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的反战和平运动与“市民的勇气”(文论)

―――以“大地之盐【the salt of the earth】”¹为视点 

◎ 山田正行 

                                          依 茕 译   

1·引言 

   “市民的勇气【civil  courage】”是默罕穆德·甘地的非暴力不服从、马丁·路德·金牧师的战斗的非暴力、保罗·弗莱雷【Paulo Freire 1921-1997】的意识化与文化行动的继承和实践的伦理课题。

   在日本，由于以帕斯卡尔人性学为研究起点的三木清【1897－1945】²，在跨出自身实践研究第一步时，不断反复提出的“真理的勇气【Der Mut der  Wahrheit】”而被瞩目。这是黑格尔【1770－1831】赴任柏林大学开讲演说词中的语言，三木在1925年治安维持法制定、思想统治强化的年代、在提倡科学作为为民众服务、而非为旧来的体制奉献的“新兴科学”时况中，呼吁“真理的勇气”。他在1928年10月8日的『帝国大学新闻』的投稿中，以『真理的勇气－ 『在新兴科学的旗帜之下』创刊之际－』为文章标题，论述了“真理的勇气”一词为黑格尔著名的言论，于我，最为心仪的词语莫过如此”。³

柳条湖事件发生的1931年，他在铁塔书院出版的『社会科学的预备概念·序』谈到⁴：

“时代要求非左顾右盼的反省，而是勇气，恰恰是‘真理的勇气’。我人生的旅程中，也许到了即将果敢战斗的时候。至今为止所有的研究，于我自身而言，不过是细致周到的准备而已”。这篇文章的附记为1929年3月7日。就在日本天皇制法西斯主义与军国主义日趋强化中，三木本人遭到弹压、死于狱中，这显示了三木直到最后坚持“真理的勇气”，天皇制法西斯主义体制对此极为恐惧的象征。即，天皇制法西斯主义体制最终无法抑制他作为知识人的卓越的学问与研究，勇敢不屈的行动实践。在此意义上，思考日本的“市民的勇气”时，三木的思想与实践极为重要。

   以此为视点，重点着眼于基督徒的言论与实践，具体地论述与展开日本“市民的勇气”这一课题。

   首先以近代日本的帝国主义式的侵略蚕食与势力扩张中，新渡户稻造⁵与矢内原忠雄⁶的对应为观察焦点。第二，关于天皇制法西斯体制下基督徒的抵抗以及极权主义下日本基督教团【United Church of Christ in Japan】的设立与责任、围绕』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本基督教团的责任告白书』进行议论与考察。与此同时，论述战后基督徒开展的和平运动、和平教育。以此为基柱，清晰地究明2000年12月在东京开设“侵害女性权利国际战犯法庭【Women’s International War Crimes Tribunal on Japan’s Military Slavery，又称为女性国际战犯法庭 】”的意义。由于究明战争责任问题意味着追问日本与邻国关系的问题，必须论述特别是日本与中国、韩国之间，侵略战争与殖民地统治的历史认识为基石的相互理解、交流、发展的实践与努力。 

2· 新渡户稻造与矢内原忠雄 

   由于明治维新推进的近代化的日本，很多的知识人一生中最少一次对『圣经』产生了兴趣。在此显示了日本知识人向欧美先进国家学习的姿势。

新渡户是一位知识教养广博的基督徒，曾历任国际联盟事务次长等职而活跃于国际舞台。1899年他以英文执笔的『武士道』在美国出版，1938年由矢内原忠雄翻译成为日文在日本出版。⁷此书论述了日本的战士，即“武士”，在日本作为文明国家发展中将不再存在，但是其精神、其实践伦理的意义很大，这一要素将在未来社会中继续存在。无疑，『武士道』在日清战争【即甲午战争】胜利的评价问题上存在历史的制约，然而其基本内容提示了日本在国际社会中为被公认作为文明国家的日本的固有的道德观，成为日本人的精神认同感【Identity】的象征标志之一。在与美英开仗的三年前矢内原翻译了该书，在天皇制法西斯的言论统制中抵抗军国主义，以日本该如何选择作为文明国家的道路的文脉捕捉了『武士道』的主题。

   矢内原于卢沟桥事件发生的1937年发表了以『国家的理想』⁸为题的具有反战思想的论文，由此被法西斯体制检举，被迫辞去东京帝国大学教授职务。【战后复职，1951年－1957年任东京大学校长】『武士道』的翻译出版正是第二年，即1938年，不能误读为矢内原由于被解除公职陷于精神痛苦而思想转向，因此第二年不得不翻译『武士道』。被迫辞职后，矢内原以个人之独力发行『嘉信』，设立面向青少年讲义古典的“星期六学校”，在天皇制法西斯体制下继续思想抵抗。尽管『嘉信』为一本个人发行的小刊物，然而数度遭到当局发行停止、删除内容的处分。

   1940年，矢内原前往殖民地支配下的朝鲜半岛讲义『圣经』。这是对强制殖民地支配下的朝鲜人参拜与服从现人神的天皇的“皇民化政策”的抵抗形式。战后，矢内原回忆道：“我接受信仰关系的朋友邀请前往朝鲜演讲，尽管只仅仅涉及到统治问题，之后，我本人虽然没有受到什么处罚，但是那位朋友被带到宪兵队，受到体刑拷问”。⁹

   不过，同样曾经为殖民地的台湾，对他们有批判的声音。东京大学博士的台湾日本综合研究所所长的许介鳞认为“新渡户承认对台湾的抵抗者为野蛮人进行镇压”。¹⁰新渡户1901年曾经作为台湾总督府技师推进殖产事业。

   许介鳞还认为“矢内原对于朝鲜与台湾的见解相异，他对于朝鲜与台湾并没有一视同仁，歧视台湾始终为未文明化之地。这是被支配者对于矢内原的评价”。

    尽管如此，矢内原在战后基于和平主义与民主主义的宪法再次出发，对于试图改宪、复活战前体制、推进再军备的动向表示明确的反对，为和平运动和和平教育作出努力。关于矢内原应基于战前严峻的弹压下坚持抵抗、在殖民地朝鲜的实践、战后和平运动与和平教育的视点，以及台湾的批评的声音上作出客观的评价。 

3·西川治郎【Nishikawa Jro，1909－】的抵抗 

   对日本的劳动运动、社会主义运动、共产党成立起过重要作用的片山潜【katayama sen，1859－1933】曾在美国学习神学而成为基督徒是一个典型的例范。日本的基督徒中不少与社会主义者、共产主义者共同活动，还有不少以个人之独臂抵抗天皇制法西斯的反战和平运动。

   西川治郎，出生于三重县的渔村，在大阪边打苦工边读夜校，并勤去教会。他憧憬新岛襄¹¹的全身心基督教自治思想，于西川而言，成为牧师与成为职业革命家同等重要。

   1930年，西川进入同志社大学神学部预科，第二年由于领导校内罢课而中止学业。当时，“社会性的基督教运动”【Social Christian Movement简称SCM】以YMCA为中心展开，基督徒学生为对抗左翼思想的渗透，开始思考学习社会科学。¹²此时，西川担任SCM京都支部的干事。

   SCM京都支部由贺川丰彦【kagawa Toyohiko,1888-1960】们设立的“云之柱会”发足，以对马克思主义确切的批评与基督教再认识为目的。然而正值俄国革命备受世界热线关注的时代，SCM开始接近马克思主义。在此状况中，矢内原1932年刊行『马克思主义与基督教』，针对左翼思想的传播，提倡诚实的基督教信仰。

   不久，由于左翼思想逐渐具有影响，当局强化思想镇压，对此，基督徒学生提出“不参加实践就毫无意义”的口号，在此阶段，提倡者和领导者反而激流隐退。不仅如此，更有甚者，在当局强化对教会的统治之际，出现讲义“国体的本意－天皇制的正统性”的学者。¹³

   即便如此，西川继续自己的实践运动，不仅为日本人，还积极研究被歧视、被凌辱的朝鲜人问题。因此，特高以违反『治安维持法』为名，将于他1934年和1938年分别两次检举投入监狱。

   在战时极权主义风潮的日本，思想犯被当作“国贼”、“非国民”。然而就在他出狱不久，他家乡的父老乡亲却请他在送别被征军的青年集会上代表全村，为即将走向战场的年轻人致辞。在此，表现了由于言论统制与弹压的社会，人们虽然不能明确地表现自己的意志，但是选择他作为全村的代表致辞这一行动的本身体现了普通民众的反骨精神。在这次公众集会上，西川没有说一句“为国家献身”之类的话，以“为留在村庄里继续活着的人们”为题致辞。

   西川现在年过九十高龄，仍然为捍卫和平宪法继续活动。 

4· 极权主义的天皇制法西斯体制下的基督教 

   战争时期日本基督教诸教会直面以国民精神总动员、大政翼赞会¹⁴为名的日本式的极权主义社会潮流。1941年6月日本基督教团成立新教合同教会。由此，教会被追问成为法西斯体制与侵略战争的帮凶责任。我们有必要基于当时的历史状况进行多维向认识与思考。

   这一时期，尽管正是天皇制法西斯确立的最终阶段，但是却正是同年10月东条英机首相就任、12月对美英开仗前夕，日本试图阻止法西斯化、停止战争作最后努力的时期。即，近卫文磨首相【1940年7月－1941年10月】体制下，提倡与“上意下达”同时“下意上达”、“不患贫贱、患不平等”的口号，这一提倡具有民主主义、平等主义、面向民众的指向性。在此状况中，思考如何使得近卫体制阻止法西斯风潮与军国主义、使日本朝民主主义方向转换而参与体制内改革者出现。政策立案智囊团的尾崎秀实¹⁵、西园寺公一¹⁶向佐尔格¹⁷【Richard sorge 共产国际谍报员】提供情报、三木清、宫原城一¹⁸等人参与在军国主义体制内建立文化政策。为支持近卫体制，新教也成立“合同教会”，试图展开基督教和平信念。因此，教团成立的宗旨“一教一民”能够在这一文脉上疏通、理解。

   遗憾的是实际情况中，有的教会不但没有抵抗日益强化的天皇制法西斯风潮与当作现人神的天皇的神性，更有甚者作礼拜时遥拜皇城，齐唱赞美天皇的国歌『君之代』，在教会设置神棚。¹⁹1944年1月11日教团的责任者富田满参拜伊势神宫，1944年发表『日本基督教团致大东亚共荣圈内基督教信徒的书函』，教团屈服于国家权利的压制，为战争协力。

   当时日本的新教接受的是瑞士神学家卡尔·巴特²⁰的神学。当时希特勒多次召集宗教名流，引诱并迫使他们认同第三帝国的神性，当大部分人俯首称臣服从于这一命令时候，卡尔·巴特坚决抵制任何伪造神圣的意识形态，认为只有上帝才是神圣的，拒绝纳粹党对教会的领导，在政治上反对纳粹极权专制，在神学上则坚持学术的自律性。但是日本的卡尔·巴特神学追随者者不但没有领会其神学精髓，介绍与宣传卡尔·巴特神学的学者甚至讲义“作为天皇的臣下应持之道”。²¹如此，在基督教屈服于极权主义风潮中，前面所述的贺川丰彦也主张日本的亚洲侵略是对欧美宣战的亚洲自身的解放战争。此外，一位美国宣教师在珍珠湾进攻的前4个月，为在长崎活水女中高悬被赐予的天皇像，还特意去参拜了神社。其他如神户女校的宣教师也在此压力下屈服。

   然而，不屈服于政治与意识形态高压而坚持基督教信仰的信徒也存在。Holiness教会的牧师们遭到严厉的迫害。此外，作为个人绝不眛良心，始终拒绝参战、拒服兵役的基督徒也有人在。²²

   以上论述了天皇制法西斯体制下日本基督教团的屈服与少数基督徒的抵抗。笔者在思考这一问题时，布雷茨·帕斯卡尔【Blaise Pascal】曾经论述在极限状况下人的存在方式是悲惨与伟大的矛盾的存在，人的悲惨是认识上的谬误与欺瞒，对于真理、正义的无力，以及在浩瀚的宇宙中几乎看不见的位置。念头上出现的他的名言：“人，屈服于痛苦非耻，而屈服于权势与享乐为耻”。²³

   真挚而诚实地追究天皇制法西斯的暴力性时，笔者认为决不能回避责任与自我欺瞒。 

5·战后民主化、美国的对日政策的转换 

   天皇制法西斯的大日本帝国在战败后，以新和平主义与民主主义为基调制定了宪法而成为今日之日本。然而，日本并没有成为共和国而是维持着象征性天皇制。这是由于联合国，特别是美国“维持天皇制比较合适日本”的判断。战争中作为国策研究日本的是美国人类学者鲁思·本尼迪克【Ruth Benedict】的『菊与刀The Chrysanthemum and the Sword』。在该书中，分析了象征天皇的的“菊”与象征武力的“刀”，实质上反复论述了天皇制与战争的关系。本书中，她将天皇制与太平洋诸群岛的“神圣酋长【Sacrde chief】同列论述。一般英语中“圣职者之王【Priest king】”也可以表现，但是在此使用的“酋长”“族长”程度的“chief”一词。可以说，本尼迪克尖锐地透视了日本未开发社会与由此对应的强烈神视天皇的日本国民心理机制。正由如此，二者相吻合的装置结构，对于天皇制的统治来说，十分有效。

    概观当时的国际社会，中国大陆共产党军与国民党军再发内战，朝鲜半岛、印尼支那半岛等国家与地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势力扩张大，之后诸国、诸地域都勃发战争。与此相对，美国启动对苏联的封锁政策，变更以“民主化”为基调的对日政策，建立反共主义阵营墙。无疑，由于苏联的斯大林主义的暴力，强化对东欧诸国的内政统治与干涉，对此似乎美国的方针具有必要性。然而，这时美国与日本交换了秘密筹码，这就是日本向美国提供731部队开发研制的毒气兵器与细菌兵器报告以及人体试验数据，美国不再追究石井四郎们的战争责任，而且免去对部分甲级战犯的起诉与追究责任。这以后，战犯们获得政治复权，活跃于促进战前政治体制复活与再军备政治舞台最前线。比如，岸信介²⁴后来成为内阁首相，今天，岸的孙子安倍晋三活跃于日本政权中枢。美军占领下推进美国实施上述政策的是当时的首相吉田茂，他的孙子麻生太郎也同样活跃于今天的政治中枢。

   在此动向中，当时直接实行天皇制法西斯弹压政策的特别高等警察【即特高】的官僚也纷纷获得政治复权。鹿儿岛县特高课长奥野诚亮在第二次田中内阁时期【1972年12月－1974年12月】任文部大臣。曾任群马县、长崎县等地的特高课长、文部省思想局思想课长的田中义男后历任文部省初等中等教育局长、文部事务次官、中央教育审议议会委员、东京都教育委员长等要职。自己亲自出马严刑拷问，对于被弹压的、被逮捕的思想犯而言简直就是恐怖与恶魔的化身的中川成夫，战后历任东京都北区教育委员、教育委员长等职。中川还是虐杀无产阶级革命作家小林多喜二的主犯。

   如此，虽然日本宪法上宣布永久放弃战争，整备民主制度，但当是从天皇到镇压政策的实行者，没有被追究责任与罪行的人很多。因此，很多日本人对于战争的被害意识强烈，而加害者的意识很稀薄，尤其是广岛、长崎等地。究其要因，不仅仅由于美国对于战犯的免责，还由于中国大陆共产党军与国民党军的发生内战，无暇顾及追究日本的战争追认，其结果是，事实上除了一部分军国主义者、战犯以外，也没有追问日本民众的战争责任。换而言之，日本的战争指导层被美国原谅，一般国民被中国人原谅。

   这一问题，在日本基督徒中同样通用。战后不久的1945年10月25日，美国教会使节团来日。使节团由世界基督教会联盟委员长霍尔敦博士为团长，其目的开始为追问日本的基督徒战争协力的责任，然而，根本问题尚未提出期间，在如前说述的要因中，使节团与日本关联团体在相互友好、共勉互励的氛围中，淡化了初衷。无疑，基于双方崇高的信仰，使节团在1945年10月28日东京的松泽教会演说中，对美国造成日本“很大的破坏”谢罪，并乞求“由我主的恩爱而原谅”。²⁵以战胜国的立场请求原谅战争带来的破坏，正是在神的面前的敬虔态度。但是，日本却没有与其虔诚的态度相应的态度。

   关于这点，与殖民地下的朝鲜半岛的基督徒相比，更为清晰而深刻。朝鲜半岛不仅朝鲜人牧师、而且美国宣教师也顽强抵制了日本的殖民统治。神学校遭到封锁，宣教师被强制回国。尤其是，1945年8月15日解放后，参拜过神社的牧师被要求声明改悔，最少停止宣教两个月。²⁶ 

6·战争责任与历史认识 

   思考战争责任与战后责任时，必须对战争本身有足够的认识。关于战争责任问题，人们常常将日本与德国进行比较。但是还必须基于战争历史的比较。大日本帝国与纳粹德国为同盟国，二者曾经相互影响。

   首先，1925年－1926年之间出版了畅销书阿道乐夫·希特勒【Adolf Hitler】的『我的奋斗』，1932年日本随即翻译出版【坂井隆治译、内外社出版】。此时英语版、法语版等都未出版。日本确实成为国际先驱。1937年日语版再由三笠书房出版，这次司法大臣的盐野季彦和内阁书记长官的风见章分别作『序言』。大日本帝国启动国家宣传机器大肆赞赏。

    正是这1937年南京发生了大屠杀，早于奥斯威辛集中营建设4年。南京大屠杀在日本几乎不被人知，一部分知情的宣教师也没有积极向世界报告，即便欧美的媒体有部分报道，但是对纳粹心知肚明了国际社会没有重视和呼吁阻止这种程度的野蛮行为。

   本来，始动对中国侵略的柳条湖事件的1931年，日本政党内阁制终息的白色恐怖的“五·一五事件”²⁷为1932年，此时，德国还是魏玛共和国时期，希特勒成为首相，纳粹掌握政权为1933年1月。再比较日德意相继脱离国际联盟的日期更加清晰可见：大日本帝国为1933年3月，纳粹德国为10月，法西斯·意大利为1937年2月，三国中日本又一次遥遥领先。

   如果世界视奥斯威辛集中营为战争最惨绝人寰的暴力代表，从牺牲者的数字来看，奥斯威辛集中营为150万，与犹太人600万相对，仅南京一地，牺牲者为数万至几十万，中国人达数千万。从数字的视点，可以清楚地明白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责任的重大。

   以上为日本对外侵略战争的被害者与牺牲者的规模比较，在来看看对国内统治、镇压、迫害情形。日本国内反战、反法西斯地下组织几乎遭到毁灭性的溃败，而德国还不至于完全如此。希特勒数度险遭暗杀，尤其是1944年7月20日遭到以“暗杀希魔小组“为名的军事政变。从地下抵抗者到纳粹将官参加，甚至计划到暗杀后的政治体制。因此不能单看作暗杀事件，而是试图接替政权事件。然而，这样类似的计划，在日本完全没有。此外，大战中德国450万人牺牲者中，民间人占半数遭到纳粹的杀害。这一数字显示了民众抵抗力量的强大。

   关于这点，丸山真男曾论述到：“日本的‘极权主义’在权利统合方面，不如说‘拥抱主义’【看看翼赞体制过程、经济统制吧】，极其非能率的，最少在意识形态同质化方面令希特勒羡慕的‘素质’具备了。”²⁸饭塚浩二曾经说“德国为法西斯主义，而日本与其说法西斯主义，毋宁言其从绝对王制的体制一成不变地转移就到法西斯主义”。²⁹

   由此可见，先行于法西斯主义、纳粹极权主义式的军事体制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的，究竟是哪一国？无论是国外的侵略战争，抑或国内的政治高压与残酷，大日本帝国都先行于纳粹德国之前。因此，本应该更加追究战争责任，然而，战后战犯战争责任的追究方面，日本完全不及德国，而在历史教科书问题、首相参拜合祀着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问题遭到邻国的强烈抗议。试设想一下，如果德国首相礼拜祭祀着希特勒、戈培尔的宗教设施，会遭到世界怎样的反应呢。而如此异常的事态却在日本反复发生。由此，人们不仅仅要追究战争责任，还必须诘问战后的姿势与历史认识问题。 

7·安藤肇【Ando Hazime】的个人反省、问题提起与和平运动 

   安藤于1942年接受洗礼，1944年进入日本基督教神学专门学，1945年7月被征兵。在军队内，人事处准尉问他：“天皇与基督，究竟谁更伟大？”安藤一时语塞。安藤沉思，基督是神，天皇是人，这是真理。质疑真理的人肯定什么也不懂，我怎样解释也解释不清，不如就简单地回答“天皇更伟大”。就此，安藤在实际生活中信仰遭受挫折、创伤，决定了安藤以后人生与思想。

   战后，安藤复员后回到神学校复学，仍然处于极度的苦闷与创伤的后遗症中。从『圣经』中“彼得三次不认主”³⁰被还是获得耶稣的赦免³¹，从“神的爱的教训”获得精神再生，毕业后成为日本基督教团的牧师。

   1959年安藤出版『深渊』一书，“作为战争结束后第14年第一本追问基督教的战争责任的书具有历史性意义”而被瞩目³²。 1963年安藤由YMCA出版部出版了『一个基督徒的战争体验』，提出作为基督徒个人的认识与反省问题。而此时教团还没有任何意识到教团责任问题。

1966年夏，出席东京神学大学第17届夏期教师讲习会协议会的青年牧师们对教团责任提出质疑：“为何战后20年已经过去，对战时中教会举行崇拜以天皇为神的仪式、为战争协力的教团指导者，战后既不退位，也不说明与追究自我责任？”

   基于事实本身，1967年3月26日日本基督教团发表了『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本基督教团的责任告白书』。但是，遭到基督徒们“告白不彻底”的批评。安藤说“思考关于日本基督教团战争责任问题，首先应从阅读资料着手”。³³指出不正视战争协力的事实空谈战争责任的教团暧昧的姿态。

   他还一针见血第指出，书面文字上虽然“告白”了“责任”，但是没有涉及引诱、迫使基督徒对战争协力的天皇制问题，对昭和天皇战争责任的追究不足。还指出，无疑，不反省自己，只责备他人，非基督之爱。应该从作为个体的个人自问开始。『告白书』中，“我们的祖国在犯过错之时，我们的教会也堕入罪恶，我们必须考虑这个‘祖国’的指导者究竟为何人？坚持信仰的基督徒们是被冠以天皇的名义陷入迫害的。应识别加害者与被害者的之别，更必须追问追随加害者的统治者，导致众多的基督信徒参加膜拜天皇仪式，鼓动信徒协力战争的教团指导者的责任。究竟是什么因素导致伪神学的国家意识形态战胜了基督神学？如果这一认识不彻底的话，将重蹈复辄。

   安藤不仅思考与追问自己与日本基督教团的战争责任，还作为基督徒努力推进反对战前体制复活与再军备的和平运动。在1981年8月15日的和平集会上以『宗教者与和平』为题演讲³⁴。安藤以自己伤痛的体验为出发点，在痛楚地反省自身的基础上，介绍了被动员战争协力的宗教团体与信徒个人的抵抗者，比较德日忏悔观，提醒人们重视靖国神社参拜、天皇赞美、教育勅语【天皇制教育】复活问题。特别是关于靖国神社，安藤诘问到“如果战死者生命都有尊严，那么，为反对战争而狱死的牺牲者不应当更加具有尊严么？”。

   在现代日本，思考“市民的勇气”问题之际，安藤的认识观具有重要意义。

   此外，日本圣公会【Anglican Episcopal Church in Japan】于1996年发表了『关于战争责任的宣言』。在美化、篡改历史动向的风潮中，可以说这是为表示明确的历史认识的战争责任的宣言。 

8 ·田内千鹤子【Tauchi Chizuko】与孤儿院“共生园” 

    田内千鹤子【1911－1968】，韩国名字伊鹤子。1918年千鹤子7岁时随赴任殖民地朝鲜官僚的父亲到从日本高知移居到位于朝鲜半岛的港口城市木浦。田内一家都是虔诚的基督徒。作为朝鲜总督监府文官令媛长大的田内千鹤子，从基督女校毕业后在教会的星期天学校弹奏管风琴的时候，邂逅朝鲜当地传道士青年伊致浩。伊致浩在木浦被称为“讨饭大将”，他以基督的慈爱之心同7名孤儿一道创办收容与教育孤儿的设施“共生园”。伊致浩请千鹤子教孤儿们日语和唱歌，千鹤子欣然应允，从此开始人生在“共生园”的义务奉献。

    在生活极为艰难困苦的条件下，伊致浩始终保持微笑，乐观和坚定不移的信仰，千鹤子的从渐渐倾慕伊致浩到与他在基督的祝福中结为患难夫妻。然而一个殖民地文官家小姐与一个被殖民地的叫化子结婚，在当时，千鹤子受到两方面的歧视与误解。

    千鹤子成为“共生园”的几百名孤儿的阿妈妮，从此起早贪黑、没日没夜、呕心沥血地抚养和照顾孤儿。她与伊致浩生育的几个孩子，与孤儿一样同吃同住同受教育。1945年日本战败后，在朝鲜人愤怒的民族情绪中，伊致浩担心由于千鹤子是日本人缘故，会受到伤害，送她和孩子乘上回日本故土的轮船。在高知生下第三个孩子后，千鹤子挂念在朝鲜的丈夫和渴望母爱的孤儿们，告别近八十高龄的老母，牵儿携幼又回到了木浦。不久“共生园“被手持木棍、火把、铁器的朝鲜民众包围，人们叫喊：“杀死这个日本婆子”，在千钧一发之际，“共生园”的几百名孤儿挺身而出，他们组成人墙保护千鹤子和孩子，喊“谁也不能动我们木浦的阿妈妮一根汗毛！”从此，千鹤子一生再也没有离开过“共生园”。

    1950年6月朝鲜战争勃发，朝鲜半岛全岛几乎成为战场，一片焦土。大韩民国称之“六·二五动乱，北朝鲜称之为“祖国解放战争”，不论怎样的名义，“共生园”的孤儿人数达到500名以上，每天还有无数的孤儿等着一碗粥、一张席。北朝鲜的军队迅速占领木浦，用枪口对准了伊致浩和千鹤子，他们被认为有几重罪行：灌输帝国主义的精神鸦片－基督教，日本军国主义遗留的帮凶。这次千鹤子和丈夫做好了视死如归的准备。就在即将公开处刑之际，木浦的民众一个一个站出来，“伊园长是好人，千鹤子是木浦孤儿的阿妈妮”。千鹤子简直不能够相信就在几年前正是这些民众包围过“共生园”，而正是他们，救了千鹤子的命。

    由于战争粮食极其匮乏，孤儿人数不断上升，战乱中伊致浩园长在外出为孤儿们寻找口粮中，不幸失踪。之后，千鹤子以一人之力独独担负起“共生园”园长的重责。她唯一的精神支柱是向神的恒切的默祷。

    由于积劳成疾，千鹤子56岁被神召回天国。在38年间的困苦中从不放弃一个孤儿，经过她的手抚养的孤儿达3000人，被韩国人称为“韩国孤儿的母亲”。1963年千鹤子获得韩国文化功勋奖，这是日本人第一位获得韩国政府的表彰。1996年根据千鹤子的故事日韩合拍的电影『爱的默示录－伊鹤子的生涯』感动了无数观众。片头里有『圣经·以弗所书』的话：“在基督里合而为一：因他使我们和睦，将两下和二为一，撤毁了中间隔断的墙，而且以自己的身体废掉冤仇”。

     千鹤子的长子田内基，从小耳濡目染父母伟大的爱心。离别17年回到日本后，耳闻目睹在日本的朝鲜老人孤独、病痛、疾苦和乡愁。他看到由于战争和战后的原因，许多在日韩国、朝鲜老人在异乡的歧视和孤独中度过一生，最后孤零零地死去，中他记得母亲千鹤子临终前一年说的全是日语，最后想吃日本的梅干。田内基经过5年的呼号与奔走，在大阪朝鲜人居住堺市建立了全日本第一家朝鲜人老人之家，在这里，身无亲人、饱经沧桑的朝鲜老人们，睡着朝鲜式的炕床，吃着朝鲜手制的泡菜，用着朝鲜的家具，装饰着朝鲜的民间艺术品，说着故乡的语言。尽管这个老人之家只能接受100人，希望进入的老人达1000多人。田内基又东奔西走，到处借款，1997年在大阪在日韩国·朝鲜人居住最多的生野去开设国际老人中心。阪神大地震后，在重灾区的神户残田区开设“故乡之家·神户”。接受不仅在日韩国人、朝鲜人，也包括其他国家在日本的孤身老人，为日渐高龄化、在日外国人增加的的日本社会如何面对外国老人问题，以实践行为提出社会问题。

    今天的韩国的“共生园”由千鹤子的外孙女担任园长。 

9·战后基督徒的和平运动、关于大屠杀【Holocaust】的教育 

   在战前体制复活的动向中，1966年日本制定了与战前的“纪元节”相同性质的“建国纪念日”。“纪元节”又被称为“建国祭”，根据神话以初代天皇神武天皇即位日为国民的庆祝日，于1872年制定。其伦理基础为主张天皇的正统性的非合理的历史观的“皇国史观”。

   战后1948年“纪元节”被废止，1966年改变名称后复活。捍卫信教自由、确保和平意义的人们意识到非合理性的天皇中心的极权主义式统治支配、民族主义、国粹主义的意识形态的日趋强化，在2月11日不庆贺“建国纪念”，以多种形式开展超越教派、宗派的和平反战集会。

   在此，笔者介绍基督徒作为个体积极参加原爆、核武器禁止运动、以奥斯威辛为象征暴力的大屠杀教育、原“慰安妇【被强制的日军性暴力受害者】”支援、强制劳动受害者起诉声援等等和平运动。作为具体事例先介绍大屠杀纪念馆、大屠杀教育中心。

   奥斯威辛和平博物馆以1986年－1987年55次“波兰孩子们眼中的战争原画”牺牲者全国巡回展、1989年－1999年110次“奥斯威辛牺牲者遗品”全国巡回展的成果为起点。为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制定的世界遗产【自然遗产与文化遗产的复合遗产】作为人类普遍课题的奥斯威这一严峻的课题更加广为日本人所知，于2003年通过民众自己的双手在福岛县白河市建立奥斯威辛和平博物馆。2005年10月举办了奥斯威辛集中营的幸存者演讲会，同年12月波兰共和国授予日本奥斯威辛和平博物馆义工4人勋爵十字勋章³⁵。

   奥斯威辛和平博物馆活动中，始终努力超越政治思想、宗教派别的片面束缚，争取所有的热爱和平的人们的共识与参与。

   担任奥斯威辛和平博物馆理事长的笔者与小渊真理馆长都从孩子们眼中的战争原画开始参加。当是，笔者参加秋田县教会每周举行的星期天学校，在此几位基督教友也同笔者一起参加了秋田举办的“奥斯威辛牺牲者遗品”巡回展活动。作为博物馆馆长小渊不仅专念于事务工作，还积极参加地域的教师、律师、基督徒学习会，研讨良心兵役据绝服从问题，促进地域的共同和平运动。 

   大屠杀纪念馆于奥斯威辛解放50周年的1995年在广岛县福山市的开馆，大塚信馆长为圣耶稣会的牧师。1971年大塚信与奥斯威辛不幸牺牲的孩子安娜的父亲偶遇，安娜的父亲对牧师说；“不仅停留在悼念安娜和奥斯威辛集中营成为牺牲品的孩子上，为永保和平做点什么吧”，这句临别赠言成为日本大屠杀纪念馆开设的契机。

   大屠杀纪念馆从超越宗教、民族的立场出发，以大屠杀大约600万犹太人牺牲者中包括150万孩子为着眼点，推进孩子的和平教育。该馆以参观的孩子们消除歧视与偏见、建立真正的和平时代为宗旨。

   大屠杀教育中心于1998年10月在东京建立。其理事超过半数为基督徒。在活动理念中尽管并未将宗教信仰置于头等位置，但由于大屠杀历史中犹太教与基督教相互关联，由基督徒中熟悉教史的理事为中心，制作教材。此外，到学校访问、利用学校课余时间开设关于生命的尊严、宽容、自由的精神的讲座。受教会学校的邀请，向基督徒的教师们讲述大屠杀的历史和防止大屠杀再度发生的和平教育理念的重要。 

10·松井耶依【Matsui  yayori 1934－2002】与侵害女性权利国际战犯法庭 

   以下关于松井与她的活动，基于2006年2月『女性的战争与和平资料馆』展示的关于松井解说，并获得资料馆义务工作人员池田惠理子、渡边美奈的教示。

   松井为京都的牧师平山照次、平山秋子夫妇的长女。1945年3月父亲平山牧师被军队征召到中国大陆战场，同年复员回家以后，经常向家里亲人讲述亲身经历的战场的悲惨与残酷。1948年与教友建立东京山手教会，一生传道的同时进行和平活动。母亲秋子在当时是还非常稀少的女性牧师。

   松井1955年进入东京外语大学英文系，曾经留学美国、法国。1960年参加反对日美安保条约的反战和平游行。1961年进入『朝日新闻』社。1970年初，为正确传达美国的妇女解放运动设立“威尔士会”。该会1974年年底解散，1973年成立“亚洲太平洋资料中心”，追究战争责任，呼吁反战和平。1977年成为“亚洲女性之会”的发起人之一。

   1994年3月，开设“女性的人权亚洲法庭”，积极研究人身买卖、日军性暴力奴隶、美军基地买春卖春等女性社会问题。同年10月召开”东亚女性问题研讨会“，1995年3月举办“日本的ODA与亚洲女性研究会”，提起亚洲的经济发展中被隐蔽的女性人权侵害、性别歧视问题。

   1994年，设立“日本人父亲与菲律宾母亲的孩子支援会【简称JFC】”因特网页，为不得不从事特殊行业的菲律宾女性在孩子出生或归国后遭到日本男人遗弃，被迫放弃孩子的养育权，孩子们陷入生活贫困与社会歧视的双重痛苦中，“我想见日本的爸爸”，松井发出孩子们的心愿。

   1997年10月31日－11月3日在东京举办“战争与对女性的暴力”为主题的国际会议，1998年发起“战争与对女性的暴力日本支部【简称VAWW-NET-JAPAN】”并成为主要代表人。2000年12月与韩国、中国大陆、台湾、菲律宾、荷兰、印度尼西亚等国研究者与日军性暴力受害者一道设立又称为“女性国际战犯法庭”，成为主要代表，以女性的视点审理日军的性奴隶制、追究以天皇为首的日军上层指导部的战争责任，并宣告其有罪。“侵害女性权利国际战犯法庭”是国家和地区的非政府组织针对战争对妇女的性奴役、性摧残而设立的民间法庭，它既不隶属于某个国家，也不隶属于任何国际机构。其判决虽然没有法律约束，但作为“女性自己的法庭”、“民众的法庭、”“道德的法庭”，其意义与影响不可低估。

   关于日本的法西斯战争责任，大日本帝国宪法规定最高责任者为唯一主权者－日军的大元帅的天皇。然而，对于更多的日本人而言，天皇是神圣不可侵的存在，追究天皇的战争责任成为暗默的禁忌。由于右翼在1960年、1961年连续制造暗杀恐怖事件，在学术界，连学者都不敢公开讨论象征制天皇与天皇战争责任问题，天皇制并未成为历史学、政治学研究的对象，更谈不上市民层次的讨论，由此带来了战后战争责任追究的不彻底的结果。与此相对照的是，松井站在女性自身的立场，积极投身于日军性奴隶问题研究与追究，在公开场合开设“侵害女性权利国际战犯法庭”，基于历史事实与责任，不畏右翼的威吓、胁迫、攻击，在“法庭”上公然宣告天皇犯下侵害人道主义罪行。

   来自8个国家和地区的原日军性暴力受害者80多人在“法庭”上作指证，“旁听者”达1000余人。由各个国家和地区的法律专家或历史学者组成大检察团在审判开始向“法庭”提出报告，日本政府拒绝对二战期间犯下的侵害女性权利的战争罪行和不人道罪行承担责任，中国、韩国、菲律宾等国家的性奴隶制度的受害幸存者先后向东京地方法院以至东京高等法院提出了8项起诉，均被判败诉。希望通过“被害女性起诉国际战犯法庭”，向全世界揭露旧日军对女性的性奴役和性摧残，推动国际社会对女性在战争中受到暴力侵害事实的同情与支持，尽早结束战争期间对性暴力加害者不被追究法律责任的状况。

    2001年1月30日NHK节目播放了模拟法庭的审判经过，当时节目遭到NHK大幅度的删改，由于NHK未作任何说明或谢罪，2001年7月21日，松井向东京地方法院提出起诉。现在该案在东京高等法院审理中。关于节目的删改，安倍晋三、中川昭一等实权政治家的介入也被追问责任。与此同时，松井致力于隐蔽旧日军性暴力加害的史实、试图美化历史的教科书问题的呼吁与研究。

   2002年12月27日松井逝世。葬礼在山手教会举行。松井临终之言道：“年轻人啊，对今天的状况生气吧，‘你何时才着眼于亚洲的事情呢？’、‘为何你置于亚洲问题不闻不问呢？’，我多想倾听你们的心声啊”。³⁶。

   2001年12月，“侵害女性权利国际战犯法庭”初审一年之后，该法庭的终审判判决在荷兰海牙举行。判决书认定了旧日军二战中在亚洲一些国家和地区强制征召妇女为性奴隶的事实，遗憾的是1946年前后的远东军事国际法庭等审判没有涉及这一严重的问题，50多年来，日本政府拒绝对受害这进行任何正式赔偿，今天的国际社会应还给被害者公道。判决书认定昭和天皇并无豁免权，在战时并非为“傀儡”，而是日本的陆海军大元帅，拥有最高决策权。从大规模的“南京强奸事件”推断，知道或应当知道强奸事件的发生，而且本应该采取制止措施，在日本军队推行所谓“慰安妇”制度漫长的过程中，昭和天皇也没有制止，判决天皇裕仁犯有反人道主义罪责，判决冈村宁次等人对日本实施性奴隶制度负有罪责。最后，判决书要求日本承认战争罪行，建立一个充分而公开的历史纪录，以保证下一代中不再发生这种丑行是日本政府的义务，对所有的性暴力被害者进行物质和精神赔偿。 

    “侵害女性权利国际战犯法庭”宣告昭和天皇的战争责任应追究问题的根本视点，这不仅是追究天皇一个人的责任，而是战后日本战争责任被暧昧化、从天皇到特高战犯获得政治复权，战前体制复活、再军备、美化、篡改侵略战争与殖民地统治风潮持续化状况中提起的中枢神经问题。至今的日本，仍以“象征天皇”称呼，实质上为天皇神圣化，与未开化社会同样的“禁忌”在日本根深蒂固地存在。复权的战犯们再次成为实权者，利用被禁忌”的天皇制为统治的隐饰道具，而且美国也认识到其价值加以利用。由于天皇的战争责任被赦免，其他战犯的责任，包括末端组织的人们获得法律与良心的双重逃避权。

   由于日本天皇的神圣化与“禁忌”力量的无形的强大，战前最被严厉镇压、牺牲者最多的是日本共产党组织。但时就连日本共产党于2004年1月召开的第23届党员大会上，改变了历来的政治支柱方针，承认象征天皇制。而且，不破哲三议长于2003年参加了由丹麦女王的举办的皇宫晚餐答谢会，这为党的最高领导第一次与天皇、皇后同进筵席，交杯共酌。甚至于，由于“建国纪念日”、“绿色之日【昭和天皇的生诞日】”、“平成天皇生诞日”具有肯定天皇制的性质，日本共产党从不实施业务休假，从2005年起变更为定休日。

    如上所述，就连日本共产党都承认天皇制的动向中，可见公然宣言昭和天皇的人道战争责任的“侵害女性权利国际战犯法庭”是日本人对历史认识的良心证明。

   松井逝世后，女性们继承她的遗志，于2005年8月由市民运营的博物馆WAM在东京的早稻田奉仕园中建立。其母体为“女性的战争与和平人权基金会”，该基金会还设立了“松井耶依奖”，奖励为草根阶层女性争取人权不懈斗争的妇女们。 

   东海林路得子是VAWW－NET－JAPAN的代表与“女性的战争与和平人权基金会”的理事长。她出生于山梨县，大学毕业后在YWCA工作，后在日本基督教协议会工作，特别致力于关于“儿童的权利条约”制定，亚洲儿童现状资料的收集与整理，在教育领域为日本与韩国教会的交流努力。之后成为“女性之家HELR”会的实际责任者，8年间接受与帮助亚洲诸国人身买卖牺牲品的女性1000人左右。与松井一道积极参与筹备“侵害女性权利国际战犯法庭”和海牙历史审判的准备，2002年2月开始开展以“矫风会一步家”名的民间帮助暴力受害女性的工作。 

   东海林与松井相识于“女性之家HELP”。一次松井作为记者来采访“女性之家HELP”。然而，松井并没有问这问那，始终默默地看，默默地倾听。但是当东海林谈到“侵害女性权利国际战犯法庭”向海牙国际法庭起诉的准备工作时，松井非常表情激动，语气中燃烧着正义感与责任感。东海林与松井有时会因为具体细节工作产生意见对立，但是最终会达成一致。

   东海林曾经对笔者回忆到：³⁷“每次争论都很激烈，但是每次事后回想起来，松井都有道理。她是一个富于理性、具有敏锐的判断力、追求完美的人。重视现场的氛围和影响力。在为人、为事方面太诚实、正直，一根热肠到底，从不会拐弯。从正面直接切入，在“法庭”的内外种种艰难运营中，在与各国有志之士共同努力中，由于历史文化背景的不同，也会产生误解，我看见她多次将眼泪吞进肚里。她坚强的意志的另一面，是非常脆弱。松井使我最为倾心和感到人格的魅力的是，松井的非政治性，换而言之，超越政治的立场。这是我参加她的“法庭”的主要因素。她是一个完美主义者，任何工作，比如印刷的宣传单，直到最后的最后，她还在亲自校对。来自右翼的威胁越来越厉害，他们视松井为眼中钉，肉中刺，多次声明要“抹掉松井，让她不声不响地消失”。日本右翼是什么下九流的事情都做的出来的，1961年『中央公论』社因为发表了深泽七郎用幻想讽刺的手法描写皇室的『风流梦谭』，右翼袭击了『中央公论』社社长的家，但是社长正好不在，他的妻子和帮佣被杀害。我们劝松井躲过右翼一时的嚣张，但是松井躲不到3天就出来公开活动，同我们一起谈笑风生，好像没有这回事。松井喜欢穿大红色的衣服，我们担心目标显眼，容易被右翼识别，劝她伪装一点，她不听，反而穿更加引人注目的颜色，我们周围的人总是提心吊胆。松井个子不高，小巧玲珑的，她的存在，令人感到强大”。 

   关于日本的现状，尤其关于报刊媒体，前述的NHK节目改编事件，东海林指出：“完全能够理解。这正说明暴力的历史篡改作为现代报道的篡改被再生产，现代社会的媒体更加巧妙，伪装，这更加清晰地说明日本战争责任与战后责任问题的根深蒂固。今天我们重新思考的时，我们就会感到，日本和平不过是‘遮人眼法’的和平，人们感激被‘恩赐’的和平宪法，而对于加害者事实，长期不愿去‘看见’，不想‘看见’，人们生活在缺少自我反省的‘日本国’中，并接受领导。期间，比如应该让驻扎冲绳的美军撤走，日本的政治力量正在美国渐渐吸空，成为傀儡。又比如，战后反共路线中，日本的报刊媒体被限制，只在经营方面授予权限，编辑权与执政党连接，允许政治介入，要求媒体自我规范，自我约束，片面的报道，尤其是右翼的宣传给市民的思考带来恶劣的影响。今天公立学校的教师们如果反对升“日之丸”国旗，不开口齐唱“君之代”，³⁸就让国民产生他们是“非国民”的感觉，从而有形无形地歧视他们，如同江户时代对基督教弹压时，为证明与甄别是否是基督徒，让人们用脚去践踏刻有圣母玛利亚、耶稣像的木板或铜板一样。我以为，正是种种小小的抗争运动，构成今日的日本民主化斗争，是日本捍卫和平的希望之光”。 

11·基于历史共同认识的相互理解与交流的实践  班忠义·高桥敬子 

   由于美化与篡改侵略战争与殖民地支配历史、首相参拜靖国神社，日本与邻国关系恶化。然而，这样的逆流中，仍然有“大地之盐”为基于历史共同认识的相互理解与交流的而进行种种摸索与实践。 

班忠义·高桥敬子【Takahasi Kerko 1970－】

   班忠义于1958年出生于中国辽宁省的抚顺市，1987年来日本留学。在思考日中关系的问题中，相继出版了两本关于战后遗留在中国的日本孤儿问题的报告文学。一本是1992年朝日新闻出版社出版的『曾大娘的海』，一本是1996年人道出版社出版的『近而遥远的祖国』。2001年班忠义自费制作并发表电视记录片『郑大娘的‘祖国’』，真实地纪录了韩国妇女日军性暴力受害者郑大娘坎坷的一生。郑大娘出生于韩国，战争中被穿日军制服的韩国人贩子以“到大田做纺织女工”的名义被骗离开家乡，被当作“慰安妇”送到中国战场。战后与中国农民结婚，留在中国。班忠义爬涉崇山峻岭，在湖南的一个小山村寻找到已经不会说韩语的郑大娘。由于郑大娘保存的战前的护照，重病之际，向班忠义提出想临终前看看自己出生的故乡，班忠义经过种种努力，在韩国民间组织的帮助下，实现了郑大娘临终心愿。尽管故乡已经旧貌变新颜，但是郑大娘还是流泪了。郑大娘最终还是想回到生活了半个世纪的湖南，那里有她老伴的坟墓，有她的儿子、孙子。但是由于郑大娘的韩国护照，“国家”要她以国家利益和民族利益为重，而他的儿子又不能到韩国，郑大娘最后孤独地死在韩国。按照郑大娘生前的愿望，班忠义又经过几年的奔走，终于将郑大娘的骨灰送回湖南，由郑大娘的儿子亲手埋葬于祖坟。这个记录片通过郑大娘的一生，质问“祖国”、“国家”、“民族”、“利益”这些抽象概念的本质意义。

   班忠义还同有志的日本人一道，组织了“中国原慰安妇后援会”。他南到海南岛，北至黑龙江，常年奔走于中国偏僻的山村，寻找那些年事已高，备受精神、生活、疾病的折磨之苦老大娘们，倾听她们的心声，帮助她们解决生活、看病之难。此外，为面向未来，班忠义和他的有志者还组织了“云南少数民族失学儿童支援会”，为中国贫困地区的少数民族教育支援努力。

   笔者接受班忠义的提议，1998年开始与班忠义到云南，共同调查日军在云南战场的三光作战、细菌兵器、人体试验、性暴力受害者的事实。此报告后来在日本出版，中文版于2004年由昆仑出版社出版。笔者是班忠义在日本的两会的成员之一。

   班忠义的妻子高桥敬子是一名基督徒，她积极支持丈夫的人道事业，与班忠义一起足迹遍布山西、湖南、海南、云南等地，行程7000余公里。性暴力受害者的老大娘们多居住于贫困的山区，高桥敬子在怀孕中、在孩子出生不久，就带着孩子参加支援活动。老大娘们的心情有些复杂。一方面与班忠义的亲人见面，喜悦不言而喻，另一方面，高桥是日本人这一事实又有点别扭。她们觉得班忠义的出生地曾经被日本人占领，这夫妇的结合不可思议。但是看到她们相亲相爱、诚实真挚、不辞辛劳地来看望自己，手牵手搀扶她们去看病，买药，又衷心感谢和高兴。

   诚如中国作家余杰在『黑暗深处的光－读班忠义「“盖山西”和她的姐妹们－山西日军性暴力十年调查」』一文中说的：“班忠义和高桥敬子的爱，是超越国家民族观念的对人类的爱，对每一个具体的受伤的灵魂的爱。作为中国人的班忠义，他关心的不仅是中国日军性暴力受害者，他也关心被战争所伤害的、遗留在中国的韩国和日本的老太太，她们也被他看作‘母亲’；而作为日本人的高桥敬子，无私地支持丈夫所从事的揭露日本军国主义的暴行，她并没有像大部分的日本人一样出于对日本狭隘的爱而拼命维护祖国的‘面子’。这就是基督徒的良心，在黑暗的深处闪闪发光”。

    2004年12月起，班忠义夫妇带着两个孩子生活在中国，继续开展他们的活动。 

12·大地之盐【结束语】 

   以上介绍的是笔者所寡知的日本民众以“市民的勇气”的重要的实践活动。在热衷于理论、主义、文本、修辞、议论、诡辩、说教的时代，他们【她们】在默默地行动、实践，他们【她们】正是“大地之盐【the salt of the earth】”。又正是“大地之盐”的人们，成为和平社会建筑的基石。

今日之日本，不仅出现美化、篡改侵略战争与殖民地支配的右倾化动向，修改宪法第9条－永久放弃战争与武力的倾向也越来越来强烈，我们必须学习和继承“市民的勇气”这一永恒的遗产，反对战争，作为“大地之盐”守住今日难得的和平。 

完成于2006年4月 
 

《自由写作》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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