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分子在革命洪流中

　　这本《天安门》也一样，作者先指出天安门是紫禁城面南的大门，是”皇帝行使天威的主轴线”，但在二十世纪最初二十年间，天安门显然失去了防御和象征皇权的功能，”默默见证开始左右中国人生活的种种新吊诡”。在天安门后，是保守的皇族和军阀，在天安门前，则是政治活跃分子、学生、工人群众，他们以天安门为地标和集会场所。而在今天，天安门变成了宏伟的广场。

　　作者以”天安门”这个象征开始，进行中国现代史的探索；不过，书名很容易让读者混淆，以为这本书将展示出五四运动至”文革”的一系列群众运动场面。其实这本书主要围绕康有为、鲁迅和丁玲三人的一生，透过他们的生平了解一连串不寻常的事件，这些事件往往被认为构成所谓的”中国革命”。而余英时则补充说这本书以上述三人漫长的一生为”经”，以秋瑾、沈从文、瞿秋白、徐志摩、闻一多、老舍六人横插在不同阶段的生命为”纬”。康有为、鲁迅、丁玲三人正代表了三个时代，有男有女。

　　然而，作者并非要写一部”集体传记”(groupbiography)，作者在序言里说得再清楚不过，他希望传达”某种人们作日常抉择时面对的艰难，他们身处的迷惘境况，他们原想置身事外、却又横遭牵连的事件，以及他们偶尔痛下决心、采取大胆行动而引起的外界反应。”如果我们从余英时的”经纬说”上推敲，可以说史景迁在这本书里认为，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思想史，既包括非理性的群众运动，亦包括一种”个人影响他人”的过程，如作者所说，这些人物都是”时代的先行者”，同辈或后辈都莫能不受他/她的思想和行动影响，因为这场”戏”不可能让舞台两旁的人安然无恙、不受牵连。

　　书中令我印象最深的是先后提及鲁迅和沈从文二人。两人或直接，或间接，都曾经见过公开砍头的一幕，他们将这两件事情诉诸文字，而且脍炙人口。沈从文是在湘西乡下见到苗乱中被胡乱捉来的农民，被带到天王庙前拈阄决定生死，这种目睹的经历，加上当兵的生活，决定沈从文日后遇到苦难时默默承受的态度；相反，鲁迅是在日本大学里，在外国环境中，在别人”万岁”的欢呼下，间接目睹中国人旁观同胞被日军砍头的情景，这种间接性反而激起鲁迅的愤怒。

　　作者也把康有为描绘得很全面，虽然我起初不明白为何要把康有为和鲁迅、丁玲放在一起，但看下去，当我读到作者怎样将暮年的康有为和鲁迅、瞿秋白、孙中山等人放在一起去论述，我更看出这个忧国忧民的知识分子原来也十分”狭隘”。康有为一直与孙中山有隙，这种态度使他支持镇压工人的北洋军阀吴佩孚，而不关心上街的学生、工人，反而关心当权者有否妥善打理戊戌维新烈士的墓地。晚年的康有为，置产娶妾，支持北洋军阀，很难想像他曾经密谋刺杀慈禧以移除新政的障碍。康有为的一生，也反映出当时不同时代、不同派别的知识分子怎样互相排斥、互生龃龉，好比一排排波浪互相推撞，推迟了他们一直期望的中国富强局面。

　　自古以来即有门户朋党之争，二十世纪中国知识分子更怀着各种主义，希望藉此改变中国，不同政见者互生龃龉、口诛笔伐成为家常事。在这种情况下，没有一个文人不积极投入”政治论争”，即使是新月派的徐志摩和闻一多亦然，徐志摩曾受泰戈尔影响，梦想像印度般建立某种农民合作社，闻一多亦偏近国家主义思想，对国民党与共产党都不信任，新月派如此，可想而知左派作家是怎样激烈投入政治运动了。

　　不过左派知识分子的遭遇始终一波三折，史景迁之所以选取丁玲这个人物，除了因为她是女作家和鲁迅学生，亦因为她的一生非常传奇。在秋瑾的影响下，中国女性亦开始争取自己的独立，丁玲就是一个鲜明的例子。起初是湖南七女之一，她的母亲也是一个自学成才的新女性，而她的同窗杨开慧即为毛泽东第一任妻子，她的朋友中也有第一批”勤工俭学女生”、后来投身共产主义革命并成为烈士的向警予。这一重关系，加上老师鲁迅与左翼文人的关系，使她思想上与共产党接近。然而，花样年华的她其实是个走红的少女作家，笔下尽是小资情调的独立女性角色，亦一直在上海写电影剧本。她接近并加入共产党，可能是因为胡也频的影响。直至她逃出国民党的软禁，奔向共产党控制下的延安，才真真正正走入共产党的政治生活。自此，她参与土改劳动，主导文艺意识形态，到被人整治批斗，最后被平反，人生走入另一个阶段。

　　此外，丁玲与沈从文的友谊亦令人深思，这两位作家都来自湖南，也是胡也频的朋友，只不过沈从文从头到尾都没有加入共产党。解放后，沈从文也没有像丁玲那样活跃于文坛，并成为写实主义路线的旗手，而是被共产党发现他”怀古忆旧的才华”，分派他研究中世纪服饰史。沈从文生于湖南凤凰县，而老舍生于北京旗人家庭，两人不单都有少数民族背景，其性情亦比较接近，恰巧心底厌倦美国对华政策的老舍，最后回到新中国继续写作，可惜在”文革”时终于逃不过厄运；相反，沉默的沈从文，虽然吃尽不少苦头，却熬过了一次又一次的政治斗争，生于忧患，死于安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