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天水印象(散文)

◎ 王一梁   

我只见过杨天水一面，那是前年夏天，上海。   电话里，杨天水感叹道，十几天前他来上海就想见我，但联系不上。我说，现

在联系上了，那就来吧。

当时，我和井蛙住在浦东西渡。这年的春天，我们从路边的中介公司找到了这套房子。没想到还不到一星期，当地警察就找上门来了，还带上一个门口的保安做跑腿的。我是上海人，住在这里当然无懈可击。不过，从中我得出了两个结论：一，警察窃听了我的电话；二，带新村的保安来是为了方便以后监视我。

这给我们的新居生活多多少少投下了一层阴影。

“六四”前夕，我和井蛙曾从这间房间里“逃”了出来，在浙江作了一次“消遥游”。但总的说来，西渡生活充满着欢乐。西渡就在黄浦江畔，就在我和井蛙刚刚完成了三本童话翻译的时候，杨天水说他要来了。

以前我并不知道杨天水，不久前，他被警方拘捕，我参与了呼吁释放杨天水的网上签名。我想，他急于找我，或许是看到了我的签名，将我引为同道吧。

从照片上看，杨天水长得肥头耷耳，像个富商，不是我心目中的战士形象。

差不多已是午后一点钟。街上毒太阳高悬，白茫茫的晃眼。远远地，就见一个旅行者模样的人，正站在商店的屋檐下向我大幅度地招手。看到他吃力地拖着一个大行李，我一愣，因为电话里杨天水告诉我，他乘今晚十一点的火车回南京。

“哎呀呀，你怎么不把行李寄存？”我说。

“没关系。”杨天水说，用手绢擦着额头上的汗水。树上的知了在叫个不停。

“你不知道车站有小件行李寄存处吗？很便宜的。”

“知道。”

看他说话时的表情，突然使我想到，与其说他是一个旅行者，倒不如说更像是一个随时准备亡命天涯的高级难民。西渡是上海的乡下，听上去从地铁站到这里只要换一辆汽车，其实得乘一个多小时。那天的气温高达37度，我忘了关照，结果来时杨天水乘的是非空调车。

家里也没有空调，杨天水身上的咖啡色衬衫都被汗水浸透了。喝酒时，我建议他像我一样赤膊。杨天水笑了，说：“有个电风扇吹吹就够了。”

我不停地往他的杯里加酒，每次给他啤酒，他都说不要，但很快就又见底了。杨天水喜欢刨根问底，我不喜欢说话像记者的人，但眼前的这人却是个谦谦君子。杨天水的笑有一种亲和力，使人忍不住地想和他倾诉。我和他谈到了哲学、历史、甚至美学，他好像什么都懂，我们什么话题都能深入地谈。他特别推崇辜鸿铭，我喜欢辜鸿铭的怪癖以及他对西方的傲慢，在我的心目中，辜鸿铭其实就是一堆奇闻逸事。杨天水告诉我，在监狱里，他发现了辜鸿铭，把他的文集读了又读，认为辜鸿铭是唯一彻底理解了东西方文化的人。只要读通了他的书，就能成功地解决中国的文化困境。

在21世纪的今天，竟然还有人认为在思想学术的领域里，存在着如武侠书中的“武功秘笈”，不禁使我侧目。

杨天水说，要送一套辜鸿铭文集给我，一个月后，他果然从杭州给我寄来了。但我却一字未读就把它留在了上海，也把天水留在了中国，并眼睁睁地看着他入狱，被重判12年。

我说把天水留在中国，是因为我和井蛙来美国后，曾尝试让天水离开中国，至少是去香港，并为他张罗介绍了香港女朋友。

当然，这是后话，却一直是我心中的一种疼，如今更疼。

那天，杨天水还告诉我，他在监狱里写了一百多万字；在监狱里的时候，他曾当过图书管理员。出狱后，就是凭着这些文字加入了独立中文笔会。他有个双肢瘫痪的姐姐，杨天水非常想照顾她。我们当时住的房子，98平方米，二房二厅，楠木地板、全新装修。当他听说房租才每月550元后，流露出羡慕的表情。我说，你也可以在这里找一间房子呀。

西渡其实就是上海的“左岸”，这里住着一群作家、画家、音乐家。多的是。我说。

但我不知道是否要告诉他，自我们来这里后就被警察盯上了，前两天，还从我的一个画家邻居那里探听我和井蛙的事。但我能住，我想，杨天水就能住。

井蛙看我们一付诡秘的样子，好奇地问道：“在谈什么呀？”

我说：“天水也想在这里租房。”

井蛙雀跳道：“好啊，住下后，我们这里就更热闹了。”

杨天水自称是商人，曾有个台湾亲戚给他一大笔钱做生意，但不久就被人骗走了，以前，他和他的前妻也曾被人骗过。在找房子的过程中，我发现杨天水根本不会和人谈生意。找了几家租房中介公司后，杨天水很快就看中了一套房子，出手就像一个阔佬似的，二话没说便爽气地预付了100元的定金。

而这时候，我们的手中，每人还拿着一瓶没有喝完的啤酒呢！

当天边出现一抹晚霞的时候，我们正开始吃晚饭，杨天水突然急急地说，他要走了。我向他保证，八点准时从这里出发不迟。还没等我反应过来，杨天水已经拖着大行李走到了门口。这时，他看上去完全像一个不近情理、不懂礼貌的小孩。我和井蛙只好扔下碗筷去送他。

那真是西渡的一个美丽黄昏。

每当乘上从西渡去闵行的轮渡，我的脑海里常会闪现出王道乾翻译的杜拉名篇《情人》的开场：“那是在湄公河的轮渡上。”对杜拉说来，湄公河意味着一道新旧生活的界线，对西渡人来说，渡轮意味着从乡下到城里的开始。但这些东西事实上都不重要，对我说来，使我难以忘怀的是，“那是在湄公河的轮渡上”这段文字本身所散发出来的魅力。

在我的心中，杨天水从来就不是一个政治性人物，更不用说是一个商人了。在我看来，杨天水甚至不是一个现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而只是一个文人。

读杨天水的文学作品，常让我想起三十年代的蒋光慈，那正是一个意识形态与文学联姻狂欢的年代。读者从作家的每一个字眼里似乎都能找到现实政治的含义，作家也自觉地把这种追求视为文学的最高圭臬。

在杨天水尚年轻的时候，他就被极权政权凶残地投进了监狱。1990年到2000年，在杨天水入狱的十年里，也正是中国文学经历着从现代派到后现代派巨大裂变的十年。然而，杨天水却被迫与世隔绝，犹如孤魂野鬼似地从辜鸿铭的精神世界中寻找寄托与支点。在杨天水的字典里，除了萨特之外并无福柯，在这样的一本字典里，一切都是有意义的，即使是“荒诞”也是有意义的。  

但山就是山，水就是水；荒诞就是荒诞，垃圾就是垃圾；文学就是文学，政治就是政治，这是任何哲学都无法混淆的事实。

不幸与荒诞的是，我们却正生活在一个界限模糊的时代，“指鹿为马”既成为了一种美学，更成为了当代中国的一项政治暴行与丑闻。

轮渡过了黄浦江也就到了和杨天水分手的地方了。

我想念杨天水，非常想念。

2006年5月17日

附录：

上海行轶事

——忠厚善良的作家夫妇

◎ 杨天水    

八月上旬的上海是炎热的。我和李国涛多次联系作家王一梁和井蛙夫妇，都没有成功。大概他们休假去了。

后来我一个人再次到了上海，找到了他们。他们夫妇住在浦东的西渡，离奉贤区只有几公里。这里的房子便宜，他们便租住了一个套房，一起写作。

王一梁上海人，大约六十年代初出生。大学毕业以后，一直从事文学创作，尤其是八十年代，是上海有名的年轻的小说家之一。二千年代开始，因为追求自由民主，被官方劳教了三年（二年，编者按），劳教中，他被分在蔬菜队劳动，整天干类似于菜农干的农活。

劳教生涯结束以后，遇到了文学人井蛙，他们大概早已有了神交，便结为夫妇。

这是一对和睦的、好客的，拥有共同理念的，也从事同样工作的夫妇。一梁身材高大，端庄憨厚，井蛙身材娇小，善良随和，为人皆热情待人，禀性仁义诚实。

他们做了好多美味菜肴。饭前饭后，我们一直谈到晚上。他们夫妇还一直将我送过黄浦江，直到我上了公车，他们才放心离去。

我们谈话的范围很广。以下是一梁的言谈摘要

“自由民主已经是世界大势，任何守旧的力量，也不能阻挡得了。但是我们处在举世追求和平理性的时代，因此中国的民运主流上必须是和平的理性的。”

“由于我们的力量还很弱小，我们就不能急躁，只能渐进。而目前尽量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谋求进展，尤其必要。”

“文学是我们夫妇目前的追求，我们尽力翻译有利于开启儿童智慧和民智的文学读物。每天都在紧张地工作，稿费是低廉的，我们必须为生存而奋斗。”

我谈到辜鸿铭的一些观点时，一梁非常赞同。辜鸿铭大致这样说过，真正的文明不是高楼大厦，不是汽车洋房，而是文明的男女老少。高楼大厦汽车洋房等等，只是文明的物质层面，而只有一个社会的人群，普遍地拥有教养，赋有仁义礼智之后，这个社会的文化状态才能称作为文明。

一梁的悟性，品德，都是一流的。

他说：“上海的民运，杨勤恒是可歌可泣者。他受到的迫害深重，但是从来没有气馁，仍然在继续思考、参与、领导。其他如李国涛、戴学武戴学忠兄弟等，都是坚强的斗士。”

我本来很想拜访上海的民运先行者杨勤恒。但是时间限制了我的构想，迫使我不得不匆匆告别了一梁夫妇，离开表面上显得庞大而杂乱的上海。

于云南昆明

2004年十月十日

《自由写作》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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