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说王达三也是一位当代大儒。友人知我心醉传统道宗孔孟，便传来此君的《我为何主张“中国本位文化论”？》一文，说大有参考价值。枭眼才看罢“推进中国本位文化论的十大意见和措施”的第一要点，便没有兴趣第二第三看下去了。其《共识第一》曰：
中国的知识分子应该在如下两个方面达成基本共识：首先，不管信奉什么主义什么思潮，都应坚定地维护国家民族的利益，当务之急是破除“妖魔化中国”而“乌托邦化美国”的畸形文化心理，非是如此则全盘西化乃至是“美国化”则必不可免…。
我敢断定，这样的“基本共识”只能纸上谈兵根本没有任何达成的可能，以这样的“基本共识”来推进“中国本位文化论”，来复兴中华民族和中国文化，体现儒家情怀儒学理念，振兴和发展儒教事业，是注定没有出路的！
在中国特殊语境中“坚定地维护国家民族的利益”之类话语都是似是而非的。更基本更应该坚定地维护的价值应该是：人的权利、价值和尊严！英-史蒂文-卢克斯的《个人主义》一书（阎克文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8月版）中引用康德的话曰：“理性的存在叫做人，因为他们的本性表明他们就是目的本身——不可被当作手段使用—–从而限制了对他们的一切专横待遇（并且是一个受尊重的对象）。所以，他们不仅仅是主观目的，不仅仅是作为对我们有价值的行为的结果而存在：他们是客观目的，其存在本身就是目的，是任何其他目的都不可替代的目的，一切其他的目的只能作为手段为他服务；除此之外，在任何地方都不会找到有绝对价值的东西了”。
在西方，产生于欧州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早已确立了人的价值，让人成了世界的中心和天地间最高贵的存在，一切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学术、道德、社会生活无不以人为出发点和最终目的。人的价值至上、人的权利至高逐渐成为世界各国的共识。
其实，人本（就人与物、人与天、人与神的关系而言）和民本（就人与人的关系而言）思想在中国更为源远流长。原儒也是将“人”放在“国家民族”之前的。孔子说“仁者爱人”而不是“仁者爱国”“仁者爱君”， 所以他肯定汤、武革命的合理性；孟子曰“民为贵、君为轻、社稷次之”，“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都体现了对人的作用和价值的重视，他进一步强调，对不施仁政的暴君是可以不服从、否定乃至‘“篡权”、“颠覆”的。正如牟宗三先生在《历史哲学》中所说：“中华民族之灵魂乃首先握住‘生命’者。因为首先注意到‘生命’，故必如何注意到如何调护生命，安顿生命。故一切心思，理念，及讲说道理，其基本义皆在‘内用’。而一切外向之措施，则皆在修德安民。”遗憾的是，由于历史的局限，“仁政”、“民本”缺乏必要的制度保障，只能成为专制帝王及御用文人们的口头禅。
可悲的是，在民主、自由、平等、人权等精神已成为普世价值的今天，在中国，人依然是一种手段。为了国家、民族、党、社会及虚拟化的人民，乃至为了稳定、为了大局、为了经济发展、为了城市形象，国民个人不断被要求作出各种各样的奉献和牺牲，包括生命在内。
所以知识分子当务之急不是破除“妖魔化中国”而“乌托邦化美国”的文化心理。相反，最应该破除的是“妖魔化民主”的文化偏见，并在这个方面达成基本共识：不管信奉什么主义什么思潮，都应坚定地维护人的权利，即言论、信仰、不受政治迫害、免受匮乏等“四大自由”和受教育权、选举权等最基本人权。
《论语》曰：厩焚。子退朝，曰：“伤人乎？”不问马。也有人说“不”当读为“否”，认为圣人不仅仁于人，也仁于马，贵人所以先问，贱畜所以后问，先人后马，秩序井然，重人轻马，合情合理。不论怎么标点和释意，这个典故都充分体现了原儒的人道主义和人本精神。当代中国知识分子更应该先问人再问别的，在谈到国家民族之类宏大话语时，应该问一下“国家民族”伤害到人没有。
古今中外无数事实早已证明，只要民主制度，才是自由、平等、人权最好最有效的保障，才能把以人为本的思想落到实处。民主是一种不“伤人”的制度底线，有了这条底线，爱国主义民族主义才有根，推进“中国本位文化论”、复兴中华民族中国文化等伟大事业才不会沦为“徒然无用的口号”！在这条底线之上，各种文化各种宗教都可以各显神通，王达三君的儒家情怀儒学理念才能更好地体现，其儒教事业才有实现的可能。
在制度为人的权利价值和尊严作出基本保障之前，强调国家民族之类宏大叙事，无异于儒学的自我丑化和客观上的为虎作伥，而关于读经、民俗、孔诞、祭祀、讲学、庙产、官员、儒教、儒化等一系列建议和措施，纵然得以局部实施，必如民国军阀尊孔读经活动一样，不过笑柄和闹剧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