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楊小凱

我寫此文的背景情況
　　
　　文化革命一開始，我就卷入了長沙一中反對工作組的活動。我的父母被當時的湖南省委批判和迫害，并由省委定性為反革命修正主義份子。我也受到工作組迫害并因父母的罪名受到紅衛兵歧視。我自然而然參加了反對血統論，由出身不好的同學組成的造反派，与支持當局的保守的紅衛兵對抗。一九六六年底，我積极參与了為被打成反革命的工人造反派平反的活動，同情和支持湖南第一個跨部門的准政党造反派組織----“湘江風雷”。一九六七年的“二月逆流”，軍方在保守派支持下把大多數造反派組織打成反革命時，我被軍方關押了一個多月。出獄后，我在北京各地串聯，接触到一些批判共產党社會中的特權階層的“新思潮”。這些思潮在造反派大學生和北京批判血統論的中學四三派中有不少支持者。我回想到一九六七年一月革命中城市市民對共產党當局表達的強烈不滿，來重新思考文革爆發的原因等問題。
　　　
　　我家里有個保姆，文革前看去似乎對我父母非常尊敬，文革后她參加了保姆造反派組織，宣稱高干剝削了他們。我夜里与保姆深談過几次，發現文革前市民對共產党干部的尊敬全是裝出來的，大多數市民對共產党的專橫早已是怀恨在心。我發覺這种社會矛盾并不能用毛澤東關于“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或“兩條路線斗爭”的理論來解釋，于是決心從馬克思主義的原著中找答案，通過系統的社會調查了
　　解中國社會的真實狀況，弄清促成文革中城市市民与共產党干部發生激烈沖突的真正原因。
　　
　　為此我讀了不少馬克思的書，也在湖南農村進行了一些社會調查，特別是調查了當時知識青年要求回城的運動和臨時工會式組織提出經濟要求的運動。我最后的答案是：中國已經形成了新的特權階級，他們“壓迫剝削”（純馬克思語言）人民。
　　
　　中國的政体与馬克思當年設想的巴黎公社民主毫無共同之處。所以中國需要一次新的暴力革命推翻特權階級，重建以官員民選為基礎的民主政体。這就是我寫的“中國向何處去？”中的主要觀點。
　　
　　當時類似的思潮在武漢、上海、山東、北京的學生中都出現了。當局一直認為支持市民造反的政策會贏得對人們的思想的控制和引導的權力。想不到長沙的一位中學生和其他學生竟想獨立于政府的意識形態自己找尋理論。中共的上層首腦特別是康生、毛澤東對這股造反派中擺脫官方意識形態的思想非常害怕，為此特別召開一次會議，取締當時湖南激進造反派的聯合組織“省無聯”，并點明批判了楊曦光、張玉綱、周國輝等學生中的思想家和領袖人物。全國很多官方和當時群眾組織的報紙都將“中國向何處去？”作為反面教材全文刊登以供批判。這就是為什么一張最初只印了八十份，只散發了不到二十份的油印傳單造成全國性影響的原因。
　　
　　“中國向何處去？”一九六八年通過香港傳到海外，美國的“新左派”十分喜歡其中的觀點，于是各种英文版本的“中國向何處去？”和其他省無聯的文件在美國造成了相當的影響。

　　
逃亡的“思考者”
　　
　　一九六八年初我在湖南省湘鄉縣和宁鄉縣調查中國農村的社會情況，与很多農民交談，得到很多中國農村社會情況的印象。這次旅行的動机寫在我的一篇油印文章《關于組織毛澤東主義小組的想法》。這篇文章在當時激進的中學造反派中秘密流傳，影響了很多學生。在這篇文章中，我主張重新組織政党萌芽式的馬列主義小組，獨立地研究馬克思主義和毛澤東思想，調查中國社會的實際情況，用新的理論來解釋文化革命中暴發的社會沖突。我認為官方的“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和“兩條路線斗爭”的理論已不能解釋文革中市民階層与共產党干部的激烈沖突。
　　
　　下鄉之前我寫了“中國向何處去？”，同時主張坐下來學習，調查社會，重新思考种种社會政治問題。所以我當時被中學的造反派稱為他們的“精神支柱”，是個勤于思考，不長于行動的人。我的觀點影響了不少長沙的學生，使他們用批判的眼光看待官方意識形態，試圖自己獨立地研究馬列主義，調查中國社會，得出自己的看法。那次下鄉調查的另一個原因是《中國向何處去？》的油印稿已不慎外傳到与
　　激進的造反派對立的“正統的造反派”手中去了，長沙已有風聲，當局要批判和迫害此文的作者。于是我一方面下鄉躲避迫害，一邊進行社會調查。
　　
　　那次調查給了我很多新鮮和深刻的印象，我第一次發現，中國農民對當時官方的意識形態抱著相當普遍的敵視態度。湘鄉的一位老貧農向我訴說一九五九年大躍進中，農民遭受的他們記憶中最痛苦的磨難。他津津樂道地回憶一九四九年國民党時代農民的生活。他特別喜歡國民党政府實行的貨幣地稅，“一畝地一年交一元光洋的稅，然后什么也不用交了。”他告訴我在共產党的交公糧制度下（實物地稅），統購統銷加公糧實際上拿走了農民百分之五十以上的收獲。特別是一九五九年，由于干部放衛星（虛報產量），名義上公糧比例上升到收獲的百分之五十以上，實際上所有收獲交了公糧還不夠。“這都是‘毛家大爹’作孽呀！”他無可奈何地表達他的憤恨，他說的“毛家大爹”是指當時的“紅太陽”毛澤東。
　　
　　這次旅行使我發覺看似壟斷了整個社會輿論的官方意識形態，原來在占人口百分之八十農民中几乎沒有市場。農民們不喜歡共產党，他們把共產党當成一种別無選擇的不得不接受的東西。我想起一位同學對我提倡獨立思考搞社會調查的評論，“楊曦光，我們這樣獨立思考和進行社會調查的最后結論可能是証明劉少奇和右傾机會主義份子及右派的觀點是對的。”我的回答是“是怎么樣就是怎么樣，頭腦里首先要沒有任何權威才能發現真理。”几個星期的實地調查使我真的不再是個“響應毛主席號召起來造反”的學生，我的反体制傾向越來越強。
　　
　　我帶著對這個社會和對官方意識形態的新印象回到長沙時是一九六八年一月二十五日上午。一進入市區，我就听到高音喇叭在用一种嚴肅的聲調廣播“中央首長一·二四指示”。我開始還以為是某個單位的特別新聞，但走了一段路，听到所有單位的高音喇叭都在廣播同樣的內容，并且時不時地有口號“徹底砸爛反革命組織省無聯”。省無聯是當時在省革命委員會籌備小組沒有代表職位的激進的造反派的聯合組織，我也是這個組織的成員。我發覺事情不妙，不敢再往城里走。我找到一間大學，借用一間辦公室的電話，与我的朋友聯系。天黑后，他來到我們約定的地點，他給我帶來了一件皮大衣，一頂大棉帽，一個大口罩，一付平光眼鏡，幫助我化裝。他告訴我中共的領導人康生、周恩來、陳伯達、江青、姚文元等人一月二十四日接見湖南各派政治組織代表和湖南省革命委員會籌備小組負責人時批判了我寫的“中國向何處去？”，并且宣布我的文章“實質是极右的”，我是“反革命”。康生還說這种文章不是中學生能寫出來，也不是大學生能寫出來的，后面有黑手。
　　
　　從這天以后我就開始了一個月的逃亡生活。我白天在家里看書，夜里帶著眼鏡、大口罩、大帽子、穿著一件大衣在街上用手電照著看大字報。由于長沙市民對省無聯的同情，我在長沙近一個月，一直很安全。
　　
　　根据以往的經驗，我估計半年后，文化革命可能會波動回來，那時候省無聯也許會平反。因為一九六七年初（一年前）“湘江風雷”也曾被中共中央打成“反革命”，而半年后，毛澤東卻支持這個造反派的准政党組織平反翻案。于是我決定离開湖南几個月。我認為离開湖南，外省人對省無聯不夠了解，我也許更安全。但与我估計的正好相反，由于外省人不了解省無聯，他們只相信中央政府鎮壓省無聯的命令，再沒有人极力窩藏我。于是我很快在武漢被人檢舉，由當時的長沙市公安局軍管會派人把我押回湖南。

　　
在左家塘看守所
　　
　　我被戴著手銬運上火車，一到長沙，一輛吉普車正等在車站，兩位全副武裝的士兵象押送要犯一樣坐在我的兩旁。上汽車后我被用毛巾蒙上了眼睛，使我無法判斷自己被押往哪里。我被解開蒙眼睛的毛巾時已是在一間燈光昏暗的小屋內。押送我的人向另一位陌生人交代“這就是楊曦光”。我面前是一個表情嚴肅但气質厚道的五十歲左右的獄吏。他穿著已褪色的綠色上衣，藍色褲子的制服。他叫押送我的人給我松了手銬，讓我坐在一條長椅子上。他自己坐在一張小桌子后，開始向我提問題。他問我的姓名、籍貫、年齡、單位。最后問我“你犯了什么事？”我相當生硬地回答“我沒犯什么事。”但他卻在一個表格的“案由”一欄寫上“省無聯坏頭頭”。
　　
　　接著他要求我把隨身帶的東西都交出來，我把衣褲口袋里的東西都掏出來放在桌上。他問“你有手表嗎？”我又把手表取下來。他把我的現金、手表裝在一個牛皮紙袋里，寫上我的名字和一個番號，然后告訴我，我的代號（這個代號以后從來沒用過，所以我根本不記得）。
　　
　　他的語气听來一點也不刺耳，“這些金錢和貴重物品不允許帶進‘號子’，由‘干部’代為保管，你出去時我們再退給你。”我后來才知道“號子”是看守所的監房，而“干部”是要求人犯稱呼他們的頭。他一副公事公辦的態度，不象押送我的人那樣把我視為敵人。“這是公安机關的看守所，訂有監規，你要好好遵守，不要在號子里与其他人犯互通案情，不要用外語交談，不要在號子里打扑克、下象棋和打鬧，這是個池淺王八多，廟小妖風大的地方，象一個大染缸，說不定白的進來，黑的出去。”“人犯”一詞在我听來很別扭，后來才知道，人犯是處于“預審”階段，還未最后定罪的人，有別于“犯人”。文革中人犯与犯人的待遇早已沒有區別，但這位老獄吏慎重其事地稱“人犯”大概顯示了他對司法秩序的尊重。
　　
　　很多天后我才知道他姓劉，是這個看守所的所長。他把我帶出這間房子，我看到一張大鐵門，門上有個小木門。劉所長將我引進這個小木門，門又厚又沉，上面有個拳頭大的小圓窗。窗上有個木蓋，可以從外面由人開關。一位全副武裝的士兵正在號子前的走廊里巡邏，他不時打開小圓窗的蓋子，察視號子內的情形，然后再將蓋子用一個鐵鉤關死。每個號子門的兩邊有兩個比一個人還高的窄窗，窗上是二指粗的鐵欄。我走進大院時馬上有人蹲在或站在二層床的上鋪上從鐵窗張望我這新來的“客人”。我當時的感覺就象走進動物園時看到鐵欄后的動物都站起來一樣。
　　
　　我被帶到一個門上寫著九號的號子前，獄吏打開一把又大又重的鎖，我走進了九號監房。一股濃烈的气味扑鼻而來，夾雜著陳年棉絮，人身上的怪味和各种人体排泄物的味道。這是一間大約六米長三米寬的房間，除了一個小脚落外，全被六張雙層床擠滿了。
　　
　　我站在號子中間，號子里很擁擠，十二個鋪位上大多數每個都有兩個人。大家用陌生、探究和防備的目光看著我。一個頭發略見稀疏的、劍眉、小白臉的年輕人摸著自己的下巴，在地上踱著來回。他問：“你叫什么名字？”“楊曦光。”有人從床上跳下來：“你就是寫‘中國向何處去？’的楊曦光？”“當然是，還有誰用這個古怪難認的‘曦’字做名字”，一個瘦小的二流子樣的人代我回答。號子里的不少人的臉色漸漸消除了戒備和陌生感。最初問我的那位小白臉（后來我知道他的名字叫肖福祥）卻仍舊是一副不無譏諷的臉色。這時坐在靠后窗的上鋪的一個年輕人邀請我：“和我睡一個鋪吧，已經沒有空鋪了。”他穿著一身洗得干干淨淨的舊工作服，上面已有不少補巴。他的臉色和身上給人一种清新、健康、沒有任何怪气味的感覺。我十分情愿地接受了他的邀請。這位小青年神情庄重，不象其他人那樣對我的名字故作惊訝之感。從他臉上看不出他對“楊曦光”這個代表某种偏激的政治傾向的名字的好惡。后來我才知道這位叫毛火兵的青年學徒工是与造反派對立的保守派中一個最极端的組織“紅色怒火”的成員。
　　
　　那天晚上，我才知道，這就是有名的“左家塘”看守所，它因大門外的一口水塘而得名，由長沙市公安局直接管轄，長沙市最大的關押未定罪的人犯的看守所之一。它位于長沙市東南郊區東塘廣場附近。我坐牢之前，從來未想到那個地區有這樣一個關著這數百人的地方。

　　
鐵窗生涯
　　
　　第二天我醒來時不敢相信自己是關在一個動物園籠子式的地方。完全清醒后，我确認了這一點，心中馬上被一种沉重的感覺所壓迫。向往一般人行動自由的感覺開始變得越來越強烈,每天早上醒來時那种心上壓著石板一樣的感覺越來越令人痛苦，這种痛苦一直到四五個月后才慢慢穩定下來。但犯人被叫去審訊時，開門的鐵鎖聲使人重新意識到鐵籠的存在，使心里痛苦不已。但被關久了,牢房的寂靜也使人感到悲涼,開門的鐵鎖聲這時又會使人興奮不已，因為這意味著我們中有人可以离開這個籠子出去走一走。
　　
　　兩個星期后，飢餓漸漸代替自由成為我的最大問題。號子里每天吃三餐，一餐三兩米飯、每月吃一頓肉，平時是數量不多，很少油水的蔬菜。每頓飯由已判刑的勞改犯人從伙房送到號子門口。飯是用鋁缽子蒸好，三兩一缽，用一輛板車拖來的。
　　
　　菜盛在水桶式的桶里，由他們挑到號子門口。文革前，當局允許家屬給犯人送食物，文革以來，食物被禁止送入，而每餐這點飯菜還不夠維持人所需要的起碼熱量。所以大多數人會常常感到飢餓造成的頭暈、心慌。除了增加睡眠外，犯人常用“精神會餐”的辦法來解饞。
　　
　　一些熟悉長沙的各种飯店的人會回憶“楊裕興”面館有名的三鮮面，牛肉面；“奇珍閣”的烤鴨；“德園”的包子；“和濟”的米粉；“火宮殿”的臭豆腐。我這才記起長沙有那么多好吃的食物。有的人會仔細敘說怎樣做虎皮肘子可做出焦黃的肘子皮，怎樣用豬肉皮炸出假魚肚。這种精神會餐常常會使人越听越饞，越听越餓，最后大家都有了一個共同的決心，那就是一出看守所，第一件大事是遍嘗所有這些好吃的東西。
　　
　　九號里各人有各人排遣的辦法。一位姓文的中年政治犯從頭到尾默寫“唐詩三百首”。那時社會上已買不到這類書籍，它們都屬于“封（建主義）資（本主義）修（正主義）”的“毒素”。一位姓唐的年老的文質彬彬的“歷史反革命”犯（過去是國民党的官員）在默寫諸葛亮的“出師表”和范仲淹的賦“岳陽樓記”。差不多每天夜里都有人講故事、笑話或猜謎語。一位叫文少甫的技校生（也是位政治犯）最喜歡与我玩智力游戲，他記得不少數學游戲和中學數學競賽中的難題，我倆經常成天沉浸在這些游戲中。大家有時會為一些知識或新聞爭吵起來。有一次為了搞清從中國向東飛經過更日線時日歷是要減少或是增加一天，全九號的人差不多都卷入了爭論；有一次為了四季是怎樣形成的這個問題，大家也爭論了差不多半個小時。
　　
　　有的人會講笑話，有的人喜歡猜謎語，還有的人喜歡對對聯。最熱鬧的游戲是年輕人象小孩子一樣捉迷藏。他們跑得比小孩子快，上鋪下鋪上竄下跳，把九號搞得天翻地覆。
　　
　　當然女人始終是這群男人的一個話題，有人津津有味地回憶自己第一次性經驗，有人知道女人的長相、皮膚色澤、气質和性欲特征的關系，也有人能把女性陰部特征歸納出几類來。最開始，我連听到大家討論女孩子的衣著都會產生反感，听到人們講到性，臉會發燒。但漸漸地我開始“久聞不知其臭”，甚至為自己沒有性經驗而害羞。
　　
　　從進九號開始我就從中國社會的上層進入中國社會的最底層，湖南省委大院內的小洋房和一切上層优裕的環境不再与我有緣。我在九號住了將近兩年，直到一九六九年底我被逮捕和判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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