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恒的忏悔
——访托尔斯泰庄园
◎ 余 杰
一八六二年九月末的一个晚上，当托尔斯泰领着新娘索妮娅抵达波良纳庄园的时候，那栋房子已经不是十五年前他所继承的、有三十六间屋子的大宅邸了。为了偿还赌债，托尔斯泰被迫卖掉房子的主体，这部分已经被运走，剩下的只是两个不大的侧翼。一侧做了托尔斯泰为农民子女开办的学校；另一侧则归托妮姑妈和托尔斯泰本人居住——这栋房子远非十八岁的新娘索妮娅心目中的宫殿。
那天夜里，最让索妮娅疑惑不解的是：丈夫执意要睡在一个破旧的红色沙发上。这个沙发套看上去就像是从废驿车上扯下来的。托尔斯泰不喜欢软枕头和枕套，他身材魁梧，睡觉却只需要一小块地方。夜晚，房里点的是蜡烛而不是油灯，燃蜡发出的气味经久不散。这一切都让一向养尊处优的索妮娅感到难以适应。
第二天，索妮娅第一次以波良纳女主人的身份查看了整个宅院。她感到奇怪的是：庭院里竟没有种花草；小路没有人打扫；房前通往大道的缓坡上，一大片“草坪”竟然杂草丛生。托尔斯泰的曾祖父沃尔康斯基亲王在世时，这里曾是一片名副其实的草坪，如今却被仆人扔满了垃圾。
三十五年之后，索妮娅回到莫斯科短暂居住，她这样回忆当年在波良纳度过的第一个星期：“屋外是污泥，屋内是尘埃，庭院肮脏，我和列夫·托尔斯泰住的两个房间也脏。四个老鼠夹成天咔嚓、咔嚓响个不停。老鼠，没完没了的老鼠！房子阴冷，天空晦暗，细雨连绵；提灯穿过泥泞走在一栋房子到另一栋房子的路上，四周一片死寂，令人伤心沮丧。”这显然不是美好的回忆。
这就是俄罗斯的城市和乡村之间的巨大差别——虽然波良纳还是一所曾经显赫的庄园。既然成为托尔斯泰夫人，就得接受波良纳的生活——索妮娅逐渐爱上了这个乡下庄园，尤其是它起伏的田野、大片的树林、绚丽的野花，还有池塘和小河。索妮娅与托尔斯泰在这里度过了长达四十八年爱恨交加的生活，并为丈夫养育了十三个孩子。托尔斯泰最重要的作品差不多都是在这个平凡的庄园里完成的，他曾说过：“对我而言，波良纳就是俄罗斯。……若是没有我的波良纳，让我去描述俄罗斯和阐明我对它的制度的看法，那一定是困难的。”在托翁于一九一零年去世并被埋葬在旁边的峡谷之后，波良纳成了俄罗斯文学乃至世界文学的一处圣地。
在我们抵达俄罗斯之后，波良纳是我们前去拜谒的第一站。奔驰牌小客车从莫斯科出发，在蜿蜒起伏的公路上行使三个多小时，先经过已成为军工重镇的图拉市，然后再绕上小路。司机是莫斯科人，不熟悉图拉的公路，沿途问了好几次路，这才找到隐藏在莽莽苍苍的原野和森林之中的波良纳庄园。
波良纳庄园是母亲留给托尔斯泰的遗产，是一座按照英国风格修建的庄园。虽然地理位置偏远，规模却相当庞大，据说步行两三个小时都走不出庄园的地界。庄园的大门还保存着当年的格局，是左右对称的两个雪白的塔楼，中间的大铁门已被拆除，游人购票之后可直接入内。
我们走进大门，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条两边都是参天的椴树林的宽阔道路，这是进入庄园的主干道。道路左侧是一个水清如镜的池塘——虽名之曰“池塘”，却比北大未名湖大得多。我们等待片刻，凑齐约二十名游客的一拨队伍，一位身穿民族服装的俄罗斯老太太便前来接待我们。
讲解员带着我们沿着这条平整的沙石路往里走。她告诉我们，这条道路旁边的小路是托翁经常散步的地方，特别是写作《战争与和平》期间，在写作遇到困难的时候，托翁差不多每天都在这条路上独自漫步和沉思。俄罗斯的森林和草地，水和天空，飞鸟和马匹，给了这位大地之子无穷无尽的灵感。后来，在写作《复活》的时候，在大雪覆盖的冬天，托尔斯泰也常常在这里与家人一起玩雪橇游戏，正像其日记中所记载的那样：“脚下是寒冷而僵硬的大地，周围是高大的树木，头上是模糊不清的天空，我发觉自己的身体，头疼。构思《复活》把我弄得非常紧张。而且我知道，我对僵硬而寒冷的大地、树木、天空，我的身体和我的思想——所有这些只是我五种感情的产物，我的观念——我所构思的世界上都感到万物的生命。”经过漫长的冬天之后，波良纳美丽的春天到来了，托尔斯泰一大早便出去散步，将最早发芽的橡树和柳树的枝条采回来送给孩子们，这是春天的礼物。大自然是作家最好的老师。托尔斯泰天生就是属于波良纳庄园的，有时他离开庄园到莫斯科办事，刚到莫斯科没有几个星期便归心似箭了。
道路的一侧是一片低矮的而整齐的苹果林。我们步入苹果园中，发现几位农夫正在采摘树上的苹果，这些苹果是用来制作苹果酱的，早在两百年前波良纳庄园的苹果酱就已远近闻名。当年，托尔斯泰曾在苹果园中教孩子们如何区分叶芽和花苞。索妮娅在与丈夫吵架之后，害怕被家里的仆人看到，便偷偷跑到苹果园中哭泣。作为一位性情怪癖的伟人的妻子，索妮娅遇到的困难是一般人所难以想像的。她应得的不是指责而是同情。
现在正是夏末，是苹果丰收的季节。地上落了很多熟透的苹果，还有一些隐藏在茂密的杂草丛中。这是一种个头小小的苹果，我随意捡起了一个，两把擦干净了，赶紧咬上一口——不是因为馋与饿，而是因为这是波良纳庄园生长的苹果，这个苹果里也许有托翁的灵气呢。
当我们来到托尔斯泰的正屋前时，讲解员微笑着告诉我们，屋前的这棵大树叫“贫者之树”，托翁生前经常与附近的农民们在树下交谈，并给予他们各种各样的帮助。托翁走了，树却成为历史的见证。老太太一边讲解一边轻轻地抚摸树干，如同抚摸亲人。从这一微小的细节中便可看出，作为庄园的管理员和导游，她是多么热爱这里的一草一木，这不仅仅是一份职业，在这份职业中有生命的寄托——那背后是对自己民族的文化和历史的热爱，这种热爱不是知识分子独有的，而是渗透到了每一个普通百姓的血液里。
这棵“贫者之树”是“托尔斯泰主义”最为直观的注释。托翁的作品中经常出现农民的形象，他长期与农民保持着密切联系，甚至与他们一起干活——诺大的俄罗斯，这样的伯爵恐怕只有他一个。托尔斯泰在一封给农民读者的信中写道：“你问，我喜欢不喜欢我所过的生活，——不，不喜欢。我之所以不喜欢，是因为我和我家里的人都生活在奢侈之中，而我的周围是一片贫穷的景象，同时我又无法摆脱这种奢侈生活，也无法解救这种贫穷。这就是我不喜欢我的生活的原因。生活中我惟一所喜欢的也就是在我的范围内做我力所能及的事情，也就是根据基督的教义爱上帝和亲人。爱上帝——意思是：爱善行和尽可能接近达到它。爱亲人——意思是：像爱自己的兄妹一样，爱所有的人。我致力于做到的正是这一点，也仅仅是这一点。”他不仅致力于改变波良纳庄园及其周围的农民的生活状态，还直接给沙皇写信替农民申述他们遭遇的种种不公。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托翁获得了比文学创作还要大的安慰：“我欣慰的是，我能够尽力完成主赐予的教诲：为建立一个我们大家都向往的上帝的天国。”屠格涅夫在其逝世前不久，曾到波良纳庄园来做客，并与托尔斯泰进行了彻夜长谈。屠格涅夫希望托尔斯泰将时间和精力集中到写作上，因为只有文学才是不朽的。但托尔斯泰显然不这样认为——在进入垂暮之年后，他竟然勇于“放弃文学”，去探求一条通往“上帝的天国”的道路。那是一道窄门，走的人不多。
进入故居前，讲解员要求我们都换上门口装在一个大竹筐里的皮套鞋，因为有的游客的高跟鞋会对木地板造成伤害。看来，管理方在故居的保护上考虑到了每个细节。这栋宅邸里的各个房间，完全按托翁生前的样式陈设。托尔斯泰研究专家夏伊勒这样描述道：“除了起居室，所有的房间都阴暗狭小。尽管托尔斯泰进财添丁后对两侧都进行了扩建。房间里的陈设也很朴素，家具简单坚固——只有长沙发上装着软垫。房子里有几块地毯。但无一铺在卧室。显然，托尔斯泰期望人们冬天穿上毛毡靴或韧皮鞋，以免卧室光秃秃的地板冻脚。”一楼首先是一间“候客室”，同时也是一个书架成群的藏书间。这里有数万册的藏书，其中还有日文和中文的书籍，托翁是一个博学的哲人，他对东方哲学也有很深的研究。
我们从狭窄的木楼梯上了二楼，这里是故居中最为宽敞的一个大厅。墙上挂着许多精美的肖像，有托尔斯泰和索妮娅的肖像，还有托氏家族祖先的肖像，这些作品都出自于大家之手，如列宾和拉姆斯科伊等人。大厅中间有一张长长的餐桌，托尔斯泰家人丁兴旺，共有十三个孩子，还经常有客人来访，如屠格涅夫、契诃夫、科罗连科等文坛名宿，因此这张长条餐桌比寻常人家的餐桌长得多。当年的钢琴和留声机还摆在原来的地方，留声机是爱迪生专门送给托尔斯泰的礼物，可惜直到生命中的最后几年，托翁才得以享受这一新奇的科学发明。
在托翁晚年担任其秘书的瓦·布尔加科夫，生动地记载了当时在波良纳庄园中是如何使用这台珍贵的留声机的：“留声机先放出托尔斯泰的讲话，而后放库别里克、帕特季、特罗扬诺夫斯基的演奏和歌曲。这期间他几乎一直沉默不语。但听的时候出现了个有趣的插曲。留声机放在客厅里，喇叭口却对着大厅，大概是为了扩大效果吧。听的人坐在餐厅通向客厅的门旁，围成半圆形。后来不知为什么把留声机移进大厅里，放在门对面的墙旁边的大台子上。喇叭转向了角落，那里托尔斯泰和苏霍金两家人都围着圆桌，在柔和的灯光映照下坐着听，显得十分舒适。”
这时，托翁却提出：“应该把喇叭转向门口，那样他们也就能听到了。”
“他们”指的是那些仆人们，“他们”正拥挤在前厅的楼梯上，通过栏杆向大厅内张望和留神捕捉传到他们那儿的留声机里伯爵讲话的只言片语。托翁时刻惦记着这些卑微的仆人，他从来不打骂他们，在仆人们眼中他是一位“好心的伯爵”。即便如此，托翁仍然为“主人”和“仆人”之间悬殊的身份而感到羞愧——贵族的身份带给他的不是荣誉，而是耻辱，但他又无法重新投胎于一个农民家庭，甚至无法完全更换如今的生活方式。他被牢牢地限定在这样一种等级制度之中，一整套的社会制度强于某个人的良心。
参观完这间大厅，我们走进了托尔斯泰故居的心脏——对于一名伟大的作家来说，最重要的地方不是其餐厅和寝室，而是书房。这又是一个小小的房间，书桌也小得可怜，跟今天某些公司老板的“大班桌”相比，简直就像是小学生使用的课桌。很难想像，《战争与和平》和《复活》这样的巨著，居然就是在这样一张小小的书桌上写出来的。瓦·布尔加科夫这样描绘托翁写作时的场景：“托尔斯泰俯在桌子上，仿佛忘记我也在场。我站在一旁，不说一句话，保持室内的静谧。一盏带有白色灯罩的细长的小油灯恭敬地立在工作台突出的一块小木板上，照着托尔斯泰。他皱着眉头不停地写着，写完一页，翻过一页，也不垫一张吸墨纸，致使未干的墨迹印在桌子上。他坐着。坐着，突然大叫一声‘哎呀！’可眼睛并不离开纸，发现有什么地方不合适，又改正补充，再写下去。通常他只是在下棋时才这样叹气的。”这个时刻，写作对于托翁来说是全身心的投入，他自己创造了一个高于现实的世界，一个比波良纳和俄罗斯都更为广袤与丰富的世界。
在这张托翁工作了数十年的书桌旁边，放着一个托翁亲手设计的书架。可惜的是，原件在一九四一年德军入侵期间遭到了破坏，如今的这个书架是按照托翁亲手绘制的图纸复原的。在战争期间，波良纳庄园沦为德军第二坦克集群司令部。德军元帅古德里安曾经坐在托翁最喜欢的躺椅上忙里偷闲地阅读《战争与和平》——而德军覆亡的预言其实就隐藏在这本巨著之中。
书桌的上方挂着几幅俄罗斯很常见的圣像画，一张是圣母玛利亚怀抱着小圣婴，另外两张是美丽的天使。每当铺开稿纸写作的时候，圣母、圣婴和天使都陪伴在托尔斯泰身边。托尔斯泰是一名“自己的基督徒”，他谴责教会是沙皇政权的帮凶，因而教会被革除了教籍，但他坚信每个人都能以自己的方式接近上帝，信仰无需获得教会的认可。对于信仰，托尔斯泰从不炫耀——他不认为“因为我是被上帝拣选的人，所以我比你更高贵”；相反，他在信仰中看到了自己无法摆脱的罪，他因信仰而忏悔、因信仰而哭泣。晚年的托尔斯泰时常情不自禁地哭泣，在写作的时候，在吃饭的时候，在与农民一起聊天的时候，在骑马漫游的时候……这位白发苍苍的老人，眼泪却比任何人都多。哭泣即是一种忏悔。托尔斯泰认为，一个不忏悔的信仰者，必然是一个如同犹大那样的伪善者，不承认自己有罪本身就是最大的罪恶：“一个不承认自己罪过的人，就像是一根顶端被严密堵塞的导管，任何东西无法从中通过。调和，悔悟，这就意味着打开管口，使自己成为有能力完善——幸福的人。”晚年的托尔斯泰已经功成名就，其影响力遍及世界，他甚至能够公开谴责沙皇而不必担心受到惩罚，因为连独裁成性的沙皇都不敢对这颗“俄罗斯的良心”动手。但是，他却陷入了更为深刻的精神危机之中，写作已经不足以挽救这一危机了。“人如何才能因忏悔而得救？忏悔之后如何避免犯罪？自己有没有能力过另外一种生活——一种与信仰一致的生活？”这些问题每时每刻都在折磨着这位老人。
与书房相连的是托翁的卧室。卧室里只有一张小床、一个大立柜和一个床头柜，比今天的青年旅舍还有简朴。这样的陈设根本不像是帝国伯爵和享誉世界的作家的卧室，即使比起旁边摆满装饰物的索妮娅的卧室来也逊色得多。托尔斯泰尽可能过朴素的生活，甚至通过参与繁重的体力劳动来为自己赎罪。他试图将自己变成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却始终无法完全做到。最后，他选择从波良纳庄园出走，一直走向生命的尽头。他悄悄地离开了，这是一条一个人的朝圣路。信仰不是一份宣言，乃是一种实践。托尔斯泰在其晚年的日记中这样写道：“我总认为，如果一个人对信仰忠贞不渝，那他任何时候也不会去乞求任何人，而如果信仰不坚定，动摇，那么这个人必然会吁求所有人去相信他的信仰。”他用“出走”这一绝决的行动，来为自己的忏悔录写上了最后的句号。
托翁最后的归宿，不是波良纳庄园温暖的书房或卧室，而是阿斯塔波沃火车站站长临时休息的小房间。这是一种永恒的忏悔，一个一生也没有战胜内心欲望的伟人永恒的忏悔。其实，我们所有人都无法战胜自己的罪，除了谦卑地来到上帝的面前接受上帝的爱，我们别无他法。直到生命的最后时刻，托翁才明白这个最为单纯的真理——真理有的时候是极其残酷的，因为真理是惟一的。正是在远去的火车车箱里，在农夫肮脏的衣衫和冻裂的面庞上，在母亲和孩子辞不达意的祷告中，托尔斯泰看到了上帝那无穷无尽的爱：“上帝——爱，就是这样。我们认识上帝，只是因为我们正在爱。其实，上帝就存在于自身。这——是一种说法，常常是一种不必要的，甚至于是有害的说法。如果人们问到：自己身上有上帝吗？——我必须现在就说：是的，大概，我在上帝的怀抱中，就在自身的这个自己的上帝怀抱中，我毫不理解。其实，和上帝在一起——就是和爱在一起。我正确地认识到这一点。对我来说，这就是一切，就是我的生活的说明和目的。”托翁死在了上帝的怀抱中，他那忧伤痛悔的心是被上帝看重的。
托翁逝世之后，遗体被送回了波良纳庄园。一路上，络绎不绝地站着前来间作家最后一面的农民们。托翁的死亡居然再一次让沙皇寝食难安，沙皇担心又会酿成民众的暴动——在专制制度下，每一个受民众爱戴的伟人的死亡，都会让统治阶层如临大敌。如今，托翁的故居里还保存着那间用鹿角装饰的房间：一九一零年十一月九日，托尔斯泰葬礼举行的那一天，他那简陋的棺木就被安置在这里。那天，有数千人穿过这个房间，向这位伟大的文豪行礼告别。
我们走出故居，向数百米外的托翁的坟墓走去，这是我们在波良纳的最后一站。路上，有少年人驱使着英俊的马匹缓缓而过。托翁生前十分喜爱骑马，即便是在八十二岁高龄时，还经常骑着他那匹名叫“戴莉尔”的爱马在庄园里驰骋，瓦·布尔加科夫写道：“一般来说，在骑马出游时似乎他喜欢选择一些小小的障碍：如果小径是绕弯的，他必定缩短路程，转身照直穿越茂密的树林和草丛；如果有一个小小的山丘，他必然要越过它；沟壑上若是有小桥——他偏偏绕过小桥，沿着陡坡过沟。”今天的庄园里，再也看不到托翁骑马的英姿了，骑马游览庄园已经变成了一个服务于游人的项目。
尽管我早已在高莽先生等人的文章中看到过关于托翁坟墓的介绍——人的伟大与坟墓的渺小形成了最大的反差，但当我亲眼看到这座小土包的时候，仍然不敢相信自己眼睛看到的这一切——我们正在一路高谈阔论，旁边的游客中有来自于美国和法国的热爱托翁作品的读者，伟大的文学作品总是能够穿越不同国族的心灵。忽然，讲解员向我们作出停止说话的手势，然后轻轻地指着前面——原来托翁的坟墓就在十米之外小路的旁边。
是的，我们理应安安静静地来到托翁面前。这块森林中的方寸之地，夹在两条林间小路之间，按照中国的风水观念，大概是不适合当作墓地的。但这里正好是托翁童年时代与兄弟姊妹玩耍的地方，托翁生前就决定自己要安葬在此处。托翁被教会革除了教籍，不能安葬在家族墓地中，他也拒绝葬礼有任何的宗教仪式。
这个长方形的土包，还不到半米高，早已被茂盛的青草所覆盖，再加上将近一百年雨雪的侵蚀，已经让人工的痕迹荡然无存。附近也没有任何标记说明这就是托翁的墓地，如果不是讲解员的指示，我们也许马马虎虎地就走过去了。惟一显眼的是，小土包前面放着几束游客献的鲜花。据说，这里长年献花不断。这是迄今为止我所看到的最为简朴的坟墓——没有墓碑、没有雕塑、也没有十字架，只有旁边的枞树和白桦树在沙沙作响。托翁的坟墓让那些帝王们恢弘的陵墓都显得那样的丑陋不堪。那些强迫别人参拜的木乃伊，让人记住的只有主人的邪恶；而这个隐藏在森林中的小土包，却以一种超越任何形式的美，与人类一起分享所有的幸福与痛苦。大家全都静默了，生怕打扰托翁沉思的灵魂。这里的树也是有福的，它们每天都陪伴着托翁，每天都能够倾听托翁的倾诉，并将托翁的声音向更高的苍穹传送。
在这片森林里，童年的托尔斯泰曾经与哥哥一起寻找“绿棍”。俄罗斯有这样一个民间故事：森林里埋藏着一根绿色的棍子，上面刻着一个秘密。一旦这个秘密被人揭晓，那么所有人都会获得幸福。那时，将不再有疾病，不再有痛苦，谁对谁都不会发脾气，大家都彼此相爱，大家都会变成蚁国兄弟……“寻找绿棍”不仅是一个童年的游戏，可以说，托尔斯泰的一生都在寻找这根蕴藏着幸福的原理的“绿棍”。这根“绿棍”不在波良纳庄园里，也不在俄罗斯辽阔的大地上，这根“绿棍”就在托尔斯泰的心中，就在我们每个人的心中——这就是我在波良纳庄园寻找到的最大的秘密。
走出庄园的大门，对面有一家餐厅和几家买纪念品和书籍的小店。我们在这里享有了迟到的午餐，红菜汤的味道十分可口。我倒是很想买一瓶波良纳产的苹果酱，可惜这类土特产不能带回国。小书店里卖的都是托尔斯泰的著作，司机买了两本，一本是短篇小说集，一本是诗集。这位长相有点粗鲁的司机，像珍宝一样将两本书抱在怀里，他憨厚地笑着告诉我们，这是他最快乐的一天，既工作了，又到了心仪已久的波良纳庄园参观，还买到了托翁的著作，他要向我们表示感谢。这就是俄罗斯，一个人人热爱文学的国家。是啊，只有在这样的土地上，才有可能诞生托尔斯泰这样伟大的文豪。
——二零零五年十二月十三日
《自由写作》首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