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界这几年，再版风刮出许多微辞，其实好书再版不是什么坏事情，只要不是滥出或是换个封面就拿去卖。一些出版于十几、几十年前的好书，市面上已很难觅，它们或则有文本价值，或则有版本价值，只要内容和思想没有和今日之生活严重脱节，总归能为时人的阅读、学习
、研究带来方便。本报记者采访了多位学者，请他们推荐自己眼中值得再版的好书。止庵谈及人与书的关系，称好的书应予人以愉悦，在他眼里，很有一批老书仅为此也值得被更多的后来读者所见；天涯“闲闲书”话版主云也退细审被引进的德、俄文学链，慨叹其中的“薄弱”环节，也许正是重要钮节；《开卷》主编董宁文对“小书”情有独衷，在他看来，只要有价值，则无论文本长短均应使之出版问世……还有多位学者提供的书目，看上去似乎不能与“经济效益”挂钩，一并提上来吧，免得它们湮没故堆。
陈尚君（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
《中国古方志考》 张国淦 著/中华书局/1962年版
《北朝胡姓考》 姚薇元 著 中华书局1962年版
古代文学基本典籍的宋刻本与明刻本 文学古籍刊行社/50年代影印
《中国古方志考》对元代以前的古方志做了非常详尽的考证。元代以前的方志存世的只有五十种左右，但是在这本书中考证的超过一千本。每一本书的基本面貌都加以勾勒和尽量恢复。
《北朝胡姓考》研究的是五胡十六国以后，五胡民族如何融入汉族的过程，对北朝孝文帝前后鲜卑人改汉姓等做了详细的考证，之后没有一本相关的学术著作在此领域超过该书。
50年代文学古籍刊行社影印出版的古代文学基本典籍的宋刻本与明刻本，如《乐府诗集》、《白氏长庆集》、《诗集传》的宋刻本，《万首唐人绝句》、《玉台新咏》的明刻本。尽管现在出版了很多这些典籍的整理本，但是用的版本并不尽如人意。重印这些宋刻本，对研究者提高研究层次有很大作用。我们现在出版中存在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就是许多书仅仅印一版就不再重印，总是在原地踏步，而国外一本书可以重版上百次，每次重版都做一些修正，这样可以不断提高出版物的水平。
董宁文（《开卷》主编）
《读书文丛》《读书》杂志主编/三联书店/1982年版
《骆驼丛书》、《熊猫丛书》湖南人民出版社
《读书》杂志自1982年起开始编辑《读书文丛》，陆续出版了几十上百种，其中有很多都值得再版。为什么呢？一是相对经典；二是出版较早，印数较少；还有呢，开本很小，文章较少，比较薄，但是含金量比较高，这跟现在的出版风气大相径庭。《读书文丛》后来一直到这几年还在出版，不过后来的已经有些变味了。
我个人比较有兴趣的有姜德明的《书味集》，丁聪的《昨天的事情》，杨绛的《关于小说》——大概也就几篇文章，全书几万字，写她对小说的一些看法。还有董桥，那时刚被引进到内地，文丛里出了他的《这一代的事》。还有一本谈香港文学的《香港文坛剪影》，柳苏写的，他在80年代写过一篇文章，叫做《你一定要读董桥》，董桥因此为内地人所知所识。另外还有吕叔湘的《未晚斋杂览》，冯亦代的《听风楼读书记》——这本书可能后来再版过，以及尘元的《在语词的密林里》等。
提到杨绛的《关于小说》，又记起湖南人民出版社曾出版过《骆驼丛书》，跟《读书文丛》意思有点像，也是小开本，文章比较少。杨绛的《记钱锺书和〈围城〉》也收录其中，全书大概也就16000字，薄得很。《骆驼丛书》中有萧乾的《搬家史》，郑超麟的《玉尹残集》，舒芜的《周作人盖棺》，李锐的《往事长短录》，荒芜的《纸壁斋续集》等。记得该社还出版有《熊猫丛书》，其中一些小书也都很有再版的价值。
上述诸书中，有的可能已经再版过，但是感觉全变了——现在都是大开本、厚厚的铜版纸作封面、内文插图也不到位，原来那种文雅、朴实的味道没有了，就好比烹调的手艺变了，原来菜品的味道也就变了。现在很少再能有这种小书出版的可能了。
傅杰（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
《古代研究的史料问题》胡厚宣
现在好的学术著作很多，但也有空洞低水平的作品出版，在这种情况下，高水平学术著作的重版极有必要。例如胡厚宣先生在1950年出版的《古代研究的史料问题》一书，从文字的释读，史料的考证到史实的推证等等方面，都指出了当时研究古史，尤其是殷商史研究当中易犯的毛病。胡厚宣先生指出的毛病，有的是半个世纪后的现代学术中仍然存在的，比如以伪古文尚书作为研究上古史的材料。而他批评的主要对象是吴泽教授的《中国历史大系·殷商史》。1953年，《殷商史》出版了修订本，改掉了部分问题，但远远没有改干净，而今胡先生的书已经很少见人提及，而《中国历史大系·殷商史》在前两年被编入多卷本吴泽文集的第一卷重新印行。在重印本中，作者一句也未提起所受的批评，检讨史料的疏失，却只是在代序《我的治学历程》中自我肯定了自己的著作如何对殷商史做了深入细致的研究。我曾专门撰文指出胡厚宣先生的书是建国以后第一部专门讨论学术规范的专著，无论对于帮助我们了解以往的学术史还是帮助我们现在确立学术规范都还具有现实意义。像这样的著作，我想是应该重印的。
刘跃进（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所长，《文学遗产》副主编）
《古诗十九首集释》隋树森/30年代由中华书局出版，1955年中华书局再版
这是一本资料性很强的书，不仅汇集了清代来各家的研究成果，也有自己独到的见解，比如将《古诗十九首》的成书年代推定为两汉之际，而一般的看法则认为是东汉末年。这是目前收集资料最全的一个集释本，篇幅也不大，完全可以再版。
辛德勇（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水经注》 王先谦合校/中华书局四部备要本
《汉唐地理书抄》（清）王谟辑/中华书局/1961年影印本
《水经注》的文本流传中存在很多问题，王先谦的这一合校本集中收录了清代研究《水经注》的成果，是研究历史地理的学者不可或缺的资料。中华书局在解放前铅印了该书，但是选用的版本不好。王氏合校本的原刻现在在市场上还能够买到，如果能够根据原刻重新影印出版，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都应是很可观的。
《汉唐地理书抄》收集了很多汉唐散佚的地理资料，对研究历史地理和汉唐历史的学者来说，是运用便利的资料书。
云也退（天涯“闲闲书话”版主）
施尼茨勒作品 上海译文、安徽文艺出版社
马克思·弗里施作品 外国文学、译林、中国文联出版社
《俄罗斯的暗夜》薇拉·妃格念尔
“作家回忆录”丛书 上海译文出版社
我希望看到奥地利作家阿图尔·施尼茨勒的作品再版。过去出过的《一位作家的遗书》和《陌生的女人》都印得很少。我特别奇怪为什么没有人去关注他，要知道施尼茨勒在德语文学界是不容忽视的一位作家，他在德语文学史上开意识流小说之先河，有“弗洛伊德的酷似者”之称。他一辈子写了30多部戏剧，小说有《通向野外的道路》、《特雷塞》、《古斯特少尉》等。
瑞士德语作家马克思·弗里施也值得多一些引进和再版。译林出版社五六年前出过他的《能干的法贝尔》（最早是外国文学版），也没有太大的反响。另外中国文联出版社出过弗里施的长篇小说《施蒂勒》，不过名字改成了《逃离》。过去蔡鸿君先生还选编过《弗里施小说戏剧选》，也少见。
一直以来，在被引进的各语种文学作品中，德语文学的地位是比较低的，而除了茨威格、卡夫卡、君特·格拉斯等这些太知名的作家之外，其余在德语文学史上留有一席之地的作家则不为人所知。要论经典性，施尼茨勒不能错过。不过现在的出版风气是往“小”里走、往“薄”里做，比如本哈德·施林克的《朗读者》这样的，要在这么短的篇幅内谈“二战的罪责”这样一个主题，也许深度会有欠缺，就得添加一些吸引人的作料。作者施林克也算“爆得大名”。真要看那些经得起时间考验的作品，还要在前辈里找。
另外，俄罗斯文学中也是有很多东西不知不觉就没有人关注了，就只剩下那几个主角了。我觉得《俄罗斯的暗夜》可以再版。该书作者是俄国民意党人、著名的女革命家薇拉·妃格念尔，巴金在30年代翻译过她的《狱中回忆录》。个人认为，我们对于俄国革命的看法主要还是从传统的英美学者的解读中得来的，还是重1917轻1905的，对于“布尔什维克”以及它之外的东西理解较为片面。妃格念尔作为民意党人，亲身经历和参与了那个时代的革命，她所记录下来的纪事和回忆，非常有价值。可是《俄罗斯的暗夜》在三联出版时，只印了4000册，《狱中回忆录》也不多见——总不能让人都去买拆零的《巴金译文集》吧。
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过“作家回忆录”丛书，尽管关注的人少，但我认为那是一批好东西，回忆的都是“白银时代”前后的文人圈轶事，其中有巴纳耶夫的《群星灿烂的年代》，他妻子巴纳耶娃写的《巴纳耶娃回忆录》，以及瓦·布尔加科夫的《托尔斯泰的最后一年》、托尔斯泰女儿写的《父亲》等。还有《残酷的天才》印行也很少，找不到这部有关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重要资料，几乎成了一些人的心病。
关于“白银时代”的书，我们出了不少，但是缺少系统性，对于他们互相之间的关系没有关照。
此外我们对当代俄罗斯文学的引进也是很不成功的。上海译文翻译出版的佩列文的书，都没有引起关注。人文社的《俄罗斯侨民文学史》是本好书，非常权威，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俄文学史的空白。出版机构可以从中发现很多出版信息。其中有位作家苔菲（又译泰菲），虽然身处流亡，文字中却保持了积极向上的态度，很特别。他们那一批人怎么看待当时的俄政权，我想可以从其作品中得到一些有价值的东西。看了这本书，才想起来华夏版的“双头鹰文库”以前出过一本几乎没人注意的《泰菲回忆录》。
止庵（学者，新星出版社副总编）
《绝望》［美］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时代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
《蓝色装甲兵》 法 罗息·尼米埃/中国文学出版社/1997年版
《苏维埃俄罗斯文学》［美］马克·斯洛宁/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年版
《达利自传》［西］萨尔瓦多·达利/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97年版
《绝望》我不知道跟多少人推荐过，实在是太好了！据我所知上海译文出版社要出纳博科夫的集子，但是没有收入这一本。
《蓝色装甲兵》写得真是漂亮。作品是描述二战法德战争的，既有野性的东西，文化味又很重，罗息·尼米埃一度成为法国读者热烈欢迎的作家。出版这本书的中国文学出版社已经不存在了。
《苏维埃俄罗斯文学》是对我个人影响很大的一本书。20多年前我买回来这部当时还是内部发行的出版物，一夜读完。印象很深的是看完合上书，窗外天都亮了。它把我以前对苏联文学的了解完全推翻。
读《达利自传》有一个特别的感觉：只嫌它短，都不舍得看，看一点赶紧放下，待一会再去看，生怕马上看完了。
这些书虽然有的已读了一二十年了，但是印象特别深。从一个纯粹的读者角度来说，我希望有更多后来的读者能够看到它们。读书是一件愉快的事情，希望这些书能够带给大家快乐。
周振鹤（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
《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方豪/中华书局/1988年影印
《方豪六十自定稿》方豪/台湾学生书局/1969年版
《天主教十六世纪在华传教志》［法］裴化行（H.Bernard）著 萧浚华译/商务印书馆/1936年出版
《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美］马士（Morse.H.B）著 区宗华译 中国海关史研究中心组译/中山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
方豪是中央研究院院士，史学泰斗，1974年曾获教皇保罗六世颁赠的名誉主教加“蒙席”衔。著有《宋史》、《中西交通史》、《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方豪六十自定稿》、《马相伯先生文集》、《明清之际中西血统之混合》等。《方豪六十自定稿》中收录了方豪最重要的天主教史研究文章，是研究中外文化交流史非常重要的参考资料。
《天主教十六世纪在华传教志》是研究中外文化交流史不可缺少的一部书，上编叙述天主教徒来华目的；下编叙述利玛窦、方济各、沙勿略、范礼安、罗明坚等人在华的传教活动。作者裴化行是法国人，耶稣会士，上世纪20年代末来华传教。在研究明清耶稣会的时候，裴化行提出用“人文主义”的眼光来看待利玛窦一派的传教士。裴化行提出的“人文主义”研究方法，具有非常的穿透力。因为他不仅谈论了欧洲当时进行着的“文艺复兴”和“人文主义”运动，同时也把明中叶以后的中国社会思潮看作是“文艺复兴”和“人文主义”运动。
《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是一本很重要的研究中外交流的资料，但是译得不好，利用价值较小。希望能组织重译。
丁东（学者）
《何廉回忆录》中国文史出版社/1988年版
我手上正好有一本《何廉回忆录》，这本回忆录很有价值，有再版的必要。
百岁学者周有光先生要看这本书，遍寻未得，最后找到我，我通过山西的朋友谢泳才借到这本书。
我觉得它有三方面的价值。
一方面，何廉在书中回忆了他受的晚清私塾教育和最早的西式教育（赴美留学），这些内容对中国早期教育史的研究意义很大。
第二方面，何廉上世纪20年代回国到南开大学当教授，1931年创办南开大学经济学院，可以说是中国现代经济学教育的开山人。同时中国最早的经济学研究生教育制度是他开创的。他是中国现代经济学史上很重要的人物。
第三方面，抗战期间，何廉舍学从政，历任国民党政府行政院政务处处长、经济部常务次长、农本局总经理、经济部政务次长、中央设计局副秘书长等职，与蒋介石等政府政要有直接交往，这本书比较详细地回忆了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经济运作的得失。
1949年以后，何廉又去到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当教授，本书即是哥伦比亚大学口述历史研究室组织出版的。另外一些中国近现代历史名人的口述传记，也是由这家机构完成的，如《顾维钧回忆录》、《蒋廷黻回忆录》等。《何廉回忆录》1988年由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中译本，只印行4000册，所以眼下尽管有的图书馆还能找到，市面上却根本买不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