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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会议侧记(散文) ◎ 步仁章
上海与香港之间有直通车，我早知道，是否每天有车，不知道，自认为应每天有车。直到去购票，才知道隔天一班，而且正巧错过会议开幕，这样，我只能提前一天出发和抵达。 想不到，刚放下行李，跟着就来了一帮澳大利亚代表。客厅里一下子拥满了，大大小小拉管箱堵在三个房间门口，大家就忙着握手、介绍和摸名片，话没说两句，有两位已在台上架开了笔记本。 大胖子秘书阿海排闼直入，右手拉着一位戴眼镜的中年人。 “这位是外国朋友，就住你们这儿，大家客气一点，啊！”阿海对众人吩咐。 外国朋友？ 中等个子，黄皮肤，黑头发，黑眼睛，看不出哪里来的，可以肯定的是亚洲人。会英语的一位与其对话，两句话一过，转过头告知众人：“越南人。”然后仍埋头弄电脑，不再理会。其他人似乎也没有与其交谈的兴趣，接着先前的话题继续聊。 越南朋友抓着拉管箱，有点茫然，显然对入住哪一个房间犹疑。 我的房间最靠里面，尽管小却有两个床位，我招呼他入内，帮他将一个巨大的深蓝色拉管箱推进房内。 他露出微笑：“Can you speak English？” “A little.Where do you come from?” “America.” 美国？ 越南作家从美国来？ 我搞不懂越南是否有笔会，或是越南笔会就设在美国？他代表的是在美国的越南作家还是整个越南的作家？这次会议，是否有直接从越南来的越南作家呢？可惜，我不知道任何越南作家，也没读过任何越南作家的作品。 问题太多，刚见面如此发问不礼貌，而且我的英语也无法让我心口如一地一个个问。就在我踌躇之际，越南朋友已从包里摸出了一台手提，急急提到了已嫌拥挤的客厅台子上。 我出去吃完晚饭回来，房里就越南朋友在，看他在电脑前的挽袖撸臂样，象是没离开过房间。我有意无意走过电脑前，屏幕上满是图表和曲线，我私下感叹，世上少有也难有单纯的作家，文字世界之外都还得为稻梁谋。 直到我睡下，他仍在电脑前，原想与他抵足而眠夜话一番的打算，落空。 第二天，越南朋友又领来了一位越南朋友。 后者不知是从美国来还是就近从越南来，从外表判断，更可能是后者。前者脸面白晰光洁显富态，后者脸色偏黑，满面皱折；前者衣着光鲜，后者就一件松松垮垮夹克吊在身上。两人很亲热，一路走来还搭着肩膀，显见是老朋友。前者领后者来，是想在我们客房落脚。我记住“外国朋友”的招呼，想搬出让他们合住，可同室会友对我的提议没反应。我有点没趣，想来大约是，一则语言不通，再则就是不感兴趣。 两人四周看看，无甚结果，也就走了。 晚上我回房间，床位已空，前者也搬走了。好在度假营空房多，总有他们合住的地方。 隔一日，我才又看见那位美国来的越南作家。他端坐主席台上，是会议一个议题的发言人之一。几位发言人，他是次要的，发言排在最后。前后不是问题，问题是他的发言几乎没有任何反应。会议一半以上的代表是中文作家，台上台下的交流呼应，主要是针对中文作家的，即便是西方国家笔会的代表。会场上，中文是强势语言，英语是交流语言，越南作家尽管发言用的是英语，可仍然不能阻止下面听众的喝茶、抽烟、上洗手间，我想，那是他作家身份后的越南背景的问题了。 我的英语听力和口语一样糟，再加上没戴同声翻译耳机，竭尽所能听出的就是，越南作家1973年离开越南流亡到法国巴黎，几年后再次流亡到美国。 流亡，他想要逃避的是谁呢？ 似我这般年纪的人，1973年的越南是不陌生的，那是我们当年仅有的一个友好邻邦，越南领导人胡志明、黎笋、范文同、武元甲的名字，报纸、广播上几乎天天有，为越南的集会、游行、示威，也是经常的事。记忆中，我为母亲打酱油的食品店墙上有一条挂了几年的标语，前一句越南什么的已忘，对应的后一句是：七亿中国人民是越南人民的坚强后盾。对比，总是最易令人印象深刻的修辞法，比如，我知道，越南分为北越和南越，就如北朝鲜和南朝鲜（直到今天，我都不习惯说韩国，这是我经常受女儿指斥的一项知识缺陷）、东德和西德，以及我们自己的大陆和台湾。 我还记住了一首政治诗的开头几句： 在越南的海滩上， 诗，是写一个越南英雄的，英雄名字已无一点印象，作者名字却没忘，就是顾城的父亲顾工。 脑袋中胡乱想，却兜不转来，对1973年流亡的越南作家，我难以打上可识别的政治标记。就在他流亡巴黎两年之后，越南总理范文同与美国基辛格签署了越南停战撤军协议。他是在此时再度流亡美国的吧？他要逃避哪一种现实呢？他那位同胞，如果真地是从现在的越南过来，会有什么妨碍么？现在的越南，一切应该要和当年有所不同吧？ 会议主席——一位西方女士发话了，说：自由发言不允许读论文。她口气之严厉，差不多等于直接的指责。 我有点看不过去了，为这位很可能直接来自越南的作家抱不平，他的突然上台又突兀离开，照预先准备的纸片念，形状确有点奇怪，可他的神气完全是正经严肃的。联系到他们是与会的“少数”，且是“少数”中的“弱者”——尽管一位娇小玲珑的日本女作家、一位激昂的南朝鲜，不，韩国老作家和两位着大花纱丽（sari）的印度女作家也是少数，但相比于他们，这两位越南作家始终处在热烈交流和关注的圈子之外——，即便他读的就是论文，又有什么不可以呢？三五分钟的小论文就不能用于发言？会议主旨是自由写作，我们连这点稍稍不同的举动都不能接受和容忍？ 我知道，如果越南作家当场提出异议，我肯定会站在他们一边的。我倒不是萨义德之类的东西看多了，凭良心更凭理智，我很讨厌萨氏这类论调，把相干不相干东西都扯到民族、宗教大义上，徒添混乱，尤其在目前这个纷乱世界上。我支持他们，纯粹是从个体、写作、自由等等基本点出发的。 可，没反应。 这种事情无法代劳。我抱不平，也就仅限于止。 他们应该是愉快的吧？
从虚构到写实（之二） 有这样的说法：只有能驾驭长篇小说，才是当之无愧的小说家。 这种武断，与一般人对作家的想象一致。惭愧，这种说法也颇合我意。 可以想见，此次会上结识笔友杨恒均，于我是多么愉快的事。 真了不得或真了得，杨君一操手就是长篇小说，而且三部系列，合起来一百万字！这真是自学成才，直接成才呀。出道就成熟，没有或长或短、对有些人则一辈子都难望超越的“文学青年期”。遗憾，他在发言时谈的作家经历，不如他写的稿子精彩，而稿子又不如他与室友讲得生动。 他在房内大踏步前后走动，语句快速，伴随着上下翻舞的手势，偶尔停步，快速在手提上点开网页，扬首四顾，向大家证明：三部长篇系列小说有三十万点击率，几十或几百网站转载，多家报刊包括他现时落脚的澳大利亚几大中文报刊连载，这种政治间谍小说，中国从未有过，且至今后续无人……令人敬佩得晕头转向。 这是热诚不是虚浮，就如人精悍却不短小，不为其他，只为交流。 杨君的精悍和热诚，表露在会议的自始至终，会议开幕这一天，他在机场等待整整一天接人；最后一天笔友观光市容，回程是他张罗的，借车、定集合地点、定联系方式，几个笔友晚到半小时，他硬是让司机围着半岛酒店一遍遍转，直到所有人会齐。他预先垫付二千多元车资，回收一半不到，他没声张。 为人无话可说，唯一，我想与杨君讨论的，就是他对自己这三部长篇系列小说的命名。 我搞不懂什么叫“政治间谍小说”，按我的理解，这种分类不通。我这不是信口开河，而是来自我自己读间谍小说以及各类间谍纪实著述的认识。 我读间谍，已有几十年，且至今仍保有继续读下去的浓厚兴趣，旁人奇怪，自己也奇怪。读之外，还搜藏，如果加上侦探、警匪、推理、惊险、悬疑等等小说以及纪实著述，已积有上千本，包括一百余本英文的。我给学生开相近的选修课，也写过文章，如“共产党漂亮的间谍战”，如“间谍的正义——假设下的议论”。顺便说说，前一篇，一个小官僚连名字都不能接受，意思是，共产党怎会搞间谍？愚蠢如朽木粪墙，我无兴趣开导。后一篇传阅了几个朋友，却无任何回应，是有意不回应，我无话可说，只得上网。 或许从来就是，现代专业化社会尤甚，“专家”是对人的赞扬，可我自来就不喜欢什么“专家”，生活如此丰富，一辈子陷于一个专业，不冤曲了人生？不过，若论读间谍小说，我大概可算一个“专家”。 西方战后，大众文化迅速崛起并弥漫于整个社会，通俗小说是其主要内容之一。通俗小说可分两大类，一类情爱，另一类就是侦探、警匪、推理、惊险、悬疑加间谍。不过，就平均水准而言，后一类中，间谍小说是其中写得最好的一种，将其置于这一水平、境界良莠不齐的大类之中，委屈了，如格林（Graham Greene）《人性的因素》和《我们在哈瓦那的人》。格林不专写间谍小说，当代最杰出间谍小说作家当推勒·卡雷（John Le Carre），早期的《寒风孤谍》、《莫斯科情报所》、《伦敦谍影》，冷战后的《巴拿马医生》和《危险角色》等等，不但是第一流间谍小说，同样是第一流小说，无论你以什么标准衡量。《纽约时报图书评论》曾有言：勒·卡雷向所有英语作家提出了挑战，说的也就是这个意思。上升为经典作品的一个标志，就是收入教科书，《新概念英语》第四册有勒·卡雷文章，也是其中惟一谈创作体会的一篇。 “政治间谍小说”，间谍小说还有不涉政治的么？不说冷战为背景的间谍小说，就是其后的以色列反恐（《危险角色》）、第一次伊拉克战争（福赛斯 [ Frederick Forsyth ]的《上帝的拳头》）不是政治？至于政府和情报界忽视人性、为追求政绩和内部纯洁而牺牲小人物（《人性的因素》、《巴拿马医生》），更是政治。若说小说中有较大篇幅写政治，那何不干脆叫政治小说？因为其中有间谍？那王力雄的《黄祸》，其中不也有间谍，而且刺杀总书记，不更应称“政治间谍小说”？ 杨君口口声声汤姆·克兰西（Tom Clancy），三部小说中也多处提到，不知这一名称是否从克兰西而来。我看过克兰西小说，却没注意对其的命名。若有，我想也是少见多怪者的胡乱命名。依我之见，克兰西与英国福赛斯一路，其小说却要比福赛斯低一个档次不止。福赛斯小说注重情节，场面广阔，极具观赏性，在人性描写的深度上，却不及勒·卡雷，不过比克兰西那要绰绰有余了。福赛斯小说，这个那个的名目不少，却没见“政治间谍小说”这个名目。 这点意见，不知杨君以为然否？ 承杨君不弃，他将随身带来的三部系列中的两部送我阅读。回程和返家之后的几天，这两部小说成了我的主要读物之一。 杨君的好意是既请我欣赏也让我评论，可系列中间的一部我还没看。想不到，我这里尚未考虑妥当，杨君又有新招——新招术和新召唤也，他要我先放下“政治间谍小说”，改读他的最新作品《伴你走过人间路》。这是杨君记述自己陪伴患白血病母亲的前后过程以及所引发的对生与死的思考。 我听召唤，五小时，半包烟，一气读完了这部十几万字的纪实作品。 从间谍到生死纪实，跨度如此之大，后一部纪实作品还是令我大起感慨，感受复杂得一时理不清。杨君所面临的现实，可说残酷，母病未痊，老父亲又患上了脑瘤，福不双至、祸不单行的俗语算是落到了他的头上。杨君没被击垮，他毅然将父母亲带离随州——谅我不敏，不知这个小城在湖北哪个方向——进军广州，尽其所能寻找最好的医疗，伴随——更准确地说——率领着父母共同作一场殊死搏斗。 从虚构到写实，在杨君既是文体，也是当下。 杨君邀我一起作生死之旅探求，我接受。
相互走失的友人（之三） 会上听说，一位久居深圳的会友，曾自诩与当地某部门工作人员是极熟的朋友，到香港，象是抬抬腿就过去的事。可大家左等右等，直到会议开幕这位仁兄仍没能过来。据说某部门人员对其招呼，会议之前或之后，随你横竖怎么过去都行，就是会议期间不能去。 事后，我曾与一位朋友抱怨：“不说是朋友吗，怎么又不让过来呢？” 朋友答：“能这样关照，不就是朋友吗？” 于是，又说到另一位会友，千里迢迢赶到深圳，临出关时却被挡驾，因为接到其家乡部门的关照。辛苦兼程不说，路费花销也不是一笔小数，徒劳往返兼可望而不可即的沮丧，不就因为没有“朋友”的关照吗？ 我们理解“朋友”的意义，彼此哈哈一笑。 时代究竟是进步了，不管愿意不愿意，以往的激昂、激烈乃至冲突，现时已多为交谈、交流和交友替代了。当然，仍有激昂和冲突，但这往往发生在确难以调和之处之时之事上，另外就是定势的行为和态度的习惯了。有些具代表性的难于改变，这不仅是自身，也是外界的要求；更有个别起标杆作用的，其实也无须改变，一贯唱美声突然唱起摇滚，不要说，会令对方摸不着头脑而起疑，就是自己一下子也怕踩不准鼓点的。 但“和谐”大体上总是“和谐”了，这真不是说得玩的，原来互相提防，现在走到一起，交起了“朋友”，喝茶谈天甚或饮酒论道，这不叫“和谐”，还能叫什么呢？ 如此大背景下，我经常会想起一位久违的朋友。 朋友聪明，机灵，对文字有很高的悟性，也搞过创作，原本可以在这条路上发展的，而且，我判断能很快突破“文学青年期”渐入佳境。可能是看得多，眼高怕手低，更主要是想挣脱温饱尽快进入小康，在社会刚开始松动时，他就放下笔徘徊到了市场。 说徘徊，是描述其始终未能真正下海又捞到东西。要说早，其时下海算早，要说机会，机会也足够多，凭他的头脑灵活，比他差远了的都发了财，可他没有，且象是从来没走上正道。这只能说——生意人信之不疑的——他的命不好。他卖过西瓜，卖过中秋节粽子，到公司卖过电脑卖文具，可事情都没成。 有一次，他信誓旦旦说能搞到一船三合板，市场上的紧俏货。他到处游说下家，人托人，最后联系上在大学工作的沈君。沈君是极认真的人，也巧，正有生意朋友急需三合板，于是向他详尽打听这船货的来路，成交价，交货地点和交货时间。要的人其实不太在乎细节，沈君琐碎，只是不放心。 他有点不耐烦了，撂下一句话：“你们跟着我走就是了！” 话说到这个地步，再无甚可说。于是，沈君和朋友跟着他连夜赶往那船货所在的外地码头。 第二天，沈君回来了，一张原本就黑的脸，气得更黑了一层。 原来，那里三合板影子都没有，更何谈一船。 他好一段时间没再露面。 他整天热衷于“做生意”，但与原来圈子的朋友还是保持着来往，诗酒议论一起参加，对众人关心的事也同样热心，该出主意出主意，该想办法想办法，使用得多是生意上的脆利逻辑，往往能令整天弄文字的人耳目一新。 似乎就在此时，朋友中渐渐起了风声，说他与某部门人员有“关系”。 那个远不是“和谐”的年代，这种传闻可是非同小可。圈子中朋友都还年轻，没见过大市面，乍闻大惊失色，继而交头接耳，最终有“关系”就成了众人大胆假设小心推出的共识。社会多年养成的非红即白两极化心态，无形之中，就慢慢把这位朋友有意无意地推出了圈子之外。 他感觉到了朋友的疏离，先还在聚会上出现，不久就不见了人影，最后，几乎与所有原来圈子中的朋友断绝了往来。 这本没有什么大不了，圈子内朋友只是一类，人，总还有其他圈子，圈外更有广阔的社会，还有家人。我从旁观察，只是担忧他的内心感受，他的所思所想。最要不得的是，我怕他会被挤压出什么负疚感？真若这样，那就真正令人啼笑皆非了！ 其实，一群已被边缘化的文人，能有什么秘密呢？ 说穿了，不就是一种处世习惯、一种生活方式吗？这任何时候都可以公之告之于天下的。对方是职业，用去神圣化或去魅化的说法，也是一种吃饭的营生。彼方摆出脸谱，此方就一定要作小鬼样跳吗？ 可当年，谁又比谁更成熟呢？ 虽然事不关己，也不在圈子，可我眼看着，心里却不好受。事后，我找了一个无关紧要的借口，专门上他家去看望。 上海大厦背后的老式里弄，我摸着爬上三楼。 天热，他只穿着条短裤，多日不见，瘦长条身形更形瘦长了，如果象西方男人多毛，这样的体形是看得过去的，可他除了两条小腿上稀稀拉拉，前胸一片煞白。这肯定因为我是熟人，他才如此赤裸裸相待。我们的谈话却不赤裸裸，他不象往日那般热情而多话，也不似往常一听项目之类的，就一脸严肃立即进入主题。他知道我知道事情的前后，我也知道他知道我的知道，可明明就这件事横梗在中间，两人就是不说穿。这样，谈话也就总上不了轨道，有气无力，有一句没一句的，用时髦的哈贝马斯概念，我们始终没有达到“理想的沟通情境”。我只得放弃，怏怏辞别，离去。 这是我们之间的最后一次见面。 同一个城市，住地也不遥远，可我们自此再也没有往来。 匆匆人流中，我们已相互走失。
《自由写作》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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