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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斋话题（七）
◎刘再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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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希腊文明的中心雅典，在最鼎盛的时期（大约公元前四三零年），人口只有二十三万。但它却产生了影响整个人类历史行程的最伟大的头颅与精神创造物。人类重要的不是量，而是质。大文化不一定属于大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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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尔维诺在《看不见的城市》中描写马可波罗与成吉思汗的故事。有一回，成吉思汗面对自己的胜利说，我此生没有甚么遗憾的了，该征服的都征服了。马可波罗却告诉他，你胜利了，你是伟大的征服者，但是，当你征服了所有的地方，本属于你自己的地盘也消失了，正如棋盘上的战争，你吃得一个不剩，你的棋盘其实也不再存在。马可波罗启迪这位大英雄﹕征服了一切，最后便是征服了征服的前提与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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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孩子上小学的时候，就知道“焚书坑儒”不对。老师叮咛说﹕记住，这是罪恶。我回答﹕一定记住，老师。可是在三十年前一个恐怖的历史时刻，我却必须表示“焚书坑儒”是正确的伟大历史事件，必须双手扼住自己的良心然后说两千年前活埋四百六十多名无辜的知识分子的行为是对的。当我发出“对的”那一刻，我感到自己不仅背叛了历史，背叛了老师，也背叛了自己，三重背叛的记忆一直折磨我到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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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语堂在《苏东坡传》里说﹕“神圣的目标向来是最危险的。一旦目标神圣化，实行的手段必然日渐卑鄙。”目标的神圣化使目标成为奴役人类的名义，使一切奴役手段合法化。天堂的名义可能让人们陷入互相厮杀的地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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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钱钟书比较有趣。那时候他血气方刚，直言许多历史教训。在《谈教训》一文中他说﹕“世界上的大罪恶，大残忍──没有比残忍更大的罪恶了──大多是真有道德理想的人干的。没有道德的人犯罪，自己明白是罪；真有道德的人害了人，还觉得是道德应有的代价。上帝要惩罚人类，有时来一个荒年，有时来一次瘟疫或战争，有时产生一个道德家，抱有高尚得一般人实现不了的理想，伴随着和他的理想成正比例的自信心和煽动力，融合成不自觉的骄傲。”（《钱钟书散文》第四零至四一页，浙江文艺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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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生一个不切实际的道理家，其灾难如同战争，如同瘟疫，这一判断发出时可能少有人相信，但是，当这个道德家以大理想的名义制造出巨大浩劫之后，人们就会相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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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田在他最后一篇随笔《论经验》中说﹕“我们不用踩高跷，因为即使踩在高跷上，我们还是要用自己的腿走路；在世界最高贵的宝座上，我们坐的仍是自己的屁股。最好的生活是普通的和符合人性的模范的生活……既没有惊人出奇的事，也没有过份的奢华。”道德理想家，尤其是革命道德理想家没有制造出惊人出奇的事就无法安宁，因此他们总是毁掉符合人性的日常关怀与日常温馨，把生活带入斗争状态与革命状态，老是处于这种状态的老百姓，总是身心俱倦，与处于瘟疫及战争状态中的灾民差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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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赫金所说的“狂欢节”即多声部、多种不同个性之音的交汇交流，我只是在过去的时间中看到，即在先秦诸子百家互驳难的时代和魏晋南北朝玄学异趣的时代中看到。“五四”时期也看到一些。而我身处的时代则有许多伪狂欢节、假狂欢节。彻夜在广场跳忠字舞便是假狂欢节，因为那时只有一种绝对的、至高无上的声音，其它的都不是人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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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芝加哥大学的课堂里，听Charles Taylor在讲解他的巨著《自我的根源》，特别记得他说人生的意义在于避免痛苦。痛苦并不是不得不去忍受的，而是可以避免的，人们通过避免痛苦，可以追求快乐的“充实的生活”。听讲之后，我想到叔本华的正视痛苦与我经历的“制造痛苦”的时代。我想，如果不能避免痛苦，最好也不要制造痛苦。制造痛苦不仅使人生无意义，而且会使人生带有负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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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都知道D.H.劳伦斯写过《查泰莱夫人的情人》，但很少人知道他也是一个思想家。他说﹕“所有为自由而进行的斗争，一旦成功，就会走得太远，继而成为一种暴政。”的确，革命成功之后所演出的悲剧往往正是从自由到暴政的悲剧。对此，劳伦斯又说﹕“绝大多数革命都是爆炸，而绝大多数爆炸所炸毁的东西都超过了原计划的规划。法国大革命的历史证明，十八世纪九十年代，法国人并不是真想把君主政体和贵族体制炸毁。可是他们却这样做了，再长的努力也不能将其真正重新拼接起来。俄国人也是如此；他们只想在墙上炸出一条信道来，可是他们却把整座房屋都炸毁了。”（《性与美──劳伦斯随笔集》第一零九页，台北，幼狮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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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革命不仅可以把活人送上历史绞刑架，也可把死人送上绞刑架。在六、七十年代，我就看到从荷马一直到托尔斯泰全部送上审判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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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中国作家李锐的小说中，看到中国翻天覆地的革命，又看到革命后的天地依然是那么奇怪的愚昧、贫穷和原始性的落后。这种历史壮剧后的凄凉使我感受到人间的一种最深刻的凄凉。但作家这种冷静的凄凉描述比风风火火的大激情更震憾人的心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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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乐山先生《边缘人语》中《法国大革命功过新论》一文，引证了让－法朗索瓦．法耶德在《革命的正义﹕恐怖纪事》中的资料，估计在一七九二年到一七九五年之间，上断头台送命者达一万七千人。而据雷内．塞迪洛特在《法国大革命的代价》中估计，因革命的暴力而丧生的约有二百万人。对此，董先生评论说﹕“这个代价未免太大了”，而“最大的悲剧还在于当初人权宣言中所标榜的革命目标是为了维护自由和平等这些基本人权，而为了保卫而采取的手段竟是扼杀和践踏这些基本人权的恐怖统治，这又无异是个莫大的讽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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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描写法国大革命中的革命者共同的特点是“缺乏经验和宽宏大量”，还说﹕在法国大革命中，在宗教法规被废除的同时，民事法律也被推翻，人类精神完全失去常态；不知道有甚么可以攀附，还有甚么东西可以栖息。革命家们彷佛属于一个陌生的人种，他们的勇敢简直发展到了疯狂；任何新鲜事物他们都习以为常，任何谨小慎微他们都不屑一顾，在执行某项计划时他们从不犹豫迁延。决不能认为这些新人是一时的、孤立的、昙花一现的创造，注定转瞬即逝；他们从此已形成一个种族，散布在地球上所有文明地区，世世代代延续不绝，到处都保持那同一面貌，同一激情，同一特点。我们来到世上便看到了这个种族；如今它仍在我们眼前。（《旧制度与大革命》第二编第二章，第一五三页，牛津大学出版社）缺乏宽宏大量，太剧烈，太激进，横扫一切。世上不同地区使用的口号不同，但革命种族的特点均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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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尔岑曾说，革命者在革命成功前是囚犯，在胜利后是领袖，因此，在当领袖时就会情不自禁地把囚犯道德习惯端出了。中国的刘邦、朱元璋等，也没有逃开这一不幸的逻辑。尽管他们在胜利之后坐上神座似的金銮殿，但也常常表现得像个十足的流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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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演义》布满权谋、阴谋与策略。那个时代的英雄只有两种﹕一种是超人；一种是策略家与权谋家。中国人后来把关羽、赵云奉为菩萨，但没有把诸葛亮奉为菩萨，因为诸葛亮虽是超人，但毕竟是权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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欺骗对方。这是三国时代最核心的思考内容。欺骗得愈高明就愈有智能，智者除了骗人的成功率很高之外，还必须不受骗，甚至利用敌方的欺骗制服对方。除了勇夫之外，三国时代的英雄都是大小骗子。许多大人物都是大坏蛋，满肚子是坏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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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相互欺骗、你争我夺的时代，一切人性底层最美好的东西都已死亡，而关羽却能在华容道放生昔日有知遇之情的曹操，便成了历史上的佳话。关羽的大刀没有斩断人性中那点毕竟是可贵的情谊，这一情谊竟被他放在比国家利益更重要的地位上。关羽这一属于死罪的背叛行为表明他人性深处所残存的一点美好东西没有死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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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演义》中最高的道德原则是忠诚于那个给饭吃和给桂冠的主人。汉朝皇帝曾同时给刘备和曹操以桂冠和奉禄，刘备不谋反，所以是好人；曹操心怀二心，所以是坏人。吕布反董卓，但人们看不惯，因为他原是一个吃过董卓饭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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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三国时代里，不仅兵不厌诈，而是官也不厌诈，民也不厌诈。曹操在赤壁之战一败涂地，是他自己虽也是诈家，却忘记自己就生活在其它诈家的包围之中，因此，他不仅上了黄盖的当，还上了庞统的当。他以为庞统是个知识分子不会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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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一场出生入死的鏖战，满身伤痕的赵云救出阿斗。当他把阿斗带到刘备面前时，刘备扬言要把阿斗摔死，说阿斗几乎让他丢掉一员大将。后人评说这一行为时，有的说刘备爱才如命，有的说刘备情谊深重，其实，三国时代只有野心，没有童心；只有权力游戏，没有爱。
839
在争夺权力的时代里，一切都可能变假，连笑与哭也会伪化。周瑜死后，诸葛亮去吊丧，痛哭一场，这哭是假的。曹操在赤壁惨败后的逃亡路上，一再大笑，这笑是为了安慰自己和安慰将领，这笑是假的。然而，在这个时代里，关羽、张飞对刘备的忠诚是真的。在假时代里的这一点真，叫中国人千秋不忘。
840
《三国演义》让中国人喜爱不已。近年改编为电视剧后更是家喻户晓，个个沉醉。玩权术，真是痛快的游戏。鲁迅早说过，中国因为是一个三国气很重的国家，所以总是喜欢《三国演义》。三国气，除了义气之外，还有杀气、霸气、奴才气，尤其是还有阴谋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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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时代，每个英雄都布满心机。猴子那么单纯，但从猴子变过来的生物，最后进化出这么一套善于欺骗的心机，真是不可思议。看到阴谋、血与尸首，我便觉得人近似猴子时会好一些。距离猴子愈远，本事固然愈高，但也愈可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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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三国诸将诸臣中，彷佛唯有吴国的鲁萧还老实。当所有对人的信赖都在敌我的残酷对立中消失的时候，他还保留着一点对人的信赖。他的诚实与呆气，是时代的稀有物，它帮助了智谋高强的诸葛亮与周瑜获得成功。战争，不一定意味着诚实品格的全部毁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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忙忙碌碌，争名于朝，争利于市，贾府的权贵们争得金满箱、银满箱，仅仅是为了一群没有出息的子孙。拋头洒血，争山于北，争水于南，革命者血流满地，最为往往也只是为了一群没有头脑的乏味的官僚。历史就这样在悲剧与闹剧中行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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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是沉重的。对于失败者是沉重的，对于胜利者也是沉重的。胜利者不仅需要承受胜利的骄奢，还需要打扫沉重的尸体，收拾布满血腥味的战场，还需要接受历史的废墟，负载失败者可能复活的沉重的亡灵。许多胜利者因为承受不了这种沉重，转而变成失败者。
845
绝对的历史主义者主张，为了历史的前行应当大胆地迈出无情的铁靴，不惜踩死长在路上的无辜的花草，但诗人作家，则无法接受这一观念，他们天然地站在无辜花草的一边，为无辜的花草吶喊、伸冤、寻求公道与正义。所以作家诗人总是和政治家发生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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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典斯德哥尔摩海港里展览着一只巨大的沉船，这是十六世纪瑞典与波兰战争中出征的战舰。这一战舰刚刚起航尚未参战便自沉于港口中。这是耻辱和历史的笑柄。但瑞典人把它作为展示品展示给全世界看。他们把历史教训看得比面子更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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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唱高调的中国革命论者，每隔一段时间总是宣布着他们的社会工程设计，但时间总是证明着他们只是一些眼高手低的论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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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与子的矛盾几乎是永恒的﹕一个要走已经走过的习惯性的老路，一个要走父辈从没有走过的新路。人类因为有这种冲突才有故事，也才有前行的动力。
849
往回走不一定就是开倒车。人有时需要往回走，需要回头去寻找往前走的根据。西方的文艺复兴运动就是一次返回希腊、返回古典的行走他们正是在返回希腊的路上告别了中世纪的黑暗，走上现代的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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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老的民族与历经沧桑的老人一样，很容易成为“老油子”。老油子没有任何惊奇感，没有任何新鲜感，也没有任何正义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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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以诚实的态度对待自己的过去，才能把握将来。过去消逝在看不见的时光中，人们容易随意编造。
852
能在美国呆下来而且喜欢美国，并非因为美国的繁荣与强大，而仅仅是因为一个简单的事实，即美国是一个不需要把思想交给国家的国家。
每次见到奥林匹克赛场上那一位高举火把的运动员把火点燃，我就激动得难以自禁。世界虽然还有浓重的黑暗，但总有一代又一代点亮火光的人在，而这些人的体魄又如此健康。因此，不应完全悲观。
853
地上没有希望的时候，就向天空与地底寻求希望。鲁迅不信神，没有天空的希望，就把希望寄托于社会底层。地底埋藏着社会脊梁。倘若再发现地底也没有希望，就只有绝望。
854
人在贫穷时常伴着纯朴，在富裕时则建构着文明，最可怕的是贫变富的过程中，人们常在此时不择手段而如狼似虎。
855
未来是一个迷，过去也是一个迷。人类在过去走了各种不同的道路，但都一样得不到喘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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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伯在《中国的宗教》中说﹕“中国的考试是要测试考生的心灵是否完全浸淫于典籍之中，是否拥有在典籍的陶冶中才会得出的，并适合一个有教养的人的思考方式”。在韦伯的发现里其实还发现中国教育的一个秘密﹕所有的教育都让人丢掉鲜活的个性。
857
中国人只有在“我负天下人”或“天下人负我”的两种态度中进行选择，没有对上帝的负责和对历史的负责也没有对自身──生命本体的叩问。
858
所有的中国人都在嘲笑阿Q，但所有的中国人都在制造让阿Q永远存活的土壤。阿Q不灭，是因为到常都弥漫到阿Q的空气。阿Q作皇帝梦不可视为笑话。阿Q真的当起皇帝，一定会有许多人对他三呼万岁。
859
人一面在创造文化，一面又在被自身创造的文化所束缚。人一面在追逐知识，一面又被知识剥夺天性的纯朴与天真。历史的行进充满悲剧性，人生的努力也充满悲剧性。
860
胡适没有霸气。有学识而没有霸气，便是美。生活在人间而获得知识本是幸事，但因知识而称霸而变成半个魔鬼却是不幸。上帝把知识视为禁果，缘由很多，而这禁果会使人膨胀和产生统治欲，以至使人变成凶神恶煞，必定也是一个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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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商人统治文人，蠢人主宰智人的现象，一位朋友愤慨地说﹕历史真不公平。我对他说﹕历史也常常是公平的，它的近乎残酷的筛子总是筛掉无价值的东西，而留下真和美的东西这些留下的并非百万富翁和帝王将相，而是被压迫过、被蔑视过的精神价值产品。这是历史不变的、固执的好性格。
862
父辈的文化传统太雄厚会造成可怕的病症﹕那里甚么答安都有，再也不必提出问题。沉重的历史可能会压制提出问题的能力。五四运动的先驱者，他们最为宝贵的精神是敢于对雄厚的父辈文化提出问题，不顾历史的沉重。
863
历史短反而珍惜历史。美国是一个几乎没有历史的国家，所以他们就特别珍惜自己的历史。他们计算历史的时间，往往不是一百年，五十年，而是一年，一个月，甚至一分钟。
864
故国历史的漫长，固然造就了一些附丽于它的杰出的历史学家，却也产生出被历史所塑造的、心灵过于复杂的子孙。包括毛泽东，他也被二十四史和资治通鉴所塑造。许多中国人成为中国历史的奴隶产品。
865
真正能消解历史伤痕的，是宽容，而不是追究罪责。钱穆先生说，对于过去的历史，应有一种温馨与敬意，好应有一种理解的同情。
866
二十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均被放在救国之路上，把笔杆变成枪杆，因此百年来表层的射击愤火多，而深层的精神创造少。
867
精神创造的大师反叛社会，成为不屈的反叛者。现在的前卫艺术和时髦的学人，为了表现出“新锐”，却回避现实的根本，只攻击大师，变成反叛反叛者。反叛反叛者，乃是媚俗与媚上。
868
只有宗教教徒和共产党人不会感到迷失。前者有圣经指引，后者有马克思揭示的从原始社会到共产主义的人类通途。我未进入宗教，但加入过共产党，奇怪的是我与许多共产党人不同，仍然充满迷失感。我常不知人类该走向何处中国该走向何处自身该走向何处？我有时觉得世界到处都是路，有时觉得世界根本没有路。不管有路没路，我都在走，但是避免“以耶稣开始而以撒旦结束的行为”（雨果语），即避免落入撒旦的深渊。
869
贫穷，最能产生革命。革命是一种渴望改变贫穷的激情，一种通过最高的速度改变现状的激情。在这种激情的燃烧中，人们容易走入疯狂，把所有主张理性一些冷静一些的知识者都视为落伍者。
870
一个国家，如果只有富强，而没有自由，就会变成罗马帝国。在这个帝国里，只有两种人，一种是奴隶，一种是奴隶主，而许多人是被铁链锁住肉体与心灵的奴隶。给人以开口吃饭的权利是不够的，还应当给人以开口自由说话的权利。罗马帝国的奴隶主法律允许奴隶开口吃饭，不允许奴隶开口说话。面包可以填饱人的肚子，但不可以堵塞人的嘴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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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撑世界的是敢于引火烧身的人，而不是明哲保身的人。机灵的人，看到火苗就躲得远远。说世界是傻子创造的，并没有错。
872
我瞧不起小说史、文学史的教科书。不仅因为它的复制性太强，而且因为透过密密麻麻的文字，可看到它活埋了许多真的作家，又在教人怎样活埋以后的作家。
873
登上美洲的殖民者，在征服印帝安人的激战中，最主要的武器是枪炮，但酒也起了很重要的作用。他们知道印帝安人嗜酒，然后就用各种各样的酒把这个种族灌醉，让酒化解了他们的一切反叛。
874
通向暴君的心灵只有献媚的一条道路，通向光明的道路却有千条万条。
875
本世纪在知识分子一直生活在匆忙之中，每个人都急于表现自己的才能和价值观念。愈急就愈浅。
876
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说明﹕时空不是平坦的，它被其中的物质和能量所弯曲。连看不见的时间，连箭一样径直飞奔的时间都不平坦，怎能期望人生之路毫无坎坷。
877
托尔斯泰心爱的娜塔莎，在与彼尔结婚之后完全失去了少女时代的美。时间剥夺了她的活泼、苗条和蓬松的头发，只给她留下肥胖、咶噪和常常发愣的眼睛。时间对生命的剥夺，不声不响又残酷无情。
878
莎士比亚笔下的麦克白，卑鄙地弒杀曾经信任过自己的国王，本无悲剧意义。但他不能等待明天的雄心，把握住此时此刻生命时间的气魄，却使他赢得一种存在的价值。这种价值的毁灭便具有悲剧意义。悲剧所以构成悲剧，就因为冲突的双方都具有理由。
879
德里达的解构理论是一种阅读的技巧化哲学的策略。他针对以往哲学中的两极和一个中心点的思维，揭露这两极思维中的不平等，把某一极中的中心移向边缘而完成意义的转换。他不是消灭中心，不是消灭意义，而是改变位置与意义。他把自己的脑袋变成一把解剖刀，解构着西方庞大的形而上大建筑。
880
梦是主体的预想。梦对于客体可能不真实，但对主体却是真实的。属于主体感受的梦是真的，属于主体编排的梦不真实。乌托邦是主体编排的梦。对于原始人来说，宗教想象是真实的，对于曹雪芹来说，梦幻仙境这一超验世界也是真实的，这不是物世界的真实，而是主体感受的真实。
881
用目的论的眼睛看堂．吉珂德，觉得他荒诞；用过程论的眼睛看堂．吉珂德，觉得他伟大。用老成的眼光看堂．吉珂德，觉得他是疯子；用少年的眼睛看堂．吉珂德，觉得他像自己一样，是个天真的赤子。
882
维德根斯坦把传统哲学的主客体问题放下，把此问题转变为语言能否表达的问题，以工具代替存在。但他忽视语言是主客体的桥梁，以为语言本身就是目的。他是了不起的。他浑身是力地消除老争论，走出老争论的网络而独创一个理论框架。但哲学不能停止在他的框架上，主客体世界在今日仍然焦急地等待哲学家说明中个世界如何感知。
883
维德根斯坦在《哲学研究》（一九九二年出版，北京三联书店）中说﹕我对人的态度是对一个灵魂的态度。他并不认为每个人都有灵魂。与哲学家相反，许多人对人的态度只是一个对待肉体的态度，即只是估量一个肉体拥有多少权力与多少金钱的价值。
884
人的面前总有高墙厚壁，难以回避。人的幸福感产生于超越高墙厚壁的一剎那，在这一剎那中，人的本质力量精彩地对象化从而意识到自己的价值。难点的征服，使人飞跃，使人获得存在价值的确证。
885
没有概念不能描述，但概念又限制存在的本身。于是，描述丰富的存在时又必须超越概念。人类的思维与写作，永远在概念与存在的紧张中进行。
886
精神创造的强者拥有一种比常人坚忍十倍、坚忍百倍的韧劲。这种韧劲就是不计一日之短长，他们知道时间是人最大的敌人但又是最伟大的朋友。
887
东方的哲学由色入空，西方的哲学则由色入理、由色入神，它们努力寻找色背后的观念、真理和神（上帝），认定色背后的东西可以把握，而中国的庄子哲学却认定色背后的东西是一个空，无法把握，因此只相信悟性的实在，不相信理性的实在。
888
有对立才有密切。林黛玉动不动就和贾宝玉吵架，处处对立，因为她和他最密切。重视他者，才能为爱而焦虑而死亡。没有对立，就没有密切，庄子取消一切对立，结果是连死也没有感觉。妻子死时，他满不在乎，照样鼓盆而歌。
889
孔子重视对立，所以就重视他者。重视他者的人一旦多了起来，为爱而死愿意杀身成仁的人也就会多起来。烈士产生于对他者的重视。
890
庄子否定人的感觉世界，一切所谓色都是空，都是幻象，连死也是幻象。这样，他对死固然没有恐惧，但在生中也没有价值追求。一切任其自然。
891
西方的智者对感觉极端重视，感受极为强烈。他们喜欢干净的屋子，雅致的摆设。干净与不干净，在他们眼里极不相同。但丁在《神曲》中表现出对地狱的极端恐惧。地狱是他的感觉世界。但庄子决不会恐惧，地狱也是一片混沌，若有若无，亦真亦假。
892
拉康不相信无意识是行为的动因。正如食欲不是吃饭的动因。他发现任何东西都是互动的。你看杯子，杯子也看你。你说诗歌，诗歌也说你。一切事物都互为主体。有相互的距离，又有相互的紧张，既是对象（他者），也是主体。
893
主体性原则是一种选择原则、超越原则和原创原则，它的要点包括﹕（1）我选择，不是被我选择。即『我愿意』，不是我『必须』。（2）我不是在有限的范围内选择，而是在无限的范畴内选择——我超越现实的限制。（3）我做他人还没有做过的事，而不是重复他人做过的事——我超越他人的限制。（4）我做自我还没有做过的事，而不是重复自己做过的事——我超越自身。（5）不是我去保留传统，而是要求传统保留我。我是我的最后目的。
894
现代主义所讲究的『一个』，一旦被不断『复制』，就会变成后现代主义。后现代放弃艺术的异在性和自在性，让尊归的个性溶入大众生活，变成没有纯粹性，只有混杂。『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这就是从现代飞入后现代。
895
脑子心灵可能被制度化，身体也可能被制度化，人在坐牢的时候，身体就被制度化了。人的任何一部份制度化都是痛苦的，全部被制度化便是机器。
896
福科认为，当你把知识当作一种真理时，就把知识变成一种权力（霸权）。而把知识视为四海皆准的真理，则是一种绝对权力。绝对权力使真理失去开放性。
897
当作家伟大到可以充分发挥想象力和主观精神时，他也最紧密地拥抱客观世界，此时，他实际上也最接近生活的本体。他未被主体与客体之间的高墙帷幕所遮蔽，也未被先验的各种知识、概念所掌握，他不是生活在他人的概念之中，因此，他便可能全身心接触到生活的硬核，并与这种硬核一起燃烧，于是，他最主观也最客观。
898
人总得有点梦，生命总得对未来有所期待和有所投射。萨特《墙》中那个在太阳一出就面对死亡的被判处死刑的囚犯，因为完全没有未来就变成不再是一个人，而只是一堆身体的感觉。梦是虚幻的，但也是真实的，完全没有梦的存在并非是真实的存在。
899
因为想逃避宿命，想向宿命挑战，所以我才喜欢哲学。想到死的宿命，我就想到应当好好生活，捕住每一剎那，给孩子们留下一点不灭的文字的光彩。文字也许会速朽，也许速朽又是一种宿命，但还是要逃避和挑战这一宿命。
900
生命曾从高峰掉入深谷。是甚么力量把我推入深渊，是甚么力量帮我从深渊中超脱？我叩问着。这种命运的神秘开启了我心灵的门窗。从此，我的思路开始伸向超验的世界。爱因斯坦说﹕『我们所经验的最美好的东西，就是‘神秘’，它是一切艺术与科学的泉源。与这种感情无缘的人──从不曾为它惊讶驻足的人，实在无异于睁眼的瞎子，枉来人世走一遭。』（引自《二十世纪智能人物的世界观》第八十页，陈晓南译，台北巨流图书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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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性不喜欢理论却偏偏以从事理论为职业，因此，我的文学理论总是在告诉自己和告诉他人﹕作为作家，你只执行你内心的绝对命令，不必执行他人的命令。如果你只是一个他人理念的执行者，那么，在未创作悲剧之前，你就先是一个悲剧人物。
902
海明威说，美国作家到了某个年纪就变成唠唠叨叨的老妈子了。这不只是美国作家。人过中年，就会面临讲废话的危险。人要防止神经的松驰，作家恐怕更该如此。
903
在可视的范围内，作家的笔水永远达不到照相机的水平。但作家却能进入不可视而可感知的无边的心灵世界和属于这个世界的灿烂、曲折、欢乐与悲伤，以及这个世界与可视世界那种活生生的关系。
904
走过世界的许多地方，才真的知道人类不简单。面对看不完的城楼和说不尽的高塔殿宇，只能说，美在人间，功勋属于人。世界仅管还有许多黑暗的角落，但不能否认人类的神奇。神的奇迹是创造了人，而人的奇迹是建造了美丽的世界。
905
两人相逢。这是甚么意思？往昔无穷，今日无数，在茫茫人海中茫茫时空中，我们竟然能在此时此刻共此烛光、共此月光，这就是偶然，这就是缘份，这就是神秘。有偶然与神秘的瞬间，人才丰富，文学才丰富。神秘不是鬼神，而是不可知不可预约的偶然。
906
文学的诗意是让读者阅读之后留下的感觉，不是作者刻意留在词章字句表层上的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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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基督新教神学泰斗卡尔．巴特（K. Barth）在莫扎特诞辰二百周年时怀着感激之情，写了『致莫扎特的感谢信』，这封信是灵魂的独语。他在信中写道﹕『我所要感谢您的，简言之就是我发现无论何时听您的音乐，我都被置于一个美好而有秩序的世界的门栏之前，这个世界不论在阳光灿烂的日子，还是在雷雨交加之时，无论在白天还是在黑夜，都保持美好和秩序，而我作为二十世纪的人，每次都从中获得勇气（而不是傲气！）获得速度（而不是超速）获得纯洁（而不是单调的纯净），获得安谧（而不是懒散的静止）。有你的音乐的辩证法萦绕耳际，人们既可以使青春永驻，也能够让息境到来。一言以蔽之﹕人们能够生活。（《莫扎特的自由与超验的踪迹》朱雁冰等译，一九九六年，牛津大学出版社）文学艺术，就是使人的生活成为可能的自由存在。
908
埃及神话中的长生鸟芬尼克斯（Phonix），每隔五百年自行烧死，然后在灰烬中再生。黑格尔在《历史哲学》（王选时译本，北京，一九五六年，第一一四页）说﹕『这不死之鸟终古地为它自己预备下火葬的柴堆，而在柴堆上焚死它自己；但是从那劫灰烬当中，又有新鲜活泼的生命产生出来。』自我焚毁，常常是自我铸造的开始。我常把自己的文字比作炼狱的灰烬，正是在劫灰余烬中寄托着再生的期待。
909
固执于一个立足点，固执于一条国界线，固执于一个自满自足的空间，都影响自己眼界的飞升。眼睛内涵的单薄，导致精神内涵的单薄。
910
把一切意义都用解构刀解构完了之后，世界就剩下一个不知所措的完全迷惘的自我。
911
对于神经分裂的人，可以通过药物疗治，也可以它过意义疗治。人一旦发现生的意义，灵魂的碎片就可以获得新的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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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世界的一切都是假的，没有甚么可以信赖，没有甚么可一珍惜，人就剩下一条出路﹕充当痞子。痞子是绝望的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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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的雕刻家布沙当说过﹕『当我读着荷马的史诗时，我感到自己似乎有二十英呎高的身材。』读荷马、莎士比亚的书，确实使人感到高大。奇怪的是，当我读到故国那些刻意把人写得又高又大又全的英雄时，我却感到自己和同时代人身高只有几英吋，个个都在领袖的阴影下爬行和举着火柴般的手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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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虽然不是基督徒，但从不嘲笑背负十字架的的伟大形象。集全世界的苦楚于一身的神之子，对于人类的堕落永远是一种遏制。当自私的狂风席卷人性海洋时，基督至少是一座伟大的屏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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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禅悟中，出现在我面前的是无穷无尽的幻境。这些幻境并非实在，但我的心理活动是真实的，因此，这些幻境便是真实的。文学具有心理真实，它才广阔无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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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性的世界丰富得难以形容，丰富得让世世代代的诗人作家难以说尽。人性世界一旦被某种主义和某种概念所省略，就失去它的精彩。文学的绝境是作家在权力的强制之下只能面对一个被省略后的虚假而单薄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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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里西斯》的主角布鲁姆是一个从匈牙利来到爱尔兰落户的犹太人后裔，他曾对歧视他的本土人说﹕『侮辱和仇恨不是生命。正直的生命是爱。』也许因为我经历过只有侮辱与仇恨却没有爱的时代，所以对生命特别敏感。在剩余的人生岁月中，我只关注生命和有关生命的文字，离开生命的文学，留待下一辈子再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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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可以使生命力复苏，这是克尔凯郭尔反复说的意思。『年轻姑娘使生命力复苏的力量是何等强烈呵！无论是清洌的晨雾、微啸的金风，还是宁静的大海、清醇的美酒，世间无限美妙的一切都不曾赋有这使生命力复苏的力量。』（《一个诱惑者的日记》第七十八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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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古希腊的艺术世界里，维纳斯和高洁的诸神们温柔敦厚，祥和静穆，他们超越人间丑恶，生活在绝对的自由自在里。在那里，他们保持着神的尊严和高贵，身上没有污水，眼里没有焦虑。而罗丹却完全踏入人的世界，这个世界是非常具体的求生求胜、为现在和未来而搏斗的世界。每座雕像，都是人内心的冲突与紧张。从抽象的思想者到具体的巴尔扎克，都是生命的张力场。在张力场时，我们从沉默的塑像身上听到倾诉、申辩、吶喊、呼唤。人太矛盾、太复杂、太丰富了，在文学上充分表现不容易，在艺术上特别是雕塑上表现更不容易。但是，罗丹却把它表现出来。罗丹不愧是天才，他用双手雕塑人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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屈原，李白，杜甫，曹雪芹，莎士比亚，托尔斯泰，哥德这些伟大诗人与作家，就像我家乡的大河，而我一直是在河边舀水的小孩。如果不是他们的泽溉，我是不会长大的。我的生命所以不会干旱，完全是因为我时时靠近他们的缘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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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人与我相识之后便永远方开了，我忘了他们的一切。但是，许多伟大思想家的名字，在第一次见面之后就永远住进我的生命，再也不离开我。他们成为我的灵魂的一角，我甚至相信﹕我死后还会和他们二度相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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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朱生豪，我从少年时代开始就生活在莎士比亚的灿烂世界中；因为傅雷，我才能把遥远的巴尔扎克与罗曼．罗兰的人性激流吸进自己的驱体之内。我的文学大门是这两位卓越的翻译家打开的。因为他们，我很早就拥有财富，从未陷入贫穷。因此，我一直把朱生豪和傅雷视为自己的恩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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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被利用的悲剧命运说明﹕人们可以把一个活生生的最有生气的文学存在傀儡化，即用统治思想对此存在强行同化。活人可以成为傀儡，死人也可以成为傀儡。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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