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端午节”归属权之争和“泡菜摩擦”之后，中韩之争扩展到影视领域的“韩流”。
近年来，韩剧在大陆电视上掀起的“韩流”，可谓汹涌澎湃。首播之后还要不断再播，几乎每晚都有数家电视台播放“韩剧”，尤以《人鱼小姐》和《大长今》最为热播，为引进两剧的央视和湖南卫视赚了大钱。而国产剧的收视率却日益萎缩，让大陆的影视人和影视衙门脸上无光。
面对滔滔的“韩流”，大陆的某些影视名流和爱国愤青祭出爱国主义这一绝对的“政治正确”，公开指责播放“韩剧”过多。比如，影视界名流张国立说：“中国在历史上曾被入侵过，但文化上却从未被奴役过，如果我们的电视台、我们的媒体，整天只知道播放韩剧，这跟汉奸有什么区别？”“中国正成为文化进口大国，看韩剧是卖国行为。”
现在，中共广电管理部门终于出面，作出减少韩剧播出的决定：今年将严格审查韩剧，最多把播放量减至去年的一半。
垄断性行政衙门介入韩剧之争，标志着中国广电界开始了文化上的全面“抗韩”。
在全球化时代，如何应对某国文化产品走红国际市场，大致有两种思路，一种是尊重平等竞争原则的开放心态，致力于提升本国文化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另一种是基于贸易歧视和爱国主义的保守心态，既要对外来文化产品的风行横加指责，又要动用行政手段加以限制。法国知识界就为了保护本国电影，曾呼吁政府出面抵御好莱坞电影，让自我吹嘘的大法兰西气派露出小家子气尾巴。
显然，前一种方法是正途，后一种方法是歧途。中国影视界及影视衙门太没出息，放着正途不走，却偏好歪门邪道。影视人不思如何创作出更具竞争力的影视作品，更不敢向影视衙门争取更宽松的创作环境，而只知道求助于狭隘的爱国主义，毫无道理的贬损外来影视产品；影视衙门不思如何为影视界提供自由创作的制度环境，更不愿意放弃影视审批的垄断权力，而只知道动用垄断权力来限制韩剧的引进。
如此抵制外来文化和保护本国文化的歪门邪道，表面效应确实能够为韩剧热降温，但实质效应却是中国影视的自戕，非但无助于国剧质量的提升，反而让国剧在垄断权力的庇护下不求进取。
比如，广电总局为了抵制好莱坞大片对国产电影的冲击，不仅在进口数量上作出严格限制，而且为了拿出国产片票房过亿的政绩，不惜动用行政权力支持张艺谋的大片《英雄》，人民大会堂的首映式，似乎是在炫耀张艺谋的“国导身份”；下令所有院线空出一个月的档期，标志着由影视衙门撑腰的张导在中国电影市场上的霸主地位；果然，《英雄》创造了超过两亿的票房，为广电总局创造了“空前政绩”，也为中国电影赢得了“票房尊严”。然而，就《英雄》的美学的文化的评价而言，首创国产片票房奇迹的大片得到的却是恶评如潮。有人说，《英雄》不过是陈腐历史观的现代包装，甚至就是献给暴君的“贺年卡”；有人说，即便从制作技术的角度来评价，《英雄》连“唯美主义”都算不上，至多是象明信片一样单薄的“唯漂亮主义”；有人说，《英雄》是对观众的不尊重，甚至就是在亵渎观众的智力和审美能力。
要我看，中共电影衙门帮助《英雄》创作“票房奇迹”，为中国商业电影开创了极为恶劣的先例——既是对其他影视人的歧视，也无助于中国商业电影的质量之提升。君不见，《英雄》之后，张艺谋的《十面埋伏》和陈凯歌的《无极》，尽管也都创造了过亿的高票房，但大多数评论家和观众都认为，两部大片皆是高投入而低质量的劣质品。有影评人甚至说：为这样的大片写影评，即便是恶评，也是一种浪费。
更可悲的是，在官民共同“抗韩”的背后，隐含的是传统的大中国傲慢。曾几何时，无论在政治上还是文化上，中国一直东亚的主宰者，朝鲜自然也不例外。在文化上，朝鲜曾属于儒家文化圈；在政治上，中国曾是朝鲜的宗主国；以至于，中日两国在近代的交恶，恰恰开始于争夺对朝鲜的主导权。大中国败于小日本，让出对朝鲜的主导权和割让台湾，既是大中国落伍的最醒目标志，也是“大中华文化圈”解体的标志。
现在，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掀起一浪高过一浪的“大国崛起”的欢呼声，中日的“东亚老大之争”愈演愈烈，中韩之间也时有龌龊。韩剧的热播凸现了国剧的清冷，这是刚刚重新找回帝国骄傲的国人所无法忍受的。
更令人忧虑的是，近年来，中、日、韩三个东亚大国，皆陷于病态民族主义的泥潭，在纵容极端民族主义上，独裁大陆和民主的日本南韩并无多大区别，三者都把民族利益作为凌驾于自由和人权等普世价值之上的最高价值，陷入只问民族国家而不问是非善恶的新一轮道德蒙昧之中。如果三国继续放纵已经有点走火入魔的民族主义情绪，不仅无法处理好棘手的台湾问题和北韩问题，而且很可能引发东亚局势的长期动荡。
2006年1月10日于北京家中
Just another WordPress sit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