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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乐的异乡人 ——乔治·格鲁沙诗文选 ◎ 廖天琪 译
我也曾经
五月丁香
遮阳帆篷卷缩着
——给马丁，1989抵达彼岸
穿过草地 他走着
土地 空气 大海和光亮
像我这样一个在水晶之夜诞生于波希米亚的文人，可以把自己的生活当成一幕失落的时代的话剧。 我们都知道失落的时代。按照经典的说法（就如马塞·普罗斯特小说《追忆似水年华》里的模式 ），这是一种介乎于梦幻与真实之间、相互矛盾的怀古。把精力都消耗在叙述“别样的”、从前的上面。开始还只是宿命，后来就成为生命 ，以致弄假成真，把一切都糟蹋了。 文学家要逆转这种庸俗的多愁善感，就激活往事。文学家善于跟踪和解密，有点像个侦探，作品并不是没有瑕疵的，却总能受到欢迎。最早是行吟诗人和歌手采用的吟唱方式，有了文字后，依然需要他们。许多被遗忘的事，又从尘封之处显现，好似慢动作的影片一样。即便是诗歌的形式，都可以看出时序，其顺序是不会差错的。人们可以指责它、赞美它，也可以模仿它。 手中掌控着现世的统治者都喜爱文人。往往抬高诗人的地位，允许他坐在自己宝座的旁边。 有些诗歌也挺管用的。比如说，阿利昂 的故事。他落到海盗的手中，要被处死，他要求死前还唱一支歌，结果他的歌声迷住了海盗，一只海豚驮着他逃走了。当然还有奥菲厄斯，他是诗人这门行业的天之骄子。他一唱起来，树木花草都会移动到他跟前，鸟兽也要围绕着他聆听。 我把里尔克写的关于奥菲厄斯和尤里蒂克的诗 翻译成捷克文。翻译过程的痛苦，不亚于把阴间的这对情人拆散。我为歌咏之神赫尔莫斯挣扎着，天知道，这样的重叠韵律在捷克文里是没有的。作为奥菲厄斯的伙伴，赫尔莫斯对诗人的败笔很不满意： 连在这首诗里，奥菲厄斯都无法完全依赖自己的艺术，我认为他并非不相信尤里蒂克有跋涉到遥远路途尽头的意志，他只是要确认自己的神奇艺术能够打动阎王哈德斯。他必须接受现实，如果对自己没有足够的信心，就必得借助神的力量了。显然诗人还是有缺陷的。他们那时候也有自己的敌人，比如阿利昂传奇的作者欧维德 就有。作者对他们的文学学科 有着职业性的傲慢。他们知道一个故事要怎样叙述才传神，也不在乎过去发生的事，跟他们笔下描写的不尽相同。由于说故事者不是现世的主人翁，而是公众心目中具有魔法的时代推演者，因此每个故事都是臆造的。诸神赋予诗人们编造故事的能力，但真正的目标用意他们则自己掌控。我倒颇欣赏这种方法上的局限性。 一直到罗恩戈林的天鹅 取代了阿利昂的海豚，对吟游诗人的崇拜到这时才算告终。作为作曲家、诗人、革命起义者的李察·华格纳，又是国王的朋友，他开启了新的转折点。他是位多才多艺的人，自然要创造全面综合的艺术，其严密紧凑令人赞叹倾倒。这场歌剧很快就发挥了巨大的魔力，不出意料之外，在第一时间内风靡了当时的艺坛。我还记得，连我第一次看到圣杯骑士时，都感动不已： 不仅如此。我很早就对“华格纳式”的重叠效应抱有怀疑，它太美了，二元对立太强，因而容易被破解。空想的故事不能太过戏剧化。需要就事论事一点，应当包含终极性的知识，最好是有科学性的包装，同时它的美学又能挑战伦理，甚至取而代之。 青年马克思老是写诗，他总也该有些货真价实的思想才是。在后叙事诗的时代，诗人的话语有别种传递的方法。如果想要造成影响，就得用科学的方法，也就是所谓的文学科学，于是他无中生有，信手沾来。 他的预言很枯燥，未来却是炙热的，可以自己输入程式，天堂很人间化，被选中的人眼前就有。人民都进了工厂，虽然有报怨之声，也仅是暂时的。明天生产者和受益者就是同一人了。今天在这里什么都做得到，大不了推到明天，那光辉灿烂的明天哪！它的大内主管就是那些万能的诗人。那些同志们可是真正的大智者呐。 以前时间的三度空间只限于艺术作品，现在成了日常生活里的部分：地狱，现时世界和天堂，可谓三位一体了。未来成了现在，现在已经过去，过去的也都彻底解谜，所以也就一笔勾消，都扫进垃圾堆去了。那里反正是一切异类东西的归宿。 就像我这种不相信空想和事实 是一回事的人，和不苟同他们捏造出来的所谓“诗的本质”的这些异类。那种诗意的预言和“诗化的政治”令我恶心，恶心的还包括这儿那儿一批批御用文人的良好感觉。他们似乎只问后果，不顾源头。如此这般，我又步入自己第二轮的“失落的时代”，在一个一句顶万句的世界里，被孤独包围着。 一切事预先就设限，一切都变成可以随他们的意而简化压缩，并且随叫随到。人们生活在恳请式和命令式的语境当中，这种语言又是建立在不受公共舆论监督的概念之上的。谁要有自己的话语，他就会被独夫们没完没了地盯上了。他只能把当下[作人的]权利交出去，过去的又变得复杂多意了，对未来可得千万小心。在灿烂明日的贫瘠中——罪恶啊。 如此这般，我坐在一个狱中的审问者面前。弄了半天，他追着一些事盘问，后来他突然冒出一句：“您是犹太人吗？”我有点儿丈二金刚，本来想回答：“最多也只算个杂种哩。”后来一想，这家伙大约不会懂我的指桑骂槐，而我目下的情况的确很糟，因此我说：“您为什么觉得我像呢？” “因为您一付委屈的模样，好像所有倒霉事都落到自己头上。” “所有的事儿？”我思量着。我不就是个《失落的时代》中的乔治×格鲁沙嘛。“不，报告长官，”我大声地说：“我是斯拉夫人，跟您一样。说真格的，您是不是也宁愿当美国人呢？” 他沮丧地笑笑。这家伙的名字是斯莫利克，即倒霉鬼的意思。他看上去正是这样，他大约宁愿坐在受审者椅子上的是个普通的恶棍，而不是他眼前这么一个麻烦的夸夸其谈的作家吧。我也有点愿意和解的念头。到底为什么他和许多其他的审讯者都不认为我是个货真价实、土生土长的捷克人呢？到底我是怎样在自己的国家变成了异乡人呢？我脑际闪过一个斯拉夫语的句子：“所有的诗人都是犹太人。”这是俄国女诗人马莲娜·绥塔捷娃说的话。她心里是最清楚不过的。她于1917年革命后离开祖国，来到布拉格，里尔克为她写过一组诗，我也曾经翻译过。在死于希特勒和斯大林治下，二者选一的情况下，她于1939年回国，果然很快就死去了。 审讯我的这倒霉鬼，一上来就想把我归类到某个特别的异类禁区去，由于感到窘迫，还是无知，或是出于某种情绪，他要把我划规到非我族类之中。我们家乡往往如此，把陌生的人，都视为犹太人。他也一样，由于脑中有个假想敌，所以一拍即合。这个政权是反犹太主义的，时而公开，时而隐蔽。 这样极端的二元世界观其实建立在我们文化的一神论上。利用所谓进步的神圣经典，发明出一种病态的一神论。文学被过高地估计了，被认为是这片大陆上最后的一支力量。因而仇恨一切读书人。 我认为文学领域的代表者，其实是以哲学家治国的柏拉图理想王国的迟来继承者。大家知道，在那儿诗人也是受到讥笑和排挤的。 他们不仅咒骂抱怨，还让孩子们变得怯懦……他们是说谎者、诬蔑者、危害国家安全者， 把他们都交给卫士带走吧…… 斯莫利克也使我成为易受攻击的目标。虽然我对煽动性的预言家和掌权的哲学家很感怀疑，但是我最不愿用这样那样的包装，来把自己扮成算命先生。我们应当追求的是现世，而不是终极的时代；要学会阅读各种文本，而不是寻求最终解决的妙计。世界是个通过沟通对话而进行新陈代谢的有机体，而不是聪明人可以从上往下充气的实验室。我再重复一遍：真理即是建设，是个能持久团结、充满活力和开放的大社会，是包容而非排斥的一种机制。不妆扮，先查颜；不要惯性地一味追捕，而应去发掘；要调解，而不是侦查。 我要画一幅图，当一个“构图员”，不要当“弄墨者”。我对独裁者的话语系统进行解构，被认为是触犯了共产专制的天条，然而那是我的构图结果。我自认为，我的故事虽非佳作，但是总比国安局的神话可读性要高些。我不能代表更高的真理，更谈不上在真理中身体力行了。 就是这些，让斯莫利克觉得非把我从这警察王国放逐不可，赶出马列兄弟的幻想园，也许他想到旧约上提到的巴比伦。我坐在“水边”，“思念犹太王国并且哭泣着。”夹在被驱逐者的混乱的语系中沉沦，最终把自己的捷克文也丢掉了。不管怎样，我的时间第三次被窃取。 的确，我被放出笼了，却失语了。后来情况好一些，甚至有些文友把我当成同行（其实也是对的），而跟我联络。由于已经预感到自己未来会经历同样的文人的命运，就像二战之前大部分人那样。他们要在我这儿印证，他们具有的有关小说的知识，也是一种具体的未来科学。他们相信自己在世上的不幸，并非这个职业本身使然，制度的错误，造成人人自危。这类人数目还相当多，他们深信不疑，以为我已经失望地放弃一切了。我的座右铭是：一个幸福的制度是从来不存在的，不过我的音量放小了。如果这些文友只谈空想，我就要求他们讲述自己确实经历过的。可是他们说那经历的并不重要。就好像不幸有车祸发生，从客观角度来看，这跟路的方向没有关系。换句话说，天空虽然阴沉，但是星星依然闪亮。西方社会的人似乎知道如何从银河里掏银子。他们毫不惊讶地继续相信小说臆造的世界。 有一次，我将他们拉回现实。他们惊愕地退后了一步，好在有了这个拉开的距离，我终于看到自己的星星了。我不知它是不是黄色的，也不知这是否那位长官斯莫利克给我在身上做的刺青。总之，它是我流动监区的大卫星，它光芒四射，我开始喜欢它了。我带着陶醉的感觉，认真地对待这个演大戏的马车星座，并且不再感到气愤。 后来，我注意到还有其他一些不当预言家的人。于是心里有了主意，要把大家汇聚到一块儿，组成一个马戏团。虽然众人的热情不高，但是彼此也颇能取些乐子。而这巴比伦迷宫比我原来的波希米亚村庄可宽敞多了。我又想，也许我们可以重新演出《大地之盐》 。这是一个尚未打出名声的神，所勾勒出来的一幅有点不和谐的、关于钻牛角尖的人类的蓝图。它显示了未来城邦的发源地，在那儿，真实和虚构只偶然交媾，却并不会生出一个九头蛇怪 来。也就是说，我们建立了一个小社会圈，那儿能包容带着恶作剧笑容的真理，而且未来也还能保有它的生命力。于此，我甚至生出了幸福感。 不久之后，我去了布达佩斯。作为自由人，我用的是一本德国护照，来到一个布满了柏拉图式卫士的国家。不过，这里毕竟比荒谬大行其道的布拉格松弛一点儿。有个大会在此举行。在已经逐渐起步的改革氛围中，来自西欧的西佬和东欧社会的东佬 、像我这样入籍西欧的东佬以及像乔治·康拉德那样没入籍却很西欧化的东佬共聚一堂。在康拉德家中，我作了一场如下题目的演讲：“曾经的预言家和卖文者”。我不客气地批评，我们这些大巨轮后面 的东欧阵营里的异议分子，已经冷静地看透了那个所谓实现了的乌托邦，而西方社会的同行们还依然相信它。我十分惊讶，在西方，作家们是按字计酬的。“格鲁沙先生，只要一千五百字，不能超过！”有一回，我的代理人如此写信警告我，令我诧异不已，因为自己还习惯于旧的写作篇幅。单是这样一个词——作者的篇幅，就寓意颇多，因为那些“同志们”知道我们作家很能洋洋洒洒地挥笔。现在听到西方作家是一个个字出售的“卖字者”，令我感到尴尬。 首先得慢慢适应。作者是有著作权的人，卖字者有什么？也许他们有汽车和旅行护照。作为卖字者行列的新加入者，我把自己在东欧不作预言家的经验说了出来。奇怪的是我并没有立即觉察到不作预言的核心意义，这次是由我这样的异议分子来讲述新版本的故事，得到不少掌声。 下一位演讲者站了起来，又是位东佬。他名叫丘尔卡，是个斯拉夫名字。我先就笑起来了，其他的人也都发出会心的微笑。他开始发言，讲的是有关“匈牙利部落”，我只理论上知道一点。他的发言跟我的如此背道而驰，令我惊讶不已。真是臭不可闻，令人跌破眼镜，目瞪口呆。听得我直咽口水，我的的预言家的故事当然也就完蛋了。 流动监区的星星愈来愈明亮，好像它需要补课。我跟着它，它走哪儿，我走哪儿。不是按照自己希望的原则，而是一切随缘。我甚至喜爱上这种偶然性。我着迷于尼采（又是个哲学家中的诗人）那种对将要发生的事全都抱持肯定的态度。这一句勇敢的话：“是，我要写我的故事，不管需要付出怎样的代价。”我觉得这话是很到位的。热爱现时，就表示也爱那一切不可知的未来…… 一段美好的时光开始了。第四个[监区]吗？它是多层次的，正在呼吸着的。我的写作灵感又恢复了，我甚至采用另一种语言。也许是为了让我看清楚，所有信誓旦旦的本土国粹是多么虚伪吧，我看见奥菲厄斯为所有的野兽弹唱，也为我们这些猿猴类的人类，我喜爱以前发生过的事，赞美可以界分的、骚动的时代，直到它破裂爆炸。直到我的诗变成政治。大变革的那一天到来了。柏林围墙坍塌了，斯莫利克果真倒霉，至少看上去如此。 我开心而迅速地返回家园。也有欢乐的碎片啊，它们的形状不就像霜花或者雪片的花纹吗？ 我曾被那些人讥讽为预言家诗人，其实我跟他们是在同一条船上的。以前他们指控我“诬蔑”，现在事实证明我的带有预测性的评估都一一兑现了。这一切，就好像奥菲厄斯不仅回过头来，而且在赫尔莫斯的眼前吻了尤里蒂克，救回了她，并让她怀孕了。罗恩格林又坐着天鹅拉着的船驾临，并终于在巴本德扫除了嫉妒。这样的故事还算是神话吗？一个层次分明、相互衔接的情节，将教训和情欲合二为一，不是吗？或许是赫尔莫斯很狡猾，要惩罚我？问题是，他，盗贼的包庇者，做错了什么？或者，“我们作错了什么？”我们人那么多。 我为自己定了新的规则：既然要当预言家，那至少当个中庸之道的先知。中庸是美德。这是唯一人类能依靠的美德。要适度合宜，忌讳仇恨，爱别人的真理。这一切跟文学有什么关系，值得我去捍卫吗？这不过又是另一种行为守则的版本，听起来似乎有点令人生疑。我承认，确实如此。有首诗常慰我心，我把它当成祝祷词： 啊 上帝 啊 维纳斯 啊 莫库尔 偷儿们的保护神 上帝或维纳斯是否听见了我的恳求，我不得而知，狡猾的莫库尔反正听见了。我新的亭子间是大使馆。不是甚么愉快的工作，却是实实在在的活儿。我成了大使了，属于那种展示别人的聪慧的人。这是第五次所失落的时间段。我如今还在里面，这会是最后一次了吗？ 希望不是，因为我的脑子还在继续活动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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