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戈尔巴乔夫是一个有争议的人物，官方通常把它视为反面教训人物。在中国的历史教科书里，戈尔巴乔夫是苏联解体的罪魁祸首，对他的“公开性”、“透明度”尤其提出了批评。从苏东事件以后中共对言论和思想的警惕来看，显然，中共吸取了所谓“千里之堤、毁于一穴”的教训，意识到极权统治的瓦解始于一定程度的言论开放。从这个角度来看，戈尔巴乔夫的“事业”促进了前苏联的利益而损害了中国的民主利益，因为他所提供的“教训”促进了中共的“成熟”：意识形态的工作要学古巴、朝鲜。
尽管如此，我们还是乐意看到前苏联的解体，索尔仁尼琴如是说：“人类唯一的拯救就在于每个人都把每一件事当成他自己的事，在于东方的人民生命攸关地关切着西方在想着什么，而西方的人民又生命攸关地关切着东方在发生着什么。”当我们把苏联发生的一切当作自己的事情时，我们想知道，在一个逆淘汰的机制里，戈尔巴乔夫这样的“意外事故”是怎样发生的？给铁幕制造“麻烦”的人需要什么样的素质？
1955年，戈尔巴乔夫毕业于莫斯科大学法律系，被分配到一个叫斯塔夫罗波尔的边疆区的共青团工作，用中国的话来讲属于“团派系列”。1962年，任边疆区团委书记（相当于中国的省团委书记），1963年任边疆区党委组织部长，1970任边疆区党委第一书记（相当于中国的省委书记）。由于和二号人物安德罗波夫保持着良好关系，而安深得勃列日涅夫的信任，于是戈尔巴乔夫被视为“自己人”，1980年调往莫斯科担任中央书记，开始成为“党和国家领导人”，进入权力的中枢，1985年，当选为苏共总书记而成为一号人物，用他的话来说，他“拥有的权力比俄国历史上任何专制君主都大”。
显然，戈尔巴乔夫的仕途非常顺利，他象一切极权制度下的官员一样服从着官场的潜规则——首先进入某小圈子。早在内定他担任边疆区委第一书记时，勃列日涅夫跟他谈了一次话，就已经把他看作了“自己人”。“他（勃列日涅夫）一上来就开门见山地说：也好，至今都是外地人在干，这回总算是自己人了”。后来在内定他为中央第一书记后，安德罗波夫又跟他谈了一次话，再一次对“自己人”的身份进行了确认，两次谈话，戈尔巴乔夫均旗帜鲜明地表明拥护以勃列日涅夫为核心的中央。
“自己人”，是极权体制下选拔官员的第一标准。“为什么到1978年的11月仍然选中了我呢？发生了什么事情？我记起了契尔年科的话：列昂尼德伊尼奇（勃列日涅夫）的出发点是，你站在他的一边。”从进入官场的第一天起，戈尔巴乔夫就在努力使自己成为某些人的“自己人”，正是这种和不懈的努力，才使他登上了权力的顶峰。从这个角度来说，他和其他官僚没有本质的区别，但戈尔巴乔夫的伟大之处在于，没有利用自己因“政治上的成熟”而获得的权力来谋求个人的永久独裁，而是摧毁了独裁体制、造福于国家。
正是由于戈尔巴乔夫自上而下的推行民主改革，才使苏联这样一个历史最悠久的共产党国家实现了和平转轨。不能设想，如果没有戈尔巴乔夫，象苏联这样各种矛盾激化的国家能够过度得如此平稳。单单是民族矛盾就可能使苏联陷入血腥的内战和种族冲突，苏联有多次内战的机会：当波罗的海沿岸的爱莎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三国率先宣布脱离苏联而独立时；当叶立钦挫败819事件而试图迫使苏联解散时，戈尔巴乔夫都有很好的理由来维持建立在个人独裁基础上苏联体制，比如，维护国家的统一、反对分裂就是一张很好的牌，他完全可以把维护自己个人权力的意图隐藏在这张王牌背后，但是，戈尔巴乔夫选择了放弃权力服从良心。于是，苏联共产党输了，人民赢了。
良心，是官僚体制下获胜的最大障碍。但在戈尔巴乔夫的身上却多少保留了一些，“我从自己的生活中悟出的另一个教训是，对别人心地善良，自己也会得到百倍报偿”。我们很难想象一个在官场中混了30多年的政治人物还有这种传说中的品质。但如果不是良心又是什么呢？马克思的历史决定论在这里是苍白的。恐怕我们不能武断地说，如果不是戈尔巴乔夫，另外一个人也会做他做的事，因为在1989年这个转折关头，并不是所有的国家都采取了服从良心的选择。此时此刻，戈尔巴乔夫的个人素质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这个作用无论怎样高估都不过分。他这样认识暴力：“我生平另一个重要的教训是：作为达到政治目的的手段，暴力是没有用的……那些使用暴力的地方都是两败俱伤。当然，可以把弱的一方的反抗暂时镇压下去，推行自己的意志。但易燃材料早晚会积累起来必将引起爆炸”。
一个有权腐败独裁的人用权力消灭自己的独裁，单单依据良心是不能说服人的。对于一个残酷的政治斗争成长起来的人来说，蔑视暴力是反常的。对我们读者而言，戈尔巴乔夫的选择仅仅靠良心支撑，是可疑的。人物的自传难免隐善扬恶，更何况是以说谎为职业的政治人物。
究竟戈尔巴乔夫为什么要自我消解权力？一种可能性是因为他缺乏对放弃言论控制给共产党政权所带来的灾难性后果缺乏预见性，以为自己有能力掌控局势，可以通过一定程度的开放，帮助党战胜官僚主义，解决长期独裁体制所带来的弊病，从而达到长期统治的目的；另一种可能性就是象他在《回忆录》里声称的那样：“我从许多人那里听到一种意见，说戈尔巴乔夫最大的错误在于他把权力拱手让出去了。这被看做是软弱的表现，是一次非常严重的失败。的确，迄今为止，在所有的价值衡量表上，丧失权力的统治者都是失败者。对于这一点，我有不同看法。我不仅有思想准备，而且实际上我有意识地把事情办成这样，即到了一定的阶段，届时稳定的民主制度已经建立起来，我国的最高权力机构也就可以易手了，从人民选举出来的一部分人手里转交给他们推选的另一部分人手里。实际上，联盟协议签署后我是打算这样移交权力的。”
我们无法确定他的真实意图究竟是什么？但我们能够确定他是苏联有史以来最倾向于民主价值的最高领导人，造成他这种倾向的应该跟他早年所受的教育与关，由于爱好读书，莫斯科大学法律系为他打开了初步的人文视野，他回忆道：“正是莫斯科大学给了我决定生活选择的基本知识和道德力量，正是这里开始了长年累月，对我国历史、它的现在和将来进行重新思考的过程。可以断言，没有这五年就没有政治家戈尔巴乔夫”。显然，他十分看重大学所接受的正规教育，以至于他驳斥一种普遍的说法——社会即大学，在他心中“唯一的大学是莫斯科国立罗蒙诺索夫大学”。我们有理由相信相信，他的民主价值观在这段青春岁月已经初步建立起来。在这期间，作为一个爱读书文科学生，他读到了理工科学生大多不能读到的东西，“我还在大学课堂的时候就领略到了政治的奥妙。当时我读到了亚里斯多德、马基雅维利，孟德斯鸠、洛克、杰弗逊、撤尔尼雪夫斯基的著作。当然，还有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
著作……大学给定的智力高度使我永远避免了自高自大和自以为是。”
一个人在青年时期掌握了较为对称的知识后所形成的价值观，往往会影响其人格走向，乃至于道德的发展。正如法国的路易斯・博洛尔在《政治的罪恶》一书中说：“政治问题正如社会问题一样，首先是一个道德问题。……人的感情因素在政治生活中总是发挥着潜移默化的作用，因此，希望政治生活变得更道德一些是有道理的。人类的理性能够使奴隶制与农奴制消亡，能够使国王的特权与不受制约的无限权力丧失，那么，难道把节制与忠诚、公正与人道这么一点点道德因素引进政治领域就不会获得成功吗？” 戈尔巴乔夫或许就是基于类似的价值观和信念才有可能在官场摸爬滚打几十年而不改变。一旦错过了青年时期，对一个官僚来说，即可能构成终身的精神缺陷，理性几乎得不到真正的发育。这或许是世界各国领导人大多出身文科的缘故。
比较有意思的是，自列宁开始的苏联国家领导人的专业与他们的民主意识构成了某种联系。列宁以校外生的身份通过了圣彼得堡大学法律系的考试。斯大林曾经是神学院学生。赫鲁晓夫毕业于莫斯科工学院，勃列日涅夫读的是冶金学院，安德罗波夫是中专毕业（水运技术学校）毕业生，契尔年科是师范学院毕业生。列宁、戈尔巴乔夫和普京都是读大学法律系的，这三个有一定人文背景的比那些理工科背景或者长期从事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人更为开明。理工科背景固然有务实的倾向，但更有僵化的特点，由于这个领导群体受专业的局限，缺乏对人类文明丰富性、多样性的了解，缺乏对世界历史的把握，必然对世界大势缺乏准确判断，往往以理科思维来解决社会问题。勃列日涅夫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技术官僚，在他统治时期，是苏联军事势力增长最快的时期，各项统计数据大大超过了以往的时代，但同时也是对准苏联的美国导弹最多、最不安全的时期和苏联社会最僵化的时期，而戈尔巴乔夫以后的时代放弃了军备竞赛，是苏联历史上军事实力相对最弱的时代，但美国的导弹已经不再对准前苏联地区，它们都对准了中国。前苏联地区得到了以往花费巨资进行军备竞赛而无法得到的安全。
从赫鲁晓夫时代开始，苏联也曾经进行过改革，但由于工程师出身的领导者缺乏自由主义理念的支撑，改革大多急功近利，体现出实用、肤浅的特点，从而无法深入下去。苏共20大结束了斯大林模式最负面的一个特点——大规模的政治迫害，但保留了这一模式的灵魂——党对权力的垄断。若领导者没有一定的自由主义信念，把世界其他文明和价值作为参照系，就不大可能实施帮助苏联真正摆脱困境的改革。
人文视野，爱读书，能韬光养晦，是戈尔巴乔夫身上体现出素质，是否具有普遍意义，当从中国或者其他类似国家的社会演进中得到印证。
Just another WordPress sit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