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世存:中国的转型和个人伦理

中国的社会转型，其问题是任何明眼人都看得出来的。除非一个人有毛病，太弱智，或者太天真，才会感觉良好，才会一边倒地歌颂中国的成就，认同中国的崛起，才会把自己眼前的占有形式，自己在三年五年的资源占有当作有意义的人生成功。我们今天最常说的社会成功人士，其成功范围不出大陆，时间长度不出十年八年，因为他们依附的体制碎片或归属的社会结构处于剧烈的变动之中；体制碎片或社会结构看似稳定了，但它处于严重的内耗之中。何况即使他们一时成功了，但依附体制或社会结构给予的人生满足，跟社会正义、跟合法性、跟善或说合文明性是两回事。他们是一种自我导演的成功。他们不是善、正义、德性的人格形式。

我可以举例子证实这种成功人士或精英人士的虚妄。２０多年前，大陆中国正在反资产阶级自由化、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时候，报纸宣传得轰轰烈烈，政治局委员胡乔木的家人一个电话，中办就派人去给他们家清洗地毯，干完活儿后，工人们在一起休息，聊天，有工人就说，要是我也有这么大的房子，这么多的地毯，别说要我讲四个坚持，就讲八个坚持，我也干。这种情况在今天的中国更是普遍，今天的中国人在大谈三个代表、和谐社会，民间社会也在讽刺代三个表、和谐社会，但如果你是处长局长，你是系主任、校长，别说声称代三个表，就是让你说你代了八个表，让你讲先进性体会，你也会同意的。

中国的问题，一句话，感觉是很糟糕的。用鲁迅的话说，一方面是荒淫无耻，一方面是庄严地献身。或者说，一方面是悲惨世界、停滞世界、贱民世界，一方面是都市时尚生活，是精英世界、是富贵世界。用社会学家的话，这种中国社会结构已经改革之手牢固地定型了，它先于制度改革定型，将是中国进行民主制度革命的最大障碍之一。

中国的问题是瞎子都看得出来的。但为什么还是需要说，因为言说、交流有作用，可以取得共识，可以使我们各自的生活趋向完善。说话在今天是越来越困难了。中国要实现民主转型的另一个大障碍是目前的执政党本身，中共一党专政几十年，既无制度安排也没有雅量接受批评，总把批评现实的话当作要推翻它的话，我以前对它的这一点还很不以为然，但今天的我已经无所谓了，我已经对它不抱希望了。用储安平的话，他在四十年代末办《观察》杂志，批评国民政府，结果政府把他的杂志查封了；储安平说，政府害怕我们批评，可是今天我们连批评的兴趣都没有了。

真是这样，就是中共求我批评，我也没兴趣给它一个字。它了不起要进入我的描述范围。我自己很惭愧，既不像一些知识分子朋友那样批评它，又不像一些实干家比如维权者、志愿者那样身体力行地改造它。我一直生活在自己的世界里，只是出于智力的兴趣而观察它而已。因为我们不想活得糊里糊涂的，我们得做一个明白人。我们得对我们生存的世界有所解释，这就要求我们认清中国的现状。我跟生活、社会现实、热闹的都市有着很长的距离，这种旁观对社会变革可能没什么用，但可能更客观、更中立。

你们可能看过四五年前我在丹佛大学的一个演讲，“当代中国的现状及中国精英的态度”。那个演讲基本上把我对改革以来的社会现象的观察讲出来了，当然，我当时讲得太感性化，对很多现象没有给予概念定义。时间又过了几年，社会有了新的变化，需要新的解释，我原来的观察也该有一些概念性的结论。但由于我个人的原因，我对有些问题已经不太有研究了。我在那次演讲里说：特定含义上的西方文明精神的影响在中国大陆已经结束。我们可以说它是以闹剧结束的，因为中特理论、德治、三个代表、民族主义者、民粹主义者和左派思潮已将他们劫掠而去。我说自由主义被劫掠走了，西方精神在中国终结了。这几年，读经热、国学热、文化保守主义登上中国舞台，部分证实了我的那个判断，但我没有研究当年的自由主义是如何变异的，比如吴敬琏先生、周其仁先生、朱学勤先生们有没有变异，如何变异。

我在那个演讲里还说了，由于转型使利益的分布并不均匀，官吏选拔制度的约束造成精英之间的流动不太通畅，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向历史的回归时还打上了新的印记，即精英同质化的现象还不太明显。我预言精英们趋同。后来康晓光也提出了精英联盟的说法儿。但从当下的事实来看，我的这个预言是失败了。精英的联盟也是虚妄的。因为精英血统早已衰败，我们社会已不存在精英，他们最多比斧头帮的混混儿们多一重公开的身份地位。

当然，除开这些细节，我们对当代中国仍可以进行一些粗略的描述。对相当多的中国人来说，堪称伟大的中国当代转型有自己的起点和终点，它的起点是毛泽东时代的总体性社会或说极权社会，它的终点，或者说我们希望是也应该是的终点，是一种民主社会。但我们的转型显然跟西方的俗语所说的一样，我们种下了龙种，收获的却是跳蚤。

我们的知识在很大程度上属于西方知识的谱系，这使得我们在描述中国现实时，不得不借用西方知识里已有的概念，比如毛泽东时代叫极权社会、邓小平时代叫后极权社会，这么说很方便，但它有两个问题。一，它虽然方便却没有力量。语言、概念是有力量的，有生命的，它的力量强大到可以杀人。比如一个警察知道我是社会闲杂人员、三无人员就可以不把我当人看，可以任意侮辱我甚至打杀我。闲杂、三无、盲流，这种概念可以杀人，而且它已经害死了不少人。这是很可怕的。但相当多的西方名词到了中国就失去了这种力量，比如你说胡锦涛是个独裁者就没有力量，他不会在意你说他是独裁者，独裁一词不构成对他的制约、威权，当年毛泽东是欣然接受了的：“先生们，你们说对了，我们就是独裁。”你说科学发展观也没有用，这就跟在中国说科学一样，是纸糊的架子，没有用的。有几年民间社会流行公民一说，好像我们一下子又发现了出海口，通向公民社会。但公民这个字眼也没有生命力。你说一个人不是公民，你对他说，他应该做公民，这也不会刺激他，激起他向上向善的人性力量。有些知识分子或知识的信徒们不了解这一点，总是偷懒、图方便把复杂的社会套在一个大家听惯了的概念里，还以为自己说出了一个天大的真理。后极权社会是东欧的一些知识分子叫开的，中国的知识分子就把它拿过来用，已经很取巧很权宜了，或说已经不太合适了；但有些人还把它用到现在来指当下的中国社会，这就太不负责了。你还以为你用它，是在骂这个社会，骂这个政府，你还以为你在警示人家江山不稳，迟早要发生苏东式的民主革命；但人家根本不当回事，人家已经准备得差不多了。这是很可笑的。

用西方术语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方便省事导致知识界不思进取，思维的惰性使得我们的思想产品落后于社会发展。比如，苏东革命，最应该有研究的是我们，但我们不去研究它的发生机理，不去研究它民主革命后民主的阶段性、民主的幼稚过程，反而以吏为师，跟着官话叫“苏东事变”、“苏东风波”。听说我们的一些大知识分子还从苏东事变后的艰难，来嘲笑人家，来庆幸中国的发展。这种认知障碍已经没法子解决。但满足、庆幸现状的知识努力能努力到哪里去呢，他们不赞美执政者就已经不错了。至于说解释中国的转型自然更成问题，除了官话，我们缺乏社会转型的总体性解释，我们观察、分析中国社会缺乏足够的思想资源、缺乏工具和方法。我在前年底认定这是一个次法西斯社会，算是一个个人说法儿，但因为我个人的原因，我也没有对这个说法儿进行展开。

就我观察到的中国社会转型，假如把毛泽东时代叫做极权社会，８９年前的邓小平时代叫做后极权社会，８９年后的中国社会是一个次法西斯社会。关于次法西斯社会的描述，你们可以看我的两篇文章，“次法西斯时代的国家、社会和个人”，以及“国丧被囚有所思”。我今天就不多重复了。

可以说的是，后极权社会的政治控制机制是“集权而不觉专制”，次法西斯社会的政治控制机制可以说是“专制而难以集权”。你们可以想想这二者的差别。当然还有很多差别，比如后极权社会是意识形态式的左翼专政，次法西斯社会是利益集团的右翼专政；后极权社会的二元结构断裂是行政主导的，次法西斯社会的二元结构断裂则加入了市场主导和知识主导的力量；后极权社会更多是哄骗式、诱导式的统治，次法西斯社会是抢劫式、打压式的统治。从这个角度看，我同意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的说法儿，六四后第一次大规模地公开枪杀平民的广东汕尾事件，跟六四是有差别的。六四事件是领导人的决定，是选择的；汕尾事件是这个次法西斯社会必然的、经常的表现形式。

因此，那些仍停留在后极权思维框架中的人是可笑的，他们视而不见今天社会断裂的现实，视而不见中国崛起的说法儿，大国战略、巨国效应、强国梦想的说法儿。我们今天把７０年代出生的人８０年代出生的人叫新人类或新新人类。这个８９后的次法西斯社会，已经有１６岁了，真的像有些文学批评家称道的，当得起“新新中国”的称谓了。

但这个新新中国跟新中国是不是完全不一样的国家呢，就像新新人类是否跟人类不一样呢？这也是瞎子也看得出来的，他们是一个模子里出来的，他们是一个家族的不同变种。那些停留在后极权思维中的人就难以研究他们的异同，也就不能认知毛泽东时代以来的社会一贯性。即极权、后极权、次法西斯三个时代在本质上是没有差别的。所谓“天不变，道亦不变”，没有变天，没有民主革命，这个社会的统治术或治理之道就没有本质的变化，人们的生存本质即我说的类人孩状态也没有变化，我们都是被国家机器这个大家长看管的孩子。离开这一点，去看中南海的新主人们，去看第三代核心或第四代班集体，去猜测他们的行事逻辑，就极容易一厢情愿、自作多情。

而我们之所以要用后极权、次法西斯来称呼我们的社会，是因为我们的社会在变动，在转型，我们需要认知新的动向，我们需要找到力的方向，需要找到时代的精神出路。它是变得更积极了，还是更颓废了；是变得更原子个人了，还是变得更集体依附了。权力运行是变得更温情了，还是更肆无忌惮了；变得更隐晦了，还是更赤裸裸了。我用次法西斯社会，也是想了解这个社会要“坎陷”到什么地步，要了解各个阶层在社会中的利益构成及保证形式。

那么这个次法西斯社会有多长时间？从８９年算起，它有１６年了，它还有多少年寿命？它的终结形式是什么样子的，是动乱、社会阶层分裂，是清算、审判还是赦免实行精英式民主？在这些问题上我想得不多，因为这是大家的事，取决于大家的努力。如果我们不努力，这就是一个长期的历史，次法西斯社会是一个长期停滞的社会。台湾的柏杨先生曾在监狱里研究中国历史，提出了王朝瓶颈一说，他认为一个王朝过了二代三代，就度过了危机期，就进入了一个长期停滞的时期。我在想柏杨这一假说时，主要想到了士大夫阶层的精神心智，他们要么在进化的阶梯上停滞，因为有孔孟之道高高在上使他们看不到别的路，要么一根筋地维护孔孟之道，即做了专制的帮忙帮闲，甚至帮凶。今天的我们如果不愿帮专制的话，如果我们既不能清算，也不愿赦免，那么我们就得寻找精神上的出路，寻找现实中的出路。

说实话，今天中国的问题已非一人之力所能改变。由于士大夫或说知识精英的帮忙，中国特色的专制，皇帝四十年不上朝，社会继续维持下去。今天的中国，有没有中南海，其实也已经没有太大的差别。可叹的是，我们中间号称最敏锐的人，总把中南海当作念兹在兹的对象；就像王朝时代的士大夫把一天都没见面的皇帝当梦中情人一样。假如胡锦涛先生听劝，我们劝他像蒋经国先生一样，也是不可能了。蒋经国先生意志顽强地说过，只要他在位，他就不允许台湾岛上有流血。但胡当政三年，大陆官民冲突已有不少流血了。何况胡即使有心他也无力。很多人因此同情胡锦涛，以为他处境艰难，形格势禁，很多事由不得他。这也不对。我一再批评唐德刚黄仁宇的历史观是一种决定论式历史观，我们当代的精神底色也在很大程度上是这种撞大运式的，是宿命的。但如果要我给胡锦涛，这个清华大学毕业的人送几句话，我可能会说，后人看历史是决定的，历史在当下是选择的。

我们谈了这么多关于转型社会的问题，那么个人在其中生活有什么意义？这里就涉及到我今天演讲题目中的一个概念：个人伦理。个人伦理是什么意思，其实就是个体自身存在的方式，我们个人的生活方式，我们个人跟世界的关系。我们如何自处、慎独并与外界相处。个人伦理涉及很多问题，你自己向内反省要做什么样的人，你自己向外努力要求什么样的机会。有的人会说我要内圣外王，有的人内心充满仇恨外在表现就可能是强烈的反社会反人类，有的人内心迷茫外在表现可能就是破坏性的。

但对一个社会而言，个人伦理最终要跟时代社会的发展保持某种关系。从人类文明史的角度看，人类应该实现自己的梦想，这种理想不是仇恨的、破坏的，而是一种和谐，是恩格斯说的人同自然的和谐以及人类自身的和谐。可是光说这一梦想光说你要和谐是没有用的。中共提出和谐社会没错，但没有用处，因为它没实现和谐社会的办法。

要实现人的理想，个人伦理中最重要的一点，即必须确立起人的主体意识，在试错中走向健全的社会关系。有的人可能不想获得成人的主体资格，他说我宁愿依附别人、依附体制，一辈子做乖孩子，一辈子装孙子；有的人有了主体意识，却又总处于利害的算计之中，这种个人伦理就是无意义的、犬儒的。

确立健全的个人伦理很重要。如果我们都不是独立的主体，那么这个社会就是原子个人式的，就是一个弱肉强食式的丛林社会。当然，个人的心智成熟和外在关系的完善健全不是一下实现的，它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更确切地讲，对一个民族社会的个体而言，它应该是一次伟大的运动。在这方面，我个人是乐观过头了。我在五年前《关于九十年代的汉语思想》里曾经说过，８０年代的中国人是以人道主义消解极权主义，９０年代是以自由主义消解专制主义，我预言新的千年世纪，在它的第一个十年里是以个人主义消解集体伦理。但这个十年已经过了一半，我们社会里没有个性运动，没有出现巨大的精神个体，没有出现特立独行的人格。

我希望能有很多机会和场合承认我的预言的失败，并检讨其原因。从这一个案中可以看出，８０年代的中国人努力、以及９０年代的中国人努力，其成就是要大打折扣的。就是说，８０年代的启蒙运动、人道主义思潮，９０年代的自由主义努力都是不彻底的，所以导致中国人至今没有出现个性解放运动。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知识、思想过于匮乏的结果。当然我们已经不能对知识精英抱希望了，他们的意志在后极权社会表现得最高，在次法西斯社会就只一年不如一年地混了。说他们全面帮凶帮忙地专制，是有点刻毒；为顾面子，我们可以说他们是全面保守了。

生活在我们这种社会里，人是不能抱希望的。你如果不介入，你如果不付诸行动，你对这个社会的希望就是没有意义的。你希望后极权社会能转型到民主社会里，但它偏偏不满足你的希望，它转型到次法西斯社会里了；你希望胡温新政，但胡温治理的社会较之从前更多恐怖、血腥，你希望个性解放、个人伦理消解集体主义，但那么多人要考公务员，要挤进体制，要依附某个单位；你希望中国社会由单位制向社区制转型，市民有个觉醒，有一个波澜壮阔的市民运动，但社会没向这方面转型，而是越来越冷漠，走向原子个人主义。

尽管中国社会的转型从宏观层面看，从表象上看，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这种原子个人主义之上的成就就像沙土上建筑，极为脆弱。十万人的骚乱就可以让一个县城倒退回十年以前；一个政策或地方政府的措施就可以让一个繁华的小镇萧条至极，这在今天的中国已经出现了很多个案。费孝通生前曾说，中国最近２０多年发展比较顺利，有些人就以为一切都很容易，认为生产力上来了就行了，没有重视精神的方面，他说与西方比，我们缺“文艺复兴”一段。费先生说的其实也是个人伦理的重要性。在中国生活，你想求得什么样的机遇，你想选择什么样的生活方式，你跟他人相处有没有“共同的人性”。没有共同的人性，对方可能是狼，你的存在也可能是对方眼里的地狱。

在西方现代转型数百年期间，历经了文艺复兴、启蒙运动、现代派运动等等，其中最重要的是个人伦理的完善，个人必须在生存世界的关系中确立起某种最低限度的伦理共识。比如莎士比亚、歌德、雨果们那种空前的人类自信、乐观精神，克尔凯廓尔、陀思妥也夫斯基、卡夫卡那种空前的人类迷茫、悲观、深思精神。这些人文主义运动都产生了极为丰富的公共知识产品，满足了社会转型的需要。但我们当代的社会转型中，上至执政党领袖，下至平民百姓，想要的公共知识产品却迟迟产生不出来。我们既不能实证某种空前的人性或中国人的自信、理想、乐观，又不能彻底地悲观、失望，我们因此难以有效地参与社会公共制度、公共空间的拓展建设。

比如现在流行的宗教信仰、市场热销的个人励志一类的图书并不是我们社会的公共知识产品。人们希望自己的心灵有所寄托，这很好，这是意识到个人的有限性，但一个社会要表达有限性不是借助于形式宗教，而是公共知识的开智启蒙。比如朱学勤先生在读书人中间影响很大，他有一个“狼奶说”，说是６０年代出生的人是喝狼奶长大的，有毒，现在应该把狼奶吐出来。这个比喻很好，但很可惜没有成为我们社会的公共品。朱先生本来应该由此进一步往深里思考，从而能对社会各阶层演绎他的“有限说”，但他只是对圈内人说话了。这就不够，这一事实也证明我刚才讲到的８０年代、９０年代思想界的不彻底性。这种成就真的是要打折扣的。对有些想内圣外王想做救世主想一言而为天下法的人来，朱先生的思想是很好的。更为重要的是，不同年龄、不同阶层的人都应该意识到自己是有限的。很可惜，在这方面，我们提供的思想资源和知识产品不够。这样就使得我们社会的个体陷入分立对立的状态，而难以和谐共处。一部分人仍是狂妄自大，一部分则绝望自卑得去信仰了。

个人伦理含有三个层次：人的生物性、社会性、个体性，对应的生存要求是欲望、理性、精神气魄或信仰，对应的生存状态是生态环境、世态环境、心态环境。

海外的胡平先生批评吴思的历史写作暗含９０年代以来的社会思潮，即只顾欲望和理性算计的犬儒思想，而忽视人的精神气魄，这是很有道理的。

因为缺乏我们说的人文主义运动，缺乏个人伦理的呼应、声援，我们当代中国的个人生存质量在文明眼里是较为低下的。你们可能不理解这一点，好像一到北京王府井一到上海的外滩就觉得我们是在文明的中心，或觉得我们站在文明的前沿了。这不对。你想像一下中东地区，那些靠石油起家的阿拉伯国家，他们那里的城市建设也美仑美奂，但你认为他们跟文明站在一起吗？无论我们怎么做样子，我们中国人的个人伦理不能完善，我们在文明眼里就是低等的生物。

我们的生态环境是不用说了，山河大地在流血供养中国人，中国人反过来作践了大自然，生态环境破坏、污染严重。我们的社会，世态环境，可以说是世态炎凉，丛林法则使得有人认为，在我们这里大概只有血缘关系才是善的延续形式。至于心态环境更不容乐观。邓小平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但富起来的人都不知道怎么打发光阴，中关村的企业家说羡慕比尔-盖茨，深圳的大款无所事事只好去把攀登珠峰当作人生挑战和享受了。更多人的心态在精神气魄方面严重萎缩，反而以为自己在寻找真理，自己有了信仰，越来越多的人信仰佛教、上帝、真主、李老师，这些行为并无太大差别，也没有太大意义。用历史学家的话说：流行于罗马帝国的各种各样的宗教信仰，在一般人民看来，同样应验，明哲之士看来，同样荒诞，统治阶级看来，同样有效。

我的话也就讲到这里，要说明的是，我说了这么多，不是要你们对中国转型悲观失望，我们描述了我们的世界，但我们的精神不应停留在跟它同样的高度，何况解释中国转型会有另外一种形式，一种轻松的、喜剧的形式，我会再找机会跟你们分享；第二，我的意思是，个人伦理对社会转型的意义极大，只要你的精神气魄还在，你的理想志向没有动摇，只要少数人仍在努力，这个社会就有希望，就是值得我们生活下去的。今天的中国已经有了像姚立法、郭飞熊、高智晟这样一流的民间政治家，我们的转型可能比历史学家预想的还要快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