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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汉太学生运动考(文论·续完) ◎ 张桂华
三、形成运动的因素和条件 太学生为营救鲍宣，举幡而起，汇聚千余人，造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学生运动。太学生为何举幡振臂一呼就能会聚千余人？太学生为何挺身而出直接干预现实政治？他们行为背后有着怎样的信念？另外，朝廷为何如此轻易就对太学生让步？ 要成就一场运动，需要有诸多条件和契机。这里说的条件，是指相对确定的必须要件，比如发起运动的领袖人物和参与运动的群体，运动的名义和参与者共同的信念，运动的诉求对象的可能反应等等。所谓契机，则是随机出现的临时性事件，契机不可预期，也无法预见。太学生运动中，鲍宣的“摧辱宰相”以及随后自己被拘入狱就是这样的事件，就是发动运动的一个契机。只有这诸多条件和契机在一个时空点上的适当组合，才可能成就一个运动。 因为契机的不可预期和无法预见，所以对任何运动的预期、预见和预测都是不可靠的。但因为各种条件是相对确定的，这又使根据这些条件所做的预期、预见和预测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其合理性在，尽管不能预期、预见和预测何时何地会发生运动，但运动一旦发生以后，对其性质、发展的方向和可能的结局还是可作出大体判断的。 汉代太学生运动是历史事件，无须再作预期、预见和预测，我们只需要对此次运动的相关条件作出分析。对这次运动作分析还有一便利因素，因为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学生运动，第一次即前所未有，前所未有，也就可将这第一次的诸多条件与以往作比较，确定哪些条件是前所未有，如此也就能更好地理解这次运动发生的各种必要条件。必要条件既明，前面几个问题也就可加以解答了。 从西汉太学生运动前后的历史事实中，我们可析离出三个主要相关条件：太学的创设及扩大和太学生的集聚、士大夫维护道统与正统的道义承担和朝廷可能的态度，下面分别予以解析。 条件之一：太学的创设及扩大和太学生的集聚 汉武帝采纳推行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政策，建元五年（公元前136
年）将原有的诸子传记的几十个博士全部罢免，专置儒家诗、书、礼、春秋、易的五经博士，作为官方权威的阐释者、研究者和教授者。西汉既以儒学治国，于是提倡研究儒家经学，除五经博士外，另着手培养儒学人才，为此采取了两方面措施。 一方面推行贡举、察举制度，元光五年（公元前130
年），朝廷诏令选举通一经以上的官吏补考高级官位，这是用利禄官位来奖励儒家儒学发展的一个重要举措。创始于隋唐的科举制度，即渊源于汉代的选举制度（但两汉举士，不论哪一科都须由郡国察举，因此，总体而言，还是一种察举制度，不是考试制度）。另一方面，由朝廷设立官方学府，集中、系统地培养儒学人才。西汉的官学分为中央与地方两种，中央官学即太学，地方官学即郡国学校。这两种官学，不仅是程度上更是地位上的差别。元朔五年（公元前124
年），汉武帝接受董仲舒、公孙弘建议，置博士弟子员即太学学生五十人，正式成立太学。 西汉百余年时间内，太学获得了迅速的发展。 汉代太学生来源多样，可以由太常补送，郡国选举，也可考选或因“父任”而入学。入学的资格和年龄没有统一规定，因此，太学里有十几岁的少年学生，也有六十岁以上的白发老人。当然，太学生还是以青年才俊为主体。 太学生称“博士弟子”或简称“弟子”（以后东汉称“诸生”或“太学生”），太学初设时，由太常选择“十八岁以上，仪状端正”的官僚子弟充当，作为正式生；而从地方上选送的“好文学、敬长上、肃政教、顺乡里、出入不悖”的乡绅子弟，只能做不受名额限制的特别生（受业为弟子）。弟子（正式生）有官俸，特别生费用自理。自武帝以后，随经学的发展，太学规模迅速扩张，太学生人数也急剧增加，昭帝时增至百人，宣帝时为二百人，元帝时即增至一千人，到王莽辅政时，为太学生建筑的校舍，其规模能容生员近万人。 春秋战国时各学派大师身边都有不少弟子从学，孔子据说有弟子七十、门徒三千，但那只是私学，私相授受。作为朝廷制度设立的官学和招收学生，西汉的太学和太学生是首创。太学生运动，当然首先要有太学生，而且要达到一定数量，才可能造成运动的规模和声势。这一条件在太学初设时谈不上，到西汉末年已经具备。鲍宣事发之时，太学生约在五千上下，如此规模，才可能有振臂一呼千人云集的景象出现。仅就这一点而言，汉代太学生运动，如果早一百年、甚至早五十年，都是不可能发生的。 此处需要补充的是：在社会发展上，古代社会是没有青年这一社会角色的，社会尚未出现这一分类的基础。古代社会除了儿童，就是成人，儿童玩耍，成人谋生。只是到了现代社会，因为社会的进步和富足，因为社会需要所有人在求职谋生之前掌握一定的知识技艺，这才产生了在人生中专设青年这一阶段的必要。因此，青年阶段的单独划出是现代社会发展的成就。 汉代太学生真可谓是天之骄子，在社会尚未提供青年期之时，他们就早于所有人而提前得到了这一份礼物，拥有了自己的青年期。虽已成人，却不劳作，声气相求，研习经义，有固定的官俸供给，既无衣食之忧，又无家小之累。当时类似于太学生如此规模集聚的群体，除军队外，其他任何社会阶层都是不可能存在的。而太学生的社会地位和相对的自由气氛，军队中士兵是不可同日而语的。如军队般集中、集聚也是运动的一个有利条件，太学生如果分散各处，一时集聚就难以克服技术上的交通问题。官学制度解决了这一问题，太学设立在京城，使太学生集聚于一地，恰好提供了这样的条件。 条件之二：维护道统与正统的道义承担 太学生运动的发起，名义是援救鲍宣，但名义背后还有深层的内容，那就是维护道统与正统，这是士大夫的职责和担当，也是运动发起者和参与者共同的信念基础。 道统与正统，任何统治者都需要两相为用，武力不足以支持正统，必须要由道统来支撑，只有以道统为基础的正统才可真正获得正统的名义和地位，才能维持其长治久安的局面。但道统并不与正统一体，更不是合二为一的，道统并不在当政者之手。道统在士大夫阶级那里，由他们所代表，由他们自任而担当，自春秋战国起至西汉之时，这已发展成为士大夫阶级的传统。 春秋战国时代，“礼崩乐坏”，礼乐不再出自天子而出自诸候，故孔子斥之为“天下无道”。统治者既不能承担“道”，那只能由真正了解“礼义”的士来承当。士大夫出而承担道义大任，有其客观和主观两方面的原因。客观方面是春秋战国之际的激剧社会变动，使士得以从严格的封建秩序中游离出来，获得了身份解放；主观方面是礼崩乐坏，王官失守之后，诗书礼乐的传统流散到了士阶层的手里，支撑和维持道──社会政治秩序原则的责任——也就同时落到了士大夫身上。正因为道统与正统分离，士大夫才有了自己安身立命之地，拥有了自己存在的价值，也才能依恃道统而受到帝王的尊重，才能以道自任、自重并依此为根据批评时政。在豪强争霸的局面下，王候除了需要士大夫的专业服务外，更需要“道”对于他们“势”的支持，因为建筑在赤裸裸暴力基础上的势是不可能有号召力的。任何政权要能够确立和维持，或多或少都需要具备某种合法性，即合于道统。 不过，就现实力量而言，士大夫与帝王是无法抗衡的，他们所自任的道，除了他们个人凭人格力量坚持，没有任何其他保证。为了贯彻和实践道，保持自己的独立地位，士大夫只能在两方面努力，一方面努力建立道尊于势的观念，使拥有权势的统治者不得不在道面前低头；另一方面，则提倡“天降大任”的内心修养，给道建立内在的保证。（此段论述见余英时《中国知识分子的古代传统》文）。
董仲舒建策在历史上的恶劣作用，主要还不在其“独尊儒术”，而是试图将道统与正统结合，用道统服务于正统，用道统直接证明正统的道义基础。这就从根本上取消了士大夫所得以安身立命的基础。幸好独尊儒术，至少还保留了儒家，这就为士大夫的存在留下了一丝命脉，士大夫仍有余地用道统与正统抗争和周旋。在儒学范围内，西汉虽然是董仲舒今文经学的天下，东汉仍可用古文经学与之相抗衡，重新作出解说。即便在今文经学内，也有不同的师法、家法，仍可保存不同的传承。 士以道自命自任，道不存士亦不存。士之维护道的传统，在西汉被董仲舒的独尊儒术之举大打了折扣，汉代太学生运动具有的一层重要意义，就是重新肯定和发扬了这一传统。可以说，春秋战国乱世时代确立的士之维护道的传统，正是由于西汉太学生运动，这一维护道统、以道统纠正正统的传统，才得以在新的中央专制集权体制下正式确立和定型化，太学生运动就是这一定型化的明确标志。士大夫阶级这种以道自任的强烈的使命感、以道义评判一切的价值观念、威武不能曲的人格力量和据理力争直至抗命直谏的行为方式，在西汉开其端，成为可贵的传统承继于后代，即使在政治上最黑暗的时代也莫不如此，直到近现代的学生运动仍能看到其深刻而明显的影响，无论具体内容有何不同，但其中的基本观念、操守态度和行为方式是一脉相承的。 条件之三：朝廷可能的态度 太学生发起运动，秉承的是士大夫卫道传统，但对朝廷可能的反应和态度、包括最好的和最坏的，不会不有所考虑。 春秋战国时代，帝王诸候对士的谏诤抗议、挺身而出干涉现实政治，多半是容忍乃至作出一定的让步。这一方面是因为，士之所代表、所承担的道义不在他们的权势掌握之中，他们需要借助和利用以获得人心。因此，他们对士大夫能利用则利用，不能利用则容忍或退让。另一方面，帝王自然清楚，尽管士大夫的这类抗争举动虽说常常出轨越格，但大多总在可容忍限度之内，总留给帝王有所退让的余地，真正犯上的只是个别。这一分寸，明智的士大夫总是能把握好的。正如后世所谓，士大夫反的是贪官，不是朝廷，他们以道为谏，但不会触及根本的王朝制度。或许一时一地，他们的迂执令朝廷难堪，但若眼光放远，无论他们怎样举动，最终仍是与朝廷的立场和利益是一致的。这就是朝廷一般总是容忍、乃至纵容优容这类举动的原因，也是西汉朝廷对太学生集体抗议作出退让的原因。朝廷的容忍退让一旦有过先例，也就从反面给予士大夫以强有力的刺激，既无大危害，又可博声名，由此士大夫的舍生求道也就代不乏人了。 西汉太学生聚众千余人抗议，此举不仅从外部给朝廷压力，事实上太学生还与朝廷上下有着错综复杂的联系，他们的社会地位使得他们已成为一股实际的政治力量，这是朝廷不能不有所顾忌的。
这种联系主要是通过太学中的师生关系发生的。担任太学教师的太学博士的选择，西汉以名流充当，用征拜或荐举的办法。成帝阳朔二年（公元前23年）规定的标准是：“明于古今，温故知新，通达国体”。西汉太学博士至少专长一门经学，其中有不少为家学渊源世世为博士的大儒。太学博士不仅是一种学术地位，而且有很高的政治地位，当时朝廷的高官显宦，经由博士而升迁的所在多有，鲍宣时的孔光、师丹，都是走这条路线而发达的。教师如此，学生也同样，太学生的身份是候补官吏，只要通过考试即可按成绩高低授以一定官职。在当时，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官吏，有相当一部分是太学生出身。而且，随太学扩充发展、太学生人数逐步增多，由此途径入仕途的官吏也越来越多。这种师弟传承形式，转换为以后官场政治中的人事关系，相对进退，互相攀援，同声呼应，无可避免地对现实政治会产生实际的影响。鲍宣事件引发的太学生运动中，虽然没有足够资料证明这种师弟关系联结成党的关系存在，但从以后东汉两次党锢之祸的情形推断，必定存在这方面因素。
由以上所述可知，当这三个条件同时具备时，一旦遇有契机，那么太学生举事几乎就是必然的了。这里说的必然，意思就是，具体情况容或有不同，但只要条件大致相等，即事件的性质、发生的契机、冲突的程度、酝酿的过程等等大体相似，太学生举事差不多就是不可避免的。
四、太学生运动与现代学生运动的区别
尽管汉代的太学生运动屡屡被后人引为范例，尽管后人将汉代太学生运动与现代学生运动视为一脉相承，但汉代太学生运动与现代学生运动还是有很大区别的。两类学生运动确有若干相似之处，但更重要的还是差别。差别主要在这几方面，一是运动诉求对象，一是运动所欲达成的目的，还有就是运动与当局的冲突。
1，运动的诉求对象。 汉代太学生运动的诉求对象是朝廷，是皇帝。无论太学生与官员或权贵有怎样的冲突，但所有冲突仅止于皇帝以下，太学生眼光向上，最终的诉求是向皇帝、向朝廷而发的，最终也需要由皇帝来裁决，惟有皇帝的裁决才能停息运动和解决冲突。
现代学生运动，常常也采用向政府请愿的方式，要求或压迫当局答应其要求，也会拦截官员、阻挠交通，这一点与汉代太学生颇为相似，但也仅止于此。现代学生运动虽然采用请愿方式，但其真正的诉求却是社会，主要是向着社会公众的。他们希图引起公众的注意和警觉，唤起公众的正义感和责任心，争取公众站在自己一边。古代社会，这种条件是没有的，因为没有现代意义上的城市，没有作为城市基本成分的市民阶层。古代城市只是官府所在地，除了官员和其家属外，只有一些为其服务的手工业者。太学生运动，得不到任何社会阶层的响应，他们所吁求的对象，事实上只是朝廷和皇帝，至多只是在官僚和士大夫中争取一些同情和支持，整个社会则是沉默的。
2，运动所欲达成的目的 汉代太学生运动所要达到的目的，直接的是营救鲍宣，声张正义，实质上是维护道统和正统。西汉之初，以儒家理论为基本骨干的道统，经过董仲舒解说而为皇家所用，道统与正统合二为一，因此太学生所要达到的目的，与朝廷没有利害冲突，太学生维护的也正是皇家所需要的，是符合朝廷根本利益的。
现代学生运动则不然。与太学生运动得不到任何社会响应不同，现代学生运动的目的就在于社会的反应和反响。自十九世纪中叶以后，中国开始了艰难的现代化过程，虽然工业化发展迟缓，可由于外来政治和经济的入侵，城市化过程却极为迅速，至二十世纪初，城市市民阶层已大体成熟。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上，学生运动大有施展的余地，尤其是在人口集聚的大城市，任何运动都可引发出更大的反响，产生社会的连锁反应。因此，现代学生运动所要达成的目的就不是或不仅仅是政府当局的反应，运动的效应更多的落实在社会公众。即使运动的结果难以预料、运动方向难以把握，甚至运动主体也无此自觉，但运动一旦发起，学生往往会成为整个社会的先导和前导，如果时机条件合适，社会各阶层都可能被发动和裹胁进来，从而造成广泛的社会运动。
3，运动与当局的冲突 这一点，从以上两点其实即可推论出来。汉代太学生运动，因为其诉求的对象是朝廷和皇帝，其所维护的只是道统和正统，太学生运动的目的在根本上是与朝廷利益一致的。他们虽然采取的是非常态的激烈形式，与朝廷在某方面相冲突，但归根结底，他们是反抗不是反叛，其反抗的程度，当局是可以容忍的，从长远来看，对其统治秩序在某些方面也是更为有利的。现代学生运动则不然，现代学生运动也请愿，也诉求，但它们主要不是面对官方，而是面向大众，希求的是大众的觉醒和加入，有时，它们不是为改良和改进，而是希望推翻现有的社会格局和秩序，它们的所作所为，尤其是在有组织的力量加入以后，往往成为与当局斗争的一个方面，一种步骤和策略。当代政府面对这样的学生运动，有时无法解决，也就只能动用强力对付了。 2006/1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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