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亡作家访谈录
——答中国独立中文作家笔会问
1.什么是流亡作家？
当人们称呼您为流亡作家的时候，你对这种称呼感到习惯吗？
当人们称呼我“黄翔”、“作家”、“流亡作家”时对我都是一样的。我首先强调我只是一个“人”；然后才是一个从事“写作”的人。正如我在最近的一篇长文《在意大利的天空下—文艺复兴故乡精神之旅》中所说：“流亡是个神圣的词语”、“是一种神圣的人生经历和体验”。被放逐的屈原就是流亡者，被驱逐出佛罗伦萨的但丁也是个流亡者，而且都是“政治流亡者”，也是坚守人类的“大政治”—“良知”的诗人。
但我不喜欢纯粹从政治的角度，刻意为自己贴上一个政治标签。
所谓政治流亡既是身体流亡，也是精神流亡。不存在纯精神流亡，如果你不喜欢中国大陆的体制而离开它，这只是你自己的内在选择、是个人的自我放逐。与其说是“流亡”，不如说是“漂泊”。因为你没有外在的压力、不受到驱逐，不需要“亡命”，所以不需要自视或“定位”为“流亡”。而对我个人而言，“政治流亡”只是一种生命表象，它的深层本质是“宇宙生命”的漂泊。我更愿意从这个角度去理解流亡，并超越于“流亡”这一概念所指的一般社会层次和特定的“政治”含义。如果不是真正因“犯罪”而“亡命”，“流亡”更适宜于指社会政治领域的政治反对派或政治活动家；受到“迫害”和“放逐”的诗人，实质上也是流亡，但他在精神上超越于这个层次。诗人和作家的“流亡”的深层意义是“宇宙生命的飘泊”。他们的精神边界大于政治的界定。有宇宙性质的精神包含，却没有宇宙性质的政治指向。而且，就“漂泊”而言，“有国内的漂泊，也有国外的漂泊；有生命内部的漂泊，也有生命外部的漂泊。”这种精神领悟与通常意义的社会政治无缘，纯属精神创造活动领域的“精神领悟者”。
苏联和中国都是专制主义国家，都存在对作家的迫害。在中国，这种迫害，特别是指针对非官方的民间自由写作者或来自社会底层的民间作家的迫害。这种迫害在中国比前苏联更甚、更巧妙、更隐蔹、也更残酷和不易为外界所知。如我一生六次被投入监狱、失去自由，外界都几乎一无所知。在那个非网络的时代，只要消息受到官方严密封锁，一个人就如同沉入黑暗的深渊，见不到天日。所以，我作为一个长期为言论自由而抗争者，每次被以不同的“刑事犯罪”名义投入监狱，个人痛苦的命运和遭遇，从未引起过国际社会的关注。只是第六次在北京被捕关押昌平，才最后总体爆光。所以，冷战结束和苏联解体，并不意味着中国对行使言论自由的作家、主要是民间维权作家迫害的终止。不但如此，现在反而变本加厉。
民间的作家在官方眼里不是“作家”，只是被以各种名义逮捕、判刑的“刑事犯罪分子”。在官方看来所谓“作家”是被官方承认了的人，所以，除非特殊情况，他们一般不会受到迫害，因为官方不会迫害被他们“承认”了的人，他们迫害和杀害的都是“阶级敌人”。如以前被他们杀害的“反革命分子”，其中许多人就是最早的“政治反对派”、“反对党”的组织者和参与者；也是最早的“异议人士”和“维权人士”。官方作家被迫害至惨的有胡风，他的悲剧是双重的，既有外在的迫害、也有内在的“合谋”。他在狱中仍然对把他打入黑牢的毛主席寄托希望，“念念不忘毛主席”为他澄清冤案。“六四”时期叛离体制、被迫逃亡国内和流亡国外的作家有郑义，在前体制内作家中，属特例。
2.您是怎么走上流亡之路的？
希望您能向读者讲讲您是怎样离开中国的，您为什么选择流亡？
不少流亡作家刚开始踏上流亡之路时，常做过这样的梦，在梦里，他们回不到中国了，
1958年我开始发表作品；1959年我被第一次正式投入监狱，并从作家协会贵州分会除名，从此作品禁止发表。1978年我和我的朋友们公开创办全国第一个民间社团“启蒙社”，并创办全国第一份公开发行的自由民刊《启蒙》。这就是民主墙运动的开始，我为此入狱，这是我一生中六次受到监禁中的第三次。中央曾为此秘密下文：“不准发表黄翔作品，扩大他的影响。”所以，最后离开中国前我的作品被封杀四十余年。
1993年，我第一次应邀访美。回国后，1994年又被迫害入狱。释放后迫害并未终止，官方莫名其妙指我“负有美国人权使命、在美国遥控指挥‘反革命集团’并为该集团幕后策划者。”在我离开中国前，我的名字已上了起诉书，因为我是“幕后策划者”、又“负有美帝国主义的人权使命”，是“严重刑事罪犯”，所以立案者奉命内定欲重判我十五年。其中“首犯”是比我年青的朋友陈西，他曾宣称贵州民主运动要在全国领先、公开表示要向我学习。在我离开中国后，这位一腔热血、一身正气的朋友竟被重判十年徒刑，当时我已被迫流亡国外，闻讯不禁怆然泪下！我们最近才通第一次电话，他告诉我，今年才刑满出狱。我之所以能够离开中国、流亡美国，因当时中国正申办奥运，我是他们手中的一张“人质”牌。当时在中国人权的联系下，我的问题受到美国国务院的关注，后经由美国出版者协会主席威尔·施瓦布个人名义邀请下，我于1997年再次离开中国。
流亡不是我的选择，对我来讲是无奈，我并不想离开中国。我从离开中国的第一个瞬间起，就开始怀念中国。所以，我第二次离开中国后，在美国写的第一首诗是《逃避逃亡》，以后又写有《中国之恋》等。中国对我而言不等同于党国。但是我不离开，我已经先后失去了十余年的自由，如果再重判一次，我一生都在狱中度过了。这就是不堪回首的专制制度的罪恶！这种罪恶并不会因苏联解体而终止！
我没有做过“回不了中国”的梦，也没有做过“再也离不开中国”的梦。但我无时不怀念中国，中国也无时不在我的心中。离开中国是我心灵的创伤，我并没有特别的解脱感。
但是，西方世界的自由，无论对我的肉体还是精神，都是至关重要的。我的作品不可能受到专制政治的接纳，他们容忍不了自由的精神生命和精神生命的自由。他们只能容纳“超越政治”的“纯文学”的“朦胧诗”。事实上“朦胧诗”本身从一开始就是“专制的产物”。数十年后的今天，这一历史档案终于被新一代作家和学者王怡们打开，并作出最初的历史剖析和解密（可参阅我的《在意大利的天空下—文艺复兴故乡精神之旅》一文中的“呼唤全球新的文化复兴”一节）。我不离开中国我的作品终生封杀、终生禁止出版。作为一个公民，我等于没有公民权；作为一个作家，我等于不存在。而现在许多人仍然还在重复着我曾经经历的命运，他们同样无从“纯文学”、无从“超越政治”，而将自身独立的精神创造作巧妙的置换、而能为“专制政治”所接受。他们不作出依附专制“小政治”的选择，而维护和坚守的是人类的普世价值，仅管为此必须面对的是新一轮的迫害、扼杀和湮灭！
3.流亡作家和海外作家的关系
您怎么看待大陆作家？包括体制内的作家与异议作家，您和他们有什么差异？
文化是多元的，作家是不同的。大陆作家和海外作家比较，有的人是很有才华的，写作水平也较高，从文学创作的角度讲，总体上比海外强。但他们的创作限于环境制约，作品中普遍缺少生命自由精神，看不见专制社会环境中的“真实的中国”。至今未出现一个挑战体制的人、一部挑战体制的作品。作家应是“人”的作家、不是“党”的作家；文化也如此。中国应有一场真正的文化复兴，它正在呼唤巨人、也理应产生一批足以进入世界文学殿堂的新世纪的文学巨匠。海外作家同大陆作家比较，一般来说，作品更具自由精神和普世性，这是总体比较而不是就个体而言。我个人如果同海外作家或异议作家比较，其差异也许就是：写作既关注社会，但不停留和局限于当下；既关注政治，但政治对我而言，既不是执政党的立场、也不局限于反对党的立场，而是超越于两者之上的人类良知的体现。写作就是面对全部广阔的人生，包括人类全部历史和现实。文体不人为设限，打破各种形式的边界，形成一种混合文风。而对于诗歌而言就是一种综合文字、朗诵、书法、音乐和绘画的“立体艺术”或“立体写作”。如我的“房子诗歌”、“爵士乐”和“摇滚乐”诗歌、“雕塑的诗歌”和“行走的诗歌”，有的已经在美国匹兹堡和意大利威尼斯实验、作现场表演。对于我，诗人既是文字书写者、也是肢体语言的阐释者和行为艺术家。
4.流亡者的处境
您能谈谈您目前的处境吗？您在流亡中，您主要的困境是什么？
我来到自由世界，享有了精神表达的自由，也享有了表现人类良知这一“大政治”和不依附、不认同专制“小政治”的真正的“超越”的自由！我的作品先后得以全部见到天日，现共出版各种形式的中外文文学作品共二十部左右，其中包括我的百万字长篇。今年内我计划出版我的“梦巢”系列新著两至三部，现已出版一部。我现为美国匹兹堡驻市作家，明年元月起，我应邀在匹兹堡大学英语系（由他们配备翻译或由我夫人雨兰担任英译）开课讲授以我自己和当代自由文学以及现代文学史为主体的中国文学。所以，今天我的“故乡”和“家园”，已超越了地理空间，它主要指人类“心灵”和“精神”的辽阔空间。仅管如此，我仍然对中国满怀眷恋。
我出生于中国大陆，在那儿度过了漫长的岁月。我现在西方世界坚持用母语写作，朗诵中国诗歌、表演我的“诗歌书法”，以此弘扬东方文化，促进东、西方文化相互沟通和交流。我发现，我现在美国所拥有的，正是我在自己祖国失去的。至今我的作品在中国大陆仍处于封杀状况、不能与同时代人见面，这就是我作为一个中国人的困惑。我的得与失均在此。
5.流亡是一种特殊的处境，它对您写作有什么影响？
流亡使您的写作发生了什么变化？您在异域是否感到了文化的间隔和冲突？
流亡使写作枯竭、也使写作旺盛，这也许因每个人的人生积累、底气或后劲而异。对我而言，流亡海外使我拓展了写作题材、形式或方式，扩大了精神视野。它最主要的变化就是从一片“红色的大陆”来到了“蓝色的星球上”。东、西方文化思维、观念乃至语言表现各自相异，但我以自己的方式寻求融入，却不因此丢失而是仍然保留自己原有的特色。因为我的交流是文化性质的，主要形式是诗歌朗诵和诗歌书法，两者都带有我的独特的表演性，仅管因不同语言的间隔需要经过翻译，但东方艺术和肢体语言的表达，仍然为我的听众或观众理解和认同，并受到热情欢迎。在匹兹堡和威尼斯都获得异乎寻常的成功。中国人在海外，早期多为开饭馆、属推销中国“饮食文化”；继而是拉二胡、弹琵琶，属引进和传播中国民间的“民乐文化”；而我个人综合诗歌朗诵、音响艺术和现代书法等，以“立体艺术”或“立体写作”方式面对西方公众，可划入东方现代“精神文化”范围。我在这方面的尝试有“房子诗歌”、“爵士乐诗歌”、“摇滚诗歌”、“行走诗歌”等，目的是在前人之后进一步深化东方文化底蕴、体现中国当代文化的自由精神，力求让诗歌走出一方书桌、走出小沙龙、课堂和传统的书斋，从单一的平面书写延伸到现代形式的立体书写。使诗歌作为一种文化，既带有行为性，也带有表演性，从而在更大程度上拓宽诗歌艺术的表现自由。
诗歌中的“自由精神”在当代中国是绝迹的，至今受到极权体制的封杀，也同时受到依附于专制者的“新生政治花瓶”、“老套文化犬儒”和持“伪民间立场者”的共同联手遮蔽和消解。这批人的总体精神特征就是依附现存体制，其中似乎也不乏玩弄社会批评“造型”者，但这类人的本质只是“小骂大帮忙”。他们持维护官方的“体制内”立场，协同官方排斥真正来自民间并深受社会底层认同的体制外力量。官方不喜欢的，他们也表示不喜欢；官方鼓吹和认同什么，他们也配合鼓吹和认同什么。出于迎合执政者和实现个人终极政治功利目的的需要，他们对充满自由生命精神、揭示社会体制本质并为此付出惨重代价的“民主墙”自由精神运动及其历史真象也故意错误导向、不惜人为歪曲和诋毁！这不仅暴露了他们无耻的政治奴仆心态及其功利追逐与选择，也同时暴露了他们的思想品性和精神资源的实质和来处，因为他们正是在那个专制社会体制内，从小就被洗脑并喝“专制”的狼血虎奶成长起来的！而我所要做的并且始终为之坚守和维护的，正是人类的精神自由、大宇宙个体生命的自由，也是当代中国诗歌精神中所匮乏的自由！这种弥足珍贵的“自由”不仅应属于中国大陆二十一世纪的新一代人，也应使当代中国新的自由人文精神在西方世界得以弘扬、并能动地与西方文化相互产生碰撞与交融。这一精神目标与追求，在异国它乡得到人们宽宏接受与容纳、并受到理解和认同。为此，美国人先后两次为我拍有不同的专题纪录片，包括电影和电视。我最近以中文新写的书，英文大报也用了近两个版面发表译文向公众介绍。我不以为这里纯粹是什么“政治”原因，这只是政客的狭隘心胸和揣测，或者极端民族主义者的偏执与陋见。我所了解的一般美国民众，无论政治或宗教都不持极端立场，而持不同国家和民族文化多元兼容态度。他们关注和喜爱的是与他们相异的文化，西方有不少人对东方人文满怀热情，使我感到一种潜在的中国热，包括意大利也如此。这是一种生命热爱，而不是一种社会立场。西方人并不把我这个对中国始终怀有眷恋者，视为他们生活中的“局外人”；也不把我这个无奈被迫离乡背井的人，定格于一个“政治”动物，我在他们眼中是诗人、也是艺术家。他们对一个人的关注，是出于对“人”存在的生命价值和权利的关注，没有人要求我站在广场上去振臂高呼：“打倒！”而媒体对我的专题采访的通栏标题的名称是：“写作的权利”。这个“权利”正是我至今被人剥夺而几近一生丧失殆尽的！
6. 汉语写作与世界文化的关系
从世界文化范畴，您怎样看待汉语和汉语写作？
中文本身就是一个大的语种。东方思维形式包罗万象，它的形而上的抽象思维是绝妙的、对于习惯于具体思维的民族是很难抵达的，特别是诗学领域。中国语言、文字和汉语写作，理应视为一种独特而巨大的文化现象的存在；并应成为世界文化的一个重要或主要组成部分之一。中国现代专制政治却应进人类现代文明“学前班”，它是中国现代人文发展的主要障碍，也是自由文明的死敌。
7.请您谈谈您在流亡中的写作？
您写了什么作品？
来美国以后，我已整理和出版我长期被湮灭的三百多万字的幸存作品，这些作品包括了各种形式。民主墙时期我的早期作品除英译外，尚有法、英、汉文本。近年翻译出版的有我的一部各个时期的诗歌选集的英文版和日文版。我也写有大量新作。今年已经出版的有《匹兹堡梦巢随笔》。现在正写作的是《在意大利的天空下—文艺复兴故乡精神之旅》，准备收入我的即将出版的“梦巢系列”中的一部《蓝色星球上》。我计划整理和写作的还有“女性系列”、《智慧之书》、《黄翔诗歌书法艺术》。
美国人很喜欢我的诗、包括我的朗诵。有兴趣的读者可找来读一读我的《匹兹堡梦巢随笔》，这本书是中、美文化交流的不同场景的真实记录。我的百万字长篇《自由之血—天空下的一个人和一个人的天空》，这部书分上下卷，读者包括关注当代中国文学的美国人在内，反应和评价都很好。文学本质上同权势是否认同无关，也同媒体的人为炒作无关。好的作品也与商业无缘，读者少而精。我的第一部《梦巢随笔》，是在台湾出版的，写的是贵州高原灵山秀水和四季风物的变化，凡读过的人都表示喜欢，曾有一个女孩子一个人买过十几本，当礼物送人。今年在匹兹堡大学召开的中太平洋地区亚洲研究协会年会上，设有“黄翔专题研讨会”，与会学者对我的作品、特别是“梦巢”，表现了极大的兴趣，并分别提交了不同论题的论文。但我以为，文学本质上是寂寞的，而诗化的心灵是孤独的，为此，我呼唤更多的知音。
8.有关回大陆的想法
中国发生了许多变化，一些流亡作家已经回归大陆，在大陆出版著作，您对此怎样看待
我不知道中国究竟发生了多大变化，我唯有塞满脑子的对它往昔的记忆。在中国出版著作是好事；出版“依附专制”的精神产品是耻辱。我无时不怀念并想重返故园，但中国大陆对我是个未知数。是否“回归”不取决于我内心的呼唤，但愿它不再是一个“士兵在我的诗行里巡逻”的警察国家。
9、大陆最值得您怀念的是什么？
至爱亲朋？地下文学沙龙？乃至乡音，美食，一条街道上的独特气味？
贵州高原上文化大革命中出现在贵阳哑默家旧式庭院中的地下文学沙龙：
“野 鸭 沙 龙”
10、作为一名流亡作家，您最想对未来的大陆作家说的话是什么？
我想对他们说：“但愿你们不再重复我的命运；如果命运注定要重复，那也决不放弃‘自由写作的坚守’和抗争！”
2005年12月8日最后定稿