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苏联作家巴别尔于1939年5月15日被捕，被没收15个夹子和11个笔记本的文稿。哪怕在庞大的克格勃档案库中找到巴别尔的那些文稿（事实上巴别尔95岁的遗孀佩罗什科娃正是这样殷殷期望的），这个世界上也不可能再有一本巴别尔的日记。然而，对于非俄文的读者来说则未必。
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11月出版了由王天兵编、徐振亚译的《巴别尔马背日记》，这是人民文学出版社继2004年9月出版巴别尔的小说《骑兵军》之后的延续。从巴别尔的小说到他的日记，更能深刻全面地了解这位前苏联短篇小说大师的人生历程与内心世界。
自然，这册《巴别尔马背日记》亦非单纯地出版延续这般简单。正如我们会把戴骢译本的《骑兵军》与之前傅仲选、孙越译本的《骑兵军》一起对照着读一样，这本日记当然要与东方出版社的《骑兵军日记》对照着读，尤其是我们拿着这册《巴别尔马背日记》不可避免地认为这是一个精益求精的译本：东方出版社的《骑兵军日记》不仅先后在报纸媒体、网络媒体上引发译文争论，更在于有资深俄文老师私下里指出了这本书的错译之处，而他们只想“以后这些错误可以用来纠正学生造句”。
相对来说，译文“信”与否乃是译者、翻译家、行家的活儿，普通读者没有专业水准，自然达不到核实译文是否忠实的程度，不过，普通读者却在检验另一种语言的水准——汉语读者谁不会？去年戴骢先生的译本出来之后，我也是三个汉语版本对照着看。巴别尔一篇短篇叫《千里马》，讲的是“我”下到连队，分得一匹千里马，却因为与倔强的千里马不够磨合，千里马被“我”鞭打得伤痕累累。排长就对“我”这个知识分子说：“四眼，马叫你给废了，”（戴译本）
凡是读过《骑兵军》的读者，都会记得文弱书生“我”（巴别尔的原型）与骠悍无情的哈萨克骑兵之间巨大的反差与对立。可以说，排长的这句话也尽显这种格格不入。但在另一个版本里，这句话则是：“你把马给废了，四只眼睛。”
很显然“四只眼睛”比起“四眼”来就差了很多——大部分中国人也不会说“四只眼睛”吧？而很多译文之所以让我们不习惯，仍是译者的中文是在其他国家学的。这并不涉及译者的外文水平；即使外文水平非常高，中文表达是否自由、顺畅与熨帖才是要害。
老实说，尽管东方出版社的《骑兵军日记》存在误译之处，甚至连巴别尔的生卒年代都写错，但作为巴别尔的随军日记，译文短促有力，句点用得尤其好（就像巴别尔说：“没有一种铁能像一个恰到好处的句号那样直刺人心。”），不论它是否忠实了原著，这样的段落对于不谙俄文的读者而言都是可口的，并且还可以认定这就是巴别尔式的：与犹太人交谈。我的生养之地。他们以为我是俄罗斯人，而我的灵魂正在敞开。我们坐在高高的河岸上，安静弥漫，身后的轻身叹息。我要去保护乌切尼克。我告诉他，我的母亲是犹太人，往事，白教堂，拉比。
除了误译之外，我个人觉得这个版本至少语感上没有缺点，相比于“信”，读者更要求“雅”和“达”，对普通读者来说，把一位以简洁著称的作家翻译成罗嗦的长句，把随军日记翻译成长句才是最不可饶恕的。
巴别尔作为一位20世纪文学“局外人”的形象，有着深远的价值和影响力。对于21世纪来说，巴别尔还算一位处于不断打捞、挖掘中的作家，阅读这样的作家，诚如布鲁姆·哈罗德所言，并不能让人变好或变坏，但却能与伟大孤独的心灵相遇，增进内心的成长。正如我们读到过巴别尔的三本《骑兵军》一样，我们也会读到巴别尔的第二本战地日记，或许还有第三本，而在这几个译本之中，读者始终会与一个真正的巴别尔相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