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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汉太学生运动考(文论·一) ◎ 张桂华
西汉哀帝之时，发生了一次太学生聚众千余，阻挡丞相车马，又守阙上书请愿的“太学生运动”，是为“我国历史上太学生干涉政治的最早记录”[1]，也就是中国历史上发生的第一次学生运动。 此后，每遇文人士大夫群体指斥时事、干预朝政，往往就以此为由、以此为据，明代的东林党人如此，清末的革命党人也莫不如此。进入现代以后，随着内忧外患，社会动荡，中国的学生运动风起云涌，无有稍歇，从“五四”、“一二九”，直到八十年代的北京“六四”悲剧，这每一次运动，仍时见有人提说此事，将学生运动的历史渊源上溯至西汉。 尽管如此，西汉这一次“太学生运动”缘起、发展过程和结局，至今却少有研究。而究其实，汉代“太学生运动”与中国现代学生运动之间，虽有形式上的承继，但在基本目标、诉求对象和社会影响方面，还是有许多根本不同之处的。
一、事件始末
这一事件的始末,见载于《汉书》： “丞相孔光四时行园陵，官属以令行驰道中，宣出逢之，使吏钩止丞相掾史，没入其车马，摧辱宰相。事下御史中丞，侍御史至司隶官，欲捕从事，闭门不肯内。宣坐距闭使者，亡人臣礼，大不敬，不道，下适尉狱。博士弟子济南王咸举幡太学下，曰：‘欲救鲍司隶者会此下。’诸生会者千余人。朝日，遮丞相孔光自言，丞相车不得行，又守阙上书。上遂抵宣罪减死一等，髡钳。宣既被刑，乃徙之上党，以为其地宜田牧，又少豪俊，易长雄，遂家于长子。”[2] 这是《汉书》中有关此事的唯一记载。 这一事件发生于哀帝之时，不见于哀帝传，这不奇怪，对鲍宣是大事，对帝王算不上什么事；有点奇怪的是，此事却也不见于另一当事人孔光传，这只能说明鲍宣的人微言轻行亦轻了。 事件的起因其实很简单，丞相孔光去皇家陵园办事，手下的随从任由车马在驰道上行走。恰逢鲍宣出巡碰上，于是让下属“从事”扣下了孔光一行的车马，并“钩止”即拘留了丞相手下的掾史。 鲍宣的理由很正大，按秦汉制，驰道专供皇帝使用[3]，孔光车马行走驰道就是僭越名分。其时对这一制度的遵守与否，很为看重，上至帝王，下至各级朝廷官员，无不如此。 汉武帝有一候姓乳母，武帝即位后，对其赏赐有加，“乳母所言，未尝不听。有诏得令乳母乘车行驰道中”[4]。也是武帝时，公主行驰道，被官吏阻拦，公主言奉太后旨，官吏道：公主可行，车马不行，将车马没入充公[5]。汉成帝为太子时，有一次父皇元帝急召，他不敢穿越驰道，绕道而往，结果迟到了。可当元帝问明原因后，非但不责备，反是大加赞赏，而且特别下昭令，今后容许太子可穿越驰道[6]。成帝时的丞相翟方进，在任丞相司直时，曾行车马于驰道，被司隶阻截，没入车马充公[7]。幸得翟方进抓住了对方把柄，反退为进，才免于追究。 所有这些礼法制度、这些有关驰道的故事，鲍宣不会不熟悉，此时他虽然官阶不高，只是个“官比司直”、比司直还要低一级的司隶，但其主要职责却是辅佐丞相“举不法”。孔光的车马行走驰道正是不法，于是，鲍宣乃有此举。 可这件事有点类似二十多年前翟方进行驰道事的重演，事情起因的是非不问，纠执违法的反被问罪。翟方进的事是翟方进自己用手段反退为进而化解，鲍宣此事似乎不是因为孔光自己的活动，却不知什么缘故被朝廷上下认作是“摧辱宰相”。因这一罪名，于是原是问罪别人的反被别人所问罪，事情也就转到了专事司法执法的御史中丞那里，御史中丞派出侍御史到鲍宣处，不过，不是直接问罪鲍宣，只是指名要拘捕其下属中那直接“钩止”丞相掾史的“从事”。事情至此，可说理在鲍宣，但孔光或御史中丞也不出格。孔光车马乱行驰道确是僭越名分，但鲍宣就出手“钩止”丞相掾史，可能也同样不合礼法。既然鲍宣“钩止”的是丞相掾史，御史中丞也只是要拘捕鲍宣下属的“从事”，可以说采取的只是官场中通常所见的那种由下属替罪的息事宁人的方式，是很顾及鲍宣体面的了，因为鲍宣除了那篇“七亡”上书有点名声之外，其地位与孔光还是完全不可比拟的。 出人意料，鲍宣却对御史中丞派出的官方使者竟然闭门不纳，不让侍御史拘捕自己的“从事”，鲍宣如此，或是自认无错或是爱护下属更可能是两者兼而有之，由此可看出鲍宣的愚直和敢于担当的品性，他以前已经有过罢官的经历，显然他没有消极地接受教训，仍是自行素我。 事情到这一地步已发生了变化，现在已不是“钩止”丞相掾史对错的问题，也不是“摧辱宰相”真假的问题，而是鲍宣直接阻拦对抗朝廷使者司法执法的问题了，这一出格之举，已构成“亡人臣礼，大不敬，不道”的罪名。于是，他想掩护的下属自不待说，鲍宣自己也被拘捕，抓进了朝廷大牢，接受法律处置。 这才引出了太学生的举幡闹事。 博士弟子济南人王咸在太学举旗呐喊，为鲍宣遭遇鸣不平，公开号召太学生，愿意援救鲍宣的在旗下会合，太学生中立时响应，人数多达千余人。他们酝酿后采取行动，一则，乘孔光上朝之时，阻拦孔光的车马，为鲍宣申说和抗议，再则到宫殿向皇帝直接上书。 太学生的集体抗议和上书，震动了朝廷。事情闹得如此之大，最后由哀帝作出了对鲍宣的裁决，“减死一等，髡钳”。髡钳，为去发锁项的五年刑，本为死罪，太学生这一闹，即改为仅仅是剃去头发、戴上枷锁的五年刑，出入何其大也。难怪后人评价西汉法政，“汉代用刑之宽严，视乎时主之好尚”[8]，这是一般的总体评价，但以鲍宣这件事来看，确也如此。 鲍宣逃过一死，自此离开了宫廷政治。
二、当事者诸人
此一事件中有名姓的当事者凡三人，王咸、鲍宣和孔光。 事由孔光而起，鲍宣初因“摧辱宰相”，又为“亡人臣礼，大不敬，不道”，被系下狱，再由王咸为鲍宣鸣不平，唤起千余太学生闹起了“学生运动”。事件的顺序由孔光而鲍宣再王咸，与三人的地位及声望正相符。下面反其道，由微及著地依次介绍三人，以更具体地了解这一事件的背景。 1，王咸 王咸，济南人，太学生。西汉太学生称作“博士弟子”或简称“弟子”，所以《汉书·鲍宣传》中称其为“博士弟子济南王咸”。 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政策，于建元五年（公元前136 年）专置五经博士，将儒家的诗、书、礼、春秋、易尊崇为经；为集中、系统地培养儒学人才，元朔五年（公元前124 年），汉武帝接受董仲舒、公孙弘的建议，置博士弟子员即太学学生五十人，正式成立太学。 自武帝至西汉末年，虽然只有百余年的时间，太学的规模却有了很快的发展，太学生人数也急剧增加，昭帝时太学生增至百人，宣帝时增至二百人，元帝时增至一千人，成帝时增至三千人。到平帝王莽辅政时，元始四年（公元4年）为太学生建筑校舍，规模是可容纳万人。 王咸举幡为哀帝时，哀帝在成帝之后，平帝之前，此时的太学生可推断在五千人上下，济南王咸就是这五千太学生中的一个。 尽管博士是朝廷命官，尽管博士弟子作为候补官僚也算得上是个人物，可五千个之一，毕竟微末不足道，所以，王咸尽管有此一举幡的壮举，成为这一场自发援救鲍宣的太学生运动的领袖人物，却还是无法入记入传，《汉书》中没有他的传记的地位，无从知道他的来历。不过，他的归宿《汉书》中倒有交代，见于“王莽传”中有关与北方匈奴的一段记载： “单于咸既和亲，求其子登尸，莽欲遣使送致，恐咸怨恨害使者，乃收前言当诛侍子者故将军陈钦，以他罪系狱。钦曰：“是欲以我为说于匈奴也。”遂自杀。莽选儒生能颛对者济南王咸为大使，五威将琅邪伏黯等为帅，使送登尸。敕令掘单于知墓，棘鞭其尸。又令匈奴却塞于漠北，责单于马万争，牛三万头，羊十万头，及稍所略边民生口在者皆还之。莽好为大言如此。咸到单于庭，陈莽威德，责单于背畔之罪，应敌从横，单于不能诎，遂致命而还之。入塞，咸病死，封其子为伯，伏黯等皆为子。” 济南王咸之所以能被王莽选为出使匈奴的“大使”，并认为其“能颛对者”，显然与其十余年前的“举幡”壮举不无关系，这才可能使他从五千个之一中脱颖而出，为王莽所记取。可不幸的是，他没能凯旋而归，竟然病死在异国他乡。总算王莽念其出使有功，将其子封为伯作为回报。 这里需要注意的是，王咸是在王莽新朝任职，并被王莽亲选为出使匈奴的大使，而且还为此而送了命。这与鲍宣与王莽之间的关系是正相反对的，虽然王咸的名声是因举幡援救鲍宣而获得。 2，鲍宣 鲍宣，曾做过多种低级官吏，两度因病去职。哀帝初，为大司空何武提拔，推荐宣为谏大夫，以后平调为“豫州牧”。一年后，为丞相司直郭钦劾奏为政“举错烦苛”，行为不合礼法，被免职。“归家数月，复征为谏大夫”。 是时，外戚擅权已有显现，哀帝祖母傅太后和成帝母亲丁太后不仅自己俱称尊号，而且封爵亲属子弟。丞相孔光、大司空师丹、何武、大司马傅喜等有异议，招致傅太后恶感，皆被免官，丁、傅两姓子弟在宫廷中越加得意进位。哀帝是个昏君，不问政事，私幸董贤。 如此种种，引得鲍宣不满，同时也是谏大夫的职责，于是慷慨进谏，此上谏书就是著名的“七亡七死”书，书中痛陈百姓有“七亡”、“七死”的苦楚，同时具体要求“急征”傅喜、何武、师丹、孔光、彭宣等人，更为大胆地是，书中直斥哀帝：“奈何独私养外亲与幸臣董贤，多赏赐一大万数”？ “七亡七死”书，取的是“七体”文，自枚乘《七发》而后，成为当时一种流行的文体，其他著名的“七体”文有傅毅的《七激》、刘广的《七兴》、曹植的《七启》、张协的《七命》等。此文无甚特色，但文中“七亡七死”的尖锐指陈和对哀帝的大胆指斥，此文为鲍宣当时以及后世赢得了广泛持久的名声。 哀帝因鲍宣是名儒，总算格外优容，没作理会，对其上书也同样置诸高阁，不加理睬。第二年哀帝重召孔光并免孙宠、息夫躬等人，那应该不是因为鲍宣的上书，而是因发生地震和日蚀。鲍宣却乘热而进，又上书，对此“天人感应”现象大作文章，除了没提百姓的“七亡七死”外，其他内容仍照旧。 因有“天象”摆在面前，哀帝也不得不从天而动，于是接纳鲍宣所言，召回何武、彭宣，并任鲍宣为司隶。哀帝之时，将以往的司隶校尉改为司隶，官阶比照专为“举不法”的司直，但事实上还是要比司直低[9]。 “摧辱宰相”事，就发生在鲍宣任司隶之后。 因太学生一闹，鲍宣逃过一死，带刑举家迁徙至上党长子，就此结束了从政生涯。 鲍宣远离了宫廷政治，宫廷政治的变化却没有放过他，几年后王莽执政，“诛诸豪桀及汉忠直臣不附己者”，何武和鲍宣等人皆遇害。鲍宣不是直接被杀，而是被捕系狱，在狱中自杀的[10]。 鲍宣本不是权臣，只是言官，何况早已因罪迁徙远离了朝廷政治，为何王莽还要追杀？因为鲍宣虽平民虽在野，可仍心念念于宫廷，而且他是大儒，有师承家传，有门徒弟子，这样就既能以舆论影响，又能通过自己的弟子干预实际政治，他的声望已在太学生闹事时显现，这应该就是王莽不放过他的原因。 对鲍宣的评价如何？ 班固：“春秋列国卿大夫及至汉兴将相名臣，怀禄耽宠以失其世者多矣！是故清节之士于是为贵，然大率多能自治而不能治人。王、贡之材，优于龚、鲍。守死善道，胜实蹈焉”。显然，在班固看来，鲍宣是“清节之士”，但“能自治而不能治人”，能自善其身却不是经国治世之才。所谓“实蹈”，也就是举措多少有点迂的。 然而，鲍宣在后世的名声却很大，这不仅来自子承父业、孙继祖业，所谓“三代司隶”，更由于鲍宣妻子的德行而使其增光。鲍妻在历史上的名声，可说不小于鲍宣，在民间的声誉更且超过之。鲍宣有传，鲍妻也同样有传在《后汉书》，而且列于“列女传”中的第一位[10]。 鲍宣妻桓少君是其老师的女儿，这位儒师可能出于爱弟子之心，见鲍宣清苦，特别以女儿嫁鲍，而且送嫁妆厚礼。鲍宣为此而不悦，怕生于富骄的妻子无法在自己的贫贱之家习惯。鲍妻却能欣赏丈夫修德守约之心志，于是退还自家华美服饰，短布粗衣，与丈夫“共挽鹿车”回家，“提瓮出汲，修行妇道，乡邦称之。” 因此，在历史上，鲍宣妻并不比鲍宣的名声低，在民间，鲍宣妻更是摆脱了依附而获得了独立的地位，可以说，已不是妻以夫贵，反是鲍宣父子因其而得以名传[11]。鲍宣的历史地位，是因为上书直谏的忠直和那份著名的为民请命的“七亡七死”的上书，是因为以后的不为王莽所用反为王莽所害。不过，对后者，我们今天不会再囿于汉家立场，对王莽还需要重新评价，如此，在这一点上以往对鲍宣的赞扬就要打折扣了，而鲍宣妻桓少君的赞誉却是稳定的。 3，孔光 孔光字子夏，孔子十四世之孙。曾伯祖孔安国、祖父孔延年皆以治《尚书》为武帝博士，父亲孔霸亦治《尚书》，昭帝末年为博士，宣帝时为太中大夫，为皇太子讲经。孔霸为人谦退，不好权势，辞让宰相位，元帝由是对其更为敬重，赏赐甚厚。孔霸去世，元帝两次临吊，谥称号“烈君”。 孔光是孔霸四子，也是其最小的儿子，年少时即通经学，成帝初举为博士，平冤狱，正风俗，救济流民，由是知名。以后先后出任尚书、仆射、尚书令、光禄大夫，在朝廷中枢十余年，深得汉成帝的器重。孔光是个会做官的人，也有自己的为官处世原则。对上不希指苟合，但也不强谏争，外有流言，则尽人臣责尽量掩盖。荐举他人，则唯恐其人知道。在家与兄弟妻子闲话，从不谈及朝内政事，甚至家人问及宫廷中长什么树木，孔光也不回答。孔光虽贵为帝师之子，又少时通经，做官多年，却不结党友，自守自律。孔光历成帝、哀帝和平帝三世，两度为御史大夫和丞相，以后又高居大司徒、太傅和太师，本为大儒，其弟子中多博士、大夫，见老师居高位，都想依靠其助力，可孔光始终无所荐举，弟子中不少人怨望。 多年为宦，孔光也有过挫折，一次是选太子，孔光与丞相翟方进、右将军廉褒、后将军朱博等人意见不合，特别是与两位太皇后和成帝的意向不合，结果去位，被贬为廷尉。 为时不久，孔光又被起用，并在成帝临死前受任丞相，受封博山侯。哀帝即位之初，君臣相处尚好，孔光还受封千户。其时外戚势力渐长，为哀帝祖母傅太后干政事，孔光多持异议，为傅太后所忌，不久哀帝下旨，罢其丞相、博山侯位归家。这一次孔光算是彻底去官回老家了。 鲍宣上“七亡七死”书，也就在这以后的事。 孔光以后的复出，与鲍宣的上书可能有关，但即便有关，关系也不会很大，更重要的是，孔光去后替代其任职的三任丞相或死或因数度谏争，都为傅太后和哀帝所不满，朝廷中的一般议论也以为不及孔光。这样的局面之下，于是孔光又被起用，先光禄大夫，复御史大夫，最后官复原职，复为丞相和博山侯，又为大司徒。 哀帝死后，王莽为大司马，立幼年的中山王为平帝，由其执掌一切。王莽因孔光是旧相名儒，广有名声，加上太后又敬重，对孔光甚为礼待。可眼见着王莽权势日盛，孔光忧惧万分不知所措，于是上书乞求还乡，王莽却不接受，非但没辞去官，反而又升迁孔光为太傅，这是孔光父亲孔霸曾做任过的荣职。第二年，王莽又加诸孔光为太师，而自己也任太傅。孔光诚惶诚恐，不敢与王莽并称，常称病居家。到王莽“称宰衡”，统百官之时，孔光更为惊恐，决意称疾辞位，这才得到太后的恩准，“归老于第，官属按职如故。” 孔光七十去世，丧葬隆盛。王莽篡位后，起用孔光哥哥的儿子孔永为大司马，封侯赐爵孔家子弟多人[12]。 孔光位极人臣，生贵哀荣，可在后世的评价却不高，《汉书》本身就在孔光等人的合传后评道：“自孝武兴学，公孙弘以儒相，其后蔡义、韦贤、玄成、匡衡、张禹、翟方进、孔光、平当、马宫及当子晏咸以儒宗居宰相位，服儒衣冠，传先王语，其酝藉可也，然皆持禄保位，被阿谀之讥。彼以古人之迹见绳，乌能胜其任乎！”虽有以“古人”之高标衡量，难以胜任的感叹，但这只是客气的含蓄，真正的要点却是，这些“服儒衣冠，传先王语”的大儒为相，只是一批“持禄保位”的阿谀之徒，从孔光一生行迹来看，这一讥刺孔光是难以逃避的。 《汉书》孔光传的含蓄，还表现在对事主的多扬少贬，或干脆只扬不贬，这是中国史书的史德传统的一部分，但更重要的传统是“秉笔直书”，这就表现在写法上的“另见一章”了，事主的劣迹往往写在其他有关的任务事件上。《汉书》对孔光也同样如此处理。孔光最为人垢病的，是折节屈辱身分，礼遇哀帝的同性恋对象董贤。 后人如王夫之的评价就更低了。明清以降的通俗演义也同样如此。
注 [1] 毛礼锐、瞿菊农、邵鹤亭编《中国古代教育史》，第184页，人民教育出版社1979年4月第1版 [2] 《汉书》卷七十二“王贡两龚鲍传”之鲍宣传。 [3] 《礼记·曲礼》：“国君春田不围泽，大夫不掩群，士不取麝卵。岁凶，年谷不登，君膳不祭肺， 马不食谷，驰道不除，祭事不县。大夫不食粱，士饮酒不乐。君无故，玉不去身； 大夫无故不彻县，士无故不彻琴瑟。” “驰道”，孔颖达《礼记正义》疏：“驰道，正道，如今御路也。是君驰走车马之处，故曰驰道也。” [4] 《史记·滑稽列传》 [5] 事见，《汉书·卷四十五》“蒯伍江息夫传第十五”中的江充传： “太充出，逢馆陶长公主行驰道中。充呵问之，公主曰：‘有太后诏。’充曰：‘独公主得行，车骑皆不得。’尽劾没入宫。” [6] 《汉书·成帝纪》中，可说开篇就记述了此事： “孝成皇帝，元帝太子也。母曰王皇后。元帝在太子宫生甲观画堂，为世嫡皇孙。宣帝爱之，字曰太孙，常置左右。年三岁而宣帝崩，元帝即位，帝为太子。壮好经书，宽博谨慎。初居桂宫，上尝急召，太子出龙楼门，不敢绝驰道，西至直城门，得绝乃度，还入作室门。上迟之，问其故，以状对。上大说，乃著令，令太子得绝驰道云。” 颜师古注：“绝，横度也。” [7] 《汉书》卷八十四“翟方进传第五十四”： “威河平中，方进转为博士。数年，迁朔方刺史，居官不烦苛，所察应条辄举，甚有威名。再三奏事，迁为丞相司直。从上甘泉，行驰道中，司隶校尉陈庆劾奏方进，没入车马。既至甘泉宫，会殿中，庆与廷尉范延寿语，时庆有章劾，自道：“行事以赎论，今尚书持我事来，当于此决。前我为尚书时，尝有所奏事，忽忘之，留月余。”方进于是举劾庆曰：“案庆奉使刺举大臣，故为尚书，知机事周密一统，明主躬亲不解。庆有罪未伏诛，无恐惧心，豫自设不坐之比。又暴扬尚书事，言迟疾无所在，亏损圣德之聪明，奉诏不谨，皆不敬，臣谨以劾。”庆坐免官。” [8] 吕思勉《中国制度史》第十七章“刑法”，第815页，上海教育出版社1985年5月第1版 [9] 以上所引所述鲍宣事均见《汉书·鲍宣传》 [10] 见《后汉书》卷八十七：“列女传” [11] 如唐诗中有以鲍宣妻为题的（周昙的“后汉门·鲍宣妻”），明以后的儿童启蒙读本《幼学琼林》中列有鲍宣妻事迹，现代编撰的《东方小故事》丛书中编入了“鲍宣娶妻”故事，《红楼梦》第九十二回中也提到了“孟光的荆钗布裙，鲍宣妻的提瓮出汲”，宋代或元代曾有戏剧《鲍宣少君》，可惜剧本已失传。 [12] 见《前汉书》卷八十一“匡张孔马传第五十一”中的孔光传 《自由写作》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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