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意孤独的反抗(演讲稿)

——我所谓“独立中文写作”

◎ 杨  炼   

一

    语言和现实常常彼此成为预言。一九八八年，我和一些写诗的朋友在北京成立了“幸存者”诗人俱乐部。选择这个名称的理由，首先在语言层次上：自七十年代末民主墙以来，一些当年“地下”写作的朋友渐渐走到了“地上”，随着出版、出名、出国，逐步放弃了直面现实的严肃写作态度，作品越来越软化和油滑，以至沦为可有可无的文字游戏。这也是一种死亡，精神的死亡。与此相对，“幸存者”就是这个厄运的反抗者。我们的自觉，一言以蔽之，就是坚持由“深”而“新”——由人的思想独立，激发作品鲜明的创造性。但当时我们谁也没有想到，“幸存者”竟预言了一个这么可怕的现实。死亡紧紧追赶这个词，血淋淋地证实了它。八九年天安门大屠杀之后，谁还敢说自己不是幸存者呢？我们甚至远不止幸存于天安门的枪口，那一刻仿佛一道裂隙，突然撕开了油污的时间，让我们看清了所有年代里的无数死者。那些日子，当全世界为天安门的血震惊和哭泣，我却震惊于人们的震惊、更为遍地哭声而哭泣。我哭我们忘却的能力，倘若天安门成了我们见证的第一次死亡，那在此之前包括反右文革等等的一次次毁灭哪儿去了呢？我们为之哭喊控诉过的数千万死者哪儿去呢？连我们这次流泪，是否也其实与记忆无关，仅仅意味着冲洗和背弃，洗净了，腾空了，好为下一场屠杀再哭再震惊？对中国人来说，死亡数字的庞大，其实远不如死亡的空虚更触目。这是为什么，我的《一九八九年》一诗，结束于“这无非是普普通通的一年”。普通，普遍，因为死亡的处境不会过去。这根语言——现实——语言的链条上，天安门是一个坐标，确定了所有中文文学作品的位置：“幸存者的写作”。
　　与死者相比，幸存者毋宁说承担着更大的厄运。死者只面对死亡的一刹那，天安门前的年轻鬼魂们，怀抱着信念和理想，或许相信自己头上英雄主义的光环。他们不知道，同样是一九八九年，从天安门开始的民主运动连锁反应，导致了东欧、苏联一系列共产党国家的垮台。历史在我们眼前清清楚楚地背道而驰，东欧苏联作家“回家”之日，恰是中国大陆作家开始流亡之时。他们同样不知道，九十年代以来的中国，迅速蜕变为“金钱文化大革命”风起云涌的中国，一个老百姓准确评价为“最坏的社会主义加最坏的资本主义”的中国。他们甚至不可能想象，中共的权利和金钱也能走出国门，实行全球“专政”。在今天，中国政府对法轮功、开明媒体、维权律师们的恶性镇压和西方大公司的见利忘义“相映生辉”。他们真该慨叹啊，当这个世界上唯一流通着自私、冷漠和玩世不恭的“硬通货”，他们真是白死了。才十几年，他们已被投入了五光十色的“中国神话”里那个讳莫如深的遗忘的黑洞。
　　二零零六年二月，我发表了一封致中国领导人胡锦涛和大不列颠首相布莱尔的公开信。迫使我不合时宜地打破沉默的，是一系列发生在中国的镇压民众维权、迫害律师、查禁媒体的事件。二十一世纪了，中国官方镇压者的粗野和肆无忌惮，仍只有中世纪的噩梦差可比拟。我写信，并不是对他们抱什么幻想，而是给他们指出“底线”。对中国官方，那底线是：不动用军队朝维权民众开枪，保障维权律师的生命安全，不刻意压制有良心的传媒工作者表达一息尚存的正义感。对布莱尔，那底线是，不屈服于订单的诱惑，守住人权和民主的原则。又是一年过去了，中国政府的回答，是逮捕高智晟，给他判刑并隔离囚禁；是继续禁书且毫不掩饰查禁的原因，例如刚刚激起公愤的查禁章怡和女士的《伶人往事》以及另外八本著作；是阻滞大陆作家参加这个第一次在“中国境内”召开的国际笔会大会。底线被突破了。这些事件已经与“冷战”时期的意识形态之争无关，仅仅与以权谋私的利益集团有关。在既丧失了传统人格诉求、又没有西方法制的中国，一个“利益”黑手党真的建立起了他们自己的盛世。那确实是一个“唯——物”的世界，一切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甚至教育医疗等等领域里有用的人都被裹挟，民众的资源财富公然被劫夺霸占。脱下陈旧意识形态的词藻，一群权利狂的病态如此赤裸。这样，连我们想做“幸存者”，都只剩下苦笑的份儿了，因为这“贪欲”与古今中外的恶俗毫无二致，既无耻更无聊。历史连“怪圈”也不是，它根本没有圈，只是在原地沦落得更糟，环顾大一统的污染世界，我们活着却彻底走投无路。要说绝境，这就是了。

二

　　但这对我们也不陌生，当代中国文学走过的，正是一条被我称为“噩梦的灵感”的道路。噩梦是现实的挑战，灵感是文学的应对。某种意义上，它们的能量恰恰成正比。如果“反抗”一词，能挣脱情绪化的喧嚣，而回归为文学个性中的内容。那么，自文革结束以来，我们思想和写作的经历，就可以简要概括为七十年代末至八十年代初的“政治的反抗”、贯穿八十年代的“文化的反抗”和九十年代中期迄今的“诗意的反抗”，这是三个阶段，更是同一个追问的三个互相递进的层次。
　　“政治的反抗”直接基于文革的惨痛经历。文革虽然不是中共制造的首次噩梦，但它把所有中国人都卷入了灾难，把整个国家变成了舞台，每个人以自己的角色，参与了一场开幕时像正剧、高潮时是悲剧、回顾中成了闹剧的演出，而唯一的成果，是在毁成一片的废墟上，每个人发现自己的生命被“减去十岁”。我这一代诗人作家，如果说有一个“启蒙”的话，只能说是来自文革中的种种亲历，那与其说是思想的，不如说是肉体的，甚至不仅是我插队时饥肠辘辘、精疲力竭的肉体，更是那个封闭着满心疑惑重重焦虑却又左冲右突走投无路的肉体。或许正因为分析力的匮乏，这一段人生经验才保持了它的原始和浑厚，才至今仍在投射能量。这也可以说明，为什么七十年代末的“民主墙”对我意义重大。在那里，我个人的种种疑惑，突然通过来自全国的数十万上访者，与一个深刻得多的提问连在了一起：“谁之罪？”一迭声呼喊“浩劫”不重要，谁应该对这场浩劫负责才重要。毛死了，但魏京生对政治民主化的一声呼吁，照样把他送进了邓小平的监狱。“伤痕文学”曾风行一时，可那伤口何曾痊愈过？继续滴淌的鲜血中，谈论“伤痕”是否太早也太奢侈了？八十年代初朦胧诗引起的争论中，我亲耳听到老诗人绿原这样说：“什么朦胧？我看他们其实很清楚——清清楚楚地反党、反社会主义！”这指责当时足以致我们于死地，不过我暗地里不得不同意他的阐释。那些作品是诗，但诗的能量正来自我们周围和内心里血淋淋的现实。我一直强调八三年所谓“清除精神污染”运动的独特意义，因为与文革的半催眠状态不同，这一次，中国知识分子是睁大着眼睛，目睹文革思维和话语的噩梦迎面扑来。正值我的长诗《诺日朗》被大规模批判，我“政治的反抗”意识也完成了自觉：我们必须进行这个反抗，其原因不是因为专制制度不容忍诗歌创作，而是诗追求思想和言论自由的天性，不可能容忍专制制度。这两种思维之间，绝没有共存的可能。这样，另一个问题也就清晰了，评判中共专制，只能看“有和无”、不能看“多和少”。就思想原则而言，专制无所谓“改善”，它关押一个作家就是关押所有作家，查禁一本书就是查禁所有作品。反抗它，不是为“我们”，是为了每个作家的“我自己”。它唯一的归宿就是被彻底取消。
　　“文化的反抗”是政治反抗的自觉引申。八二年以后，大陆文学界一度兴起了“寻根文学”，一大批作品，不再只直接讨论政治和社会问题，而是深入到乡村旷野、历史神话、中国社会的深层结构、汉字本质和汉语思维方式、乃至偏远族类血腥鲜艳的原始生命中，去探索我们的文化源头。这个潮流虽被冠以“寻根”一词，但其实，它正与美国黑人式的对“根”的肯定相反，它要寻找的是我们文化中——因而流淌在我们每个人血液里——的“劣根”和“病根”，并由此解答“政治的反抗”无力触及的深层问题：在这个专制制度中，我们每个人扮演了什么角色？仅仅是受害者？抑或同样也是迫害者？至少是以沉默和屈从，默许了灾难的发生？外在的问题其实更是内在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化总的思想主题，是古老文化传统的现代转型。但五四以来几代人的努力，不仅没建立中西之间基于文化自觉的对话和互动，反而转出了中共这样一个中国专制史上最黑暗最恶劣的版本。我们高喊着“革命”的口号，却“前进”到了丧失起码的人性和常识的地步。一次次美好的理想主义，一次次被歪曲成丑陋的现实，谁给中国施了可怕的巫术？当我们的诗作，似乎“自然而然地”使用起大雁塔、长城、故宫、黄河、《易经》等等古老意象，诗人潜意识的冲动，已经从表现“时间的痛苦”深化进“没有时间的痛苦”了。八十年代中期是许多作家重要的转变期，我们不约而同地，把创作的能量从依赖体外循环的社会“点滴瓶”，转回到作家自身。“噩梦”也不再只停留在社会的、群体的表面，而落实到自我之内、个性之内、语言之内。要说“反抗”，现在更是对自我压抑、自我扭曲的反抗。这同时也就在要求一种自觉。都说文革造成了文化废墟，但是什么造成了文革？我们对五四以来急于打倒、扬弃的中国文化传统，究竟理解过多少？二十世纪的中国人，堪称世界上最极端的文化虚无主义者。正是由于我们自己对中国语言和文化价值的盲目，使毛式“西化”用一堆空洞的马列大词，就轻易装饰了一个根本不配称为“传统的”极权，直至人们从文革醒来，突然发现手中只剩下“共产党文化”，和被这个所谓文化彻底整垮了、弄乱了的世道人心。“文化的反抗”既带来文化的自觉，更带来了文学的自觉。每一层追问又都是“灵感”，构成了我们对生存更深的理解。八十年代有一条很清晰的思想轨迹。从质疑政治到反思历史，再到探寻传统思维方式，直至重新解读文化之根——中文的语言学特性。这不是群体运动，而是一个作家内在的思想深化。通过它，文学逐步挣脱了或正或反的“工具性”，不再仅仅被动地反应社会事件，而是以理解人之根本处境为目的，主动从中国现实深处提炼对存在的哲学思考。我曾经谈过，被掏空了个人创造活力的所谓“传统”不能被叫作传统，那样的五千年，充其量只是一个冗长的“过去”。而直到八十年代的文化反思，我们才终于又接通了“活的传统”的血缘。一个从属关系一定要颠倒过来，总称的传统应当植根于个人创造力，而不是相反。“文化的反抗”落到实处，就是一个人的质量。正因为以上发生在思想领域里的内容，才使我们至今把八十年代称为“严肃的”、“精神的”，并在回忆中对之充满温暖的乡愁。更重要的是，文化思考积聚的能量，最终都会返回现实，指向脚下那个仍在培育恶性生态的制度——八八年我出国时，已经可以清晰嗅出空气里浓郁的压抑和愤怒，一根火柴就能将其引爆。所以，八九年的动荡，对我来说不仅不出乎意料，简直是势所必然。
　　我把“诗意的反抗”作为这整个系列的最高层次，不是想给出一个大团圆的结局，恰恰相反，是想指出一种绝境、一个彻底的不可能。今天，“中国经济神话”已经是一个全球共识。仅以英国伊顿公学为例，这五年选学中文的学生，就已经从二十多名一跃而成了二百多名，中国在牵动经济嗅觉最发达的英国人的鼻子！尽管《中国农民调查》之类的内部报道，在明明白白揭露中国政治经济制度的极度不公，尽管西方独立知识分子在反复告诫，中国经济的腾飞建立在对劳动者的恶性盘剥之上，但这并不能阻止资本主义对金钱的嗜血天性。如果说西方大投资者、西方政府们在面对中国人权时秉持的双重标准，堪称纵容中共专制的话，那些由古狗、雅虎般直接参与的迫害，则简直就是对中共暴政的唆使。中国的独立知识分子现在的处境远比冷战时期更艰难。这里没有意识形态的分野，没有不同社会理想的竞争，有的只是国际利益集团的大联合，权钱勾结对任何反抗实行集体镇压。八九年大学学生和老师并肩上街抗议的局面，再也不会出现了。因为被大笔项目预算收买的老师们，现在已经成了捍卫官方的第一道防线。更不用说那些在中国大大“走红”的作家吧，他们很清楚正是这个扭曲的“市场”使他们获益，那怎么可能改变它从而断绝自己的进项？连统治者都学会了，通过被统治者的贪欲去自动完成的控制，才是最彻底、最完美、最身心一致的控制。这可以说明为什么，一边是网络时代的资讯开放已经渗透了生活的方方面面，任何稍有思维能力的人都不难对中国现实以及自己的应有态度做出判断；可另一边是我们越来越少地听到个人——尤其那些大陆文坛上“著名的”知识人——发出的抗议声音。这个“自我查禁”甚至不是出于恐惧，而是心甘情愿。当前一星期还在西方控诉流亡的“流亡者”，转眼却摇身变成一只“海龟”，抢回到大陆讲台上分一杯羹；当和我有过共同经历的同龄人挑明了：“今天谁反对共产党就是反对我”，我就知道“代沟”不再能解释中国了，时间也没有“进化”的必然性。我们面对的是一种中西合璧版的虚伪加实用，一种能极度无耻残忍的玩世不恭。这同时是一付醒脑剂，它让我们意识到，我们的困境远超过五四一代，因为五四人的理想主义不乏粗浅，但至少真诚；也远超过冷战时期，因为我们已没有了可供抉择的互相竞争着的社会观念。冷战的结局，究竟是民主自由的胜利，还是资本的胜利？当或左或右的党派沦为同一种竞争挣钱的公司，是否赤裸裸的自私成了唯一的胜利者？环顾中西，这个时代的特征，正是社会思想资源的可怕贫乏，导致人性一派萎靡颓败。置之这块精神的“死地”，我们能否“而后生”？倚仗什么“而后生”？这是一个真正的挑战。所谓“诗意的反抗”，就是一种孤绝处境中的不放弃。我在八五年就写过，“人在行为上毫无选择时，精神上却可能获得最彻底的自由。”作为中国诗人，我认为清晰意识到走投无路并非坏事。中共的官方或资本的官方，都是以实用名利兑换独立人格的。而全方位的提问者和批判者，到哪儿都应该“不为五斗米折腰”。这就是诗。渗透在一个人品格中的首先是味道的纯正，恰如一首诗的境界和立意。我们一步步抵达的这个绝境，对诗人们太熟悉了，这恰恰是真诗歌古往今来从未离开之处，连一丝蜡烛光都没有，朝任何方向刺击都能击中黑暗和虚无。

三

　　“诗意的反抗”让我想到，应该有一种跨国界、跨语言的传统，仅仅由诗人心灵相通相连的传统。死在颠沛流离途中的不只是屈原和杜甫，也有奥维德和但丁。欧洲现代主义艺术思想的萌发，恰在殖民主义全盛的一战前后，当社会主义国家的观念还没在世界上出现，那个大师杰作辈出的时代，是否也只能被视为一个个孤立无援的艺术家决绝的个人反抗？中国军阀混战的二十年代，当鲁迅还在发出《呐喊》、哀吟《野草》，他被四顾茫然的文化孤独逼出的作品，远比那些后来合群的“投枪”、“匕首”深刻锋利。五十年代败退台湾的大陆知识人，第一次大规模创作出“中国流亡文学”，由此在生存经验上、也在文学意识上真正打通了中文与国际世界的联结点。天安门屠杀之后，首次出现了大批大陆流亡作家，一个从活法到写法脱离共产体制返回自我承担的过程，说是一次精神上的脱胎换骨也不过分……二零零三年我在柏林，和南非著名诗人汴庭博（Breyten Breytenbach）做过一个关于诗歌深度的对话，标题《唯一的母语》来自他引用的一个句子：“诗歌是我们唯一的母语”。正因为有这个母语，我们才有了一个诗歌的祖国。这个联合国之外的特殊国度，有另一种全球化。“诗意的反抗”，孓然而不绝望，所有自觉的思想者都持有我们的国籍。
　　那么，在今天，我期待看到什么样的“独立中文写作”？首先，言由人立，还是要回到写作者，检验他或她人格品味的纯正。判断人品时，一些古老的法则远比时髦的词藻有效，例如良心，例如诚实，例如仗义。一句老话“心安理得”，把人心和天理的关系写得清清楚楚。欺弱凌下、俗颜媚骨，到哪里都是恶奴嘴脸。坑蒙拐骗，投机取巧，自古就是小人的标志。我的几乎不识字的老保姆，一辈子看人全凭人性和常识，却几乎从不走眼。她自己的正直善良，至今仍是我心中美好人品的榜样。将近一个世纪以来，无数被引进的西方高论，在脱离了它们产生的历史文化根源之后，成了中国人嘴上的空话。又因为空，总能让别有用心者塞进任何内容。想想给土匪巧取豪夺以借口的“共产”，给专制权力抬了一路轿子的“历史”（唯物主义），把打人杀人变成全民狂热的“革命”，还有至今方兴未艾的“后学”……其实，世道人心哪用那么多复杂的言词？一部《红楼梦》写尽了人性的曲折悲欢。曹雪芹的贵族风骨，正与他十年著书时的薄粥黄叶相映衬。而章怡和终于为《伶人往事》拍案而起，也印证了为人为文根本上的一致。我至少在文学上是一个“血统论者”，不过对不起，和只当过土匪头子的中共父辈那一代无关，我是说两代以上的深层血缘里带来的高贵气质和傲骨，给人品作品一派纯净、一种透彻。以此观之，王蒙追捧《红楼梦》也俗不可耐；王朔侃市井村言反而清雅可喜。人没活到位，话也说不到位。“独立”者，敢言敢当也，不向任何权贵世俗催眉低头——“没有天堂，但必须反抗每一个地狱”。
　　中国文化的现代转型，核心命题只是一句话：我们能否在古典和当代之间建立起一种“创造性的联系”？正是一个绵延几千年、自成体系又诞生过无数杰作的古老文化，给我们的作品一个纵深，让我们无法只停留在另一种宣传上。独立人格不是口号喊出来的，它必须由语言和形式的创造力来证实。这里，我不得不说，就连我们对汉字和中文的理解，也还极为肤浅。当汉字只被当作“工具”粗陋盲目地使用，而没人去精研它视觉、音调和多重涵义合一的性质，更不被看成一种独特思想的载体，它就其实继续在被我们自己悲惨地忽略。当以中文书写系统为基础、贯穿了诗经、楚辞、汉赋、骈文、唐诗、宋词、元曲以至八股文的伟大形式主义传统，还没被正名，甚至还在遭到贬低，我们放弃的就是判断今天作品价值的最佳参照系。当汉字动词的“共时性”，宏观时通过《易经》、《黄帝内经》、《道德经》的思维方式，微观时渗入一首八行“七律”的结构，把天道人性之不变，直接呈现在我们眼前。那决不止是“东方的”，而是人类时空观念中一个独特的层次，正该启发我们自己的哲学思考。附带一提，请注意，一个绝妙的“间”字，就把“时间”、“空间”变成了被翻译的纯粹外来概念。转型中的中国文化，是一个正在发生的全新现象，它充满了分裂，既不同于中国古典也不同于西方，却又把中西文化都变成了自己的思想资源。就像每个人身上在发生受控核聚变：个人对现实的追问是“体”，古今中外都能为我所“用”。这里的大开大合、纵横交错，到现在为止，世界上还没有任何一个现成“理论”能够描述它，也尚未写进任何一本教科书。但，这恰是它的能量之所在。活在这个大原创之中的我们，只能责无旁贷，去试图创造那个理论、写出那本教科书。我把我们的写作，直接称为思想——艺术项目：“在今天，中国艺术家必须是思想家，否则什么也不是。”
　　但现实总和人们的愿望逆反，事实是，我这一代五十岁上下的作者（特别是诗人），虽然应当正在人生经验、写作意识强盛之时，却几乎个个都已经停笔了。最近德国汉学家顾彬在访谈中指出，中国作家和作品有很大的局限性，被很多不值得思考的题目浪费了精力。这个问题点得到位。多少其实根本不值得写的“作品”，打着“中国制造”的印记被生产了出来！这是我们文学批评匮乏、价值判断混乱的最佳证据。粗陋的政治标准对文学作“政治正确”判断的时间已经太长了。也许现在才到了时候，能让我们用哲学和美学的纯净标准编选一部当代中国诗选，在人类文学史的参照中，判断自己的创作究竟有没有、有几分艺术价值。中国写诗的人太多，而能把写诗变成一种内心之旅的真诗人太少。说到底，每个作家自己就是一个传统。他能否走出一个个阶段，创造自己又抛弃自己，做到孔子所说而庞德盛赞的“日日新，又日新”？这才是真正的挑战。中国生存之严酷、文化生态之贫瘠、精神价值之匮乏，在在指出我们困境和自觉的深度。尽管“深度”一词，犯了后现代流行观念的大忌。但环顾古今，撑得起人类文化脊梁骨的，仍然多是严肃严厉深思精美之作，却绝少插科打诨、哗众取宠、油嘴滑舌。今天的世界，甚至比冷战时代更充满火药味和紧迫感；今天的艺术思考，已经能站在沉淀后的二十世纪对面，反省其“为新而新”的迷信。我期待看到的“独立中文写作”，要既深又新，因为内涵之深而不得不发明新的表现形式，并在这两者间形成某种“必要性”。“诗意的反抗”，意味着拒绝简单化。在为人上，秉持清晰的政治态度，但不以其代替生存感受的复杂。在文学上，恪守明确的道德价值，又不因此影响作品内在的丰富。在此，我甚至要重提“纯诗”的概念，正是生存经验之极度不纯，使得“把每一首诗作为纯诗来写”的形式要求更苛刻，坚持诗学标准评判作品的理由更充分。人的处境整体地呈现在一部佳作里，包括我们的种种自相矛盾。
　　中文里最吓人的一个词是“知——道”，道都知了，还剩下什么可能性？时间的幻象，其实早已被一个没有时态变型的中文动词取消了。我们赫然窥见人性深渊下的那片黑暗，从古至今纹丝不动。那个佛家之空、道家之无指出的“不可能”，早已涵括了我们现今经历的一切。那是不是说，终于走到尽头了？这走投无路之处，我们还能活什么？写什么？二零零零年新年，意大利电视一台问我：“诗对你意味着什么？”好个三天三夜回答不完的问题！于是，我说：“从不可能——开始。”



２００７年１月２６日

《自由写作》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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