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
一、应国际笔会瑞典分会的邀请，由独立中文作家笔会筹划，我于2005年4月28日下午13点40分，登上了从北京飞往斯德哥尔摩的CA911次航班。由于是第一次出国，所以心里没底。不知会不会在机场海关遇上麻烦。我平时在国内时，私下总觉得自己是一个反动分子。有一次和朋友聊天时，我说，我很反动。朋友问我，你怎么反动？你发表过反动的文章吗？你说过什么反动的话吗？我说，我虽然没有说过反动话，没有写过反动的文章，但我的小说的确很反动。朋友一笑，小说谈不上反动，你没事的，你不反动。尽管这位朋友出于好心说我不反动，但我心底的疑虑还是存在。所以我在机场时格外小心。待到飞机开始起飞时，我才有点失落地想，看来我真的不反动，否则我不会这么轻易的就出国了。
二、我到达斯德哥尔摩机场的时间在当地时间4月28日的下午16点50分。飞机快降落时，我看到成片的森林。我拖着行李来到机场大门外，独立中文作家笔会的秘书长陈迈平已经在那里等我。我和迈平有几年不见了，他也不见老，他穿着长长的风衣，依旧很潇洒的样子。他和我在机场外的公共汽车站等车，一边说，感觉怎么样？斯德哥尔摩像不像一个乡村？我环顾四周，简单的机场建筑、坡地上的树木和不算宽的公路，这一切的确有乡村的感觉。我说，挺好。一切看上去都挺干净，也都井井有条。我们上了公共汽车，又乘地铁，到达了迈平为工作和写作以及处理独立中文作家笔会的会务而租的房子。
三、我来瑞典的目的，主要是了解瑞典以及欧洲别的地方的人文环境，与瑞典笔会（即国际笔会瑞典分会）、斯德哥尔摩大学和瑞典的鹤出版社的朋友见面，交流彼此对文学和出版的认识。瑞典的鹤出版社出了一本中国小说集，由迈平的夫人陈安娜翻译，其中有我的小说。陈安娜同时是瑞典笔会的会员。所以与鹤出版社的见面时间，由陈安娜安排。与斯德哥尔摩大学的几位名扬世界的教授的见面时间，由迈平安排。
四、次日，即4月29日上午，迈平陪我去参观斯德哥尔摩市政厅，我们穿越斯德哥尔摩市区，来到市政厅。市政厅门口的公告栏里，贴了市政厅的一些告示。市政厅大院里，有些游人在那里散步，迈平本想找熟人把我带进市政厅的楼里，看看举办诺贝尔奖颁奖晚会的大厅。因熟人不在，未果。不过，他的这个愿望，在我离开瑞典前还是实现了。迈平在市政厅的熟人带我到那大厅里，指着一张桌子说，在高行健的颁奖仪式上，迈平就坐在那里。
五、迈平为了给我接风，4月29日晚上在他家安排了一个家庭聚会。他家离他租的房子有点距离。我们乘地铁到达了他的家。这次家庭聚会，迈平邀请了瑞典笔会国际秘书Kjell Holm先生、斯德哥尔摩大学的盖玛雅教授夫妇，还有独立中文作家笔会的张裕等朋友。迈平的家很温馨，房子也挺大的。由于到达时间尚早，我随迈平去他家附近的学校看看，他去接他的儿子宗滨放学。一路上，迈平谈到瑞典法律对于孩子的权益的保护，中国的父母可以随便打骂孩子，但这种情况在瑞典就是犯罪。晚上，来宾们都已在餐桌边就座，陈安娜才下班回家。陈安娜看来工作很辛苦，不过她精神还是很愉快。大家一边吃饭一边聊天。餐桌上，除了盖玛雅的丈夫和Kjell Holm两个不会中文，别的人都会中文，所以我也不觉得太生分。
六、在随后的4月30日，迈平、张裕还有我，去了一趟斯德哥尔摩郊外，参加另一个家庭聚会。一本北欧华人办的中文杂志在那里举办一个茶话会，张裕是这本杂志的主编。我听他们讨论了杂志的情况，感到这么一群散居在北欧几个国家的华人，坚持办这么一本中文杂志，也挺不容易。人总是要干一些自己认为有价值的事情，除了赚钱之外。
七、转眼5月1日到了。这天是我的生日，虚岁40岁，岁月蹉跎，人到中年，一事无成。不过值得高兴的是，我的生日是和好朋友迈平一起度过，而且是在一个很特殊的地方，波罗的海海面的游轮上。迈平本想联系马悦然教授一起吃饭，因马悦然这几天有事，所以约会只能推迟。迈平果断地说，那我们就去芬兰的赫尔辛基看看吧。于是我们就在下午登上去赫尔辛基的“海盗”号游轮。轮船上很热闹，很漂亮。天黑下来之后，我们坐在酒吧靠窗户的位置上喝啤酒，外面是漆黑的大海。这晚我们聊了很多，从文学到社会。有关欧洲的社会形态和制度，他告诉我不少事情，比如瑞典是一个福利社会，孩子上学不用花钱，人们的养老和医疗都由国家承担。我说，我回国后，会写一篇文章，关于这次游轮上的经历，可是到现在我还没写出来。不过我将来会写的。
八、5月2日早晨，我们到赫尔辛基。去西贝柳斯公园、岩石教堂等处看了看。我们乘的“海盗”号游轮在傍晚离开赫尔辛基返航，所以我们要在傍晚前返回游轮。我们从岩石教堂步行回轮船码头。赫尔辛基市区很小，建筑也有点乱，整体上不如斯德哥尔摩。迈平带我来赫尔辛基，大概是想让我多看看北欧的城市，有个切身的体验吧。当晚，我们也是在“海盗”号上度过的。在船舱里休息时，迈平建议是否可以在国内做一套《中国移民史》，我后来回国后，查了一下，发现已经有人做过这样的书了。不过迈平的这个主意很不错。从实际情况来说，迈平本人也是移民，他已经融入了瑞典社会，在瑞典生活和工作，为瑞典纳税。当然，他对中国很关心，他的根在中国。
九、5月3日，我们回到斯德哥尔摩。迈平联系斯德哥尔摩大学，斯德哥尔摩大学中文系那边定下时间，让我在10天之后做一个关于中国网络文学的演讲。由于演讲时间比较迟，迈平决定先让我去欧洲别的国家看看。因他工作繁忙，所以我就只能一个人去。迈平帮我安排了行程，并电话通知那些我即将去的城市的朋友，让他们去接我。5月3日晚，迈平送我到斯德哥尔摩汽车站。22点30分，我暂别迈平，登上了长途汽车，开始了我下面10多天在欧洲的单独旅行。
第二部分
一、我单独旅行的第一站是挪威的奥斯陆。在汽车中睡了一觉，5月4日凌晨到达奥斯陆。按照计划，我上午去维格朗雕塑公园，然后在市区看看，下午去陈锁芬家。维格朗公园里的雕塑，全是人体雕塑，单个的人体，纠缠在一起的人体，各种形态，栩栩如生。公园的面积挺大，我转了一圈，花了不少时间。下午17点左右，我到达了锁芬家。这天是周末，锁芬一家人要去海边的别墅度假。我到她家坐了一会就随她全家出发了。
锁芬的先生是奥斯陆大学的教授鲁纳。鲁纳为人也挺和气。交谈中，我发现锁芬很聪明，也很有能力。她是扬州人，也算是我的老乡。为有这么聪明的老乡，我感到很自豪。锁芬在奥斯陆的船运公司工作，她对我说，中国的经济在发展，这从她的公司承担中国货运的份额上可以看得出来。她对此感到很开心。迈平忧国忧民，始终有个“忧”字在心中。而锁芬则是一个完全开朗和务实的人，她为中国的经济情况高兴，这种高兴何尝不与迈平的“忧”有相似之处呢。我站在锁芬家海边别墅的阳台上，一眼望去，前面就是一个海湾，两边是山坡，风景十分的好。
二、5月5日下午，锁芬一家把我送到附近的车站。我乘长途车前往丹麦的哥本哈根。我在哥本哈根落脚在迈平的朋友沈力处。6号晨，沈力驾车到车站接我，到他的大得可以打乒乓球的家。他家有一个专门摆放着乒乓球桌的厅。沈力经营着一个中餐馆，在哥本哈根的3天中，沈力带我去他的餐馆看过，那餐馆开在一个很漂亮的小镇上。沈力是中国很早的留学生，对社会问题很有想法，多次和我谈到他对北欧的福利制度等社会问题的看法，他说福利制度的起因就是在于人们对“机会”的认识。比如他先在这个小镇上开了餐馆，相当于他先占有了“机会”，那么必然使得后来的想在此开餐馆的人们失去了开餐馆的机会。那么先占有了这个“机会”的他，就必然要交更多的税，以福利的形式来弥补那些损失了机会的人们。不管他这个说法是否完全符合经济学，但我想，他的思想中“社会公正”这一想法是完全正确的。一个社会如果要保证公平公正，那么就要考虑这个社会中每一个人的利益。沈力尽管忙得没有时间写东西，但他的思考没有停下。他有个近期的梦想，就是希望迈平能陪同他一起去巴黎见见高行健，他有一肚子关于《灵山》的话要和高行健探讨。
三、在哥本哈根期间，沈力陪我去了哈姆莱特堡、去了哥本哈根海边，在丹麦王宫周围看了看。最远的一次是驱车2个小时，去安徒生的故乡奥登塞。我们参观了安徒生故居。在小城奥登塞，我们和京不特见了面。我们三人在一家小酒馆里喝酒，京不特写诗也搞翻译，是个勤奋的人。他长期居住在奥登塞，他说，他准备到哥本哈根这样的大城市里生活一阵子。奥登塞的生活似乎对京不特来说有点闷。
四、5月9日，我来到了法国巴黎。在巴黎接待我的，是迈平的朋友张伦。张伦研究哲学和社会，可惜他由于工作繁忙，没有办法带我去见他在巴黎的朋友。他花了半天时间陪我到巴黎市政厅广场、巴黎圣母院、塞纳河边、卢森堡公园看了看。其后的几天我就一个人在巴黎的大街上逛，去看了巴黎的几处景点，比如艾菲尔铁塔、凯旋门、奥赛博物馆。我在塞纳河边行走时，看到有很多旧书店。这从一个侧面也说明巴黎人爱读书吧。街道边的那些小商店也很有特色，从装潢到里面的商品，都有种高雅的气息。
五、5月12日，我到达德国的慕尼黑。我到慕尼黑，是看望我的一个德国朋友樊克。樊克翻译过我的小说。我和他到慕尼黑市区走了走，参观了农产品市场，还有一个古堡、一座公园、一个教堂。我们在樊克住处附近的小山上喝啤酒，感受了一下慕尼黑普通市民的生活。在那座小山上，居然修建了一座很小很小的中国园林，有假山，有凉亭，有竹篱笆，很有点曲径通幽的意思。但这么一个中国园林仿制品，放在德国的环境里，显得很突兀。乍一看，我还吓了一跳。这种感觉有点像我在欧洲的书店里看到《老子》、《庄子》等书堂而皇之放在书店的醒目位置一样。真不知欧洲人是怎么理解中国文化的。我想，如果我不亲自到国外来看看，那么我对欧洲的理解，大概也像慕尼黑对于中国园林的理解一样吧。中国园林失去了与它共存亡的那些中国人，大概也就是一具文化僵尸吧。在慕尼黑的这几天，由于我想到过几天在斯德哥尔摩大学的演讲，所以我开始准备演讲的材料。
六、5月15日晚上我离开慕尼黑，乘火车于16日晚上回到斯德哥尔摩。
第三部分
一、5月17日中午，迈平陪我去斯德哥尔摩大学。学校的环境很优美，校舍也很整齐。中午我们和马悦然、罗多弼、盖玛雅三位教授一起在学校食堂吃午饭。马悦然老先生精神很好，大家聊了一会关于中国的话题。饭后，我们去斯德哥尔摩大学中文系的办公室。大概两点左右，陆续有些中文系的学生来到办公室，我把我准备好的关于中国网络文学的演讲材料复述了一遍，这样到4点左右，演讲结束。我的所谓演讲，无非是告诉大家一些中国的文学网站，让学中文的瑞典学生方便查阅中国的网络文学资料。不过，参观斯德哥尔摩大学中文系，对我还是有收益的，看到瑞典人都在研究中国的问题，我想我不能太懒惰啊，我的思想也要动起来，希望自己今后对中国的文学和社会问题有更多的思考。
二、次日，5月18日，在陈安娜的陪同下，我去了鹤出版社。安娜请我吃了中饭，然后我们来到一条僻静的小街上。出版社就在街边。一进门，是店面，后面是编辑部。出版社总经理Styrbjorn Gustafsson接待了我。我在那里坐了一个下午，由安娜做翻译，我和Styrbjorn Gustafsson聊了关于出版的一些事情。鹤出版社主要以翻译出版第三世界国家的文学作品为主，Styrbjorn Gustafsson先生给我看了他们出版社的书目单，讨论了一些版权等方面的话题。像鹤出版社这样的专业性很强、选题方向很明确的出版社，大概也是今后中国的出版界的方向吧。鹤出版社专攻第三世界文学，这样它就能在这个领域做出名气，吸引这方面的作者和翻译者，以及这方面的基金会的赞助。在世界性的图书市场萎缩、供大于求的情况下，看谁能在某个方向上做深做透，谁就能立足于图书出版这个领域。那种大而全的出版社，今后在世界上会越来越少。我和Styrbjorn Gustafsson谈了今后的一些可能的合作，当然，这些谈论暂时也都是纸上谈兵。我能了解这个瑞典出版社的大概经营状况和经营方向，也就不负此行了。
三、5月19日下午，迈平送我去斯德哥尔摩机场。我将乘坐17点55分CA912次航班返回北京。在去机场的公共汽车上，迈平说，我们的处境就像在这车上，车子被劫持了，我们都是人质。听他讲这话的时候，我心里一凛，负罪感又回到了我心中。我反动吗？这个问题又开始在我大脑中振动起来。在欧洲的这20天时间里，我已经不问自己这个问题了，我已经感觉不到我反动了。可是临登飞机的这一刻，我的确又感到自己是个反动分子。我太反动了，无药可救，除非我立即死去。可是，我还有老母、妻子、女儿尚健在，如果我死去，她们也太可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