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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张林
1．嚎哭
我是被扼着喉咙的歌手，
我是被踩着脑袋的哲人；
我是被铐住双手的工匠，
我是被戴上脚镣的武士。
我是被飓风摧残的鲜花，
我是被狂飙腰斩的松柏；
我是被铁锤砸碎的钟鼎，
我是被镰刀残害的菁英。
我是所有被捣毁的庙宇，
我是所有被砍光的森林！
我是所有被荼毒的心灵，
我是所有被奴役的生命！
我在恐怖囚禁中挣扎，
我在贫病交加中奋起；
我要对着被毁的家园失声痛哭，
我要对着漆黑的夜幕疯狂怒吼：
还我大地还我自由！
还我天空还我自由！
──《嚎哭》2003－10
2．葬花
我永远也忘不掉那间阴暗潮湿的地下工厂，那些用苦难和血泪制作的，用在葬礼上烧掉，陪葬死人的葬花；像野兽一样凶恶的“麻髅”队长，百十个战战兢兢的劳教人员。
每天早晨我们五点多钟就被叫醒，动作慢一慢棍子便会打在身上。我们像一群幽灵沿着狭窄的楼梯挤下去，走在最后面的人会被野猪队长打上几棍。所有人都睏得神志不清，走起路来摇摇晃晃。
点名，三百多个人象三百多只蛤蟆一样蹲在篮球场上，听到自己的名字就站起来喊声“到”，声音还必须洪亮，否则也要被打一顿。叠被子，翻来覆去地叠，因为叠得不像豆腐块也要挨打。早饭，半碗馊米粥，几根发臭的咸菜丝。我尝试过几回，太恶心了，实在吃不下去。开工，干活，不准打瞌睡！
我每天从早晨七点到夜里十一点，坐在一张肮脏无比的桌子边，桌子上沾满了令人恶心的胶水，地上也是。那是一种有毒的廉价胶水，我们用它把塑胶泡沫片粘起来，做成葬花。我的手上和衣服上总是沾满了胶水，搓也搓不掉，开始我还起鸡皮疙瘩，后来就麻木了。但那种恶心的感觉从未淡化，直至现在，一想到那些恶心的胶水我还是想呕吐。
那间简陋的地下工厂的铁皮屋顶，从每年四月到十一月半年多的时间里，都像烤箱一样烘烤着我们，我们汗如雨下，口干舌燥，浑身冒火，却没有水喝。
“麻髅”队长认为，喝水会让人小便多，浪费时间，耽误干活。有时碰到阴天，要解小便，就必须象蛤蟆一样蹲在“麻髅”队长面前报告。麻髅队长会用它那双邪恶的猪眼盯着你，多半会让你回去憋着。久而久之，许多人也不敢再喝水。我的肾在上一次三年劳教时就已经严重受损，身体内水循环能力特差，总是感到口渴。我只有付钱向组长买水喝，我还得另外付给组长一份上厕所许可费，乘“麻髅”队长不在时弯着腰偷偷地跑去上厕所。
“麻髅”队长来了，每天最恐怖的一幕展开了，一长串人象蛤蟆一样蹲在那里，等待“麻髅”队长殴打。棍棍入肉，噗噗声响，伴随着声声悲咽求饶：“求求您队长，求求您队长，我不敢慢了，我不敢再做次品了，我明天一定完成任务，饶了我吧，饶了我吧，饶了我吧。”那好像是从地狱深处发出的哀嚎，只要是人类，听了都会心里发颤。
“麻髅”队长不然，依然一棍接着一棍，棍棍入肉，噗噗声响。“麻髅”队长要的就是这种感觉，要的就是这种效果，其余没挨打的人才会加紧干活，给他带来更多奖金。让他可以去豪赌，让他可以去找更多女人，在绝对专制制度的掩护下，充分体验皇帝般的感觉。
我们是活的死人，我们被关在墓穴般的地下工厂里，终年累月牛马般劳作。但是吃的比牛马还差，睡得比牛马还少，挨的鞭打比牛马还多。
我们并没有罪，和我们手里做的葬花一样，我们也是殉葬品，我们是极权暴政的殉葬品，殉葬我们的自由、青春、健康。
每个小时我们都难熬无比，那滋味就像你坐在拥挤的火车上，一天、两天、三天、要三年以后火车才能到达下一站。痛苦的感觉时刻相伴，真的是度日如年。
尤其到了晚上，疲惫不堪，睏得要死，上眼皮直往下耷拉。你得拼命挣扎，不能让眼皮阖上，否则来回巡逻的组长就会过来给你一顿痛打，让你彻底清醒。两只手还得机械地操作，拼命干出活来，明天还要面对狰狞的“麻髅”皇帝。
一年三百六十五天，三年就是一千零九十五天，天天比坐在拥挤的火车上还难受，天天度日如年。
拥挤的、恐怖的、罪恶的共产主义列车！何年才能停下？何月才能解体？何日我们才能下车？
3．经典镜头：极左 ＋ 极右
大操场上黑压压地坐着几千个衣着整齐划一的人，主席台上红旗招展，扩音器里乐声震天，各大队教导员带领大家唱歌，歌声此起彼伏。“共产党好！”“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五大队唱得好不好？”六大队教导员大声问。“好───！”六大队三百人齐声回答。“再来一个要不要？”教导员又大声问。“要───！”三百人又齐声回答。
五大队又唱起来： “共产党好！”“社会主义好！”唱完之后，五大队教导员领着大家高喊：“六大队，”“来一个！”“六大队，”“来一个！”
这是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共产党干部在开斗地主抢财产大会？这是延安革命根据地的共产党干部在开发动内战动员大会？还是北京的共产党干部在开庆祝武装夺取政权胜利大会？
不，都不是。虽然内容和形式完全一模一样，但这是广州劳教队，劳教人员在开一年一度的国庆大会。
我一直梦想把这一镜头拍给好莱坞，放给全世界人民看，作为经典镜头。不过这必须是一个分立式镜头，以上画面只能占全景的一半，左边一半，令全世界左派为之着迷的左边的一半。
另一半，同时进行的右边那一半，红旗掩盖下极右的那一半，铁幕后面令人恶心、令人呕吐的那一半，是这样的：同是那数千个人，衣衫褴褛，像一群鬼，在几个阴暗潮湿的地下工厂里奴隶般地干活。“老臭虫”教导员持一根高压电棍，“麻髅”队长和“飞毛腿”队长每人持一根胶木大棍，正在疯狂地电击殴打他们脚下蹲着的一排劳教人员，就像殴打一群蛤蟆一样。到处是鬼哭狼嚎的声音，仿佛是从十八层地狱传出的蛤蟆尖叫。其余没有被打的人个个毛骨悚然，浑身颤抖，面无人色。
这些蛤蟆都是未经任何法庭审判的中国公民，每天被强迫劳动十六至二十二个小时，从来没有星期天。
他们反复殴打的那些奴隶都是因为体弱、有病、年老因而完不成生产任务，给他们挣钱较少的弱势群体。这个时候，这些队长，都成了最残酷的奴隶主，比现在世界上左派所能看到的最右的右派还要右一百倍，邪恶和残暴比纳粹有过之而无不及。
口哨声响，全体奴隶换上干净整齐的衣服，排好队去参加国庆大会之前，“老臭虫”教导员穷凶极恶地训话：“他妈的，都听清楚了，等下开大会的时候，统统给我作出笑脸，大声呼喊革命口号，大声歌唱革命歌曲。他妈的，这是革命任务，必须完成。他妈的，如果有谁像家里死了人似的哭丧着脸，或者像快死了的人只动嘴唇发不出声音，回头我就叫他真死一回！”
“他妈的，各值班员、各组组长、劳教积极分子，都给我提高革命警惕，严密监视前后左右的人。发现有敢于违反党和政府的命令，违反所规队纪，做不出笑脸的抗改分子，回来后必须向我报告。我决不轻饶，按照共产党的一贯政策，打残他！打死他！”
这是一个在前苏联连续播放了七十三年的现实镜头，这是一个在中国已经播放了五十四年、还在继续播放的现实镜头。在近代史上，这应该是一个表现二十世纪人类苦难的永恒镜头。
左面是虚伪的面具，右面是残酷的地狱。
第一章 核桃种子
神州回荡着海啸般呼喊：
真正的人，从羊群中站起来！
爱情像彩霞一样灿烂，
为自由和尊严而战！
不属于任何领袖，
也不属于任何主义。
我傲然独立在原野，
内心沈着而坚毅。
──《真正的人》1988年10月主办云梦沙龙时期。
世界上有几千种花，几千种树。细分起来，仅仅菊花就有四千多类，松柏也有几千类。植物的种类之和，可能有几千万几亿之多。与之相应，人类生命也是千姿百态的，表面上看起来差不多的人，其思想、品格、性情是千差万别的。
我是一颗核桃树种，生来就坚硬、顽强，无论环境多么恶劣，无论气候多么冷酷，无论山地多么贫瘠，我都能顽强生长，我都能刻苦思考，只要有一点阳光和一点雨露。
生性坚硬的性格，使我能抵御共产主义腐朽思想的侵袭。我从来没有出于利益的考虑，浪费光阴去学习马克思主义歪理邪说，或去向掌握政权，控制一切资源的共产党人谄媚。不管共产党多么强大，多么可怕！我宁肯失去一切，甚至生命，也要坚持真理。
专政奴役改变不了我，毒打虐待改变不了我，穷困潦倒也改变不了我。我像一枚坚硬的核桃，只要我的脑袋还没被铁锤砸碎，我的喉咙还没被镰刀割断，不管什么时候，我还是我！
我常常回忆往事，分析我反共观念的来源，是怎样逐步形成的，我究竟为什么会走上这个方向，走到这种地步。究竟是我不对？还是共产党错了。
每一株植物，每一个生命，从诞生到成长，都经历了独特的道路。当我回忆往事，总有历经沧桑的感觉。
4．红色恐怖的故事
记得8岁那年，我养了一条小狗。有一天我正在逗狗玩，打狗队的几个大队民兵围过来，竟然用三股钢叉叉进小狗身体，举在头上开心取乐！
小狗的鲜血顺着钢叉往下淌，眼泪滴在我脸上。共产党民兵们开怀大笑，举着玩着走了很远，小狗都没有死，一直眼泪汪汪地看着我！
那幕情景我终生难忘。
一个人到商店里买毛泽东的石膏像，那时候不准说买，因为已有很多人在这个字上栽了跟头，被打成现行反革命。这个人小心翼翼的用着新的革命辞汇对营业员说：“同志，我想请一尊毛主席塑像。”
“没有了，同志，已经请完了。”营业员回答。顾客有点奇怪，他明明看见那边还有一尊。“同志，那边不是还有一尊吗？”
“呵，那个是坏的。”营业员随口答道。
“打倒反革命分子，坚决保卫毛主席！”旁边一个人突然喊起口号来，大家愣了一下才反应过来，于是店里的所有顾客和营业员都争先恐后的喊起革命口号来。
只有那个营业员面色苍白，她已经意识到自己彻底完蛋了，尽管她一向特别小心。她立刻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分子，用绳子捆起来，送到劳改队喝稀饭去了。
南郊燕山乡一个老农，有一天到市里卖了一挑子菜，想到最近造反派天天到各家检查，催促大家供毛泽东像，除了画像之外，还得有塑像，否则就要拉去批斗。老农咬咬牙，用卖菜得来的几毛钱买了一尊石膏像。
那玩意儿挺大，回家的路又远，老在手里捧着又怕不小心掉在地上摔坏了。老农灵机一动，便用捆菜的绳子系在石膏像的脖子上，拴在扁担上，挑在背后，晃晃悠悠抄小路回家。
谁知刚到村口，就被造反派发现了，那帮家伙一边高呼口号，一边围过来抓老农。竟敢把伟大领袖毛主席拴着脖子吊起来！老农后来被打成现行反革命，送到劳改队喝稀饭去了。
记得我10岁那年，我妹妹在学校里被派出所民警带走了，她只有8岁，才上小学一年级，我父母得知后当然很担心。妈妈说纺织厂宿舍一带出现反动标语，厂里正在全面调查，人人都要过关。听说那反动标语是有人用粉笔写在厕所墙上的，已经调查一个星期了。爸爸听完就楞了，他放下筷子就问，不会是我们女儿写的吧？
爸爸告诉我们他亲眼目睹的一件事。那时他在驻蚌埠陆军第36师南营房做木工，有一天也是发现了一句反动标语：“打倒毛主席”。全师追查，人人过关，个个惊魂。
后来有人揭发是团长六岁的儿子写的，审讯时小男孩给吓懵了，一会儿承认一会儿又否认，于是师部专案组便认定有人教唆，那当然应该是他父亲。反复进行车轮战审讯之后，父子俩都被押去批斗，团长当场几乎就被打死，后被定为教唆进行现行反革命恶毒攻击罪。
我们等了很久，妹妹才被送回来，看到她满脸泪痕，父母十分惊慌，急忙问她，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妹妹抽抽噎噎地说，他们要她承认写了反动标语，说已经有人看到是她写的，笔迹鉴定证明也是她写的，承认了就可以回家，不承认就要打她，还要关起来，永远也别想回家了。为了回家，她承认了。
我母亲特别害怕，急忙问：“那你到底有没有写？”妹妹低头大哭起来。那天夜里，我父母一直嘀嘀咕咕唉声叹气的，我也朦朦胧胧地感到大祸就要临头了。
一段日子没有动静。后来听说有好多小女孩被迫承认是自己写的，我已记不得后来专案组怎么定的案，但那些日子给我和父母带来的惊恐，大概会伴随我们一生。
还有那些幼小的女孩，几岁就被抓去审讯，没有父母陪伴，威胁利诱，什么供词拿不出来？这种恐吓对这些女孩心灵的伤害，怎么可以估计？
红色恐怖！恶梦般的红色恐怖！多么可怕！
初中时，我有一个要好的同学，有一天得意地对我说：“你的底细我最清楚，我从我妈妈那里看过职工档案，你妈妈是地主出身，你也算地主羔子，全班只有我一个人知道，哼哼！”
我顿时如五雷轰顶，回家就问妈妈，答案是肯定的。至少有一年之久，我一想到这一点就心惊胆战。他从来不知道，那一句话给了我多大的伤害。 从那以后，我就处处躲着他，再也不敢和他来往。其实他是个很好的人，他从来也没有跟别的同学说过这个秘密。
5．少年的记忆
在初中的最后一年，伴随着身体的发育，我的头脑也在急速变化，我开始对周围的一切留意起来，邻居、伙伴、同学、老师都成了我的观察对象，我想知道他们每天都怎样生活，为什么活着？
我家住在纺织厂宿舍东大院老四楼，那本是一栋简易的两层集体宿舍楼，后来分给有两个以上孩子的双亲家庭居住。每间屋十四点六平方米，一般人家都是四到七口人，平均每人只有二到三平方米，既没有厨房，也没有卫生间，连自来水都没有。
那样拥挤，各家的锅都是支在走廊，煤也堆在走廊，又没有灯，长长的走廊就变成了黑洞洞的地狱，大白天经过都会胆战心惊，稍不小心就会一脚踢翻一堆东西。我们住楼下的，索性就在窗外盖一间油毛毡棚子，既当厨房又当卧室又当餐厅，让二楼的住户羡慕不已，但是我们无论老小每天都要翻越窗户过来过去，成了翻窗族，不知有多少次被摔伤！
那样拥挤，大家几乎天天可以听到吵架声，不是这家吵，就是那家打，一闹闹到深夜，烦死人了。
我们还不算最挤的，北面相邻有一排简易工房，每间只有九平方米，也是住一家人。那里有我两个朋友，我经常去他们的家，屋里全是床，没有柜子，连一张吃饭的桌子也摆不下。他们全家人都是端着碗坐在床上吃饭，在门口支一口锅烧饭，所有衣物日用品都是塞在床底下。
后来到清华大学念书，听我们的化学教授周忻说，他家老少三代七口人，年龄最小的都二十岁了，一起住在一间十二平方米的宿舍里，我才知道，各个地方都差不多一样挤。
后来认识几个上海朋友，到他们家里一看，那才叫挤，有的一间六平方米的宿舍竟然住了六口人，而且都是成年人，三对夫妇，平均每人一平方米！
我成天捧一本书看，看完后再对照周围人们的生活，发现牛头不对马嘴，什么党的阳光沐浴下幸福的工人阶级，几乎全是谎言。我还记得许多名家的一些恶心文章，全是对共产党的无耻歌颂，我就认定这些人是坏蛋，后来从不看他们写的书，免得中毒。
对农民生活的描绘更离谱。我老家在五十里外的怀远县张大庙，我小时候在那里过了好几年，长大后每个暑假都要去过一两个月，村民们家家户户都穷的要死。
记得有一次，我抓了一个白面馒头边吃边去找小伙伴玩，那三个小伙伴却紧紧盯住我手里的馒头。我不知道怎么回事，有点慌，就问谁想吃？结果三只手一齐伸过来，馒头被抓成碎块，很多掉在地上。三个人弯腰继续抢，两个脑袋碰在一起，后来两个人打起架来，就为了一口馒头！
后来我问奶奶，奶奶叫我以后不要在门外吃东西，她说只有城里人才能吃得上白面馒头，乡里人连黑面馒头都吃不上，有芋头干面饼子吃就不错了。北边大老东家五个孩子，一年到头只能喝芋头稀饭，只有过年的时候才能吃一顿芋头干面饼子，有个孩子吃得太猛，噎过去了，差点死掉，后来过年都不给他饼子吃了。
从来没有一本书说过这些事情，开头我很纳闷，难道别的地方都像书里说得那么好，只有我们这个地方这么差吗？于是我就问父亲，我父亲是个游方木匠，见多识广，他说我们这地方还算好的，走千走万，不如淮河两岸。
后来我又问老师，我的几个老师都是下放农场劳动改造十来年才回校教书的，他们说各地都是这样。安徽西北阜阳地区、皖南山区、大别山区比我们这里还穷。大别山区的很多人家，大姑娘都没有裤子穿，全家只有一条裤子，谁出门谁穿。
我对此有点半信半疑，那不是乱套了吗？直到几年后我去北京的路上和一个清华同学同行，他家是金寨县的，我问他，他才向我证实，的确如此，他小时候亲眼目睹的。很多人家里只有一些烂棉胎，堆在土炕上，有外人来，家人便一起坐在烂棉胎里遮羞。连吃饭的碗都没有，全家只有一口锅，烧上一锅芋头，一家人先围着锅吃，然后再牵猪来吃。
一头猪、一口锅，一条裤子，就是一家七八口人的全部财产，真是可怕！
我看历史书，好像人类几千年，从来没有这样穷困潦倒过，而且能持续几十年，共产党真“伟大”！
那时我经常与政治课老师抬杠，一般高中老师都是老大学毕业生，唯有政治课李老师只是中学毕业，水平低下，而且蛮不讲理。我团结我们重点班四个成绩最好的同学经常与他辩论，有一次讲不过我们他竟然要打我们！
我们就一齐到教务处告状。后来他一上课，就问我们想不想听，我们当然不想听他胡说，他就把我们四个人统统赶出教室，罚我们站在门口，我们理都不理他，跑到阴凉地玩去了。
高中快毕业了，政治教师还说我们四个最优秀的学生思想反动，要送我们到学校在小黄山的农场去劳动改造三个月，虽然最后没去，那几个月里我们还是提心吊胆的，不敢再随便说话了。
1979年高考时，我刚满十六周岁，还是在蚌埠考区万名考生一举胜出，夺得高考总分第一。尽管我的政治科目不及格。这可以证明我对共产党的一套说教极端反感，我宁可牺牲分数，也不肯昧着良心胡说。
中国人所谓人生快事就是：金榜题名时，洞房花烛夜。在中国社会里，考场如战场，那可是人生的大关口。尤其是七十年代末，高考刚刚恢复不久，考场决定你是上大学当国家干部，还是下放农村做农民的分界线，而我高考三天里却有很多波折。
第一天下午考物理，我一口气就做完了题目，看看时间还没过去一半，检查两遍也没发现一点问题。出考场后别的同学都说考题太难，没法入手，我便暗暗得意。那个年代的人都知道，1979年的物理高考题是最刁钻古怪的，而我轻轻松松全对了。
那天特别热，晚上我就拿一张凉席，去长青公社卫生院宿舍二楼顶上乘凉睡觉。先是被热楼板炕得睡不着，后来一时兴起，我就与朋友哈起故事来。一直讲到深夜，我才想到第二天还要高考，必须睡一会儿。躺下来却怎么也睡不着了，耽心第二天的考试，我只得叫朋友跟我一起去纺织厂卫生所里要点安眠药吃。
但是大门门卫以夜深为由坚持不准我们入内，我们只得从别的地方翻墙头进去，一看钟已经凌晨四点了，医务所阿姨挺好，给了我一片安眠药。担心早晨起不来，我就着自来水只吃了半片药，再翻墙头回去，睡了一个多小时就起来了。
没睡好觉，麻烦就来了，赶到了考场怎么也找不到准考证了。没有准考证根本进不了考场，那是没有一点通融余地的，急得我一头汗。
记得早晨父亲亲手把它塞进我裤子口袋的，我猜可能是丢在公共汽车上了，就打电话给汽车公司，那边一听说我丢了准考证就问我的名字，我报上名字，她让我到马路对面的车站等着。
我站在车站眼巴巴的看着公交车驶来驶去，直到一个售票员向我挥舞准考证，我感激的向她连连致谢，然后抓住准考证转身跑向考场，考试铃声已响起来。
数学考题我也是一口气做完，感到很困，就想趴在桌上睡一会儿再检查，谁知一下睡到交卷铃声响。后来与数学老师对题，才意识到有一大题的第二小题被我匆匆漏掉了，白白丢了五分，否则我的数学也是满分。
6．西单民主墙
1979年8月底，我开始了清华大学的学生生活。很快，在新鲜感过去之后，我就对死气沈沈的校园感到厌恶。那个时期，最让我兴奋的就是西单民主墙。
我怀念在西单民主墙前流连忘返的日子，我怀念校园民主运动时期贴满清华三院围栏的文章，那些充满智慧火花的思想和观点曾经令我浑身颤栗，不能自制。
记得那时每个星期天我一大早就乘331路公共汽车到平安里再转车去西单，从民主墙西头看到东头，再从东头看到西头，一直到下午肚子饿得咕咕叫才恋恋不舍地离开，大脑像云海一样翻腾，兴奋之极，我常常要去喝一杯白酒。差不多就在那个时期，我的思想基本形成了，后来就没有根本性的变化。
根据我的体会，一个人的思想和观念是在十三岁到十七岁之间基本成型的，和身体的发育同步。让这个年龄阶段的少年去死记硬背多半没用的知识，实在是太大的浪费，这是一个人一生中思想最活跃，脑海翻腾最激烈，万千问题都能涌上心头的时候，应该让他们去思辩，去博览群书，去遨游天下！
只可惜西单民主墙在1980年春天就被取缔了，当局说是迁往地坛公园，经登记后仍可自由张贴文章，真是鬼话。我没有去过地坛公园，相信那里也不能继承西单民主墙。
那时许多人热衷于发明永动机，我也有过这种梦想，可惜找不到知音，还是在西单民主墙上我看到一个永动机发明者的诗：“如果这个世界不可以永动，那么是谁在推着月亮围绕地球转动？又是谁在推着地球围绕太阳运动？”
西单民主墙的历史意义是巨大的，那是共产党三十年黑暗统治之后的第一道曙光，预示着即将重新崛起一股崭新的民主力量。民主墙启迪了一大批人，影响了一大批人，并直接导致了几个月后的校园竞选运动和建立社团运动。
1979年秋天，在清华大学主楼前右侧草坪上，小松树丛边。我穿了一件毛衣，左手紧紧握着一把未出鞘的匕首，右手拿着三本杂志，那是当时中国最好的杂志，是我每个星期天到西单民主墙看壁报时买的。记得杂志里有两句诗：我哭豺狼笑，扬眉剑出鞘！我常想，总有一天我的剑也要出鞘。我以不同身姿照了三张这样的照片。
先知教导我们，要一手拿着真理，一手拿着宝剑。
那三本手刻油印、纸质低劣的杂志里有一本名《百花》的杂志，封面的各色花朵竟然是手工直接绘出的，可见那时出版民间地下刊物的人何其刻苦，何其坚韧！这样手工画每一本封面的杂志恐怕全世界都绝无仅有。我把它推荐给同学们阅读，但是他们没有多大兴趣。
记得杂志里有一篇寓意深刻的小说《13号大院》，说一个人因为好奇爬到附近的树上看那个神秘的大院，之后便失踪了。他的亲戚，记者方成，到处找他。在到辖区派出所报案的时候，所长告诉他，这个所的破案率达到135％，那35％都是未遂案件，仅仅停留在脑子里的，因此这一带绝对不会有什么失踪案，不予立案。
方成找遍了所有的地方，最后得出结论，亲人失踪于神秘的13号大院。方成终于忍无可忍，铤而走险也去看那个大院。结果发现里面空荡荡的，什么都没有！但是当他转身下来，那个派出所所长便带人抓走了他，他也失踪了。
我想作者暗示的，这个戒备森严的、神秘的13号大院，就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就是共产主义殿堂。
几天以后，班主任老师突然找我，问那些杂志和照片在哪里，我在中学时已受过几回政治打击，所以警惕性很高，我说丢了，我自己发现不好就丢了。
其实那些照片和那些杂志我一直保存了好多年，直到云梦沙龙时期还在，八九之后可能被抄家抄走了。
第二章 地狱之旅
墓穴里黑暗潮湿，
射不进一星亮光。
十亿人躺在里头，
抱怨连连等待死亡。
我无法忍受窒息，
举头撞击墓墙。
只是发出一声尖叫，
洒下一片脑浆。
──《墓中尖叫》1986－8－6于蛇口海滩
13． 宁可饿死荒野
1986年7月，我再也忍受不了家乡沈闷的、动物般空虚麻木的生活，就在办公室里留下一个条子：我决定辞去我的工作。
我发誓从此与共产党正式决裂，一刀两断，然后就飘然而去。哪怕以后流落街头当乞丐，宁可饿死在荒郊野外，我也绝不再作共产主义螺丝钉！
我不知道，拒绝做共产主义奴隶的下场竟然那么悲惨，我竟然由此踏上了恶梦般的地狱之旅，比乞丐还悲惨，连做乞丐的权利都没有了！
我和张雷等三个朋友到了广州，在三元里租了一间房子。为了立足，我们到处找工作，两只脚都跑肿了，也没有一点影子。然后才明白，广州也和内地差不多，几乎没有多少自由生存的空间。国营集体企业的管理方式和内地一样，另外的走私经济是与政府官员有关系的当地人干的，这两个体系都跟我们没有任何关系。
眼看囊中日紧，无可奈何之下，我们只好去建筑工地暂时栖身。工头看我们身体单薄，好像没干过体力活，还不愿要我们，后来勉强才同意留下我们试一试。那些建筑工人都来自汕头农村，看起来瘦瘦小小，肌肉却比我们发达三倍以上。我们的任务是夜间清除建筑垃圾，从晚上6点干到凌晨7点，每天4 块钱，管吃，白天在工棚地上铺一张草席睡觉。
我们把烂泥挖出来扔到手推车上，然后把手推车沿着小巷推到马路上，最后一关：推车加速奔跑，冲锋上斜板，冲上卡车，把烂泥倒在卡车里。这一关很难过，特别是在连干几个小时之后，筋疲力尽，腰酸背痛，我低吼着冲锋，眼看要到尽头了，却再也推不动了。那斜板细细长长的，如果用劲不匀，稍微歪一点，连人带车摔下去，是很危险的。
第一个夜晚，我坚持住了；第二个夜晚，我也坚持住了，但是快到天亮的时候，我的脚被钉子扎破了。这根本不是一个知识份子能干的活，我只好离开那里，去找我大舅另想办法。他是留日学生，五十年代就在广东省煤炭厅当处长，但由于始终不肯加入共产党，快退休了，还是处长。他被共产党历次运动搞得胆战心惊，一听说我随便辞了职就催我快点回单位，写个检查还可以保住公职，保住国家干部身份。
但我决心已定，坚决不肯再做共产党的奴才，即使饿死。我只好再到深圳碰碰运气，我辗转找到在蛇口当董事长的校友顾立基，他告诉我：深圳市政府已下令一年之内不得调用内地干部。他请我吃了一顿饭，说声对不起，我就走了。我连住旅馆的钱都没有了，只能坐在海滩上度夜。广州的三个朋友还在等待我的救援，而我现在已走投无路，四顾茫然。
我坐在蛇口海滩，遥望对面的香港，浮想联翩。我多么渴望自由的生活方式，多么渴望能够有一份自由职业，不再做共产主义螺丝钉，不再做共产主义奴隶。可以自由地探索真理，可以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可以遨游世界。
我彻夜与满天繁星相伴。宇宙如此深邃辽阔，给我启迪。生命是上帝所造，神圣不可亵渎，凛然不可侵犯！我岂可忍气吞声，蝇营狗苟，甘与一生受共产党奴役？
在曙光到来的时候，我终于打定主意：即使有淹死的危险，也要游泳到自由世界去看一看，有没有摆脱共产党奴役、自由生活的机会？何况我还有一个期待已久的愿望，寻找并加入到一个反共救国组织里去，使我的思想能有着落、能有结果，使我的生命能有意义。
我不知道深圳湾有没有鲨鱼，也不知道今夜有没有大风大浪，更不知道我的体力是否可以支撑我游过去。我只是感到做共产主义奴才的屈辱，我已为此苦恼了十几年，只要可以获得自由，我什么代价都可以付！
14．逃出铁幕
我走遍了那个渔村的大街小巷每一个杂货店，就是见不到卖救生圈的。直到后来我壮着胆子问一个杂货店主，他才告诉我：上级不准卖，怕有人偷渡！我的两条腿都白白累酸了。这难不倒我，找一块木板不就行了。我在海边找来找去，一块木板也没找到，倒是发现许多装饮料的塑胶瓶子。
我回到渔村里，吃饱肚子，买了一把橡皮筋，两双球鞋带子。挨到天黑，我小心翼翼地走到海边，拣了一些塑胶瓶子，然后用球鞋带子扎成一排，再用橡皮筋接上，一个有弹性的救生圈就做成了。确信周围无人之后，我扔掉一些东西，只穿一条合身的西装短裤，套上救生圈，背上背包就下水了。
海上一片漆黑，确定了前面的标志灯和后面的标志灯，我尽量保持自己在这条直线上游。我慢慢的游动，警惕着四周。我不知道要游多远，从地图上看，大约七公里；也不知道要游多久，才可以达到彼岸。
不知道游了多久，我看到了深圳湾水电站一排耀眼的灯光，再看看对面的香港，好像还是那么遥远。我有点着急，便加快了速度。
又过了很久很久，抬头前后左右看看，好像我的位置没有变化。我感到迷惑，难道我正赶上涨潮？潮水推的我位置没动？如果潮水这样涨一夜，那我岂不是天亮了还在海上？
我更加用力，但是我自制的救生圈却老是向后滑，我停下来解开橡皮筋扔掉，又紧了紧鞋带子，继续向前游，但救生圈向后滑的问题还是没有解决。我想了一下，我用力划水的时候，必定要收腹，身体直径变小，这个问题不可能解决了，我只能以站立式慢慢向前游。
我感到很疲劳了，为了减少阻力，提高速度，就把背包里特别重要的大学文凭取出来放进裤裆里，又取出一双拖鞋当划水板，然后扔掉了背包。再踩水立身看看四周，我的位置好像还是没动。
又过了很久，再看看四周，我的位置好像还是没变。我估计这样慢慢游下去，到天亮也游不到香港。我终于下定决心，丢掉了碍事的救生圈，它已被灌进许多水，没什么用处了。这下可以游的很快了，我鼓足余勇，奋力划水，这双拖鞋竟然如此有用！以前游泳可从没想到过。
又过了很久很久，我的两臂酸软，对面的香港还是遥不可及。而且我感觉肚子也空了，好像前胸贴在后背上，划水的动作也越来越慢。又过了很久很久，我感到自己快要不行了，实在没有一点力气了，自由世界依然遥远，我开始后悔扔掉救生圈，没有它眼看着自己就会被淹死。
我多次尝试仰泳，这样省力，但是不能避开海浪，一个浪打过来就可能灌我一口水，连灌几口水之后，我只有改变姿势。而且仰泳难以控制方向，使我最后不得不放弃这种姿势，恢复以前的蛙泳姿势，迷迷糊糊地向前游着。
好像有一根竹竿立在前方，我像遇到救命稻草，赶紧游过去抱住它，我不明白为什么这里会插着一根竹竿，干什么用的呢？我尝试拔掉这根竹竿助我前行，结果是白费力气。
一会儿我就感到冷，越来越冷，冷得我浑身发抖。真是奇怪，八月份的蛇口海湾，怎么会这么冷呢？可能是我的体能耗尽了，又停下不动了，所以才这么冷。不行，还得向前游！既然这里有竹竿，说明对岸不远了。
又游了很久很久，又没劲了，但是再也找不着竹竿了，我开始产生幻觉。我好像和中学同学在一起，他们大笑我怎么只穿了一条短裤就来上学，嗷，不对，是大学同学，是在颐和园，五一春游，我一时兴起，跳进湖里游泳。现在我累了，可是我的同学们呢？他们坐的船呢？我的脑海里闪过一些我曾经历的生活片段，就像电影末尾的重播镜头一样，我看到了我的妈妈、爸爸，我的大学，我的单位，云梦沙龙。
亢！亢！亢！连呛几口水使我惊醒，不知什么时候我的手臂停止了划动。我看看四周，但已看不明白我究竟在哪里。我绝望了，再也没有一点力气了，两只手臂像两根面条无力的滑动，甚至都不能保持头脑清醒了，彼岸还有多远啊？
迷迷糊糊中，我好像看到一条大船向我驶来，我得救了，管他是哪里的船，大陆的也好，都比淹死在这里强！
果真是一条高高的船！我游过去摸到了她！我伸手想抓住上面的船舷，用力一出水却感到身体沉重无比，像面口袋一样扑通一声掉下来。接着就听到乱棍敲击船舷声，然后几把手电筒指向了我，我大喊救命，我多希望他们放一条绳子下来把我拉上去，我马上就可以钻进热乎乎的被窝里，再喝一杯热水，还有热乎乎的食物！
但是我扑腾了许久才有一只黑救生圈扔下来。
这也是救命之恩，但是我恐怕永远也不知道恩人是谁。然后我就趴在救生圈上慢慢的滑水，不知道什么时候就睡着了。
醒来时天已大亮，我停在泥滩旁，定了定神，起身上岸。泥滩有齐腰深，而且泥里不知有什么东西老是划得我两条腿疼，也许是贝壳什么的。我慢慢地上了岸，走到一个池塘里洗了洗身上的泥污和海盐，然后继续往前走，我知道已到香港了。
这是我五次越境中最危险的一次。
15．难民的遭遇
我在海滩旁看见一个红衣女子，便问她这是什么地方？去九龙怎么走？她只是看了我两眼，一句话也没说转身就走了。我看见附近有条公路，就信步走去。沿着公路，我看到两家小工厂，就问可不可以找份工作？一个老板只是摇了摇头，另一个老板则耐心地告诉我，他不能雇佣我，因为香港政府已通过法令：凡雇用大陆偷渡者做工的老板，一律罚款十万元。
后来我碰到两个小青年，一见到我就好奇地问我是不是偷渡过来的，当然是的，我还光着上身。他们立刻请我到一个凉棚下面坐，但是我们对话好像有困难，一个青年去喊了一个会说普通话的人过来问我话，我把我的情况告诉了他，他又用广东话说给别人听。
一个小青年拎来一些食品给我吃，好像是几块形状不同的马蹄糕，又给我打开一大瓶可口可乐。对于既渴又饿的我，这些东西真是美味已极。他们还送给我一件印有“英国石油”字样的汗衫，并告诉我如果警察看见我光着上身会抓我的，最后他们又凑了许多零钱给我坐车吃饭就送我走了。
我感到香港人是善良的，乐于助人的，在大陆，不可能有这种情况。经常出门的人都知道，假如你在外地碰到一伙年轻人，首先你就要担心他们来抢你的钱或者欺负你。
我喜欢听台湾广播和美国之音，以前是危险的，可能带来麻烦的。我记下了一些香港的联系地址，与那里联系上就可以参加反共救国工作，我把那些地址分散记在我的笔记本上，只有我自己才能看懂。但是我在海里游泳，昏头涨脑的时候，只想到快点游过去，把整个背包都丢了。
后来我想，至少应该留下那本笔记，而且我在下海之前，已经把它和毕业证书分别用塑胶纸包好了。另外还应该留下一件汗衫，否则一上岸就可能被警察怀疑盘问。那些地址丢了太可惜了，我努力回忆，终于想起来一个地址，是在港岛皇后大道多少号多少楼B座。
于是我一路坐车，坐轮渡过去，好容易找到那个地方，问来问去却没有那个地址。我又打听星岛日报在哪里，我记得那是反共报纸，最后总算找到了，一个戴眼镜的年轻人坐在里面，我好不容易才向他说明我的意图，他却摇了摇头，说他什么也不知道，我只得非常失望地离开了。
找不到工作，又找不到反共救国组织，我一筹莫展，在街头瞎逛，晚上就睡在公园的长椅上。我以前听说如果跑到建筑工地可以打黑工，但是一想到建筑工地那么费力的活，我有点害怕。毕竟我是一个知识份子，让我成年累月地干建筑活，工资再高我也不干，我的思想，我的头脑不就全没用了吗？
我痛苦地感到，香港的繁华、香港的自由属于受英王庇护的香港人，不属于我们大陆人，我们即使逃到香港，也没有获得自由的机会。在大陆报纸杂志上，根本找不到这方面的消息，丝毫不了解这种状况。愚民政策害得成百万上千万大陆青年冒着生命危险偷渡香港，最后只是被遣返回去。
看来我们真想获得自由，只有在我们的家乡，只有与共产党斗争，夺回上天赋予我们的、与生俱来的自由权利！
我的双腿在海滩深泥中被划伤多处，现在慢慢发炎肿胀起来，这样拖下去得不到治疗也不行。天亮时我无奈地决定，还是回大陆吧。我在广州建筑工地听说，从香港遣返只要一天时间，送过深圳就放了，所以我就去找香港警察，让他们送我回去。我在街上遇到两个警察，便拦住他们说我是偷渡的，现在想回去。但是那两个警察却向我摆摆手，说他们已经下班了，让我找别人。真奇怪！
后来我看见一个警署门口站着一个警察，便走过去跟他说，他听完就一把抓住我，把我带了进去。最好玩的是，一个小个儿，还有点对眼的警察问完我的偷渡经历之后，跟我商量，“你找反共救国组织这一段我给你删掉，免得你回大陆之后有麻烦，但是你也帮帮我的忙，说你是被我在大街上抓住的，好不好？”我只有答应。同时感到自己太诚实，竟然这么相信香港警察，以为他们会帮我，结果差点惹上大麻烦。香港警察确实也够狡猾的！
16．香港难民营
后来我被送到新屋岭难民遣送站，那是用铁丝网和木板搭建的几排简陋牢房，位于边界山区里。我被反复询问好几次，有一个年纪很大的官员对我很热情。后来我仔细回想，本来我可能有机会留在香港生活的。
一个英国人带一个翻译反复问我一些核子物理方面的问题时，我很不耐烦，我估计他们是情报人员。一来我的大学专业虽是核子物理，我却没学多少专业知识，更没有从事这个专业的工作；二来我已经不信任香港警察了，他们太狡猾了；第三我也觉得恐怕牵涉到我是否爱国的问题，如果他们把材料转交共产党，我就说不清了。
后来回到国内我才知道，当时香港当局特别关注大亚湾核电站，我猜测他们很想找几个这方面的专业人员做情报员。
当天大雨，夜里我们突然被惊醒，几十个人浑身湿漉漉的被押进来，点名时许多人还被警察用脚踢。等到警察走了，我就问一个年长者怎么回事，他说他本是越南华侨，还是小学校长。
北方共产党一过来，就把他的家产全给没收了。两个儿子都去乘船逃亡，一个在海边被越南共匪军打死，一个出海后杳无音讯。大女儿被越南共匪军轮奸后自杀，老夫妻不得不带剩下的小女儿也逃亡。总算逃出越南，逃到中国大陆。开始每人每月还能领到50块钱生活费，后来分了一点甘蔗地，就让他们自力更生了。他教了一辈子书，哪会种甘蔗？想去学校教书当局又不准，后来只有组织一帮人再逃亡，想逃到一个没有共产党的地方。
大家集资两万元买了一条旧船，船开了两天之后，发动机坏了，怎么也修不好，只有顺水漂流，结果漂到香港洋面上。本来他主张以他越南难民的身份去与香港当局谈判，要求对方提供食物和淡水，帮他们修理好发动机，他们再走。但是那帮大陆人却说到香港也不错，往南去还不知道会到哪个国家，如果半路上发动机再坏了，大家就死定了。
最后80多人决定偷渡香港，刚上岸就被围堵抓捕，有一个人钻进草丛里，大腿都被警犬咬烂了。那边的确有一个人是被抬进来的，腿上绑着很多绷带，浑身是血，看来香港警察对待大陆同胞也够凶狠的。
以前在大学里，我受姜讯生影响，加上我的一个姨兄在越南战场上双眼被打瞎了，我是反对越南战争的。现在听到这位老华侨的叙述，我感到这场战争该打，血浓于水。越南共产党人完全是一伙畜生，统统打死也是应该的，罪恶太深重了！
这段经历对我的打击很大，看来这个地球上最大的民族－华夏民族，在世界上的处境实在太悲惨了，无论在哪里都是受迫害、遭屠杀、受奴役；受排挤、受排斥、根本没有一块自由的家园。
我头脑里就产生了一个念头，只要有一点机会，就不惜一切代价建立一块华人自由家园，用大陆不堪忍受共产党奴役的青年的热血，和海外华侨的资金建立一块华人自由家园。
所以两年后我那么热切地与台湾人陈赐麟合作，提出瑞丽计划，想在中缅边界地带的狭缝里，武装建立这样一块华人自由家园，作为复兴华夏民族的根据地。
第二天，我们一起被送回深圳。
17．地狱惊魂
1986年8月中旬，我们大约一百个人，乘坐二辆囚车，被押入深圳市民政局收容审查中转站。我们先是象蛤蟆一样蹲在大院里接受搜身、分组，然后被带进囚室。阴暗可怖的大囚室里七八十个剃着光头的囚徒站在走道两边，看着我们十来个新囚徒，我们站在那里不知所措。
随着铁门哐当一声关上，有人命令我们排好队准备过堂。然后四个人开始对站在最前的第一个人开打，那人还没弄清怎么回事便被打倒在地；接着是第二个，那人只挨了几拳便唉哟一声倒在地上，“这个家伙装熊”，有人喊道，“起来”，几只脚猛踢过去；第三个看起来身体最壮，他不敢躺倒，被打了很久。
第四个是个十二三岁的小孩，只挨了几巴掌；然后就轮到了我，我还没有从惊恐中反应过来，便感到拳脚齐下，特别有一脚踢中了我的腿裆，令我疼痛难忍，不由双手捂着，蹲了下来，我又挨了几脚，总算过了关。
等到所有新来的人都被打了一遍，那个打人最凶的家伙，大概是个头目，大声宣布：“所有人把你们藏的钱统统掏出来，否则要是被我们搜出来，至少得脱层皮！”果然有两个人掏出了钱，都是藏在衣角或鞋垫下面没有被政府干部搜刮到的。
没人胆敢抵抗，旁边还有几十个人虎视眈眈地站在那里，谁也不知道他们会不会一起冲上来把你撕成碎片。后来那两个拿出钱的人被安排了睡觉的地方，我们其余的人被安排坐在厕所门口。
我这才仔细打量这间囚室，大约有六十平方米大，中间一条走廊，一端通向厕所，两边是水泥平台，不管怎么睡，肯定睡不下这一百号人。我们只能挨边沿坐着，看来夜里也只能坐着睡觉。我向身边的人打听我们会在这里关多久，旁边一个眉清目秀的小青年告诉我：“可能一天，也可能一个星期。”他对我笑了笑：“这是我第六次到这里。”我吃了一惊：“为什么？”“四次因为到香港打工，两次因为到深圳打工。”
他叫阿吉，汕头人，家乡很穷，从小出门到处打工，主要是干建筑活。一般几个月就会被抓一次，收容遣送回家。他问我的经历，我说：“因为我上次从蛇口游泳去香港差点淹死，实在不敢再去游泳回来，就去找香港警察遣送我回家。唉，早知道会关在这个鬼地方，还不如去游泳回来。”
“你可真有胆。”阿吉说，“蛇口那里可淹死不少人。前几年碰上大风大雨的夜晚，第二天能在海滩上见到几百具尸体。”
我们在厕所门口不知道坐了多久，突然大家起身向门口涌，原来是开饭了，两个干部站在门口，手里舞着棍子大喊：“排好队！”“排好队！”担心吃不上饭的人在后面拼命挤，前面的人立脚不住，再被棍子打回来。也有从队伍里被挤出去挨打的。最后我总算领到一份糙米饭，上面有两根小拇指头大的咸萝卜干，实在难以下咽，我只吃了几口就丢下了。
天气炎热，我感到特别口渴，便问阿吉哪里可以找到水喝，现在已经是下午4点多钟，一整天我还没喝过水。阿吉冲我摇摇头小声说：“在这里别说话，会挨打的。”回到牢房他才告诉我：“这里从不供应水，不管天气多么热。等一会儿我去找找老乡，看看能不能弄点水喝。”
那是一个漫长而痛苦的夜晚，我们挤坐在一起小声说话，阿吉安慰我：“坐着睡比躺着睡要好，水泥台潮气太大，直接睡上去会得风湿病。”他说，“在这里第一件要紧事是尽量少挨打，这里有许多精神病人和变态狂。坐在厕所里的几个人便是精神病人，他们老是挨打，睡在最前面的几个人就是变态狂。”
怪不得我老是看见几个人轮番去厕所打人，打得鬼叫，皮带抽坏了再从别人那里抢一根。“真奇怪，一般人都害怕精神病人，这里怎么反过来？”我忍不住问阿吉。“这里是人吃人的世界，要么打人要么被打。精神病人多少有点智障，既孤立反应又慢，自然成了垫底的。”阿吉回答。
我看那几个打人狂，每人占有一张床位置的地盘，铺着很多衣服，他们有烟抽，有面包吃，居然还有酒喝。阿吉说：“如果走运，他们一天就能抢到几千块钱。送给干部一些，马上就能走人。”“这样打人抢钱不犯法吗？”我懵懂地问。“犯法？犯谁的法？这是中国政府机构！打死人都不犯法，打伤打残抢钱当然无所谓。最多关几天禁闭，家里拿些钱来就摆平了。”
阿吉说得对，后来我见得多了，慢慢体会，仔细想想，的确如此。我们的国家制度也根本上类似。虐待狂＋受难者＋心惊胆战的群众＝中国。
但是有一个问题阿吉说不清楚。就是为什么那些人老是打人。难道仅仅是为把拳头练硬吗？或者是发泄一般情况下不能发泄的对人类的仇恨？
直到很多年以后，在劳教队磨练几年以后我才明白：那是一种担心被别人取代的恐惧；那是一种没有任何合法性从而需要时刻证明的权威；那是一种一开始就违法而且始终违法的权威。不这样做不足以构成对群众的威慑。
再回想历史上，为什么共产党要搞一场接着一场没完没了的运动，始终不断地把大批人抓进去，关在监狱里无休止地残酷折磨，我才豁然明白过来。本质完全一样，只是加上了共产主义理论。
…………
19．广州收容站
…………
我实在无颜给父母写信让他们拿钱来赎我，只有硬撑下去。另一方面，我也确实想切身体会一下这些人的命运。从十三岁上高中开始，我就关注周围人的命运，我在异常拥挤的纺织厂宿舍区长大，对劳累过度的纺织工人特别同情，她们一年到头三班倒，发烧到39度领导都不会批准去看病。不仅没有假期，还要无偿加班。
以前只知道工人很苦，也知道农民更惨，现在才知道，不肯做驯服的奴隶，不堪地方官员压力，出门谋生的人才最悲惨！
户籍制度其实是一种现代化的奴隶制度，每个中国人都像劳改犯一样生活，仅仅是吃的住的好坏不同形成阶级而已。每个人都必须在各级党委的安排下艰苦奋斗，永远贫困。
你还必须与你的同事邻居几十年相处在一起，而我们知道，相互排斥相互厌恶是人类的生命本能之一，人们必须保持一定的距离，整个社会也必须保持一定的流动性，所谓“流水不腐”。否则人们相互之间日积月累的摩擦，就会演变成不共戴天的仇恨，最后邻居之间彼此全是恨之入骨。
由于中共这种奴隶社会管理模式加上挑拨离间，煽动仇恨的马克思主义；挑起斗争、残酷斗争的列宁主义斯大林主义；以及胁迫多数人残酷斗争少数人的不断革命的毛泽东思想（庐山会议是最好的注脚）。形成了滚滚洪流，淹没了中华大地，弄到家家反目、人人自危、个个胆寒的程度。
中共中央委员会更是充当全国人民的楷模，毛泽东、张国焘、王明、刘少奇、林彪这些“亲密战友”几十年如一日斗得你死我活。全中国的干部群众虽然被迫嘴里喊着学雷锋王杰的口号，心里却在琢磨中央领导的斗争经验和斗争手段，怎样说谎骗人以及怎样诬陷他人可以置其于死地。自古言教岂如身教？
收容站关押的人本来都是中国社会矛盾的受害者，这些人宁愿回避矛盾斗争而另寻生存之道，却被民政局关进监狱，而且是异常拥挤地关押在一起，其必然相互仇恨相互残害的结果是可想而知的，因为所有人都被逼到了生存底线，仅仅为了能够在晚上睡觉时可以平躺下身体就得年年斗月月斗天天斗。
蚊子、伤痛和脓疮折磨着我，比这更痛苦的是灵魂的痛苦。我们究竟伤害了谁？攻击了谁？犯了什么罪要受这种折磨，这种虐待？没有，我们没有伤害任何人，没有犯任何罪。我们只是不想做奴隶，只是不愿参加共产党的革命队伍，去干伤天害理的事情。我们只想自由地工作，自由地生活，自由地寻找真理，自由地选择信仰，尽人道天寿而已。
有天上午，我们看见几个大差抬着一个满头满脸血的人过去，中午打饭时大差告诉我们，一个东北人被几个干部打急了，从二楼上跳下来，正好摔到头，死了。
老国军大怒：“又是一笔血债！早晚要还过来！”我急忙插嘴问：“这里也和樟木头一样无法无天吗？”那个大差鄙夷地看了我一眼：“哪个收容站一年不打死几个人？你以为广州会例外，哼！过几天就要送你们到大尖山了，到那里去长长见识吧。”
后来我看到孙志刚被打死的新闻一点也不惊讶，因为十七年前我已切身体会了收容站的一切。几十年来在收容站被打死的人不计其数，谁也没法统计。当人们惊叹中国出口加工业的快速增长时，只有很少人意识到，这个社会在很多方面是原始社会。
报纸杂志电台电视台都是现代文明不可缺少的载体，几乎和铁路公路航空水运一样重要，都是人类文明的大动脉。人民需要这些交流平台讨论和解决生活工作中遇到的各种问题。从高深的宗教哲学问题，到什么样的青菜农药激素含量太大不能吃的问题，千千万万的问题，都必须讨论交流。而中国动脉传输的几乎都是谎言和有毒垃圾，毒害和欺骗着一代又一代人。这些人又怎么可能建立文明社会？
我们每个中国人都生活在原始沙漠里，我们什么也不知道。几十年来没有人知道收容站里的任何事情，除非你在那里生活过。我们也不知道我们这个围墙社会里每一座围墙里的任何事情，即使在你身边的几个院子也如此。因为各级政府和每个单位都是全力以赴不惜一切代价使用专政工具刻意封锁真实的消息。一切真相都被蓄意隐瞒，一切都是国家和单位的机密。胆敢泄密，随时可以把你痛打一顿或者投进监狱。
所以我们愚昧和野蛮是必然的，积累下去还有更苦难的深渊在等着我们。
20．人间地狱
在沙河收容站的最后几天里，因为老是睡在水泥地上，受了凉，我犯了急性支气管炎，发烧咳嗽哮喘，难受极了。这种病拖长了可能转为慢性支气管炎，可能一辈子都好不了。我每天数次报告要求治病，老国军也帮我呐喊，根本没人理我。忍无可忍，我绝食抗议。绝食两天以后，干部喊我出去，我以为是给我看病，却被一车押到了大尖山收容队。
生命是脆弱的。一般人即使在自由状态下想保持健康都不容易，何况在失去自由，生存条件极其恶劣，以及被蓄意虐待的情况下。关押你的机构毫不承担责任，甚至根本不给你治病。你留下病根，留下残疾，乃至死亡的可能性是很大的。每一次被关押都在我身体上留下一种恶疾，而且终生不愈。
孙志刚在收容站医院里被打死，其实相对而言，医院的生存条件还是最好的，几乎是收容人员的天堂。最坏的还是收容队，即收容人员劳改队。
人们甚至还不知道这是什么概念，就是附属于收容站的劳改队，在收容人员的家属没有及时交纳赎金的情况下，就把你送去劳改，挣的钱好够押你回老家的路费。名义上是这样，其实钱都让干部私分了，路费最后再向政府报销。一般要劳改三个月、六个月甚至一年。不管白猫黑猫，榨出钱来就是好猫。
根据我的体验，在司法系统劳改局、劳教局；公安系统收审站、看守所、戒毒所；民政局工读学校、收容队三类七种劳改系统中，民政局收容劳改队是最黑暗的。其中一个原因是它毫无任何规范，甚至是完全违反中国法律的。
但是无论你在那里受过怎样的虐待，你都不可能提起诉讼。到中国任何一家法院里打听一下就知道：法院根本无权受理这些部门以及计划生育委员会等等政府部门诉讼案件，除非中央领导特别批准的个案。
孙志刚被打死案，家属多方控告无门，全世界都知道了，全世界都谴责也没用。后来还是在一个政治局常委，两个政治局委员的批示下法院才受理。也还是关起门来黑箱作业，找几个替死鬼而已。
广州市民政局收容劳改队的对外名称是“广州市民政局大尖山茶场”，1986年时有六个中队。每天从天明到天黑不是采茶除草就是挖沟施肥，带队管理人员拎着棍棒和鞭子转来转去，发现谁的动作慢一慢就毒打一顿，回去还要克扣米饭。
本来我们的定量是早晨二两米稀饭，中午晚上四两米干饭加一点咸菜，干活慢的人只有一天三顿稀饭，咸菜都不给一点。我是读书人，那里能干得快，队长看我是大学生，倒少打我，但让我天天喝稀饭。从来没有一天吃饱过，整天饿得心慌慌。
我们六中队有个汕头小孩的骼膊被打断了，既不给治疗也不释放。队长勒令他，不准跟任何人讲话，否则再打断他另一只骼膊。我在厕所里听到他说这件事都惊呆了，问他怎么办，他说只有残废了，他只有十五岁啊！以后的日子怎么办呢？将近二十年过去了我还清晰地记得那个男孩的模样，苍白秀气，很像中国民主党领袖王有才。
汕头小孩胆子太小，我让他去找场长告状他都不敢。后来我找机会告诉了场长，场长把他叫去说，骼膊打断一个多月了，现在放你回去也没法治了，这里打死人都没事，没打死你就不错了。场长答应跟队长说一声，让他不用干活了，每天也拎着棍子看守别人干活，防止有人逃跑，表现好的话一个月后放他回家。
他后来居然也拎着棍子，吆五喝六的要人赶快点干活，简直把我活活气死！愚民政策多么可怕的后果！打死孙志刚的收容站医院的八个病人，个个都挨过几顿打，但他们转身就去打别人，这就是中国特色！
每天在茶园里看着这幅悲惨的奴隶劳动景象，就会让我想起中学政治课本的一页，一个奴隶主拎着鞭子站在一边，一群奴隶在弯腰干活。
按照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哲学，奴隶社会是人类摆脱原始愚昧状态之后的第一个社会形态，然后是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可是眼前的情景却比任何理论都更加雄辩地证明：这是一个奴隶社会，我们已经被拖回到奴隶社会！
饥饿、殴打、虐待，这一切强烈的刺痛了我，深深地激怒了我。把我从以前虚无缥缈的冥想世界里猛烈地击回残酷的现实世界中。而到了这个时候，我似乎突然看到了黑暗夜空中的一道闪电，使我能够把我以前所有空洞的思想与现实世界紧密地结合起来。
生命的确本无意义，完全在于每个人自己的定义，现在我终于找到了我的定义：彻底投身于反抗奴隶制度的斗争中去！用头颅去顶住倒退的历史车轮！用眼泪用汗水用鲜血去写一首争取自由之歌！
像俄罗斯民族英雄丹柯那样用手把自己的心脏掏出来，举在头顶，变成火炬，为黑暗中苦难的人民照亮前进的道路！
化身为爱和勇气，抵死捍卫人类的良心！贝多芬第九交响曲的主旋律在我脑海里轰然回荡，向黑暗势力宣战，与黑暗势力抗争到底！
从那天起，我就彻底改变了。但我没有想到，这条道路这么崎岖！这么艰难！这么痛苦！
（转自《大纪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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