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荆棘桂冠
◎秋潇雨兰
第一章 人类有两种血
1
“这是诗的王者
他站在这儿。孤立如星球。他的领土就是他的诗歌，他的灵魂遥远而丰饶的大陆。
他张开嘴。水量丰富的大河从他的胸腔中夺路而出。他的浊重的喉音的波浪翻滚太平洋的歌声，搅动整个世界寂静的深潭。
他出现在地球上，开拓他的王国的疆域。
轰击阴影和沉闷。
用强音灌注和征服每一双人类的耳朵……”
翔正站在屋子的中央趁着酒性，激情澎湃、手舞足蹈地为我们朗诵刚完成的诗篇《聂鲁达》。
他面前的听众只有几个人。我，翔的学生青年诗人王强，王强的老乡、诗写得不错的小伙子龙俊，翔的弟弟黄杰、还有水城的青年朋友吕晋德，他是专程来接黄翔的，他说中央马上要召开“十三大”了，反“自由化”运动又还在进行，风声很紧，听说要抓很多人，他担心黄老师的安全，怕他被波及，影响创作，因为他消息灵通，早听说中央发话给贵州省委，对原来去北京搞过“启蒙运动”的黄翔又率人上京去高等院校搞“‘中国诗歌天体星团’文学大爆炸”一事很不满，省委的头目很惊慌，认为“天体星团”是“启蒙社”的延续和再生，一些人想把“天体星团”打成反革命组织，受到一些人的反对。况且年初“中国诗歌天体星团”的参与者诗人哑默和王强都被公安机关秘密关押审讯一星期，目的均是对准黄翔。虽然事隔十个月，一点动静也没有，谁知道他们打的什么算盘？故晋德赶来力劝他最敬仰的诗人黄翔出去避避风头。他说，他要在威宁自然保护区——草海给黄翔秘密搞间房子写作，那儿有大片大片的草和大片大片的水，还有大片大片的黑头鸥，风景美极了，一生都充满苦难的诗人黄翔可以在那里好好休息和写作，享受一下美好的人生。当他说出这个主意时，大家都异常高兴，力劝黄翔离开贵阳，到草海去。早在夏天，就曾经有朋友来劝他出去避避风头。可是，黄翔说：“尽管中国这么大，然而，不管你躲在何处，要抓你照样抓得到你。况且，我又没犯罪，‘中国诗歌天体星团’是文学社团，‘文学大爆炸’是学术活动，一切都光明磊落，用不着躲躲藏藏。也许我一直就受到监视，到其它地方去还得连累别人。”这次晋德来接他去草海，他还是这番话，不管大家怎么劝，他就是不肯同意马上走，并且强调现在正在写一个组诗，情绪不能中断，要晋德等“风平浪静”之后再来接他，那时，这组诗也写完了。其实，那个美丽的环境对他非常具有诱惑力，他非常想去。听他这样说，大家也就作罢，仍然有说有笑。酒至半酣，谈得尽兴，翔取出手稿为我们朗诵起来……
茶几上的酒菜已经不多了。傍晚的余辉照得每个人的脸红亮亮的。翔朗诵得是那么投入，并不在意他的面前只有几个听众，仍然象他以往的每一次朗诵一样，人与诗交融在一起，浑身卷起一阵阵情绪的旋风。
你似乎从他挥动的手臂的线条中看见狂舞的情感大河；
你似乎从他颤抖着的嘴唇上看见冲撞不已、奔腾不息的语言大瀑布……
而他仿佛面对的不再是区区数人，而是成千上万的人群和一个强大的社会，他在用一种混和着钟声、雷声和涛声的精神强音轰击人类社会中的阴影与沉闷。他的朗诵，投入了全部生命和激情，他常常说：我每朗诵一次，就要死去一次。所以，我既喜欢听他朗诵，又怕他朗诵，我真担心他的生命在他充满雷霆和闪电的朗诵中炸得粉碎，化为灰烬。
只要是知道黄翔生平的人和了解中国七八年那场著名的民主运动的人，谁也忘不了他的朗诵和与他的朗诵有着密切联系的传奇故事。
海外一篇严肃文章曾经这样谈论那些往事：
民族的灾难和个人的厄动把一个追寻美丽梦想的浪漫诗人，推上了政治抒情诗的艰险道路。五十年代到六十年代，从一个困境到另一个困境，黄翔一直没有离开诗，在劳累中、流浪中和禁闭中，他都不断地写，虽无从发表，却是对一颗受伤的年轻的心的最好慰藉。现在，疯狂的文革加深了他的理性思维，他看到“一个伟大民族的全部文明倒在废墟中”，他要用诗去揭露对毛泽东的现代迷信，“无论政治怎样强奸艺术，我必须保卫自己的社会思想，保卫诗歌的纯洁。”
在一九六九年至一九七五年间，他创作了《火神交响诗》，这是由六首诗合成的一组政治抒情诗。原稿曾长期收藏在蜡烛之中，他多次在朋友们的秘密聚会中，点燃蜡烛，取出诗稿，热泪盈眶地朗诵，引起深深的共鸣。这些诗有力地揭露了个人崇拜和文化革命的荒谬实质，热情地呼唤民主和人权。一九七八年，是中国大转折的一年。七六年毛逝世，四人帮被捕，但文革精神还在华国锋提出的两个凡是口号中继续着，邓小平为首的实践派在七八年春，以真理标准的讨论展开了和凡是派的斗争，他们也如毛的做法那样，需要借助于群众的力量，七六年天安门事件显示，这股力量是可以借用的。激进的青年民主派的勇士们在这样的背景下，开始把大字报贴上街头并创办各种刊物，邓小平在七八年十一月底和十二月初接见外宾时，两次表示支持群众贴大字报。著名的民刊如魏京生的探索，徐文立、刘青的《四五论坛》等都创办在邓表态之后的十二月或七九年一月，但黄翔主办的民刊《启蒙》却早在七八年十月十一日出了第一期。有利的形势促使黄翔和他的几位志同道合的朋友，下决心去北京表达他们对国家大事的见解。他们知道言论的影响力，北京和贵州是有天渊之别的，他打趣地说：在天安门“撒泡尿也是大瀑布，放个屁也是惊雷”。
黄翔和他的战友是七八年十月十日到达北京的，十一日他们就在《人民日报》附近的巷口贴出了大字报《火神交响诗》(大字报是在贵州写好的)，一边贴一边被群众围观，以至交通为之阻塞。在观众热情的要求下，他激动地朗诵了交响诗，最后他高声问道：“现代偶像崇拜应不应该否定?”人们齐声回答：“应该!”“精神的长城应不应该折除?”“应该!”
事后他骄傲地回忆这次经历“胜于匈牙利诗人裴多菲朗诵于民族广场”!
一个月后，黄翔再次从贵阳来到北京，在北京这个难忘的冬天他做了三件“惊天动地”的事：
一、十一月二十四日在天安门前刷了两条巨幅标语：《毛泽东必须三七开》、《文化大革命必须重新评价》。
二、十一月二十四日和贵州朋友一道建立了第一个民间社团：“启蒙社”。
三、七九年一月初在天安门广场贴出了长达一百多页的《致卡特总统》的大字报，宣称一个中国人和一个美国人平等地谈谈人权问题，中国人权应受到世界关注。
黄翔在另一份题为《狂饮不醉的兽形》的自述中，曾回忆过在天安门写大标语的情景：
“我墨汁淋漓地在天安门刷出了两条巨幅标语，《毛泽东必须三七开》、《文化大革命必须重新评价》，这强烈地震动了中外。当时，我记得我身后一片嗡嗡如涛的低沉的阔大的声音：‘好大的胆子!’猛回头，天安门广场上如山如海的人。我突然感觉，我的脑袋不在了。我神经质地摸一摸，它还安然在我的脖子上。”
两条标语一封信(致卡特总统)确是犹如两颗巨型炸弹，震惊了中外。各国驻京记者纷纷发出电讯：中国公开批毛了。邓小平三日后，在接见北美记者时也迅速作了表态：“毛主席比三七开要好，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新中国。”
这可能是黄翔一生中最光荣的日子。他如此大手笔，出于什么？“我从来没有政治投机的想法。我只是一个自自然然表达自己的诗人。”……
在新闻封锁非常厉害的中国，以上是我看到的第一篇海外关于黄翔及其经历的报导文章中的几段文字，这也是黄翔看到的第一篇关于自己的报导文章。它是一篇特稿，刊在香港一九八五年十一月的《争鸣》杂志上，它的标题为《黄翔——被遗忘的民运诗人》，我们是在八五年底读到这篇文章的，对于住在既偏远又闭塞的内地省份的人来说，看到这类文章是极不容易的。
这篇文章指出黄翔被“遗忘”，这两个字的后面含着一种很深的悲剧。因为，在民主墙时期出现的众多民刊，其中纯文学刊物《今天》的诗人们由于得到官方的容忍，已经以朦胧诗人的形象在文坛走红，受到世界的关注；另一些政治性较强的重要刊物的著名人物，如《探索》的魏京生、《四五论坛》的刘青、徐文立、《人权同盟》的任畹町等等，尽管遭到残酷打击，由于他们处在首都北京或有名的大城市，他们的命运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世界的关注。而黄翔作为一个在民主墙时期以卓越的诗歌、文论和社会活动震惊中外，对当代的文学、思想和政治都作出很大贡献的诗人和作家，由于他所处的地理位置极其封闭，加之他彻底叛逆的姿态为官方所不容，被打入十八层地狱不得翻身，更不用说发表和出版作品了。他当然会被世界遗忘，他所承受的苦难和写出的作品都得不到世界应有的关注。
对于一个作家来说，这是一种多么可怕的遗忘呀！
然而，黄翔的伟大之处就在于置这种无情的遗忘和残酷的高压于度外，在几乎是终生绝路的情况下，默默地、执着地、顽强地、迷狂地、无私地为人类世界进行有价值的精神创造。和许多人一样，我无数次在想象的屏幕上倾听黄翔那“胜于匈牙利诗人裴多菲朗诵于民族广场”的著名朗诵，目睹他的那些富于传奇色彩的故事。不幸的是，他“一生中最光荣的日子”是以他身陷囹圄告终的。正如这篇文章里写到的：
热血青年们把大字报变成刊物，流传更广，思考也在不断深化，《探索》、《中国人权》等刊物的反体制政见越走越远。三中全会的胜利和民刊倾向偏离原先可以利用的范围，使邓小平不能容忍了，当他完成访美之行和结束惩越战事之后，便于七九年三月中出面指责民运“太过份”，对有人致函卡特要求注意中国人权大为不满。三月底各地先后发出禁止出版物反对“四个坚持”的通告，旋即逮捕民运活跃分子。四月七日《贵州日报》头版头条发表揭批“害群之马”的文章(暗指黄翔)。同时，《红旗》杂志、《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报章连续发表文章批判“资产阶级人权”，强调四个坚持。中宣部文件点名启蒙社为“反动组织”。四月十五日凌晨两点，黄翔被几条大汉搜家逮捕，审迅通宵后，送收容所单独监禁。“我同我的思想，我的诗一起被‘收容’了……从此，启蒙社和各地民刊民社一样自行解体，从中国政治舞台上消失了……”
那是诗人黄翔一生中第三次进监狱。
这三次中不包括他童年因为一条小鱼被无辜关押的那次，那是在共产党推翻民党建立红色政权以后，已经从国民党将军的小少爷变成“狗崽子”的他在井边捞条小鱼，被经过那里的农协主席充满阶级仇恨地一把抓住扔进黑牢，说他企图“毒死贫下中农”，幸而井水经过化验无毒一个小小的生命才幸免于难。他第一次被判刑坐牢是在十七岁的时候，一个响应祖国号召，决心把青春献给大西北，到雪山、草原去追寻诗歌与梦想的少年诗人，被诬企图偷越国境就这样进了监狱；第二次被监禁是文革时期，他被成了“反革命”，当他给我讲述他被专政人员吊在房梁上毒打的时候，我的心都碎了，我对受尽磨难的他心痛无比；第三次坐牢是为民主运动，尽管他从不为之后悔，然而代价确实惨烈，作为一个作家，他在这个国家被排除在文坛之外，注定要被活埋，因为他被官方认定是“害群之马”，拴起来，不准影响别的“马群”，使它们学会“不听话”。
可是，这“匹”令官方十分头痛并且仇恨的“害群之马”，由于没有象魏京生等人那样被判十几年徒刑，从监狱出来以后仍然“死不悔改”、“顽固不化”。官方的原意是把你打入十八层地狱，叫你永世不得翻身，自生自灭，可这绳索加身的“害群之马”就是不老实、不驯服，就是不听管教。八○年，黄翔又参与贵州大学生创办的民刊《崛起的一代》，由大学生出面，他只是成为主要撰稿人，贵州大学78级中文系的学生张嘉彦任主编，黄翔的老友、贵州诗人哑默也是参与者，原启蒙社个别成员也投了稿。当时，全国范围内都有大学生刊物存在，所以这份刊物还存在了一些时间，办了几期，也许一开始官方还没反应过来。许多年以后，诗人钟鸣在他已发表的《回顾，南方诗歌的传奇性》一文中这样评述：
“贵州大学中文系《崛起的一代》的诗人们，1981年他们就因为要挖艾青这棵‘老根’在全国闹得满城风雨，许多人不知道，后来的‘朦胧’之争，其实就是从南方的‘挖根与护根’之争发展而来的。我和他们的主编张嘉彦通过很长一段时间的信。而在《崛起的一代》之前，贵州又有1978年在天安门广场威震中外的‘启蒙社’……”，“贵州新一代诗人们，做了两件无论在当时在现在看来都是惊天动地的事。一件就是，他们向当时诗坛泰斗艾青挑战。那是1980年，后来在文学史上被称作‘崛起的一代’。而最早的几篇文章都出自黄翔之手。其中一篇是《致中国当代诗坛泰斗艾青》，另一篇是《致中国当代诗坛的公开信》。从而掀起了现代诗歌的第一场论战。黄翔的看法是公正而客观的。他曾在文章中这样写道：‘向艾青挑战是深刻的，否定艾青是浅薄的。’因为艾青毕竟在他们那一代人中，也确实写过许多还算不错的诗……”，“黄翔虽然是向以艾青为代表的老一代诗人进行挑战的第一人，但他对艾青本人还是非常尊重的。”
当时，《崛起的一代》和黄翔的文章惹得官方甚为恼怒，刊物被禁办，主编张嘉彦由于和“危险人物”黄翔关系密切被穿“小鞋”，毕业分配受影响，可是，从那以后，他却成了黄翔及其作品的研究者和亲密朋友， 由于这种关系，他一度受连累，八七年初，因为“文学大爆炸”一事，他被公安机关从北京大学押回贵州住地，关于黄翔的研究资料全部被抄走，遭此严重打击，有很长一段时间他万念俱灰，只想安安静静地躲在家中过日子。
我对黄翔的爱在心中萌芽，是从张嘉彦朗诵黄翔早期的一首短诗《野兽》开始的。
2
那是一九八三年五月，我是贵州大学中文系82级的学生，进校不到一年，具有一颗热情似火的心，然而又时常流露出一种淡淡的哀愁，爱恨分明，嫉恶如仇，乐于助人，是一个品格高尚的共青团员，各方面都合乎党的好学生的“标准”，可进校不久，我曾经要求退学。因为一贯成绩优秀的我高考没有考出应有的水平，只被一所普通大学录取，辜负了老师和父母的厚望，本来这是我意料之中的事，在高考之前紧张的复习阶段，家里由于父亲转业回北方老家工作，妈妈和外婆均不乐意，整日吵吵闹闹，我心烦，鬼使神差地“不幸”迷上了文学，几乎没用功复习，弄虚作假，桌上摆的是课本，抽屉里藏的是小说，哄了父母害了自己。我相信自己一定考得起，不过考不起外省的大学了。不久，父亲和弟弟回河南郑州了，外婆也去了舅舅家，哥哥考取遵义体校走了，剩下妈妈和我。考完试以后，我有点心虚，觉得对不起妈妈，所以预先让她有个心理准备，告诉她我是一定考得起的，只不过考不起外省的学校，如果通知书来了她要埋怨我的话，我就退学，跟她回郑州去补习再考。果然贵州大学中文系的录取通知书来了以后妈妈和老师均很失望，我比较难过，想申请退学，可妈妈又坚决不同意，不久，她把我送进贵州大学就回郑州去了，我一个人在贵州很孤独。进校以后，由于对各方面都比较失望，加上一些阴阳怪气的同学惹我生气，我就提出退学，老师没同意，因为老师们喜欢我，器重我。后来，我一头扎进书本里，看开了，也打消了这个念头。其实，这一切都是命运的安排，它最终要把我推到黄翔身边去。所以生活中许多阴差阳错的偶然，实质上是命运的必然。
在迎新生进校时对我很好的两位男生是中文系81级的学生，喜欢写诗，曾经参与办《崛起的一代》，所以刚进校他们就非常自豪地给我介绍了这份曾经轰动一时的大学生刊物，不过他们没有介绍黄翔。不久，他们介绍我读了《约翰·克利斯朵夫》和泰戈尔的许多作品，这些书使我在精神上得到了某种升华。各个年级差不多都有诗社，我们年级也成立了，我是诗社的一员。八三年五月，一次全国性的诗会在贵州的历史名城遵义市召开，我们诗社获准前去旁听。已经成名了的诗人北岛、杨炼、顾城、王小妮、徐国静等等都出席了这次诗会，顾城的未婚妻谢烨也去了，那时，我不知道她也写诗，她把黑油油的长辫子盘在头上，皮肤白里透红，我觉得她很朴素，也很漂亮。(多年以后，我为她死得那么惨，而且是死在顾城手下感觉异常痛心。)王小妮很瘦，看上去比较柔弱，但很精干。徐国静给人的感觉为文静、善良、真诚。她非常欣赏北岛的冷峻，谈起贵州高原来一往情深。我感觉高原有某种神秘的力量在强烈地吸引她。她常常一个人默默地散步，在许多女孩中她很喜欢我，而我也喜欢她这位亲切的大姐姐。认识黄翔以后，我才知道她来遵义以前专门找到张嘉彦请他带她去拜访黄翔，因为她给《崛起的一代》投过稿，所以和张嘉彦有联系。黄翔和他的作品深深震憾了她。一九八三年四月二十九日，她在送给黄翔的笔记本上题了这样的话：
“黄翔：
一个灵魂在痛苦中冥冥飘飞，许多许多心被感召了，于是，才有穿过山峦与波涛的人来寻找。
徐国静”
八六年夏天，我和黄翔去北京，第一次见面她就微笑着说：“黄翔写信告诉我与他结婚的女孩和我在遵义诗会上见过面，不知怎么回事，我一猜就是你。”
北岛确实很冷峻，那时，他给人的感觉比较忧郁，甚至有点阴沉，杨炼则洒脱不羁，热情洋溢，顾城圆圆胖胖的象个大男孩，有着一双朦朦胧胧、似醒非醒的大眼睛，单纯而又迷惘。黄翔对北岛、杨炼、顾城来贵州没去看他有点耿耿于怀，他说搞民主墙的时候和他们都很熟，那时他们还没成名，顾城见到他时张开双臂给了他一个大拥抱，激动地说：“《世界在大风大雨中出浴》(《火神交响诗》之一。作者注)简直是中国的惠特曼!”不久顾城和杨炼约好在前门等他，他因忙失约了，后来顾城写信给他说：“我们象等候英雄似的在前门等了你两个钟头。”北岛由于是《今天》的主编，所以黄翔与他打的交道要多些，北岛曾经帮助“启蒙社”十元钱(那时十元钱很值钱)，黄翔一直记在心上，他觉得北岛人好、但城府很深。他说杨炼很喜欢他的《火神交响诗》，《今天》在北师大举行的一次诗歌朗诵会上，杨炼还递给他几行诗请他看看，不久杨炼发表了一组《金芦笙交响诗》，看得出《火神交响诗》对他的影响，他认为杨炼从那以后进步很快，确实很有才华。八六年夏天黄翔和我第一次在北京大学见到诗评家谢冕教授时，他说杨炼曾经异常兴奋地跑来告诉他黄翔的《火神交响诗》写得棒极了!我感觉，已经英雄落难的黄翔内心深处其实很希望这些昔日的友人来看他，这对异常孤独、寂寞、并被排斥在文坛之外、身陷逆境的他来说是一种安慰，可他们没有来，他很失望，不过也能理解他们。这些已经成名了的朦胧诗人曾经也是《崛起的一代》的撰稿者，这份大学生刊物发了他们许多作品，对扩大他们的影响起过作用。张嘉彦和一位他原来的同班同学、《崛起的一代》的活跃分子G也参加了这次诗会。张嘉彦穿著一件肥大的土黄色的中山装，后来我发现黄翔也有一件相同的，张的这件还是黄翔送他的哩，由于他是我们的校友，又曾经是《崛起的一代》的主编，加上稳重健谈，不象他的同学老是想追我们诗社的女孩，故赢得了我们诗社成员的尊敬。在诗会之外我们自发组织的一次晚间聚会上，大家请他朗诵和谈谈诗歌。他站起来，很有激情地朗诵了一首短诗：
我是一只被追捕的野兽
我是一只刚捕获的野兽
我是被野兽践踏的野兽
我是践踏野兽的野兽
我的年代扑倒我
斜乜着眼睛
把脚踏在我的鼻梁架上
撕着
咬着
啃着
直啃到仅仅剩下我的骨头
即使我只仅仅剩下一根骨头
我也要哽住一个可憎时代的咽喉
一九六八年
这就是黄翔早期的诗篇《野兽》。这首诗深深震撼了在场的人，大家说，在那个可怕的年代中国居然有敢写这种诗的诗人?!说句良心话，这个名人汇聚的诗会有点令人失望，诗人们的演讲缺乏激情和深度，尤其是一些老家伙们的发言更让人觉得乏味，所以张嘉彦朗诵的这首诗仿佛是一针兴奋剂。令人振奋。紧接着张嘉彦给大家介绍了这首诗的作者，他怀着崇敬之情告诉大家，这位诗人把一生都奉献给了诗歌，然而由于他的叛逆性和抗争性不为官方理解和宽容，作品得不到发表，受尽迫害，历经苦难仍然不改初衷，坚持写作……听了张嘉彦的介绍大家才恍然大悟，这个诗人原来就是诗会上有位老诗人严加痛斥的向诗坛泰斗艾青挑战的那位“太狂妄”的诗人，大家很吃惊，原来我们贵州隐藏着这么一位惊世骇俗的诗人，怎么原来一直没听说呢?不知为什么，刹那间，我的心里情不自禁地萌生一个念头，我想，将来如果我遇到这位苦难深重的诗人的话，我一定会爱他并帮助他的。这个念头是那么神圣，不含一点世俗的男女之爱，它完全是柏拉图式的精神之爱。从小别人就说我有一付菩萨心肠，那些受苦受难的英雄人物一直是我心中的爱情偶像，我这个连自己都拯救不了的小女孩老爱幻想着去拯救他们。现在，也许又是这种幻想在作怪吧。我不知道别的听众有什么反应，环顾四周，发现一些人在认真倾听，然而表情捉摸不透，一些人的好奇劲已经过去，躲到别处去谈悄悄话了。张嘉彦谈完以后，大家开始自由交谈，我走过去坐到他的旁边，继续当他的听众，带着浓厚的兴趣请他接着谈谈那位诗人……那晚，他还介绍了黄翔的老朋友，默默写作很多年的贵州诗人哑默……后来，我在黄翔家第一眼见到张嘉彦是他给我开门时，表情很庄严，似乎知道开门迎接的客人就是我，他仍然穿著那件肥大的土黄色的中山装，进去以后，他笑着对我说：“我一来黄翔就异常兴奋地告诉我，最近生活中发生了一件大事，他爱上了一位非常优秀的女孩，并且我和那位女孩在遵义诗会上见过面，我一猜可能就是你，今天一看，果然如此!”我羞得满脸通红，含笑不语。介入黄翔的生活以后，诗人哑默和评论家张嘉彦均成了我的朋友，尽管在黄翔第五次入狱的那三年我们的友情一度中断，但黄翔出狱以后这股断了的友情之绳又接上了，大家和好如初。如果人与人之间都能互相谅解、彼此宽容、肝胆相照，哪里会有那么多是是非非、恩恩怨怨呵！
那晚聚会之后的第二天，我们这伙贵州大学的诗歌爱好者又随女诗人董佳佳去到遵义师专的老师徐泽荣处，他是张嘉彦的朋友，曾经也是《崛起的一代》的活跃分子，那天我不太合群，不想参与大家的闲聊，一个人坐在书桌旁沉默不语，徐过来和我说话，我问他有没有《崛起的一代》?我想看。他打开抽屉，我一眼就看见放在最上面的一本油印刊物《启蒙》，我很惊喜，对徐说要看这本，因为昨晚张嘉彦谈到这份刊物。徐泽荣叫我不要声张，悄悄看，免得其它人注意，因为这是禁刊。我躲到一个角落，捧着这份刊物静静读起来。翻开发黄的封面，一股浓浓的油墨香味扑鼻而来，读完“启蒙宣言”，深为震动，再接着读《火神交响诗》……我的五脏六腑都被一种精神的雷电击毁了，灵魂刹那间燃起一场熊熊大火，生命在烈火中焚烧、惊呼。某一瞬间我似乎失去别的感觉，唯一的感觉就是——火！火！火！这片火与我记忆中的一片火汇合，我看见高考前的我有个夜晚在灯光下读郭沫若的《凤凰涅盘》，那是我第一次读这首诗，是在一本杂志上无意中翻到的。那时，我还不能从艺术的角度去理解和欣赏诗歌的好坏，读诗全凭直觉。诗读完了，凤凰在火中涅盘了，那使凤凰涅盘的火似乎烧着了我，不知为什么，我的心开始骚动不安，似乎冥冥中有一种声音在召唤我，我放下书，走到后阳台上吹吹夜风，举目望去，浩瀚的星空下，农人们正在收割过的宽阔的田野上燃烧大堆大堆的油菜杆，火光直冲云宵，映红了眼前的一片黑夜。我被这壮丽的景色迷住了，忘记一切，心似乎听见了火的召唤，它召唤我象凤凰那样勇敢地跳入火中燃烧，经受灵魂的洗礼，在火中升华，在火中涅盘和再生……我站在阳台上，热血沸腾，全身融化，如入梦幻之境……最后，火光消失了，那些成堆的灰烬将以另一种生命形态永远渗入大地，然而，那火的召唤却没有消失，它隐入了我生命的深处……今天，我的灵魂又被一片无边无际的火弥漫，这是精神之火，它来势凶猛，无坚不摧，那隐伏在我生命深处的火的召唤再一次响起，它的声音越来越深沉，越来越嘹亮，越来越庄严和雄壮，随着这种神秘的召唤，灵魂义无反顾地跳入这场烈火中，不惜将自己化为灰烬。我获得“涅盘”和“再生”了的第一个感觉就是，以往我们所受的教育是欺骗人的教育。我的脑海里浮现初中时代的一个情景，校长威严地站在台上，从他那张阔嘴里发出一种义愤填膺的声音：“……前些日子，国内有一股反革命势力很嚣张……‘启蒙社’是最大的反革命组织……启蒙运动是一场用心险恶的反革命运动……反革命分子魏京生被处以十五年徒刑，罪有应得……这一小撮阶级敌人出卖国家反对党，妄图颠覆社会主义中国……”，台下，无数年轻的脸庞怀着“阶级仇民族恨”认真倾听着，鸦雀无声……
今天，我这位共产党教育出来的“又红又专”的“革命接班人”由于读了手里这本发黄的“反革命刊物”突然间顿悟了，因为我认识到这一切根本不是什么“反革命”，而是真正的赤诚爱国，真正的忧国忧民。
我的清醒导致我更加忧郁了……
八三年五月三十号，是偶然也是必然，我认识了黄翔，在灵魂深处，我们一见衷情，然而，那爱似乎跋涉了无数个世纪，等待了几千年才最终到来。
认识他不久，他就送我一个名字：
“雨兰”。
他说，我忧郁的神态就象雨中的兰花。
许久以后，我终于明白，我冥冥中听见的那种神秘的火的召唤其实是命运的召唤，因为黄翔这个人和火有很大关系，他出生的时候整条街失火，他开蒙读书的小学叫火神庙小学，他的成熟的处女作是《火炬之歌》，他搞启蒙运动在北京落脚的第一处叫火神庙，他第一次震惊中外的诗篇叫《火神交响诗》……他名字的五格——天格、地格、人格、总格全为五行中的“火”……
这不是命运的启示又是什么呢？
我要出现在他的生命中了，命运对他也有某种暗示。
那段时间，他正在创作变体诗《“弱”的肖像》，其中，写于1982年10月15日的《最初的暗示》和写于17日夜的那首《黑太阳》能够看出这种暗示。我进大学有一个多月了，15号刚满十七岁，已经是一个成熟的少女了，满十七岁的那天我怎么也安静不下来，似乎被某种神秘力量所左右，夜晚，我一个人呆在空空的教室里狂热地写诗，渴望一种灵魂和精神的飞升……我本出生在贵阳，童年时和亲爱的外婆外公就生活在这座城市，也许我与他常常擦肩而过也说不定呢?我的父亲从北方参军，南下到贵阳，又到遵义，最后到余庆，我上学以后回到在余庆工作的父母身边，在那座寂寞而又偏僻的被群山环绕的小县城一呆就是十年，现在我又回到贵阳，和他生活在同一座城市中，两个人的生命磁场越离越近了……
10月15日，也即我生日的那天，他写了《最初的暗示》：
“一棵树在二月里出现了。
象这样的树世界上不知有多少呢，但我的感觉里只有这么一棵树。
它从车窗外一掠而逝；几乎还没有来得及引起你的注意就退出了你的视线。
它伫立在一个小土岗上；这是一个从来没有发生过什么的平平静静的土岗。
‘带我走！’远空和群山中传来一声模模糊糊的叫喊。
我掉过头去。
仿佛在那儿，在那不能移动的小土岗上，沙沙响动地伫立着热情的寂寞。”
不知为什么，当我第一次读到这首诗时，我就感觉自己是那棵树，那棵伫立在平平静静的小土岗上的热情而又寂寞的树，是我在远空和群山中呼唤他——“带我走！”
10月17日夜晚，他情不自禁地写了《黑太阳》，那时，他异常衰老和绝望，他甚至感觉自己快要死了，然而，他又在苦苦地期盼着什么……
“我被我的老年拋在临终的路口。
松软的昏暗在我的背后凹陷下去。我的凸出的脸象未愈的伤疤。
我坐在路口，仿佛在等候什么人……”
“坐久了，我斜拄着拐杖立起身来。我一无所有，只有背着的‘空无’。
‘老爷爷，您好！’
一轮蓝黑色的太阳旋动着我。
美丽。巨大。微凉。
我突然感觉，倾泻而下的光的尽头的深不可测的黑暗。太阳光是黑色的。
‘您老啦，我回来了。’
我听出这是我心爱的那个十六岁的少女的声音，它仿佛藏在太阳黑色的光芒里。
我在龟裂的微笑里默默无语。
我不敢朝前看，也不敢朝后看。
云霞。爱情。青春。蘑菇般丛生的记忆。我没有从我的往事里采撷下什么。
我背着‘空无’的行囊移动在昏黑暮年的布景中。在垂死的路口执着地等候着一个一直不肯出现的人。”
不久，他执着地等候着一个一直不肯出现的人终于出现了，并且接过他的行囊，和他相依为命，一起在风雨和泥泞中朝前行走……
办民刊《崛起的一代》，由于不是黄翔出面，所以这一次他没有遭秧。他的健康垮了，整个人虚弱不堪，有一种死亡感，然而，在这种可怕的状态中，他却丰富和发展了他的情绪哲学。在他称为“停尸房”的小书房里，几乎是长期躺在单人床上，他支撑着完成了重要作品之一《“弱”的肖像》，在前言中，他写道：
世界范围的情绪“诗”学的黄金时代尚未到来或正在开始。
人生情绪的“经历”：“在海德格尔那里，是走向死亡的经验；在雅斯贝尔斯那里，是在‘边缘状态’或‘临界状态’的遭遇；在萨特那里，是人感到‘厌恶’或‘呕吐’；在马尔赛那里，是走向神秘的经历”；
而在我—— 一个东方人黄翔这里，是以“诗”囊括上述抽象地展开在“哲学”形式中的“普遍”的人生“经历”又始终在“诗”中“情绪地凸现”“颤栗”和“逃窜”在“死”海中的“弱”。
一种缓缓运转的古老意识不能容忍我，象巨大的油腻的齿轮上不能容忍一粒沙子。
等待我的命运有两条：或者被清洗；或者被辗碎。
我的诗已上升为大地的旋律；它正逐渐伸入人、动物、植物的界线永久消失的地方，极力去寻找潜伏在大地背后的古老的音韵。
在惯于备受“诗”赞扬自己的世界里，我的“诗”以牺牲一个世界的赞扬独立自存。
“精神的原则是微弱的，它不具有暴力。”
“弱”是我的存在的真象和诗的情绪的哲学。
我出现以后，他说，是我把他从“停尸房”里抬到阳光下重新变成了一个“活人”。
然而我们的爱情也引来了一场灾难。在八三年至八四年那场全国范围内的“反对精神污染”、“从重从快严厉打击刑事犯罪”的运动中，他对我的爱情被公安机关当成“流氓犯罪”，他们对他冠以莫须有的罪名投入监牢，差点被处以极刑，目的就是要彻底铲除他这个“眼中钉”，“肉中刺”，他们使用了各种伎俩，希望并要求我配合，承认是他的受害者。从一开始我就看清楚这是一场极为阴险的政治迫害，如果我顶不住压力，满足了他们的要求的话，他将毫不留情地处以极刑。由于我拒绝合作并严正抗议，加上他精通法律的弟弟黄杰多方呼吁，使得他们的阴谋没有得逞。在那次杀人如麻、可怕之极的运动中他能幸免于难，真是不幸之中的万幸了。
那是他第四次入狱。
八四年的最后几天，他被无辜关押半年后“无罪释放”，他理直气壮地要求他们送他回去，说：“你们把我从哪里弄来就把我送回哪里去！”结果政治处的处长亲自用车送他回家，到了家门口，他要公安人员亲自动手将他的行李抱进家，公安人员也只好硬着头皮照办。处长伸出手来想与他握手，他傲慢地将他的手推开，头也不回地进了家门，弄得那位处长大人万分尴尬。因为，他这次被抓进去，当天夜里他们就提审他，这位处长大人一出现就恶狠狠地、咬牙切齿地对他说：“黄翔！你这次进来就别想出去了!哼!枪毙你还差一点！”（那是因为我没有屈服！）此刻，他又虚伪地向黄翔伸出手去……
在黄翔被“无罪释放”的头一天，我就成了“替罪羊”，在官方给学校施加压力的情况下，校方召开扩大会议对我进行了处分；勒令退学和开除团籍。我觉得很荒唐，我的父母给我办转学他们不让，我申请退学退团他们又不同意，因为在公安机关眼中我是块“肥肉”，不让我跑掉，现在他们的阴谋因为我没有得逞，就将气发泄到我的头上，而校方又认为我顽固不化、死不悔改，并且拒绝认错，处分我既“正校风”又让公安机关下台。我毫不留念地离开了这所大学，可是，我被父亲“押”回了郑州，离开贵阳时连与黄翔告别的机会都没有，正好女诗人唐亚平来看我，只好托她送一块黄色围巾和一封没有写完的信给亲爱的黄翔留念，因为我连夜在围巾上锈字，信没有写完天就亮了。我不知道这一别什么时候才能见到亲爱的黄翔，真是心如刀绞，失魂落魄。
我是八四年十二月三十日离开贵阳的，八五年元月四日，我就提了两包书跑出了家，乘火车又回到了贵阳，我实在离不开我苦难深重的爱人，只有在内心乞求父母的谅解和宽恕，虽然我义无反顾地选择了爱情，然而我的内心深处却受着爱情和孝心的煎熬。我们终于冲破重重阻力生活在一起，不久，我们“私奔”到他老家湖南省桂东县，在那隐居了半年，那座在黄翔的《鹅卵石的回忆》中散发着忧郁色彩的小小山城，真是令人难忘。我为那些碧清的湘水所触动，又取了个名字“秋潇”，意为清澈的秋水，把它放在“雨兰”这个名字的前面，以纪念我们的爱情。从此，我又多了一个名字：
“秋潇雨兰”。
在桂东隐居的日子里，他又听到那被毁掉的精神史诗在冥冥中重新响动的胎音，他惊喜万分，原稿在他此次入狱后被毁掉，差点令他精神失常，我们赶回贵阳家中的书房来分娩它，1985年的8月至9月，新的精神史诗《世界 你的裸体和你的隐体》诞生了。关于这部精神史诗，在卷首语中他是这样谈论的：
史诗的现代性就在于：
它不是编年史，而是世界的精神图像；
不是具体的叙事，而是抽象的抒情；
不是凝止的“块状”，而是流动的“片断”，各自独立的片断构成全体的“整一性”，彼此互相贯穿为整体；
不是洋溢于表像的“热情”泛滥的语言，而是热情背后哲学语言的冷峻、凝炼和简洁；
不是流于“现象”的歌颂、赞美、暴露和诅咒，而是审视和超越万象的基于诗情绪直觉的冥思与顿悟。
它的主人公不是看得见的“人”，而不消失得看不见的“精神”。
“诗是一部世界史、一部地球史、一部人类史，世世代代窸窸窣窣地翻卷着。”
这是交给我翻动的一次。
我翻开世界的裸体和隐体。我发现：雕塑。岩石。浩瀚的力和运动。
阔。黑。空。
深黑的色调。潜伏的背景。岩石大地横蛮和笨重的语言的笔触。“自我本体的精神的宇宙。”
这样，我塑出了我的痴像、呆像、露像、隐像、有像、无像。
追求一种个性的多面像的完成。追求散漫的回流于凝聚。追求诗的纷繁于简洁。
尽管生活中常常乌云密布，多灾多难，然而，写作，给我们的心灵带来无穷无尽的乐趣，它使我们忘记尘世的痛苦，赋予我们一种神奇的力量，与厄运进行抗争。继《世界 你的裸体和你的隐体》之后，黄翔又写了许多文论和诗歌，他明明知道这些作品出版不了，但他决不会放下手中的笔。做他作品的第一个读者和听众，我非常高兴，我喜欢听他讲解，也喜欢听他朗诵。能够面对面倾听他朗诵是很过瘾的，他的朗诵具有非凡的魅力，他能点燃听众的心灵，使你随同他一起燃烧，一起狂舞，一起爆炸，一起死亡和再生。
今天，我们又有幸目睹和倾听他的朗诵，《聂鲁达》这首诗写得棒极了，他的朗诵也棒极了，政治的阴影被拋在脑后，每个人都被他发出的一种强大磁力吸引住，酒也忘记喝，菜也忘记吃，全身心走进他为我们创造的那片雄奇的诗的风景……
屋外的光亮在渐渐暗淡，而屋内的情绪在不断高涨。除了朗诵声，一切显得是那么安宁与详和。
小黄说不知跑哪儿玩去了。
院子里，小花坛上紫罗兰安安静静摇晃着绿油油的叶子，它们仿佛也在黄昏里闲聊……
3
《聂鲁达》这首诗是翔在87年10月10日那天一气呵成的，这段时间，我在文化宫找到了一份工作，每月有六十元钱，加上翔的四十几元劳保工资，我们不再为一家人最基本的温饱发愁，翔在家中集中精力写一个组诗，这是第二首，10月5日那天完成的第一首叫《米斯特拉尔》，是献给“整个拉美的理想的象征”——智利诗人“抒情女王”米斯特拉尔的。米斯特拉尔和聂鲁达都是热爱大地和生命，热爱祖国和人民，维护人类正义和世界和平的伟大诗人，翔从来就非常喜爱他们和他们的作品。我刚认识他时，他就把他们的作品介绍给我。他送给我的那本《聂鲁达诗选》，在书的扉页上题有这样的字：“美洲的儿子。才华横溢的聂鲁达。一九八三年十一月二十日沉郁中”，那是在我们的初恋引起轩然大波，受到各方面冲击的时候。从我们相识、相恋到冲破层层阻力结合在一起，清贫的他送给我的唯一的礼物，只有书，那每本书上的题字，都闪耀着他的精神和情感投射的光芒。这些题了字的书，是我最珍爱的礼物，当我翻开它们来读，我都喜欢慢慢地品味那些珍贵的题辞，回忆与此有关的已经消逝了的每一个欢乐或痛苦的日子。今天，翔用诗去表现我们共同喜爱的诗人聂鲁达和米斯特拉尔，我也跟着高兴和激动，我一点也不怀疑他的才华，我相信他能让这两位诗人的精神和灵魂在他的诗中复活，确实，《聂鲁达》和《米斯特拉尔》这两首诗都写得异常好，既惊心动魄、荡气回肠，又缠绵悱测、优美绝伦。这是继他的众多诗篇之后又将完成的一部组诗。我常常取笑说他的脑袋是孕育诗歌和思想的精神子宫，生出的孩子一个和一个不同，风格全异，这一次，他又要分娩一个全新的精神之子，他在用饱满的生命活力与创造热情“生”这个“孩子”。和以往诗篇的不同之处在于：《火神交响诗》是政治抒情诗，鞭挞黑暗，呼唤光明，《鹅卵石的回忆》表现了对童年和故乡的回忆，《诗人的家居》表现了在人类文化和精神遭受空前浩劫的时候对智能的维护和对理想的追求，《青春 听我唱一支绝望的歌》表现了整整一代人青春的绝望，《我的奏鸣曲》讴歌人 、大自然和爱情，心理叙事诗《魇》表现一种独立自存的个性、一种精神现象、一种心理情绪，变体诗《“弱”的肖像》表现存在的真象和诗的情绪哲学，精神史诗《世界 你的裸体和你的隐体》表现一种人体宇宙情绪和精神宗教，……翔正在写的这组诗是想表现一些世界精神巨人，张扬他们惊人的智能、天才和伟大精神气质，他认为：
这些巨人们如贯注宇宙生命的流量恢宏的大血管在“天体、地体、人体——‘无’体”中环绕奔腾，展示“无体”的浩翰与丰富，喧嚣狂舞生命粗大的线条、血脉和气流。
在他要表现的这批世界精神巨人中，有男性，也有女性。
他说：
人类有两种血。
一种是黄金与钻石的诗血。
一种是虚无与自由的哲学。
它们同时在大诗人身上。
清澈混流。
父性的脸和母性的脸一起构成伟大歌者的面孔
他真希望把这种伟大的精神之血注入我们的时代、我们的文坛，冲击萎靡与病态之风。他写这组诗，就是基于这种思想。
黄翔对文坛出现的一种伪文化现象早就不满和愤怒了。去年年底，他写了几篇文章无情抨击这种现象，并指明它的起因和恶果，严厉谴责它“导致了我们伟大民族精神的萎靡!”掩盖了人们对本世纪末人类精神骚动、苦闷和不安的注视!掩盖了一个变革时期的伟大民族的真实精神指向!掩盖了潜伏于我们时代的社会情欲的巨大冲动……”文章还批评了诗坛那种冒牌“创新”的诗歌和同样冒牌的浅薄的迎合平庸小器的诗歌美学趣味的诗歌评论。严厉指出——“这种评论不是给这种民族精神的假像以棒喝，相反的是与之狼狈为奸，助长了这种显然有害而并非有益的肤浅的风尚。不仅没有推动和给当代诗歌带来真正的繁荣，不仅没有孕育出一大批思想上、气质上、才华上、性格力量和精神气魄上真正足以雄视世界的一代风流，相反滋长和暴露出一大批毫无精神气质的市侩庸俗社会功利心理追求!滋长和暴露出一大批沾沾自喜又自以为是的蓬间雀和自大狂!软弱!妥协!满足!面对整个人生完全失去大叛逆者和大破坏者的独立的精神人格!”
为了把这些被禁锢的思想和表现这些思想的作品传达给社会和人们，才有了那场由黄翔率领举行的“中国诗歌天体星团文学大爆炸”。他希望以“飓风嗥叫水面的姿势荡涤一切精神界的浮渣泡沫。”这次“大爆炸”是86年12月3日至5日，在北京大学、鲁迅文学院、北京师范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央工艺美院五所高等院校举行的。这次文学行动被北师大学生誉为“投向中国文坛的一枚重型炸弹”，在他们看来，当年从北师大跳出来的一匹“黑马”文学博士生刘晓波对文坛的挑战行为，同样也是一枚“炸弹”。所以黄翔受北京大学首届文学节组委会邀请参加文学节时，许多人都希望黄翔和刘晓波对话，结成盟友，然而他们一直没有机会见面。
我也有幸参加了这场令我终生难忘的行为艺术活动，并自始至终伴随我的爱人。“文学大爆炸”之前，我在印刷厂日以继夜地为黄翔和诗人哑默的作品校对、以及监印，十一月二十四日夜，我激动地即兴写下了《星体诗人简谈》，征得哑默的同意，登在多余的一小块版面上，因为哑默是这次行动的召集人和经费的主要提供者。我的这篇简谈谈了黄翔、哑默、王强、黄相荣和吴若海。
我在这篇小文章里是这样谈论诗人黄翔的：
黄翔：曾经在现代华夏民族千古未有的一个黑暗哑默的历史时期，在神州大地上用赤热的鲜血和激情疯狂地奏响一部气势磅礴的诗的交响乐——《火神交响诗》。天空在燃烧。大地在燃烧。人流在燃烧。生命的宇宙一片火红。这位“教堂的焚烧者”，最后焚烧自己，自身成为一座“焚烧的教堂”，一个教堂废墟上的恶梦。于是，这位生命已经倾尽叛逆的烈焰的“纵火者”竭力从《魇》中逃窜，然而“无路可逃”，成了“逃窜在死海”中的《“弱”的肖像》。毫无疑义，这是一个“强的弱者”和“弱的强者”。他的一生骚乱不安，常常情绪地“自我爆炸”。如果你想靠近他，倾听他内心的旋律，只要刚刚贴近这肉体宇宙的边缘，你定会震惊，那生命的苍穹正在不停地产生“梵天浩劫的日崩”，那精神太空亿万颗星体的剧烈碰撞会把你顷刻卷进精神“黑体”的深渊，同时，那精神的“光洞”会把你扫荡成一片白热。你怕吗?这情绪的骄阳!这躲藏在太阳里的该死的诗的猛兽!别怕。不要以为这是一座喷射毒焰的森林，进去吧，你会发现，在他深处，那是一颗“无形的草籽”、“最初的尘粒”、一个“浑噩蛰伏的虫卵”。但你永远触摸不到他“存殁天空的面影”，他一会儿“熄灭沉寂”，一会儿“弹响神秘的星光”，一会儿又“躲入汹涌澎湃的黑暗的洪水之背；一团又一团星云神秘的图案之背；亿万个嘹亮和沉寂的太阳之背。”在“万籁俱寂的世界的那一头”，他的形象正在“退出形象不可触及”。
黄翔的诗，如果历史公正的话，应该不容置疑地承认，它对中国的新诗起了承上启下，承前启后的作用。他的诗横跨并超越现当代我们民族若干时期的诗歌美学趣味，他的诗属于时代，属于时空，属于世界，属于全人类。他所表现的人类土地深处积淀无数世代的浓黑的忧郁、纯净的智能，咆哮的死亡，具有永恒的精神艺术价值。他耗尽毕生心血，无私而迷狂地创造出来的一个“自我本体的精神宇宙”是当代华夏民族创造领域很少有人可真正与之比拟的。然而，这位为世界奉献出自己全部的精神财富的诗人，自身却一无所有，苦难深重，甚至他的创造也逃脱不了生前不为人知的悲剧！！！
黄翔是个诗人哲学家。压抑。苦闷。躁动。他所创造的“情绪哲学”性质上完全区别于几千年的“观念的哲学”。这种基于生命心理和生理自身的哲学，有可能为未来人类的想象和表现提供新的空间。可以预言，黄翔的诗及其诗哲学将以其生命巨大的冲动和存在的原欲日益展开对尼采和老庄世界的超越性包容。”
我的“简谈”得到许多人的称赞，也遭到一些人的讥笑。讥笑我的人说我比黄翔本人还狂，“比他还膨胀得厉害”。我对称赞和讥笑都不以为然。我觉得这是我应该说的话，想说就把它说出来，它甚至不代表我一个人的观点，而是代表一种公正的评价，让时间去证明吧，既然中国没有一个人愿意站出来为黄翔说几句公道话，也没有一个“权威”敢于站出来评价他和他的创造，那就让我这个区区小女子呐喊几声吧，即使说错了也总比所有的人都保持沉默好，我相信，总有一天，时间会证明我这个区区小女子的观点也有正确的地方，我呐喊的几声是有价值的，不是我这个小女子应该汗颜，而是那些畏惧强暴、明哲保身的“权威”们因歪曲和延误历史应该汗颜。
虽然“星体诗人”大爆炸过程中不无令人开心和发笑的小插曲，但是，整个文学行动是很严肃的，它的目的也是很严肃的。它旨在以行动去震撼当代封闭而沉闷的中国文化、宏扬“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伟大精神，推出当代中国新的文化潮流。通过一次“文学爆炸”、“诗歌爆炸”，拋砖引玉，引发出更多、更好的“文学爆炸”、“诗歌爆炸”，把那些被官方报刊拒之门外，不能发表、 不能出版的“抽屈文学”推向社会，推向文坛，推向人群，直接与人民大众的心灵相碰撞。
4
一九八六年，是中国的政治空气空前活跃的一年。共产党的总书记胡耀邦主张全面开放，主管意识形态的中宣部长朱厚泽倡导在思想文化领域要实行“宽厚、宽容和宽松”政策，整个社会均在大谈文化全面开放。共产党内的一些名人，如方励之、王若望等不时在报刊上发表言论，批评执政党，刘宾雁的报告文学也在无情地揭露共产党的阴暗面。然而，就是在这种空前自由活跃的气候中，黄翔——这个被执政党视为洪水猛兽的在野作家和诗人，他的被埋没已久的作品尽管几经努力，仍然还是不能见诸于报刊，更不用说出版了。
八六年春天，黄翔的老朋友，原在贵阳工作，已被爱惜人才的武汉大学校长刘道玉先生调入武大，并担任人才学研究室主任的雷桢孝先生非常恳切地对黄翔说：“黄翔，你不能把你的作品放在身后，一定要让它们出来，对社会产生影响，别人不让你出来，你也要通过努力和抗争将它们推出来，因为这些财富不只是属于你个人的，也是属于社会和人类的。”他建议我们抓紧时间把黄翔的作品整理出来，送到武汉他的家中，由他支助并请人打印出来，然后去文化中心北京寻求出版的机会。雷桢孝先生是以老朋友的身份，也是以人才学专家的身份说这番话的，我们遵照他的话办了。
于是，夏天，我和黄翔带着由雷桢孝先生支持打印、并装订成册的三卷本《狂欲不醉的兽形》从武汉来到了北京。可是，我们在武汉和在北京，一直受到“有关方面”的注意和跟踪，他们甚至去警告、威胁我们所拜访的学者和专家。他们的目的就是要堵你的路，将你的计划扼杀在摇篮中。
在北京，当代诗坛泰斗艾青老先生见到黄翔的第一眼就对他说：“黄翔!很有才华!”尽管黄翔在八十年代初期出于更新民族文化的目的向官方诗坛的代表人物艾青挑战，在大学生民刊《崛起的一代》上发表极为精彩的宣言式的文章，在全国范围内激起一场新思潮和日趋衰微的传统文化的论战，惹得官方文坛，包括艾青本人均恼怒万分，然而，我看得出，艾青老先生说那句话时是很真诚的。黄翔去看艾青也是真诚的，因为他对艾青一直怀着特殊的感情，《艾青诗选》是他少年时代读的第一本新诗选。所以，黄翔一再对“崛起的一代”强调：“向艾青挑战是深刻的，而否定艾青是浅薄的。”
在北京，著名诗评家谢冕先生手捧《狂饮不醉的兽形》，激动地对黄翔说：“这么多年来，我一直在收集你的作品，就是苦于收集不到，凡是能找到的，我全收集了。”
在北京，当前最大胆的刊物《中国》杂志主编、曾被打成“胡风反革命集团”成员的牛汉先生充满感情地对黄翔说：“这么多年来，只要我一经过那面墙(注：指民主墙。作者)，就感觉上面仍然有血!有火!”“只要你的作品一推出来，就象星星升上了天，他们枪也打不下，炮也轰不下!”
在北京，被誉为“中国的良心”的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文学理论家刘再复先生真挚而又严肃地对黄翔说：“我一翻开这部作品，就感觉它是用生命写成的，不同凡响!”“我要尽我的最大努力帮助你。”
……
北京一位知名的青年女诗人，在团中央大楼某报任编辑的徐国静写于86年7月22日的信尤其令我感动：
黄翔：
你伟大而深刻，这次震撼我时，我被你彻底击毁。在冥冥之中我呼喊：黄翔万岁!
……
黄翔应再压二十年，至少十五年。
即使有一万个女人去爱你，那爱都是美都是诗。而且只有女人是人类智能和艺术的伟大发现者、创造者、和忠实的捍卫者。
你是一个精神王国，智能的发源地。
你把我的朋友都击毁了。面对你，他们感到生之茫然。他们要帮你出书。他们象举原子弹一样举着你的三本书到处轰炸。
时间和历史都在证明你！
不久我们见到国静时，她兴奋地告诉我们说，黄翔的书稿把团中央大楼里的人搅疯了，整个团中央大楼掀起一股黄翔热。
看来，只要排除意识形态的干扰和压制，黄翔的作品绝对能为人们所理解和喜爱，仅仅是非正式出版的打印书稿就在共产党中央的接班人团中央刮起一股旋风，这就是强有力的证明！
一九八六年八月三十一日著名文学理论家王富仁教授写给曾和黄翔一起去拜访他的贵州诗人哑默的信，代表了学术界对黄翔的理解，也道出了中国文化人内心的苦衷：“……我确实应当感谢您，您使我受到很大的震动，促使我考虑很多问题，甚至开始憎厌我过去写的所有文章。我们中华民族应该有真的声音，从内心深处涌发出来的真实的热情，真的歌，真的诗，真的血和真的泪，我过去怀疑我们能不能在最近的将来做到这一点，所以我过去也总是把自己的思想和热情纳入到我认为现在所可能实现的框架里，现在看来，我的估计是错误的，不是将来，而是现在，我们便应当也可以喷出我们的血肉来了，你的作品使我明白了这点。黄翔同志的诗我已经读了许多，只因后来离京去外地，我才没有读完，仅从我读过的一些来说，我觉得，在我读过的有限的中国诗歌中，他的诗是使我的心灵最受扰动的一个。这是一个肉红色的诗境，是从肉里骚动着的不安的灵魂，颤动的灵魂，有时它又是一个混茫的深无底极的幽黑的宇宙，我们人类便在这样一个幽黑的宇宙中来，又将到这个幽黑的宇宙中去，它就是我们的生命的底蕴，是我们的诗的底蕴，他表现了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生命的奥秘。当然，并非所有的诗都是我最喜欢的，例如他早期的一些爱情诗，也不愧是好诗，但那种好还是一般的好，有些如徐志摩，少数如闻一多，但真正属于黄翔的诗，我认为比除志摩、闻一多的要好，它们使我更受震动，更爱读。说实话，您们初来时，我是抱有戒备心情的，这大概算是我的职业病吧?但是，哪一个诗人不说自己的诗是最好的诗呢？甚至你们走了之后，我的这种戒备心情仍然没有完全拋除，但你们走后，一翻开黄翔同志的诗，特别读到《 血啸 》中的几首，我忽然觉得发现了我久久寻求的东西，发现了我以为在现代中国不可能发现的东西。对诗的感受，我自己没有多大的自信力，因为我过去极少读，也未曾评论过诗，但思想上的感受力，我是有点自信的，我自信能够凭本能分辩出哪些是本能的虚伪，哪些是从真实的生命中流出来的殷红的热情。我敢说，黄翔同志的那些好诗，是不带一点虚伪的真的生命，活的灵魂，奔涌着的人的血与肉。我最近思索着的，企求着的东西，在黄翔同志的诗中我都找到了。关于诗形的好坏，留给诗评家们吧!我只要求那活生生的生命。我的文章，说实话，我不敢拿到你们面前去，那都是为了发表而写的，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感情被压缩成了理性的硬块，然后把理性的棱角锉去，把各个平面磨平，打上蜡，我是厌恶我的文章的。我不知道我能为你们做些什么事情，以及能做些什么事情。我知道，你们的诗的路可能还会是坎坷的，但我又能为它们的生长和发展做些什么呢?问黄翔同志和秋潇雨兰同志好……”
这些真实的声音绝对在报刊上见不到一个字。尽管有那么多人的理解和帮助，黄翔的作品还是冲不破覆盖在它们身上的那层厚厚的黑土，沐浴阳光和呼吸自由的空气。
从八一年，贵州的《花溪》杂志冒险发表黄翔的抒情组诗《我的奏鸣曲》，导致主编被撤职，一直到八六年，黄翔唯一发表了一首诗《裸舞》，这是《你别无选择》的作者女作家刘索拉推荐给她的铁哥们——《春风》杂志的编辑葛啸发的，以后再没有下文。这唯一“漏网”的一首，也许是碰巧遇到那个地方网破或者网孔大了吧。
无情的现实表明，黄翔——这个曾在中华民族处于黑暗哑默的严峻时刻登高一呼，叱咤风云的中国新诗的先行者和人权斗士，只有继续回到社会赐予他的第十八层地狱里去，忍受被埋没、被禁锢的命运。
我深深地为那些压在又厚又硬土层下面的精神产品感觉悲哀和心痛，我更为它们那痴迷的创造者感到愤愤不平，我深倍，历史终有一天会证明，那是我们民族的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那是我们民族值得骄傲和自豪的一位优秀儿子。
然而，诗人黄翔为不公正的社会所遗弃，他却毫不遗弃对他如此残酷无情的社会。他并不因为被压在第十八层地狱而不关心社会，并不因为被排斥在文坛大门之外而不关心民族文化的走向，他自觉地对他所处的社会怀着强烈的责任感、使命感、和忧患意识，尽管他对社会各个方面关怀的声音遭到禁锢，他并不放弃这种责任。尽管他用整个生命为世界为本民族创造的精神财富受到社会的排斥和无情湮灭，他也决不放弃这种艰苦的精神创造，默默地、大无畏地承担自己时代和民族悲剧的角色。
曾经有人这么问他：
如果你被埋没一辈子，要到死后才被人承认，甚至死后社会和时代都不予公认，你怎么办?
黄翔回答道：
我死后就不存在“怎么办”的问题了，因为“承认”或“不承认”都不能直接呼唤我，我不知道我死后是否能够打听：“我的名字出来了吗?”我无法通晓全部死亡的奥秘。
但在身前，我就必须对我的存在作出价值的选择并且付诸于行动。
我不能重复我的某些失意的祖先，把作品放在身后，我必须把我的作品放在身前。
如果时间一定要“湮灭”我，我的名字也将奋力拨开头上的土层，让它见到头顶的天空。
在我的名字被践踏的地方，我要让我的“名字”继续站立着，保卫我的名字，我的思想，我的精神，直到有一天倒下。
但当我力求超脱现实的时候，我只在宇宙中看到我的名字。
是的，面对不公正的命运，黄翔可以从中超脱出来，完全彻底地沉浸在精神创造中，忘掉人世间的一切灾难和困苦，把苦难化为创造的源泉。但是，面对当今社会存在的许多危机，面对当代中国文化中出现的许多问题，他却不能容忍自己超然于时代之外，与己无关，熟视无睹。他在《直面当代中国文化》一文中说：“当历史处于光明与黑暗、进步与倒退的搏斗时刻，诗人必须‘在场’，并应该是自觉的斗士!“他要用自己的文章和作品去反映、去抨击、去针砭时弊，指出走向。官方的报刊不能传达他的声音，那就用一种特殊的方式去突破禁锢，”用强音灌注和征服每一双人类的耳朵。”“中国诗歌天体星团文学大爆炸”的宗旨就是力图在这片古老而又保守的国土上，用“行为艺术”这一特殊的方式倡导一种新思潮，推动社会的进步和文化的发展。然而，在这片自古以来就是中央集权制的国土上，这种纯学术的活动也被视为异端，不被容忍，因为你的思想和行为没有遵循官方制定的轨道运行，你就会被看成动摇他们统治基础的危险的敌人，所以，强权者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要求全体人民都必须驯服和循规蹈矩，一切反叛的声音都会遭到禁锢，一切反叛的人都会遭到残酷打击。
5
一九八六年十二月中旬，北京的政治空气又紧张起来，因为上海、安徽的学潮即将漫延过来，北京处在一触即发的状态，黄翔应邀参加北京大学首届文学艺术节，但受到了安全部的严密监视，文学节组委会巧妙为他安排的一个文学讲座被硬性取消，他写的直面当代中国文化讲演稿还来不及宣读，声音就遭到封闭。当局警告学生，黄翔是个危险人物，绝对不允许他搞讲座，谁让讲就追查谁。
北京学潮爆发后，胡耀邦被迫下台，朱厚泽被撤掉中宣部长的职务。《人民日报》发表长篇社论批判方励之和王若望，他们二人被开除党籍。在共产党的最高首脑邓小平“旗帜鲜明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这一思想指导下，中国大地再一次紧锣密鼓地掀起“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
“中国诗歌天体星团文学大爆炸”也被官方视为严重的资产阶级自由化，甚至还认为“天体星团”是“启蒙社”的延续和再生，是一个“反动组织”。因此，形势对黄翔这个曾在七八年创办“启蒙社”、《启蒙》民刊，搞过启蒙运动，并且被官方认为死不悔改，从未停止过搞“自由化”的“危险分子”尤其险恶，他这样的在野作家和诗人，毫无社会地位和人身保障，不象方励之和王若望他们，被开除党籍就已经不得了了，仍然还有社会地位和人身保障，等待着黄翔这种人的，要么是严密监控下的可怜的一点自由，要么就是阴森可怖的监狱，况且，当局对他们这种曾投身于七八年那场震惊中外的民主运动，又始终不屈服的人，从来都恨得咬牙切齿，巴之不得找借口将你除掉。一个为大家获得人权而战斗、而献身的人，自身根本没有一点人权可言，从来受到的都是非人的待遇，为追求诗歌与真理，他已经遭到四次监禁。
八七年初，曾自称为黄翔的学生，并为“中国诗歌天体星团文学大爆炸”摇旗呐喊的流浪诗人马贼，因卷入北京学潮被逮捕。春节前夕，“文学大爆炸”的主要投资者和参与者，黄翔的老朋友诗人哑默被秘室软禁审讯，一星期后返家；与此同时，“文学大爆炸”的参与者，黄翔最亲密的学生、青年诗人王强在罗甸家中被秘密带往贵阳市郊关押审讯，因在狱中绝食抗议，于传统节日除夕那天得到自由。在此之前，“文学大爆炸”的支持者，长期研究黄翔的青年学者张嘉彦在他进修的所在地北京大学被公安机关押往贵州安顺家中，抄去所有关于黄翔的研究材料……受害者均被警告不准给黄翔通风报信，不准透露审讯内容，不准继续和黄翔来往，除了王强没有服从，其它人均与黄翔疏远，甚至断绝来往了。公安机关的这些秘密行动，中心意图都是为了收集“处治”黄翔的材料。来自各方面的信息都表明，他们的矛头又对准了黄翔。其它人在他们眼中因为均无政治上的“前科”，所以并不危险，是“人民内部矛盾”，是可以帮助改正错误的，是可以教育好的，他们眼里的“敌人”是黄翔，在他们看来，黄翔从骨子里都是“反动”的，对他们政权的稳固，具有极大的危害性。
初夏的一天，一个朋友气喘吁吁地跑来告诉我们，说他有位在省里当官的朋友告诉他一个重要消息，中央对贵州省没“看管”好黄翔又让他跑到北京“闹事”大为光火，指示贵州省要严厉处治黄翔。我听了这个消息，为翔的安危捏了把汗，可他却不慌不忙地照样发火生砂炉子，任凭烟子熏得眼泪直流，就是半天不吭气。朋友建议黄翔到某个地方去避一避风头，他这才抬起头来悲愤地说：“在这片国土上，我能在哪里避难呵?他们一生都在追逐我，不管逃到何处，挖地三尺也能把我找出来!我光明磊落，又没有违法犯罪，东躲西藏，他们反而认为你是做贼心虚。一个堂堂正正的学术活动，看他们能治什么罪!”
黄翔哪儿也没去，坐在家中坦然以待。
几个月过去了，奇怪的是，一点动静也没有。大家都在想，他们从这个学术问题上实在捞不到任何油水，也许刀剑入鞘，打马回营了吧。
夏天，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著名研究员，《走向未来丛书》的主编包遵信先生来贵阳，我和翔去看他，他说：安全部的人曾去北京几所高校调查“诗歌大爆炸”的情况，幸亏许多教授都作证说那是学术交流，并没有“扰乱社会秩序”的犯罪行为。他又对黄翔说：“你和刘再复都有个共同的缺点，太书生意气了，人家根据需要随时都会逮捕你。不过，现在不会动你，一旦动你，就会举起屠刀。”他挺起精瘦的身躯比了个“砍”的手势。(可是，他也许万万想不到，在轰轰烈烈的八九学潮中，他也成了“动乱精英”之一卷进政治的漩涡、“栽”进“书生意气”，进了共产党的监狱，遭到与黄翔同样的命运。还有许多充满书生意气的人，如王军涛、陈子明、王丹等则跟他一样进了监狱，另有严家其、苏晓康、刘再复、等等虽没进监狱，则成了流亡者，有国难回。)中国的知识分子一贯畏惧“政治”、躲避政治”，总怕惹祸上身、引火焚身，可是，你想过没有，即使你躲得远远的，没准哪一天“政治”它会自己找上门来，使你在劫难逃，除非你麻木不仁、自私自利，没有一颗社会良心，有时，即使你毫无良心，事不关己，高高挂起，也会祸从天降。如果所有的人都陷在一间黑屋子里面，没有一个人主动去找寻开关和出口，那么光明永远不会到来，那么你永远看不到外面布满阳光的世界。
就是在这种严峻而又残酷的现实面前，黄翔进入他所说的境界：“从纷繁复杂的情感中升华上去，登临情绪伟大的单纯。”他又写了大量的作品。八七年春天，他完成了《宇宙之元——“世界 你的裸体和你的隐体”癔释》这组诗论，对他八五年完成的精神史诗《世界你的裸体和你的隐体》进行了诗化哲学的禅释。整组诗论以九篇文章构成，语言优美、思想深邃。夏天，他完成了一组优美的抒情组诗《暮恋》，共有二十四首，在这深秋的十月，他又涌起一阵创作高潮，计画写一部组诗。这是黄翔又一次向自己发起的挑战，从来都是这样，他在对自己不停的挑战中，不断超越自己。
他以他的天才和智能蔑视时代的荒谬与冷漠！
他以诗人和斗士的傲骨蔑视强权者的淫威与刺刀！
我的思绪又回到了现实。
客人们都走光了。小黄说在灯光下安静地做着家庭作业。
翔斜靠在竹沙发上，闭着双眼，脸色苍白而又平和，先前汹涌的激情已经退去，只有一缕垂在前额上的头发，似乎还藏着激情隐隐的涛声。
“每一次都这么消耗他的元气，真不该让他朗诵。”我心想。
屋里屋外被我收拾得干干净净，让翔开始工作前，有一个好心境。厨房里，那堆放得整整齐齐的发火柴散发着芬芳的气息，看见它，就使我的心涌起一阵被丈夫体贴的幸福感。那是翔趁我上班时在写作之余砍的，由于它的存在，使空空的厨房都格外显得殷实起来。
我用一只洗得晶莹透亮的玻璃杯倒上小半杯浓茶，再兑些白开水，端着它，走到翔的面前，蹲在他的脚旁，左手放在他的腿上，轻轻对他说：“翔，喝茶。”我知道，当他疲倦的时候，每次睁开眼看见一杯纯净透明的清茶，情绪就会好起来，喝上半杯，马上就有活力，这杯茶就是兴奋剂。果然，翔睁开疲倦的眼睛，接过茶，怜爱地朝我笑笑，一口气喝了大半杯热茶，把杯子递给我，顽皮地拍了一下我的脑袋就站起来，愉快地走进书房工作去了。
我在外面房间的竹沙发上坐下来，仔细品读《聂鲁达》，这首诗诞生以后，我真的还没有时间静下心来好好欣赏它。
黑夜，象静静的海水包围着我们这个清寒的小小的院落，包围着我们这个温暖的小小的家，灯光，如渔火似的散发着温馨。
有谁知道，夜的深处有风暴在向你袭来?又有谁察觉，夜的深处有鲨鱼在窥视着你呢?
我们的家，犹如一只宁静的孤舟，载着相依为命的三个人，在茫茫夜海中漂呀漂呀，却不知灾难在迫近……
在这样宁静的夜晚，《聂鲁达》这首诗再一次令我深深感动，越读，我的眼睛越模糊，越读，我的心里越悲怆——
“这美洲金黄新雪和火红
日球的儿子
没有标志和人迹罕见的禁地就是他的路线。
眼睛和马蹄溅出黑夜的火星。
巨树和饥兽的悬崖绝壁向他迎面扑来
暴雨。险滩。燃烧炭火的歌曲和沉默舞蹈的威吓沿途追踪着他。
他用砍刀为自己开辟道路。他朝前飞奔
没有为自己准备退路。身后是树枝掩盖的潮湿的死亡。是无数不知名的逃亡者和迷途者长眠在那儿的奇异的木坟。
覆盖得太久了。
沉默得太久了。
他的诗，他揣在怀中的歌曲的小牝牛必须在无路可逃中逃出世界黑暗的隧洞。
他终于显露在人丛中。
神秘莫测如出土的黑陶。
他随处可见。喧嚷如市场。纯朴如卷心菜和马铃薯。光亮如一团剖开坚硬胸膛的黄铜。
这是一个自己根植于自己的人。一个自己围绕自己的人。世界围绕着他，象密蜂围绕花粉。象水流围绕水底岩石的驼峰。象眼泪围绕微笑。象草原的喧哗围绕最深的静默。
他是大自然歌声浓稠的泥石流。
汨汨分泌和流淌令人崇拜和神往的热情……”
仿佛是来自灵魂深处的一种悲怆的情绪笼罩着我，当我慢慢地将全诗读完，不禁泪如雨下，我听见我的心里有一种声音在呼喊——
亲爱的翔呵，这难道不是你的写照吗?你与其说是在写聂鲁达，还不如说是在写自己呀。那位美洲才华横益的儿子，最终“穿过密集敌意的寒冷的丛林，翻越遗忘和安第斯山高耸的公牛骨架，驰向雪崩般淹没他的掌声和鲜花，驰向诗歌之王荣誉的顶峰”，可是，你却至今不能“逃出世界黑暗的隧洞”，你难道不是在不停地“用砍刀为自己开辟道路”，“朝前飞奔，没有为自己准备退路”吗?我知道，你多想告诉人们，你的世界“喧嚷如市场”，每个人可以自由采购自己所需的精神食粮；你多想告诉人们，你的心“纯朴如卷心菜和马铃薯。光亮如一团剖开坚硬胸膛的黄铜。”啊，我知道你多么希望世界围绕着你，象你诗中表现的那样，“象蜜蜂围绕花粉。象水流围绕水底岩石的驼峰。象眼泪围绕微笑。象草原的喧哗围绕最深的静默”呀——我最亲爱的诗人，你“全部生命的创造笼罩着热气腾腾的金黄的蒸气”，“丰盛如一桌筵席”，你多么想把它们全部奉献给世界啊——
可你却至今“孤立如星球”，唯有英勇顽强地守卫你精神的领土和灵魂的大陆!
我含泪的目光越过半开着的书房门，看见翔正站在开着的窗前对着无边无际，神秘莫测的黑夜沉思……
灾难潜伏在茫茫黑夜中向人逼近，而人却浑然不知。
一个孤立如星球的人。
“他依然站在这儿。戴着他自幼梦寐以求的诗的王冠。朝向你们也朝向他自己。
他的脸孔变动地壳。时间一样凸凹不平……”
附：《荆棘桂冠》目录
第一章 人类有两种血
第二章 生离死别
第三章 无形的铃声和主宰
第四章 人像速写
第五章 有颗心永远为你燃烧
第六章 我不能没有这一切
第七章 斯人独憔悴
第八章 相依为命
第九章 在红色巨轮下
第十章 殷红的思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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