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所谓的“粉碎四人帮”三十周年之际，国内媒体有一篇江青的贴身护士马晓先回忆江青被抓时真实情况的访谈录，题目是“江青不是那种泼妇似的人”，首次更正了三十年来的广为传播的一个历史真相：即江青在 1976年10月6日被抓时，表现得十分冷静，根本不像民间传闻的那样泼妇似的谩骂反抗。马晓先回忆，那天下午四点多，警卫局局长宣布对江青隔离审查，江青好像是有思想准备的，所以一点也没惊慌，很快就镇定下来。然后觉得有点突然，她对来宣布的人说：“能不能再念一遍？”又念了一遍后，有人说江青趴在办公桌上给华国锋写了一封短信，信的内容说“国锋同志：来人称，他们奉你之命，宣布对我隔离审查。不知是否为中央决定，随信将我这里文件柜上的钥匙转交于你。江青，十月六日。”接着又在一只印有红框的大信封上写上“华国锋同志亲启”几个字，下脚还注明“江青托”。马晓先证实：她当时确实是在写东西，但写什么不知道，写完后还在信封两端贴了密封签，又用订书机订上。江青平素有尿急尿频的毛病，就提出来要上卫生间。这期间，马晓先已经把她要带的日常东西准备好了。后来，马晓先跟江青一起，在隔离审查地度过了八个月没有电话、没有书报的日子。八个月马晓先没见到江青哭过，应该说她还是一个坚强的人，表现得很沉默，就是自己写些东西，然后慢慢地学着做点日常的事情。
大历史谁都知道，但细节就只有当事人和目击者才清楚的，马晓先恰恰是知道一些细节的人。就像现在坊间的一些书刊，每到江青被抓这一段经历，就写得绘声绘色，随意演绎，说她嚎啕大哭，说她是假头发（民间传为三假，即假头发，假乳房、假屁股），还说她吐唾沫，说她反抗等等。马晓先说，那些都是瞎说，她不是那种泼妇似的人。客观地说，她心里还是有主席的，虽然不会给主席织个毛衣什么的，但从家庭的角度看，她和主席的关系，她和女儿的关系，和普通人没什么两样。有时候，江青还会长时间看着书上毛泽东的画像，默默地流泪。但马晓先也指出，江青的权力欲比较大，比如有很多信写着“江青政治局委员收”，她就很高兴地拆看，如果写“毛泽东夫人收”，她就不太高兴，这些小事情能看出她的想法。
毛泽东说过自己一生办过两件事，一是打倒了国民党，二是发动了文化大革命。作为毛泽东的妻子江青来说，对第一件事，她的功劳与作用远远没有自己在《红都女皇》中所吹嘘的那样大；但在第二件事上，她的确是起到了推波助澜、火上加油的作用。江青个人能够传下来的，除去“四人帮”这个反革命的政治头衔外，还应该有她一手培植的“八个样板戏”，尽管说“八亿人民八部戏”，太荒芜凋零了些，但众口传唱、深入人心、至今不衰，却是不争的事实。对此，创作样板戏的亲历人汪曾祺也有着自己的真实回忆。
汪曾祺在《“样板戏”谈往》中说，样板戏的经验一个是重视质量，江青总结了五十年代演出失败的教训，以为是质量不够，不能跟老戏抗衡，这是对的。她提出“十年磨一戏”，戏总是要磨的，“萝卜快了不洗泥”，搞不出好戏，公平的说，“磨戏”思想有其正确的一面。从剧本来说，江青的“指示”，有些是有道理的，比如在今天耳熟能详、不少人都能哼几句的《沙家浜》“智斗”一场，原来只有阿庆嫂和刁德一两个人的戏，胡传奎一边呆着去了，江青提出要把胡传奎拉到矛盾里来，展开三个人的心理活动。实践证明这样的改动很成功。一个是唱腔、音乐，有创新、有突破当年试唱以后，要立即讲录音送交江青，有她来逐段审定。另外，于会泳把曲艺、地方戏的音乐语言揉入京剧里，是成功的。例如《沙家浜》里他写的“人一走，茶就凉”，《红灯记》里别人写的“穷人的孩子早当家”，都符合这个创作思路。几十年过去了，这些话流传至今，并成为经典的俗语，已经证明了它们的生命力。上世纪七十年代初，也就是样板戏正走红的时候，汪曾祺曾预言，“《智斗》肯定会传下去。”结果证明此言不虚。不言而喻，这种流传也包含有江青的成绩。
据汪曾祺回忆，江青对剧组的文人包括汪曾祺本人，还是相当客气的，文革期间，曾出版过一套线装版的《毛泽东选集》，相当珍贵稀少，江青却亲自签名送给汪曾祺一套。汪曾祺还得意地说过，自己是唯一一个敢在江青面前抽烟和翘二郎腿的人。但对高官大员，江青反倒颐指气使，不可一世，整个一个“女皇”派头。晚年汪曾祺还有一段回忆，说当时场面上的那些高级首长见了江青，一个个点头哈腰、奴颜卑膝地跟孙子似的，文革过后，好像一个个又都成了大义凛然、敢于反对江青的英雄。
无独有偶，近读香港明报出版社出版的章诒和的新著《伶人往事》，内中有当年的四大名旦程砚秋于1957年1月18日作为全国人大代表团访问莫斯科时与江青见面的场景，江青对程砚秋说：“你的表演有三绝，一唱二作三水袖！”接着，又讲了许多戏剧界的故事。事后，程砚秋很兴奋，说：“江青是一个知音！”章诒和在书中感叹，当年江青的水平，起码要比现在的中宣部那些部长局长的高。
以上这些亲历者对江青的回忆说明了什么？说明以前我们天天讲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对历史人物的评价却是一点也不唯物客观，完全是按照传统的泾渭分明、非忠即奸的戏曲舞台模式来看人的。是好人就清白无暇，比西施还美，比圣人还纯；是坏人就头顶长疮，脚底流脓，一点人模样都没有了。再加上中国人的“起哄架秧子”、“墙倒众人推”的劣根性，对历史人物的评价缺乏客观公正的标准，往往以成败来论英雄与狗熊，不知道人都是两面性的的，即便是一个坏人，也有着从量变到质变的渐进过程，不然的话，“亲密战友”一夜之间怎么可以变成大奸大慝，第一夫人转眼之间就成了“则天吕后”，太不符合辩证法了。林彪一死，不但成了想谋害毛泽东“林贼”，连仗都不会打了，成了一个畏阵脱逃的怕死鬼，不知道这样的人是怎样当上大元帅的？江青一倒霉，也成了横不讲理的“泼妇”、心狠手辣的“吕后”，更不知道这样的蛇蝎女人怎么可能与“人民的大救星”同床相伴几十年的？还有一个未得到官方证实（当然也不能指望官方来证实）的传闻，江青自杀之前的留下一封遗书，上面写着：“毛主席，您的学生跟随您去了！”由此可见，这两人之间，除去政治盟友的关系之外，起码的人间夫妻情谊，还是有的。
可以说，马晓先的这篇访谈录和程砚秋、汪曾祺早年的个人回忆，不仅部分还原了江青的性格与为人，更重要的是，给了我们今天该怎样看待和评介历史人物的另一种思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