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科学文化类书籍的阅读回顾

    人类天生就是一个爱猜谜的生灵，在我看来，科学类读物比《达·芬奇的密码》之类的畅销读物更胜一筹之处在于，其中的密码因由自然造化而成，故还令人生出敬畏之情。

    日前有机会与所谓的白领人士聊天，问他们平时是否读书，主要读些什么书。答曰主要读实用类的书，偶尔还会读些历史书。不用追问，科学方面的书籍显然不会在他们的阅读视野之内，而他们的学历大多还是理工科背景。是科学高深得令人望而生畏？还是枯燥得令人生厌？不由得想起《达·芬奇密码》一书的畅销，笔者也是一口气读完全书，掩卷沉思，却分明从书中主人公的身上读到了西方科学家的典型气质，那就是对宇宙间的奥秘充满好奇，于是，对谜底的破译随即成为他们人生的乐趣所在。近读费恩曼的传记《迷人的科学风采》(约翰·格里宾、玛丽·格里宾著，江向东译，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5年4月版)，对此的体会尤为深刻。费恩曼被公认为是20世纪物理学界的奇才。

    其实费恩曼的天性就是爱开玩笑爱冒险，他之所以被物理学所吸引，乃因物理学满足了他对这一天性的追求。费恩曼有个妹妹琼，在她4岁那年的半夜，被13岁的哥哥叫醒，于是，她有幸见到了北极光。自那以后，她无法忘记极光的魅力，在得到固体物理学博士学位后，她对费恩曼提出了这一要求：把整个宇宙一分为二，只要哥哥同意不研究极光，那她可以把所有的事都留给费恩曼去研究。费恩曼一生都恪守了这一承诺，这就是说，除了极光之外，他对所有的事都充满探究之欲。小至邻居家的坏收音机，大至量子力学的基本性质，他都饶有兴致地穷追不舍。他为公众所乐道的最后一件杰作就是对“挑战者”号失事原因的揭秘，只用一把夹钳、一块O型圈橡胶和一瓶冰水，他就演示了航天飞机的失事原因：问题就出在O型圈橡胶在零度以下的弹性失效，从而导致飞船的密封性能受到影响。顺便提及，就费恩曼本人的志趣而言，他对飞船项目并不热衷，这是因为他认为，尽管每次这样的起飞看来都带着重要的科学使命，却从未见过来自它的任何结果在一些主要的科学杂志上发表。对科学之外的东西，费恩曼同样津津乐道，小至为乐队打鼓，大至破译玛雅文字，他玩来也都得心应手。就连他对死亡的态度也如此别具一格，在因癌症而动手术之前，他要求医生若康复无望，则不要被麻醉，因为他要清醒地“看到离去时的状况”。

    事实上，所有在科学上取得骄人业绩的科学家，全都有着费恩曼这般的对自然之谜的狂热兴趣。古多尔，一位娇小的英国女子，却在非洲终日与黑猩猩为伴，正是她首先发现黑猩猩也能使用工具，从而推翻只有人类才能使用工具的定义。她对黑猩猩行为的细致观察和描述，已经成为人类认识自己的镜子。对于古多尔来说，她的天性就是热爱动物，她的自传《古多尔的精神之旅》，(简·古多尔，菲利普·伯曼著，祁阿红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年5月版)对此有着极为生动的描述。还有一位女性科学家霍奇金，她的芳名也许较少为人所知，尽管她也是一位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她一生的工作就是与各种各样的晶体打交道。还是一个小姑娘的时候，她就迷上了晶体，那是在小学的“自然”课上，老师教同学们用明矾和硫酸铜溶液来生成晶体。在此后的几天里，她们瞧着溶液慢慢蒸发，晶体逐渐显现，像珠宝一样有着许多切面，璀灿闪光，她被迷住了，“我这一生为化学和晶体所俘获，”这是她后来写的话，见于《为世界而生：霍奇金传》(乔治娜·费里著，王艳红、杜磊译，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读这些科学家的传记，不只是因为这些趣事为阅读平添了乐趣，还因为通过这些科学家的工作，使读者得以窥见宇宙运作的方式以及人类心智接近这些奥秘的过程。人类天生就是一个爱猜谜的生灵，在我看来，科学类读物比《达·芬奇密码》之类的畅销读物更胜一筹之处在于，其中的密码因由自然造化而成，故还令人生出敬畏之情。但有一个事实却不得不提及，那就是阅读中国科学家的传记，却令人生出更多的苦涩之情，不由得为中国科学的坎坷艰辛而扼腕叹息，《不该遗忘的胡先》(胡宗刚著，长江文艺出版社2005年5月版)就是一例，封面上引用的一句话：“毛泽东说，‘他是中国生物学界的老祖宗’”，也许该题词意欲突出传主的重要地位，但它恰恰暗示了中国科学家与政治的复杂关系。但我还是想强调该书的可读性，不仅在其史料丰富，还在从中读出的另一味道有助于提醒我们，保持科学的纯正风味是多么重要。

    另一门重要的学科分子生物学是近年来的后起之秀。在《听基因讲祖先的故事》(长谷川政美、任文伟、杨莉琴著，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5年7月版)中我们得知，非洲的黑猩猩和大猩猩与人类的关系要比它们与亚洲的猩猩之间的关系更为密切，它几乎意味着黑猩猩更像“人”而不是更像“猩猩”。这一结论着实让人大跌眼镜，不过还有更惊人的，那就是若是追溯现代人的母系遗传，将追踪到一个大约20万年前生活在非洲的女性，借用《圣经》的说法，她被象征性地称为“线粒体夏娃”，是所有女性、亦即人类的共同祖先。这一结论再次颠覆了传统的看法，它意味着：我们的直接祖先是来自非洲的原始人类，而更古老的北京猿人则不是我们的直接祖先，它们仅是我们的旁亲，在进化的途中灭绝了。当然这一说法遭到中国考古人类学家的反对。关于基因还有更多有趣的事情，它们直接与当下的现实生活密切相关，《林肯的DNA——以及遗传学上的其他冒险》对此就有生动的介绍，本书的作者曾是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的毕业生，在取得律师资格之后，又进入耶鲁大学医学院，花了七年时间终于成为一名内科住院医师，他的志向就是要把法律与其他专业结合起来，而选择遗传学作为切入点，正是作者的明智之举。鉴于遗传学正在日益走近寻常百姓家，由此惹出的官司可谓精彩纷呈，在这些官司中，作者常常以专家的身份出现，充当其中的证人，这样新鲜出炉的内容读后自然令人大开眼界。

    在提及科学人文类的读物时总有一种遗憾，那就是来自中国学者的有趣读物实在乏善可陈。但新近出版的《数学逍遥游》(陈克艰著，少年儿童出版社2005年8月版)却令人眼睛为之一亮。想来数学该是多么高深的学问，数学难题曾吓倒多少不谙解题的学生，甚至包括钱钟书。但在作者的笔下，似无人间烟味的数字、公式却个个鲜活生动，比如，以流水的平缓和急促来比喻函数在某一点上的变化趋势，这就是“斜率”。由此表明，抽象的数学本有来自生活的体验。但有时这种直接的生活体验却也会误事，如非欧几何的难产，原因就在于常识和经验上的直觉，使人们无法摆脱“平面上过直线外一点只能作一条平行线”的设想，这正
是欧氏公理的先入之见，以至人们花费了二千多年的时间才冲破“井底之蛙”的局限，得以进入非欧几何的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