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春天，我分别接到两个电话。一个是中央电视台的导演蔡晓晴打来的。她说昆明电视台有同志到北京出差，找到台里，请中央电视台推荐一位作家，一要熟悉西南山乡生活，二要全国有名，准备写作反映宣威工商人士浦在廷的电视文学剧本。参加接待的蔡导就推荐了我，她希望我不要推辞。蔡导是我两部长篇小说改编的电视剧《蹉跎岁月》和《家教》的导演，二十年的老朋友了。遂而，我又接到了时任中宣部副部长、中国作协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翟泰丰同志的电话。他说云南省的一位副省长来京，请他推荐一位作家，说的话和
昆明电视台对蔡导说的一样，他推荐了我，并说已把我的联系方式告诉了云南方面。他还说，云南改革开放二十多年了，一直没拍成一部象样的优秀电视剧，希望我不要推辞，把它当作一件任务去完成。
这以后，云南高原影视文化中心向我发出了正式邀请，并一再打电话催我动身。由于那时上海作协正在开展“三讲”，我直到十月十九日才去云南。随后一周，在昆明、曲靖、宣威三地进行了采访，并由他们提供了和浦在廷有关的十几本书籍，其中包括一本浦在廷生平纪实《急公好义》。
按照影视界的惯例，委托方和制作方面邀请作家写作之前，就应解决好知识产权方面的一系列问题。这是一个常规，也是一个严肃的前提。因为影视剧一旦启动，将进行一系列的宣传及延伸产品。包括剧本的发表、出版、改为连环画等等。
当时他们对我说，这些问题都已解决了，高原影视文化中心和曲靖市委宣传部还对我说：《急公好义》这本书，是市委宣传部委托创作的，版权属于市委宣传部。就是印制一千册的费用，也是市委宣传部帮助筹集的。这次，我们已花一万元买下，他本人也同意在剧中挂一个“策划”。叶老师，你尽管根据我们提供的这些纪实素材写好了。
在他们的一再保证之下，我才答应正式签订协议。草拟协议书时，没有关于知识产权的第二条，在我的坚持之下，才按规矩写下一条：“对甲方提供的文字资料所可能涉及的知识产权问题，由甲方全权负责，乙方不承担责任。”
我之所以如此详尽地写出这段往事，是想说明，在动笔写作剧本之前，我已充分地注意到了知识产权问题。
剧本于2001年4月完成。2001年5月曲靖市委宣传部召集了座谈会讨论剧本，在会上读到剧本的段平从那时起直到2004年10月长达三年多的时间内，从未向我提过任何和知识产权有关的话题。会后高原影视整理传真给我的意见中，也没丝毫提及。我就想当然地以为，他们之间的知识产权早已解决了。
剧本于2001年秋正式定稿。当时北京的群众出版社就提出以书籍的形式出版剧本。我说还是等电视剧开拍再说吧。
2004年2月，中国作协主席团会议在昆明召开。云南省也借此东风开了全省文艺工作会议，会上宣布《商贾将军》要在年内开拍，登了报。群众出版社的同志找到我，说电视剧现在要拍了，可以出书了。高原影视文化中心的李玉森总经理到我们的住地来看我，我当即给他说了出书的事，他无异议，还表示拖了这么久，这回真要拍了。他那时哪怕给我提示一句，著作权问题没有解决好，我也不会出书的。
就是在多重误导之下，《商贾将军》于2004年5月正式出版，出版社为了销售，没有注名是电视文学剧本，而是把剧本中的第一集、第二集的“集”，改成了第一章、第二章。剧本一共二十二集，改成了二十二章。2004年7月，我还应邀在昆明举行了新书的签名售书活动。
2004年11月，《急公好义》一书作者段平在网上挂出长文主张他的权利以后，我才知道事情的真相。在记者采访我时，我一面陈述事情经过，一面表示这事在解释清楚之后，该可以由三方妥善协商解决。我的这一想法得到了云南省委领导、省委宣传部、省作协、曲靖市委、市政府、宣传部多方的赞同，他们也尽其可能，一次一次下曲靖去协商。2005年，五一节前的4月30日，省委宣传部主管文艺的副部长易欣及部长晏友琼到上海，还特意把我约到他们住的衡山宾馆，说这一纠纷已经解决，向我说明协调情况。由于我写作过《蹉跎岁月》《孽债》这两部作品，昆明市郊至今仍有一个“蹉跎村”，我现在还是西双版纳的荣誉州民。我在云南各族各界有许多朋友。这些朋友也曾主动到曲靖做协商工作，事实上协商中剧组向段平开出的赔偿金额也已达到了最后法庭判决的数字，但是终因协商不成，对簿公堂。
细细回想这一场官司，对于我来说，确实也是有着沉痛的教训可以汲取。
其一，文人要确实增强法制观念，凡事要有法律意识。无论是盛情相邀，还是多方委托进行创作，都要看到知识产权已经妥善解决的合同文书。
其二，不要相信任何口头承诺。个人的，部门的，单位的，官员的承诺，甚至信誓旦旦的承诺，都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找不着对证。官员会调离甚至回避，单位、部门会有变化，个人说过的话更无据可凭。
其三，签署合同和协议时，要不厌其烦地写明各方的职、权、利，千万不能大而化之，马马虎虎。
最后，为自己聘请一位常年法律顾问。这是我工作多年的人大常委会的多位同事对我的友好提示和建议。我正在物色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