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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拜谒波良纳托尔斯泰庄园的时候，在其故居中看到了许多托翁的亲笔信件。从中年时代开始，托尔斯泰便经常给沙皇写信——他给沙皇写信并非像一般的贵族那样献媚，相反他毫不留情地指责俄国社会的黑暗，希望沙皇体谅民间疾苦，厉行政治、经济和文化方面的改革。列宁称托尔斯泰是“俄国革命的镜子”，而托翁本人却是一个坚定的非暴力主义者，换言之，一个真正的“反革命”。这真是一个有趣的历史吊诡。不过，托翁的文学活动最活跃的时期，横亘了从一八六一的农奴改革到一九一零年革命前夕长达半个世纪之久，他对俄国社会的观察和思考确实可以汇总成为一部个人化的俄国近代史。
托尔斯泰的书信集中保存了他与三位沙皇的通信——当然，这些信件不会有任何的效果，三代沙皇都我行我素，绝对信奉独裁专制的原则。他们虽然不敢公然迫害托翁，却对他没有什么好感。当然，托翁也深知沙皇们的本性，比如对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托翁的评价是：“尼古拉认为，所有的人都同围绕着他的人一样，可是他身边的那些人都是下流东西，因此，他认为所有的人都是下流东西。”（《托尔斯泰日记》）但是，托翁仍然不放弃对这些铁石心肠的统治者的规劝。
在这些书信中，引起我兴趣的是列夫托尔斯泰致沙皇亚历山大二世的一封信，写于一八六二年八月二十二日的莫斯科——
陛下：
七月六日，一个宪兵军官由警察部门负责人陪伴，当我不在家时来到我的住宅。那时正值度假时期，我家有几位本地乡村客人，是一些学生和老师们；还有我姨母和我妹妹。宪兵官员向教师们宣称他们被逮捕了，他要求他们把随身携带物品和证件交给他，搜查进行了两天，他们还搜查了学校，食品库房。根据宪警的说法，他们没有发现可疑的东西。另外还有其它对我客人的冒犯，还将这种冒犯强加到我本人和我的姨母及我妹妹的头上：宪警搜查了我的办公室和我妹妹的寝室。当被问到根据什么他们要这样做时，宪警纸面上宣称是根据最高当局的命令。士兵和宪兵官员在场，证实了这些说法。警官们去过我妹妹的寝室查看了所有文件和日记，然后离去。他们向我的客人们我的家庭成员宣称他们自由了。他们没有发现任何可疑的东西。因此他们是我们的法官，我们是否被指控可疑或不自由要取决于他们。宪警并加上一句，他们离去并不意味我们彻底安宁了，他说我们能够每天都来。
我感到奇耻大辱，陛下。这种对我的冒犯毫无道理。我的过去，我的各种关系，我的公开活动和服务，教育人民的相关活动，表达了我深刻观点的杂志，并没有破坏别人的幸福和安宁。我的所作所为可以向一切人证明：我不是一个阴谋家、一个宣言的编辑者，或杀人放火犯。然而，我却被怀疑犯罪，在社会面前感到羞耻，我不得不苟活在这种持续的威胁之下。警察的到访试图在舆论面前毁掉我，舆论对我至关重要，这是我多年积累的，对我选择从事的活动不可或缺——也就是创建百姓学校。我不能指控我本人，我从来没有感到像现在这样正确：我不认识任何通风报信者，我也不能指控宣判我、污蔑我的官员们，因为他们多次重复说，他们并没有以个人目的行为，而是执行最高当局的指令。
但是，我想这是不可能的，政府和皇帝陛下不是“一贯正确”吗？我不愿作这样的设想，我想这是不可能的：陛下的愿望是要惩罚无辜的人，让正当的人们生活在永远的恐惧和被侵犯的处境之中。为了知道陛下真实的意图，陛下究竟要惩罚什么人，我决定直达天听，我只要求一件事：这样不合法的事不要借用陛下的名义。
对陛下非常忠诚和非常驯服的：列夫托尔斯泰伯爵
对托尔斯泰的监视、骚扰和侮辱，这不是第一次，也不是最后一次。托翁当然知道一切都是最高当局的指示，但他故意将沙皇放置在一个尴尬的位置上：既然你宣称自己的权柄来自于上帝，你难道会肆无忌惮地惩善扬恶吗？如果你这样做的话，你就丧失了统治的合法性。可是，沙皇们将托翁的信扔到一边，他们丝毫没有意识到托翁的用心良苦——如果他们按照托翁所建议的那样做的话，他们本人不会死于非命，俄罗斯也不会淹没在革命的血泊之中。他们没有这样做，他们迷信权力和暴力的作用，认为派遣几个秘密警察去搜查托翁的住宅，派一队士兵去托翁的庄园外巡逻，就可以让托翁闭嘴，就可以让其他人不敢与托翁来往，就可以让托翁的影响力被限定在一个小小的范围内。沙皇和他的大臣们想错了，他们的下流作法不仅无损于托翁的伟大，反倒成为一种对托翁极为有益的“形象设计”——作为受难者的托翁更加受到人民的敬重，而作为对施加伤害的帝国政权的道义资源却迅速流失了。
历史不是巧合：此信发送之后二十年，亚历山大二世被革命党人暗杀。继位的亚历山大三世是个整天醉醺醺的酒鬼，根本没有时间看托翁继续给他写的信。该信发出四十三年之后的一九零五年，俄国首都彼得堡发生人民请愿，沙皇尼古拉二世下令军队枪杀民众，大失人心。远在波良纳庄园的托翁感觉到了革命的脉搏，他在日记中写道：“像法国人在一七九零年唤起世界一样，俄国人在一九零五年也发出同样的召唤。……托克维尔说，大革命恰恰发生在法国，而不是在别的国家，这正是因为法国人民普遍的情况更坏，更受虐待。按照同样的原因，新的随后的土地自由革命应当发生在俄国，因为在俄国比任何地方人民和土地的关系更坏。”一九一零年十一月十日托尔斯泰逝世，此后又七年，俄国爆发革命，罗曼诺夫王朝的垮台，自诩要“比彼得大帝更专制，比伊凡雷帝更苛刻”的尼古拉二世全家被枪杀。
看来，秘密警察们无论怎样努力也没有能够保住沙皇的“铁桶江山”。漠视民间的呼声，漠视像托尔斯泰这样的良心的呼吁，终于使得沙皇政权成了一个只拥有辉煌宫殿的空壳，再也没有人尊重这套制度，再也没有人信奉这套理论。秘密警察卑劣的行径，不仅没有捍卫沙皇的权力，反倒加速将沙皇推进了历史的垃圾堆。
如今的中共政权与当年的沙皇政权惊人地相似：他们对任何改革的建议都置若罔闻，他们是当今世界最腐败堕落的一个官僚群体，他们不愿出让一丁点已经享有的特权。中共当局对所有不同意见都采取打压手段，认为依靠秘一群密警察就可以维持“压倒一切的稳定”。他们把知识分子看作是“不稳定的因素”，对“天安门母亲”丁子霖、蒋彦永医生、高智晟律师、焦国标、盲人维权者陈光诚等中国最可宝贵的良心，采取比当年沙皇更为严酷的手段来制裁。他们多次到刘晓波的家中抄家，也非法从我的电脑中拷贝走了所有的内容——那一次，他们出动了二十多个便衣警察，如临大敌一般，而我只是一介书生而已。那些相貌英俊的年轻小伙子们，真的知道他们自己在干什么吗？他们所做的一切他们不知道。
当年，沙皇的警察故意搜查托翁女眷的房间，以示一种羞辱；今天，中共的特务们也将其肮脏的黑手伸向了其他打击的对象的亲人们，比如我的妻子和王怡的妻子，她们的工作都曾受到骚扰。联合国酷刑特使访华期间，几个特务寸步不离地跟着我，包括我出门买菜他们也尾随不止，他们的工作有乐趣、有果效吗？他们能够向自己的妻子和孩子讲述自己的工作吗？沙皇的宪兵们堂而皇之地说，这是奉沙皇之命；而审讯我的警察头子也曾意味深长地对我说，这是最高当局的指示。是的，“最高当局”，他们认为可以用油去灭火，所有的“不稳定因素”都要消灭在萌芽阶段。殊不知，他们自己才是这个社会中最不稳定的因素——他们的命运会比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好吗？我不必像托翁那样长寿便可以看到他们的结局，对此我深有信心。
——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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