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抢救渐被遗忘的历史 ◎ 傅 红
前不久，我回了趟北京，听到有这幺个说法：“上面”有旨意，一不准提“长征”；二不准老干部发表回忆录；三不准提“文革”。现在又加上一个不准，“逢六不准提”。 “文革”四十年了！这一场为官民所举的浩劫任八亿中国人整整疯狂了十年！目前的中国“体制内”的媒体却无任何有关“文革”的讨论或反思。上面装糊涂，下面更务实地只管捞钱。中国的国民性何在！ 远点说，一场“反右”，揪出数百万右派份子；紧跟着又一场“大跃进”，“天天放卫星”的天方夜谈，中国饿死千万人；三年自然灾害，农民的浮肿还没消失，一场“四清”运动再把人扒层皮；来年爆发的文革，一搞就是十年，非正常死亡人数近一千八百万。更近一点的是：八九年“六四”的枪声震惊了世界，死者从九岁到七十几岁，这十七年来，中共政府对此没有任何交代和说法。 其实，文革的余毒还在蔓延，近期发生的“冰点”事件就是一个信号。 1966年文革爆发，当年的“老三届”现在算起来已经六十开外；当时的中年人，至今也已八九十了。历史的见证人相继作古。现在的年轻人对文革历史一无所知。 为此，我们有责任挽救逐渐变得陌生模糊的十年文革历史。 为此，我愿意写下四十年挥之不去，历历在目的我所经历的文革的故事。 1， 辩论“对联” 我出生于1946年。1966年时，我在北京工艺美术学校毕业班。当时中央有指令：凡艺术院校毕业生必须接受军训否则不能毕业。66年春天，我们三个毕业班搞完毕业设计后，被送往山西的一个野战部队当兵半年。那时，我们二十上下的，穿着军装，吃着掺着沙子的小米饭，每天摸爬滚打，倒也挺痛快。 突然一天，校方通知我们火速回京。于是，在我们连夜回到学校，背包还没放下的时候，就看见了学校的大白楼顶层，从素描教室窗外垂挂着一幅几丈长的对联，白纸黑字，字如斗大。上联：“老子英雄儿好汉”，下联：“老子反动儿混蛋”，横批：“基本如此”，我们一下子全懵了。 “5.16”这一天，我们全部卷入到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中了。 对联派是出身高干，革干，工农兵家庭鼓吹血统论的。出身不好的（在艺术院校是多数派）则是反对联派。两派之间开始了没日没夜的大辩论。原来吃住在一起的同窗好友们一夜之间反目成仇。大字报铺天盖地，操场成了辩论的战场 “新中国”成立十七年后，“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打洞”的腐朽的血统论大肆泛滥。 我出身资本家，被排了队，成了“黑八类”的狗崽子，属于反对联派。有一次，我们去支持中央美院的邓林（邓小平的女儿，当时大二。由于反对血统论，成了美院的革委会主任）。像她一样出身好却反对血统论的实属极少数。还有我们学校另一位叫钟玉屏的（父亲是钟赤兵上将），也站在我们一派。我们手挽手肩并肩地组成人墙，保护着演讲者。我甚至曾经三天三夜不合眼地写演讲文章，抗争“血统论”放肆野蛮的冲击。 可以说，在文革初期的辩论对联还是动嘴不动手，非暴力性的。 当时，遇罗克在“中学文革报”撰文“出身论”，轰动全国。我们看了真觉大快人心，有如一盏明灯。他那天才的极具说服力的论证，在全国产生了重大影响。后来，被“中央文革小组”的戚本禹定为反动文章。遇罗克因此被枪毙。他的姐姐遇罗锦也是我的校友，不过，65年她就毕业离校了。当时她属于思想很灰的，如果晚一年毕业的话，其下场就可想而知了。
我的名字本不叫傅红，是傅俊长。“红”字是文革的产物。 我们家兄弟姐妹八个，我排行老二。祖父为我们起的名字都是三个字的，中间的字都是“俊”，依此为岭，长，田，达，杰，荣，华，贵，“荣华富贵”就都有了。乳名为仁，义，礼，志，信等。 文革开始后，我校的同届女生徐革非（徐向前的侄女）和比我小两届的邱谨俞（林彪死党邱会作的女儿）及其它高干子弟组成红卫兵，夺了学校“走资派”的权，成立了美校革委会。徐革非是主任。他们给我贴了大字报，“最后通牒”，限我在二十四小时内交出我的黑书黑画。因我在学校里是个尖子“白丁”（学习好，非党团员），文革前一直任学生会干部，负责组织学校的文娱活动。其实，邱谨俞等都是漂亮的女孩子，跳舞很好，曾经常常一起合作的。可一夜之间，我成了他们的“专政对象”。 那天夜里，我把我所谓的“黑书”（外国画册）“黑画”（我的画作），拿到锅炉房中付之一炬。 之后的一天，我被在大字报上改了名，从此叫“傅红”。 当时有些出身好的也兴改名。班上一位工人出身的叫穆鼎新，已经挺革命的了。他为了表忠心，改名为“雷兵”，祖姓都不要了。还有一批同学集体改名，都叫X文革。其中一位女生原叫贾芳芹的，成了“贾文革”。结果被贴了大字报说她攻击中央文革是“假”文革。她吓得半死，马上郑重声明再改名为“真文革”。 这令人啼笑皆非的事在当时可是非常严峻的。一字之误，可以让你上西天！ 曾经有人用报纸写标语“打倒黑帮”，结果被揭发字的背面是毛主席挥手的照片，这是污蔑伟大领袖！再查，此人出身地主，属阶级报复。当即，被游街示众，然后拉走枪毙了。 3， 故宫里的“收租院” 在66年“砸四旧”其间，我亲眼见到无数的大卡车装满查抄的文物及四旧物资，如古董，硬木家具，线装书籍等等，从大街上招摇而过。 走资派和“黑八类”的家被红卫兵轮番清洗。他们涌入一家，进门就砸，说搬就搬。房子讲究的，他们就把主人赶进“牛棚”，把房子变成红卫兵司令部。 在红色恐怖的年代里，我母亲把仅有的细软包起来，趁黑夜扔进什刹海。父亲把曾有过三千工人的“三民土建公司”的老照片全部烧毁。我作为“狗崽子”没资格参加红卫兵，只能观望。 当时，故宫的大门上方还挂着由郭沫若题写的“故宫博物院”大匾。扫四旧一开始就被红卫兵给换成了白底黑字的“血泪宫”。 他们要把四川大邑县控诉地主刘文彩的大型泥塑“收租院”在故宫里重建。于是，从全国各大艺术院校抽调一些学生进驻故宫。我属于被监督使用人员，也在其中。 这三个月的“紫禁城”生活，是我一生中非常特殊的日子。至今难忘。 一开始，我们备料踩泥，把剪过的稻草和胶泥用水和起来，就在故宫的大殿里光着脚把泥踩熟，然后，进行泥塑。后来，红卫兵总部又抽点了以我为主的四个人，把故宫里所有显眼的红墙都写上毛主席语录。我们的“顾问”是原故宫里复制古画的刘炳森。他毕业于文革前的工艺美院，对故宫了如指掌。（八十年代成为名书法家，已去世。）那时，对于他的过分指手画脚我们还吵过架。其实，谁都是于心不忍的，看着满墙的美术字写成的标语与古老的建筑如此的不协调，我们互相看着，说不出话来。 当时，我们住在东宫的厢房，据说早年是太监们住的。一排大房，房内一溜儿用土砖砌成的大炕。正值夏天，屋里非常凉爽。在厚厚的宫墙外，运动如火如荼；而若大的故宫里，只有我们二三十个人。到了晚上，静得只听到手表的秒针在嘀哒嘀哒作响。 一天深夜，一阵紧促的拍门声闹鬼一般惊醒了我们：“XX电报！”原来，睡在我身边的一位四川美院学生的弟弟在大串联中被火车轧死了。 在那个年月，像我们这种出身不好的人，整天都生活得心惊肉跳的。 故宫重新开放后，成批的有组织的人们进来看泥塑“收租院”，被进行活生生的阶级教育。参观前，他们都要站在我写的语录前集体朗读。我写的语录从“御花园”到“午门”。当时，确实是有种自豪感的，觉得自己也为文化大革命做出了贡献。 时过境迁。“血泪宫”又还原成了“故宫博物院”。 据说，大地主刘文彩是子乌虚有的。那又是另一个故事了。 4，“武斗” 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检阅百万红卫兵。人们都知道，某部长的女儿名叫宋彬彬的，亲自给毛戴上了红卫兵袖章。毛当时说：革命不能文质彬彬，要武嘛！此后，这位附中的女孩改名叫“宋要武”。 有了毛主席的撑腰，全国性的皮带武斗便拉开了序幕。红卫兵们从兵工厂里得到枪支；以至扩展到部队内部派系之间为夺权开始动枪动炮了。 北京几所闹得欢的学校，如清华附中，师大附中，一零一中学，八一中学等，都组成了红卫兵“联动”（后被中央文革小组定为反动组织给予取缔），到处打砸抢，杀人如德国的纳粹。天安门旁边有个“二十八中”，他们学校的红卫兵竟私设地牢。后来我们去参观时看到，他们使用的酷刑，都超过了《红岩》书中的“中美合作所”。 比我小一届的一个叫缪维的同学，只因他与一位女同学谈恋爱，被红卫兵定成坏分子。徐革非，邱谨俞等一帮把他们二人剃了“十字头”，扒了衣服进行批斗。然后，把缪维拖进了一间素描教室。那教室的角落堆满被砸成了碎片的裸体石膏像。当时我们几位同学站在椅子上从门上的窗户向里看：他们从将校呢军装里抽出头上是铜环的皮带，你一下我一下，狠狠抽在缪维的背上。只一皮带下去就已皮开肉绽，缪维的惨叫声听得我们浑身发紧！我们在外面一起大喊“要文斗不要武斗”！可里面的人打得更狠。直到缪维完全昏死过去，他们才扬长而去。我们几个同学用平板三轮车把缪维送进了医院。抬他的时候，满后背血肉模糊。 武斗从学校蔓延到机关，厂矿，部队以至街道。 我们家住在什刹海边上，就是电视剧《梦开始的地方》所描述的那里。曾有一对儿开私人牙医的老夫妇被拉出来揪斗，指称当过伪保长。街道革委会主任是个城市贫民出身的老太太，她带着几个红卫兵把老两口从家里拖出来，跪在街中央，先剃了“黑帮”头，然后就用皮带没头没脑地开始抽打。老牙医叫李宝忠，膝下无子无女，年景一直不错，平日里对周围邻居都很客气，主任老太太还时常得到老牙医夫妇的接济。当时我在场看到打得最凶的是一个叫大成，家里开水果店的年轻人，他不知什幺时候摇身变成了红卫兵。 老牙医比较胖，被打得满头是血，没打一会儿，老人吐了口血就倒地死了。皮带又落到老太太身上。围观的人还在呼口号：打倒汉奸！无产阶级专政万岁！天黑了，牙医太太跪在地上满身是血，一动不动。红卫兵们打累了，一脚把老太太踹倒。老太太早被打死，断了气，人倒了，腿还是弯曲着，已经僵掉了。 这是我亲眼看到的，两个熟悉的人被活活打死。 我的一位同学叫胡大乐，比我小一届。文革前我们同是马拉松长跑队的，每年一起参加北京市环城长跑比赛。在武斗中，听说他曾经打死过七个人。文革后期，清查“三种人”时他被审查过，但不久又放了出来。“三种人”太多了，而且也有太多还身居要职，高官。 5， 围剿蒯大富 由于我的家庭出身，我成了“逍遥派”。 我走到了社会上，常被邀请去画“主席像”。招待最好的是空军。每天吃“空军灶”，四菜一汤的，在当时已经是很奢侈的了。四五米高的主席像画好后，战士们列队欢送。除了送我油画颜色外，“红宝书”和“主席像章”是必不可少的。 1967年，我来到中国戏曲学校呆了一年，文化部已经瘫痪，学校两派在争斗。当毛的最高指示“知识分子要接受工人阶级再教育”发表以后，我要求到工厂去锻炼。于是，68年，我告别了六年的艺术院校生活，来到了“女工地毯厂”，分配做机修工。全车间都是女工，我成了“洪常青”。我从小拉小提琴又会画画，一年当中便有半年时间脱产去演革命舞剧《白毛女》之类的。 1968年秋，清华大学发展成了“重灾区”，武斗升级，动用了坦克机关枪，北京的“首都工人民兵”组成纠察队，去清华围剿清华大学造反派“井岗山兵团”，兵团司令是蒯大富。一天晚上，我也被指派随着八百多名工人上了大卡车。走时，大家一同宣誓“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捍卫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我们头戴柳条帽，身穿劳动布工作服，每人发了一根全新的镐棒，上级命令：无论如何要“拿下”清华！ 清华大学已经成了“古战场”：到处是沙袋，楼里的暖气片都拆下来，垒在楼顶平台上；所有的门窗全不见了，只剩一个个黑洞；满地砖头瓦块。看起来，他们早有准备，我们都以为一场血战在所难免，心里只有恐惧。八百多名工人，围困着清华主楼，断粮断水，整整三天三夜。最后，蒯大富派代表与工人谈判，决定向工人阶级投降。 那个深夜，“井岗山兵团”的学生们排着队，从楼里走出来。我们打着手电筒，在白惨惨的电光下，学生们走着齐整整的队伍，打着白旗，旗帜上写着：向工人阶级投降！向工人阶级学习！向工人阶级致敬！只见兵团司令蒯大富走在队伍外面，带领着自己的队伍，挥舞着右臂在呼着口号：向工人阶级投降！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毛主席万岁！ 蒯大富是个细高挑儿，戴着黑边眼镜，额头围着白布条，身穿白衬衫，远处看上去，他的脸非常严峻，眼睛是湿润的。 当时的场景甚为壮观。蒯大富的不凡的学生领袖的风度，给我留下了至深的印象。但他的非凡的能力，被“毛”利用了。在清查“三种人”时，蒯大富与另外几个著名学生领袖都在1983年被判了刑。 6， 言犹未尽 十年，很长。在经历了文革的全过程之后，我清楚地明白：文革，是在革中国人的命！扭曲了几亿人的民族的灵魂！ 记录这段历史，是祈望全民族每个层次的人都能反思，都做忏悔，共同承担这历史的责任。 看看德国：那些纳粹份子不管逃到哪个国家，即使已经九十几岁，德国依然要求将其引渡回国，送上国际战争法庭接受审判。为的就是：防止法西斯主义的复活，防止大悲剧的再次重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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