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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彼得堡，记忆之城(散文) ◎ 余 杰
如果说北京和上海是中国的“双城记”的话，那么莫斯科和圣彼得堡就是俄罗斯的双子星座。莫斯科是现实之城，从赫鲁晓夫时代火柴盒式的建筑群中，正在破土而出新的摩天大厦，苏维埃时代的冷酷与商业时代的奢华在这里交错生长；圣彼得堡是记忆之城，用普希金的说法，它是“向欧洲敞开的门户”，在十八、十九世纪兴建的巴洛克古典样式的街区里，弥漫着小资产阶级不可救药的浪漫。如果说莫斯科是男儿，那么彼得堡就是美女；如果说莫斯科属“土”，那么彼得堡就属“水”——它们运行在各自的轨道里。而我显然更喜欢彼得堡。 圣彼得堡像巴黎，像罗马，像威尼斯，是一座向欧洲致敬的城市。所以，斯大林一直都不喜欢它——圣彼得堡的领袖们，托洛茨基和基洛夫，先后都被斯大林杀害了；圣彼得堡的文学大师们，阿赫玛托娃和曼德尔斯塔姆，统统被斯大林辱骂为“娼妓”和“寄生虫”。有人说过，这座城市始终是现代重要的电影背景、杀戮之地和文化实验室，它被革命所征服——阿芙乐尔巡洋舰首先在这里开炮，但它却没有被革命所彻底改造，它的浪漫深入在骨髓里；它被战争所蹂躏——德军在这里围城长达九百天之久，但它却没有被战争所摧毁，血像海水一样洗过这里，又什么也没有留下。这真是一座神奇的城市。 我们从莫斯科乘坐火车去圣彼得堡，当地的华人朋友告诉我们，要自己准备好饮用水，一定不要喝火车上的水。据说火车上曾经发生过这样的案件：一些列车员与窃贼勾结起来，在火车上供应热水的铁锅中放下蒙汗药，于是整整一车的乘客都被蒙倒之后洗劫一空。这让我们一上火车就有些上梁山的感觉。当我进入火车包厢之后，才发现在车站买的一大瓶水，居然不是矿泉水而是发咸的苏打水。半夜里，我不得不出去接一杯水——恰好遇到一位金发碧眼、美丽非凡的女列车员正在给水罐加水。我目不转睛地注视着她——千万不能让她加入蒙汗药啊。她却回过头来冲着我嫣然一笑。我们的笑容显然有不同的内涵。不过，水我倒是喝了一大杯，一觉睡到了圣彼得堡的黎明，下火车的时候身上分文未少。 当我踏上圣彼得堡的土地时，随身带着一本纳博科夫的回忆录《说吧，记忆》。十八岁的时候，少年纳博科夫告别了深陷于革命的杀戮之中的圣彼得堡，此后他带着手提箱和对彼得堡的记忆辗转于欧美各国。直到一九七七年去世，纳博科夫再也没有回到过位于冷战另外一极的故乡。而克里姆林宫中的那些刻板如化石的共产党领袖们，自然也不会欢迎这样一个迷恋贵族生活、又写下过《洛丽塔》这样伤风败俗的作品的“老流氓”荣归故里。在纳博科夫的笔下，存在着一个永恒的彼得堡：“对于夜间的麻烦，圣彼得堡那些令人振奋的早晨是如此的截然不同啊，那刺痛而温和、湿润而绚烂的北极之春带走了碎冰，带进了海一般明亮的涅瓦河！它使屋顶闪闪发亮。它给街上半融的雪涂了一层浓浓的蓝紫色调，往后我在哪儿都再没有见到过。在那些光荣的白昼，人们乘车出去散步。……我们驰过法贝尔热的橱窗，教堂的钟声在敲响，第一只硫磺蝶在阿奇宫上飞起。而当我仰望，我看得见，从一栋房子到另一栋房子，高高地拦在街道上空，巨大的，光滑而绷紧的，半透明的旗帜在飘扬，它们的三道宽色带——淡红、淡蓝、和单纯的苍白——被阳光和飞逝的云影剥夺了与一个国庆日的任何过于直截了当的联系，但此刻，在这记忆的城市里，它们无疑在庆祝着那春日的芳香。”如今，圣彼得堡几度更名后又回到了起点，红色的镰刀斧头旗帜也重新回归了纳博科夫记忆中的三色旗。历史这样喜欢开残酷的玩笑，而城市依然不变。 我们要去的第一站是位于涅瓦河最宽的河口三角洲地带的彼得保罗要塞。这座红色的要塞从一七零三年开始修建，这这也成为圣彼得堡城市诞生的日子。就如同“先有潭柘寺，后有幽州城”的说法一样，彼得堡人也都认同“先有彼得保罗要塞，后有彼得堡”的说法。当时，最初的时候，那里只是一片黑熊出没的沼泽地，根本不是修建要塞的理想处所。但是，刚刚战胜瑞典军队的彼得大帝断然决定，只有在这里修建一座庞大的军事要塞，才能保住这个宝贵的出海口。这个要塞整整花了三十五年才完成，在要塞完成的时候，彼得堡作为一座年轻的城市和帝国的新首都，已经初具规模了——它不是一座古城，它像纽约一样年轻，只有三百年的历史。 这确实是一座记忆之城，梦幻之城。涅瓦大街比莫斯科的阿尔巴特大街更美丽。似乎全俄罗斯的美女都集中在这里，她们的时装与巴黎的女郎一样时尚，身材却更为高挑与婀娜。谁能将她们与那些拥有水桶腰的大妈们联系起来呢？一定是奶酪、巧克力和黄油惹的祸。所有西方著名的品牌都可以在这里找到，但别雷笔下那个扑朔迷离的《彼得堡》究竟到哪里去了呢？那个每天都有舞会、沙龙、诗歌朗诵会、话剧表演和芭蕾舞表演的圣彼得堡还在吗？圣彼得堡位于俄罗斯的边缘，是所有俄罗斯城市中的异类——在俄罗斯，没有比它更像欧洲的城市了。欧洲意味着什么呢？欧洲意味着古老的王室、文学、音乐、电影、性和享乐。彼得堡早已没有王室了，沙皇家族彻底消失在远方冰冷的地窖里。沙皇们都笔挺地站立在宫殿的肖像画里。他们很少逃脱了死于非命的结局。革命家们则连肖像都没有留下，他们一个接一个地被送上了自己设计的绞刑架。我们只好去探望彼得大帝骑着高头大马的塑像，这尊塑像的闻名，不是因为它塑造的人物是彼得大帝，而是因为诗人普希金写过一首《青铜骑士》的诗歌。诗人是这座城市一半的灵魂——另一半的灵魂在教堂里——这是帝王和苏维埃的领袖们都无法改变的事实。任凭斯大林怎么诅咒阿赫玛托娃，她是诗歌还是在人们的嘴唇和眼睛之间流传。 圣彼得堡也是爱森斯坦和肖斯塔科维奇的城市，正是靠着爱森斯坦的电影和肖斯塔科维奇的音乐，希特勒未能将它从地球上抹去，斯大林也未能让它变得像莫斯科一样索然无味。文学家们成了传奇，而海水淡淡的腥气依旧。七十年前，圣彼得堡被迫与西方分离，然后以革命导师列宁的名字来命名；七十年后，圣彼得堡后又重新拥抱西方，回到《圣经》的预言之中。这里的市民明显要比莫斯科人悠闲，虽然他们的收入远远比不上莫斯科人。这里的黑帮却丝毫不比莫斯科的黑帮要温柔，一夜之间便如同雨后春笋般地出现了许多开着奔驰宝马的富豪，谁也不知道他们的钱是从哪里来的。不过，更多的还是驱动着时常熄火的“老拉达”的寻常百姓，街头的年轻男女往往提着酒瓶，边走边喝，就连在广场上举行婚礼的新郎新娘以及他们的亲友们，也都一人一瓶烈酒，大口大口地狂饮。难怪有人说，戈尔巴乔夫失去民心的根本原因是他颁布禁酒令。对于俄罗斯人来说，酒就是生命，谁不让喝酒，就让谁下台！这本来就是一座水做的城市，酒让它更加迷离与放荡。 圣彼得堡见证了俄罗斯成长为海上大国的历史——这片土地本来就是彼得大帝的战利品。在瓦西里岛的岬角的交易所广场上，南北呼应地矗立着外形丑陋的罗斯特拉灯塔。灯塔上缀满了青铜船头，更显得狰狞可怕。这是来自古罗马的风俗：把敌军的船头砍下来，装饰在柱子上，以示庆祝。这里存留了这个民族野蛮凶狠的一面。穿过大桥，我们发现河边停泊着一艘深褐色的古老巨船，原以为是一处古迹，走近了才发现船上是一家超级豪华的餐厅。码头上停着清一色的豪华汽车，附近闪动着一群西装革履且戴墨镜的彪形大汉，一定是有什么高官显贵在此用餐吧。散步的老人们早已见怪不怪了，他们保持着缓慢的速度漫步在飞翔的海鸥之中。 豪华府邸的主人们走马灯似的变幻着，而小偷们还是以他们亘古不变的方式维持生活——当我们来到闻名遐尔的阿芙乐尔巡洋舰的时候，导游再三叮嘱说，一定要小心各自的口袋，这里是彼得堡小偷最多的地方。果然，同行的王东成教授的背包立即就被小偷光顾了，幸好信封里装的不是现金而是机票，小偷还算“盗亦有盗”，迅速将机票扔在他脚下。正在聚精会神观察炮台的王教授还浑然不觉，直到旁边的旅客提醒他，才恍然大悟地将机票捡起来。正在我们庆幸逃过一劫的时候，同行的一位带着孩子的母亲却惊呼起来，原来她的钱包被偷走了，数千卢布的现金和信用卡全都无影无踪了。阿芙乐尔号的官兵们，也许做梦也没有想到，他们的舰艇居然成为一处中国旅游者最多的地方，又居然成为窃贼们施展各自神偷技巧的天堂。轰轰烈烈的革命就以这样一种喜剧的方式谢幕了。而圣彼得堡，如此冷静地注视着身边的一切。 在经历了战争与革命的风暴之后，纳博科夫的故居竟然完好无损。一层被建成了他的博物馆，这大概是他怎么也没有想到的结局吧。纳博科夫如是说：“我们现在搬到了我们在城里的宅邸，一座漂亮的，意大利式的芬兰花岗岩建筑，于一八八五年前后由我祖父建成，第三层上方有花卉壁画，第二层有个凸窗，座落于彼得堡摩斯卡雅街四十七号。”是的，难道就是从这扇窗户，在革命爆发时，十七岁的纳博科夫“生平第一次看见死人，他被人用担架抬走，另外一个穿着破烂鞋子的同志，试图从死人脚上拔下靴子，完全不顾担架员的推搡和老拳。”难道就是在这个餐厅，“沙俄警察安置的一个肥胖间谍，在身份曝光之后费劲地在我们的图书馆员面前跪了下来？”在彼得堡，差不多每一幢大楼都有一段令人惊心动魄的掌故，至于有没有经过文学家的想像与加工，谁也不知道。即便是列宾美术学员的教授们，又怎能定格这座城市光与影的变迁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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