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的文学面孔不似往年的暧昧不清。这是一张“浪子思归”、“渴望担当”的面孔，浓眉大眼的面孔，苦思、亢奋而有些鲁钝。众多文学评论家提出了越来越相近的批评主张。众多文学期刊发表了越来越粗糙的中短篇作品。众多重量级作家先后拿出了沉淀多时的长篇小说。总的看来，2005年的文学面孔表情丰富。
“现实”与“历史”归来
此年的长篇小说收获甚丰：林白的《妇女闲聊录》、贾平凹的《秦腔》、毕飞宇的《平原》、阿来的《空山》、范小青的《女同志》、东西的《后悔录》、余华的《兄弟》、王安忆的《遍地枭雄》……每一部都来者不善。自1980年代后期以来一直被中国作家刻意抛置的“现实”与“历史”，
在2005年得到了凶狠的书写；主流文学界苦心经营了二十年的“祛历史化”、“祛现实化”、“祛集体化”的现代主义腹语式的叙事潮流，在积累经年的道德焦虑与真实诉求中渐渐星散。破碎行进的乡村与城市浮现在《妇女闲聊录》、《秦腔》、《遍地枭雄》和《女同志》中；无法消逝的“文革”长影倒映在《平原》、《兄弟》和《后悔录》里；时间不再剖开现代主义的横切面，而在《空山》中走向纵深……联想起近年来莫言的《檀香刑》、《四十一炮》，阎连科的《日光流年》、《坚硬如水》、《受活》，林白的《万物花开》，格非的《人面桃花》，李洱的《花腔》、《石榴树上结樱桃》，以及艾伟的《爱人同志》等长篇作品，可以说2005年文学对“现实” 与“历史”的回归绝非偶然。
这里所说的“回归”除了是就文学整体而言，还有针对这些作家的意思———这些回归者多是昔日的先锋派、炫技派作家，无意识的反历史主义和反现实主义者，但是，现在，他们回到了“现实”与“历史”的怀抱之中———嬉戏的孩童终于长大，承担重负的仁心取代了弃家远游的玩酷。
正如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这些作家在历史和现实背景中展开的虚构，也不再与中国当代传统的现实主义书写方式相同。从来没有写作者像林白那样，把一位农妇的闲言碎语“记录”到底，并让这破碎的记录自己诉说伦理的凋败、权力的骄纵、羞耻感的丧失和生命的包容；而贾平凹在《秦腔》里，面对乡土崩溃和精神离散所表现出来的叙事态度上的“震惊无能”，和叙事结构上的“东鳞西爪”，是与传统的乡土田园文学那完整自洽、成竹在胸的叙事方法大相径庭的；毕飞宇的《平原》看起来很白描，很中国，但是骨子里的那个狠，那个叛逆，那个一去不回头，却随着每一章每一节的进展寸寸深入，这个“狠”在小说的终结达到高潮———当端方的喉管被中了狂犬病的吴蔓玲死死咬住时，权力的巨手便在中国乡村最微小的细胞中完成了它从容而无情的拨弄……历史和现实在这些作家笔下尽量远离了庞然大物的支配，有了个人化和批判性的迹象。
复调思维尚未形成
然而，也仅仅是“迹象”。它们还没能成为坚固而丰赡的事实。在沉重的历史和纷繁的现实面前，充分的个人化写作并未实现。自由奔放的想象力仍然罕见。
由于精神的幅宽有限，某种观照现世的复合性眼光，以及与悖谬世界相抗衡的复调思维尚未形成。尽管作家们受过先锋写作的技巧训练，但是精神格局的促迫使其在与“真实”相遇时，要么服从既有的社会结论，要么服从自己无力的异想天开，那种由自由意识所驱遣的游戏精神总是难以萌生。为什么中国文学经历了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浪潮的洗礼之后，还会出现这种初级问题？答案是显然的：我们并未充分经历过“人”的自我发现阶段，就被这股浪潮解构掉了从未坚实存在过的“人”本身，因此，这一浪潮未能成为丰富作家之精神主体性的助力，那些表面的技巧自然无法在实质上帮忙。也正因如此，虽然我们的现实和历史足够怪诞，但是我们的小说却总是不够怪诞，或者它们顶多是现实怪诞的有抄袭嫌疑的复本。是不可能有超过中国现实之怪诞的想象力吗？我以为不是。只是作家的想象力仍潜在地受限于“庞然大物”而已。
而为何“庞然大物”总是潜在地主宰中国作家的思维，我以为原因更是简单：中国作家的精神维度中，真真切切缺少一个彼岸的世界。这世界，有人名之曰“上帝”，有人名之曰“绝对存在”，有人名之曰“信念”，有人名之曰“美”，我名之曰“无限的神秘”。站在这一基点上，现世的相对性显现无遗。当这相对性的一切被绝对化地叙述时，复调思维自然难以产生。
新的“文学工具论”兴起相较而言，2005年的长篇小说境况胜于中短篇，因为有文体追求的成熟作家都去写长篇了，中短篇小说领域便由较新的面孔所主宰。由于文学期刊的市场化危机，导致了它们对中短篇小说“好看性”的迫切需求。
所谓“好看”，便是故事性强，冲突剧烈，反对晦涩，向影视剧靠拢，由此产生了不少表现出“兵法精神”的作家。举目望去，林立的文学期刊几乎找不到从前俯拾即是、令人头疼的“实验小说”了，文学的探索精神被弃如敝屣。季羡林说：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实践证明，“河东河西”根本用不了三十年，五六年就够了。
五六年前那股追求片面的文学技巧和精神深度的走火入魔劲头，现在被编织故事或抄袭新闻的热情所代替。前者故不足取，后者亦无足道。
与此同时，反对文学的探索性和精致化追求的理由还有一个，那就是“正义”———为弱势群体代言，把当下社会的“真实面目”最朴素地表现出来，以文学介入不公正的社会现实，等等。
一些评论家把曹征路的小说写作视为“文学正义”的集大成者。对持此论者的社会目标———公正之实现———我举双手赞成，但是对于直接让文学创作成为社会主张之传声筒的做法，我坚决反对。它对文学的伤害有文学史作证。作家的道德激情与改造社会的使命感是高贵的，它既可以投入到具体的社会实践中，也可以化为自由瑰奇的文学想象，就像卡尔维诺已经做到的那样。但是如果想毕其功于一役地以肤浅简陋的文学实践取代坚苦卓绝的社会实践，那就是虚伪矫情的“左派幼稚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