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 原:举止文明有赖于制度文明

伴随“大国崛起”,中国人的陋习也随之“崛起”在世人面前。粗俗的举止让不少外国人受到强烈的“中国文化的震撼”,也令爱面子的中国政府脸面无光。奥运、世界博览会、亚运会将在明后几年在北京、上海、广州举行,走出国门旅游和公干的人也越来越多,为了不让这种“特色文化”令中国蒙羞,中国政府最近对国民的教化,从“八荣八耻”,开始转到具体的文明举止上。

早前有上海的《市民指南》出炉,要求市民不要穿睡衣上街,不要在公共场所赤背,还细心到要市民把鼻毛修剪得短一些等等。

中央文明办、国家旅游局2006年10月也公布《中国公民出境旅游文明行为指南》和《中国公民国内旅游文明行为公约》,要求国人旅游要遵纪守法讲礼貌等等。

尽管有公约引导国民举止符合文明要求,但似乎这些教诲并没能改变“丑陋的中国人”的形象,随地吐痰、不排队、穿着不当、言谈不雅、肢体冲突等等随处可见。为此,北京准备从下月起,动用法律来规范市民的言行举止。据报道,新法的其中一条,规定北京的售货员必须礼貌待客,对顾客不敬或者对顾客的要求熟视无睹等,都将被视为“非法”。

中国一向自称为有几千年历史的礼仪之邦,如今却要从头学习礼仪,这其中有传统恶习的错,更有制度的错。

中国的现行制度,仍是融合封建独裁加共产法西斯的暴政制度。几十年的斗争和运动,导致中国人葬送了优秀的传统,而发展了恶俗的传统,直到如今走出国门,与文明社会作个比较,才发现自己像个没进化的野人。诸如在香港迪斯尼开业之始,大陆游客到处躺卧,小孩光屁股到处尿,等等,成为比迪斯尼开业更让人关注的话题。

尽管中国人现在比毛泽东时代多了一些言行自由,但整个制度的实质并未改变。政府行动处处以官为本,损害民众利益却不受法律制裁。权力的优越性,致使民众或是陷入对权力的迷信,或是热衷于对权力复制。迷信权力,必然会屈从权力,并且成为不法权力的支持者。中国官员的腐败,部分程度就是国民迷信权力所造成的。中国人万事以金钱开路,又没严格的制度制约,中国的官想当清官也难。对权力的复制,又使得不少人染上霸气,以霸为荣,横行乡里。所以,全党腐败、斗霸斗恶等中国特色就出来了,出了国门也很自然地表露无遗。

连不少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到了国外,其行为也难以与文明社会“接轨”。最近的例子就有,中国驻南韩挂外交牌的座车,路上被交警要求临检酒测,车上一帮人以外交豁免权为由,拒绝接受检查,僵持八小时后,经两国外交部官员交涉才得以解脱。一件小事也变成国际纠纷,如遇稍大的事情,岂不是要变成全球大事?这样的外交官还怎样化解矛盾,处理两国事务?这些外交官八成把南韩当作中国了,以为有特权就可以走遍天下。

还有的外交官在外交场合连基本的文明素质都没有,被问到难堪的人权纪录问题时,连用外交辞令来回避也免了,直接叫人“闭嘴”,并骂对方让他想到鸦片战争的英国鸦片贩子。这种红卫兵式的外交姿态,实在有失外交家应有的风度。

还有网络论坛流传的一则未经证实的“笑话”,让人啼笑皆非。话说一位上海名校的教授,一家到西班牙旅游,过海关时被检出行李带有锅碗瓢盆、面条大米,须把过量食品留在海关才能入境。教授也把西班牙海关当成中国衙门了,随手拿出50欧元贿赂关员。结果关员不但拒绝了,还以贿赂罪把教授送去法办。教授在西班牙监狱“旅游”了20多天,才被假释回国。

其他的例子就更多了,这些事件显示中国大陆人从举止到思维方式,都与文明社会相去甚远。

相反,日本在二战失败后受美国的改造和影响,变成一个兼具传统和西方文明的社会;香港在英国百年的统治之下,也秩序井然。这不得不说是制度的使然。有什么样的制度,就有什么样的公民素质。当然,任何社会都有不文明的行为,但像中国这么普遍,这么“自然”,就不正常了。

文明素质是个综合素质,除了健全的法制,医疗卫生、全面教育、居住环境等等的改善,也对社会文明素质有巨大的影响。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西方文明很大程度受到宗教的影响。中国政府对宗教信仰的干预,是民间自发培养文明素质的巨大障碍。试想,一个严重违背文明社会规范的政府,如何有号召力来培养公民的文明素质?政府如果只约束国民言行而不去规范“公仆”的言行,再纯良的公民面对南霸天“公仆”,也只能变成一个“刁民”,并将“刁民”的行为变成一种自我保护的生活习惯了。在此,建议中国官方努力改变国民陋习的同时,务必改变衙门的杀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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