，自性院妙信 十二日 本住院安常 十四日。”无疑，夫妻二人去世只差两天，“本住院安常”为清左卫门的法名。墓石上层原为象征地、水、火、风、空的五层佛塔，此类佛塔十二世纪后流行于日本全国。

八、不死的杂草：

在佛教、神道中潜藏的日本天主徒

可是作为“基督再生”的天草四郎为何变成了背教者清左卫门的的儿子了呢？无论如何，似乎一生坚持信仰并以身殉教的中浦朱利安似乎更接近英雄形象啊？

日本学者大石一久反复考察清左卫门墓石的结果为：法名只不过为免遭迫害、掩人耳目的道具。此外，当地寺庙有关清左卫门的记载为：“名不正，言不顺”，从中可以推断出清左卫门晚年回归天主教的可能性极高。而岛原·天草起义的民众正是清左卫门一样原为天主徒，迫于暴政高压不得不一度改为佛教徒后又回归于天主教的教徒们。

事实上，清左卫门去世后不久，民众中一直流传着佛教徒清左卫门回归天主徒米盖尔的传说。

长达二百五十余年间的残酷的禁教令，幕府以为全国的的天主教徒已经斩草除根。

进入明治初期后，西方列强通商的条件之一就是允许宗教自由。1865年长崎大浦教堂落成典礼上来了几十名名破衣烂衫却干净整洁的日本民众，自称天主教徒，说“神父，您的信仰与我们相同，圣母玛利亚的像在哪里？你是独身的神父吗”，并背诵了《圣经》的教义。之后，神父向罗马报告，仅仅在长崎一地潜伏和隐藏的日本天主徒达数万余众，基督教世界为之震惊，此前，谁都认为早在1640年日本就不再存在一名天主教徒。

在黑暗和苦难的时代，“伪装改教”为日本天主教徒的唯一生路。以长崎为主，日本各地都发现了寺庙供奉在大慈大悲的观音菩萨后面隐藏着圣母玛利亚像，甚至念经的小小佛珠中竟然为十字架。在没有传教士、没有神父，没有《圣经》，与外部完全隔绝的的时代，潜隐的天主徒们采取代代口传的形式传达教义，他们甚至发明了一种镜子，透过镜子的返照可以看到十字架上的基督。有的隐藏的天主教徒在墓石上同时刻上自己的法名和洗礼名，有的在教徒在举行佛教葬礼之前先在教徒之间举办简单的天主教葬礼，甚至在和尚念经之后，他们躲到“密室”集体默祷“请求全能的神帮助消除念经”。借用佛事和神社的聚会，传达天主教。长崎等地始终保存了“水注”的天主教洗礼仪式，至今成为民间节日。

日本政府采用西洋公元纪元日历直到明治以后，而日本伏隐的天主徒始终有两套日历，一套为日本皇历，一套为公元日历。他们每到天主圣日就以口形举办读经会。

尽管有人指责“日本式基督徒”的信仰混合着佛教、神道以及土著信仰，然而在极端的时代，你不能不说为日本天主徒的一种苦难的智慧。他们一代传一代，等啊等，等待了两个多世纪后，到德川幕府最后的将军庆喜终于对于天主徒的葬礼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之际，又再次被迫害。明治政府恐于民众不信天照大神的子孙天皇，不服从政府，捕获隐藏的天主教徒数千人，多人殉教。后来屈于列强诸国的抗议，虽没有采取极刑，但是将长崎、浦上等地天主徒集中的地方强制外部移民。

日本近世的基督历史，事实上从二十世纪开始。

笔者想起《圣经》中有《彼得三次不认主》和《耶稣查问彼得爱主的心》的故事，最后耶稣仍对彼得说：“你跟从我吧”。

2007年2月13日－19日
2007年3月19日
（作者谢谢河清先生文字意见)

《自由写作》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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