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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日报》社反右斗争纪实(回忆录·下) ◎ 晓 枫
我要活到“共产主义” 那两只讨厌的“苍蝇”成天都跟着我飞，挥也挥不去。每天晚上他们都守在我的门前，要不要还在窗户上幌动下脑袋。我发现他们不是防我跑，是担心我受不住压力自杀。我想了很久该怎么办？最好的办法就是把话挑明。三天后的一个早晨，我穿戴好衣服，刮净胡子，容光换发，一身精神，笑嘻嘻地向他们说：“不好意思，你们守了我几个晚上，真辛苦，连茶也没有喝一杯。我知道你们怕我想不通自杀，不会的！我要活到共产主义，要过一过‘点灯不用油，耕田不用牛，楼上楼下，电灯电话’的共产主义日子。请你们告䜣张秘书长，我问候他。” 这一招还真灵，守候我的人第二天就撤走了，批判斗争却升了温，隔三差五一次大小会，逼令交待与流沙河、石天河、丘原、茜子等人的关系，说些什么？密谋些什么？渐次渐次迫我交出来往信件，我怕牵连他人，一个晚上，我将不少读者对我小说《给团省委的一封信》读后的称赞书简，一火烧掉。妻子看见问：“烧它干什么？”我回道：“别留着害人。”妻无言，脸色越来越忧郁。市委张静山副秘书长和他领导的反右五人小组，发现从我口里抠不出什么东西，又见我态度仍然强硬，便组织人拼命写大报，竟然将大字报贴到我住家街道门前的宿舍走道两旁，花花绿绿有百多张。只要我上下班一经过，便有小孩子追着喊：“右派、右派，晓枫，黄泽荣……”我心里不是滋味，但又无法表述与回击，这些孩子并不明白事理，受政治空气在操控，就像污浊河沟里没一个干净的蝌蚪。一天，我在家吃饭，一群孩子竟然追进院子来喊，我继母动气了，认为欺人太甚，一边骂这些不懂事的孩子，一边动手撕扯这些大字报，并边撕边骂：“你们做事也太欺人了，贴大字报贴在单位就够了嘛，哪有贴到别人家里来的道理？我儿子是右派我总不是右派嘛！……”妻子有点担心，怕这一撕惹出麻烦。我不言声，心里特高兴：撕，撕，撕，撕个精光，连报社的一下撕才好哩！可能他们也认为此做法理亏，那两个监视我的彭、杨极积分子也不敢上前阻止，无声无息地溜回报社汇报去了，不过此后再没人敢把大字报贴到家里来，看来做人还得勇敢一点。 报社反右斗争搞得轰轰烈烈，批判斗争火力转向新揪出来的右派杨蓓、陈泽昆、邱乾坤、苏定生等人身上，倒把我闲置起来。我便借这闲暇时间，大读特读各种名著，如《契可夫短篇小说全集》和罗曼罗兰的长篇小说《约翰，克利斯朵夫》。书陪伴着我苦闷的日子，知识填补着我空虚的心灵，它给我启迪，它给我力量。通过这些名著，使我更认识了眼前這是非颠倒的世界，人性的真善美丑也在這里受到检验。想不到财贸组的王传生在大家不注意的时候，扔来一个小小的纸团，我溜进厕所打开一看，上面写着這么一首诗：“不要气餒，不要失望，是金子永远闪光，是脓疱一撅不振！”我心里一热，险些流出眼泪来。想不到這位平时从无交往的同志，能冒风险送来关怀支持。又一天中午我去厨房取飯，一位姓刘的炊食员见四下无人，竟然给我一大勺红烧肉，笑着小声说：“吃好吃飽身体好，放宽心想开点，”我默黙点头，以示感谢。 我独坐椅上，抱着高尔基的《人世间》冥冥地沉思苦想：整个中囯无处不充塞着利与害，升和沉的格杀，善与恶，美和丑的争斗。在這无情的格杀争斗中，胜和败往往取决于人的良知和灵魂的洁净。可是政治运动一个接一个，它不但污染了社会环境也扭曲了人性，造就出一个一个的变态的“英雄”，又伤害了一个一个活脱脱的純洁生命。這些“英雄”，這些生命，全是在這不見硝烟战斗中拚杀的结果。因此每个人都自觉和不自觉地变成了一颗杀伤力极强的子弹，自已若要晋升提拔，就必须踩着对方的肩头或射穿他的心脏，不然什么也得不到。生与死，荣与衰，常常是一念之间。人，有生命有渴求的人，谁不趋利避害，谁又不为利祿奔忙？正因为如此，毛泽东“阶级斗争”的学说，才把人的一切最卑劣、最无耻、最邪恶、最残忍、最下流、最暴虐、最冷酷、最丑陋 的灵魂调动起来，并贯以全新的、生动的、美妙的革命词藻，让人可以肆无忌惮地大胆作恶。于是，卖友求荣成了“追求进步”，落井下石成了“站稳立场”，捏造陷害成了“靠拢组织”，告密检举成了“追求进步”，一切被亵瀆，一切被颠倒，人世间再没有宽容、怜恤、同情、仁慈。于是整个社会、囯家、民族全沉论墮落在你死我活的格斗中。我曾经是這个墮落的追隨者，沉沦的营造者，但在這个时候仍有人关怀我，看来人世间任有未被腐蝕泯灭的良心，怎不使我动容！ 八月初的一个星期日，我和妻往带着孩子去人民公园游园，突然发现几个面熟的人在我身后指指点点。我搜索枯肠想了会儿，原来是1952年“三反运动”我在市税务局打过的“老虎”。那场近似玩笑式的运动早已结朿，他们也再不是“老虎”了，我却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一下心慌意乱不知如何是好，回避还是面对？我思虑片刻，大大方方走过去向他们深深一鞠躬，说：“同志，对不起，我当年把你们搞错了，特向你们致歉。” 这几只当年的“老虎”有些懞了，静了会儿，内中一人开怀大笑地说“晓枫同志，稳住，也许他们把你也搞錯了。”不待我回答，他们一闪身加快脚步离开了。我望着他们远去的背影，喃喃自语：“也许他们把你也搞錯了……” 全国反右斗争在“伟人”的亲自领导布署下，取得了可喜的局面，除一些民主人士、名专家、名学者纷纷落马外，运动忽然转向党内。一天，张烈夫总编辑将我叫到他的办公室去，态度极好地教育我一番说：“小黄，对错误认识得怎样？不要悲覌嘛，只要能下定决心改就是好同志，照样会有前途。” 张总编輯是我１９５１年在市郊和平鄉土改工作团的团长，后又是我在三区工作的区委书记，他曾在煤油灯下手把手地教过我的识字，我也曾扛着枪保护他下村的安全，一年前他出任日报总编辑又调我来文艺组作编輯。用他的话说，我是他“看着成长起来的干部”，可他没有保护我，照样把我定为“右派”。后听人说，他想保保不了，上面早早发下话：“晓枫支持流沙河《草木篇》，又参予茜子‘贝多芬俱乐部’，是个‘极右分子’！”有什么办法，到哪座山唱哪支歌，别人也有儿有女啊！ “我天天在思考，为什么自已会成为右派？”我低低回答，望着他那张似笑非笑深不可测，刮得光光的脸。“這就对了”他拍了拍我的肩头，突然话鋒一转说： “你和叶石部长关系不错，他召开的几次鸣放座谈会，你是参加者。他在会上是怎样动员大家发言的，说了些什么？怎么说的？” 我骤然感到：上面要揪叶石了。叶石是是中共成都市委常委，副市长兼宣传部部长，主管全市教育、卫生、文化艺术口，不但有文化水平，还有很强的工作能力，对人不拿架子，是我最尊敬的一个领导干部。我不能落井下石，便支吾其词说：“叶部长没说什么呀！叫大家鸣放不能远离‘双百’方針。”他见我口风紧，只笑说：“也没什么上面叫问一问。” 当夜回家，我把这一情况告䜣妻子。妻不相信说：“不可能啊！昨天叶部长还在市府大礼堂，向全市小学教师作报告，动员反右斗争。” 果不出所料，一周后，叶石部长在全省党代表会上，被省委书记李井泉亲点为党内“大右派分子”。40年后才知道有两个原因把他打成右派。一是，他自来和省委一把手李井泉书記关系不好，1957年3月上北京参加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会后看望中央一位老领导，出门恰遇李井泉也上门来拜望。李心虚，怀疑叶石向中央领导反映了他的问题；二是，他说李井泉未原原本本传达毛主席反右斗争的指示，只有六条划右派的标准，而没有不划右派的六条标准。提供這个材料的人是省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张守愚，也就是《鲜为人知毛泽东故亊》作者张戎的父亲。当然，这些都是共产党内部狗咬狗的争斗，但也可以说明一点，反右是在整人，整那些不听领导话的人。 全国不断抓右派，右派也在不断升级，从人民内部矛盾变成敌我矛盾；从思想意识形态变成了反动分子。我们逐步感觉到它不同于过去的政治运动，看来结果会不妙。因此单位对我们一步一步的加温，开始还一边工作一边反省，后来只反省不在工作，再后赶到报社印刷厂去撤铅版打杂，再再后是集中学习不准回家。有什么办法，应了古语“人为刀俎，我为鱼肉”。既然是圈进鉄笼子里的牲口，就等着屠夫的宰杀吧！
轻轻松松失去自由 1954年全国第一次人民代表大会所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写道：“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上一律平等。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等自由”。但是，這部宪法从来没有实行过，任何公民从来没有受到法律的保护。纵观历史，横看世界，古今中外自有文字記载以来，任何政党都不具直接给非党公民以处分的权力和职能。即使执政党，也绝不例外。执政党不等于党执政。党是党，政是政，党、政必须泾渭分明。不得党政不分，不得党政合一，不得以党代政，不得一党专政。党的信仰、主张、纲领和方针、政策、策略，不是通过党的直接执政、而是通过全体党员的共同努力和辛勤工作来实施的。即使公民犯了罪错，政党只能建议政府职能部门依法查处，不得擅自直接给犯有罪错的公民以处分的。再有任何政党直接给非党公民以处分都是非法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未曾授予中国共产党、中国也没有哪部法律赋予中国共产党可直接给非党公民以处分，中共各级党委直接给非党公民以戴右派帽子的处分，是无法可依、违背法律的，是非法的。 再看中国共产党党章规定，党对党员的最高处分是开除党籍，党章并无书载党具有直接给非党公民以处分的职能，中共各级党委直接给非党公民以戴右派帽子的处分，不仅是非法的，而且是无章可循、违背党章的。还有世界上任何政党都无权直接给另一政党成员以处分。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都应该是政治上平等、组织上独立的政党，彼此是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中共各级党委直接给各民主党派成员以戴右派帽子的处分，不仅是非法的，而且是违背组织原则的。国务院副总理田纪云先生在他《依法治国的一些思考》一文中写道：“1957年的‘反右派斗争’未经任何法定程序，就凭中共中央一个通知，《人民日报》的一篇名为《这是为什么》的社论就搞起来了，结果把大批知识分子，机关干部和民主人士打成‘右派分子’，造成严重后果，使党内‘左’倾错误和骄傲情绪日益发展起来”。胡平在《一九五七•苦难的祭坛》中指出：“……从现代法理上讲，反右运动实际上是一次由国家实施的犯罪，由国家有组织诬陷公民、侵害公民的基本人权，直至非法拘禁，滥用刑罚等等。‘改正’反右运动，首先就必须涉及国家罪错问题。但在中国的政治话语中，所谓国家罪错，从来就是一个巨大的理所当然的空白，更不会有任何国家领导人对国家历次罪错承担半点责任…”在中国，根本无自由和人权可言，不要说“地、富、反、坏、右”纵是清清白白的平民百姓或国家的机关干部以及党团员又怎样？“三反”一来，领导动下嘴：全部集中学习，不准外出，吃住行统一行动，谁敢说這是違犯法律；“肃反”一夜之间翻箱倒柜，把所有人的来往书信与日记查个遍看个遍，谁敢吱一声？无数历史事实证明：在“一言而为天下法尊崇“人治”的中国，尽管有1949年的“共同纲领”和1954年的宪法，实际上仍是一个有宪法而无宪政的国家，毛泽东自诩是“和尚打伞，无发（法）无天”。在1959年他在一个批示中明白申言：“要人治，不要法治，人民日报一篇社论，全国实行，何必要什么法律……” “通知”还规定 “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应划为极右分子：1）右派活动中的野心家、为首分子、主谋分子和骨干分子。2）提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纲领性意见，并积极鼓吹这种意见的分子。3）进行反党反社会主义活动特别恶劣、特别坚决的分子。4）在历史上一贯反共反人民，在这次右派进攻中又积极进行反动活动的分子。” 又说“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其错误应于批评纠正，但不应划为右派分子：1）在根本立场上并不反对社会主义和党的领导，而只是对于局部性的工作制度，局部性的不属于根本原则的政策，工作中的问题，学术性的问题，共产党的个别组织，个别工作人员表示不满，提出批评的人，即使意见错误，措词尖锐，也不应划为右派分子；同样，在根本立场上并不反对社会主义和党的领导，而只是在思想意识上有某些错误的人，也不应划为右派分子。 2）有过类似右派的思想，但是并未发表过或散布过，而且已经认为错误、自动检讨出来的人，或者偶然讲过类似右派的话，现在已经承认错误，而在历史上一贯不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人，不应划为右派分子。3）对于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制度或共产党的领导发表了错误的言论，但是并未积极宣传，事实证明不是出于敌意，经过指正表示愿意转变的人，不应划为右派分子。4）一度盲目地附和了右派反党反杜会主义的言行，或者一度被蒙蔽参加了右派小集团，或者一度被右派利用，在了解右派错误以后，迅速地站在正确立场，同右派决裂的人，不应划为右派分子。5）历史上曾经站在反动立场，现在也没有显著的转变，但是在右派进攻时期并未进行反动活动的人，不应划为右派分子。 6）凡是界乎右派分子和中右分子之间的疑似分子，在尚未查出足以确定为右派分子的充分材料之前，一概不划为右派分子，并且不用斗争右派分子的方法来对对待他们。” 从這些历史文件不难看出毛泽东发动的這场反“反右斗争运动”，完全是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囯宪法”的运动，也是違反中国共产党党章的运动，可是党内党外各级领导干部却没有一个人起来反对他，相反大唱赞歌，鼓掌拥护，而這些被划为右派的分子还相互揭发，俯首就范，竟没一个人说不。我想如果当时右派们敢联合起来说不，决不会有二十多年的悲惨命运。唉，中国知识分子太软弱太没有骨气，直至今天仍然如此，不敢签名，不敢联合起来向中共讨回公道。 有了这把“上方宝劍”，于是在 1957年“十·一” 前夕，党办主任阎凯把我们12名“分子”召集一起宣布：“根据市委通知，从现在起，你们要集中在单位学习，统一食宿，听候处理，想得通要执行，想不通也要执行。这是规定，这是纪律！”大家面面相觑，敢说个不字吗？静了好半天，邱乾坤低声地提出个请求了：“阎主任，我妻子马上临产了，她母亲不在成都，能否过了中秋，我又不会……”阎主任一脸严肃，想也不想回答道：“恐怕不好办，这是市委的规定，哪个人没点特殊情况，集中再说吧。”本来还有几个人也想诉诉苦衷，一见這情况谁还讨没趣呢！ 宣布完毕，每人给半天时间回家取行李。我回到家妻还未下班，继母见问：“怎么这么早就回来，有什么事吧？”我没正面回答，从继母手中抱过孩子，不停在她小臉蛋上亲吻。孩子两只小手搂着我的脖子，咿呀咿呀吐词不清地叫个不停“爸爸，爸爸”。我取出为她出生时买的玩具爬娃，扭上发条放在桌上，爬娃“喀咔喀咔”的扭动屁股在桌上爬来爬去。孩子看见突然动起来的爬娃很惊诧，但没有哭，只紧紧抱着我看，咯咯地笑。不知为什么，我快活不起来，心坎上像压着一块沉重的石头。一种不祥的阴影总追隨着我，对家眷恋的情感越来越浓，生怕失去她似的。這是一个普通的家，每一件物品都是一个故事，姐姐在我结婚前将自用的楠木藤床送给我时深含感情地说：“荣弟，你总算苦出了头，不容易啊！你十二岁当学徒，十五岁参加革命，十七岁就养活爸爸、婶婶，帮姐姐担了责任。现在结婚了，我和你二哥没什么送的，送你们這张楠木藤床，伴你们一生一世，百头偕老，恩恩爱爱，幸幸福福，永远跟着毛主席走，把工作干得更好，为黄家争光。”她母亲虽然对這桩婚姻不甚满意，也送了家里唯一值钱的一张红色木桌，一再叮咛我说：“我把女儿交给你了，一要对她好，二不要叫他累，三你要进步快一点，不能老是个组长。” 我立刻趴在地上向她磕了三个头说：“妈，你放心吧，我会努力的。”当我去年调入报社，在创作上获点小名气，她常拿着发了我文章的报刋，在认识的人中炫耀说：“我那女婿读书不多，你们看他文章写得多好，有点鬼聪明。”现在我成了大右派，她又该怎样向人们说呢？桌上小圆钟敲过六下，告䜣我妻要回来了。我每晚伏案写稿，她特地买回这架钟，作出硬性规定：每晚不能超过下夜两点。我谨守规定，到了下夜两点就乖乖上床睡觉，唯怕惊动熟睡中的她，动作总是轻轻地惟恐打扰了她的睡眠。正想着，房门轻轻启开，妻抱着一束晚香玉笑盈盈地走进来，见我在家喜得上前一吻，尔后又吻孩子。晚香玉的香味弥漫一室，她一边挿花一边说：“时间过的真快，转眼就是元旦了。今年元旦正赶上礼拜有两天假，我们带着孩子去新都桂湖玩怎样？桂湖的金桂真香啊！我记得杨升庵有两句诗：‘月色染碧水，香飘十里闻’。你去了也写它一首怎样？”我静静地没有说话眼角挂着悲伤，妻一下发现我表情阴沉不禁大声问：“有什么事，你今天怎么不高兴？”我把孩子交给她，习惯性地在屋中踱了几步说：“今晚我就要搬到机关去住。”她一下惊了：“为什么？”我望着窗外黑下来的天，一字一板说：“市-委-决-定-必-须-服-从！”她没言串，黙黙地抱着孩子出神。孩子在她怀中叫爸叫妈，手舞足蹈，高兴极了，可她怎知爱她的爸爸就要离开了啊！ 我吃罢晚饭，匆匆忙忙收拾行礼，继母在一旁无语相伴，从脸上表情看，有种说不出的难过。我知道此时我的情感表情影响着全家，纵然未来灾难巨大，作儿子、做丈夫、当爸爸的我，也不能让她们不高兴啊！我调整下情绪，强装笑脸高高兴兴地说：“没什么，集中学习几天，地点在报社，我三天两头会回来的，又不是发配到西伯利亚去充军。”妻子笑了：“要你去西伯利亚，我和孩子来陪你。” 从住家中新街去报社布后街，步行约十分鈡，妻坚持要送我只好同意。我们两人踏着夜色头顶星光，她手抱孩子我肩扛行李，沿着总府街、商业场、华新街、藩署街，一步一步向集中地报社食堂走去。我们走得很沉重，双脚像灌了铅鉄，每向前挪动一步都十分艰难，但又不得不往前走。在这个组织决定大于一切的社会里，我们的命运，我们的幸福，都牢牢控制在党的手里。党是我们的母亲，党是我们的归宿地，像水和空气一分一秒也离不开，纵然叫我们去死，我们敢说不死吗？！到了目的地，党办和保卫科的人，己经在那里清点人数。妻子住脚重重地握着我的手，又叫我亲吻一下孩子，然后我便跨入那深深的青砖大门砌起的门洞，想不到此去便再未回家了。 这种监禁有如现在的“双规”，如果说有什么不同，“双规”规的是贪污腐败的领导干部，那时“规”的是响应党和毛主席的号召，在“整风”中向领导提意见的人。当夜我们集中住在食堂旁边的两大间集体宿舍，白天劳动拔草打扫清洁卫生，晚上各自看书学习互不说话，黙黙地考虑和审视着明天：明天是什么？命运之舟将驶向何处？ 这些时侯我仍然惜时如金，集中精力阅读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和普希金的抒情诗集。当我读到苏俄十二月党人的命运时，感到与眼前我们命运十分近似。但他们作为反对沙皇的囚徒，却能与家人在一起，我们还未放逐便天各一方了。历史啊历史，二十世纪的中国是一部什么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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