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思：中国是不是“权贵资本主义”？

　　如果把 “ 资本主义 ” 定义为资产阶级说了算，资产阶级控制了暴力，掌握了立法权，那么，中国可曾有过资本主义？中国的资产阶级从来不能说了算，权贵或官僚才是最终说了算的集团。所以，把 “ 官僚资本主义 ” 或 “ 权贵资本主义 ” 倒过来说才比较准确，即 “ 资本 – 权贵主义 ” ，或 “ 资本 – 官僚主义 ” 。

　　权贵和官僚这两个词仍不够准确。在汉语使用者的心目中，权贵通常与贵族有关，而贵族是世袭的。官员虽然也难免沾染世袭色彩，如恩荫制度，但是迅速递减，不占据核心地位，至少不如科举或选拔制度重要。可见 “ 权贵主义 ” 不如 “ 官僚主义 ” 准确。但 “ 官僚主义 ” 已经有了相当固定的意思 —— 办事拖沓，欺上瞒下，刻板教条等等，使用起来容易产生歧义。更何况，中国也不完全由官僚说了算，皇帝才是官僚帝国的最高统治者。

　　我认为更恰当的概念是 “ 官家主义 ” 。

　　“ 官家 ” ，在古汉语里面有三重意思。第一重意思是皇帝，宋朝说赵官家如何如何，就是指皇上。第二重意思是官府，包括条条块块的各级衙门。第三重意思是官僚个人。 “ 官家 ” 这个词有多重涵义，因而特别准确贴切。这些涵义可以把 “ 官本位 ” 的内部结构拆解开来，让我们看到官家集团的整体利益，看到最高决策者的利益，看到部门利益，还能看到官僚个人作为代理人的私利。

　　在秦汉之后的中国历史中，在大一统的帝国时代，皇帝、衙门、官僚个人都可以立法定规，各有各的空间和地盘，并且彼此争夺地盘，于是形成了由王法、各种部门法规和潜规则共同构成的一套社会秩序。这些规矩往往彼此矛盾，因为那些说了算的个人和集团之间原本存在着利益矛盾，但又或明或暗地达成了某种妥协。官家集团中不同主体当家作主的范围正是博弈的结果。 “ 官家主义 ” 就是对这种立法定规的动态结构的描述。

　　从秦帝国到清帝国，社会的主要结构由皇帝、官僚集团和以农民为主体的生产集团构成。封建贵族虽然始终存在，并在较弱的程度上形成了与官僚集团彼此制约的结构，但他们丧失了在立法和执法方面的支配地位，不再有 “ 主义 ” 的分量。国民党建立的党国制度，清除了封建贵族，但核心结构与帝国一样，顶端是一党领袖，中层是官僚集团，下层工商业的比重增加了，主体仍是农民。因此，从秦帝国到民国一路下来，都可以称为官家主义时代。无论是党国还是帝国， “ 说了算 ” 的那个社会集团始终是 “ 官家 ” 。官家集团是以打江山的暴力集团为核心建立的。

　　官家主义是一个基座，上边可以接不同的前缀 —— 地主、农民、工人、资本家等等。官家总要充分利用权力，用权力榨取尽可能多的利益，或者把权力卖一个最高价。如果在小农那里卖得最高，就是 “ 小农 – 官家主义 ” 。如果卖给地主最高，就是 “ 地主 – 官家主义 ” 。地主是农业经济的成功者，各王朝经过比较平均化的初期发展之后，地主阶级便壮大起来，地主与官家的结合也越来越紧密，乡绅地主就是经典的结合体。

　　1949 年之后，一度消灭了地主和资本家，官家直接指挥生产，计划经济，直接管理工人农民，这种形态可以称为工农 – 官家主义。在这个阶段中，如果官家以资本的运营和积累为自身使命，把自己变成最大且唯一的资本家，通过行政体系的条条块块组织生产，确定积累率，计划经济，对劳动者实行物质刺激等等，那么，官家似乎就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毛泽东反对走这条路，把有这种倾向的同事称为走资派。他另外提出一条在创造新人的革命中发展生产的道路，并树立了大庆和大寨这两个依靠革命精神（集体主义道德感召和阶级斗争威慑的混合体）发展生产的样板。胡绳认为毛泽东的主张是民粹主义，更常见的标签是空想社会主义。但从官家主义演变的视角看来，毛泽东的主张仍是官家主义的一个分支，无非是官家集团的核心人物满怀创造新人和新世界的伟大理想，不满足于完成资本家的使命而已。其实，即使将毛泽东反对的资本主义或修正主义道路走到底，即使官家不把全国办成一个大公社而办成一家总公司，这种以官场选择代替市场选择的秩序仍然不是资本主义秩序。从世界史的角度看，这是官家集团在西方资本主义刺激下试图替代或赶超的一种尝试，苏联的崩溃已经证明，这种尝试难以建立一种稳定持久的社会形态。不仅当代苏联难以维持这种体制，即使在没有西方资本主义竞争的条件下，中国历朝历代官家全面垄断工商业的体制都因效率低下而难以持久，最终要向民营工商业让步。苏联式的官家领导下的计划经济体制只能成为一种过渡性秩序。

　　经过计划经济和改革开放两轮冲刺，今日中国社会已经进入工商时代，农业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重降到次要地位，绝大多数财富是工商业创造的。在这种形势下，权力只能在资本那里获得最高出价，这就是 “ 资本 – 官家主义 ” 诞生的历史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