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一直在试图寻找着一种可能，让文学的界定成为拯救现实于危命的良方，但我们总是饮憾而归。
这种拯救的艰难与延搁是不言自明的。文学经过几次冲锋和迂回却仍处于两难境地：一方面要提高文化品位，一方面又不能丧失生活实感；一方面要扩大作品的内向性，一方面又要保持故事的可读性。特别是新时期以来的叙事文学，由于商品经济的冲击，更使它蕴涵了越来越多的异质成份，小说开始打破了英雄神话的幻觉，从而向平民化、个性化、平实化、私人化靠拢，于是任何固定的、传统的观念和价值都变得可疑起来，小说家们从而着手创造与以前时代迥异的言说方式为自己的存在辩护。
进入九十年代，这种风气更是一路飙升。于是，一个文化批判的年代俨然诞生，质疑公理、揪斗权威、封杀道义、叫擂耆宿、斩断传统，甚至摒弃廉耻，一时间蔚然成风，文坛更是异常喧嚣和浮躁，大大小小的“写家”们仿佛一夜之间洞悉了嘲讽和聊以解嘲的“文学法门”，充满了轻狂的迈往之气和野逸之态，随之而来的，在某些“作品”中，主题被悬搁起来，历史被风干了，现实变得苍白无力，理性开始了大规模的撤退，甚至连铺陈的叙事情节也不见了——那么，还有什么用来维系叙述？一些所谓的“隐私文学”和“自传半自传”体身心体验小说粉墨登场——当叙述者再也无法知道为了增加刺激或为了“生存”下去而应该做什么时，他们或她们就将自己淫卖，露出羞处，把它暴露在大众面前，用以作为支持其文本框架的最后一根稻草。
随着一大批出生于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的“新生代”作家的诞生，一些“新新人类”女作家们抗着“性本论”的大纛，赤膊上阵，从文学边缘渐渐踅向中心地带。为了让文坛的聚光灯打在自己身上，她们不再满足于瓦解传统叙事方式、颠覆旧有的价值观念等粗浅的手法，而是效仿某些港台影星“取道”三级片平步影坛青云的捷径，从兜售隐私和细描情爱开始，以不怕读者“扔臭鸡蛋”的无耻精神和展览肉欲的“先锋意识”，钻入浮躁一时的文坛。
这些作品大都语言苍白，叙事单调，情节重叠，结构单薄，以放纵生命本能为炫耀，以哗众取宠的性事叙述为线索，以所谓的另类情爱的女性体验为标榜，将一种沉糜堕落、颓废荒淫的生活方式在小说中引入极端。
然而，何以这样一种刻意描写人类兽性本能的作品如此受人青睐？拥有如此广阔的受众？某些读者的恶俗需求、文论家的推波助澜、出版商的唯利是图……共同完成了“几粒米煮一锅粥”的“市场操作”。
人们常说，文学是净土，是神圣的殿堂。守护这座殿堂，无疑是一件清苦而寂寞的工作，诚如鲁迅先生所言：“以笔墨为生是世界上最苦的事。”尽管有人不无辛酸的喟然长叹：“巴金不如包金，冰心不如点心。”还是有许多有志之士甘守清寂，焚膏继晷，兀兀穷年，至死不悔。每时每刻，他们孜孜矻矻，不断叩问，文学是什么？文学究竟要表达些什么？是一些什么样的力量在那里造就和毁灭着文学？这坚执而焦躁的追问，也许正是文学存在的理由。人心不死，文学不亡。而那些脱离了汉语创作坚实的大地，脱离了文学发展丰盈的历史文化背景，只拾得马格丽特·杜拉斯、亨利·米勒的皮毛，便敢于上来大跳脱衣舞的漂亮的女作家们，最终只能自取其辱。
圣殿是不容玷污的，不论是怀着深深的善意还是淡淡的嘲讽，不论是哗众取宠的颠覆还是暴露隐私的淫卖，不论是苦心孤诣的心灵放逐还是剑拔弩张的词语解构。批判的锋芒、反讽的情绪、超然的心境、不屈的态度固然可以使人痛快一阵子，但要作为成熟而牢靠的维系社会的精神纽带，还远不足以胜任。对于粉饰的太平，充满刺激的堕落，用香水和肉欲雕琢的文字，口诛笔伐未必明智，嗤之以鼻的态度同样也对付不了眼前的亵渎和背叛，无论人类的本性怎样异化，文学的进步最终依赖的唯有自身的警醒和自觉。
丑小鸭会变成白天鹅，灰姑娘穿上了水晶鞋，杀人狂魔不妨“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尽管英雄不论出身，可是历史终究不能抹杀。在历史的长河里，几十年、几百年的时光都何其迅捷短暂，两千年转已身成忆，未来的岁月也终将褪为沉暮的过去。当有一天，我们今天筚路褴缕的历程被压缩为文学教科书中薄薄的一章以至短短的一页时，希望我们的子孙们不要将它界定为“由文坛娼妓炮制出来的娼妓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