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懿先生是我们的朋友，一介书生，性情温顺斯文。主张自由宪政的社会渐进之道。却和其他无数因言获罪的人一样，因为批评政府而被四川当局扣上“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的罪名，入狱两年。
今年初，欧阳懿“刑满释放”。我们本想为他接风，但警方却部分剥夺了他的行动自由。于出狱当日，直接从成都武力押送他回老家四川省遂宁市。恢复人身自由，本该从走出监狱的那一刻开始。但欧阳懿先生却被强行押回老家，并被告知不得外出。
今年3月。欧阳懿先生来到成都，和我们见面。随即前往外省访友和寻找谋生机会。然而4月6日，他却在被杭州再次被警方拘留。理由是“四川警方发现他不在四川，正在四处寻找欧阳懿”。欧阳懿旋即被拘押回四川。他的手机等通讯方式也随即中断。4月8日，四川警方以“剥夺政治权利期间从事非法活动”为名，在遂宁市将他正式拘留。
我们对这一事件感到悲哀和愤怒，为我们在国家眼里如此廉价、如此轻如鸿毛的人身自由感到悲哀，为警方权力的无限膨胀，为近年来大陆警方处理政治案件、政治敏感人物的“黑社会化手段”感到愤怒。也为我们身在大陆、尤其是身在四川而感到悲哀和愤怒。
因为四川警方没有任何法律上能够成立的理由，去拘留欧阳懿先生。去粗暴剥夺他的人身权利、行动自由、通讯自由及劳动的权利。第一，“剥夺政治权利” 是专制社会特别设立的一种附加刑，意味着选举权、被选举权以及出版、游行等政治权利的中断。今天的世界上，几乎只有中国还保留着这种极权主义的刑罚。但即便如此， “剥夺政治权利”也决不包括对人身自由、对就业机会等基本人权的剥夺。一个前政治犯外出访友、找寻工作，竟然成了“非法活动”。四川警方固然行动粗暴、逻辑荒诞，而他们提防一个前政治犯的神经却又如此脆弱。第二，大陆的刑法也并未就违背“剥夺政治权利”的行为设立罪名。同时《治安管理处罚条例》也没有将 “剥夺政治权利期间行使政治权利”列为行政违法行为，即使欧阳懿先生违背“剥夺政治权利”的规定，他也不涉及任何罪名，因此无论对他进行刑事拘留还是行政拘留，都是错误的。
警方在没有甚至明知没有法律依据的情形下，仍然剥夺一个公民的人身自由和其他人权，我们只能把这样的行为称之为绑架。
我们注意到，在中国有一个越来越严重的倾向，就是政府开始公然用黑社会的手法对付异议人士。上个世纪90年代早期以来，政府主要用粗糙和野蛮的审判来对付政治犯，而最近几年，一面随着非政治领域的法治技术的发展，一面随着国际人权压力和海内外舆论的升温。大陆的警方在一些认为不宜于、不容易施加审判的场合，便开始频频使用黑社会手段，如威胁、恐吓、殴打、关押、收买、绑架、跟踪、软禁、骚扰电话、流氓肇事等等。在最高当局也开始强调不要“授人以柄、人为炒作”（胡锦涛2004年四中全会讲话）的情况下。为免承担政治责任，最近一年来，各级警方和国安当局的这种倾向就更加突出，达到登峰造极。
如每年的“六四”期间，公然绑架政治敏感人士到宾馆、外地，或直接堵在其家中加以软禁。今年赵紫阳去世后，这一趋势越演越烈，在北京就至少有一百人以上受到警方的绑架和软禁。这一做法甚至开始使用在了今年的“两会”期间。如今年初民间维权人士李健在北京的大街上被便衣公然绑架，押送回家。维权人士、 2003 年北京人大换届的独立候选人杜兆勇先生，数次被警方绑架、殴打致伤，并扬言要送他进焚尸炉，要让他全家死无全尸。去年底“三君子事件”之一的余杰先生被传唤时也被北京警方公然威胁，要让他“人间蒸发”。再如青年学者陈永苗在今年赵紫阳丧期和“两会”期间，两次被北京国保大队强行软禁。以至陈先生在清明节之前，被迫逃离北京去往外地避祸。
这种种黑社会手段甚至还会牵涉家人。如成都的“野草文学社”主编陈墨先生，在去年被国安抄家后，他的妻子随即被以涉嫌经济犯罪被逮捕，至今在审查起诉期间已被超期羁押多时。呼吁书签名人之一、成都的廖亦武先生，从94年出狱后在警方的干扰下，就从未获得过正常的工作机会。他的岳父在办理护照时，被当地警方明确告知，“你女儿什么时候和廖亦武离婚，就什么时候给你办”。签名者之一、成都的王怡先生，在2004 年反复受到电话骚扰，收到5封以上的匿名恐吓信，对其本人及家人进行威胁。
越来越多的人，不但承受着传统的牢狱之灾的风险，而且承受着越发恶劣的“黑社会式”的政治压力。警方用非法治、非程序的方式使用这些手法，从而使这些行为根本不可能在法律的名义下获得表述和抗议的机会。而更多的因各种政治罪名获罪的前政治犯们，那些因为缺乏知名度和国际社会关注的前政治犯，则更频繁的受到警方肆无忌惮的骚扰、威胁和随意的抓捕。他们落入社会的底层，成为“政治贱民”。连基本人权、基本的就业谋生都无法保障。
我们注意到，在今天的中国大陆，尤其在四川警方的眼里，一个前政治犯，就永远是半个囚徒。在其他省份，一些同样具有“六四”背景的学者可能已经成为博导、法学院院长。但如成都的著名学者肖雪慧女士，自92年当庭释放后，至今仍然不能在学校授课。“政治犯”不是一个可尊敬的、而是一个可怕的头衔，是永不得翻身的政治贱民。在专制者眼里，根本就没有“释放”一说。因为他们的逻辑是强奸了第一次就可以随时再强奸。而社会对前政治犯的避而远之，人们内心对政治的怯弱和恐惧，更加剧了这种警方对待前政治犯的肆无忌惮。套用一句名言，在中国做人难，做关心政治的人更难，做一个因为关心政治而坐过牢的人，就难上加难，难于上青天。
因此在他们的内心和我们的内心，也就绝无“和谐社会”可言。有的只是可耻的国家暴力，和可耻的大多数人的沉默。在这些国家的罪行面前，所谓“和谐”不过一根会思想的芦苇，却被踩烂在强奸者与被强奸者之间。
因此我们不为日本人愤怒，不为陈水扁愤怒。在今天，我们只为欧阳懿先生愤怒。我们只为中国这个国家、为四川这个省份、为我们自己惨淡的人权状况感到愤怒和悲哀。
我们善意的提醒地方和最高当局，不要再愚蠢地制造这样的愤怒和悲哀。在政治恐惧下没有和谐。特务统治和黑社会的手段不能救国，更不能救党。想要和谐，先把欧阳懿放了，先把杨建利放了，先把赵岩放了，先把蒋彦永放了。用新闻自由去代替特务，用基本人权去代替“三个代表”。想要和谐，就要敢于和解，就要忍受对抗。
我们也善意的呼吁中国的公众，关注欧阳懿先生和一切中国政治犯的人权，就是关注我们自己的人权。表达对政府的不满就是真正的爱国。如果不能表达对同胞的同情，就表达对专制者的藐视。如果不能用嘴，就用一个眼神。
我们和你们一样，这辈子最大的梦想就是做最尊贵的人，不做最卑微的人。
然而，只要有我们的同胞还有一个因言获罪呆在牢里。我们就是最卑微的。
因此我们向社会发出最强烈的呼吁，最饥饿的呼吁。
我们也要向每一位警察和便衣理直气壮的发出正义的威胁：任何超出法律许可的行为都是不可谅解的。逮捕是可以辩护的，殴打是不可辩护的。拘留是可以辩护的，绑架是不可辩护的。审讯是可以辩护的，恐吓和逼供是不可辩护的。未来的中国社会，包括今天的每一位沉默者，以及你们自己的同事、父母、妻子和子女，终会有天良复苏的一天。
那一天，他们将永不会原谅你们因为恐惧、胁从和贪婪更高的权力，而对这个国家犯下的罪行。
我们自己的国家。
王怡 廖亦武
2005-4-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