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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14岁的“逍遥红卫兵”(散文) ◎ 朱健国
有人因此很想知道“一个14岁的‘逍遥红卫兵’”的故事，那么，我便大略回忆一下吧。
与班主任的隔阂奠定“逍遥派”基础 看过电影《洪湖赤卫队》的人，都知道闻名海内外的湖北省洪湖县（1983年改为洪湖市，1951年前属沔阳县），那就是我的出生地。1965年9月，我考入洪湖县一中，分在“初一四班”。新生第一课，班主任李灵学——20多岁的一个阳光英俊，据说是本校前几年的高材生，因家庭成份高而不能考大学，最终留校教初中——对我们说了两个题外话，他先说：同学们，你们要以能在我们洪湖一中读书而自豪！告诉你们一个小消息：副县长冯庆元的大儿子，因为差十几分，也不能上我们这个洪湖名校，连我们学校的“半日制班”也不能读，只能去铁牛乡读职业中学，职业中学是不能考大学的！这说明，只要好好读书，你们的前途会胜过县长的儿子！ 过了一会，他忽然侧身指着黑板上方的“毛泽东主席”像与“刘少奇主席”像——两张领袖标准像的下面有一个白底红字的横幅写着“人民领袖万岁”——对我们神秘一笑，说：据说毛主席有一次说过这样的话，“三天不学习，赶不上刘少奇”，同学们，毛主席这样伟大，却还是这样谦虚！因此，不论你们多么聪明，成绩多么优秀，也决不能骄傲自大！要警惕龟兔赛跑的悲剧！ 我当时望着头发天生卷曲，满脸青春光彩的班主任，对他的第一段话表示赞同，因为父亲是县人办秘书，我与副县长冯庆元的大儿子住在一个县委大院，常常与他一起打篮球，他确是去铁牛乡读职业中学了。但对班主任的第二段“劝学篇”，则不以为然，毛主席说“三天不学习，赶不上刘少奇”，哪里是谦虚，分明是一种宣布远远胜于刘少奇主席的洋洋自得嘛。 但我没敢出声，因为报名领新课本时，我不知班主任李老师是教俄语课的，指着俄语课本表示学俄文不如学英语，一下子给他留下了坏印象，从此我被排除在班干部的候选人之外。只有语文老师傅立纲，一见我的入学第一篇作文，便将其作为范文，还上墙报，送到校广播室广播。我对傅立纲老师悄悄说了“毛主席对刘少奇不谦虚”，傅老师吓得赶紧掩我的嘴，连说：不要瞎说！ 1965年秋冬的学习还算是正常，虽然11月10日就有了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发起“文革信号弹”，但这“文革信号弹”只在大城市引起震动 没有让我们这个县级中学注意，更没有影响我这个初一学生。 1966年春季开学后，我才感觉到学校的“全校集合”、“全校大会”等政治活动多起来了。县委宣传部副部长兼校党支部书记刘博文和校长周子良，经常向我们传达毛主席关于“教育要革命，学制要缩短”的指示。当班主任李灵学不断召开班务会贯彻校领导布置时，我始终是偷偷读父亲借来的《死魂灵》、《叶尔绍夫兄弟》之类苏联小说。但“5、16通知”下达，6月份后，我就不能不卷入运动了。6月1日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北京大学哲学系总支书记聂元梓、宋一秀等七人贴出一张题为《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的大字报，提出要“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一切牛鬼蛇神、一切赫鲁晓夫式的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毛泽东称赞这张大字报是“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这下震惊全校，再加上各报转载《人民文学》1966年5月号发表的姚文元《“评三家村”——〈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的反动本质》， “三家村”大批判顿时席卷全校。傅立纲老师这时给我们传阅他的写作笔记，已不是记述他母亲如何用几十层桐油纸包住5元人民币的感人故事，而是关于对邓拓吴晗廖沫沙的大批判。这时的语文课，傅老师只教我们如何写大批判文章，他原来挂在嘴边的秦牧的散文《花城》，已变为姚文元的“评三家村”。为了“拿起笔做刀枪”，我也开始写了几篇大批判文章，有一篇自己很得意，记得题目是《军棋，反毛泽东思想的黑棋！》，大意说，具有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革命造反派是能以弱胜强，以小胜大的，但军棋的规则却是，下级必须服从上级，大官必然胜过小官，连长肯定败给团长，这严重违反了毛泽东思想，束缚了无产阶级革命派的造反精神。傅老师认为不错，班主任却对此文不感冒，我心里不服，暗自到邮局寄给《人民日报》，心想有一天登报出来，全校轰动，让李老师脸红。然而，一直到十年文革结束，却始终不见它见报。我多年怀疑，是否邮局送掉了？或者我粗心大意像契诃夫笔下的“万卡•茹科夫”，没写明白收信人地址？ 1966年9月1日开学，我进入“初二四班”，从此一天课都没有上，好像课本都没有发，全校天天都在开展革命大批判——我们的地理老师周慕贤，课讲得非常生动活泼，只因喜欢用脸上的五官比喻高山河流，曾用脸比方天安门广场，鼻子比喻天安门，结果被一个女同学写到大批判文章中，激起全校红卫兵的无比愤怒，被各班轮流批判后，又召开全校批判大会，给他挂了“污蔑天安门伟大形象的资产阶级走狗”的黑牌。我们的物理老师邓丰森，人极和气，谁都喜欢，当选了校文革领导小组成员，但不知谁揭露，邓老师这个有妻之夫，竟然与学校一位年轻女老师“有一腿”，在被“捉奸捉双”后，也召开了全校批判大会。这期间，学校特别注意学习毛主席在天安门广场第二次接见来自北京和全国各地的50多万红卫兵时的讲话。特别要背诵林彪副主席在大会讲话中，首次提出的“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的题词。9月18日，校广播电台转播了中央电台报道：林副主席在《关于把毛主席的著作提高到一个新阶段的指示》中说，老三篇最容易懂，但最不容易做到。要把老三篇作为座右铭来学……自此，学习、背诵老三篇风靡全校，红卫兵常常在校内随意拦住老师，让其背诵“老三篇”，稍有错误，即召开大批判会。 大约10月上旬，我们学校开始在各班推选“忠于毛主席的德智体全面发展的优秀红卫兵”当“晋京红卫兵代表”。我与班主任关系冷淡，父亲又正因历史问题被定为“特务嫌疑”而受整，理所当然地被排斥在“红卫兵”发展对象之外，更谈不上当“晋京红卫兵代表”。我在无边的愤慨中自暴自弃，同学们热火朝天地天天到学校“关心国家大事”，我却常常躲在家里打篮球，学二胡，成为一个少见的“逍遥派”。
只听得两种“毛主席语录”在针锋相对 10月下旬，我们学校的几十个红卫兵从北京回来了，他们是“毛主席第五次接见来自全国各地的红卫兵”的幸运者，向全校作报告，流着热泪和鼻涕讲述他们受到伟大领袖毛主席亲切接见的幸福情景，这下可将我深深触动了。我想，这一生什么荣誉都可不要，但被毛主席接见一次的幸福，一定要得到！而此时，“革命正以一日千里的排山倒海之势”迅猛发展，先是县委宣传部副部长兼校党支部书记刘博文靠边站了，接着校长周子良受批判，再接下来班主任李灵学因是地主出身被清理，最后竟传来刘博文书记自杀——“自绝于党和人民，自绝于红卫兵”的消息……时势造英雄，喜欢我的语文老师傅立纲代理班主任，成为学生们拥戴的中心。到10月底红卫兵大串连已在全国如火如茶展开，几个北航的大学生红卫兵来到我们学校串连点火，告诉我们可以“踢开党委闹革命”，我便在傅老师的帮助下，从校文革领导小组开出了一张“红卫兵进京证明”，10月31日晚一个人偷偷从县城新堤镇乘轮船到武汉，在武昌南站破窗翻入一列火车，只身前往北京。我为什么一个人走？怕同学们知道后，说出我的家庭问题，反而走不成。 那时我刚过14岁，身高只有1米39公分，体重38公斤，又瘦又矮。父亲不让我去，妈妈更是有许多担心。但是他们都在我抬出“伟大领袖毛主席要接见我们红卫兵”的政治旗号下，诚惶诚恐地默许了。母亲只是喃喃地说：你又不是学校批准的红卫兵，怎么能进北京？政治上不可靠的人是不能进首都的…… 记得到武昌南站时是1966年11月1日下午四点左右，在“热烈欢迎红卫兵革命小将免费乘火车进行革命大串连”的巨幅横标下，人山人海的红卫兵将武昌南站围了个水泄不通，许多人已等了三四天，也没能进站上车。我因为几个姨妈、舅舅在武汉，常常到汉口三镇度寒暑假，有经验有胆量，当机立断，从一个邮政车通道潜入站台，来到一辆将开往北京的“替毛主席接红卫兵的专列”列车旁边。但此时才知，即使到了站台，也没有办法上车——“替毛主席接红卫兵的专列”从头到尾都挤满了成堆的红卫兵，堵在各车厢门口大叫大吼。无论下边的红卫兵怎么高呼毛主席语录逞威施软，车上的红卫兵就是不开门，照样用雷霆万钧的“最高指示”坚决拒绝。只听得两种“毛主席语录”在针锋相对：下边的说：“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绘画绣花，不能温良恭俭让……”上边的回答：“最高指示：‘革命军人个个要牢记，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我前后观察了几处情景，明白在这样非常局面下，想正常上车，绝无可能。我找到几个比我高一点的红卫兵，对他们建议说，只有采取革命行动：用砖头砸开玻璃窗，才有可能上。这意见得到赞同，于是立即动手，一个高个子在众人抬举中砸一扇窗户，结果上面的人怕被玻璃砸伤，主动摇下玻璃窗，想再劝我们不要上。但我已被首先抬到窗口，不顾一切伸进头，爬进去就听见车上的人说，进不得了，再进就要挤死了！但我仍拼命地爬了进去，果然是站在人身上了，一步都动不得。只好与车上的人一起劝下面的人：上不得了！真上不得了！有一个红卫兵甚至说：你们不要上了，我下来后你们再上！我向毛主席保证：要憋死了！话没说完，列车缓缓开动……我长吐一口气，庆幸自己终于上车，心里高呼：毛主席啊毛主席，朱建国终于可以到北京接受您的检阅了！……
几十万人在烤火、跳脚驱寒的“来京红卫兵中转广场” 巨大的兴奋没有持续几分钟，我就开始感觉到难以忍受的痛苦。没想到，这辆“替毛主席接红卫兵的专列”不仅仅是行李架、座椅下、厕所里全挤满人，没有水喝，没有饭吃，不能“方便”，而且它是一辆走一站停一会的“特慢车”，从武昌到北京竟然走了三夜四天60多个小时。我和车上许多男女红卫兵，先是熬得没办法，只好站着在裤子里尿尿，任凭北风卷走尿臭味；后是在又渴又饥中昏昏然。中途有几次我想下车返回武汉，但一步都挪不动，下车也是不可能的，才知世上有能上不能下的“骑虎背”之事。只有听天由命。记得到北京是第四天早晨六点——11月4日，火车停在永定门火车站。好多人已走不动。好在接待站的人员特别热情，将我们带到一个大广场，似乎是北京工人体育场，让我们每一百人自愿组成一个单位，等待顺号接待。我一打听，广场上已有6000多个单位，有来了三天的人还在广场等候，围住一个火堆吃送来的馒头（火堆靠自己到四周拆门板桌椅来烧火）。照这样的速度，我得在这露天广场冻四五天才能被安置到接待站。好在我又有点幸运，所组成的一个单位中，有个昆明来的大学生，身材高高，一身新军装，佩带着鲜红红卫兵袖章的长手，不断挥舞着一封昆明军区的特别介绍信，高叫“我有紧急任务，请优先安排！”就凭着他的顽强申请，接待人员真的优先将我们这一单位带到北京延安路小学住下了。当我在黎明中离开那有几十万人在烤火、跳脚驱寒的“来京红卫兵中转广场”，心中既感到幸福，又有一种享受特权的羞愧。 印象中北京延安路小学就在天安门附近（写罢此文，我请教一个“老北京”朋友，他先说，1966年北京人自发临时改了许多街道名，但后来不断再更改更革命的名称，有的路名只存在一两个月就又换了，谁也不知一度叫过“延安路”的街道现在叫什么路。后来又说，终于查到：1966年秋冬，西单大街一度曾改名“延安路”， 西单小学改称“延安路小学”。），教室全是平房，都有铁火炉取暧；有一个可站千人的泥土操场。我们一百人按部队一个连队来建制，属于毛主席第八次接见红卫兵某团某师（可惜将具体番号忘记了），分为三个排九个班，在一个军代表的领导下，毛遂自荐加推选，产生了连长、指导员、排长、班长（那位挥舞着一封昆明军区的特别介绍信的高个，后来却不知为何竟被公安部门带走了，否则他是公认的连长）。我那个连队年龄最大的是一个38岁的新疆某中学男老师；我14岁，是全连最小的红卫兵，自知“来路不正”，“根不红苗不壮”，只好事事躲在角落里，既无人推选我当干部，也毫无毛遂自荐之意，只想早日受到毛主席接见后回家。然而，住下来的第二天开全连大会，连长，一个内蒙古高校的大学男生却说：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的战友们，我们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接受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的检阅——而走到一起来了！但是，我们“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他老人家日理万机，非常非常忙。他老人家前天刚刚第七次接见了150万红卫兵！我们这些准备在第八次接见的红卫兵，可能要等半个月后才能得到接见的机会。在等候期间，同志们一定要认真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每天早上是军训，跑步、列队，下午可以班为单位集体行动，既要积极到北大、清华各高校串连取经，看大字报，抄大字报，搜集革命传单，又要严防阶级敌人新动向，提高革命警惕性。…… 38岁的新疆中学男老师是我的班长。他先教我唱会了《毛主席的话儿记在我们的心坎里》，然后我跟着他到北大抄了两天大字报，就天天请假在教室里围着火炉，一边捉身上的大虱子，一边烤馒头吃。其时北京温度已是零度左右，北风呼呼，我上身穿一件哥哥穿过的没有罩衣的破棉袄，内面一件破卫生衣，下面只有一条单裤子，然后是赤脚穿一双破解放鞋，每天坐在稻草地铺上，只觉得又冷又饿。我对许多大学生的大字报看不太懂，印象中有一篇署名张春桥写的小品“张果老倒骑毛驴”，虽不明真假，不懂其影射，但觉得很有趣。有许多关于刘少奇的叛变经历的大字报，让我总想起“毛主席说‘三天不学习，赶不上刘少奇’”的故事，心想，贼刘少奇一定是想与毛主席比聪明才遭了殃？对于“中央文革最新指示”，我是全部抄下，心想回去给父亲看，他会高兴，他最喜欢揣摸运动趋势。 后来班里战友们又给我一些毛主席在飞机上、大海边的照片，我就觉得来北京已完成了革命串连任务，只等毛主席接见了就毫无遗憾。 1966年11月24日晚九点，军代表和连长宣布：从现在起，全连任何人都不得离开延安路小学，北京城从今晚10时起全城戒严，什么时候可以自由行动，要等待通知。大家都兴奋地猜想，毛主席要接见我们了。可是第二天一整天，我们都被连长关在教室里，躺在地铺上。只听得外面远处人声鼎沸，不断传来“毛主席万岁！”“毛主席！毛主席！”的红卫兵欢呼声……这分明是毛主席在接见红卫兵！为什么没有通知我们去呢？难道说我们连被取消了接见资格？连长、指导员和我们一样急得团团转，却又故作镇静要大家耐心、安心、安静！最后大家一起反复高唱刚学的新歌——《毛主席的话儿记在我们的心坎里》—— 毛主席也毛主席,
我庆幸我离毛主席只有十来米 激动人心的命令一直到1966年11月26日凌晨3点才传来：全连紧急集合！毛主席要接见我们了！一直没有睡觉的我们，全都一跳而起，高呼“毛主席万岁！”，不洗脸就在操场集合列队，每人发了四个冻得像石头的馒头和一根三寸长的红香肠。最后军代表宣布纪律：除了一本毛主席语录和食品，任何东西都不许携带，特别是小刀、钥匙等铁器，全部要放在住地，查出违纪者，取消接见资格，严重的要交公安论处。 这时全团都集中在操场上了，于是列队出校门，沿着马路以急行军速度小跑。谁也不知要到哪里去，连长不知，团长不知，可能师长也不知。大家只知道一个跟一个，跟着前面的军代表走。因为有谁掉队谁就不能见到毛主席的纪律，人人都拼命跟紧队伍。我一会感觉是到了天安门，一会又觉得到了北京郊区，队伍整个是像在搞拉练。走了五六小时，才在一个马路旁边停下，让大家上了厕所。不久，又紧急出发，沿着北京的大街小巷转圈子。四个冻得像石头的馒头全进了肚子，舍不得吃的香肠也在口里含化了，大家都开始口干舌燥，饥肠漉漉。一些人的鞋袜也跑掉了，却仍然不知何时可以见到毛主席。一直到下午三点，队伍终于在西郊机场停下来，沿着跑道两边对面东西方向排列而坐。跑道大约20米宽，两边的前排都是三四列解放军战士，我紧靠着解放军，身后大约有20多排人。这时前排的解放军又派出代表来对每一个红卫兵进行搜身检查，有两个蒙古族中学生被查出了带有蒙古小刀，立即被带走。虽然大家一起为他们求情，但也没有用，不知将他们送到哪里了。约四点钟时，灰蒙蒙的天空开始降下北京冬季的雾气和暮色，能见度大约只有几百米。一些人开始急得跳脚：再晚一点，毛主席就是来了，我们也看不见！但就在这时，我左手前方开始传来群起噪动的声音，原来是两辆洒水车来洒水了，接着是几辆站满武装战士的军用卡车中速开来，接着是十几辆三轮军用摩托车，再接着是一队军用敞蓬吉普车，第一辆上就高高站着一个雕像似的魁伟之人，他前后坐着三四个军人和一个司机；人群里爆发出海啸似的欢呼：毛主席！毛主席！毛主席万岁！万岁！…… 我离毛主席大约只有十二三米远，全力睁大眼睛，也只能看见他老人家带着军帽，军大衣灰蒙蒙的，雕像似地转动，摆幅约有90度，看不清眼睛，表情模糊，没有听见他老人家一点声音，只感觉他老人家的气势似乎无动于衷，“冷眼向洋” ……耳边忽然掀起狂风似的红卫兵的哭声笑声喊声……毛主席在我视线中大约有二分钟时间，直到他老人家的背影完全消失，我才注意第二辆军用敞蓬吉普车上的林副主席，但这已经是林彪的背影了，后面的周总理等人，我更是毫无印象……只有三分钟左右，毛主席检阅的全部车队都消失在灰沙和暮色中。我庆幸我离毛主席只有十来米，是整个接见中离毛主席最近的红卫兵之一，我可怜身后的许多红卫兵，他们可能连谁是毛主席也没看清……
整个西郊机场一时响彻百万人的尿尿声 毛主席检阅的全部车队都消失后，全场曾经奇怪地出奇的静场了几秒钟，一忽儿不知谁叫了一声：要上厕所了啦！……整个队伍倏然一哄而散，迅即自觉形成许多圆圈，每个圆圈直径约15米左右，男的一圈，都刷刷站着拉尿……，女的一圈，站一圈，蹲一圈，站着的掩护蹲着的小解……；男圈和女圈相距不到20公尺，两圈都听得到对方的尿水声。整个西郊机场一时响彻百万人的尿尿声……如此场面竟没有一个人想到发笑，没有一个人以为这样不文明。谁都知道，许多人是一整天没有上厕所！人有三急，“方便”第一！ 许多年后，我忆起“毛主席第八次接见红卫兵”，最鲜明的印象就是这一幕北京西郊机场200万人围圈“小解”——试想当时若有直升飞机在空中摄像，录下这方圆几平方公里的机场跑道上，二百万男女各自圆圈“方便”的场景，今天一定仍是吉尼斯纪录之最。这也许是“毛主席第八次接见红卫兵”留下的最为珍贵的人类行为艺术创举？不知可有人曾以照片立此存照？ 记得返回到市区已经是八九点钟了，我又和许多红卫兵一样，到北京电报大楼发电报——我给父母的电报是：“爸爸妈妈：今天下午四点十分，我受到最最敬爱的红太阳毛主席的接见！” 第二天上午，我们就全部被强行塞进了破旧不堪的离京火车——谁都不许再停留！北京一分钟也不愿“毛主席接来的客人”红卫兵停留了！这天的《人民日报》刊登了毛主席接见红卫兵的新闻报道：第八次是在连续两天算作一次的，这是毛主席接见红卫兵最多的一次，接见红卫兵多达250多万。从1966年8月17日，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检阅各地的红卫兵组织代表（为第二天的天安门广场上举行 “首都百万人‘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群众大会”作准备，第一次带上红卫兵袖章接见红卫兵，平均每12天接见一批红卫兵，到1966年11月25、26日第八次接见红卫兵，八次共接见了1100万红卫兵。11月27日《人民日报》上，新华社报道了11月25日和11月26日连续两天接见的情况后说：“毛主席先后检阅了1100万文化革命大军，在第八次接见了250万。这是明年春暖以前的最后一次接见，是三个多月来革命师生进行革命串连的胜利总结。”
伟大领袖毛主席竟然食言失信 然而，“明年春暖”以后，伟大领袖毛主席竟然食言失信，并没有再接见一个红卫兵——1967年，毛泽东已明显厌恶红卫兵，转向依靠工人造反司令部“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毛泽东第八次接见红卫兵，实际上成为毛泽东抛弃红卫兵的最后一别。我有幸抢上了这一“末班车”，见证了一个不可再现的伪现代化经典场面，至今对我的人生和思想起着不可抗拒的作用——我今日勇于正视和研究一切权威，应该说与这与近距离真实感受毛泽东有极大关系。 我在从“毛主席身边”返回家乡洪湖后，母亲刚刚将我衣服上的“北京大虱子”捉完，我就又响应毛主席的号召：“步行串连”——我带着哥哥和一个“篮球朋友”常登海，于1966年12月20日，踏上了步行串连到韶山和井冈山的“新长征”。两个月后我在广州过罢春节坐火车到九江转轮船回到家，家乡已因“一月夺权风暴”而开始出现“造反派”和“保皇派”，在县委大院门口搭台辩论，建立沿街几百米的大字报栏，相互“文攻武卫”。 “造反派”“毛泽东思想洪湖老战士造反团”一度查封县公检法，“保皇派”“洪湖无产阶级大联合总部”迅速支持县人武部成立“洪湖县抓革命促生产第一线指挥部”；1967年7月20日，武汉出现“7、20兵变”后，7月23日起，洪湖县进入历时一年的“全面内战”。此时我只是每天在家听着窗外的枪声，一边欣赏我从韶山和井冈山领来的毛主席像章，一边与朋友小海下象棋。在十五岁生日到来时，我已全然成了一个“静听枪声、炮声、哭声、笑声”，任何组织也不参加的“逍遥红卫兵”。1968年6月11日，我在家里从窗户中，亲眼目睹了洪湖县最大的武斗事件“6、11血案”—— “保皇派” “红旗造反总部”突然包围了在县大礼堂集会的造反派“钢工总洪湖五湖四海造反兵团”，双方激烈枪战五小时，打死八人，伤20余人，军代表王参谋也在调解时被打死。1968年7月，洪湖县在人武部新政委董瑞林的强力领导下，开始拉地毯式的“清理阶级队伍”，我的一些红卫兵战友于是或进监狱，或参军。不久传来毛主席最新指示“知识青年要到农村广阔天地中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1968年12月，我在大批同学已“下放”后，自己一个人下到了洪湖县汊河区水晶公社甘寺庙大队二小队，与两个先来的“本区土知青”结成一个“知青小组”，共住一间草屋，成为一个孤独的“县城下放知识青年”。 我的“逍遥红卫兵”生活至此完全结束。
附注： 多年后，我又得知：毛主席第八次接见红卫兵，“原来考虑过从通县一直到建国门大街，路两边都站上人，让毛主席从中间过。但马上又有反对意见。车速慢了，出事怎么办？就一直没有采用，最后这一次接见为了更多地见红卫兵，还是决定用环城这个方案，只是车速一定要快。这一次，几乎全北京城的老百姓包括老人孩子全都出来了，各单位都有通知，只是没说时间，人们在马路上耐心地等着，良久，车队才来。最前面是几辆摩托开路，穿着军大衣的毛主席站在敞篷吉普车上，绕城一周。车开得快极了，根本看不清车上的人，只觉得一阵风呼呼地过去。环城的路线基本上是现在的二环路，从天安门出发，走东直门。一路上飞快，过铁路时车速慢了一些，群众就立刻围了上来，走不了，毛主席只好下车。然后由警卫开路，绕道到钓鱼台休息。第二天的接见安排在西郊机场，计划天安门安排一部分，毛主席从天安门那边过来再到西郊机场。本来西郊机场也就容纳20万人，顶多40万人，没有想到那天一下子去了足足200万人，大大超过了计划，快把机场挤崩了。” “毛主席八次接见红卫兵，每一次接见，北京的主要街道都要断绝交通，长期这样下去不得了。筹备办公室的工作人员跟总理汇报，天越来越冷了，25日这一天，气温降到零度左右。在外面站上六七个小时，年轻人都受不了，更不要说上了年纪的中央领导人了。再加上后来毛主席也不再提让他见群众的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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