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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风雨中一羽毛(自传选) ◎ 巫一毛
献给我深爱的女儿茉莉儿子小龙 献给所有在动乱中失去童年的孩子们 和那些曾经爱过他们的人
前言 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我终于明白人们关于你可以埋葬过去的说法是错误的。因为过去会自己从坟墓中慢慢爬出来。
《追风筝的孩子》卡勒德•胡赛尼（2003）
《暴风雨中一羽毛》是我的故事，也是成千上万不为人知的孩子们的故事。我们这些孩子，不幸生长在灭绝人性的“大革命”时代。 来到美国许多年后，在人性的环境中生活，看着我的孩子放肆地生长，我终于有足够的勇气，挖掘埋葬在心底的过去。 我多次回到生长过的城市、村庄，采访许多亲戚、朋友、老师、同学，搜集相片、资料、故事，才能写出这本书。在此衷心感谢所有帮助过我的人。 坎坷人生路，走了很久我才渐渐相信：人性中，真善美最多；人群中，好人最多。但有很多年，我无论如何不能相信这一点。而那是我最应该相信世界完美无缺的年代。 我的童年，我过早失去的童年。 经历革命风暴，我侥幸活下来。数千万受难者，包括许多孩子，没能逃过厄运。那些天真无辜的孩子中，有好几个我的朋友。 希望这本自传能够为历史存照，为那些在动乱中失去生命的孩子们立碑。但愿讲出我的故事，我成长的时代的故事，可以让同样的悲剧不再重演，让所有的孩子们尽情享受与生俱来的权力——童年和幸福。
巫一毛
美国加州 2006年
引子 探监者 当我还是小男孩的时候，祖母告诉我，一位“文化大革命”期间居住在中国的远房伯父的故事。他答应给在美国的亲戚寄相片。他说，如果情形好的话，他会站着，如果坏的话，
他会坐着。在他寄给我们的相片里，祖母悄声说，他躺着。
黄哲伦
(1997) 火车站到劳改农场有十几里路。没有公共交通工具。所有探监者都必须走着去。 抱着我的年青妇女，把我从一只胳膊换到另一只，用空出的手把背上的大包袱往上推，然后开始漫长旅途的最后一程。她走走歇歇，汗流浃背。周围没有可坐的凳子，没有可遮荫的树，甚至没有野花杂草。烈日下，惟有一望无际的黄土平原。 那天是1961年6月3日，星期六，我三岁生日。
我们经过几片布满土丘的坟场。高低不平的土丘是囚犯的坟墓。每个坟上插了一根木条。
每根木条上涂抹一串数字。每串数字代表一个曾经活过的男人、女人或者青少年。
政府认为，还活着的犯人不应该浪费时间去埋死了的。每死一个犯人，他们就通知家属来埋。
死者家属们扛着铁锹，背着包袱，缓缓地来去，偶尔用茫然、悲哀的目光幽灵般瞄我们。 过了大约一个小时，我们才走完一小段路。她停住，把我放到地上，忧心忡忡地望着远方，不知能不能在放风结束前赶到农场。 一位老人坐马车远远而来。他穿一身旧得认不出颜色的衣服，戴顶破草帽。他的皮肤晒得黝黑，门牙掉光了，脸干瘪瘪的。马车上高高地堆着干草。那匹皮包骨的老马慢吞吞地拖着车，每迈一步，都好象是最后一步。年青妇女走到路中间，摆手让老人停车。他勒住缰绳，不耐烦地看着我们，什么也没说。 “大爷，能把我们捎到劳改农场吗？”她恳求。“我累坏了，怕错过探监时间。
我带女儿去跟她爸见第一面，也许是最后一面。”她眼圈红了。 老人看看老马，又看看我们。“这马又病又弱，”他迟疑地说，“拉不动再多的东西。” “您行行好，光带孩子，没什么份量。帮帮我，咱们赶紧走吧。” “好，把小姑娘放上来，”
老人说。 她从干草堆里拨拉出一块地方，举我坐上去。老人发出口哨般的声响，老马慢吞吞地起步。 马车缓缓而行。她用手扶住我，不让我掉下车。走了几分钟，老人扭头问，
“从哪儿来？” “安徽。” “好几天的路程，”
老人说。 “可不是么。” “孩子几岁了？”
他问。 “今天正好过生日，三岁。” “叫什么名字？” “一毛，”她说，“名字是她爸爸根据杜甫的诗取的。您听过吗？”她喘着气背诵起来：
诸葛大名垂宇宙， 宗臣遗像肃清高。 三分割据纡筹策， 万古云霄一羽毛。 “我知道这首诗。”
老人眼中闪出兴奋的火花，口齿不清地接下去。
伯仲之间见伊吕， 指挥若定失萧曹。 运移汉祚终难复， 志决身歼军务劳。 “您记性真好，”她夸赞道。 “好久都没聊过杜甫了。”老人小姑娘般羞涩地笑。 “住在附近吗？"
她问。 “是啊，留场就业。” “来这以前您做什么？” “小学老师，”他说。
“在这多久了？”
“八年。”
“八年！有孩子吗？”
“一儿一女，见面恐怕也不认识了。”
“有机会回家吗？” 老人盯住她，仿佛用眼神问她是不是在开玩笑，终于说：“不可能吧？” 老人的话勾起她的心事。她沉默了。 “她爸爸，”过了一会儿，老人指指我说，“来这以前做什么？” “在北京当教授，”她说。 “教授！教什么？”老人问。 “英语。他在美国留过学。”
“在美国留过学，现在到这里当教授，”老人摇摇头，若有所思地说。“这边，那边都有许多教授。”
他指向一排排插着木桩的坟。 走近山坡，老人停住马车。“只能带这么远，下车吧。”
他带着歉意说。“如果他们发现我让你们搭车，会找我麻烦。” “还很远吗？”
她担忧地问。 “不远，就在那边。”老人往前指。 她边抱我下车边说：“大爷，您真是好人。您叫什么名字？” “我？名字？
嗨，叫我905131。”老人苦笑一下，
再次发出口哨般的声响，老马又慢吞吞地起步。
她环视四周，叹口气说，“毛毛，我们去看爸爸。” 到达山顶，一座庞大的建筑出现在眼前。高高的红砖围墙上插着铁丝网、碎玻璃。阳光下，碎玻璃闪着刺目的光。一座座瞭望台，像一个个狰狞的魔鬼耸立在高墙上面。瞭望台里，岗卫们透过望远镜看我们。
远处的田野里，数百人在干活。他们带起的尘土，像片片黄云浮在周围。离得太远，她连男女都看不出来，更不用说认出谁是她的丈夫了。 她抱着我，走进劳改农场大门，在登记处把探监证明递给岗卫。“还来得及吗？”她焦虑地问。
第一部 动乱 我看见中国的形象是一头老母猪，既老朽又疯狂，竟然会吞下自己的孩子来维持自己的生命。她贪得无厌，过去就吃掉许多幼嫩的生命，现在又狼吞虎咽新的肉和血，而且肯定还会吞下更多的。 《狂人》哈金 (2002)
1 大饥荒开始后的第四个冬天，我被送还给家人。那是1962年元月底，春节前几天。我三岁半。
我住在天津市和平区幸福里。一幢小洋楼里，总共住了九个大人、七个男孩、五个女孩。我和姥姥住在一楼靠门厅的房间。姥姥房间隔壁，住着爸爸妈妈和三个姐姐。楼上三个房间分别住着三户舅舅、舅妈和哥哥姐姐们。
那天黎明，我在姥姥身边香甜地睡着。梦中有人温柔地推我。我迷迷糊糊地睁开眼，朦胧中看到爸爸站在床边，食指放在唇上示意我别吵醒姥姥。他把我从房间抱出来，放在走廊的板凳上，然后回去把我的衣物和唯一的玩具──布娃娃，装进旅行袋。
爸爸帮我系好围巾，穿上棉袄、棉鞋，戴上毛线帽、手套。他穿好大衣，拎起旅行袋，挽住我的手。他几乎没出声地拉开门闩，把门开了一条仅够我们挤出去的缝，然后把门带上锁好。 天空飘满雪花，寒冷孤寂，前院覆盖在绒毯似的新雪下面。看到我在滑溜溜的鹅卵石路面上站立不稳，爸爸弯腰把我抱在怀里。他直起身，姥姥房间的灯亮了，传出隐隐的呼唤：“毛毛！” 我在爸爸怀里扭头要喊：“姥姥，我在这儿。”
“嘘，别出声，”爸爸说。 爸爸匆匆出了院门，踏上幸福里小巷。姥姥焦虑的声音和雪花一起在风中飘散。“毛毛!
你在哪儿？”
走出幸福里，过了两条街，爸爸停下歇口气。我搂住他的脖子，把头偎在他的肩上。在街角车站，我们上了公共汽车，坐车穿过沉睡中的城市到了火车站。 爸爸买好火车票，抱着我挤进站台。
我拉拉他的领子问：“爸爸，我们去哪儿？” “去合肥，我送你回家，”他答道。
“爸爸，我们家在天津啊。”
他举起食指放到唇上。 突然骚动的人群吓我一跳。刺耳的口哨声和催人上下车的吆喝声此起彼落。我们随着人流涌向车厢。 爸爸紧紧地抱住我。人群稍微稀松，他沿着车厢往前跑，边跑边从车窗望进去找座位。跑过数十节车厢，他冲上阶梯，进了走道。一位妇女左手拎着包袱，右手抱着孩子，从走道那头挣扎过来。爸爸抢在她前面几步，跌坐在唯一的空位上。她焦急地看看四周。旅客们从走道两头进来，把她卡住，进退不得。
爸爸站起来，把旅行袋举到行李架上，然后坐下，把我抱到腿上。那位妇女抱着和我年龄相仿的女孩儿，站在我们边上。女孩儿的脸冻得红红的，清鼻涕拖得老长，泪汪汪地盯着我。 一阵尖啸的汽笛声和男人的吼叫声，让还在站台上的人群乱跑起来。车厢晃动着，走道中的乘客使劲抓住车上方的把手或椅背，仍然免不了撞到别人。诅咒声、谩骂声响成一片。火车越开越快，乘客的粗声大气随着车轮的节奏化为轻言细语。 火车沿途停靠许多站，每个站台上都挤满人。许多人裹着毯子或床单，在寒冬里光着脚，冻得直哆嗦。一些旅客是在假日探亲的途中；另一些是到城里黑市上卖东西的农民。他们带着装满家禽的篮子、网兜和箱子，挤满走道。他们推推搡搡地上车下车，车厢里挤得水泄不通。 每到一站，空气中都重新渗入了废气、香烟和家禽的怪味。人们嚷嚷着、叫骂着、抱怨着、推搡着。混乱的人声夹杂着鸡鸣猪叫。我坐在爸爸腿上，乐呵呵地看着。 不久，咕咕乱叫的肚子提醒我：早饭中饭都没吃呢。 “爸爸，我饿。” 爸爸从口袋掏出一个旧报纸裹着的小包。打开来，里面是两个煮鸡蛋。他给我一个，把另一个裹好放回口袋。我摘掉棉手套剥蛋壳，碎蛋壳散落在地。我身边响起一声刺耳的呜咽。那个在母亲怀中的女孩儿哀求地把手伸向鸡蛋。我犹豫着咬了一口。女孩儿大哭大叫。走道里几个饿得皮包骨的人，也盯住鸡蛋。 我把鸡蛋捂在手掌中。女孩儿的母亲在她耳边低语，让她安静下来。我决定先睡一觉再说。 醒来时，周围异样地宁静。我张开手掌，鸡蛋没了！我趴到地板上找，只找到碎蛋壳。我抬头看看女孩儿——她下巴上有点蛋黄，睡得正香。 我悄声告诉爸爸：“我还饿。”他给了我仅剩的鸡蛋。我马上剥了蛋壳吃掉它。 爸爸替我把娃娃从旅行袋拿出来。我给娃娃讲旅途中发生的事，告诉她火车有多挤，我有多饿。我答应她，到家就喂她一个鸡蛋。 “喜欢娃娃吗？”爸爸问。 “喜欢。” “那是妈妈给你的礼物。” “不是，”我说。 爸爸想说什么，忍住了，扭头望着窗外。 我记起几个月前，一位年轻妇女带个男孩儿来咱家。她和姥姥爸爸说话。第二天，她带我乘火车去一个肮脏的地方，还让我叫一个好可怕的人爸爸。我哭着躲到板凳底下，大叫着要回家。 带着男孩儿离开前，她送给我娃娃，说那是生日礼物。 娃娃是用布塞满棉花缝成的。原来没有面孔或者衣服。姥姥爸爸把她装扮得好漂亮。爸爸找来一块塑料，替她剪了个面孔，给她画了黑黑大大的眼睛、粉红色的脸颊、深红色的双唇。
我在一边看着爸爸让娃娃活起来，蹦跳着拍手。姥姥给娃娃做了连衣裙和布鞋。 我总是和娃娃玩。她脸上的色彩开始脱落，塑料面孔也有裂痕。我答应她，回家吃完鸡蛋就让爸爸给她做个新面孔。 2 第二天拂晓，车厢里的高音喇叭喊着：“合肥站到了。”
“毛毛，到家了，”爸爸说，从行李架上拿下旅行袋。他紧紧地抱住我问，“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我答道，并不明白除了去见姥姥、妈妈和哥哥姐姐们，我要准备好做什么。 爸爸让我箍紧他的脖子，然后挤出车厢、上了站台、走到大街上。 寒风凛冽，我感到脚下一冷。这才想起我夜里把棉鞋脱掉，下车时忘了穿。 “爸爸，”我说，“我的棉鞋还在车上呢。” “什么？”
他不敢相信地问，低头看到我的光脚。他抬头望望拥挤的火车站，生气地说：“这么不当心，又得糟踏钱买新鞋。”他无奈地解开一个大衣扣子，让我把脚插进去取暖。 我们挤上公共汽车，站了半个小时下车，再走几十分钟，最后在一栋宿舍楼门口停下。
爸爸看看门上的号码说，“你爸爸妈妈和哥哥住在这里。从今天起，你也要住在这里。”
我吓了一跳。“不对，”我使劲摇头说，“我们不住在这里。我们住在幸福里。”
“我带你见他们。”他没搭理我。 “不要，我要回家，”我用颤抖的声音说，“我要姥姥。” “毛毛，”他说，“听好了，不许再叫我爸爸。我不是你爸爸，是你二舅。叫我二舅。” 眼泪从我脸上噼噼啪啪地滚落下来。我搂住他的脖子痛哭。“不要扔了我，爸爸。我乖。我听话。我再也不叫饿了。不要扔了我，不要，不要，不要。” 我粘在他身上抽泣。他拍着我的背轻声说，“好了，毛毛，好了，别哭。” 爸爸抱着我上二楼，敲一扇门。一个剃平头的男孩来开门，好奇地看我们。爸爸朝宿舍里喊了句什么，一男一女匆匆跑出来。女人惊喜地嚷嚷：“二哥，真没想到是你们啊！”
我害羞地把脸埋在爸爸的大衣上。 她摸摸我的胳膊说，“毛毛，过来，妈妈抱抱。” 她听起来挺和善的。我抬头看了她一眼。站在她身边的男人透过黑眼镜框的厚镜片看我。“毛毛，记得我吗？”他问。 我摇摇头。 “我是爸爸，”他笑着说。 我迷惑地看着那两个陌生的大人，一个孩子，止住哭泣，依然搂着爸爸的脖子。女人说，“二哥，快进来。你们肯定又累又饿了。”
她弯腰捡起掉在地上的娃娃。 她拍拍娃娃递给我，问：“毛毛，这个娃娃是我送给你的。还记得吗？”
我接过娃娃，抽抽鼻子，摇摇头。 “毛毛害怕呢。”爸爸说。 爸爸抱着我从走廊进入一个房间。房间里有一张方桌，几条板凳，一张床。 “姥姥在哪儿？”我怯怯地问，谁也没答理我。女人向我张开双臂说，“毛毛，过来。”
爸爸把我递给她。我挣扎着抓紧爸爸的大衣。他用力把我的手掰开，我哇的一声哭了。把我拉过去时，她注意到我没穿鞋的脚，就问爸爸，“毛毛的鞋呢？” “别提了，这孩子，丢在火车上了。” “先找双凑合。”女人说，把我抱进隔壁小房间，放到床上，替我穿上一双大拖鞋。她告诉我：“毛毛，慢慢走，鞋才不会掉。” 她抓住我的手，帮我从床上滑下来。我往外走，没出房门大拖鞋就掉了。我停下来，用脚把鞋一只一只地反钩过来穿上。 她哈哈大笑，我也咯咯地破涕为笑。为了防止鞋再掉，我拉着她的手，迈着碎步回到隔壁房间。 直到坐在摆了饭菜的方桌边，我才感到有多饿。我狼吞虎咽地解决碗里的饭菜，举起空碗说，“妈妈，再添点儿。”
大家用好奇的眼光看我，不知道是因为我叫她妈妈，还是因为我要添饭。“没了。”妈妈答道，扭头对其他人说：“毛毛这口天津话，合肥的孩子听不懂呢。” 那天晚上，二舅和爸爸，我也改口那样叫他们了，把一张小白床搭了给我睡。小白床带弹簧的绷子离地一尺多高，四周都有栏杆，一面的栏杆可以拉上拉下。妈妈把我放到小白床上。一丁，我的新哥哥，睡到爸爸妈妈的床上去了。二舅睡在小白床对面，一丁的床上。 我躺在小白床里，听大人们在隔壁说话。 “还记得你送毛毛来天津，”二舅说。
“我怎么也忘不了，1960年2月。真舍不得啊，她才一岁半，可是有什么别的办法呢？”妈妈说。 “没有。”二舅说。“毛毛已经跟我们过了二年多，她只知道我们那个家。你们得给她一些时间适应新环境。” 我听见擦火柴的声音，闻到一股香烟味。 “咱娘把自己的饭省下来喂毛毛。”二舅说。“大伙儿谁劝也没用。她总是变法子尽着毛毛吃。再不把毛毛送回来，咱娘得饿出事儿了。” 二舅的话，让我想起几天前发生的事。我和姐姐们躲猫猫，跑进姥姥和我的房间，藏到红木大衣柜里。一阵脚步声，有人进来。 “娘，把毛毛赶走，说句不吉利的话，再住下去，她会害死你。”是二舅的声音。 “不要，不要赶她走。”姥姥着急地说。“毛毛一点也没给我添麻烦。” “别护着她。我都看在眼里，”二舅一字一顿地说。停了会儿，听到窸窣的揉纸声。二舅说，“在黑市买的。每顿饭，您都尽着毛毛吃。她长得挺好，您却饿病了。答应我，把这个吃了，不给毛毛。” “不，不给毛毛，”姥姥重复道。 二舅走开，我从衣柜溜出来。姥姥从太师椅上抬头看到我，脸色马上开朗了。 “过来，”她悄声说，笑着向我招手。我跑到她跟前，爬到她腿上坐下。 “快吃。”她把一小包用旧报纸包着的炒花生米递到我面前。我抓了一把，大嚼起来。 姥姥催我：“快吃，快点。” 还没吃完，二舅来了。 “怎么回事？”
他责问道，用力抓住我的下巴，掰开我的嘴，仔细地看看、嗅嗅。我又痛又怕，哇地哭了。 “
毛毛是我的外孙女。”姥姥说，把我往怀里拉，仿佛那是最好的辩护。 “不会让她再呆下去。”二舅狠狠地说，放开我走了。 姥姥从衣襟里掏出手绢，替我擦眼泪，然后一粒一粒地喂我剩下的花生米。看着我吃花生米，她搂着我，摸着我的头，无声地哭泣，喃喃地说，“毛毛，我不让他们赶你走，毛毛。”
虽然我不明白“他们”是谁，“赶走”意味着什么，姥姥的眼泪让我靠在她胸前抽泣起来。“我不要他们，不要赶走。我要姥姥。” 几分钟后，
姥姥止住泪。“找姐姐们玩去吧，毛毛。姥姥累了，得歇会儿。” 隔壁屋里的说话声打断我对天津的回忆。
“真对不住娘。”妈妈说。 “娘饿病了，整天无精打采。医生说娘因为缺少营养才浮肿。她的口粮，大部分都喂了毛毛。不能让娘拿自己的命去换毛毛的。”二舅说，长吐一口气。 “把她送回来是对的，”爸爸说。 “你们告诉娘这事儿，她说什么？”妈妈问。 “我们不能告诉她。”二舅说。 “你们什么也没说？”
妈妈吃惊地问。 “怡楷，”二舅说，“大伙儿都觉得事后再告诉娘比较好。她会哭、会闹，可是生米煮成熟饭，她过一阵就会接受事实，就会吃东西，恢复健康。” “说的也是。天津的粮食缺到什么地步？”
妈妈换个话题问。 “我们的口粮不够吃，”二舅说。“谁都不够。最起码，我们还活着。大饥荒，全国都一样，三年多了，真难熬！附近乡下的农民到天津来，能卖的东西都卖了。没东西可卖了，就要饭。甚至有人卖孩子。卖不掉的孩子，唉，真不愿想这事儿，经常在街角、河面、铁轨上发现他们的尸体。” “唉，安徽也一样，”妈妈说。“黑市的东西让我们少挨些饿。没别的办法。我们一家三口，现在四口，靠我的工资过活。 “宁坤，学校会给你安排工作吗？”二舅问。 “不知道，”爸爸答道。“没工作就没工资，没公费医疗。” “全国饿死了多少人？”妈妈问。 二舅说：“听说几千万，我相信有那么多。” “我也听到类似的数字。”爸爸说。 “谁能解释为什么？”
妈妈问。 “没听到解释么？”
二舅说。“天气不好，三年自然灾害。” “哪儿也没旱没涝的，根本与天气无关，”爸爸忿忿地说。 “什么时候才能熬出头啊？”
妈妈问。 “现在就剩希望了，”二舅叹气说。 “希望，”爸爸重复。一阵长久的沉默。 二舅走进我睡觉的房间。“爸爸。”我坐起来，从两根木栏杆间盼望地看着他。 “毛毛，你还醒着？叫我二舅，记得吗？” “嗯，二舅，带我回家吧。我要姥姥。” “不行，毛毛，这儿是你的家。你就住这儿。”二舅说。 “我要姥姥。”我呜呜咽咽地说。“爸爸，二舅，带我回家。我再也不吃姥姥的花生米，再也不闹饿。” “毛毛，躺好，睡觉！”二舅命令道。他在一丁的床上拉起棉被盖到头上，面朝墙躺下。 第二天早上，前天还是爸爸，昨天变成二舅的人不见了。我独自面对新家的三个陌生人。
《自由写作》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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