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思维的惰性，再怎么估计也不算充分。在眼下纪念苏珊。桑塔格的许多文章中，某种简单易行的做法肆意蔓延，于是苏珊被一系列符号（或者说光环）所遮盖：“知识分子女英雄”、“美国的良心”、“真正的知识分子”等等。作为一个写作者，她的那些“外部举动”被当作惊世骇俗的情节加以传颂，甚至被看作首尾相连的同一个故事（去河内又去萨拉热窝），然而她内在的精神光芒却遭到忽略。
《论摄影》是上世纪70年代她盛年时期的作品。对于照相技术拥有的所谓“揭示真实”的能力，她发出深深质疑：当仿真的照片顶着现实之名出现在人们眼前时，现实本身的力量便受到削弱。人们因为照片而激发起某些情感，对这些仿造的真实一方面有所触动，另一方面却深感无能为力，久而久之，便会滋生麻木冷漠，倾向于把苦难作为一种消费。而不管何种惊心动魄的现实，经过反复揭露之后，同样会变得不真实。于是，“摄影成了光荣的精神污染形式”。“这样的知识永远将是廉价的知识——形式上的知识，形式上的占有，形式上的强奸，形式上的智慧”。
我们从中发现她的兴趣。首先是对于现实密切的观察和反复体悟。尽管她始终手不释卷，被描述成“读了无数书的女人”，但是她的心灵永远和身边的现实有一种紧张关系，她爱好旅行，喜欢在旅行中聆听、观察和谈话，“也许我有一种太过无序的关注力”。这一点深刻地区别于所谓学院派的知识分子，她曾坦言“目睹了学术生涯毁掉了我这一代最好的作家”。
借助于现实，也是期待和发掘现实中隐藏的东西，来冲破和调节现有的知识框架。从远方拍来的照片，以一种确凿无疑的“真实”，提示着一种无可辩驳的权威性，仿佛那是不可动摇的。而苏珊的努力，正是在于破除这样一种不可动摇的知识神话，在看起来是不可质疑的地方，发出自己独特的质疑。在光滑、廉价的众口一词中，她要撕裂出一个不小的口子，让自由的思想得以呼吸。
于是苏珊把自己放在了一种“对峙”的位置上，尽可能地将不同的声音得以并存，让它们互相观照、对话、砥砺。她自幼喜欢戏剧，剧场中不同人们发出的声音令她惊奇，在写作中她最先崭露头角是戏剧评论，她对于这门艺术的熟悉程度，有她1993年为呼吁国际社会干预、在萨拉热窝导演贝克特的《等待戈多》为佐证。
当代电影是她密切关注的一个兴奋点。但是她不是把电影作为一门大众艺术，而是通过电影观察现代人的心灵和性灵，她涉及的导演是具有晦涩气质的那些人：布莱松、戈达尔、阿伦。雷乃、法斯宾德等。1964年她为美国地下电影《淫奴》（导演杰克。史密斯）所写的绝妙解读，是给予当时《所谓反黄色淫秽物品法》一记重击。她自己先后拍摄了四部电影。
为报刊杂志写作文学评论，是她最密切地和读者建立联系、进行对话的方式。她所选择的评论对象，同时也是她本人精神状态的一个自况：卡内蒂、本雅明、巴特、米沃什、贡布洛维奇、瓦尔泽。尽管其中的名字听起来有些陌生，但他们的著作都有中文译本，在我们书店的某个角落发出光芒。这些作品的一个共同特点是———深入了某些不为人知的崎岖的人类经验。
而小说家才是苏珊的英雄本色。在小说中，她倾注了她最大精力、热情和想象力。中文已经出版的两部小说《恩主》和《火山情人》，对于一般读者来说，也许有些障碍。如今有多少人能够细致地欣赏一部小说的结构，它的各个部分之间的差异和组合？苏珊的作品正是这样一种智力的体现。她自称《火山情人》的结构得自她很熟悉的一部芭蕾舞配乐——辛德密斯的《四种气质》，序曲之后，是“忧郁、火爆、冷静、热情”四个乐章。按照这个顺序，于是她的小说也有与此对应的四种气质，它们的不同颜色和互相转换，成了该小说的质地和经纬。
在如此有限的篇幅中，尽可能展示苏珊在艺术上的造诣，非常想说明的是，纵观苏珊所有作品和作为，其实她真正的敌人只有一个，便是当代生活中的粗鄙、粗俗。它更多地是在“大多数人的意志”的名义之下，以一种不可质疑、无可辩驳的身份出现，当今美国总统布什也许正是这样一种代表。而苏珊的全部战斗，都是为了保卫和保存一种文化传统，这个传统视自由精神、视精神享受、视文化对于人类的培育，为最最根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