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物质生活的贫困和生存资源的国家垄断，知识的购买者主要是国家而不是社会。国家购买知识的主要目的是利用知识为自己的“产权单一制”作合法性辩护，也期望这种辩护可以消解被抢劫的风险。国家的目的和知识分子的道德职业化偏好有共识，也有冲突。这种冲突和共识导致了中国知识分子在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悲剧性命运。经济依附性是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原罪。知识分子作为“社会良心”的代表，却因为“毛附于皮”的生存背景而被迫发生了很多畸变，抗拒畸变的为民请命者纷纷被活埋，其中精明者流亡为“颠僧”。更多的知识分子进入庙堂，帮忙的“忠臣”，帮凶的幕僚和帮闲的戏子是这种畸变典型的三种表现。
灾乱和产权单一制同样导致了士人的“普遍贫困化”或相对贫困化，为了生存他必需找人“踢他的屁股”，为了生存得更好，他必需去“踢别人的屁股”。中国文人为权力“打工”形成了一种根深蒂固的幕僚情节，而且是世界上最认真的‘打工族’，为了糊口，这本也无可厚非。但他比一般的“打工仔”要辛苦得多，因为他不是生产一般的物质产品供‘老板’享受，而是要练就一种只用语言就能让老板开心就能混到饭吃的本事；否则就得“失业”。同时，因为自持有这种本事，他们总是自命不凡或为了表演与众不同，他们与社会主动疏远，这进一步使他们靠近各种权力资源。
由于这个就业市场也存在着竞争，因而，文人之间也存在着“内战”。鲁迅说，凡知识分子，性质不好的居多，尤其是所谓文学家，左翼兴盛的时候，以为这是时髦，立刻左倾，待到压迫来了，他受不住，又即刻变化，甚至出卖朋友。中国文人的内战——想想文革，想想周扬们与胡风们吧——一直是这个灾变之国最著名的风景线之一，也是这个文明古国最大的道德丑闻之一。
为了改变经济依附地位，中国的知识分子一直在作努力。但这种努力不是在权力体系以外建立生存空间——我承认这样的空间很小或几乎不存在，但我的问题是，这种窘境与知识分子争取独立的方向应该是互为因果的——而是拼命地在权力体系内钻营自己的位子。中国的统治者们深味此理，以产权单一制为基础的科举制度便玩弄文人们于股掌之中。毛的一段话集中展现了中国知识分子可悲的饥民地位：
“要把唱戏的、写诗的、戏剧家、文学家赶出城，统统轰下乡……你不下去就不开饭,下去就开饭。”
当然我们没有必要一味地谴责中国知识分子缺乏独立的人格，因为没有独立的经济地位所谓人格之完整是谈不上的，非要装出圣人的样子，也很虚伪。在没有所有权的条件下，为五斗米折腰是普遍事实，而采薇南山下是特殊情况。中国知识分子的知识从来不是一种产品，没有价值，它与社会和权力之间不是一种等价交换的关系；它一直是贡品或牺牲，权力或社会采取扔给赏钱的方式对他们的劳动表示赞赏。这在中国现代社会，还表现为对知识产权的严重侵犯。但是，不能把中国知识分子人格的丧失完全归因于产权单一制的剥夺，我们必须同时在人性的普遍弱点和知识分子自身的弱点中去寻找原因，特别是在知识分子的灾民理性中寻找原因。在文革中，当我们的朋友受批判而即使我们沉默也不会倒霉的时候，为什么要落井下石？知识分子必须进行自我反省。依附性传统对我们心理是否影响太深了，即使在能保持人格和独立的时候，我们仍然热衷于作权力的谄媚者和帮忙者？即使缺乏反抗的条件，面对政治上的不人道和不公正，我们至少还有沉默的权利，也不会有什么损失。但总有一些文人，珍惜一切机会向权力跪拜。如果他们这样做不是为了生活得更好，就是奴性太深了。这已经不是什么生存权的问题，而是知识分子自身的素质问题。每当有“运动”，社会学家、科学家纷纷起来“为中国”声辨，简直形成了中国的“权艺复兴”运动。
我向你高呼万岁
斯大林元帅，
你是全人类的解放者，
今天是你的70寿辰，
我向你高呼万岁
…………
原子弹的威力在你面前只是儿戏
细菌战的威协在你面前只是梦呓
你的光暖使南北两冰洋化为暖流
你的润泽使撒哈拉沙漠化为沃土
…………
这是一种发自内心的“力量崇拜”和“灾民迷信”。这种谄媚没有人逼他们作，也与经济利益没有直接关系，他们是骄傲地自甘堕落的。或者，郭沫若式的堕落起源于更深刻的饥饿恐惧，以及因此产生了的更高的“利益崇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