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体委主任贺龙元帅语出惊人：“这一次男单，谁来当冠军？”按照贺老总的意思，冠军要在这个会议上产生！一点也不错，贺龙说：“我们叫谁当，谁就当了。”
贺龙的理由是：“让小庄当冠军有两个理由，一是他在团体赛当中立了功，二是他代表首都。”就这样，会议确定了男单冠军为庄则栋。贺老总对徐寅生一说“这一次，党和人民委屈你了……”
笔者近日在《新民周刊》上的两个连续报道：《何智丽：我想有个家》和《“何智丽现象”今昔》，在读者中引起强烈反响。原本几乎被人遗忘的乒坛名将何智丽，因此成为社会热议话题。而围绕着何智丽的一系列旧事也被一一重提，这些往事中包括“让球风波”、“广岛复仇”等。
作为长期跟踪并深度报道何智丽的专业作者，笔者在这里通过《新民周刊》再次揭秘这些关于何智丽的一桩桩往事，就广大读者争议最多的三个关键性问题做出答复。
乒乓让球始于1961年
1987年在第三十九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上，何智丽无视教练让球安排，一举夺魁的事件，当年经笔者首次详尽披露后，何智丽及其让球形成了“风波”，引起社会广泛而强烈的关注。从那时起，笔者就开始走访诸多知情人，细细探索中国乒乓球队的让球史。由于各种原因，很多揭示鲜为人知内情的第一手资料，十多年来都未曾示人，今天，笔者在这里整理了出来。
中国乒坛上的第一次让球，发生在1961年。
时逢第二十六届世乒赛在北京举行。进入男子单打前四名的，清一色是中国大将：庄则栋，李富荣，张燮林，徐寅生。应该说，男单金牌已“铁定”属于中国，至于究竟谁是世界冠军，照程序比赛就行了。
就在半决赛即将举行的前一天晚上11时，北京华侨饭店，一个重要的会议正在进行中。中国组委会成员全体出席，主持会议的是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体委主任贺龙元帅。
贺老总酷爱打篮球，早在延安时期他就组织“战斗篮球队”，以体育运动的形式开展大练兵。正因为如此，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后，他成为首任国家体委主任。会议一开始，贺老总语出惊人：“这一次男单，谁来当冠军？”按照贺老总的意思，冠军要在这个会议上产生！一点也不错，贺龙说：“我们叫谁当，谁就当了。”
于是，组委会的委员们、教练们就“谁来当冠军”展开协商。
最后，还是贺老总一锤定音。据当时出席会议的上海队教练回忆，贺龙提议：“是不是让庄则栋当冠军？”贺龙的理由是：“让小庄当冠军有两个理由，一是他在团体赛当中立了功，二是他代表首都。”就这样，会议确定了男单冠军为庄则栋。
为了确保庄则栋当男单冠军，当晚的会议确定：贺龙亲自找徐寅生谈话，上海队教练找张燮林做工作，而把打通李富荣思想的工作交给了中国乒乓球队教练傅其芳。徐寅生和张燮林都是聪明人。贺老总对徐寅生一说“这一次，党和人民委屈你了……”，徐寅生马上表示愿意让球。张燮林同样表示“服从组织决定”。只有李富荣虽然口头上接受了，但毕竟透露出一股不悦的情绪。
半决赛开始了。按照事先的计划，徐寅生“顺利地”输给了庄则栋，而张燮林则“顺利地”败给了李富荣。
决赛开始了。多少双眼睛紧盯着在墨绿色长方桌上飞舞的银球。除了极少数掌握高度机密的人士之外，谁都未曾想到，冠军在比赛前已经确定！
然而，计划进行得并不顺利。中国的反让球英雄，差一点不是26年后的何智丽，而是当年的李富荣！
李富荣上场后，居然以21：16拿下了第一局。那时候实行的是三局两胜制，倘若李富荣再赢庄则栋一局，那么世界冠军就不是“计划”中的庄则栋，而是李富荣。
教练傅其芳焦急万分，乘换场时提醒李富荣必须让球。这时，李富荣反问傅其芳：“没有规定我要以0：2输给小庄，打成1：2为什么不可以？！”
最后，李富荣连输两局，按照“计划”让球给了庄则栋。庄则栋成为当届的世界冠军！
由此可见，产生于20世纪60年代初特殊背景下的让球，从一开始就与“国家利益”无关。紧接着，在1963年、1965年举行的第二十七届、二十八届世乒赛上，进入男子单打决赛的都是庄则栋和李富荣。李富荣又两次奉命让球给庄则栋，原因同样与“国家利益”无关，而是要按照“计划”生产出一个“三连冠”！
让球，在当时是绝对保密的，就连庄则栋也只知道李富荣的后两次让球，并不知道那第一次让球。正因为这样，笔者在采访庄则栋时，他说，“李富荣让过我两次”。
事实上，即使“真枪实弹”，庄则栋未必不能“三连冠”，而让球反而使他的三座冠军奖杯蒙上了不光彩的阴影。庄则栋赢得并不高兴，他高举单打冠军奖杯时，总是说“我代表集体来领奖”。
然而，当年懊丧的李富荣，成为中国体育官员后却同样在中国乒乓球队内推行“让球战术”，对何智丽进行了“讨伐”。
很多事是如此地令人费解。2002年9月，中国女排发生“让球事件”：在德国举行的世界女排锦标赛上，教练陈忠和给中国女排“授计”，先是在小组赛中以0∶3让球给名不见经传的希腊队，进入复赛后再以0∶3让球给过去的手下败将韩国队。陈忠和通过这样“精确”的算计，先后避开中国女排的强敌俄罗斯队和意大利队。这两场“让球”确实把中国女排“让”进了四强。这是中国女排当时5年来在国际大赛中获得的最好成绩。但球迷们并不领情，纷纷责骂中国女排打“假球”！打“黑球”！人们尖锐地质问：到底是尊重体育道德重要，还是注重体育成绩重要？
当时身为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的李富荣，在负责处理这一事件时明确地表示，坚决反对“让球”，认为这是“方向性的失误”！他批评中国女排主教练陈忠和说：“这两场故意输球，一场对希腊、一场对韩国，我认为这两场球违反了体育道德、违背体育精神。是用不正当手段获取成绩，是一起打假球的丑闻，它不是简单的技术、战术问题，而是一次方向性的、大的失误。”
从当年奉命让球，推行乒乓让球，到反对女排让球，李富荣内心的甜酸苦辣，谁人知？
何智丽与焦志敏的“互让”
从1961年的中国乒乓球队队员内部互让开始，让球逐渐发展到中国队向“友好国家”让球。
李富荣三让队友庄则栋，成了“让球英雄”，而中国的另一位“让球英雄”张立则是奉命让球给“兄弟”朝鲜队。
张立，山东泰安人。1964年选入河南乒乓球队。1965年选入中国乒乓球队。她左手直拍快攻打法，攻球速度快，力量大。在1973年第三十二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上，获得女子单打第三名之后，进步飞速，跃为中国乒乓女队第一主力。在1975年的第三十三届世乒赛和1977年的第三十四届世乒赛上，张立都进入决赛，与朝鲜选手朴英顺遭遇。张立两度奉命让球，把世界冠军拱手让给朴英顺。
朴英顺回到朝鲜后，受到元首般的盛大欢迎。朴英顺面对千千万万朝鲜民众，大谈如何“力压群芳”，仿佛压根儿没有发生过张立的让球事件！
而张立，两度让掉世乒赛女子单打冠军后，变得成绩平平，以至她的名字对于今日中国民众来说是那么的陌生！
“文革”结束之后，让球在中国乒乓球队被披上“集体主义”、“爱国主义”的美丽光环，不断被滥用。何智丽之所以胆敢反抗让球，除了有孙梅英这样的乒坛老将的鼎力支持，另一个原因是她自己对让球有着切肤之痛。
何智丽曾在采访中告诉笔者，1986年9月30日，她22岁生日时，正在汉城参加第十届亚运会，中国队的队友们给她送来生日大蛋糕。为了庆贺生日，她特地到汉城亚运村的理发馆修整了发型。当她理完发，走出理发馆时，在门口台阶上遇见“李头”──队员们对李富荣的习惯称呼，他通知何智丽：“我们研究了一下，你今天‘让’给焦志敏！”这天，何智丽和焦志敏双双进入亚运会女子乒乓半决赛。
何智丽实在无法理解，进入决赛的都是中国选手，为什么还要她让球呢？何智丽去找徐寅生。徐寅生用安慰的口气对她说：“不要紧，下一回‘让’给你。”
何智丽遵命了。但是，从此，何智丽与队领导的关系变得紧张，与焦志敏产生了矛盾。
第十届亚运会刚刚结束，第八届亚洲乒乓球锦标赛在深圳拉开帷幕。不料，进入女子单打决赛的，依然是何智丽和焦志敏。这一回，“李头”又通知何智丽：“你再‘让’一次！”
何智丽怎么也不服这口气，急急去找孙梅英。孙梅英站出来说话了：“徐寅生不是说过，下一回‘让’给何智丽吗？”徐寅生承认自己在汉城说过这话，但他说：“我说的下一回，不是指这一次！”
由于孙梅英据理力争，最后领导改变了决定：“好吧，这一次焦志敏‘让’给何智丽。”
虽说是一场假戏，运动员还得真做。在球场上和电视机屏幕前成千上万双热心观众面前，何智丽和焦志敏也算演技一流：
第一局，焦志敏先胜，21：17，以求制造一点“紧张气氛”。第二局，何智丽“沉着应战”，来了个反攻，21：16，扳回一局。一比一了，观众们也兴奋起来，觉得太“精彩”了。第三局，21：14，何智丽终于“大胜”！
其实，她俩的这场戏，是把第十届亚运会女子单打冠亚军之战倒过来演一遍罢了：那一回，焦志敏以二比一胜何智丽；这一回，何智丽则以二比一胜焦志敏！
值得一提的是，焦志敏并没有像何智丽那样对让球表现得情绪很大，所以她有幸参加了1988年的汉城奥运会。然而，她在半决赛中奉命让球给李惠芬，这使她陷入无言的痛苦之中。汉城奥运会后，焦志敏决定离开中国乒乓球队。离队后，她说了一段发人深省的话：“对于让球我不想说得更多，我只想说，我已经让过四次了，这次让球，我实在思想上一点准备都没有。我本可以再打两三年，现在我不想再打下去了。”
三问何智丽
一问：何智丽对让球持“双重标准”？
“叛逆”第三十九届世乒赛后，何智丽受到许多人的批评和质疑。其中除了“不服从组织纪律”之外，还有人说何智丽对让球持“双重标准”，即在从前八名进入前四名的时候，何智丽接受了陈静的让球。这样的批评声浪，直到这次“网络风波”中，仍有不少网友旧事重提。
关于此事，何智丽这样告诉笔者：中国乒乓球队的内部让球，有时候通知上场的双方，有时候只告知作出让球的一方，并不告知被让的一方——原因是让球毕竟要让知道的人越少越好。当时，她与陈静的比赛就属于这种情况。
当时要陈静让球给何智丽，是中国乒乓球总教练许绍发和女队主教练张燮林等人在赛前匆匆碰头决定的，理由是管建华如果赢不了李粉姬，由何智丽去打李粉姬更稳妥一些，于是决定让陈静“放”何智丽上来。然而，负责做陈静工作的张燮林在忙乱中竟把这件事给忘了。开赛之后，陈静以21：19先胜一局，张燮林在中局休息时通知陈静让球。于是，陈静连输三局，何智丽这才以三比一获胜进入半决赛。
正因为何智丽被蒙在鼓里，所以她当时断然否认陈静曾经让球给她。直到教练张燮林说出真相，何智丽才知道了陈静让球之事。由此也可以看出，在中国乒乓球队那数不清的比赛中，让球使中国乒乓球队的内部人际关系越变越复杂。
何智丽夺得第三十九届世乒赛女单冠军，使中国乒乓球队领导异常震怒。何智丽的胜利，不仅表明让球是错误的，而且表明在技术分析层面上让球的决定也是错误的。因为何智丽既然能够在决赛中打败韩国的梁英子，那么为什么要她让球给管建华呢？
在2004年的雅典奥运会上，中国乒乓球队领导又一次做出同样的错误分析和判断：
进入男单半决赛时的形势是韩国柳承敏对瑞典老瓦（人们对年已四十的瑞典老将瓦尔德内尔的亲切称呼）、中国王皓对中国王励勤。中国乒乓球队领导以为，韩国柳承敏对瑞典老瓦，势必老瓦出线，而王皓比王励勤更能对付老瓦，于是做出要王励勤让球给王皓（尽管至今中国乒乓球队领导仍矢口否认王励勤让球给王皓，但是众多媒体和电视观众都提出了“让球”质疑）。
有“让球”之嫌的这次比赛，结局出乎中国乒乓球队领导的意料：韩国柳承敏战胜了瑞典老瓦，而王皓又以二比四负于柳承敏，于是奥运会男子单打冠军金牌落入韩国柳承敏之手！具有讽刺意义的是：王励勤在与瑞典老将瓦尔德内尔争夺笫三名时获胜，一举得到了铜牌。这清楚表明当时以为王励勤难以战胜老瓦的判断是完全错误的，如同当年错误判断何智丽胜不了梁英子一样。
事后，侥幸获得金牌的韩国柳承敏对记者说：“如果决赛对手不是王皓而是王励勤的话，自己很难从中国人手中抢到金牌。”就连柳承敏也耳闻王励勤奉命让球给王皓，他说：“中国队让没让球我不知道，但在决赛中我当然更愿意碰王皓！因为，王励勤是中国男乒的NO．1谁都不愿意和他在决赛中相遇。而且，像让球这样的事，在韩国是无法想象的，就我个人认为，中国男乒不应该让球。”
二问：为什么用日语答中国记者问？
关于何智丽争议的焦点之二，是1994年何智丽（当年名为小山智丽）为日本队夺取的那块亚运会女子乒乓单打金牌。
这块金牌虽说只是亚运会金牌，其实却是世界级的，因为何智丽所击败的是两个奥运会冠军和两个世乒赛冠军：陈静是汉城奥运会（即第二十四届奥运会乒乓女单冠军；乔红是第四十届世乒赛女单冠军；邓亚萍是第四十一届世乒赛以及巴塞罗那奥运会（即第二十五届奥运会女单冠军。所以，何智丽这块金牌的分量格外重。另外，就年龄而言，何智丽当年已30岁，陈静比何智丽小4岁；乔红比何智丽小5岁；邓亚萍则比何智丽小9岁。
就乒乓技术而言，陈静是“左手生胶”，乔红是“两面反胶”，邓亚萍是“长胶怪板”，各有特点都很难对付。何智丽能够在一天之内采用三种不同的方法战胜这样三位不同打法的对手，表明她的乒乓技术全面，基本功非常扎实。
何智丽的广岛之胜，还有另一层意思：六年前不让她代表中国参加奥运会的决定是完全错误的！因为六年后的胜利表明她仍是世界女子乒乓单打的“NO．1”。
这回旧事重提，网友们对于何智丽广岛夺金的质疑有三。
质疑之一是何智丽每胜一个球，都要喊一声“哟西”，很多网友认为这是何智丽“复仇”的表现。
有人在博客中写道：“在满场日本人的助威声中，她每打一个好球就高喊一声‘哟西’，故意刺激中国观众的神经。”（引自“山不相逢水相逢的BLOG”）还有人写道：“当年广岛亚运会上，她的那声‘哟西’至今想起来还头皮发麻。觉得，中国人不喜欢她并不是因为她在让球风波上的态度，而是她这种漠视民族情感的行径。那声喊叫已烙在了国人的骨髓上，所以根本不可能再接受她。”（引自“冰儿的BLOG”）想象力丰富的网友，甚至联想到电影中侵华日军在屠杀中国人时高喊“哟西”。
对此，何智丽对笔者说，“哟西”是她在日本练球时养成的习惯。她不光是在跟邓亚萍决赛时喊“哟西”，在参加日本国内比赛时，面对日本选手也喊“哟西”。
由于“哟西”引起热烈的争议，一位日语专业的liaoliao网友在自己的博客上说：对于网络上说的何智丽比赛时喜欢说“哟西”，本人专业学的是日语，不敢说很精通，但也略知一二，“哟西”在日语中是非常常见的表达感叹的口头语（虽然大部分是男士在用），对于在日本生活过多年的人来说，在兴奋、激动的时候说这个词是很正常的。
质疑之二是何智丽在获胜之后答中国记者问时为什么讲日语？这一举动被说成是何智丽实在过于“矫情”。一篇题为“何智丽难以获得国人谅解”的博客文章指出：“比赛结束后面对中国记者的提问，竟然让翻译先把汉语翻成日语，她再用日语回答，并通过翻译再翻成汉语回答给中国记者。”
何智丽对此的解释是，当时在场的还有许多日本记者，采访地点又是在日本的广岛，而她的身份是日本乒乓球队的队员，在这种场合下她讲日语是很正常的。
质疑之三是何智丽的赛后感言。据网友说当年何智丽曾这样说：“我为拥有日本这样的祖国而感到自豪！”“她用日语对她丈夫说‘我终于战胜支那人了’！”“我的最大的心愿就是打败中国人！”网络上对此一片谴责声，
然而，这些网友所引述的何智丽赛后感言，没有一位是注明出处的。也就是说，大都是在13年之后凭印象说话，往往越传越走样。好记性不如烂笔头。要做到“言之有据”，应当以当时的原始记录为准。我保存了何智丽在广岛获胜的翌日——1994年10月14日的《光明日报》，刊载了该报特派记者罗京生和驻东京记者陈志江从广岛发出的电讯，记述了何智丽在赛后接受日本NHK电视台的采访的感言原文：
“我对今天能战胜奥运会女子单打冠军邓亚萍感到非常高兴。这比我作为中国选手获胜时还要高兴。这是我八年来第一次在大赛中夺取冠军。来日本后，我有六年时间没有参加大型比赛，但在我丈夫的指导下，技术有了很大提高。我明年在世界锦标赛上，还将作为日本队的一员，争取为日本夺取新的奖牌，以回报日本观众和新闻界对我的期待和鼓励。”
三问：打败邓亚萍时为啥哭泣？
应当说，在获胜之后处于高度兴奋的何智丽，是站在日本队队员的立场上说出的这番话。这样的赛后感言，即便没有如同许多网友凭记忆所回忆的那些话那么严重，却也确实深深刺痛了广大中国百姓的心。对此，笔者与何智丽有过一段对话——
笔者：你那样讲话，尽管从你的角度也许确实如此，但是你在获胜感言中应当首先提到祖国——中国对你的培养，提到比赛是为了增强中日友谊，因为你当时的身份是“中国的女儿，日本的媳妇”，并不完全是日本队队员。
何智丽：当时的心情确实极为激动。10月13日这天，连挫三员世界最高水平的女将，我从未有过的这样战绩。为了这一胜利，我苦苦训练了不知多少个日日夜夜。打败的虽然是邓亚萍，其实打败的是不让我参加奥运会的人，感觉终于出了这口气。
笔者：在你战胜邓亚萍时，邓亚萍哭了，你也哭了。邓亚萍输了球，心中很难过，所以她的哭，容易理解。你为什么在胜利时哭了？对于你的哭，中国报刊有好多解释。你自己说，你为什么哭？
何智丽：当时我非常激动，所以我哭了。我的哭，包含好多意思。一是我的胜利来之不易。六年哪为了这天的胜利，我足足拼搏了六年二是能够打败邓亚萍，太令我兴奋了。她好像是世界上的‘神’一样，捧得不得了。她太傲气了。她对记者说，我和何智丽不是一个时代的。确实，我是以前的老冠军，我拿世界冠军时，你连坐板凳的资格都还没有呢。你90年代的冠军输给80年代的冠军，你丢脸。这一回，邓亚萍输了，这才终于说，我一定要努力，不然打不过何智丽。三是我的恩师孙梅英去世了。她看不到我的这一重大胜利。我伤心。她在1993年还到日本，教了我三个月，给了我很大的帮助。
应该说，获胜感言是否得体，取决于运动员本身的思想修养与文化涵养。何智丽从小就全身心投入乒乓球运动，相对而言，文化素养比较欠缺。
婚姻失败之时再次失言
家庭的破裂对于何智丽来说是沉重的打击。其中的主要责任在于小山英之，在于第三者的插足。然而，何智丽也有责任，那就是全力以赴于球赛，没有给家庭以温馨。在1994年何智丽获得广岛亚运会金牌之后，她与小山英之在事业上也经常发生矛盾，渐行渐远。
何智丽曾对笔者这样说起她的婚姻：“英之正是从这时开始飘飘然起来。他原本性格内向、沉默寡言，但是由于我的日语讲得不好，很多场合由他代替我讲话，因此话变得多起来。他开始向别人吹嘘自己这个‘伯乐’是如何了不起。也正是从这时起，他时刻把‘你赢是因为有了我’这句话挂在了嘴上。此后，我们相继受到长叭教练以及前首相桥本等重要人物的邀请和款待。这时，英之变得越发傲慢起来，甚至用蔑视的口吻对我说：‘你应该感谢我。’虽然他挂着乒乓球部教练的头衔，但实际上队员在训练时，他只是胳膊交叉着坐在椅子上，什么也不管，他的乒乓球水平甚至还不及中学乒乓球队员，因此根本不可能进行指导。但是，在周围一些人的吹捧下，他错把自己当成了了不起的总教练。”
在感情已经亮起红灯的情况下，何智丽依然只忙于练球，以致第三者乘虚而入。
在何智丽决定与小山英之对簿公堂之时，情绪万分激动的她再次重演了1994年出言不慎的失误。中国有句老话，“绝交不出恶声”，尤其是夫妻之间。然而，面对日本记者的采访，何智丽大谈夫家是“可怕的家庭”，在那里受到的白眼与迫害，这与她初嫁小山家时的答记者问所说的嫁到“中日友好之家”大相径庭，前后矛盾。原本说“在我丈夫的指导下，技术有了很大提高”，如今又说“他的乒乓球水平甚至还不及中学乒乓球队员”。
在她远嫁东瀛之前，她的恩师孙梅英曾经对笔者说，真担心文化修养不高的小何嫁到日本那样高层次的家庭能否适应？确实，何智丽为人刚烈，不善于在处理重要问题时三思而言，三思而行。更何况在她代表日本获胜之际，在她家庭蒙受不幸之际，日本记者往往希冀在她身上做文章，甚至要把自己要说的话放在她的嘴巴里讲，她的不慎言论正是给这些不怀好意的日本记者提供了机会，无意之中损坏了自己的形象。
近况、历史、释疑
三篇“何智丽系列报道”分别以“近况”、“历史”、“释疑”为关键词。
有关争议盛况空前
常言道，凡事有三：2007年3月2日出版的第九期《新民周刊》上，发表了我的《何智丽：我想有个家》，报道何智丽的近况，无意之中引发了一场关于何智丽的“网络风暴”；随着何智丽从“边缘人物”变成“热点人物”，为了使广大读者了解“何智丽风波”的真相，3月9日出版的第十期《新民周刊》上又发表了我的《“何智丽现象”今昔》；面对难解难分的争议，笔者应《新民周刊》之约，就种种争议再次撰写此次文章，成为关于何智丽的系列文章的第三篇。
这三篇文章构成了一组“何智丽系列”。
为了便于听取广大网友的意见，当文章在《新民周刊》发表之后，我便粘贴在新浪网的“叶永烈博客”上。前两篇文章，都被新浪网推荐到博客专栏的头条醒目地位。新浪网甚至还为此组织了关于何智丽的网络专题讨论，吸引了众多网友参与。如果把上百家网站转载此文计算在内，总点击数在1000万以上。
其实，我的第一篇文章的本意，是向读者介绍一下何智丽的近况。只是由于用了“何智丽：我想有个家”这样的标题，被许多人误会为我替她在媒体上“征婚”。
许多报纸转载了我在《新民周刊》上发表的文章。发行量颇大的上海《报刊文摘》、北京《作家文摘》转载了《何智丽：我想有个家》。《青年周刊》、《北京晚报》、深圳《晶报》等报纸也发表相关报道、文章。北京作家张健在所住的大楼的电梯里，见到电梯工手中的报纸，上面醒目的大字标题写着叶永烈为何智丽风波说明真相，于是写了一篇评论文章。
这一争议更从平面媒体走向立体媒体，许多电视台开始关注追踪何智丽事件。短短几天，《新民周刊》编辑部和我先后接到许多电视台的电话，盛邀何智丽担任嘉宾。其中，光是香港凤凰卫视就有三个节目邀请何智丽出镜，即“冷暖人生”节目、“名人面对面”节目和黄健翔主持的“凤凰体育”节目。还有上海电视台体育频道的“唐蒙视点”节目、纪实频道的“往事”节目，福建“东南卫视”、“湖南卫视”……光是3月18日这一天，北京卫视的“奥运在身边”节目和浙江卫视的“新闻超视”节目都分别推出何智丽专题，并通过采访张伟，将《新民周刊》上的迎奥运的其他的体育报道在电视上一并作了介绍，使人了解到影响广泛的《新民周刊》推出的何智丽系列报道，是与2008年奥运会即将在北京举行这个大背景有关的，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多家电视台在上海采访，使《新民周刊》在电视上频繁出现，也使何智丽风波更加广为人知，走进千家万户。
权威性的通讯社——新华社也几度来电，希望由该社驻日本记者在大阪采访何智丽。这一争议热潮，恰巧在两会期间出现，引起了全国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们的注意。3月13日，全国人大代表、东北大学校长赫冀成教授对记者发表谈话说：“现在网络上有一种不好的非理性倾向。例如最近，作家叶永烈写了何智丽一文，网友跟帖，我浏览了一下，骂得不堪入目，事实上叶永烈写得实事求是。”
3月12日，在全国政协提案办理协商会上，“如何文明办奥运”成为委员们谈论的重点。委员们表示，要彻底戒除开口就“国骂”、“京骂”的情况。中共中央文明办副主任翟卫华说，这一问题已引起了高度重视，将在2007年3月27日——奥运倒计时500天当日下发“迎奥运、树新风”活动方案，共有8个实施项目，其中就有一项是倡导拒绝国骂，活动将在倒计时一年时掀起高潮。中共中央文明办的“迎奥运、树新风——拒绝国骂”的提议，受到各方赞扬。
何智丽原本已经几乎被人们所遗忘，然而一旦旧事重提，立即就成为热议中心，这是为什么呢？究其原因，是由于何智丽事件不仅仅只是她个人的问题，而是涉及一系列的重大话题：让球，究竟对不对？什么是奥林匹克精神？如何看待穿着“变了色的球衣”——加入外籍的退役的中国运动员和教练？如何看待涉外婚姻？如何看待中日历史上的积怨？什么是爱国主义？……
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即将到来的时刻，关于何智丽的争议，有着强烈的现实意义。其中特别是正确理解奥林匹克精神与正确理解爱国主义，是每一个中国国民所应上的一课。
令我感到喜悦的是，在这场围绕何智丽发生的大争论中，《中国青年报》、《光明观察》、新浪网等不少报刊和网站发表了一批有相当质量的评论，使我们的认识朝前推进了一步。
系列报道是如何推出的？
《新民周刊》是出自上海的主流综合大刊，是全国富有影响力的严肃性新闻周刊，正鉴于此，何智丽系列报道的推出，引发了前所未有的强烈反响。《新民周刊》不少编辑、记者都为这篇系列报道提出了具体意见和设想。
远在千里之外的石家庄的《燕赵都市报》，注意到《新民周刊》编辑部的这一动向，在2007年3月11日发表记者栗强的报道，专门写了“何智丽系列报道是如何出炉的”。报道笑称叶永烈是被《新民周刊》责任编辑张伟“拉‘下水’”。
张伟与我、与何智丽都有颇深的渊源。他原本是《新民体育报》、《新民晚报》体育记者兼编辑，二十年前我第一次采访何智丽，就是通过张伟到上海市体委资料室查阅何智丽资料的。1994年广岛亚运会结束之后，何智丽与小山英之来到上海，与我作了两次长谈。我写出何智丽谈广岛亚运会的重要独家专访。张伟闻讯，骑着挂有《新民晚报》新闻采访标志的摩托车来到我家，取走这一专访……张伟本人也曾多次采访过何智丽，对何智丽的是是非非很熟悉。《燕赵都市报》写及张伟的回忆：“我清楚地记得，2001年大阪世乒赛，何智丽孤独站在一个角落里面，看着场内球员的比赛，短短四年，她由一个不让球的叛逆者成了一个旁观者。‘我是要赢球的，当我赢不了时，我会选择退役。’在大阪的一家中餐馆，何智丽请我吃饭，并郑重地告诉我，她将从此退出国际乒坛，这个消息当初就是我从日本发回来的，《新民晚报》上发表的《何智丽退出国际乒坛》，抢了国内报纸的独家。”
上海世乒赛期间，何智丽受中国组委会邀请来到上海，张伟写了一个整版的长文：《她曾引发一场“让球风波”》——梁英子与她的中国“对手”18年后重相逢。当时张伟分别采访了当年的目击者和当事人何智丽、梁英子、戴丽丽和曹燕华，该文发表在2005年5月6日的《新民晚报》上，引发了许多读者的广泛热烈的议论。正是由于有着这样的背景，猪年春节初六张伟来电向我约稿时，我只说了一句“前天何智丽来我家拜年”，马上被张伟抓住了这一话题，要我写何智丽近况。
在《何智丽：我想有个家》引起广泛关注之后，张伟要我写续篇。记得，深夜11时，他在电话中跟我商量第二篇文章的角度、内容，直到将近午夜。他强调了讨论何智丽问题应当放在迎接2008北京奥运会这样的大背景之下展开。
第二篇文章又引起轰动。张伟根据编辑部的策划，要我写第三篇。他说，三篇文章，上、中、下，构成一个完整的系列。我提出，第三篇应当是总结性、综合性、反思性的，要有深度，他则提出，应当解答读者提出的关键性问题，作者要保持客观、公正的态度。我希望能够全面观察一下网络上关于何智丽争议的方方面面，因此把第三篇文章的写作推迟了一期。
现在，这三篇“何智丽系列报道”分别以“近况”、“历史”、“释疑”为关键词，都已经在《新民周刊》推出，预计第三篇又会引起新一轮P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