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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张林
第三章 如梦如歌
雪山猎鹰的高昂咏唱，
呼啸高原的苍凉清风，
苍翠蓝天的粼粼余波，
西藏灵歌；
悲惨生命的无奈长叹，
清洁灵魂的凛冽甘泉，
透彻心灵的千年仙药，
西藏灵歌；
垂缎般围绕拉萨的高山雪带，
没有被尘世污染的洁白哈达；
飘荡在郊野的灵幡，
西藏灵歌。
───《西藏灵歌》1987－2
23．流浪青藏高原
回到蚌埠，那段收容经历给我带来的心灵之痛始终没有得到缓解，我对共产党，对这个社会的愤慨和绝望也与日俱增。周围的人们依然蚂蚁般活着，没有一点灵性。
为了排解过于强烈的怨愤，为了寻求一种精神寄讬，1987年1月15日，我踏上了西去的列车，我身上的钱只够买单程车票，但我渴望看到青海的草原，西藏的天空。
在大学失魂落魄的岁月里，我曾以一首诗表达我内心的悲怆：
我愿赤脚走遍天涯，
只带一把吉他，
沿途攀吃树上的果子，
在旷野里大声歌唱。
唱出我心底的忧伤，
唱出我灵魂的悲怆。
然后长眠在喜马拉雅雪峰，
和她一起永恒。
───《渴望流浪》1981－6
青海的草原，苍茫辽阔，意境深远。我凭窗远望，觉头脑开阔，心胸宽广，遐思无限。五千年历史，似乎在心中渐渐闪现；八千里山河，仿佛从眼前依依掠过。
车速很慢，在一个小站，只有一家藏人下车。男人背着一个高过头顶的巨大背囊，胸挎大包，左手拉着一个孩子，右手拉着一个孩子；女人背着一个婴儿，也拉着一个孩子。他们向茫茫草原深处走去，视线所及，看不到任何房舍、树木，只有远处连绵的山峰隐约可见，恍如梦境。
列车已走了很远，我还在看着那家藏人，慢慢走向草原深处。天苍苍野茫茫，不见道路不见牛羊。我问旁边的一个铁路工人，这家藏人要走多远才会到家，他说至少要走一百里，也许要走三百里。他们每次出门要采购一年用的生活必需品。
从格尔木转长途汽车到拉萨，沿途大山林立、形状各异、色彩也不同，甚至有完全暗红色的大山，我猜想西游记里的火焰山真实原型就是这样的。国人有“五岳归来不看山，黄山归来不见岳”之说，实在是井底之蛙眼里的天空，仅仅青藏之间的群山之千姿百态，已足抵十个黄山加五岳！
藏北草原的草也令我吃惊，只有几厘米高，而两根草之间的距离倒有十几厘米，所以远看是草原，近看是荒坡。也许这些草到了夏天会长高，但是恐怕难以稠密，很难养活羊群。中途休息，唐古喇山口强风阵阵，我一下车几乎摔倒。我跌跌撞撞地跑进一家回民饭馆，喝一碗滚热的羊肉汤，感觉好不得了。
终于到了拉萨，我梦中神秘的佛国。
我在一家餐馆里吃饭的时候，进来几个西方人，他们好像是想吃点饺子，但是老板却一点也不明白，比划了半天也不行，他们只好失望地走了。
我便问老板为什么不准备一份英文菜谱，老板说他们都是四川农民，连一个英语单词都没学过，哪里懂英文。我马上建议，只要他付给我50块钱，我就给他翻译一份菜谱。他立刻答应了。
想到密布拉萨街头的四川餐馆和大量的西方游客，我突然想出一个赚更多钱的办法：去给每间餐馆翻译一份功能表。当天下午我就去新华书店买了一本《汉英词典》，意外地发现竟然还有一本《菜名英汉对照》，真是太好了。从第二天起，我就到各餐馆兜揽生意，赚了一笔钱。
八廓街是一条呈八角形的街，中心便是大昭寺。大昭寺门口，终年有善男信女膜拜，那不是磕头，而是全身俯倒在地上，再起来，再俯身。那也不是三跪九磕总有数的，而是一直做下去，从天明做到天黑，从周一做到周末，从月初做到月底，据说最虔诚的可以连续做一年。为了臂肘和膝盖不受伤害，有的人在这些部位带着木制护板。
我最喜欢去色拉寺，在拉萨北郊山坡上，庙宇相连，足有千间；香烟缭绕，四季不绝。喇嘛们满脸透着真诚、透着善良、透着爱心，令我感慨。与他们相比，我的汉族同胞们则是满脸晦气、满脸怨气、满脸警惕。如果能够，我愿一生住在色拉寺，那会让我伤痛的心灵感到永恒的温暖。
我爱喝西藏的牦牛奶绵羊奶骆驼奶混合而制的奶茶，爱吃桔黄色的藏族奶酪，尤其是色拉寺门口那些藏族姑娘卖的酸溜溜的青稞黄酒，饮后回味无穷。
我爱听藏族灵歌，这是我给藏族民歌起的名字，因为那不是一般的民歌。
在我到过的世界各地，惟有西藏，天－地－人如此绝妙地浑然成为一体。
有一天我西出拉萨，信步走向哲蚌寺，走了很远也没到，只好折回头。我又渴又饿，又找不到商店饭铺，只好敲开一户藏人家的大门。尽管有人告诫我说汉人单独活动在藏人区十分危险，藏人可能背后一刀结果我的生命，但我就是不信这个虔诚信佛的民族，会野蛮对待一个孤零零来自远方的无辜游子。一个藏族女人打开了门，稍微有点吃惊。我说想买点水喝，买点食物吃。她似乎听懂了我的话，但没有说话，只是请我进去。
院子里有一个四方小桌，女人请我坐在小板凳上，然后从屋里端出半碗炒面，又拎一只暖水瓶过来给我倒了一碗饮料，我想那就是酥油茶了。我以前一直以为糌粑是类似锅巴的一种食品，那时才知道原是炒面，不过是咸味的，很好吃。那炒面也没有糊味，我估计是先把青稞麦子炒熟，在和盐一起磨成粉的。
那女人的丈夫和孩子都过来向我微笑示意，但没有说话。吃完之后，我掏出钱来，他们一再摆手拒绝，我只好满怀感激的告辞了。
自从到过西藏以后，我对这个宗教民族的命运就充满了同情。
在历史上，藏人曾经十分强壮，唐时的吐蕃，与大唐帝国曾双雄并立，远比后来被击溃，逃到小亚细亚建立土耳其奥斯曼帝国的突厥人强大。后来我到美国，发现藏人仍自称这个名字，英语即Tibet。
清帝国虽亡于辛亥革命，其衰落却是因为大小金川七年之战，耗尽了康干盛世积累的丰盈国库，八旗锐气、绿营锋芒也尽丧于此，而且从此一蹶不振。大小金川那些东方史上异常顽强的抵抗战士，便是藏人。
历史上汉人武装首次进入西藏便是毛泽东指挥的解放军，我在西藏一个多月里听到很多战争故事。从1959年开始，二十年里藏人起义不断，两三年暴动一次。汽车不能安全进入藏南藏西，那里数十万解放军的后勤补给，主要靠人力和畜力运送，这种原始运输方式不知耗费了多少民脂民膏。孙子兵法说，十万军队在千里之外作战，就得有百万劳力运送补给，千万劳力在后方生产。
这是一场巨大的悲剧，无论对于汉人还是对于藏人。那时我甚至认为，除了美国人在朝鲜战场给毛泽东当头棒喝，西藏人的顽强抵抗也使共产党伤透了脑筋，陷入泥潭从而踌躇不前。否则很难解释毛泽东究竟为什么不去席卷东南亚，他一直有这个野心的。直到1979年邓小平去美国，胡耀邦去西藏才以和谈结束了旷日持久的西藏战争。
我衷心希望汉藏两个民族以后能兄弟相处、平等相待、互敬互爱。也许我只能代表我自己，但是我愿意跪在这个民族面前谢罪，请求他们慈悲为怀，宽恕我们汉人给他们带来的苦难和污染。
对于道德沦丧的汉民族，西藏是一块纯净的圣地，应该成为我们的精神家园，应该是我们寄讬灵魂的地方。
25．第三次越狱
在那里被关押两个月之后，我感到前途渺茫，无法估计要关押多久，有人说可能要判刑五年，而在以前毛泽东活着的时候，至少要判刑十五年。在绝望中我决定以绝食绝水来争取自由。
那是我第三次绝食，那是一次惨烈的绝食，因为还绝水。开头五天没人理我，好像很乐意我这样死去。第六天我已经快不行了，他们把我抬到医疗室。
他们先往我嘴里灌米汤，我咬紧牙关拒绝。然后他们按住我，往我鼻子里插管子，我拼命抗拒，最后他们七八个人死死按住我，几乎把我的腿按断，医生终于把一个粗管子插进了我的鼻子里。鼻子疼得要命。灌过米汤之后，我的鼻子又肿又疼，还流血，很久都没有恢复，后来我的鼻腔通气一直不顺。
然而更严重的伤害还是大脑，混混沌沌的，很长时间都不好使。所以从那以后的十几次绝食中，我再也不敢绝水了，绝水对大脑和内脏器官伤害太大。
一个星期之后，边防派出所通知我，他们已结束了对我的审查。又过了一个星期，审查站把我送到厦门收容中转站。由于上午刚送了一批人到闽北的收容劳改队，收容站里空荡荡的，只有我们四个人。根据我以前在广州和安庆收容站两次逃跑的经验，我意识到这是大好的逃跑机会。白天我把周围的环境仔细看了，夜里就和另外三个人研究逃跑方案。
那个十几岁的孩子不敢跑。柳州人则是和我一起从看守所里送来的，而且我们原来就被关在一个号子，关系也一直很好，我俩十分害怕被送到收容劳改队。
另一个老江湖是从外省一路遣送过来的，再过两天家里人就该来赎他了，不需要跑，但是他愿意帮助我们设计逃跑方案，他已经在这里被关了一个星期，非常熟悉周围环境，他提醒我们不能翻大门逃跑，因为外面还有一个更大的院子，还有一道大门。
第二天中午放风时，我发现看守我们的人拎着热水瓶离开了大门值班室。这真是太好了！我立刻喊柳州人跟我一起把大院一角的一张长桌子抬过来，再垫上一个破木箱。我爬上去扶墙蹲下，柳州人踩着我的肩膀，我用尽吃奶的力气才站起来，柳州人爬上了房顶，转身再来拉我。幸亏柳州人确实有劲，几乎是把我硬拉上去。
我们顺着遮蔽二楼走廊的粗铁丝网爬上三楼，这时喊声已起，我们顺着走廊往北跑，走廊上几个家属心惊胆战地看着我们两个疯狂的家伙，没人敢阻拦。我们从走廊尽头跳下去，下面是一间与围墙相连的平台，跑过平台，围墙只有齐胸高，上面插满了密密麻麻的碎玻璃片。后面已经有几个人喊着追过来，我们咬牙爬上围墙，我的手和膝盖都被碎玻璃划破了。上了墙再看地下，才知道这围墙太高了，硬跳下去肯定要摔断腿。
幸而不远处有一个搭墙建的简易棚子，我们不管追兵将近，小心翼翼的走过这段碎玻璃半圆墙头，然后蹲跪下来用手扒住墙头，让身体先落下去、再放手、以减少所跳的高度。我们的身体砸坏了那件棚子，我几乎落到地上，然后爬起来就跑，感觉骨头没有受伤。
我们跑过一段居民区，居民们都用惊讶的目光看着我们。那间棚子说明：从来没有人这样逃出来过！然后，为了不被追上一个，另一个也跑不掉，我与柳州人分手了。
跑到一个僻静的建筑工地，我实在跑不动了，就钻进去躲了起来。这才发现我的手、腿、膝盖和脚多处受伤，衣服上血迹斑斑，我害怕被人当作杀人犯追捕，也不敢出去了。我找水搓洗掉血迹，一直躲到天黑才离开那里。
虽然有点侥幸，我们毕竟成功了。
也许有人认为收容站不是监狱，与看守所比较，防守要松得多。但那里至少是地狱，如果孙志刚能跑掉，他肯定不愿意被打死在里面。许许多多被打死在里面的人，可能是没有机会，更可能是没有勇气逃跑。逆来顺受，惧怕强权，苟且偷生的中国人太多了！
我虽是病弱书生，但只要有机可乘，会像尉迟敬德一样勇猛，敢敌万人。
26．海南民主梦
1988年初，赵紫阳在一次讲话中，宣布要在海南建省并把她办成一个政治特区。各地有政治抱负的年轻人开始注意这个海岛，我们云梦沙龙立即成立了海南委员会，收集有关情况，筹集资金并派张雷前往实地考察。
四月份，我把我承包的一家饭店转让给他人，然后与友人一道出发了，我决心赶上这次推进民主政治的机会。我们坐火车到湛江，转汽车到海安，渡过琼州海峡，直达海口。
我们在北京路租了一座小楼，然后天天奔走寻求机会。每天晚上，我们都在海口公园对面的港务局门前，当时有名的大陆角，结识各地来的朋友。那时第一波海南潮正在消退，但是仍有大批的大陆知识青年赶往那里。
很多早些时候过来又不肯撤退的人仍然滞留在那里，许多人已经不名一文，白天靠卖报纸挣几块钱吃饭，晚上就睡在公园里。人多的时候，公园里睡满了人，夜里起来稍不小心就会踩到一个人。那几个月里，至少有几十万青年知识份子奔向海南，最后沮丧而归。
我们在大陆角认识了大量朋友，一个湖南大学教师把我推荐到海南大学丁钟琦教授办的公司里当助理总经理。但是我的主要心思还是放在政治上，我先和二十几个安徽人一起建立了安徽同乡会。我们实行三权分立，我任执事长，芜湖人王德汉任判事长，陈大威任会议长。
我们忙了许多天，才召开成立大会，我正在讲话的时候，警察包围了我们，并且首先抓走了我。王德汉和陈大威越窗而逃，其他人一哄而散。
警察记下了我的身份证件号码，勒令我停止建立非法组织的活动，警告我如果不听劝告，后果自负。这当头一棒令我目瞪口呆：不是要建立政治特区吗？怎么连一个同乡会都要强行驱散？我不服气，第二天就去海南省筹备委员会讨个说法，但是在传达室磨了半天也没有见到一名负责官员。看来我们上当了！
后来我们又去三亚活动，经地质大学的武野和达木两位朋友介绍，我认识了台湾民进党左派精英陈赐麟。我和陈赐麟谈了整整一夜，决定合作建立秘密的海南青年会，推动海南民主化建设。
陈赐麟从小反对国民党，十四岁开始收听大陆的海峡之声广播电台徐曼小姐主持的节目，并按照徐曼给的地址十多次写信要求加入共产党。这些信都落到了情治单位手里，到他十六岁时，便请他去政治学习班学习半年。但是他没有改变思想，依然无限向往共产主义。
陈赐麟后来到台北大学读书，并狂热地投身于反对国民党，推进民主的运动。1987年台湾解除戒严，陈赐麟第一个经日本转到大陆，去找徐曼。中联部和统战部都对他十分重视，先后安排他到暨南大学读书，到中央社会科学院工作，另外还受一些特别训练，因为他哥哥是中华民国总统府护卫摩托车队队长。
陈赐麟却写了一本书，指导中共如何实行民主变革，与国民党竞争，以获得台湾民心，最后解放台湾。很自然的，他被打入冷宫，中联部统战部都不再理他。陈赐麟就自费到大陆各地考察，人民的贫困愚昧和政府的专制震撼了他，使他回过头来要建立秘密组织，反对中共专制政权。他开始物色合作者，正好找到了我。
我们返回海口，开始秘密的组织活动。我先把成都人曾远和芜湖人王德汉推荐给他，曾远欣然加盟，王德汉上次受惊一回，这次又担心陈赐麟是台湾特务，不敢入伙。我们到处招兵买马，与人约谈，但多半是贪图利益的。
有一天我和陈赐麟到海口的秀英海滨浴场游泳，我们两个都是争强好胜的人，便打赌看谁能游到远处的远洋货轮上，我们不知道那有多远， 但以我曾在深圳湾彻夜游泳的经验看来不成问题。游了大约二公里之后，由于争先恐后，我们都已经筋疲力尽。
这时海上起了风浪，我们有点惊慌，只好赶紧回头。我还是尽量匀着劲用，但是陈赐麟一条腿不便，可能也缺乏远游经验，力气过早耗尽了，现在面色发紫，有点危险。我就紧紧跟在他后面，考虑着万一发生危险如何援救他。以前我听人说过、在书上看到过的水中救人办法肯定不行，只会使我们两人统统溺毙。
我一边游一边频频回头，以掌握海浪的节奏。我被呛了几次水之后就明白不能与海浪对抗，那是可能把人呛昏迷的。陈赐麟也呛了好几次水，我大声告诉他关键是要保持镇定，要控制呼吸节奏以避开海浪的冲击。
风浪越来越大。突然陈赐麟被一个大浪打了下去，浪过之后，他竟然猛烈呛水，胡乱挣扎，浮不起来了。我大惊失色，奋力游到他的身边，低头钻入水中，抓住他就往上举。感觉他的头部已露出水面，我就腾出一只手来托住他的臀部，另一只手向上滑水，以把他举得更高。
我意识到，使他不被淹死的唯一办法就是使他从呛水造成的昏乱中清醒过来，恢复镇定，然后主要还是依靠他自己的力量游上陆地。我只能给他有限支援，绝无能力拖他上岸。海岸至少还有一公里之遥，风浪还在增大。
就在我感到已憋不住气了的时候，他伸手推开了我，我浮出水面，看他果然恢复了镇定。然后每游几十米，我就潜入水中托他臀部一会儿，或者一手托他腋窝，一手划水游十来米。使他节省体力，获得短暂休息，保持头脑清醒。虽然风浪越来越大，我们还是历经艰难，终于游到岸边。
感谢上帝给我急智。并且希望我这个经验能被别人利用，拯救在大海里游泳遇险的同伴。
一个月以后的一天晚上我们回到住处，发现房间一片狼藉，但是检查物品，却没有丢失一件，陈赐麟母亲和嫂嫂几天前送来的5000美元活动经费和一箱手表也没丢一点。大陆竟然还有这样品位的小偷？
第二天我们惊魂还未定，警察又上门带走了我。我被带到派出所，先问姓名，查证件，然后问我到海南来究竟想干什么？我只好说来做生意。旁边一个便衣警察笑笑：“我们很了解你和陈赐麟，海南正在建省，很忙。我们也很开明，不想抓你们，但也绝不允许有人捣乱，建立非法组织。依我看你还是早点回家吧，别弄出事来，到时候吃不了兜着走！今天就谈到这里，明天下午你再来一趟。”
我们哪里还会等到明天下午，当天晚上就撤退了，海南青年会胎死腹中。三人跑到广州，我们又惊又怒，看来共产党决心抗拒民主潮流了。
我因此构思了一个疯狂的计划！
32．六四之后 6月4日夜，北京血腥镇压的消息传来，我们怒不可遏，彻夜总动员。5日上午，我带领数千人冲进市委大院，我下令把大花圈挂在主楼正中央，然后在主楼广场召开追悼六四英烈的大会。我和汪挺发表了演讲，我在演讲中指出：“李鹏一伙已经表明他们的顽固立场，未来的斗争将是残酷的和持久的，我们不能束手待毙，必须加紧建立有战斗力的自卫组织，在敌人把枪口对准我们开火之前，拥有足够的自卫能力。”
然后我们高呼口号：“血债要用血来还！”，“组织起来，以武力自卫！”随后我便把工作重心放到筹备武装暴动上。
6月7日，被大屠杀激怒的毛条动力厂车间主任魏辉下令停工停产，然后动员带领大批工人和学生占领了市中心各交通枢纽。我中午时分赶到，我们驱赶了交通局警亭交警，用他们的大喇叭指挥断绝交通，紧急招募市民敢死队队员。但是我们的战线拉得太长，冲击力度不够。
到了下午，见我们疲态已露，大批警察手持电警棍，排成方阵，逼近我们的交通局阵地。我走过去命令他们离开，他们竟敢不从，我一挥手，瞬间便爆发了一场混战。
我们虽然人多势众，但没有系统组织，还是被打败了。我站在警察包围圈中，但是他们没人敢动我。警察也害怕我们再次进攻，仓皇撤退了。我明白这样赤手空拳干是不行的，没有纪律严明的组织也是不行的。
目前敌强我弱，必须组织精干力量突袭敌人，一举占领敌指挥中心，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我把秘密指挥部设在张公山一处民宅里，不断派人去联络各方，刺探敌情，筹备武装起义。
但是敌人更狡猾，早在半年前就派特务周广同潜入云梦沙龙，而且渐渐取得了我的信任。我曾派姚冰调查这个人的底细，姚冰没发现问题。在关键时刻，周广同表现得异常勇敢坚定，我竟然委派他去侦察淮河铁路桥地形准备炸桥，他7号晚上还把手绘的图纸交给我，后来还因此给我加上了一条反革命破坏罪（未遂）。
天安门民主运动遭镇压之后，各地民运都被镇压，蚌埠市也不例外，大部分同志和战友都匆匆逃走了。而我连逃跑的念头都没有，心里燃烧着复仇的烈焰，我决心组织大家抵抗到底。
6月8日那天上午，我刚派一个人去联络同志，又派了一个人去侦察驻蚌舟桥部队军火库，然后我坐下来起草一篇讨共檄文。刚写了一半，听到轻轻的敲门声，我以为是来向我汇报情况的。我一扭开门锁就被一股巨大的力量推倒，我企图站起来，几条大汉已涌进来，为首的一拳击中我的肚子，其他几个人就把我按倒在地。后面又有几个人冲进来，冲往里面的房间。
他们用一根绳子把我的双手捆在背后，又抓了一条毛巾塞进我嘴里，然后给我披上一件西服，把我架到门口，塞进正好停在门口的一辆吉普车里，飞快地开走了，后面还有一辆小轿车掩护。从头到尾都像是精心设计的绑架。
到了郊区，他们掏出我嘴里的毛巾，我镇定下来，问他们是干什么的？为什么要绑架我？为首的喝道：“不准说话，到地方你就知道了。”
我被捕之时，身上只有两元钱，桌上只有一个馒头和一根黄瓜，那就是我的午餐，可惜我还没来得及吃，我正在紧张地起草一篇讨共檄文：
“李鹏一伙终于撕下了伪善的面具，露出了狰狞的面目，出动坦克，挥舞刺刀，大打出手了。北京数千学生和市民倒在血泊中，现在到了我们拔剑而起，挺身捍卫正义的时候了！再不能犹犹豫豫，坐以待毙，我们已经被压迫奴役了四十年！全蚌埠人民，全安徽人民，全中国人民都要积极行动起来，武装起来，向李鹏一伙讨还公道！”
这篇没写完的檄文后来被市委书记杨道德在全市千余名县团级以上党政军干部大会上高声朗读，然后怒问：“对这种极端疯狂的，反动透顶的反革命头子，我们能不坚决镇压吗？”
我远在50里以外的祖父也听我表弟维方说，我被抓住了，肯定要被枪毙了。我祖父痛不欲生，他找了一条结实的麻绳系在腰间，告诉大家，只要他一听到孙子被枪毙的消息就上吊自杀，因为再也没有活下去的理由！
在八九民运期间，我曾掌管了了大笔捐款，我总是安排两个人以上共同记帐，我自己从来不碰一分钱。那段时间所有的花费我都是自掏腰包，我也不允许任何部下花费捐款，全部派人送到北京，送到天安门广场。所以连那些审讯者都不得不佩服，八九蚌埠民运在财政方面太纯洁了。
我也不允许大家损坏任何公私物品，一切财富都来之不易，我一再提醒大家要爱护一草一木。我从中的体会是：只要领导人廉洁，部下也绝对廉洁。
领导人不贪污，部下谁敢贪污？那会被当成贼一样打！所以任何腐败都是自上而下的，腐败的根源永远在领导上头。
那个阶段我每天发表数次演讲，蚌埠医学院、安徽财贸学院、安徽省管理干部学校、安徽省粮食学校，从市政府门口到交通局，到卷烟厂那一段蚌埠市中心区域，几乎每一个路口都留下了我慷慨激昂的声音。
每到我演讲，周围数千人就会鸦雀无声，屏息倾听我的怒吼，我的悲鸣；我发自肺腑，发自灵魂深处的声音。那是这片土地已久违了40年的自由呐喊。
那时我有如神助，我的的确确感到一种神性，感到有一股神秘的力量在驱使着我，自由女神在引导着我，向前！向前！向前！我感到我积累了十几年的思想、激情、悲愤现在都如火山熔岩一样怒喷怒放！
我愿意用我这枝生命，像默默期待一生的礼花爆竹那样，冲向天空，即使粉身碎骨，只要有片刻辉煌，能照亮黑暗大地，给心灵已枯干麻木的中共奴隶们一点自由的希望！
34．惊慌失措的中共 6．4之前的几天，真正的民运力量，其实已经筋疲力尽。大家只有无奈的等待，中间分子全力在坚持有一个结果。但是共产党丝毫不知道这一点，反而认为威胁越来越大，必须下狠心出动大军和坦克开火了。这就是老人专制的可悲性，邓小平几乎不能理性地判断局势。
共产党根本没有认识到，这场运动的主力，是一年级大学生。他们没有一点政治经验积累，政治能力也极为有限。无论镇压与否，这个民运主力团队，早晚要一哄而散的。而当时中共认定的黑手，刘晓波、陈子明、王军涛、方励之都没有直接参与政治领导和组织工作，只是在思想上影响学生，何况他们手下也根本没有可以运作的政治团队，每个人只能发挥个人影响。
真正投入这场运动的知识份子，只占全国“知识份子”的千分之一。而立场坚决、行动果断的知识份子比例，可能只有万分之一。这些人从来没有机会交流合作，匆匆凑在一起，早晚也要吵个不休的。那段时间我最头疼的就是开会，十几二十几个人争来吵去，一个晚上甚至整整一夜都解决不了一个迫在眉睫的问题。后来我几乎不愿再参加会议，宁可思考或发出指示。
城市工人出于习惯性思维，又看不到现实利益，几乎不可能大批加入进去。至于占中国人口三分之二的农民，更不可能加入这场民主运动。
所以这场运动根本没有真正威胁共产党政权。
但是中共统治集团太腐朽、太无能了，根本想不清楚，根本反应不过来。其实只要同意高自联的两项要求，即承认高自联和承认这是一场民主运动，学生队伍就会撤出天安门广场，满天的乌云就会散去。回过头来一看，这也就是一场耽误了谈判时间，但最终还是通过谈判解决了的学潮而已。
因为学生毕竟还要回到学校上学的，其他少量的知识份子，也只能用其他方式，继续宣传民主理念，逐步建立民主政团。而无论学生还是知识份子，一旦面临如何组织与长期存在问题，就会吵成一团，根本不可能再对共产党构成多大的压力。只要此后共产党举措稍微得当一些，就可以从容调控。
当时其他方面的乱象，包括军队的不稳定，各级政府机关和官员的动摇，都是一种假像，全是由于中共领导人的犹豫不决和丧失管理造成的。几个讲话、几篇社论和一些电报电话就可以稳定局势，根本没有什么大的问题。
我们不得不悲哀地承认，其实就在6－4前几天，新生的民运力量意气已尽，队伍已出现涣散迹象，而且谁也没有办法挽救颓势。大家必须回家休息了，太累了。一而鼓，再而衰，三而竭。
真正坚决留在大街上和广场上的民运骨干，为数寥寥，也就不会坚持多久。他们也必须与群众在一起，否则毫无力量。
与中国相比，东欧共产党国家的工业化程度高得多，宗教力量也强大，文化水平也高得多，与西方文明在地缘上和文化传统上也更接近。而没有这些条件的中国，当时并不可能迅速出现一股强大的力量，去推翻共产党政权。
邓小平等人，更没有考虑到，由于共产党40年前，毛泽东几乎血洗了民主力量，以及连续40年的黑暗极权专制，一波又一波的清洗运动，中国人的素质已经降到了人类最低点，愚昧和野蛮导致中国人根本没有多少公平合作、建立民主政党的可能性。一个能够威胁共产党政权的、强大的、协调的反对党阵营，即使中共允许生存发展，没有10年20年的时间，也几乎没法形成。
解放军向学生市民开火的结果，形成了一个死结，把扭转中国人苦难命运的一次机会，把中国引向自由民主前途的一次机会，就这样可悲的葬送掉了。
而共产党也就只有沿着野蛮专制的黑暗道路，继续摸着石头过河。
第四章 铁窗岁月
我们从容的走上祭坛，
躺下来闭上眼睛，
我们是自觉自愿的牺牲品。
最聪明的头脑最挺拔的身躯，
一层层叠上去，
构筑民主大厦高耸入云！
───《祭祀》1991－8
35．生死考验 那伙绑架者在路上把绑我双手的绳子换成手铐，把我双手铐在背后。到了100里以外的五河看守所，我才确信他们是便衣警察。他们慌乱中把手铐钥匙弄丢了，怎么也打不开手铐，撬也撬不开，最后只好找一把钢锯来锯开，折腾得够呛。看守所长突然想起来搜搜我的身体，竟然搜出一个厚厚的笔记本，他们如获至宝。这个所长实在多事，原来那伙绑匪忙乱紧张已极，根本没想到搜查我。
那间大囚室连我只有四个人，我估计另外三个人都是监视我的。在里面一点消息也听不到，审讯者以死威胁我交代问题。我干的事也实在太多了，实在无法估计共产党怎么收拾我。预感到前途凶险，生死莫测，我便把一首前人作的囚诗写在墙上：
慷慨过燕市，从容作楚囚。
引颈成一快，不负少年头！
四天以后，铁门突然大开，四名武警站在门外，两名过来架住我，两名持枪在后面警戒。这种很不寻常的阵势，蹲过看守所的人都知道，有些类似处决死囚的阵势。
平常审讯都是一个干部过来喊你出去，武警只负责看守大门，在屋顶巡逻警戒，不与囚犯近距离接触的，因为他们担心手里的枪被抢夺。号子里监视我的三名囚犯都用生死诀别的善良眼神看着我。我不明白敌人要干什么，有点紧张，但是想到写在墙上的诗，想到士可杀不可辱，便勇敢地昂起头颅，挺起胸膛，慷慨迎接一切！
两个武警的个子都没我高，这更衬托了我的英雄气概。他们架着我走到大院尽头，又走进一个巷子，好像是武警宿舍，走着走着，怎么又走回大院了。然后有人命令他们再走一圈，我迷惑不解，但把头昂得更高了。
最后他们竟然又把我架回牢房。多年以后，许多认识我的人告诉我，他们从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里看到过这个镜头，我一副大义凛然、英勇无畏的样子。原来他们是为了拍电视新闻镜头以恐吓人民，效果却适得其反。
一周后他们把我转押到蚌埠看守所，竟然只有三个人押我，我才感到形势不妙。途中我看到马路两边农房十分低矮，茅屋居多，就叹息道：“你们看看，几十年来你们把农民弄的多穷？不感到有罪吗？”后来一直主审我的陈炎林冷冷地说：“农民就是农民！永远都是农民！”
多么可怕的观念，共产党人驱使农民为他们流血打下红色江山，却认为农民应该永远贫困，而他们自己反倒高人一等了！
40．贫穷哟 “贫穷哟－－－，贫穷把咱压弯了腰－，你还说能忍受－－？难道不想穷变富？难道永远一无所有！呕呕呕呕呕呕呕！”
这是八十年代末曾经流行的一首歌，我曾经多次听一个人唱这首歌。这个人名叫大江，长得英俊威武，身高1米85，比香港明星古天乐还要气质轩昂。
几乎每天晚上，他都要唱这首歌，悲怆、忧伤，仿佛在诉说千年的幽怨。所有人都屏住呼吸听他唱，歌声攫住了每一个人的心。歌声过后，大家都盯着墙壁，久久地，不再有任何声音。据说一首妙曲可以绕梁三日，但是大江唱的这首歌却在我脑海里盘旋了14年，他那种绝望、凄楚的感情我永远不会忘记。
大江即将走向刑场，他会在一个清晨，被突然扑进牢房的武警拖出去，按在地上，砸掉镣铐，再用细麻绳捆成粽子，扔到法官脚下听终审死刑判决。
然后被大队武警押着穿过城市，到黑虎山坡下，在那里，一颗尖端被特意磨平的子弹会在十米内准确地击中他的后脑勺，撕裂他的后半脑。然后还有一个军法医走过去用铁钩插进大江的脑袋，搅一搅，以确保大江死亡。
中共有一个十分僵硬的规定，一枪击毙囚犯的执行武警，马上就可以入党，记二等功，复员回家安排工作。如果两枪才击毙，那就算未完成任务，算是事故。所以各地共军为了立功，想出了许多方式不同、但都同样残忍的绝招。
大江将留下他的新婚妻子和未出世的胎儿，以及他的歌声走进地狱，他仅仅在这个世界上活了二十年。
大江的父母在六十年代因为出身地主家庭，被迫从城市下放农村，后来在八十年代平反回城。但是既没有工作，又没有住房，真正是彻底的一无所有，只能在淮河边西大坝旁和几百户类似情况的回城难民一样搭简易棚子住。那是蚌埠市的赤贫区，政府认为他们有碍观瞻，有损城市形象，不断威胁要清除他们，把他们赶到淮河里去。
有一位美丽的姑娘不顾父母的反对爱上了大江，他们秘密同居了，姑娘怀孕了，必须结婚了。但是结婚需要住房家具，大江便铤而走险，偷了政府机关的几辆摩托车。热闹的婚礼接近尾声的时候，大江被捕了。
那是1989年底，大江来到蚌埠看守所18号牢房，他很聪明，我们经常谈话。他每天晚上唱歌，除了这首贫穷哟之外，他还喜欢唱一首特别优美的死囚之歌：
“寒冬的梅花呀梦中的酒，看不见我流泪的女朋友；
只见天边孤雁飞，大雪呀飘落到牢房门口。”
马克思有一句经典名言：贫穷是万恶之源，大江似乎也是一个注脚。为了解决贫穷问题，马克思建立了共产主义学说。但是，任何人都不能否认这个事实：共产主义所到之处，不管是东方西方，南方北方，白种人黄种人黑种人，都是绝对的制造贫穷，制造绝对的贫穷。决不例外！
一百年的人类实践足以证明：先制造贫穷，再制造罪恶，正是马克思主义颠扑不破的绝对真理，放之四海而皆准！
大江之死，谁之过？ 41．韩战老兵 老隆是我在看守所的朋友，因为揭露腐败，反而被腐败集团胡乱找个藉口抓进监狱。他经常跟我谈他当‘志愿’军的经历。
1951年秋，苏北地区老隆家乡的村民一大早就发现，他们被解放军包围了。大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按说斗地主抓特务都不需要这么多解放军。土改正在进行，村民都惊恐不安，各家都在努力完成共产党强行摊派给他们的，繁重的支援前线生产任务。
解放军一来，反正肯定没有什么好事。大家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按照贫农协会挨家挨户的通知，到大场上集合。现场气氛紧张，解放军包围了村民，步枪上的刺刀散着冷光，令人胆寒。解放军先宣布纪律：“不准说话，不准随意走动。”然后命令他们一个接一个走向另一个大场，途中的一些青壮年被挑出来站在一边，这些人都心惊胆战，不知道会有什么灾难降临头上。
随后解放军下令：“其他村民解散回家，不准乱跑。”最后又仔细地从那几十个青壮年里挑出28个人，那年16岁的老隆也在其中。然后老隆他们被带到贫农协会，关押起来。首长这才向他们宣布：“美帝国主义要侵略我们，前线紧张，必须大规模征兵，要求大家为了党国，立即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然后逐个提出去谈话，做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同时也找这些人的家属谈话，要求他们配合。
一天过去了，好说歹说，没有一个人愿意当“志愿”军，首长下令停止给他们吃饭。二天过去了，还是没有一个人愿意当“志愿”军，首长大怒，下令停止给他们喝水。外面家属提着水和食物，哭成一片，但是解放军的刺刀和步枪隔绝了他们。第三天傍晚，28个人又渴又饿，深感绝望，大家议论纷纷，与其这样饿死渴死，还不如去当兵，也许还能捡一条命回来。他们终于屈服了。
第四天早晨，大家吃过早饭，穿上军装，外面已敲锣打鼓，然后他们鱼贯走出牢房，每人胸前被戴上一朵大红花。鞭炮声声，他们立即踏上征程。闷罐车里挤得要死，站起来去门口小便，回来就找不到坐下的地方了。火车走走停停，一个星期才到丹东，他们在火车上完成编队。由于担心他们在前线逃跑投敌，所以把他们编入一个后勤连。
一下火车，就是敲锣打鼓的欢迎队伍，大红花别到胸前，每人还领到一个慰问袋，里面有香烟、饼干、牙膏、牙刷、毛巾、肥皂。在军营里，仅仅进行了三天的列队训练，他们就被驱赶上前方了。
每人背两发炮弹，一发大约四十斤重，他们深夜走过鸭绿江浮冰，冰很滑，个个胆战心惊，一不小心就会摔一个大跟头，很多人的骼膊和腿都摔坏了。连长指导员都拎着枪大喊：“走好！”“跟上！”进入朝鲜，他们昼伏夜行，把炮弹送往前线，再把伤员抬回来，尽管他们是后勤部队，但是伤亡也很大。美国人的飞机24小时轰炸，到最后停战，从他们那个村里来的28个人只剩两个人还活着。
那时候最难过的是睏乏，军情紧急，经常连续昼夜行军运炮弹，吃炒面时都不准停步，没有水喝，只能抓雪吃。其次是几个月光吃炒面，嘴巴喉咙全是大火泡，火燎燎的，碰一碰都疼得要命。还有大便根本解不下来，只能用手抠，抠得肛门血淋淋的。
一年多没洗过一次澡，伸手入怀就可以抓到蚤子，那是他们除炒面以外的奢侈食品。
最让老隆愤愤不平的是，那26个死了的人，只有两个人被承认是烈士，其余24个人，多半连档案都没有，要么就说下落不明，让家属提供证据。后来每次回乡探亲，乡亲们都来找他。要他作证，写上访材料，争取烈士家属待遇，但是几十年都没有结果。真是白死！
老隆倒是后来一路升到连长，转业后又慢慢升到县处级干部，快退休了又被关进牢房。老隆叹道：“我是共产党抓去的奴隶，我当了一辈子战战兢兢的奴隶，最后还是奴隶，而且又被抓进这里，成了最悲惨的奴隶。”
每当我抱怨看守所日子太苦太难熬时，老隆就说现在比他们那时当‘志愿’军还是好多了，而且同样是被抓去的奴隶。老隆接着说，在部队里每当他们抱怨的时候，老红军就跟他们说，当红军那会儿才最苦。长征的时候，每过一次草地就要饿死一大批人，但是中共中央硬要工农红军六过草地，非要饿死他们一大半不可，而且他们同样地也是被抓去的奴隶。中国人命苦啊！中国人命不值钱啊！
我始终对抗美援朝“志愿”军的死亡数字有怀疑，听了老隆的话，我才明白，那将永远是一个谜。也许几百万中国青年死在那里，连个档案记录都没有，当然更没有墓碑了。假如没有异常惨重的伤亡，怎能挡住毛泽东解放全世界的步伐，至少解放军会席卷亚洲大陆。
如果是保家卫国，或者是为维护人类正义，可以强迫征兵，比如抗击日寇，抗击俄寇。即使美国有时也是强行征兵，因为拒绝当兵支援自由越南，拳王阿里都被判刑。但是几百万被迫送死的“志愿”军干了些什么呢？血流成河、尸横遍野却仅仅是为了维护金家父子的邪恶统治，维护人类历史上最残酷、最血腥、最邪恶的金共政权。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金家父子根本不感谢为他们牺牲的几百万中国青年，反而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回报。因为1947－1948年，国共两军在东北决战，共军筋疲力尽，多次面临崩溃。金日成先后派出的25万援军最终扭转了战局，为中共赢得了最后的胜利。因为那25万军人基本上都是以前参加侵华战争，双手沾满中国人民鲜血的朝鲜籍日本兵，由于嗜血成性，战斗力极强，相当于百万共军。 42．黑暗社会 在看守所里能知道公安局、法院和检察院有多黑，因为大家谈论起各自的案情来都是直言不讳，一般刑事案不用担心别人举报，所以我们能听到许多内幕。
有个固镇县公安局刑警队员，有一天到曹老集找一个派出所治安员和团委书记喝酒，在饭店里看到一个女孩特别美丽，就打赌看谁能把她搞到手，一会儿又听到那女孩买东西与服务员讲话是外地口音，刑警队员立刻走过去宣布，那个女孩涉嫌拐卖人口，必须跟他们走一趟。
三人把那女孩带到乡政府文体活动室，开始还装模作样地审问几句，后来便直截了当地提出卑劣要求，并进行威胁。那女孩出来买东西，亲戚还等着她回去吃晚饭呢，当然不从。三人按照共产共妻的习惯，疯狂地地轮暴了这个17岁的女孩。那女孩出身于知识份子家庭，此番受到如此奇耻大辱，便哭着发誓要控告他们三个恶棍。三人顿起杀意，他们用棒球棍毒打少女，一直到活活打死。
这位刑警队员和我在一起关了半年，他得意地对我说，那少女实在太美丽了，那天要不是酒冲的，怎么也舍不得打死掉。后来尸检发现少女被打断17根骨头，他们力道之猛，把坚固的乒乓球桌子都打了一个大洞。三个人全是当地干部子弟，所以尽管此案有乔石亲笔批示：民愤太大，不杀不足以平民愤。最后他们也还是被腐败的法官从轻判处徒刑，仅仅关押一年之后，三个人就做假证明保外就医出狱了。
有段时间蚌埠的女流氓流行扒窃。一个女流氓在公共汽车上偷钱包，被一个正直的青年看到了，青年便提醒了受害者，女扒手没有得逞。青年下车后，顾自回了家，没注意女扒手一直在偷偷的跟着他。其实女扒手家里很有钱，他们的父亲是一个国营粮油部门的经理，姐弟俩从小养成了享乐挥霍的习惯，当家人试图约束他们时，就另想办法。父亲偷粮站的，他们就偷别人的，后来尝到甜头，索性就天天到公共汽车上作案。
女扒手回到家中立即对弟弟说起此事，姐弟俩便去找姐姐的男朋友，正好这人的弟弟也在，四个人便带着家伙去那青年家闹事。那青年正和母亲在院里吃饭，几个人气势汹汹地辱骂他并要他出来，母亲吓坏了，刚听儿子说过那件事，还教训儿子以后不要多管闲事，免得贼人报复。话音才落，扒手们竟然就打上门来了。
青年大怒：“我看你是女的，并没有抓你到派出所，你倒找我算帐，这是什么世道，坏人竟敢如此倡狂！”四人要冲进去打那青年，母亲用身体死死的顶住门。那青年被正义感驱使，拿了一根竹竿从前门跑出去迎战，四人立刻猛扑过去，用铁棍砖头木棒一口气打死了青年。
这类事要在一个民主国家，或者有一点新闻自由的国家里会激起巨大的民愤，但在黑暗的中国，那个见义勇为、阻止犯罪、品行正直的青年白死了！
四个流氓统统被抓，但是粮油站经理有的是钱，总共花了50万之多， 公安局、检察院、法院、看守所关关买通，女扒手是主犯，却立刻放了，她弟弟也写假肝炎证明保外就医了。另外兄弟俩竟然能关在一间号子，天天练习对口供，这是犯大忌的。但是在中国，有钱能让鬼推磨。最后四名凶手反倒被认为是“正当防卫，伤害对方致死”，判刑畸轻，一年之后四个流氓都回家继续作案去了。
以后谁还敢见义勇为呢？能怪现在的中国人那么冷漠，总是见死不救吗？
现在中国，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除了贪官污吏之外，就是遍布全国各地的黑社会犯罪集团了，他们普遍与党政法机关相勾结，鱼肉人民，称霸一方。
只要能拿出大红包，随时随地都可以找到任何部门、任何级别的保护伞，黑社会已经完全行业化、职业化了。犯罪利润远远高于任何正常的生意，安全性也提高了，所以导致罪犯越来越多，整个社会也越来越黑，每个人都在身不由己地堕落、变坏变黑。 43．美丽的女死囚 王国翠是个人见人爱的美人儿，在蚌埠看守所，人们经常谈论她，她就被关在我们隔壁的19号牢房。凡是偶尔见过她一面的人，谈起她来总是两眼放光。
每当隔壁的铁门一响，再听到叮叮铃铃的脚镣声，大家就会疯狂地冲到门口，最幸运的人可以透过窥视孔缝隙看到王国翠，她总是先捋一捋长发，看看四周，娇笑一声再跟看守走去审讯室。许多看过她的人都说她确实太美了，那窈窕的身材，那含情脉脉的双眼。
可惜我从来没有看过她，但我听过她的歌声，每天放风的时候，我们只有一墙之隔。放风间上面是铁丝网，两个号子可以互扔纸条，我们会要求她唱一首歌，她唱歌的时候从来没遇到喝止。她的嗓音有点像程琳，她也特别爱唱程琳的歌，《酒干倘卖没》，《风雨兼程》。
有时候她还边唱边跳，用脚镣声伴奏，叮叮铃铃特别好听，我们估计她戴的是六斤小镣。有时晚上值班的看守喝多了，也会为她叹息，这么美丽的美人儿，太可惜了。至于持枪执勤的武警，更是夜夜趴在天窗上看王国翠，跟她聊天，挑逗她。
王国翠是蚌埠粮校的学生，才19岁。在学校里，她能歌善舞，是个明星式的人物，受到男生们暗中的热烈追求。终于名花有主，她如痴如狂地爱上了一个男生。她们十个女生住一间宿舍，有一天她和男友乘室内没有别人，忘乎所以的拥在一起。
自古红颜多薄命。一双冷冷的眼睛早就发现他们俩溜进宿舍，那是王国翠的室友，那么拥挤的住在一起，天长日久，不可能没有矛盾。现在修理王国翠的机会来了。
正当王国翠和男友忘情地卷在一起时，门被粗暴地推开了，没有人敲门，甚至也没听到开锁声，十来个人就一拥而入，校长、副校长、保卫科长、副科长、一群科员，最后是那个告密者。大家都贪婪地盯着王国翠赤裸的身体，终于逮个正着。校务会议立刻决定：开除两人学籍。
王国翠的父母都在农村，几十年面朝黄土背朝天，过够了饥寒交迫的生活。只盼望自己美丽聪明的女儿能够不再象自己一辈子吃苦受罪，甩掉农村户口，到城市里生活。王国翠也不负众望，考上了粮校，毕业就会成为国家干部，每月就会领到工资了。
但是现在，她被开除了，她只有回到农村，和她的父母一样，面朝黄土背朝天，在农村党员干部的野蛮统治下，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苦难挣扎一辈子。她的家乡还特别穷。她听说被开除，痛哭失声，直至昏厥。醒来后她已判若两人，目光呆滞，不思茶饭，自言自语。
她一会儿跑到校长室，跪在门口失声痛哭哀求别开除她；一会儿跑到保卫科躺在地上嚎啕大哭，指天发誓她并没有发生性关系，仅仅是脱衣拥抱，要他们实地检查一下。当然谁也不理她，校方只是发电报催她家人快来领走她。
王国翠似乎明白命运已注定，不可逆转了。明天父母就要来了，他们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这将是她最后一天留在这座学校，最后一晚睡在这间寝室。
泪水已经流干，王国翠无颜面对她那可怜巴巴的，听说真相后必将悲伤欲绝的父母。她握紧了那把小斧头，那是她中午溜到木工房里偷来的，看着那个告密者香甜的睡容。为什么要这样害我？我什么地方得罪了你，你要这样断送我一生的幸福？
既然我们是冤家，那就让我们一起走上黄泉路吧！王国翠终于疯狂地挥斧砍去，一下、二下、整整砍了19下。
王国翠很快被判死刑。行刑那天早晨，史大来悄悄把我喊醒，大约只有五点多钟，他估计那天有六个人要被枪决。所有的看守都有一种特别本领，就是能无声无息地打开大铁锁，然后猛一拉开门，两个武警便会跳进去抓住死刑犯的双臂，倒拖出去。与此同时，天窗上会突然冒出两名持枪武警，枪口直指下方，院子里也全是持枪武警。
死刑犯拖出去之后，武警先用脚踩住，砸掉铁镣，换上细麻绳捆结实。捆得你呼吸困难，根本没力气喊叫。所谓临刑前的最后一餐，也只是二劳改用筷子叉着几个肉包子，递到你嘴边。
王国翠被拖到门外，娇笑了一声：“我的高跟鞋，我的高跟鞋被你们拖掉了。”我们都知道，那是她临死以前对这个世界，对她家人唯一的要求：给她买一双她羡慕了很多年，但是从来没有穿过的，最最便宜的高跟鞋。
担心看起来像一个乡下人，被人瞧不起，所以她渴望穿着高跟鞋到另一个世界去。临行前一夜她就始终穿在脚上不敢脱。两个武警也知道这件事，狼狈地放下她，回去给她捡高跟鞋。
据说她死得很从容，不像别的死刑犯那样面色如土，身体抖的像筛糠。临刑前几天，她扔给我们的最后一张纸条上写道：
“我宁愿死，也不愿像我父母那样，当一辈子饥寒交迫的贫穷农民，活受一辈子罪。在我10岁以前，我从来没有吃饱过饭。农村实在太难过了，我相信地狱里也不会那样悲惨、那样可怕。我要走了，祝你们这些命好的城里人早日获得自由，好好生活。──王国翠。”
我们难过了很久。她是被逼死的。那个阴险的告密者，那个学校里道貌岸然的领导，那些设计让那么多人住在一个小房间的教育部领导，那些把农民变成农奴，造成他们贫困苦难的党和国家领导人，都有责任。
毫无任何隐私，必然会产生矛盾和仇恨的集体宿舍，压抑了多少正常的人性，使多少人性格扭曲变态，凡是在中国住过集体宿舍的人都深有体会。双人床、五六个人、七八个人长年累月地同住在一间十平方米左右的房间里，对于自由世界的人来说，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但在中国，你必须长期忍受这一切。
在毛泽东时代，党政干部可以令手下的女性就范，因为他们的权力是无限的，连你上厕所都要管。吃喝拉撒睡，看病休息报销帐单，样样都得听从领导安排。那不算强奸。但是老百姓谈恋爱都要经过领导批准，否则就是有资产阶级思想，要批斗你。
改革开放以后，党政官员们都有了大把的花不完用不尽的钱，去观察一下就知道，中国所有地方的高级俱乐部，高级酒楼包房，高级浴池包房，卡拉OK包房，大酒店豪华房间，90%以上的客人都是党政军领导干部。一般的平民百姓过日子都紧巴巴的，哪有多余的钱花在那里。就是精打细算的商人，如果不是应酬官员，也舍不得那样消费。
党政官员们贪婪吞噬中国少女的青春，却不允许男女青年偶尔幽会一次，否则就要断送你一生的幸福，如王国翠。只许党政官员放火，不准平民百姓点灯。
我想起历朝历代在这方面的政策：孤苦百姓，在外从军的士兵或他乡经商的商人，可以到妓院寻求一点安慰，但是严禁各级官员狎妓。因为朝廷知道，那是无底洞。天下美女无限，官员贪婪无比，会使朝政迅速腐朽，而且不可救药。
即使美国，对于普通人的性生活也予以尊重，魔术师约翰逊在自传里承认自己一生与3000多个异性有过关系，最后还患了艾滋病，美国人民还是照样喜欢他。但是总统就是不行，克林顿为此伤透了脑筋，怎么也想不通。
共产党正好反过来，在所有方面都与正常的社会相反。
王国翠死了，又一枝娇艳的花朵，被共产主义巨轮无情地碾碎。
第五章 荆棘民运路
茫茫征途上布满荆棘，
我的双脚鲜血淋漓，
自由之梦给我不竭的勇气！
喧嚣的歌声早已沈寂，
我还在流着眼泪，
吹着那支柳笛。
我的喉咙早已嘶哑，
只有灵魂颤动的旋律，
穿透层层乌云直达天际！
───《新陋室铭》28岁自勉
44．楚虽三户
1991年3月2日，我终于摇摇晃晃地出狱了，母亲和妹妹扶着我回到家中。我一边治病休养，一边与过去的同道们恢复联系，了解我坐牢期间发生的事情和民运现状。
我依然停留在六四之前的精神状态，献身的热诚燃烧着我的心，使我像一团火一样四处奔波，企图燎原。但是我的同道们多半心灰意冷，共产党看起来实在太强大了，他们不愿白白送死。
记得那时我写过一个短篇，描绘侥幸挣脱锁链下山，回到人间的普罗米修斯，发现大地仍是一片黑暗，便决心自造火焰。他满腔热诚寻找过去的合作伙伴，结果到处碰壁，越来越失望。到最后完全绝望，自己又跑回山巅，自己给自己重新戴上镣铐。
6月2日，我以过生日为名请了几十位云梦沙龙骨干聚会，我还写了上面这首诗明志。
我决心孤身独战这个专制制度，哪怕像瘦瘦的堂．吉诃德那样可怜可笑。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点点金光，照耀四方。我决心一切从头做起，楚虽三户，亡秦必楚。我开办三楚学校，藉以积蓄力量，培训民运骨干，以图卷土重来。我甚至创作了校歌并谱曲，还设计了校徽和校旗。
我还作了一幅“三楚武士”画，一个顶天立地的武士端着一枝方天画戟站在旷野里。他剃着光头，目光如炬，几乎赤身裸体。他的脚如树根般深入大地，他的背后是犬牙交错的群山，他的头上云彩之间是古烈先贤。
那个孤身挑战数百万共军、力拔山兮气盖世的威猛武士当然就是我。
不幸的是三楚学校开课第一天，三个警察就来抓走了我。他们把我带到派出所，公安局法制科的人正在那里等着我。他们勒令我立即停办，否则就到监狱里去。他们诡称我还另外被剥夺了政治权利，不得进行任何未经政府批准的非法活动。
合肥的两位民运人士田炀和黄玉明来找我，后来我便经常去合肥活动，认识了许多合肥的民运人士。他们打算建立一个合肥－蚌埠民运联合委员会，作为安徽民运的领导机构，推我为领导人。但是不久之后，合肥那边在一次散发传单之后全军覆没，差点把我也带进去。
当时蚌埠民运也正有起色，成立了三个小集团。一个以我为首，一个以魏辉为首，财贸学院以赵强、吕伦为首的民运小团体也始终存在。我们经常开会，讨论民运的前途和面临的问题，公安局也虎视眈眈严密监控我们。吸取合肥的教训，我们不敢轻举妄动。
有一天我在胜利路市政府对面的南山小吃部吃馄饨，一个40岁左右的女服务员，突然端来一笼包子，送到我面前，对我说：“送给你。请你慢慢吃，等一会儿我有件事要告诉你。”
我直觉到她有重要的事情要跟我说。直到半个小时之后，小吃店里的员工差不多都下班了，那个女服务员才过来坐在我跟前，小声地说起来。
“你是张林吧？我肯定你是。我认得你，我以前多次听过你的演讲。”她顿了顿，见我点点头，继续说：“6月5日夜晚12点左右，我正和另一名员工睡在小吃部里值夜班，一阵敲门声惊醒了我们。我打开门一看，是4个学生模样的人，其中一个人浑身是血。我吓得直发抖，直觉到他们是在天安门广场被解放军打伤的学生。
“他们进来后告诉我们，他们是合肥的大学生，六四之夜在西单一带堵截进城的解放军，没想到他们突然开枪，弹如飞蝗，无法躲避。一个人肩膀上挨了一枪，另一个人大腿上挨了两枪，四人互相搀扶，辗转逃到蚌埠，等待转去合肥的车。大腿中枪的同学多次昏迷，血流不止，衣服全被血浸透了，我们担心被车站和车上盘查的军警发现，所以不敢停留在车站等车。重伤员的体温极低，担心他半途死掉，因此他们冒险寻人求助，发现这里有灯光，便敲门了。
“我的同事吓得几乎站不住了。我赶紧捅开炉子，烧热水给他们擦洗血迹，又找出了两件工作服给他们换上。我想起家里还有一瓶云南白药，于是便央求同事帮我照顾他们。她却吓坏了，拉我到一边小声说，我们不能自找麻烦，跟着完蛋。那时的政治形势确实太恐怖了，谁也不知道会有什么后果。”
“但是我不能见死不救。我告诉她，一切责任由我来付，绝不会损害她一点点。然后我急忙跑回家叫醒丈夫，他立刻起身，我们拿了一大包衣服、药品，和家里所有的钱，赶回小吃部。谁知走到半路上，正好碰到一支巡逻队，我丈夫急忙带我躲进一条小巷。一直到巡逻队走了很远，我和丈夫才敢出巷子。
“我们把伤员擦洗了伤口，抹上云南白药，再穿上棉袄棉裤，才由我丈夫推自行车送伤员和他们另外三个人去火车站。
“谁知后来，长工资的时候，那个同事为了抵我，把我揭发出来，害得我天天写检查，工资降了一级，还差点把我开除。”
我难过地低下头，沉默了许久，最后告诉她：“真理终将战胜谬误，正义终将战胜邪恶，我们终会有获得公正对待的那一天。现在，我们只有忍一忍，先不去计较个人得失。”
我估计，六四究竟打死打伤了多少人，恐怕谁也无法统计。死难者家人不敢说，而受伤者更不敢声张，绝大部分只有赶紧带伤逃走，逃到外地躲藏治疗。
这更使我下定决心，即使只剩我一个人，也要坚持捍卫正义，坚持斗争到底，才能对得起那些默默无闻的受难者！
楚虽三户，亡秦必楚！
45．越境争取外援
长期从事组织活动使我痛苦的认识到：在中国社会里，一个组织，一个政治团体要想得以维持，必须两样东西，一个是暴力，一个是利益。民运组织不太可能像黑社会那样以暴力或暴力威胁来筹集经费，维持组织运作。所以特别需要以钱来维持，而一般中国人又是极端自私自利，对于公益事业几乎是一毛不拔的。
与正常社会的商业阶层不同，当代中国大部分有钱的商人都是文化素质极差的、唯利是图的投机暴发户，而最有钱的阶层还是与贪官污吏勾结在一起的红色资本家，所以几乎不可能从他们身上筹集到成批的经费。这方面我经过了长期而徒劳的努力，最多只能找到三、四个欣赏你这个人，愿意给你个人一点帮助的朋友。
在大笔经费没有到来之前，在中国人没有直接看到现实利益之前，当年中共的第二号党魁张国焘曾奉中共创始人陈独秀之命，带了六百块大洋到武汉发展共产党组织，忙了六个月却连一个共产党员也没发展到。
一直到国共合作之后，在苏俄的大量经费支援下，中共才有机会把大批人诱入组织，中共才突然崛起成为一股政治力量。1927年八一武装暴乱遭到镇压后，中共为了生存，便开始走恐怖路线。但是直到1946年以后，中共才有机会，依靠苏共转交的日本关东军的军用物质，和苏共韩共的大量人力支援才打败了孤立无援的国民党军队。
如果没有西方的经济支援，没有天主教的雄厚财力支援，波兰团结工会早就像中国八九民运一样瓦解了，根本不可能坚持十几年，并最终把共产党赶下台。
当年孙中山领导的民主革命，历次武装起义，几乎全是靠海外华侨提供经济支援。
外来的经费支援对于当代中国民运是异常重要的。没有经费几乎干不成任何事，就不会形成任何团体行动，就没有任何力量可言。当时我们极端缺乏经费，我们寄希望于国外。为了建立与境外反共力量的联系，获得经费支援，我和女友高君决定偷渡香港，与港支联建立联系。
十月份，我俩到了深圳，在上步租了一间民房，住下来慢慢了解情况。后来我们结交了揭西人阿华，送给他很多财物。他把我们介绍给走私者阿西。阿西带我们坐车到莲塘，然后穿过小镇，到了北面的后山，才看到那里密密麻麻的几百间简易棚子。至少有几千个走私者住在那里，他们靠从香港背走私货入境谋生。
阿西那间屋里住着四个走私者，他们的眼光死死地盯住我的女友，令我们俩心惊胆战。我不得不从背包里拿出一把进口的大老虎钳在手里把玩以威慑他们。那几个小时真是难熬。
晚上7点钟，阿西带我们走上边界附近的公路。他回去之前，告诉我们往前走到芦苇丛中躲起来，晚上9点公路戒严以后慢慢往前爬，爬到铁丝网跟前，快速剪断铁丝网钻过去就进入香港了。
我们在公路边的芦苇丛中埋伏到十点钟，确信周围没有任何动静之后才往前挪动。那一带的树丛都被铲掉了，我们只有耐着性子慢慢爬过一片开阔地。后来终于有了一些小树丛，我们便弯腰小跑起来。
跑到一面铁丝网围墙前，我拿出进口的大老虎钳，喀喀喀喀剪出一条长缝，我俩轻松地钻了过去，以为已经越界成功。然后淌过一条小水沟，穿过一片小树丛，才发现前面居然还有一道铁丝网！我拿出老虎钳，可是连一根铁丝也剪不断，我这才注意到这道铁丝网与刚才的不同，铁丝又粗又硬，而且是斜编织成的。
放哨的高君已听到搜索的脚步声，我急得满头是汗，反复磨剪一处地方，想把它磨断。最后我用尽吃奶的力气终于剪断了一根铁丝，但我明白，我已没有力气再剪断第二根了。我急中生智，从断铁丝两端解开它，终于解出一条缝。我把头使劲往里拱，拱进去了，身体也拱了进去。高君随后也拱过来了。
就在我们庆幸穿过鬼门关的时候，口哨声大起，十几个人从草丛中跳出来抓我们，他们挥舞棍子大喊：“站住！站住！”我们拼命往草丛里钻，但一个也没逃掉，我的背上还挨了几棍。他们用橡胶绳子把我们的双手捆在背后，然后互相击掌祝贺。
在把我们押到一间屋子里以后，我才得出结论：他们是皇家香港警察。得知我们是民运人士之后，他们客气了一点，解开了捆我们的绳子，又递给我们一杯茶。
他们告诉我们：晚上8点之前，他们通过“夜冷”，就看到两个人钻进了芦苇丛，其中一个女的。然后他们就背着睡袋，到对面等候抓我们。我问他们“夜冷”是什么，是不是红外线夜视镜，他们说是更高级的夜视仪器，但原理他们没说。
他们又说：“你们太走运了，就在你们剪第一道铁丝网的时候， 五名共军走出岗楼，端着长枪过去搜查。幸亏你们的动作快，在你们钻过第二道铁丝网的时候，共军离你们只有几米远。 我们曾目睹过很多人这时被共军抓住，男的只是挨打，女的可就惨了。”
我们先被送到一个审讯中心，接着被送到新屋岭难民营。在一排用铁丝网隔成的房间里只关了一个人，我和高君被分在两个房间。我们很快了解到，这里是专门关押大陆政治犯的，那个人名叫石星健，山东人，仅仅因为给美国之音打电话，六四后就被判六年徒刑，后保外就医，两个月前跑到香港，一直关押在这里。
他告诉我们，这里很可怕，大部分民运人士会迅速被遣返。几天前，一个西安的历史反革命被遣返，在过境时就被武警半途押走了。香港总督卫奕信是个腐败的亲共分子。五天后又有三个贵州的民运人士被送进这里，一个是贵州人民广播电台的记者刘松林，一个是贵州高级人民法院的法官，一个是贵州日报的编辑。
七天后我和高君被喊出去，还没弄清怎么回事，便被塞进一辆大囚车，里面塞满了被遣返的偷渡者。我们在深圳收容中转站被关了一天后又被送到樟木头收容站。
那里给钱和派出所介绍信就可以释放，在我和高君被释放的前一天，那三个贵州人也跟着进来了。为了营救那三个贵州人，我让高君先回家。我在那里认识了几个弟兄，但我们冒了很大风险，想尽了办法也没有营救出他们，后来我只好给他们家人打电话求助。
46．不甘沈沦
回到蚌埠，因越境香港，高君被工商银行开除了，我们也结婚了。面临生活压力，我们不得不做生意以维持生活，高君在九州大厦租了两节柜枱卖服装，我开了一家小型服装加工厂。
但是我一做生意就特别烦恼，除了政治活动，我对别的事都很烦，都感到痛苦。特别是面对狡猾的商业同行，我十分反感，简直不知道怎样跟他们打交道。
我做生意的另一个主要困难是，我思考任何问题都是从我的政治理念出发，而不是像一般商人那样仅仅从个人的利益角度出发，所以我总结出来的经验几乎都是通用的游戏规则类的，而不是供个人用的投机取巧赢利性的。不久我们的生意都结束了，我们开始产生矛盾。
偶尔做生意赚的钱不够维持长期的生存，很多时候都是靠朋友资助，我的两位至交王德春和陶建宁，在那些艰难的岁月里给了我真诚而长期的帮助。王德春是个温文尔雅的儒商，长期同情和支援民运；陶建宁是八九蚌埠民运的领导人之一，六四后也被捕关押了两个月。
差不多从86年以来，我就探索以各种方式从事民运，几乎所有的办法都尝试了，几乎所有的路都走到尽头了。作为一个职业革命家，我一直过着赤贫的生活，经常是有个馒头就对付一顿饭。加上坐牢，我的健康状况越来越糟，几乎看不到好转的希望了。我的心情恶劣到了极点。
我对民运的前途越来越怀疑，这个民族确实太堕落了，从秦始皇灭六国、修长城开始就堕落了。项羽起兵反抗，企图恢复周文明，再现春秋辉煌，最后却被刘邦一伙贩夫走卒、市井无赖打败，中国从此陷入绵延两千年的黑暗专制，一直到现在。依我看长城就是专制的象征，我以一首诗表达了对长城的憎恨：
47．冻死迎风站
到了秋天，我又建立了一个极端秘密的七人行动组，作为突击队备用。然后我到北京看看情况，找到了高超群，得知一点动静都没有，我很失望。回到蚌埠以后，我暗暗监视行动组成员，果然发现很多疑点，我果断地下令解散。后来又过了几个月我才弄清，这七个人里居然既有特务，也有叛徒，公安局早已张网以待，正等待我们出击！
终于有一天，高君流着泪告诉我，她已厌倦这种贫困加恐惧的生活，她看不到任何前途。民运不可能成功，就是成功了我们也得不到什么好处，因为我们已筋疲力尽，伤痕累累。即使实现民主了，我们又哪里是那些一点贡献没有一点牺牲没有的，养的肥肥壮壮的小人们的竞选对手。
中国人如此自私、如此冷酷，谁会理我们？好话不出门，恶言传千里。我们注定只是牺牲品、垫脚石，只是民运炮灰，只是白白付出。你愿意做垫脚石没理由要求我也做垫脚石。
那段日子的确太艰苦了，比当年的抗日义军还要艰苦。有很长一段时间，我仅仅以煮黄豆和馒头维生。记得有一次我召集会议，七八个人开了半天的会，个个肚子饿得咕咕叫，而我只有两块钱，只能让高君去买四个缸贴，就是特大烧饼，每人分半块，当做晚餐，吃完后继续开会。
面对如此窘困，许多人退缩了。说老实话，没有好处，中国人是不肯干事的。不声不响地就溜掉了，而且此后见到我就躲。仿佛我是手拿大刀的督战队长，逼着他们拿出良心和正义感去与共军作战。其实每次我总是冲在头里，总是把危险承担在自己肩膀上。
只有我决不肯放弃。我坚信我们从事的是正义的事业，是终将造福于全中国人民的伟大事业，无论付出多少代价，无论付出多少牺牲，都是值得的，最终都会得到回报，至少会得到上帝的嘉许。
在我的记忆中，我的出身于地主家庭的母亲只教给我一句话，那就是“冻死迎风站，饿死不低头。”自从我决心从事民运之后，我真是充分体验了这句话背后的辛酸悲苦，意味着不得不忍受极端的贫困和任何磨难。
差不多有十来年我都没买过一件新衣服，都是去找朋友拣不要的衣服穿，以致我养成了习惯。即使后来到纽约之后，我也没买过值十美元一件的衣服穿，都是到九十九美分商店买旧衣服穿，我的大衣、毛衣、西服、裤子几乎全是从辛灏年、刘青那里要他们穿着不合身的，我实在舍不得花钱买。我在纽约从来没买过一件家具，全是从大街上捡人家扔掉的。
当邪恶力量异常强大的时候，与之对抗的确是无比艰难的，非常孤立非常贫困。偏偏我是一个孤胆英雄，什么也不怕，也不在乎失败。我把曾国藩的一句话当作我的格言：“屡战屡败，屡败屡战。”
我的一位至交劝我：“毕竟是血肉之躯，一个人的勇气、忍受力，也就是生命力，终究是有限的，耗光了就没有了，不能再生的，除非等下辈子。”
直到多年后我弄得浑身是病，又没钱医治，只得苦熬硬抗，才知此言不虚。
48．职业革命家
李海那时在全国漫游，也到了我家里，我们促膝夜谈，使我了解到北京的状况。看来又有事可干了。我关闭了我早已厌烦透顶的事务所，准备到北京去继续我的职业革命家的危险生活，根本不去管可能有什么危险。
我去拜访王丹，有段时间我住在王有才在北京的宿舍里，后来我又搬到刘念春家住。刘念春和他太太储海蓝为人特别热忱友好，他们家在北京当时的民运圈子里最热闹，几乎成了民运食堂。每天都有很多人来访，经常有十来个人吃饭。据我估计，他们家所有的钱都用来给我们买食物吃掉了。
刘念春从来没有小鸡肚肠，从不议论他人是是非非，爱下围棋，而且手段高强，我和李海、王有才都远不是他的对手。
别的人都还有一份工作牵扯，只有我和李海天天跑来跑去，只要是民运的事马上就干。有一次我奉王丹之命到西北去找翟伟民、郭海峰，94年2月17日，给王丹过生日，邀请了两百多个民运人士及六四受难者家属，我也忙得不亦乐乎。
从1986年开始，我基本上是以民运为专业的，只是从来没有领过工资，当了差不多二十年义工。运气好的时候可以得到一点资助，但大部分时间我还得自己养活自己。所以对于《纽约时报》称我为“职业革命家”，我认为很得当。“汤武革命，顺天应人。”我从事的正是顺天应人的正义事业。
我们尊重传统，我们愿意全面继承祖宗给我们留下的东西，儒家思想，仁义礼智信。在这基础上，我们愿意学习来自西方的文明，我们以实用主义的态度看待它。现代民主制度的确解决了中国人两千年没有能够解决的问题：专制导致的腐败黑暗、愈演愈烈的政治矛盾最后导致全面崩溃，全面内战，大家统统完蛋，每两百年左右经历这样一个恶性循环。
从孔夫子开始，历代儒家都梦想实现君民和谐，天下大同，他们总是一再强调彼此要相敬相爱，君要爱民，民要敬君。孟子甚至说：民为重， 社稷次之，君为轻。但是事实上他们谁都没有找到一个现实可行的办法来达到这个目标，与欧洲的古希腊古罗马文明不同，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过民主共和时期，从夏商周以来，一直都是由一个普天下公认的天子来决定一切。
否则就是没完没了的战争，一直到一个新的天子确立绝对权威。等到天子家族迅速膨胀、腐朽、衰弱之时，又是一场混战。大部分欧洲的王室和贵族都有千年以上的遗传继承，中国没有。被推翻的皇帝和他的家族以及臣属他的贵族群体都必须彻底完蛋，协约从来没有被遵守，对立双方从来没有共和过，中国人从来没有共存共荣过！
当代民运不仅要建立一种新的政治制度，还要建立一种新的政治观念：彼此容忍，共建规则，真正的共存共荣共和。我们不是激进派，而是保守主义者，我们只是想使中国社会恢复正常。
东欧各国，在经历数十年共产主义革命的破坏之后不是正在渐渐恢复正常吗？我们处在飞速进步的年代，人类的生活方式正在发生根本性的变化，谁也没有能力设计出一套模式来满足不断变化的全体人民的政治需要。这就更需要实行民主政治。
49．“间谍活动”
我也时常到魏京生家里去，有一天他给我介绍了《华盛顿邮报》记者孙晓凡，加拿大《环球邮报》记者黄明珍和《BBC英国广播公司》记者麦杰思。他们很想深入中国农村采访，了解农民的苦难状况，但这是违反中共宣传部规定的。老魏让我帮助他们，我毫不犹豫地答应了。然后我赶回蚌埠，和王庭金等民运人士落实这件事，我们精心安排了两个农民特别苦难、村民与政府矛盾特别激烈的乡村。
在约定的日子，我让王庭金和另一个人去机场接来孙晓凡和黄明珍，把她们安排住在一个朋友的旅馆里。因为按当局规定她们不可以到蚌埠活动，凭证件她们无法住进任何酒店。麦杰思没有来，因为他没有一副中国人的面孔，无法进行这次秘密采访。麦杰思后来在一天深夜来到蚌埠，和我的朋友见了面，谈了一夜，但那时我已入狱。
我们先到怀远县，沿途看到公路边几万农民在修路，我们都很吃惊，文化大革命不是早就结束了吗？怎么这里又在搞大规模运动？我们索性先了解这件事。原来县政府下令沿路农民每家每人都要去挖沟修路连干一个月，每天补助零点五元，不干就罚款，或抓到乡政府批斗。所以沿途8万农民不得不拖家带口去完成这项政治任务，这几乎与当年秦始皇修长城一样野蛮！
见我们问东问西，又不停拍照，戴红袖章的纠察队员就警惕的走过来盘问我们，我们只好匆匆离开。然后我们就到我表弟维方家里，请来许多农民谈话，这个村的党支书一班人特别野蛮，许多农民受到残酷打击。尽管我提前就让表弟作了我们去采访的准备，但是谈了两个小时之后表弟告诉我，几个村干部在附近转来转去，有可能在调集人手来冲击我们。我担心有意外，脱不了身，就匆匆带他们撤退了。
我和王庭金又陪她们到蚌埠市郊一个村采访，那个村的村长贪污了几十万，当地几百名村民集体告状好几年却没有任何结果，反而遭到疯狂的打击报复。后来我又陪她们到合肥采访了几位民运人士。
此后不久，所有人都被传讯，王庭金也被抓走，我表弟维方还被怀远公安局关了起来，县政府定性为严重的里通外国，出卖国家秘密的反革命事件，地方政府十分恼火。从那以后，我就不能在蚌埠市及怀远县公开露面了，当地村委会、乡政府更狠，下令联防队只要一发现我就可以先打断我的腿！可能那些报道严重地打击了他们。
当时北京的政治环境还要好一点，这时我开始与刘念春合作发展【中国劳动者权利保障同盟】。我们频频会见外国记者，当时的英文《新闻周刊》驻京记者傅睦友友善的提醒我，那几篇关于蚌埠农村的报道给我带来了严重的危险，他说：“我们很多记者认为不应当这样做。我们渴望了解真相，向世界报道真实的中国，但我们不能以你们入狱为代价！”
我当时并没有充分理解这段话，没有意识到得罪地方政府的严重性，没有意识到地方官员为了保证自己的政绩和饭碗，可以不择手段地收拾我。何况北京这时也有这个意思，无论找什么藉口，都要把我这个干得太欢的专业民运活动者收拾一顿了。
第六章 水深火热
一脚踏进劳教队，
从此生死两茫茫；
最是凄惨做奴隶，
牛马不如心惶惶。
───《地狱奴隶》1999－5－1
53．死亡线上
1994年8月27日上午他们给我一张三年劳教通知书，那份决定书丝毫不提他们在三十次审讯我时提到的政治问题，却胡说我非法同居，还说我以前谈恋爱是引诱对方，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完全是颠倒黑白，指东打西。我看了以后愤不欲生，从而开始了漫长的断续绝食。这是我第七次绝食。
我实在咽不下这口气，所以这次绝食最为惨烈。我对这个国家，对这个政权真正是彻彻底底绝望了！不想活了。
绝食开始后我就满腔悲愤地写申诉书，指控他们的恶毒罪行。收审站的站长股长没有一个不认识我的，他们也认为这样以莫须有的罪名整我太荒唐，纷纷跑来劝我想开一点。他们说政治斗争本来就很残酷，现在比反右文革时还是好多了，都怪我不该从事民运，与共产党斗，鸡蛋碰石头啊。
绝食五天之后看守带我去见公安局长程德本，但是他们几个人见到我什么话也没说。我估计他们主要想观察一下，我的身体恶化到了什么程度了。第六天家人突然来见我，我很意外，在他们的劝说下，我停止了绝食。
但是第七天，政保科和劳教办就一车把我送到了几百里之外，合肥劳教局中转站。重新审理该案的希望落空了。这样，在恢复进食一天之后，我又开始了第八次绝食。
绝食四天后中转站指导员找我问了原因，然后说他们只负责中转，别的什么也不管，第六天他们又把我送到了南湖劳教处第一劳教所五中队。
面对推卸责任的狡猾的共军，我无可奈何，只有继续绝食。那时候我走路都轻飘飘的，感觉自己快要成仙了，快到天堂了。胃已经不像头几天那样磨来磨去很难受，也不怎么想吃东西了。
军训的时候我就站在一边看。他们知道我绝食很久了，但是假装不知道。前后总共绝食到一个多月的时候，我走路就困难了，那天出工好容易才走到工地，然后就倒在地上不行了。
躺在潮湿的田埂上，想着我放弃顺顺当当、舒舒服服的共产党奴才生活，一心一意探索真理、寻求正义，走上这条救国救民的艰险道路。想到1986年以来艰苦卓绝的奋斗，想着身后孤苦无依的妻子纪晓，和只见过一面的女儿，我不觉热泪盈眶。
他们把我架回中队，扔在寝室的水泥地上，我在那里迷迷糊糊一直躺到第二天。难道真的就这样死了吗？我心有不甘。他们终于采取行动了，几个人团团围住我，按住我，灌我米汤，我已失去反抗的力气，由着他们摆布。
长期绝食使我的抵抗力下降，全身溃烂，恶臭难闻，又得不到治疗。周围的人都把我当成一堆垃圾，掩鼻而过。没人愿意端水给我喝，我只能扶着墙一点一点挪到水池喝点水。
后来，我又站起来了，但是没有一点力气，而且厌食。别人都拿饭盆排队打饭，我不想吃饭，只拣几块南瓜或青菜象征性地吃上两口，一个星期吃的饭还没有以前一顿吃得多。
我的身体越来越衰弱，根本没有力气干活，走路都困难，我也坚决拒绝被奴役。他们把我转到菜园班，队副杨明球要求我做做干活样子，我拒绝了，他就殴打我，扒光我的上衣电击我。我再次绝食抗议，这是我第九次绝食。
我已记不清那段时间有多少次绝食，每次绝食多久了，大约在两个月的时间里，只是偶尔吃一点点东西。面对共产党的羞辱和虐待，我实在是太伤心了，太绝望了。
幸亏我的妻子来看我，回去后把我的情况告诉了中国人权，刘青为我做了大量呼吁，这第十次绝食到第六天的时候，他们终于把我送到医院，我也确实快不行了。
在我八年的囚禁劳改生涯中，只有一位民运人士混进去看望过我，那就是储海蓝女士。受刘念春兄弟委讬，她谎称是我太太纪晓的表妹，从我家乡派出所骗得介绍信，和我太太一起来看我。
储海蓝是异常勇敢的女子，那些年她为民运做的工作，足令男儿们羞愧。我当时非常感动，现在回想起来，那是一种莫大的恩情！无法感谢的恩情！因为我们被严格限制与外界接触，不像一般的刑事犯，任何人都可以来看望。我们有时连父母都不准见。
经过一段时间疗养，我又能站起来了，但是我的耳朵不灵了，别人说话非得大声喊我才能听见；眼睛也不行了，经常产生错觉，甚至看不清人脸。后来中队把一间原来存放杂粮的小仓库腾出来给我住，又安排一个人什么也不干，专门监视我。
二年以后，我才恢复一些。但是我一向坚强无比，几乎什么都能消化的胃垮了；一向活跃的、思维敏捷的头脑也呆滞了；尤其是我的记忆力，几乎接近零，老是丢东忘西，衣服扣子经常扣错，裤子拉链都不知道拉。直到现在我都没有完全恢复，恐怕此生已无望了。
从那以后，我再也不敢进行一星期以上的绝食了，除非我确定想死。即使想死，我也宁可采取别的方法。后来我在南湖又绝食两次，但那都是为了有限目标，经过谈判，两三天就结束了。我的经验是：绝食不绝水，不要超过一个星期。否则就会损害身体，留下后遗症。
54．抵死抗拒奴役
1995年4月，南湖劳教处一年一度的春茶采摘正在进入高潮，队长们全都进入凶猛时期。我们每天四点钟起床，早操也取消了，大家喝一点稀饭，四点半，天只朦朦亮，队伍就出发了。茶树上都是露水，采茶一会儿，我们的衣服就打湿了。
采茶时两人一对，老兵带新兵，被称为互帮对子，主要是防止新兵逃跑。采到中午，中队送饭上山，吃完接着采茶，一直到天色昏暗，才收工下山。回到中队吃过晚饭，就开始检查评比，批评与自我批评了。
带工干事坐在大沙发上，逐个讲评，然后把采茶产量低，被称作“鸵鸟”的人叫过来，用高压电警棍一一充电，电的他们鬼哭狼嚎，跪地求饶。班长侍立一旁，用被板打击“鸵鸟”头部，打到肿起来，以给这些人加深印象。
然后命这些人分两排面对面站立，互抽二十个响亮的耳光。下手不重的，由几个组长拉到一边个别辅导，教他怎样打耳光最响亮，几下子就可以把人脸打肿，打成变形金刚。
最后进入革命高潮：命所有产量低于平均数的人面对面低头跪成两排，再命产量高于平均数的人，双手举起结实的木板凳，用尽全力给前者砸背，一定要砸得伤痕累累，像被绳子捆起来待宰的猪一样嗷嗷叫痛，才算一条龙服务到位。
所有人都像被打断了脊梁骨的牲口，惶惶终日，拼命采茶，食指、中指、拇指全都血淋淋的，新伤旧伤累累，最后结成厚痂，一些人手指因此变形。
我一直在抗拒劳动、抗拒改造、抗拒奴役。别人采十斤茶，我只采一两。一天中午因太阳太毒，全体回中队吃午饭。刚进大院，指导员徐文奇便拿一副手铐，把我铐起来。先是把我吊在篮球架横梁上，因我挣扎不止，他又要去吃午饭，怕我磨断手铐链子，才改把我铐在篮球架竖柱上。
这在劳教队是老常事，李小筛逃跑被抓回来之后，被这样铐了整整一个星期，两只手腕肿的比上臂还粗，
徐文奇特意给我铐得很紧，当我抗议时，他笑眯眯地说：“该让你尝尝这种滋味了，我们一向这样对待采茶产量最低的抗改分子。”大家都在大院里吃饭，只有我被铐在那里。我仔细考虑了一番，我的双手原来在广东就被铐伤过，这样紧地铐下去，只要24小时，恐怕就残废了。手残废了，人还有何用？还不如死了干脆！
我决定一不做二不休，抵死反抗一回。我决定把反击矛头对准徐文奇，这家伙在队长们中间一向孤立，明明胆小如鼠，却天天要充老大。
“徐文奇是个孬种！想把我的手铐残废！这是违法犯罪行为！”我大声吼叫起来，大院里的一百多个劳教人员都惊慌地看着我。
“徐文奇一向执法犯法，虐待我们，他是中队长，所有的殴打都是他指使的！”我听到在外面吃饭的队长叽哩呱啦讲话，徐文奇大叫值班员把所有电棍都拿来。
“劳教人员是全权公民，我们与徐文奇在法律上是完全平等的！法律规定我们有权进行正当防卫，不受非法侵害！所以今天我将开始依法与徐文奇斗争到底！只要他不把我的手铐解开，我就在这里每天讲话十次，揭露徐文奇的罪行！”
我厉声吼叫：“徐文奇，你若有种就出来与我单独决斗！共产党有几百万军队，那么强大我都不怕，敢跟他斗，我还会怕你这个孬种？我斗不过共产党，还能斗不过你？你算什么东西？”
七八个队长和几个值班员涌进大门，徐文奇一马当先，挥舞电棍，直扑向我。
“来吧！徐文奇！让我们拚死决战一场！大家可以作证！我是正当防卫！”徐文奇用电棍连连猛击我，我双手被铐，只能用脚踢他。如我所料，这家伙其实很孤立，没有一个队长上来帮他。
我怒发直竖，狮吼连连，不顾一切，决心死战！激烈搏斗中，我奋力挣断了手铐链子，与徐文奇抢夺电棍，他松手用脚踢我，我没有了束缚，跳起来一脚把他踢倒。我正要挥棍痛打这只恶狗，冯队副和倪队副冲过来架住了我的双臂，喝令我不得伤害政府干部。我也按照胡平的民运理论，“见好就收”，扔掉电棍。
徐文奇的老婆是劳教所财务科长，是个有良心的女人。她哭叫着冲进大院拉走了徐文奇，两个队副则把我架到办公室。半小时之后，南湖劳教处第一劳教所党委两位副书记赶来调查，指责我煽动抗改抗教、扰乱场所秩序、袭击队长。
我针锋相对，指出徐文奇非法侵害我，我只是依法正当防卫。同时我又表示，这件事可以就此结束，如果对方蓄意闹大，我也奉陪到底，把这场官司打到任何地方去。
不久劳教处派来一个年长的指导员，徐文奇成了主管生产的第二把手，再也不管我的事了。但是每次见到我，他都斜眼看我。后来听说徐文奇的靠山，老恶棍张所长来中队喝酒的时候，大骂那些队长没有一起上来打服我。
听说徐文奇还上交了一份报告，要求在我这三年劳教期结束之后重新劳教三年，但这也跟上次杨明球上交报告要给我延长劳教期一年一样，都没有任何结果。从这次激战以后，再也没有一个队长敢打我，我被一些劳教人员称为南湖第一条好汉。
56．恶有恶报
韩干事曾是五中队的管教干事，所谓管教，主要任务就是打人。每个中队一般都有管教官员，管教队副或管教干事，电棍和手铐一般归他管理，别的队长需要这些刑具的时候要向他借用。
韩干事是第一劳教所有名的“四豹之一”，打起人来机智灵活，掌掴、脚踢、肘捣，常常令被打者无法闪避。他的绝活是玩电棍，一把高压电棍到了他的手里就成了魔棍，捣的人瘫倒在地，鬼哭狼嚎，跪地求饶。
南湖劳教处位于宣城境内，一般的队长尽量不打宣城人，就是打也不会往死里打，主要担心以后受报复。韩干事不信这个邪。为显示自己谁都敢打，他经常把宣城人痛打一顿。韩干事的信条就是鬼怕恶人，所以他决心以毛主席为榜样，做一个最恶的恶人。
一般每个劳教所里都有四虎四豹四狼，虎凶豹狠狼残，获得这个称号的人一般都要打过几千人次，或打死打伤很多人。虽然没有党组织的勋章或奖状，但这个荣耀称号比开枪镇压6．4学生市民的‘共和国卫士’还实惠，比南京大屠杀比赛杀人的日军屠夫更令人畏惧。
虎豹狼走到哪里都受到尊重，往哪里一坐都是大爷。就是各级领导知道他们邪恶无比，也另眼相看，给他们面子，轻易不会找他们麻烦。
劳教队是典型的黑社会，里面的干部，谁凶狠谁霸道谁就有地位，劳教人员家属就把保护费送给谁，因为这样才会得到关照和保护。凶恶的干部有了大笔的保护费，自然能够向上级大肆贿赂，所以权力和地位就更加巩固，而且提升的也最快。
按说一个管教干事的地位，在劳教队里最多只能排到第六位，因为一般的劳教中队，都有指导员、中队长、三个以上的副中队长，有的劳教队甚至有5、6个副中队长，干事倒是只有1－3个。共产党各部门，早就是头重脚轻，官多于兵，领导干部多于一般干部了。
但是韩干事的权力却超过了任何一位领导，提拔任何一个三大员都必须经过他同意，否则很简单，随便捏一个错，把这个三大员痛打一顿，下大组干活就是了。所以每一个班长组长都明白这一点，都必须送钱给韩干事。
善恶到头终有报。有一天韩干事骑摩托车带着女朋友到宣城一个商店买东西。一个以前多次被他毒打的劳教人员看见了，立刻抓起一根大棍迎上去。韩世元目瞪口呆，还没反应过来，棍子已打在头上，韩干事连人带车一起倒下。
这个复仇者痛痛快快地打，每打一棍还问韩干事疼不疼。一直打了50多棍，眼看韩干事已口吐白沫，乱翻白眼，这个复仇者才收棍告诉站在一边已吓傻了的女子：“这就是南湖一所有名的四豹之一，打伤打残了几千个人，你怎能与这种野兽交朋友，早晚会被他吃掉的。今天我打他是为了报复他，以前我在他的中队里挨了他100多棍，今天先回报他一半，留他一条狗命，下次再打他50棍。”
那女子一听韩干事原来是这种人渣，当即表示该打，然后吓跑掉了。韩干事被踢进臭水沟里躺了三个多小时才醒过来，女朋友和摩托车都不见了，他挣扎着向路人求救，人们都掩鼻而过，根本没人理他。他这才感到世态炎凉，人们普遍见死不救。
最后他只好挣扎着往医院爬，像一条被打断了三条腿的野狗一样，爬了三个小时才爬到医院，筋疲力尽又伤得很重，他昏了过去。医院根本不理他，护士医生走来走去没人停步看他一眼。又过了一个钟头，他醒过来，正好看见一个熟人，便拼命呼救。
那人忙过来扶他起来，带他去看伤，可巧那人没带多少钱，只有打电话到韩干事单位。他又流了很多血，等到单位同事带钱赶来，医生才给治疗。由于伤重及耽误治疗，韩干事直到三个月后才出院。
这期间韩干事念念不忘控告那个人，但那个人也有关系，最后双方对簿公堂。韩干事找不到一个人证，那个劳教人员却提供了几十个受害者的名单，充分证明韩干事邪恶成性，曾经野蛮地殴打了无数人，要求法庭调查。劳教局害怕事情闹大，暴露太多黑暗，匆匆下令韩干事撤诉，自认倒楣算了，否则就要开除他。
从那以后，韩干事不再轻易打人了。他终于明白，善恶到头终有报，只争来早与来迟。种瓜得瓜，种豆得豆。
58．劳教队的本质
劳教队有许多惯匪，而且混得很好，这个现象最能反映共产党说一套做一套的本质。
本来按照定义，劳动教养属于人民内部矛盾，以教育为主，劳动为辅。事实上却正好相反，根本没有什么教育，完全是把劳教人员当成逮来的牛马奴役，竭尽全力、不择手段的榨取血汗。
本来按照定义，劳教班组长、值班员、炊事员这三大员都应该是品行相对较好的人担任，因为是他们直接掌管具体事务。但是为了榨取利益，这些三大员的选择标准反而是：第一要提供贿赂给领导，提拔你之后你可以利用职权再捞回来；第二是你必须心狠手辣，天天打人骂人，能逼人干出活来，给干部挣钱花；第三是要把大家都逼到死地，不得不哭求家人拿钱来贿赂干部以减轻痛苦。
很多干部由于慵懒成性，十分愚蠢，加上经常调来调去，根本就不懂得如何管理生活生产。大部分带工干事什么都不知道，仅仅是跟着一班人后面跑去工地，连队长用的水杯、暖瓶、板凳、雨衣、大衣都是班长安排专人伺候。然后班长安排一切工作，另外再派可靠的人去附近买些酒菜来给干部吃喝，吃饱喝足就躺在大衣雨衣上睡觉。收工的时候班长再喊醒他回队，就结束了一天的工作，除非想找几个肉靶练练拳脚，否则可以什么事都不用操心。
劳教队的用人模式完全与中国共产党自上而下的用人模式一模一样，都是选择对自己有好处的人，对人民凶狠毒辣的人，狡猾的两面派、变色龙，内心黑暗、肮脏无比、唯利是图的阴险小人，兽性十足而又恭顺伪善的人渣。
用这些人实际管理劳教人员，只会败坏人心，毁灭道德，把一些人残存的人性彻底消灭，从而教育出一批又一批穷凶极恶的匪徒，然后再把他们放到社会上，祸害全国人民。
这就是实际的劳动教养。
劳教队是冶炼炉，把一部分人炼成牛马，当然是怀恨在心，日后再报复的牛马；另一部分人被炼成野兽，当然是队长、班长、组长。
吴队副当时是南湖劳教处一所五中队后勤队副，中队里流传着他的故事。吴队副的父亲是乡村教师，他本来也是想做一名教师，但是在师范学校毕业后，鬼使神差，把他分配到劳教队。
吴队副力大如牛，但却胆小如鼠，到了劳教队，看到队长班长组长值班员天天打人，既厌恶，又害怕。他一再找领导要求调走，他不知道在南湖劳教处，一个干部要想调走，除非有铁硬的关系，至少要花10万元。他在所里找来找去没有用，只好上访到劳教处，又被推来推去跑了无数趟，终于有一天处长见了他。
吴队副：“我坚决要求调走，这里太野蛮了，打来打去，像是动物园，生命安全都没有保障。”处长：“那大家怎么照样工作，只有你不安心工作，尽给我们添麻烦。如果谁想调走就调走，那不乱了套了。”
吴队副：“我仔细看了劳教法规，从法律上我们干部与劳教人员是平等的，如果劳教人员打我怎么办，你们怎样依法保护我？”处长：“见鬼！我在这里干了三十年，只听说干部打劳教，没听说过劳教打干部，那不是反了天了！”
吴队副：“干部打劳教也是违法的呀！这里是执法机构，应该一切依法办事，可是上面给分队干事下达的生产任务那么重，不打人根本完不成。我不会打人，所以这份工作我做不了。”处长：“什么法律，劳教制度根本就是与法律无关的政府行为，高于法律的！在这里，什么都是我说了算，你敢打我吗？”吴队副：“不敢。”处长：“那你带一个班，什么都由你说了算，谁还敢打你？你给我回去安心工作，如果哪个劳教敢打你，你再来找我，我去打他！”
几年过去了，我到中队的时候，有天早操时，我看到吴队副只挥一拳，就把一个姓查的大个子打倒在地。等到出工的时候，大个子一只眼成了大大的熊猫眼，足有半个拳头大，肿的睁不开缝。
可怜的大个子，再过两天就该解除劳动教养回家了，怎么见亲人？
杨干事个子小小的，长得很秀气，戴一副近视眼镜，刚到中队时见谁都笑眯眯的。那时我的劳教期已过二年，他一见到我就开玩笑，我也喜欢跟他说话，希望他别被冶炼成野兽。但是仅仅几个月之后，为了能在各班采茶竞争中获得优胜，多拿奖金，他就变成打人最凶的带工干事。
那时中队里有几名基督教传教士，其中有一个安庆人叫李程生，已经四十岁了，身体被看守所折磨坏了，干活不行，老受欺负。我从各方面尽力帮助他，特别要求杨干事不要打他。
自从打败中队长徐文奇之后，我在中队很有威信，我就利用这种威信竭力保护几个良心犯。另外两个带工干事也给我一点面子，他们也有一点良心，不打自己班里的政治犯。班组长都是狗，只要干部对你另眼相看，也不敢轻易打你。
平时我在中队部养病不出工，但是采茶季节人人都得上山，中队就让我记帐，以节省一个劳动力。这样一来，四个政治犯几乎就不用采茶了，因为我给他们记假帐，而且记到平均数以上。带工干事和班长当然都心知肚明，但这可以增加他们的采茶总产量，所以都不吱声；一般的劳教人员也不敢讲，反正只要瞒著称茶的中队长一个人就行了。
整个采茶季节，由于我的假帐，四个传教士都没有挨打。我故意把帐记得凌乱，只有我自己才能看懂，别人根本无法核查。
但是采茶季节一过，杨干事就翻脸了，把李程生踢的直不起腰来，走路都要人扶着。我得知大怒，径直去找指导员，指控杨干事打伤人，我要向所里、处里，乃至劳教局司法厅和国际人权组织写检举信。指导员要求我别写，他会特地交代杨干事别再打李程生。
回头我又叫二班班长唐留红传话给杨干事：“别欺负老实人，有种就找我来打！”杨干事没敢来找我，但我们从此成为仇敌。唉，杨干事变坏的太快了。
唉，传教士们也实在太老实了，逆来顺受，一点都不敢反抗！连绝食都不敢，尽管我多次向他们提议！如果我不是长期绝食抗争，如果我不是危急时刻拼命一战，我在南湖也只有跟他们一样窝囊。首先你自己要敢战，别人才好来帮你，中国民运与国际社会包括美国政府也是这种关系。
64．下岗工人
1997年我刚出狱的时候，蚌埠人正流传着一个悲惨的故事。蚌埠曾是安徽省最重要的工业城市，但是在80年代的改革浪潮中渐渐没落，六四屠杀之后一年比一年衰败，工厂纷纷停产半停产，大批小型集体企业倒闭。
有一对夫妇都在集体企业里工作，都下岗了，他们有一个10岁的女儿。父亲下岗后还可以领到100多元的下岗津贴，而母亲的单位破产了，一分钱也领不到。这个家庭也没有任何积蓄，3口人只能依靠这100多元月收入生活。
父亲几乎天天跑去劳动局看有没有重新安排工作的机会，跑了半年也没有结果。母亲的身体本来就不好，现在生活这么艰难，心情压抑，更是连连生病，又没有钱去医院看病，只能硬撑着，身体越来越坏。
女儿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本来家里的伙食还凑合，每个星期至少可以吃一回猪肉，一回鱼或鸡，这几个月却天天吃咸菜，或萝卜大白菜，偶尔才有一点豆腐青菜，几个月下来，女孩馋的要死，天天跟爸爸妈妈嚷着要肉吃。
她哪里知道，每月家里的收入只够买米买煤买油盐付水电费房租费，根本没有钱买菜吃，妈妈每天傍晚会拎着一只篮子到农贸市场去，拣一些别人不要的大白菜帮子，或以极便宜的价格，从急于回家的菜农手里买一些几乎没人肯买，被挑剩下的菜。父母正为她下学期的学费发愁，而且春节又快到了，面对可爱的女儿的要求，父亲只得敷衍说：“下个星期，乖女儿，下个星期，我一定会买肉给你吃。”
那一天父亲领到了下岗津贴，便拿回家跟妻子商量怎么花，要不要给女儿买一点肉吃。却看见妻子正在独自流泪，忙问她发生了什么事？妻子哽咽着说她不想活了。
“我15岁就被迫下放农村，干农活累了十几年，经常还没的吃。男知青还可以去偷东西吃，我们女知青为了填饱肚子，不得不向大队借粮，受尽了农村党员干部的欺负。好不容易回了城，又在工厂里三班倒，苦干了十几年。
“唉，我把青春，把力气，把一切都献给了共产党，献给了毛主席，献给了小平同志。现在身体累垮了，浑身都是病，到头来却连吃饭的钱也不给了。我除了挡车又什么也不会，这个年龄改行，到哪里能找到工作？活下去只是家庭的一个负担，我想来想去，还是死了的好。”
下岗工人想劝慰妻子，还没开口却也掉下泪来，想到自己的遭遇不也同样吗？就算再过几个月重新找到一份工作，也就是200多元，一家三口还是难过得很，累了大半辈子，上无片瓦，下无立锥之地，也没有任何财产，马上要实行房改了，哪有钱买房子？难道流落街头吗？还有什么希望？还有什么奔头？还有什么好说的？
于是他不再开口，转身走出了门。想到自己一家人的悲惨遭遇，想到许许多多和自己境遇相似的下岗工人家庭的凄惨状况，和自己这几个月来找工作的辛酸苦辣，他不禁泪流满面。他也不再在乎邻居和熟人看见他的眼泪了，这个社会如此残酷，这个世界如此凄凉，他还有什么可以在乎的呢？他暗暗下定了决心。
女儿中午放学回家，看见桌子上一大盆热气腾腾的萝卜烧肉，高兴得惊叫起来。桌子上还有一瓶酒，父母都坐在桌子边在等她，慈爱地劝女儿吃个痛快。父亲一口就喝掉半茶杯酒，他已经几个月没有喝酒了，然后他亲自为妻子和女儿夹大块瘦肉，自己也大口的吃。
妻子本来舍不得吃，想省下来让丈夫和女儿多吃几口，但是禁不住丈夫热情的一再的要求，只得含着泪也吃起来，她担忧地想，丈夫中了哪门子邪，买了这么多肉，以后不吃饭了？
这家人几天不开门，邻居好奇怪，议论纷纷，最后居委会强行撬开了门，进去看到，一家人都死了。下岗工人一手紧紧地抱住住妻子，一手紧紧地抱住女儿。
后来法医鉴定三人都是吃老鼠药中毒身亡，肉汤里残余着大量老鼠药，最后调查结论是：下岗工人不忍妻子女儿穷困，走投无路，全家自杀。
在共产党武装夺取政权之后，这些下放知青，这些下岗工人，实际上都是共产党的奴隶，双方有一种事实上的契约关系，后者是被迫做奴隶的，没有任何选择和讨论的权利，而且这种奴役关系延续了几十年。这些工人被榨干了青春，被榨干了血汗之后，竟然一脚踢开不管了。无论按照什么样的社会伦理标准来衡量，都是不可思议的、不能宽恕的罪恶！即使在2000年前的奴隶制时代，也没听说有这么残忍的奴隶主，把年老有病的奴隶一脚踢开就不管了！
这还是一个自称工人阶级的政党，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竟然能干出这种事情！
经济改革，变终身制为雇佣制是对的，但是不能把那些事实上已经做了大半辈子奴隶，从几块钱十几块钱一个月的工资拿起，安分守己地做了几十年奴隶，从来也没有考虑过别的生活方式的工人一脚踢开。共产党应该给与他们公正的补偿和保障，而不是把他们逼到绝路上去。
这件事如果发生在中国以外的地方，一定会引起媒体的跟踪报道，但在新闻专制的中国，和过去50多年来所有类似的数十万数百万件惨事一样，没有任何报道，好像没有发生过一样。只有这个城市的市民，口耳相传，人人叹息：这个社会的确太残酷了，太黑暗了！
残酷到不许人们正视残酷，黑暗到不许人们正视黑暗！每个人都只能像蝼蚁一样低着头，找口吃的，苟且偷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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